行政听证程序的意义 （一）从理论角度看行政听证程序的意义。人们经常将权利分为两种：公权和私权。行政权显然是属于公权的一种。狄骥说过“不存在一种因国家权利存在而不同于私权的所谓公法精神，法只有一种精神，那就是公平精神。”而在法律体系中，维系这种公平精神，平衡公权力与私权利的法律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实体法，另一类是程序法。实体法用以规范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程序法则使这种权利义务关系得以实施。一个国家即使实体法律再健全，没有严格的程序予以保障也等于零。前些年，与西方国家重视法律程序的现象相比照，我国的法学家在考察法制建设时，过多地强调令行禁止，侧重于法的实体性方面，而对于在现代法制中理应占据重要地位的法律程序却缺乏应有的关注与理解。[2] 因此，行政听证程序制度的设立，使行政相对人的权益免受侵犯。同时，也保障了行政管理目标的实现。将行政主体纳入相对人监督的范围内，以防止行政专权和武断。最大限度的限制了行政主体公权力的滥用，在公权利与私权利之间找到了一个最佳平衡点。 （二）从经济学角度看行政听证程序的意义：产权经济学家科斯认为, 生产者的目标就是试图节省交易费用，以最低的成本换取最大的利润。同样，在行政法领域仍然存在着成本问题，即行政效率。行政法之所以产生，从经济学角度讲，可以归因于理性配置社会资源。[3]行政活动的效率取决于各种因素：行政行为方式的选择、环节的合理安排、过程的科学组合。最重要的当属程序的设置。表面上看，行政听证程序的设置非但没有减少成本，反而增加了行政机关的负担。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秩序是协商而定的，而非通过服从赢得。”[4]一项行政决定对一部分人利益的剥夺，必须得到相对人的理解和认可，使相对人在程序完成之后，能够情愿地服从决定。行政听证程序在行政机关违法案件调查承办人员和相对人的参加下，由行政机关对其决定的依据进行举证，当事人质证。通过双方举证责任的合理分担和当事人对其意见的陈述、申辩，进一步核实证据，查清事实。这样，相对人可能了解到一些此前自己并不清楚的事项，对整个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合理性有了更清楚的认识。当相对人认识到自己确实违反了相关行政法律规定时，便可能放弃行政复议或诉讼，这并非意味着对相对人权利的限制，而是在保留了当事人原有的行政救济权利的同时，大大提高了行政效率。同时，由于行政机关在做出最终行政决定之前，通过听证程序进一步查清事实，对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进行事前救济，将相对人权益的保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也尽可能地避免了因违法行政而导致国家赔偿造成的不必要的成本增加。也就是通过提前支付较少的交易成本，置换更大的因违法行政而耗费的交易成本，同时，有效的推动了行政管理目标的实现，有助于行政预期的增值。 （三）行政法律体系的角度看行政听证的意义。整个行政法律制度大致可分为四类：行政许可制度、行政处罚制度、行政强制制度和行政程序制度。其中行政程序制度可分为行政立法程序、行政机关做出具体行政行为的程序和对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程序。行政立法程序主要由《立法法》规定；司法审查程序主要由《行政诉讼法》加以调整，而对中间的一部分具体行政行为程序的规定我国尚不健全。行政听证程序无疑是行政程序制度的核心部分，是行政程序公开原则的具体体现。行政公开原则一般要求：（1）事前公开：即行政机关事前要公布有关的行政法规、规章以约束相对人的行为；（2）事中公开：主要就是指行政处理活动中采用的听证程序和资信（情报）公开程序；（3）事后公开：即行政决定要向相对人和社会公众公开。由此可见，行政听证程序是行政程序制度中必不可少的一环，行政听证程序的缺漏必将导致整个行政法律体系的重大破坏。 （四）从我国依法治国的角度看行政听证程序的意义。在我国依法治国的方略中，依法行政是核心。如果抽去依法行政的内容，依法治国就会变的空洞和残缺。有法可依固然重要，但现代法治国家，行政相对人的权益之所以能受到一定程度的保障，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程序法治。如果一个国家出现了“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就应当认真审视其程序法治是否健全。听证是程序民主化的产物，在没有设立行政听证程序之前，大部分行政处罚决定都是在行政机关调查之后直接做出，加之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固有的局限性，很容易导致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暗箱操作”，腐败得以滋生。通过行政听证程序，行政过程的公开性、透明度得以增加。在有效地保障相对人权益的同时，政府的声誉也得到提高，在行政主体与相对人之间架构起一个双方能够沟通与合作、引导与接受的空间。更重要的是在依法治国的进程中，公民和行政执法人员的法律意识得到了加强。 涉及经济社会发展、政府投资和规划、重大建设项目等与国家和人民群众利益相关的决策事项，行政机关作出决定前应当经过听取公众意见、专家论证、公开听证和合法性论证等程序
1、公权力是人类共同体（国家、社团、国际组织等）为生产、分配和提供“公共物品”而对共同体成员进行组织、指挥、管理，对共同体事务进行决策、立法和执行、实施决策、立法的权力。2、主体是括号中的三个。
公权力的定义分为广义及狭义两种：1、广义指的是公机关所拥有，片面决定改变相对机关或相对私人权利义务的力量。例如拥有许可执照或强制驱离的权力。2、狭义公权力基本架构与广义相同，区分在于狭义公权力力量之行使针对于相对机关或相对私人不利益之时，也就是如果造成私人或相对机关负担侵害的公权力力量之行使，才称为狭义公权力。公权力的主体包括：人类共同体(国家、社团、国际组织等)为生产、分配和供给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制度、安全、秩序、社会基础设施等)，促进、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而对共同体成员进行组织、指挥、管理，对共同体事务进行决策、立法和执行的权力。拓展资料：公权力是为维护和增进公益而设的权力。它来源于私权力，是私权力实现的手段与保障。公权力有利于保障个人权利的实现和促进社会的文明与进步；另一方面，公权力也具有其内在局限和异化特质。公权力的相对为公权利；也就是公机关公权力之施与对象，在受力之时，得为自己主张一定利益的法律上之权利，称为公权利。此公权利如源于公权力行使造成之侵害时，则称为防御性公权利。
公民与法2014年3月23日播出的{致命的约会}这个案件有了新的进展，死者的父亲把死者当时抢救的医院{长治市和平医院}搞上了法庭。希望有关部门能够关注一下，给死者家属一个满意的结答复。
我觉得是认可的，能在杂志封底多次刊出就是最有力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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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别公民与法了，全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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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到起点中文网之类的网站，刚开始没有的，但是等你成名后，就会有人主动要和你签合约的
北京西三环北路105号首都师范大学科原大厦4层《法律与生活》杂志社 电话：随时准备“抢”到写一篇稿件的差事，以获取稿费和名声。一个无情的事实摆在面前：昔日身为记者的刘伟亚，今日是一名囚徒。 一个当年在揭露“神医”胡万林之时，被打断多根肋骨的铁血记者为何也陷入了“门”？ 按照刘伟亚在信中的说法：“2000年入京谋生，初在××日报聘职，目睹各种名目的‘走穴’和‘创收’怪象，多年积累的‘美好理想’及对人‘圣洁’之信念几乎被击灭，不甘于长期目睹的痛苦，转做教育媒体……” 后来，做教育媒体让他陷入经济危机。在此背景下，他受人之托并收人钱财却无法让一个考生升入某著名学府，就此卷入一起案，领了有期徒刑11年。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刘伟亚这封信缘起他的一位名叫李凌的狱友。李凌当年从郑州来京城做打工记者，最终因敲诈身陷囹圄。他因欲向本刊“情动高墙”栏目投稿而来信，记者的回信被李凌拿给在狱外就熟悉的刘伟亚传阅。于是，在李凌一事渐渐淡出视线之时，刘伟亚那封来自同一座监狱的信，再度使记者陷入震撼之中。 在两封信中，李凌和刘伟亚不约而同地用了“无颜之至”一词，称受到刑事处罚一事在“自己的人生和心灵上留下了挥之不去的阴影和难以抹杀的污点”，从记者到囚徒的身份变迁“成为一道难跨的‘沟坎’”。 当年的郑州记者群落中，有几人于两年多以前远走传媒业并不发达的浙江。 “特别孤独，时常感觉自己就像孤魂野鬼。”漂泊多年，孤独成了他们最害怕的感觉。 在有许多千万富翁他们也有更多打工者的浙江，在多数同事都是当地人的报社，他们孤独地工作着，孤独地生活着。 虽然工作比较稳定，“赚钱也多”，但是在那个同业竞争并不激烈的城市，他们总是觉得缺少些什么。 记者手记：许多好男儿为了新闻理想远走他乡。他们充满漂泊感的人生，让记者有了另一个名字——漂泊者。 漂泊之中，一些人实现了人生腾越，多数人成为“打工记者”。由于有的媒体并未给他们提供各种保障，甚至不发工资……保障问题遭遇自身欲望时，一些记者甚至如刘伟亚那样的名记者堕落了。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2008年3月上半月刊))
《法制与社会》（旬刊）杂志由云南省法学会主办，云南省司法厅主管，是一本集科学性、思想性、理论性为一体的综合期刊。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全文收录期刊，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来源期刊，中国期刊网全文收录期刊。国内刊号：CN53-1095/D 国际刊号：ISSN1009-0592 《法制与社会》杂志主要栏目：法制纵横、经济与法、法制园地、法学研究、政法论坛、管理视野、学术前沿、理论新探、文化教育等。是一份涵盖政治、法制、经济、社会等领域的综合性期刊。欢迎大家踊跃投稿。投稿邮箱：法制与社会网址：期刊名称: 法制与社会 刊期: 旬刊 主管部门: 云南省司法厅 主办单位: 云南省法学会 总编: 李健 刊社地址: 云南省昆明市西昌路26号云南省司法大楼8楼 邮政编码: 650228 电话: 0871-6226992 0871-6226942 E-mail: 网址: 国内统一刊号: CN53-1095/D 国际标准刊号: ISSN1009-05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