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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7月15月，恽代英的文章《结婚问题之研究》发表于《东方杂志》，恽代英力主男女婚姻自主。文中说，结婚主权，仍应属于结婚之男女自身，此理由极简单。吾以为欲为男女自身主婚，当使欲结婚男女，具有关于结婚之知识，即于男女各中学加结婚学为一种必修学科，或另设研究结婚学之速成学校。此议闻者必将大笑，然此实一种严重之问题，初无可笑。如认结婚为一种人生重要之事，此学科与学校必须设立。今之少年有以结婚为乐者，亦有以为若者，实则皆未知结婚之真谛者也。如能为之讲结婚学，使之知结婚之真谛，彼自不至漫以为乐，而堕于恋爱之迷途;亦自不至漫以为苦，而走入独身之极端。有人说，在未婚少年男女之前，讲结婚学不妥。结婚非暧昧之事，何为不可为少年男女讲之?以吾国现时社会风习言之若骤加此课，男生或以为游戏，女生又或腼腆不欲听讲;然彼等果知其重要，自当渐引起其注意。故在未婚之少年男女之前讲结婚学，无不妥可言。1933年1月，《东方杂志》第30卷第1号出版新年的梦想特刊。登载160余件该刊1932年11月1日至12月5日向社会征集梦想未来中国和个人生活的应征稿。应征者有政府官员、社会知名人士和一般读者。诸如楼适夷、徐悲鸿、巴金、郁达夫、谢六逸、老舍、胡秋原、金仲华、钱君、严灵峰、周谷城、俞平伯、章乃器、周予同、顾颉刚、施蛰存、周作人、马相伯、林语堂、夏丐尊等。 中央监察委员柳亚子梦想中的未来世界是个社会主义大同世界，一切平等、一切自由，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杨杏佛认为，未来中国应当是一个物质与精神并重的大同社会。叶圣陶希望未来的中国人人有饭吃，个个有工做;所吃的饭绝不是什么人的膏血，所做的工作绝不为充塞一个两个人的大肚皮。 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主任陈翰笙认为，未来中国可能有三种局面:一、是完全沦为殖民地;二、是沿海成为共管区和属地;三、是完全独立。他希望第三种局面快快成功。《 生活》周刊主编邹韬奋梦想着一个共劳共享的平等社会。茅盾认为梦想是危险的，我只努力认识现实。在这年头存在梦想的人，若非冷静到没有气，便难免自杀。燕京大学郑振铎认为:我们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个人为群众而生存，群众为个人而生存。
1904年3月，《东方杂志》由商务印书馆创办，为我国期刊史上首屈一指的大型综合性杂志。初为月刊，后改半月刊，至1948年12月停刊，共出四十四卷。它忠实地记录了历史风云变迁，是名人发表作品的园地。梁启超、蔡元培、严复、鲁迅、陈独秀等著名思想家、作家都在该刊发表过文章，杜亚泉、胡愈之等出任过其主编。于1999复刊，复刊后的《东方杂志》改名为《今日东方》。
也不知道对不对 反正也是SMART的图图 U-XI< 注意查收
1917年7月15月，恽代英的文章《结婚问题之研究》发表于《东方杂志》，恽代英力主男女婚姻自主。文中说，结婚主权，仍应属于结婚之男女自身，此理由极简单。吾以为欲为男女自身主婚，当使欲结婚男女，具有关于结婚之知识，即于男女各中学加结婚学为一种必修学科，或另设研究结婚学之速成学校。此议闻者必将大笑，然此实一种严重之问题，初无可笑。如认结婚为一种人生重要之事，此学科与学校必须设立。今之少年有以结婚为乐者，亦有以为若者，实则皆未知结婚之真谛者也。如能为之讲结婚学，使之知结婚之真谛，彼自不至漫以为乐，而堕于恋爱之迷途;亦自不至漫以为苦，而走入独身之极端。有人说，在未婚少年男女之前，讲结婚学不妥。结婚非暧昧之事，何为不可为少年男女讲之?以吾国现时社会风习言之若骤加此课，男生或以为游戏，女生又或腼腆不欲听讲;然彼等果知其重要，自当渐引起其注意。故在未婚之少年男女之前讲结婚学，无不妥可言。1933年1月，《东方杂志》第30卷第1号出版新年的梦想特刊。登载160余件该刊1932年11月1日至12月5日向社会征集梦想未来中国和个人生活的应征稿。应征者有政府官员、社会知名人士和一般读者。诸如楼适夷、徐悲鸿、巴金、郁达夫、谢六逸、老舍、胡秋原、金仲华、钱君、严灵峰、周谷城、俞平伯、章乃器、周予同、顾颉刚、施蛰存、周作人、马相伯、林语堂、夏丐尊等。 中央监察委员柳亚子梦想中的未来世界是个社会主义大同世界，一切平等、一切自由，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杨杏佛认为，未来中国应当是一个物质与精神并重的大同社会。叶圣陶希望未来的中国人人有饭吃，个个有工做;所吃的饭绝不是什么人的膏血，所做的工作绝不为充塞一个两个人的大肚皮。 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主任陈翰笙认为，未来中国可能有三种局面:一、是完全沦为殖民地;二、是沿海成为共管区和属地;三、是完全独立。他希望第三种局面快快成功。《 生活》周刊主编邹韬奋梦想着一个共劳共享的平等社会。茅盾认为梦想是危险的，我只努力认识现实。在这年头存在梦想的人，若非冷静到没有气，便难免自杀。燕京大学郑振铎认为:我们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个人为群众而生存，群众为个人而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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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上古时已有吴姓。一是舜的后代有封在虞的，因"虞"与"吴"音相近，故舜后有吴姓。一是颛顼帝时有吴权，其后亦有吴氏。一是少康帝时有神箭手吴贺，其后有吴姓。2、出自姬姓，以国为氏，是黄帝轩辕氏的直系后裔。商时，黄帝的12世孙古公亶父（周太王）建立了周部落。太王有三子，其中小儿子季历颇有才干，生子姬昌，姬昌出世时，有圣瑞出现，所以太王就属意姬昌接位。太王的大儿子太伯和二儿子仲雍知道了父王的意思是先传位给季历，再传位给姬昌，就决定自动让贤，便一起南下荆蛮（周人敌视楚国的称呼）。太伯和仲雍给当时比较落后的江南带去了中原先进的文化，被当地土著推举为君长，号称句吴。太伯死后，由仲雍继位。周武王（姬昌为文王，其子姬发为武王）灭商后，仲雍的3世孙周章为诸侯，国号改称吴，并追封太伯为吴伯。至仲雍的第19世孙寿梦称王，建都今江苏吴县。寿梦的第四子季扎本该继承王位，但他避而不受，逃到延陵以耕田为生。此后吴王寿梦的后裔分为两支：一支在政治上发展，出现了吴王阖闾，吴王夫差等著名国君；另一支则是季扎及其后裔独立发展，人丁繁衍众多，构成了当今吴姓的绝大部分。吴国被越国所灭后，其子孙便以国为氏，称吴氏。二吴姓是当今中国大陆第九大姓，在百家姓中排行第六。根据户籍管理部门的“全国公民身份信息系统”（NCIIS），吴姓也是第十大姓。根据1977年中国史学家李栋明，在《东方杂志》发表的一篇有关“姓”的论文上指出，吴姓是全球华人十大姓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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糕许了一个愿,张阿姨问他许了 什么愿,他笑着说：“我希望这里的小朋友都能摆脱病魔,能到学校上课去”多么善良的孩子,可他年 纪小小就要和病魔抗战,老天为何要这么残忍,他年纪是这么小,却有一颗善良的心,可为什么不能摆脱 病魔?虽然他并没有做惊天动地的事,可为什么催人泪下?因为他的那番话,他本身是一个病人,承受病 痛的折磨,可他还想着别人,希望那些小朋友也可以去上学着为他人着想的品质是否值得我们学习? 其实,爱就在我们周围,像同学们捐款帮助民工子弟学校上午学生,这就是爱；
期刊名称：东方药膳，主管单位：，主办单位：湖南中医学院，主编：谭兴贵，地址：湖南长沙市韶山中路113号，邮政编码：410007，国际标准刊号：ISSN 1671-3591，国内统一刊号：CN 43-1461/R，邮发代号：42-148，单价：5，定价：42，刊期：月刊，创刊日期：，开数：16开发表其它同级别同类型期刊，可用于中高级职称评定，给你推荐一个网站：奔驰发表网，邮箱：，我已拿到刊物，并顺利晋级，谢谢他们!!!
具体的： 社会生活的变化 清末民初，经过辛亥革命的冲击，中国社会风尚急剧变化。最大的变化是剪去了发辫。清朝强迫汉族男子束发留辫，晚清的进步人士把辫子视为民族的耻辱。武昌起义后，革命党人动员群众剪除发辫。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发布法令，要求人们剪辫易服。其次是服饰变化。封建社会，以服饰区分人们的身份地位。辛亥革命后，千百年来以衣冠“昭名分、辨等威”的作法被社会废弃，于是人们的服装样式开始多样化。当时人们对沿袭已久的缠足之俗进行了严厉批评，出现了不缠足运动，各种不缠足团体和禁缠足宣传，遍及全国。1912年3月13日，南京临时政府颁布《劝禁缠足文》，对改变缠足陋习起到重要作用。南京临时政府还发布了《严禁鸦片通令》，严厉禁烟。 清末民初的女性 清末的中国社会众生相 服饰变化与衣冠之治的解体 从习俗和观念的变化看中国近代社会 清末民初，中国社会出现了鼎新革故的社会潮流，社会风尚新旧并存，而革命新潮流涉及领域广泛、气势之大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崭新的气象。 清末民初外国人在中国的活动 思想观念的更新 南京临时政府发布法律，要求民众革除前清腐朽生活习俗，革新礼仪称谓，废除叩拜、作揖、请安、打千、拱手等旧式礼节，改行鞠躬、脱帽、握手、鼓掌等礼节。婚丧礼节也改为新式，废除旧式婚丧的各种落后礼俗。人们的称谓，不再使用“大人、老爷”，一律以“先生”、“女士”、“君”相称。传统观念逐渐被新观念代替，认识到封建君权、神权、族权、夫权是对个人人格的摧残，提倡西方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力求打破封建枷锁，给人民平等权利和地位。 晚清帝国的“市民社会”问题 南京临时政府以法律的形式，给各种职业的人们以平等的公民身份和权利，取缔买卖人口及卖身契约。当时全国反对卖淫纳妾，要求实行一夫一妻制，要求有财产独立权，个人自立，不苛待佣工等。各种以人道主义、解放人权为宗旨的社会团体纷纷建立，辛亥革命打破了禁锢人的个性发展的封建枷锁。这时，人们开始对国事政事发生兴趣，各种集会、结社、选举活动得到广泛发展。知识妇女也开始投身于政治。 当时人们重视工商业的作用，认为办实业是救国的重要手段。人们打破了传统的四民观念，为发展实业殚心竭虑，投资设厂，各地出现工商业大发展趋势。 清末的工商金融 民初，新学大倡，学生选择专业，考虑其实用价值及利益，法政科招生，成千上百人报考，传统的作诗填词、习经读史、心学理学，不再受人重视。社会上也出现了追求奢侈浮华的风气，社会各类消费性行业得到发展，对封建社会传统道德伦理观念进行冲击。与此同时，中国固有的学术也发生了显著变化。 清末学术观的变革 晚清学术分科观念及方案 学术史：清末民初的显学 王国维：国学与西学 晚清国学大师王国维 敦煌藏经洞的发现与敦煌学的发展 文学艺术的繁荣 清末民初出现了揭露社会腐朽黑暗的“谴责小说”，如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和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揭露了清朝各级官吏、衙门的腐朽黑暗。还出现了一些反映革命的小说，如《广州乱事记》、《新汉演义》、《血泪黄花》，描写了黄花岗起义和武昌起义。 知识分子积极研究和宣传欧美的思想和文化，出现了许多译著，如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约翰·穆勒的《自由原理》等，从中吸取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西方近代政治方案，作为反对封建专制的思想武器。文艺作品也被大量翻译，莎士比亚、狄更斯、巴尔扎克的作品，陆续翻译出版。最著名的翻译家是林纾，他根据别人口译，把外国作品翻译成中国的古文。 晚清文化、文学与现代性 莎士比亚全集 狄更斯作品选 巴尔扎克作品选 此外，出现了现代话剧和新式音乐，当时“学堂乐歌”的创作大为盛行，出版了不少课堂歌曲的教材。在美术方面，涌现出一大批具有新思想、掌握新技巧、勇于创新的画家。如李叔同、吴昌硕、高剑父、刘海粟等。蔡元培则第一次提出了必须对国民进行美术教育。 新闻出版业的进步 清末民初，西学得到很大发展，加上新印刷技术的普遍使用，新闻出版业步入新的发展时期。1897年，夏瑞芳、鲍咸恩等人联合创建上海商务印书馆，开始时只有印刷所，后成为集编辑、印刷、发行为一体的综合性出版企业。1921年1月，陆费逵、戴克敦、陈协恭、沈知方等人创办中华书局。它集编辑、印刷、发行为一身，是民国初年影响极大的近代出版企业。民营出版发行业的发展，很快就超过了教会和官办的出版机构。 革命派在活动期间，也促进了出版活动。如1902年陈范创办《苏报》，聘请章太炎任主笔，发表了大量批判封建专制制度的文章。1905年，孙中山在日本东京创刊《民报》，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据推算，当时全国的各种报刊杂志有1000余种。中国近代新闻出版事业的兴起和发展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变化分不开。 清末民初的中国文化情形（图片） 近代教育的发展 清朝末年开始建立新的教育体制。1903年清朝廷颁布《奏定学堂章程》，规定了在全国范围内实际推行的学制，称为“癸卯学制”，奠定了中国近代教育制度的基础。章程颁布后，各类学堂迅速发展，到1909年，全国各类小学已达5万多所，高等学校123所。在创办新式学堂的同时，清朝廷还先后派遣青年学生和官员出国留学，民间也大量出现自费留学生。留学生在在国外大大开阔了眼界，接受了新知识，成为中国社会中最积极最活跃的分子。 张之洞与晚清学部 京师大学堂章程 民国政府对清末的教育体制又进行了改革，主要措施包括：设置新教育机构。如将学堂改称为学校，男女可以同校，废止读经，禁用清学部颁行的教科书，禁止体罚，取消清朝贵胄学堂等。改定教育宗旨。把清学部教育宗旨中关于“忠君、尊孔”的内容取消，以“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为教育的根本宗旨。重订学制。初小4年为义务教育，高小3年，中学4年，大学本科3年或4年，师范学校本科4年等。又陆续颁布各种学校令，补充已公布的《学校系统令》，全称为《壬子癸丑学制》。民国初年的教育制度改革，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促进了中国新式教育的快速发展。 简略的： 剪发辫易服饰,改称谓废跪拜,禁缠足倡女权,大众传媒的兴盛,物质文明的进步,民族工业的发展,社会习俗的变化,新式教育的发端,科学技术的发展,思想文化的演进参考资料： 中国近代社会习俗的变化 一、近代民俗变迁的基本脉络 近代民俗变迁是近代社会变迁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与近代社会转型相始终。近代民俗变迁涉及到社会各个角落、各个层面。以下从礼仪、消费、服饰、饮食、居住、出行、节日、婚丧等八个方面进行概括，大致可以窥见近代民俗变迁的基本脉络。 礼仪习俗的变化：在鸦片战争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传统的社交礼俗和祭典礼俗，包括称谓、见面礼等仍在社会上占据主导地位。人们见面要行作揖、拱手、跑拜、请安等礼。跪拜本是互相致意的姿势，但在封建时代成为敬重、臣服的一种礼节，以体现封建社会的等级尊卑，跪拜主要对尊长，最隆重的是行三跪九叩大礼，平辈之间一般用作揖、拱手方式即可。与此相适应还有一套“大人”、“老爷”、“太太”、“老太太”等称谓。然而，开国以后，在沿海通商地区，受西方平等观念影响，先是在新式知识分子内部，逐渐采用握手、鞠躬等见面方式，并且用“先生”、“女士”、“小姐”、“同志”取代了先前的称谓。1912年民国成立后，明令祭孔时“除去拜跑之礼，改行三鞠躬，祭服则用便服。”（注：《丁祭除去拜跪》，〔上海〕《申报》1912年3月5日。）不久，又明令废除社交中实行的叩拜、相揖、请安、拱手等旧礼节，改行鞠躬礼为主。同年8月17日，民国政府公布了《礼制》，用法律的形式，确立了新式礼节的合法地位（注：《东方杂志》第9卷第4号，1912年9月。）。行鞠躬礼，使用“先生”、“君”的称呼，反映出近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总之，脱帽、靶躬、握手、鼓掌等新礼俗逐渐成为中国通常的“文明仪式”、“文明礼”，反映出社会礼俗的进步趋向。此外，在城市中交际舞的流行、生日聚会以及同事宴请等，都反映出近代交际习俗的新变化。 消费习俗的变化：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的侵入以及中国新式商业的产生和迅速发展，对传统消费习俗产生巨大冲击，并直接导致了消费习俗的变迁。在鸦片战争后的道光年间，享用洋货在上层社会已渐成时尚，不过开始仅限于通商口岸等少数地区和官僚富裕之家，到19世纪末，随着通商口岸增加到70余个，于是洋货消费遍及各阶层，即使在云南交通偏僻之地的商店里，也可见到不少洋货，包括各种哈剌呢、哔叽、羽纱、法兰绒、钟表、玻璃等，一应俱全，而且其售价“并非贵得惊人”（注：姚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料》，〔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106-1107页。）许多“农民亦争服洋布”，中产之家更是“出门则官纱纺绸不以为侈”，“一般青年均羔裘如膏矣”（注：宋延斋：《蒲圻乡士志》，转引自严昌洪：《中国近代社会风俗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82页。）。此外，赛马、赛船、网球、足球、西餐、啤酒、西式点心、西式饮料、业余剧社、公园、室内音乐会、电影、电灯、电话、自来水、邮政、电车等西式生活方式无不影响到中国人消费方式的改变，使中国人消费结构、消费内容均发生重大改变。此外，以上海为例，色情消费、游乐消费也成为商人、富人等消费方式中的重要内容。 服饰习俗的变化：中国服饰习俗源远流长，各时代都有绚丽多彩的服饰。至清代中国服饰则多以长袍马褂为主，女子则穿旗袍。民谚有“孔雀翎，马蹄袖”之说。服饰具有体现等级森严、褒衣博带特点，这些弊端与近代人的平等要求以及日益加快的生活节奏很不协调。为此，部分中国人开始接受西式服饰。在19世纪50年代，香港、广州即有人模仿洋人打扮，华商更多有穿洋装者。戊戌时期康有为力倡“易服”。20世纪初，当时青年穿西服的人渐多起来。1903年胡汉民任教的广西梧州中学允许学生可以在岁时年节“披洋衣揖孔孟”（注：《胡汉民自传》，〔北京〕《近代史资料》1981年第2期。），可见在学生中穿洋服的人已不在少数。当时的出“洋”留学生更多着洋装。清亡后，曾出现过“洋装热”，在通都大邑，人们“趋改洋服洋帽，其为数不知凡几”（注：《潘月樵请用国货》，〔上海〕《申报》1912年3月4日。），在偏远小城，“文武礼服，冠用毡也，履用革也，短服用呢也，完全欧式”（注：民国《慈利县志》卷17，风俗。）。此外，洋式衬衣、绒衣、针织衫、西裤、纱袜、胶鞋、皮鞋等都渐渐普及推广，总之，中国服饰中的西方因素不断增加。值得一提的是，中山装则是近代中西服饰合璧的最典型标志。 在广义的服饰民俗中，穿着和“打扮”是有机的统一体。例如纹身、化妆、发式、饰物、缠足等。鸦片战争前后，西方人到中国，首先看到的就是蓄着长辫子的男人和裹着小脚的女人，“许多年来，全欧洲都认为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荒谬最奇特的民族；他们的剃发、蓄辫、斜眼睛、奇装异服以及女人的毁形的脚，长期供给了那些制造滑稽的漫画家以题材”（注：〔英〕哈利：《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王维周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51页。）。男人拖着大辫子、穿着宽大的褂袍，女人裹着小脚，这是清代中国人的基本装束。然而，19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人这种装束形象有了显著改观。首先，一批来华的传教士中有人首先提倡天足。维新派人士更率先反对缠足，主张放足，1883年康有为在广东南海县成立不缠足会，1896年又在广州成立不缠足会，1897年梁启超等人在上海成立不缠足会，不久不缠足会遍及东南沿海地区。戊戌变法期间，光绪皇帝还发出上谕禁止缠足。1901年慈禧太后下达了劝禁缠足的懿旨，1912年民国成立后，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下令内务部通饬各省劝禁缠足。从反对传统道德，争取妇女解放的角度看，不缠足运动带有反封建的政治意义，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 辫发虽系清代男人的形象标志，但却是满族习俗同化汉族的结果，在外国人面前，却又成为中国人的民族标志了，而这种民族标志，在近代又成为与开化世界趋向短发的世界大潮相背驰的“落后”、“不开化”的标志而体现的。 戊戌时期康有为在给光绪皇帝的《请断发易服改元折》中公开要求清政府“断发”易服，一般开明人士也发出了剪辫的呼声。清政府更在1911年允许官民自由剪发了。辛亥革命爆发后，辫子陆续剪掉。当时甚至出现了众多的理发店取代了众多的“剃头匠”。连袁世凯也剪掉了辫子。民国的成立更带来了短发的普及。 饮食习俗的变化：中国是世界上饮食文化发达的国家，至清代已逐渐形成了川、粤、鲁等各种菜系以及其它各地方风味菜肴及小吃。至鸦片战争以后较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社会的饮食习惯并未发生明显的变化，但随着西方文化的进一步渗入，西方的一些饮食也逐渐传入中国，至19世纪中叶以后西式饮食开始在一些沿海通商城市流行。1876年葛元煦注意到，开设在上海虹口一带的西餐馆有“华人间亦往食焉”（注：葛元煦等：《沪游杂记·淞南梦影录·沪游梦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30页。）。到八、九十年代，天津、北京的西餐馆也相继开设，名声愈来愈大。翻阅这一时期的《大公报》，常可看到“品升楼”、“德义楼”等“番茶馆”的广告，称它们专办“英法大菜”、“请得巧手外国厨房精调西菜”（注：《大公报》光绪二十八年5月25日、8月23日。）。北京的西餐饭店档次很高，象“六国饭店、德昌饭店、长安饭店，皆西式大餐矣”（注：胡朴安编：《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篇卷一，上海书店1986年版，第2页。），以至官商各界人士每每出入其间。辛亥之后，在一些大城市，吃西餐成为一种时髦。海昌太憨生在《淞滨竹枝词》中写道：“番菜争推一品香，西洋风味睹先尝，刀又耀眼盆盘洁，我爱香槟酒一觞”（注：顾柄权：《上海风俗古迹考》，〔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12页。）。总之，在以“洋”为时尚中，具有西方风味的食品渐受中国人的欢迎，如啤酒、香槟酒、奶茶、汽水、冰棒、冰淇淋、面包、西点、蛋糕等皆被国人接受。说明西式饮食已引起了中国饮食习俗的较大变化，丰富了我国人民的日常生活。 居住习俗的变化：中西居住习俗差异较大，这里既有都市化程度问题，也有不同的风俗问题。皇家建筑是中国古代建筑中的杰出代表，不过它与民居存在着明显的等级差别。北京的四合院、西北高原的窑洞、南方的天井院落、西南少数民族的吊脚楼和土楼、北方草原的毡包等，都是中国传统民居的典型形态。通常中国传统民居以平房为主，这主要与中国有广阔的土地以及建筑材料、建筑技术落后有关。在近代，由于受西式建筑风格的影响以及都市化程度的提高，在一些通商口岸，中国人也开始建筑西式或半西式住宅，出现“huán①huì②多仿西式”的风尚。邓子琴在《中国风俗史》中称，“晚清园亭，亦参以西式建筑，而通都大邑，几于触目皆是矣”。在天津，小洋楼渐渐取代北方的四合院而成为当地居室建筑的新潮流；在沈阳“建筑宏丽，悉法欧西，于是广厦连云，高甍丽日，绵亘达数十里”（注：《奉天通志》卷97，礼俗三、居室。）；在青岛，“市内住屋多属欧式建筑”（注：袁荣叟：《胶澳志·民社志》，第72页。）；在汉口，“尺地寸天，huán①huì②日密，中西厂肆，角胜争奇”（注：民国《夏口县志·序》。）；在上海除了兴建了大量西式建筑外，还出现了西洋建筑风格影响下的中国民居——里弄房屋。受上海影响，汉口、南京、福州、天津、青岛等地也相继在租界、码头、商业中心附近建成了里弄住房。此外，与西式建筑的引进，钢铁、水泥、机制砖瓦、建筑五金、自来水、电灯等也大量应用。使近代中国居民尤其城市居民的居住习俗发生重大变化。 出行习俗的变化：出行习俗是与交通工具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传统社会，代步工具主要是马车、牛车、肩舆（轿子）、木船以及骑马、骑驴、骑骆驼等。其共同特点是多用畜力、人力或自然力，速度慢、活动范围小。交通落后，必然造成社会的落后。在近代，随着西方的火车、轮船、电车、汽车、自行车、摩托车等的引入，逐渐导致了中国传统交通工具的变革。人们出行一下子就由“乡人”而变成“国人”。汽车兴起后，“男女授受不亲”的陈腐观念被打破了“男女杂坐不以为嫌”（注：民国《夏口县志》卷二，风土志。）。使传统的交往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 节日习俗的变化：中华民族的节日习俗独具特色，近代的岁时令节从总体上仍然沿袭自古以来的民间形成的节庆习俗，如元旦（春节）、元宵节、端午节、中秋节、腊八节等，但这些节日是依据传统历法而来，属于封建农业文明的产物，且多有传统民间信仰色彩，因此，它有不适应近代工业社会的落后性也是非常明显的。清末已有改历的呼吁，梁启超于1910年就撰写《改用太阳历法议》一文，主张采用太阳历代替阴历（注：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25，〔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2页。）。民国政府成立后，断然于1912年1月2日宣布全国改用阳历，以求与国际上通行历法相一致。改历后，必然引起岁时节日习惯的变化。首先就是一些有意义的新式节日、纪念日相继出现在人们的政治生活和日常生活之中。民国初年的新纪念日除了民国成立日（元月1日）和国庆（10月10日）纪念以外，还有革命先烈纪念日（3月29日）、国耻日（5月9日）、植树节（清明节）等，二三十年代又有了国际妇女节（3月8日）、儿童节（4月4日）、国际劳动节、学生运动纪念节（5月4日）、教师节（8月27日）等等。特别是受西俗影响，圣诞节、情人节等也在城市中普及。这些都为中国的节日时令习俗增添了异彩。 婚丧习俗的变化：婚礼是标志与庆贺结婚的民俗形式。近代汉族主要的婚姻形态仍然是封建包办买卖婚姻。受男女平等观念以及西方婚俗的影响，19世纪五六十年代，少数与外国人交往密切的士大夫中有用西礼结婚的现象，“前日为春甫婚期，行夷礼”（注：上海人民出版社编：《清代日记汇抄》，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50页。）。光绪年间，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出现了婚姻论财不问门第的现象，西式婚礼渐有影响。19世纪末20世纪初，文明结婚形式在大城市及沿海通商口岸开始流行，“光宣之交，盛行文明结婚，倡于都会商埠，内地亦渐行之”（注：徐珂：《清稗类钞》第5册，〔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987-1988页。）。文明结婚，除婚礼地点不在教堂，不用牧师主婚外，许多仪式大致从西礼中移植过来，虽然杂有中国传统婚礼的某些内容，但精神和形式上基本上是西方化的。总之，近代在通商口岸及沿海城镇“文明结婚”的流行，毕竟反映出中国婚俗的变化，代表着晚清婚俗变化的正确方向。
先秦时期的姜太公垂钓故事直到今天还被人们广为传颂，姜太公钓的并不是鱼而是周文王重用他的机会。故事流传几千年后，没想到在晚清时期再度出现了一位“姜太公”，此人就是赋闲在家的袁世凯。他自被载沣罢免官职后便一直在老家“赋闲”，给外界营造出一种晚年养老垂钓的姿态，其实是在等待时机东山再起。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一、洹上渔翁袁世凯在1911年6月出版的著名期刊《东方杂志》中有一幅配图十分有趣，图片内容为一艘船，船上的两个人在垂钓，图片标题被出版社命名为《养疴中之袁慰廷尚书》。垂钓二人组中的一位，就是在家养病的袁世凯。经报刊这么一登，在官场消失2年之久的袁世凯再度被人们记起，而且袁世凯悠哉赋闲，“洹上渔翁”的形象更是跃然纸上。袁世凯洹上垂钓图尽管这张照片在1911年6月才得以刊出，但照片绝对不是1911年夏天拍摄的，因为图中的另一位垂钓者正是袁世凯的三哥袁世廉，而袁世廉早在1910年的12月就已经去世了，所以照片至少也是在1910年12月及之前拍摄的。那么为何至少半年前拍摄的照片直到1911年夏天才见报呢？这背后肯定有袁世凯的图谋。在谈袁世凯的“图谋”之前，我们必须先说说当时大清朝廷的状况。自袁世凯被载沣免职“赶”回家之后，朝野当中呼吁袁世凯重返朝局的声音便一直没有中断过，在1911年的春夏之交，大清朝廷正酝酿着第一届内阁的组建问题，换句话说，此时的清政府正处于焦头烂额的状况。而作为朝廷中具有举足轻重作用的袁世凯，是否恢复其官职再度成为朝野讨论的重点。影视剧中的袁世凯二、即使不在朝堂却依旧重要的袁世凯知道朝廷正在讨论是否重新启用自己，袁世凯是什么想法呢？他是否做好了东山再起的打算呢？答案很明确，《东方杂志》上的这张垂钓图就清楚地告诉了世人袁世凯的想法，那就是拒绝出山。混迹官场数十年的袁世凯岂能不知此时的朝廷还没有到非袁世凯不可的地步，载沣与部分满族大臣仍然对袁世凯心存猜忌与不满，此时出山固然可以恢复官位，却依旧要看他人眼色，这样如履薄冰的日子袁世凯可不想再过第二遍。摄政王载沣那么如何委婉地表达出他此时不想出山的想法呢？写文章显然太过于直接，而刊登一张垂钓悠闲图就成为袁世凯最好的选择。通过照片的刊登，袁世凯成功地给世人展现出一种超凡脱俗的世外高人形象，一顶蓑笠，一艘小船，一只鱼竿，“洹上渔翁”的形象很容易就能刻入到观者的心中，而这种印象一旦传播至朝廷之上，载沣就会明白袁世凯并不打算再度出山，也就打消了对他的猜忌，进而放松对袁世凯的监控。三、寻求东山再起的机会1911年5月，大清第一届内阁名单正式出炉，但令朝廷没有想到的是，这份名单一出炉就被“全网黑”，还被世人讽刺为“皇族内阁”，一时间朝廷再度成为众矢之的，饱受各方尤其是一心想要进入朝堂的立宪派的强烈质疑。摄政王载沣面临着就职后前所未有的困境，事情顿时陷入僵局。皇族内阁此时的袁世凯当然也没闲着，早在刊登照片之前，他便与后来被任命为第一届内阁协理大臣的莫逆之交徐世昌暗中沟通，随时寻找东山再起的合适机会。皇族内阁名单出台后，徐世昌采取以退为进的措施，他联合庆亲王奕劻等内阁大臣向朝廷提出辞职恳求，而朝廷自然不会同意他们的辞职申请。实际上徐世昌等人的辞职报告看似是祈求辞职，实际上是向朝廷施压，毕竟11名内阁成员中有3位都想辞职，这会对年轻的摄政王载沣造成巨大的压力。而在这种情况下再提出恢复袁世凯的官职令其东山再起，显然难度会降低很多。徐世昌剧照很快徐世昌便与奕劻、那桐向朝廷上奏，请求朝廷让袁世凯再度出山主持朝堂大局，以稳定民心。但此时武昌起义尚未爆发，所以载沣就拒绝了徐世昌的请求。很快度支部大臣载泽也向朝廷上奏，强烈反对袁世凯再度出山。载泽（中）朝局看似对袁世凯不利，但袁世凯先是通过洹上渔翁形象打造出一种超凡世外的姿态，将自己与朝廷做的一切行动进行完美的切割，再通过与朝中密友如徐世昌之间的沟通联络，使朝廷中始终围绕是否起用袁世凯形成讨论，这样无论是朝中事还是社会事，袁世凯无一参与，但却无处不在。此外，袁世凯在家赋闲时还与立宪派领袖张謇建立起密切的联系，张謇更是将袁视作是推行立宪的不二人选，在野立宪派与军人袁世凯之间又达成了军绅联合，就这样，袁世凯尚未出山，就已经立于不败之地了。
关于“巴拿马金奖”，一般是指1915年的“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奖”。该博览会的举办地，是美国旧金山。该奖项究竟是怎么回事，有多少含金量，可参见王勇则所著《图说1915巴拿马赛会》一书的整理研究。扼要来说就是：“巴拿马金奖”不是头等奖。此次博览会共设有六个级别的奖项。从高到低依次是：大奖（荣誉奖中的最佳者）、荣誉奖（也称名誉奖，95分以上）、金奖（85分以上）、银奖（75分以上）、铜奖（60分以上）、鼓励奖（入围赛品，无奖牌有奖状）。也就是说，中文世界广泛炒作的“巴拿马金奖”，并不是最高荣誉，只是第三级别奖项。图：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内部街景，引自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图书馆网站奖项总量很大，以各国雨露均沾为第一要务。此次活动共计约有20万件展品，举办方颁发了25527个奖项，铜奖以上（包括铜奖）者获颁奖牌，共计20344块。中国的获奖数量，因当年官方统计不完善，缺乏准确数字，有1211枚、1100枚、1218枚等多种数据。王勇则依据官方出版的《中国参与巴那马太平洋博览会记实》，统计得出总数是1076枚（包括不发奖牌的末等奖），且认为这是一个保守数字，即“中国赛品获奖总数至少为1076枚，最多应该不过1200余枚”。图：《东方杂志》1915年第5期对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的图片报道大体而言，各国奖项总量与其参展物品数量成正比，雨露均沾。中国是参展物品最多的国家，号称有10万件（有说法称只有约2万件获得拆箱展出的机会），所以是东道主美国之外获奖总量最多的国家。日本与中国大体相当，获奖1100余枚；意大利、荷兰、新西兰等国获奖数也在400-500枚之间。在得奖数这个问题上，日本似有意要与中国一争雌雄。其中一次激烈交锋，发生在“谁是东方茶叶的首席代表”上。据中方的报告书披露，争锋过程是这样的：“日人忌我已甚，声言彼国得奖之数，决不能少于我国。而我国之茶不能与彼国得同等奖。……当审查会预拟之奖励日本各县之茶给金牌，而另给大奖章以示日本茶之名誉。我国各省之茶得金牌，亦另给大奖章以示中国茶之名誉。乃日本力争除日本茶得一大奖章外，台湾茶（注：当时台湾被日本侵略控制）须另给一大奖章。我国乃继起而争：如台湾茶另得大奖章，我国之各省茶亦须各得大奖章，卒得审查会之允许。而我国在赛会上得不失败于日本。”①大意就是，日本就各县茶叶向主办方索要三等金牌，就整个日本茶索要头等大奖；中国代表团也随即提出各省茶叶须得金牌，整个中国茶须得头等大奖；日本又把殖民地台湾之茶单独拿出来索要头等大奖，中国代表团又随即提出中国各省茶叶（当是取各省与被日本侵占的台湾同级别之意）都必须得头等大奖。这种角力，也是中、日两国展品获奖数量相近的一个重要原因。图：1917年出版的《江苏办理巴拿马赛会报告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