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云：“当仁不让于师。”西哲亦云：“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可见，东西方都有尊师重道的优良传统，也都有“不让于师”的学术风范。悠悠历史表明：只有二者的结合才能开辟学术发展的佳境。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百舸争流，正是一个最好不过的例证。汉武之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则造成长期万马齐喑、一家独 鸣的不正常局面。西方何尝不如此？中世纪政权、神权的联合统治同样黑暗残酷（最突出的例证是活活烧死伽利略），而文艺复兴才开创了欧洲文明的新时代。 中国的“五四”运动是东方的文艺复兴，它高举“科学”与“民主”两大旗帜，猛烈冲击了禁锢中国人民几千年、使中国长期停滞、落后、任人宰割的封建统治和封建礼教，开辟了中国历史、中国文明的新时代。 “五四”文学革命是整个“五四”运动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一个重要侧面，它同样揭开了中国文学史的新的一页，开辟了“人的文学”、“平民文学”的新时代。“五四”之后，作家辈出，佳作如林，“五四”新文学成了世界新文学的一支劲旅，闪耀着熠熠光彩。 “五四”新文学一开始便呈现了两大特征：一是风格流派纷呈，二是学术争鸣热烈。写实派、浪漫派、现代派、魔幻派、象征派、未来派……都在施展浑身解数，在文坛占领自己的一席之地。而在学术上，则出现了一个直追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的新时代。1935年，为了总结“五四”文学革命第一个十年（1919－1929）的丰硕成果,在“五四”文化名人蔡元培、胡适、鲁迅、郭沫若、周作人、茅盾、郑振铎、叶圣陶、郁达夫等人的大力支持下，上海良友图书出版公司编辑出版了十卷本《中国新文学大系》，而它专列一集的《文学论争集》则尽力收录了名家名派（包括“五四”新文学的反对派）的学术观点，充分反映了“五四”文学革命中各持己见、百家争鸣的生动局面。 正是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的榜样引导下，我将自己自1959年至今的50余篇（非全部）学术论争文章编成了《袁良骏学术论争集》（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以飨读者，希望得到更多的批评指正。该“集”共分四篇，即：第一篇鲁迅文学论争；第二篇现当代文学论争；第三篇港台文学论争；第四篇史学、未来学论争。文章俱在，本不必再饶舌；这里需要补充的，只有一点，即关于《要客观地评价曹操》一文的写成和发表。 此文发表于1959年3月5日的《光明日报·史学》专刊，已是46年前的旧作了。当时，我正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读书，正在念三年级。知何历史？懂何曹操？这篇小文章（仅千余字）纯粹是一篇即兴之作，是郭老（郭沫若先生）长文《替曹操翻案》的读后感。郭老文章滔滔汨汨，才华横溢，但也的确有言过其实之处。他说曹操镇压了黄巾农民起义正是发展了黄巾农民起义军的事业，便让人感到费解，感到强词夺理。对比之下，我感到还是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说得好：曹操是一个英雄，戏台上的白鼻子曹操不是真正的曹操；但他毕竟是一代封建帝王，为了夺取王位，他也不能不残民以逞过。镇压黄巾起义，自然是曹操的丰功伟绩之一；但血腥镇压本身应该说比较复杂。农民起义矛头是指向封建统治的，是代表被压迫农民利益的，是有一定进步意义的。曹操对黄巾起义的镇压和剿灭，代表的正是封建统治的利益，可以说是反动的，怎么能说是代表了黄巾起义的利益、发展了黄巾起义的事业呢？我直感到郭老把问题混淆了，翻案“翻”过头了。“初生犊儿不怕虎”，便斗胆写下了《要客观地评价曹操》这篇小文章，并被破格录用了。 文章发表后，颇引起了一点风波。《人民日报》在学术报道中，几乎全文引录了我的文章，似乎我成了与郭老分庭抗礼的“史学大家”，闹得我惴惴不安。果然，郭老的第二篇文章出来了：《再论替曹操翻案》。虽然未点我的名，但说到“有的人不读书好求甚解”，显系指我这个三年级大学生而言。这个中肯的批评，我虽然感情上有些压力，但理智上还是接受的。比起郭老来，我读过几本书？我那篇小文章不是“不读书好求甚解”又是什么？ 然而，不读书诚然不对，但“好求甚解”者未可一概否定。俗话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旁观者的“好求甚解”往往可以意料之外地破“当局者”之“迷”。郭老在替曹操翻案的基础上，写出了话剧《蔡文姬》，剧中的曹操不再是白鼻子，而成了丰功伟绩而又亲切感人的正面英雄人物。遗憾的是，戏中的曹操十几年盖一条棉被，艰苦朴素超过了“老红军”、“老八路”，这就又开了历史的玩笑了。我想：假如当年郭老从我的“好求甚解”中吸收一点积极因素，对曹操多一点一分为二的分析，是否就不会闹曹操十余年盖一条棉被的笑话了呢？ 我的小文章发表后，我才知道当时《光明日报·史学》专刊的主编是邓广铭先生，而邓先生正是北京大学历史系的著名教授。邓先生何以会发表一个中文系学生的小文章来开罪郭沫若先生？我想，这是否也是一种学术争鸣精神的支撑呢？毕业留校任教后，我有幸认识了邓先生并向他当面表示了感念之情。现在，郭、邓二先生都早已驾鹤西去，我只有敬祷他们在天之灵安息了！
古人说：“做我的部门。”西格亦云：“我爱，我爱的真相。”看到更大的优良传统，东方和西方的尊重，但也使该司的学术风度。悠久的历史：只有两者的结合，发展学术发展的佳境。竞争的论点，即是最好的例子之一的春秋。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导致长期固定的单独敲响了不寻常的情况。西方又何尝不是如此呢？黑暗和残酷的中世纪的政权，神权政治（最突出的例子是活着的燃烧，伽利略）的联合统治，并创建一个新时代的文艺复兴之前的欧洲文明。 “东方文艺复兴时期的54，高举”科学“与”民主“两面旗帜拘留的中国人千百年来的猛烈冲击，中国的长期停滞，落后在慈悲的封建统治和封建伦理道德，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中国历史，中国文明。五四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国“五四”文学革命“文学的历史也打开了新的一页，开辟“人民文学”平民文学“的新时代。”五月五四运动，生下如林的杰作，一个强大的“5月第4个”文学作家，以成为世界文学，闪烁熠熠光彩。开始的“五四”新文学将呈现两大特点：首先，流派，学术争鸣的热情。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神奇的阵营，象征主义，未来主义施展浑身解数，在文学世界中占据自己的一席之地。百家争鸣的新时代，一个包罗万象的春季和秋季1935年的第一个十年（1919-1929），取得的丰硕成果，总结“五四”文学革命，“五四”文化名人郭沫若，鲁迅，蔡元培学术，胡施，周作人，茅盾更新道，郁达夫的强劲支持的人，在上海同伴出版公司编辑和出版10卷的中国新文学“火车集”文学的争论“试图收集响亮的名字发送（包括反对“五四运动”文学的学术观点），充分体现了“五四”文学革命不同意，百家争鸣的生动局面。 新文学的文学论争的例子来指导自己编译自1959年以来到现在的50多篇论文（不是全部）的学术辩论文章“消失，退出的学术争鸣集”（中国文史出版社），读者的批评，并希望得到更多。“设置”分为四种，分别是：第一鲁迅文学论争;第二届现代和当代文学的辩论;第三广播电台文艺论争，第四历史学家未来学争议。在俱乐部没有沉重的，说唱，哪里需要添加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客观地评价曹操”写作和出版的文章1959年，在“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历史学家本质，是46岁的时候我北大，就读于小学三年级，但什么样的历史？了解如何曹操？这篇小文章（1000字），以扭转上述的判决是纯粹的即兴创作，“曹操”的代表，书评文章郭老（郭沫若先生）。郭老文章澎湃的麦克风麦克风，有才华，但也确实夸大了。，曹操镇压农民起义黄巾起义黄巾农民起义军的职业生涯发展，他说，他们是很难理解，觉得任何韵或理由。相反，我鲁迅“式的金毒品和酒精的关系，”他说：曹操是一个英雄，白鼻子曹曹的阶段，不是一个真正的曹曹，但他毕竟是代表封建帝王，在为了夺取王位，他不能失败外，其余的人民，以达到成功。镇压黄巾起义，自然是曹操的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它应该说是更复杂的血腥镇压。代表的利益的封建统治，反对封建统治的农民起义，代表被压迫的农民的利益，也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上的曹操压制和消灭黄巾，可以说是反动，你怎么能说黄巾，黄巾事业的发展，代表他们的利益呢？我直郭老困惑翻案“变成”过犹不及“。没有太多的孩子不是不怕虎，我们大胆地写上”曹操客观的评价这篇文章的专场招聘会。 本文介绍了一些争议。“人民日报”的学术报告，几乎所有的文本逐字我的文章，我似乎成为郭老的对手历史学家，我感到不安。预计，郭老条规定：“代表曹操翻案”，虽然没有点我的名字，但说到“有些人不读沉杰，显著是我的三年级学生。中肯的批评，虽然我情绪有一定的压力，但理智还是可以接受的。比郭老，我读了几本书？我的文章“不读好找沉杰”是什么？但是，没有阅读是一个真正的权利，但沉杰“好看”不知道拒绝。常言道：“我的父亲，像儿子”旁观者“，寻找沉洁”往往是不期而至打破“权威”球迷“曹操翻案写的郭老曹操的剧集剧的基础上，已不再是一个白鼻子，和一个伟大的成就，正英雄。不幸的是，在播放曹曹十横跨一个安慰的平淡生活比在老红军团，八路军“，从而打开一个历史的笑话。我希望到：在”郭老吸收从我的Shenjie“曹操的积极因素，一小以上的一瞬间分析，会不会出事曹操笑话十余年来盖了一床被子？我，我不知道，史学月刊编辑，“光明日报”总邓先生光明，邓小平先生是著名的历史系教授。邓先生如何以及为什么他发表了一系列的中国学生，得罪了郭沫若先生的文章吗？想想，这是否也是一种精神支柱学术争鸣，毕业后，他教我有幸认识邓小平先生对他的面对面表达感激之情。现在，郭先生，唐驾鹤西去长王，我祈祷亡安息吧！
古人说：“做我的部门。”西格亦云：“爱，我的爱，我爱的真相。”可见，大优良传统，东方与西方的尊重，但也分学术风格。悠久的历史：两者的结合，探索学术发展的佳境。竞争争夺它是一个最好的例子，春秋。后汉书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导致长期固定拉响一个不寻常的情况下分开。西方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中世纪的制度，在文艺复兴之前的欧洲文明的政教合一的联合统治的黑暗和残酷（最突出的例子是被活活烧，伽利略），并创建一个新的时代。 “54东方的文艺复兴时期，高举”科学“和”民主“两个横幅为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拘留，中国的长期停滞多年的猛烈冲击，慈悲的封建背后统治和封建伦理道德，开辟了一个新时代，中国历史，中国文明。“54”“五四”文学革命的运动，它在中国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文学的历史转向了新的一页，开起来的“人民文学”，“一个新时代的平民文学”五四“运动后，生下如森林，强大的新文学”54“的作家成为世界文学的杰作，闪烁熠熠光彩。 五四新文学的开始将呈现两大特点：首先，流派，学术争鸣的激情。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魔幻阵营，象征主义，未来主义施展浑身解数，在文学的世界中占据自己的一席之地。学术赶上与新时代的战国争在1935年的第一个十年（1919年至1929年），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总结了文学革命“54”，“54”文化名人郭沫若，鲁迅，蔡元培，胡适，周作人，茅盾续约，叶圣陶，郁达夫的大力支持下，由上海友联出版公司编辑出版了10卷本“中国新文学火车集”文艺争鸣“企图搜集响亮的名字发送（包括“54”，“学术观点的反对新文学的观点），充分体现了”五四“文学革命不同意，百家争鸣的生动局面。 新文学的文学论争的例子我自己的指导，建立自1959年以来到目前的50篇文章（不是全部）的学术辩论文章“消失，并退出学术争鸣集（中国文史出版社） ，给读者的批评，并希望得到更多。“集”分为四种类型，即：首届鲁迅文学奖文学辩论，现代和当代文学辩论第二广播三台文学的争论，历史学家，未来学争议文章在俱乐部，它不有，说唱，这里需要补充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客观地评价曹操”1959年3月发表的一篇文章，“光明日报”，写作和出版历史学家本质上说，是46岁，我是北京大学，正在研究的第三个层次，但什么样的历史？了解如何曹操（1000字以上）的这篇小文章是纯粹的即兴书评代表郭老（郭）的长篇文章“曹操”翻案。郭老文章涌动话筒，有才华，但真的很夸张，他说，曹操镇压农民起义黄巾起义黄巾农民起义军的职业发展，他们很难理解，觉得任何韵或理由。相比之下，我鲁迅“风格晋药物和酒精的关系，”他说：曹操是一个英雄，白色的鼻子曹曹的阶段，是不是真的曹操，但他是，后所有代表封建帝王，为了夺取王位，他不能失败，其余的人民，为了要成功镇压黄巾，自然是曹操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应该说，越是复杂的血腥镇压反对封建统治的农民起义，代表被压迫的农民的利益，也有一定意义上的进步。曹操压制和消灭黄巾，代表的利益，封建统治，可以说是反动的，你怎么能说黄巾黄巾职业发展，代表他们的利益呢？直郭老混乱翻案“到”过头“。没有太多的孩子不怕虎，我们大胆地写上“曹操专场招聘客观评价。文章，包括一些争议。”人民每日“的学术报告，几乎整个文本逐字我的文章，我似乎成为郭老对手的历史学家，提出我感到不安。果然，郭老条的规定：”代表曹操扭转判决“虽然没有一点我的名字，但是当它涉及到：“有些人不读好找沉杰，我小学三年级学生的一个重要手段。中肯的批评，情绪压力，但理性还是可以接受的。比郭老来，我已经读了几本书？寻找沉杰不读我的文章“什么？但是，有没有阅读是一个真正的权利，但”好找沉杰“不知道拒绝。常言道：”父亲，像儿子“旁观者”寻找沉洁“往往是意想不到的突破”当局“粉丝”剧集剧曹操曹操翻案的基础上，郭老写的是不再是一个白鼻子，成为一个伟大的成就，并密切正英雄。不幸的是，该剧横跨曹操十，舒适，简单的生活比老红军，八路军，开起了玩笑历史。我想：从我的“曹操的积极因素，多一点一秒分析的”郭老吸收沉杰，不会麻烦曹操笑话，十余年来盖一床被子？ 我，我不知道“光明日报”，历史学家精华编辑总唐明亮，邓小平先生是一个著名的教授，历史系。唐先生如何以及为什么他得罪郭沫若先生的文章发表了一系列的中国学生？想想，这是否也是一个学术争鸣的精神支柱吗？毕业后留校任教，我有幸知道邓小平先生在他的脸对脸表达了感谢。现在，郭先生，唐，驾鹤西去，长去了，我只有国王祈祷，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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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周报>里边记载的历史事件都比较有代表性,并且还有评价希望对您能有素帮助
国家历史文史精华不建议看杂志，杂志毕竟是一种快餐式的东西，营养不高
《中国史研究》、《史学史研究》、《中华文史论丛》
一生独爱《文史知识》
一、主持和参与的科研项目1、主持的科研项目（1）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当代湘西土家族苗族文化互动与族际关系研究”，2009，07（2）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明清以来武陵山区集市体系发展与多民族地区社会整合研究”，2013，06（3）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民族村寨保护、发展与乡土社会文化变迁研究——基于武陵山区的调查”，2012，03（4）湖北省民宗委课题：“湖北省少数民族发展调查”，2011，07（5）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项目：“武陵民族地区特色村寨保护与发展研究”，2011，42、参与的项目（1）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研究”，2012。（2）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的民族政策研究”，2010-12。（3）教育部新世纪人才项目：“武陵民族地区和谐发展研究—基于民族学视角的分析”，2009-09。（4）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近三十年来湘西苗族国家认同变迁及新形势下的建构对策研究”，2010-08。（5）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资助项目：“武陵山经济协作区发展报告”，2011。（6）湖北省委统战部课题：新时期土家族及土家族地区科学发展研究，2012（7）国家民委课题：“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与民族地区新农村社区建设研究”，2012（8）国家社科基金委托课题：《中国节日志·盘王节》，2012（9）国家民委项目：“现代化背景下中南地区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继承与发展面临的问题及其对策研究”，2007-06。（10）国家民委项目：少数民族文化中团结和谐思想及其在当今的利用研究，2009-12。（11）国家民委项目：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保护与发展经验研究，2010-12。（12）国家民委项目：《京族简史》修订，2006-10。（13）湖北省社科项目：“湖北省民族地区返乡农民工创业研究——以咸丰县为例”，2009-10。（14）中南民族大学校基金项目：“湘西苗族文化现代性研究”，2009-10。（15）中南民族大学校基金项目：“中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群众体育的发展方略——湖北、贵州两省比较研究”，2009-12。二、科研成果1、《当代湘西民族文化互动探讨》，独撰，《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核心,CSSCI)。2、《当代多民族社区族群关系模式探析——以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为例》，独撰，《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核心,CSSCI)3、《吴泽霖与中国人类学的发展》，独撰，贵州民族研究，2009年第1期，(核心,CSSCI)。4、《多民族联合自治地方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探析—以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为例》，独撰，《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3年第4期(核心,CSSCI)。5《当代湘西土家苗族互化现象研究》，（1/2），《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核心,CSSCI)。6、《集市：集市：人类学透视社会整合新视野》独撰，《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4月22日。河南大学史学月刊编辑部《历史与社会》（文摘）全文转载。7、《当代湘西土家族苗族族际通婚与文化互动》，独撰，《贵州民族学院学报》，2011年第3期（民族学类核心）8、《京族简史》（修订本），参著，2008-10，民族出版社9、《中国少数民族·怒族》（修订本），2009-07，民族出版社。10、《民族社团与城市民族工作》，独撰，《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11年第2期（人文社科核心）。11、《中国民族学学会第七届会员代表大会暨“少数民族与中华民族的复兴”学术研讨会综述》，独撰，《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0年第6期(核心,CSSCI)12、《汉民族学会年会暨荆楚文化学术研讨会综述》，独撰，《民族研究》，2012年第6期（权威，,CSSCI）13、《台湾布农族研究综述》，《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06S1（CSSCI、民族学类核心）； 14、《台湾邵族研究综述》，《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06S1（CSSCI、民族学类核心）；15、《唐代官员馆驿使用管理制度》，《边疆经济与文化》，2004年第6期； 16、《试论卜式与汉武帝的几项政治经济政策》，《琼州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 17、《高校科研基地建设与发展策略——以中南民族大学南方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为例》，《湖南农机》2007年第7期。18、《应用人类学教学改革探析》，文教资料，2011年第12期，(教改论文)三、获奖1、国家民委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一等奖（调研报告类）：《湖北武陵山片区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的调研报告》（第三作者），2012,12。2、国家民委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二等奖（调研报告类）：《关于内地多民族联合自治地方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的调查与思考》（第三作者），201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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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宫廷教育思想初论》，《求是学刊》2015年第2期。《怀柔远人：国史〈明实录〉对西域“回回”记载的价值取向》，《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5年第2期。《明清实录对武当山记载的差异》，《南都学坛》2015年第2期。《〈湖北天门熊氏契约文书〉的学术价值》，《中华读书报》2015年2月4日第15版。《〈清实录〉修纂中的汉化现象论析》，《华中国学》第三卷，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5年1月，第311—324页。《论中国史学谱系的层累与延展——兼论中国史学史体系的发展模式》，《人文杂志》2014年第8期。《历史与社会（文摘）》2014年第4期转载；又《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15年第1期转载。《王士祯家族历史撰述初探》，《中原文化研究》2014年第5期。《明代皇室子弟教育初论》，《长白学刊》2014年第4期。《中国宫廷的游戏与娱乐》，《紫禁城》2014年第2期。《〈宋实录〉川蜀作者群初探》，《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1期。《〈翁心存日记〉所见〈清宣宗实录〉版本考》，《文献》2013年11月第6期。《论国学的学格》，《光明日报》2013年8月26日第15版“国学版”。《试析〈明实录〉对刘基形象的记载与塑造》（与谢盛合作），《学术研究》2013年第5期。《〈宋实录〉河南作者群初探》，《中原文化研究》2013年第4期。《〈清实录〉的文献价值与文本解析》，《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又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历史学》2013年第10期转载。《试论〈清实录〉在整饬吏治中的指导性作用》，《北京联合大学学报》2013年第3期。《民国学者应用、整理和研究〈清实录〉初探》，《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试论儒学思想在史学实践中的贯彻》，《学习与实践》2012年第5期。《从〈翁心存日记〉看清代实录馆的修纂与运作》，《史学史研究》2012年第4期。《试述〈清实录〉史料的来源与流向》，《北京联合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又《人大复印资料·明清史》2012年第8期转载。《实录体史书在中国文化承传上的特殊贡献》，《人文杂志》2012年第1期。《中西比较视野下的中国皇帝实录》，《人文论丛》2011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试述〈明实录〉对武当山的记载及其价值》，《江汉论坛》2011年第12期；又收入《故宫·武当山研讨会论文集》，故宫出版社2012年。《王朝与天下之辨：明末清初“新民本”对君主私天下本质的揭露》，《明史研究论丛》第9辑，紫禁城出版社2011年。《从〈清实录〉看海南的航海与海盗问题》（与谢盛合作），《新东方》2011年第3期。《欲乐还忧：崇祯宫廷娱乐生活》，《紫禁城》2011年第6期。《化神奇为腐朽——明熹宗宫廷娱乐生活》，《紫禁城》2011年第5期。《追回失去的快乐——明神宗后期宫廷娱乐生活》，《紫禁城》2011年第4期。《没有快乐的童年——明神宗早期宫廷娱乐生活》（与谢盛合作），《紫禁城》2011年第3期。《压抑后的“井喷”——明穆宗的宫廷娱乐生活（与谢盛合作），《紫禁城》2011年第2期。《修醮宴安求长生——明世宗的宫廷娱乐生活》（与谢盛合作），《紫禁城》2011年第1期。《试述〈明太宗实录〉对建文帝形象的描写与塑造》，《学习与探索》2011年第1期。《从历史与新闻的关系看史学的传播和普及》，《郑州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明宣宗宫廷娱乐生活特征与影响述论》，载《明永乐宣德文物特展·永宣时代解读》，紫禁城出版社2010年；又载《永宣时代及其影响——两岸故宫第二届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故宫出版社2012年。《论儒学与史学的关系——以儒学对实录体史书编纂的影响为例》，载《中国的思想与社会——历史研究的回顾、探索与展望》，上海大学出版社2010年。《张舜徽中华人民通史新探》，《华中学术》第二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清实录〉世传版本考》，《明清论丛》第十辑，紫禁城出版社2010年。《试述〈明太祖实录〉对朱元璋形象的塑造》，《学术研究》2010年第5期。《试论〈明实录〉对建文帝的态度及其变化》，《北京联合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人大复印资料·明清史》2011年第1期转载。《逐步突围——明武宗娱乐生活的阶段性特征（下）》，《紫禁城》2010年第9期。《逐步突围——明武宗娱乐生活的阶段性特征（上）》，《紫禁城》2010年第8期。《突破围城（下）——明武宗肆无忌惮的娱乐生活》（与谢盛合作），《紫禁城》2010年第7期。《突破围城（上）——明武宗肆无忌惮的娱乐生活》（与谢盛合作），《紫禁城》2010年第6期。《滑向逸游：明宪宗与明孝宗的宫廷娱乐》，《紫禁城》2010年第5期。《儒家伦理与皇帝私欲的冲突与折衷——明英宗与明代宗的宫廷娱乐生活》，《紫禁城》2010年第4期。《促织瞿瞿叫，宣德皇帝要——明宣宗骄奢荒唐的宫廷娱乐》，《紫禁城》2010年第3期。《新年共乐逢亨运，多寿惟惭祝眇躬——明宣德年间的宫廷节庆娱乐》，《紫禁城》2010年第2期。《红叶舞丹霜后落，青山如画马前看——明宣宗的效游和巡游》，《紫禁城》2010年第1期。《明实录所见登州的对外往来》，《登州与海上丝绸之路》，人民出版社2009年。《明代宫廷修书仪制考述》，《故宫学刊》总第五辑，紫禁城出版社2009年。《朝回足清暇，抚景情更怡：明宣宗的宫廷游乐活动》，《紫禁城》2009年第12期。《闲暇琴书足自娱，每从周孔溯唐虞：宣宗的宫廷文艺娱乐》，《紫禁城》2009年第11期。《天理与人欲的动态平衡：明宣宗宫廷娱乐生活特征》，《紫禁城》2009年第10期。《从心所欲不逾距：明成祖的宫廷娱乐生活》，《紫禁城》2009年第9期。《围城里的陶醉：明太祖的宫廷娱乐生活》，《紫禁城》2009年第8期。《〈宋实录〉史料的来源与流向》，《武汉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中国历史文献学与中国史学史的交叠与分野》，《湖北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人大复印资料·历史学》2009年第7期转载。《皇史宬尊藏〈清实录〉考》，《故宫博物院院刊》2009年第1期。《论儒臣与宦官对明代皇帝娱乐的影响及较量》，《故宫博物院院刊》2008年第6期。《清实录宫藏版本考》，《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台湾），第40期，2008年。《利玛窦“送礼”初探》，（澳门）《文化杂志》2008年春季刊。《〈清实录〉稿底正副本及满汉蒙文本形成考论》，《史学集刊》2008年第2期。《明代的〈汉书〉经典化与刘邦神圣化的现象、原因与影响》，《长江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从英法德意俄美汉译国名的演变看中国人对西方列强的认知过程》，载《语义的文化变迁》第145~173页，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五代实录修纂考》，《人文论丛》2005年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唐五代实录修纂机构考述》，《历史文献研究》总第26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中国实录体史学研究：让中华文明的特色更鲜明》，《社会科学报》（上海）2007年5月17日。《实录修撰与少数民族政权的汉化》，《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朱熹修纂〈宋高宗实录〉考论》，《朱子学刊》2006年第1辑（总第16辑），黄山书社2006年。《司马迁所创纪传体对实录体的影响》，《史记论丛》第三集《逐鹿中原》，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年。《从边缘到中心：明清实录对东北历史观察视角的转换》，《学习与探索》2006年第6期。《从唐实录体裁看实录体的特征与地位》，《长江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宋钦宗实录〉的修纂与价值》，《史学史研究》2006年第4期。《明代西器东传探研》，《兰州大学学报》2006第1期。《〈唐太宗实录〉的修纂及历史影响》，《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06年1期。《明实录职官校正》，《历史文献研究》总第24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大明志书〉修纂及特点考论》，《明清安徽典籍研究》，黄山书社2005年。《饶宗颐对史学正统论研究的学术贡献――〈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发微》，《史学理论研究》2005年第2期；《人大复印资料·历史学》2005年第9期转载。《张居正官史修纂的革新措施》，《长江大学学报》2005年1期。《明至清中叶长江流域的西器东传》，《中国文化》第21期，2004年6月。《谶谣：一种特殊的社会语言》，《社会学家茶座》总第7辑，2004年第2辑，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明末清初新民本思想家建立新型君臣关系的尝试》，《历史文献论集》，崇文书局2003年。《试论明末清初“新民本”思想》，《江汉论坛》2003年10期；《人大复印资料·明清史》2004年2期。《西器东传与前近代中国社会》，《学术月刊》2003年8期；《人大复印资料·明清史》2003年6期转载。《试析章学诚妇女观及对其史学观的影响》，《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评中国古代史学的“史才”论》，《史学史研究》2003年3期。《〈明夷待访录〉的近代“误读”与“新民本”思想的历史影响》，《哲学研究》2003年第2期。《“国民性改造运动”与中国民族旅游性格的重塑》，《人文论丛》2001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试论直书与曲笔对明实录价值的影响》，《历史文献研究》总第21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从唐甄对君民关系的考察看其新民本思想》，《武汉大学学报》2002年第5期。《明代起居注的兴废及其对明实录修纂的影响——兼论儒家意识与君主专制的冲突与摩擦》，《史学月刊》2002年第4期。《明代史馆探微》，《史学史研究》2000年2期；《人大复印资料·历史学》2000年8期转载。《张舜徽与二十世纪后半叶的国学研究》，《求索》2001年第6期。《明代国史与野史的生态关系——以〈明实录〉的禁藏与流传为线索》，《学术月刊》2000年5期。《从唐甄的旅游观看中国文化的转型》，《旅游学刊》2000年3期。《明实录修纂程序述要》，《武汉大学学报》2000年1期。《略论中国传统旅游的人文精神》，《人文论丛》1999年卷，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明实录修纂考述》，《历史文献研究》总18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中国传统旅游的伦理特征》，《旅游学刊》1999年第4期。《直书与曲笔：传统修史原则的一体二翼》，《学术月刊》1999年3期。《睿宗、崇祯及南明诸朝实录修纂考述》，《史学史研究》1999年第2期。《明实录研究述略》，《人文论丛》，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试论〈洪芳洲公文集〉的史料价值》，《洪芳洲研究论集》，台湾洪芳洲研究会1998年。《从宋明家庭经济的经营看中国文化的转型》，《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8年1期；《人大复印资料·宋辽金元史》1998年第3期。《从明代城市功能的转变看中国文化的转型》，《中国前近代史理论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张舜徽清代学术史研究初论》，《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11月专辑。《朱元璋历史观与史学思想初探》，《江汉论坛》1997年5期。《明实录体裁与体例研究》，《史学史研究》1997年第3期。《会通思想及其历史回声》，《船山学刊》1997年1期。《明实录的版本与收藏》，《文献》1997年1期。《明实录修纂与明代政治斗争》，《武汉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人大复印资料·历史学》1997年第3期转载。《明实录主题思想及民族史料价值》，《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6年4期。《试论〈殷虚书契考释〉的方法和价值》，《历史文献研究》（北京新六辑）1995年10月。《大戴礼记经文校正》，《文史》第39辑，中华书局1994年。《从朱元璋的正统观看他对元蒙的政策》，《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明实录人名校勘补遗》，《历史文献研究》（北京新四辑），燕山出版社1993年。《朱元璋偶像崇拜与政策走向》，《安徽史学》1993年第2期。《谣谚与古代教育及科举》，《中国典籍与文化》1993年第2期。《史记人民性悖论》，《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6期；《人大复印资料·历史学》1993年第1期转载。《明实录地名校勘》，《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1期。《明实录人名校勘》，《历史文献研究》（北京新二辑），燕山出版社1991年。《大戴礼记校正》，《古籍整理与研究》，第6期，中华书局，1991年6月。《钱大昕史学思想钩沉》，《嘉定文化研究》，三秦出版社1990年；又收入《钱大昕研究》论集，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1996年。《在历史学视角及体例的转折点上——张舜徽先生〈中华人民通史〉研究》，《武汉教育学院学报》1989年第4期；《人大复印资料·历史学》1990年第5期转载。《司马迁与郑樵的比较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4期。《史记不朽之迷——史记成功原因新探》，《古籍整理》1990年2期。《时代中心的史学》，《社会科学家》1989年第3期；《人大复印资料·历史学》1989年第10期转载。《苏颂与史学》（与张三夕合作），《古籍整理》1988年第3期；后收入《苏颂研究文集》，鹭江出版社1993年版。《大戴礼记校正二十则》，《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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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王朝最后一任朝天使---金堉使行研究》，张伯伟编《域外汉籍研究集刊》第六辑，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5月，页219-242；《朝鲜王朝关王庙创设之本末与关王崇拜之演变》，《东疆学刊》，2010年第2期，页1-13；《<皇明通纪>及其续补诸书对朝鲜之影响》，《中国史研究》，2009年第2期，页157-176；人大复印资料《明清史》2009年第11期全文转载；《试论清初朝鲜之“复仇雪耻”理念及其演变：以宋时烈为中心》，《九州学林》（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春季号，7卷1期，第66-100页。《日本宝历辛巳版<明史朝鲜传>考论》，张伯伟编《域外汉籍研究集刊》第五辑，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5月，页441-455。《朝鲜入明海上贡道考》，北京大学韩国学中心举办《韩国学论文集》第17辑，2009年3月；又见曲金良主编《中国海洋文化研究》（北京：海洋出版社，2008年12月）第6卷，页138-151；《历史、传说与认同：檀君朝鲜与箕子朝鲜历史的塑造与演变》，《复旦学报》，2008年第5期，页19-32；人大复印资料《世界史》2009年第1期全文转载；《清修<明史>与朝鲜的反应》，《学术月刊》，2008年第4期，页124－133；人大复印资料《明清史》2008年第7期全文转载；《文史知识》转摘提要；《王世贞<嘉靖以来内阁首辅传>考论》，《历史档案》，2008年第1期，页109-115；《试论朝鲜王朝之慕华思想》，《社会科学辑刊》，2008年第1期，页25-31；《义理与现实的冲突：从丁未漂流人事件看朝鲜王朝之尊明贬清文化心态》，《汉学研究》（台湾，2007年12月），第25卷第2期，页187-210；《清乾嘉时期中朝士人之学术交谊》，《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2007年11月第47期，页191－216；《朝鲜<韩客巾衍集>之西传清朝及其影响》，北京大学韩国学中心编《韩国学论文集――第七届韩国传统文化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07年4月），第15辑，页40－47； “Different Types of Scholar-Official in Sixteenth-Century China: The Interlaced Careers of Wang Shizhen and Zhang Juzheng”, Ming Studies明史研究（美国明史研究会会刊）, N53 (Spring, 2006), 4-50;《清对朝鲜宗藩政策的演变及其效果》，《东方文化》（香港大学与美国史丹福大学合办），41卷1期（2006年6月），页91－122；《王世贞及其著作对朝鲜的影响》，《文史知识》，2006年第1期（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2006年第4期全文转载），页94－100；《试论入关前清与朝鲜关系的演变历程》，《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年第2期，页98－107；《满洲之道与满族化的清史－读欧立德教授的<满洲之道：八旗制度与清代民族认同>》，《中国社会历史评论》，（2006年10月）总第七卷，页399－410；《朝鲜燕行士人与清朝儒生：以洪大容与严诚、潘庭筠、陆飞交往为中心》，杨龙主编：《东北亚社会经济文化与区域合作》（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年11月），页351－371；《明实录与李朝实录之比较研究》，《求是学刊》，2005年第2期。（被《新华文摘》2005年第10期摘录提要），页117－122；《朝鲜吴庆元<小华外史>考论》(与乔治忠先生合著)，《史学史研究》，2005年第2期，页63－70；《登莱事变及其对明、后金与朝鲜的影响》，陈尚胜主编《登州港与中韩交流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6月出版），页119－142。《王世贞未完成之明史与<弇州史料>》，《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05年11月；《十六世纪两类士大夫的代表：文人王世贞与相臣张居正》，《中国社会史评论》，（2005年）第6期；《王世贞<史乘考误>对<明实录>之辨证及其影响》，《成大历史学报》（台湾成功大学），2005年10月总第29号《淝水之战：初唐史家们的虚构？——对迈克尔·罗杰斯用后现代方法解构中国官修正史个案的解构》，《河北学刊》2004年第1期，页77－83【被《新华文摘》2004年第10期摘录提要，《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4年第2期和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魏晋南北朝隋唐》2004年第2期转载】；《王世贞明史研究之成就与特点》，《史学史研究》，2004年第1期，页28－35；《略述美国史学评论与总结机制》，《南开学报》2004年第2期，页92－99【被《新华文摘》2004年第12期摘录提要】；《试论朝鲜王朝尊明贬清的理论基础》，《史学月刊》，2004年第6期，页44-50；《从正朔看朝鲜王朝尊明反清的文化心态》，《汉学研究》（台湾），2004年6月，页191－218；《试论朝鲜王朝崇祀明朝东征将领的祠庙》，北京大学韩国学中心编《韩国学论文集》2003年12月总第11辑，页25-33；《试论明遗民之东去朝鲜及其后裔世代对明朝之思怀》，北京大学韩国学中心编《韩国学论文集》2003年总第10辑，页144-167；《试论多尔衮与朝鲜的几个问题》(与郑克晟先生合著)，朱诚如主编《清史论集：庆贺王锺翰教授九十华诞》（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3年8月），页247-262；《历史主义对“史学革命”的一次反拨》，《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被教育部委办《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2003年第3期转摘提要，第180页；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历史学》2003年第8期全文转载）2003年第1期，页12-19；《西方书籍史研究漫谈》，《中国典籍与文化》，2003年第3期；《朝鲜王朝大报坛创设之本末及其象征意义》，《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香港中文大学），2002年新第11期，页247-272；《朝鲜<皇明遗民传>的作者及其成书》，《汉学研究》（台湾），2002年第20卷第1期，页163-188；《朝鲜王朝尊周攘夷及其对清关系》，《韩国学报》（台湾），2002年第17辑，页255-281；《试论事大主义与朝鲜王朝对明关系》，《南开学报》，2002年第4期；，页66-73；《<明实录>之东传朝鲜及其影响》，《文献》，2002年第1期，页237-247；《<朝天录>与<燕行录>--朝鲜使臣的中国使行纪录》，《中国典籍与文化》，2002年第1期，页74-80；《朝鲜王朝所编之中国史书》，《史学史研究》，2002年第2期，页66-75；《试论朝鲜儒林之尊周思明—以华阳洞万东庙为中心》，北京大学韩国学中心编《韩国学论文集》第9辑，页37-57；《朝鲜王朝尊周史书论略》，南开大学古籍所编《文史论集》第二集，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页406-428；《试论王世贞的史学思想》（下），《大陆杂志》（台湾），2001年元月，第102卷第1期，页6-14；《试论王世贞的史学思想》（上），《大陆杂志》（台湾），2000年12月，第101卷第6期，页277-287；《钱谦益与王世贞》，《郑天挺先生百年诞辰纪念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00），页120-127；《“土木之变与倪谦使朝》，陈尚胜主编《第三届韩国传统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9年，页214-244；《清修<明史>与王世贞》(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历史学》1999年6期全文转载)，《史学史研究》1999年第2期，页78-88；《沈德符与王世贞》，《中国典籍与文化》，1999年第1期，页98－101；《试论王世贞的史学批评》，《纪念南开大学建校八十周年暨古籍所成立十六周年文史论集》，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9年10月，页146-163；《人性演变与文学发展—读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署名黎正衡），《书目季刊》(台湾)1999年第33卷第1期，页73-84；《<明季辑略>之东传及其引发之事件—中韩书籍交流史研究之一例》，《书目季刊》(台湾)，1998年第2期，页60-65；《试论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对<史记>的模拟》(被人民大学复印资料《历史学》1998年6期全文转载),《南开学报》,1998年第2期，页74-80；《试论朝鲜李玄锡<明史纲目>之编撰、史源、刊行与评价》，《清华学报》(台湾，1997年）新第27卷第3期，页313-345；《试论丽末鲜初的中韩关系》，《韩国学论文集》第6期，1997年，页33-41；《朝鲜王朝的一部明史著作--<明史纲目>之研究》，《中国历史与史学—祝贺杨翼骧先生八十寿辰论文集》，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页346-359；《丙辰京察与嘉靖后期党争》(与郑克晟先生合著)，王春瑜主编《明史论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页120-140；《陈璘与李舜臣》，北京大学韩国学中心编《韩国学论文集――第一届韩国传统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4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10月，页224-233；《翁万达在广西》，《翁万达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深圳：海天出版社，1995年，页129-140；《试论明初的宦官外交》，《南开学报》1994年第2期，页34-42；《朝鲜入明贡道考》，北京大学韩国学研究中心编《韩国学论文集》1994年第2集，页39－47；《胡适之与明实录》，《中国典籍与文化》，1994年第2期，页21-24；《试说明代行人》，《史学集刊》，1994年第1期，页11-16；《试论明代监察官的考选制度》(与关汉华先生合著)，《中国史研究》1993年第2期，页116-124；《嘉靖中叶第一边臣---翁万达》，《文史知识》，1993年第6期，页56-60；《史学至精微，微处见大义---浅谈郑天挺先生的治史方法》，《中国典籍与文化》，1993年第2期，页30－34；《明代宦官与中朝交往》，《韩国学报》(台湾)，1992年总第11期，页135－149；《明代使臣述论》，《广东社会科学》，1992年第2期，页69-74；《试论崇祯皇帝的用人观》，《历史教学》，1990年1期，页3－12。
国家历史文史精华不建议看杂志，杂志毕竟是一种快餐式的东西，营养不高
中国学世界化是中西文化交流进入更深层次的表现。对世界范围内汉学研究论著的关注、介绍乃至翻译，正是所有人文学者不能回避，且应积极参与之事，如此方可预学术之流。近些年伴随着《世界汉学》、《法国汉学》等专刊，海外中国学论著等丛书的相继出版，一批位于学术前沿的，用新理论、新方法重新整理和审视中国传统文化的国外研究成果开始得到相应地重视和有系统地引进，借此"翻译"之桥，中外学者关于"国学"诸种问题的讨论有了质的飞跃。但伴随着这种交流，"汉学论著翻译"作为一种不同以往的翻译的新内容，面临考验，有进一步探索的必要，一些在翻译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亟待解决。 王楠（中华书局编辑） 来源:《史学月刊》 中国学世界化是中西文化交流进入更深层次的表现。对世界范围内汉学研究论著的关注、介绍乃至翻译，正是所有人文学者不能回避，且应积极参与之事，如此方可预学术之流。近些年伴随着《世界汉学》、《法国汉学》等专刊，海外中国学论著等丛书的相继出版，一批位于学术前沿的，用新理论、新方法重新整理和审视中国传统文化的国外研究成果开始得到相应地重视和有系统地引进，借此"翻译"之桥，中外学者关于"国学"诸种问题的讨论有了质的飞跃。但伴随着这种交流，"汉学论著翻译"作为一种不同以往的翻译的新内容，面临考验，有进一步探索的必要，一些在翻译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亟待解决。 在我看来问题出于两方面：一，汉学论著翻译著作既非文艺作品，也不是科技论文，但它兼具艺术性和科学性。对它的翻译要求译者的专业功力和外语水平同样不凡。而目前我们的一些译者往往偏重一面，或者满腹经纶但译文晦涩，全失原作的风格；或者行文流畅但疏漏百出，使原意走样，不免贻笑大方。二，由于这项工作方兴未艾，既缺乏经验的累积，又尚未形成一定的规范和原则，因而出现翻译作品的水平良莠不齐，译、校等编辑、出版流程较为混乱等问题。以下就我所见汉学论著翻译作品中的一些情状，尤其是审读美国学者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一书的中译稿时发现的一些问题，谈谈自己对翻译原则和规范的理解。 一．文化的还原 寻根溯源是汉学论著翻译中不可忽视的技术问题之一。汉籍本身浩如烟海，文化内涵又广博精深，海外学者对它的征引宛若随意采撷，典故难寻；对它的解释或体认有时推陈出新，有时又似是而非，因此译文难于处理。所以文化上的，包括汉文人名、中文史料、历史背景的还原就成了首要问题被提了出来。 汉文人名的还原。例如江苏人民出版社"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中马克斯·韦伯所著《儒教与道教》一书在描述汉代儒士反对司马迁的重商思想时，把反对者"PenPiao"译为"彭彪"（第193页，注2），但实际上此人当为"班彪"。 又《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艾尔曼著，赵刚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18页，倒数第1行："储同舒（音译，Ch'uTung-Tsu）《清代中国地方政府》，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3"。此处把"Ch'uTung-Tsu"误译为"储同舒"，实际应为中国著名的社会学、历史学专家，著有《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华书局，1947年）一书的"瞿同祖"先生。 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的法国学者勒内·格鲁塞的《草原帝国》（1998年）一书中第172页有语："可敦尽管还保留着这些野蛮的生活风俗，但她很信任中国大臣汉延惠，后者使契丹人开始走向文明。"文中"可敦"即指辽国萧后，那么中国大臣当为"韩延徽"，不知译成"汉延惠"的史料来源是什么？ 又如《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原文页765，注9，VillageandtownlifeinChina（《中国的城乡生活》）著者为YKLeong和LKTao。此处的原著者显然是中国人名的简写，译者仅译为YKLeong（郎）。笔者作为此书的责编之一先查到《中国的城乡生活》的英文版，著者的全名写成T'aoLiKung和LiangYu-kao。又阅读此书的《序言》得知，两人均为留学英国伦敦大学的中国学者，此书是从人类学的角度分析中国的社会生活。此书出版之后，T'aoLiKung回国任教，而LiangYu-kao则留在英伦。既然T'aoLiKung已回到本国，那么《社会科学大辞典》中应该有其一席之地。果然T'aoLiKung即是中国社会科学家北大著名社会人类学教授陶孟和（陶氏字以行，1888—1960年）的原名"陶履恭"的音译。查找LiangYu-kao更加困难，因为其始终旅居国外，本国很可能没有介绍他的专文。只好仍以陶氏为线索，终于在多卷本的辞书《北大人》中查到《中国的城乡生活》另一作者LiangYu-kao的中文名为"梁宇皋"。 类似情况还有何兆武、何冰两位先生所译狄百瑞《东亚的文明——五个阶段的对话》（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1页，文下注②："见于君芳《Chung-fenMing-pen与禅》，载陈学霖与狄百瑞编《元代思想：蒙古统治下的中国思想与宗教》（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82年）"。此处未译的"Chung-fenMing-pen"应为元代禅师"明本（字中峰）"，英文遂写成"中峰明本"。有关资料可参考《元故天目山佛慈圆照广慧禅师中峰和尚行录》和《天目中峰广录》。（见《碛砂藏》589-591册；或参见《天目明本禅师杂录》三卷，《续藏经》2-27-4，商务印书馆，民国初年。） 同人名的还原一样，中文书刊名称的还原也需要谨慎核对。如《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中译者把"TsingHuaJournalofChineseStudies"译为《京华中国研究学刊》。在遍查材料未获后，才以其中的一篇论文为线索查知此刊应该是《清华学报》。 材料的还原。刘东先生所译《蒙古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页89有文曰："在古代，上流社会中流行一种习俗：每10天洗一次澡，而‘沐日'也可作为官员们归休不视事政事的借口。而有关洗浴的中文词也就得到了‘十天之期'的涵义，‘起先的洗浴日'、‘中间的洗浴日'、‘最后的洗浴日'分别意指着一个月的上旬、中旬、下旬。（译注：此词中文出处不详，权且直译出来，留待方家指教原文所本）"此处典故可以在《初学记》、《唐会要》卷82《休假》，尤其是明代杨慎《丹铅总录》卷3《时序·三澣》中找到："唐制，官吏十日一休沐，沐为沐涤，故一月有三澣。后以上澣、中澣、下澣称一个月的上旬、中旬、下旬。"像刘东先生这样的知名学者在译文中尚且出现此种搁置情况，可见史实还原之难。 又如《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译"preliminaryaddress"作"疏意"，审读译文时未查到出处。但根据文意应为"序言"的同义词，即"疏头"：僧道拜忏时焚化的祝告文，上写主人姓名及拜忏缘由等。（参见《辞源》页2130；《汉语大辞典》第8册，页508）改"疏意"为"疏头"既比较符合原意，且更准确。 又此书页724，注4，把《清朝文献通考》和《清朝通典》简称为《通考》和《通典》。这实际上是混淆了四部书，应根据历史学规范简写成《清通考》和《清通典》，不致误导读者。 在审读《法国汉学》第四辑中有如下译文："在上引《隋书·经籍志》中所记述的道教仪式之外，还用一种不太肯定的口气记录了一种道士们所宣称但却未必如此的箓的古代传说。（中略）虽然隋代的历史学家记录了这个不太可能的道教的说法，（中略）很难证实隋代的编年史学家们"《隋书》是唐代史学家编纂的，此处应改为"隋史的编纂者"或"唐代的历史学家"。同类者尚有侯旭东在《误译丛生的一部书——〈佛教征服中国〉中译本琐谈》（载《中华读书报》）文中的举例："如原书页19‘intheHou-Hanchi,afourthcenturyhistoryoftheLaterHandynasty,'中译作‘在记载公元4世纪后汉历史的《后汉记》中，'（页29）令人啼笑皆非。按《后汉纪》（译文作‘记'误）为东晋人袁宏作，书成于四世纪，而后汉亡于三世纪初，中译应作‘在《后汉纪》——4世纪成书的关于后汉的史籍——中'"。这种常识性史料还原的错误应在译文中绝对杜绝。 对背景文化还原的难度还应在前两者之上。因为背景知识准确的掌握不仅包括对史实的确切了解，更需要的是一种文化感，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了解且能心领神会，并运用自如。不止是一个词，一段话的索骥，而应把文化内涵整个地融入行文之中，至此才使译文达到风格上的忠实与流畅。如《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一句原文"Within，"，原译为"（故宫）各大宫殿按南北向轴心排列"。这容易引起歧异。事实上，原作者不是想强调宫殿的南北对称，或者是要说明所有宫殿都是南北排列。因此译为"重要的宫殿座落在南北向的中轴线上"就更明了。又同书"Confuciancommentators"译作"儒家评论家"也不能算错，但"清议"一词可能比较符合传统，也更典雅。又比如称南方地区下级管事者为"teacher"，译作"蒙师"不如"师爷"确切。 袁筱一等译法国马丁·莫内斯蒂埃著《人类死刑大观》（漓江出版社，1999年）第340、341页两副插图下的注文分别为"西方军事势力代表对‘拳击手'施斩首刑"和"拳王的斩首刑（中国，1901年）。"。"boxer"在此处不应直译为"拳击手"，而是专指1900年前后中国民间反侵略组织"义和团"的前身"义和拳"一词。 《欧洲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名家十年文选》（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22页注72"见L·S·杨的两篇文章，收入的《汉学中的远行》（ExcursioninSinology）"。"L·S·杨"即杨联升。1"Excursion"一词本身有远行之意，但用在中国书籍和文章的名称当中，应释作"短文"，又可引申来表达中文特有的文体"赋"、"策"等。如苏东坡《赤壁赋》，英国名汉学家翟理斯（HerbertHGiles）把它翻译成"AnExcursionBelowtheRedWall"，台湾师范大学教授李杏村则译为"AnExcursiontotheScorchedCliff"，都使用"Excursion"表示"赋"一词。所以杨联升"ExcursioninSinology"一书或译成《汉学散策》可能更为恰当。 江苏人民出版社和商务印书馆分别在1995和1997年由不同译者翻译了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的《儒教与道教》一书。仅从两书一些章节标题翻译文字的差异就可想象其内容的大相径庭。第5章第4节，江苏版译为"儒家教育在社会教育体系中的地位"；商务版则为"儒家教育在社会学教育类型中的地位"，两书所提概念绝对不属于同一学科范畴。又如第6章第12节前者译为"早期儒学的激越"；后者为"早期儒学的悲歌"，孰是孰非难以明确，且会令读者啼笑皆非。 当然细读所译内容，其中是有高下之分的。如江苏版译为："同样的，一个人能否像非士人阶层那样在祖庙中享有一个祖宗牌位，也取决于其官阶。甚至连城市之神在众神中的地位都得看此一城市官员的级别而定。"（页138）；商务版则译："倒是正好反过来：一个人的官品决定着他是否能有祖庙（没读过书的人只有一个祖宗牌位），祖庙中能供多少祖先。就连万神庙里城隍的级别也取决于该城父母官的官品。" 又如，江苏版译为："宋代的常备军，除了‘近卫军'以外，尚有由地方军队和民兵组成的两个编队，但它们一旦融合之后，便告瓦解。"（页92）；商务版则译："宋朝统治时期，除了地方军（厢军）和民兵（乡兵）这两支互相融合而衰亡了的军队以外，还有作为常备军的‘禁军'。"（页129） 再有，江苏版译为："王安石于1086年死后被封为圣徒，受人供奉，而在12世纪，对他的供奉连同圣徒的称号统统被取消了。"（页93）；商务版则译："他（1086年）死后的封号和祭奠安排，在12世纪又被取消了。"（页131） 把"城隍"译为"城市之神"，"禁军"译为"近卫军"，"地方军队"和"民兵"不说明特指中国传统文献所称的"厢军"和"乡兵"，从行文上还可勉强接受的话，那么把王安石说成是"圣徒"则甚为乖谬了。文化所囊括的内容既宽泛又细微，因此对它的还原绝非易事，非学养深厚、细心琢磨不可为之。 二．形式上的统一 讲求学术规范是提高整体学术水平与扩大学术交流领域和层面的基底。汉学论著翻译作为学术研究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必须遵循一定的规范，否则就会降低其价值，甚至误导读者。 形式问题之一：在审读汉学译著时，历来把核对有关海外学者的名号与著述题目的看作是译文的关键，也是难点。目前所遵循的原则是：国外汉学家已有汉文名字，或约定俗成的中译法的应遵从；其他所有外国人名都应以通用字典，尤其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一系列各国人名译法辞典为据，并在首次出现时用括号标出原文。专著或论文的题目也当如是处理。如法国汉学家KristoferMSchipper在《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一书中分别被译为"席佩尔"、"史波儿"、"施博尔"。在参加了一次Schipper在京举办的讲座中，我才知道他的正式中文名字是"施舟人"。又比如《美国中国学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354页把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中文教授、以擅长中国语言学和历史学闻名、撰写过《安禄山叛乱的背景》、《上古汉语的语音系统》（中华书局，1999年）的蒲立本先生（EdwinGeorgePulleyblank）译作"普利布兰克"。《唐代的外来文明》（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一书的著者Schafer被翻译为"谢弗"，其实他有中文名字，叫"薛爱华"。 或者过分强调译名的精确度有吹毛求疵之嫌，但中文是不同于西方表音字母文字的一种音、形、义相结合的表意文字，每一个汉字都有固定的含义，通假和转注则有特别的规定。就算在阅读姓氏名称时，出现同音异形的字，也会被认为是指示不同的人物或事物。使用此种与西文截然不同文字的中国人在阅读时也养成了更重视识别文字字形而不是读音的习惯。而且长期以来汉语对外来词的消融力是古今一贯的，并形成了以意译为主或意译与音译杂糅的翻译规律。2这种意译法的使用更加强调字符形态与音读对应的确定性和准确度。所以译者采用了不同译名来反映一个人或一件事物，就会误导读者，即翻译时差之毫厘，理解时必然谬以千里。 又如，《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一书的译者把日本学者林友春的论著译为"《元明时期的学堂教育》载《近世中国教育》"，而且出版地未译出。但核对了日文原著才知，其名当为《元明时代的书院教育》载《近世中国教育史研究》，东京国土社出版。同样的错误在《从理学到朴学》一书第222页也出现了。日本中国学者及其论述往往夹杂中文或者全部使用中文，这既为译者提供了方便，又增加了工作量，因为稍稍疏忽就可能因未查检而出现译文不准确的情况。 形式问题之二：对史料翻译形式的规范化处理是衡量译者学术水准的标尺。李约瑟所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之中译本则较好地体现了形式统一、内容充实的原则。文中所有涉及中文史料的地方，译者都先根据外文把原著者对这段史料的理解文字忠实译出；再把原始的中文史料附见于后，并改变字体，用括号括出以示区别。例如：此书第二卷《科学思想史》（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页8 "在整个中国历史上，儒家反对对自然进行科学的探索，并反对对技术做科学的解释和推广。 樊迟请求学农，孔子说：‘我比不上老农民。'他又请求学园艺，孔子说：‘我比不上老园艺。' （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 这本来可以认为是对传统技术人员的谦虚态度，然而不幸的是： 樊迟走后，孔子说：‘樊迟真是一个眼界狭窄的人！如果一个君主或官长喜好良好的习俗、正义和真诚，人民就会背负着他们的孩子从各地都来归附他。这样，他还需要知道怎样去务农吗？' （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好义好信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又如何兆武、何冰两位先生所译狄百瑞《东亚的文明——五个阶段的对话》也采取类似的格式。随举一例： "礼是从哪里来的呢？就是从这一事实：人是生来就有欲望的，当欲望得不到满足时，人就必定要追求它们。当这种追求进行得没有限度或分寸时，必定会发生争执。随着混乱就出现了耗竭。古代的君主憎恨这种混乱，就把礼和正当性加以法典化而设立必要的限制，于是欲望就会得到调剂而他们的追求也就得到了满足。他们以这种方式使得欲望不会被事物无限扩大，而事物也不会因欲望无度所耗竭。从而这两者可以互相配合而共同滋长。礼就是从这里来的。（《荀子集解·礼论第十九》第一章） [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荀子·礼论第十九》第一章]"（第13页） 全书均沿用此格式的意义有二：其一对中国古文的解释本身就是学术研究的一部分。国内也并没有任何称得上是绝对权威的译注，学者们的新知灼见往往正基于对文本的深入解读。因此国外学者对原始材料的重译，既兴许是误读也很可能是变换角度，用有别于传统的思维方式重新阐释原典，不容忽视或省译。其二附之原始材料及出处则更方便了读者，使读者对原著的水平有直接的对比和判断而省却了检索的麻烦。当然这也是使译者更能吃透原文，忠实原著的必要手段和过程。 形式问题之三：上文所提到的江苏人民版和商务版的所译韦伯《儒教与道教》的两部译著，前者未附任何参考文献目录和索引，后者则附有译名表，这在使用价值上有明显差别。 青海人民出版社和商务印书馆分别在1991年和1998年出版了法国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的中译本。商务本把法文原书的脚注和书末索引全部翻译过来，而青海本在增加《著者参考书目》的同时写道："本书作者格鲁塞在编写其书过程中曾参考了大量西欧出版的史学著作与有关东方学的论文，为了说明资料的出处，他在各页注脚内简略地提到著作的书名与页码。我们认为这种注脚对汉文译本的读者是多余的，首先那些资料是很难找到的，其次在印刷上也有许多困难。"（第589页）青海本的译者魏英帮先生亲聆过格鲁塞教授讲授的《远东史》，所以增补的《著者参考书目》肯定极具价值，但参照商务本就可得知被青海本省略的原书脚注的学术含量仍旧丰富，因此决不"多余"。如此情况还在青海出版社1998年根据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第一卷《东方的遗产》译著的《东方的文明》一书中出现，脚注一律未译，这总与此书较好的文字翻译质量不相匹配，并且无法让读者得知其书使用材料的来龙去脉。 因此不光为查找、检索的便利，各种文后注释和书末附录更进一步展示国内外学术界的研究状况和动态。如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译本附之《缩略语表》、《1800年以前的中文书籍》、《1800年以后的中文和日文书籍及论文》、《西文书籍和论文》以及包括人名、论著和主题词等多类词条的《索引》，此内容不亚于一部国外有关中国古代科技的研究史，甚至更可说是内容广泛、涉及诸多领域的中国学研究概述，值得后人仿效。 再有，如果把译者经验的不断累积看作是汉学论著翻译水平整体提高的前提条件，那么后附文献参考目录和索引实际上就是这种积累的明晰体现。因为附录往往包含了众多学术信息，译者对它的翻译经常需要查阅国内外大量资料。几种同类书籍参考目录和索引的汇集甚至可以说是这一学科领域权威材料的总编。这种全面的搜集再加上谨慎的译法，就为后人在翻译学术著作时提供了最详实、准确的参考文献，而且在译作方法上、对译著的规范化处理上都有所借鉴。更重要的是它避免了重复劳动，有益于汉学论著翻译质量和水平在前人的基础上不断推进。 如法国学者戴仁著，耿升先生翻译的《法国的中国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一书附有法国中国学者译名对照表，就为审读即将在中华书局出版的《法国汉学》第四辑的译稿提供了类似工具书的作用。而在此人名表上进行增订和补充，则有关法国汉学从早期发展到最新概况，并涉及诸多学科的完整资料就全部提纲携领的凸显出来了。因此对汉学著作的附录不仅不能随意删除，且应在格式上继续规范化。 三使汉学论著翻译规范化的其他辅助手段 多译本的互相参照是翻译界常用的方法和技巧，它不仅能为揣摩原著提供多角度、深层次的见解，而且还能改正原著的错误和译文中的误译。如审读《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时，我曾用此书的日文本（晃洋书屋，1989年）进行核对，补译和改正了原著和译稿地图中的一些问题。比如《长江上游图》漏"自流井"之名；页248图中有两处"长沙"，据日文本改一处为"重庆"；图35"赵家渡"误写为"赵家府"，又补译"石笥场"一地；图34补译"邛州"一名等等。又如：译者把eclectic（折衷的）误识为electric（电力的），我是翻看日文本时才偶然发现并改正过来的。 参考其他语种的相关资料也会有意外的收获。在《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译稿中，许多地方志方面的材料无法还原成原有的文言形式，因为原作者引用的史料大多来自国外图书馆保存的中国方志；还有一些则因反复转引却未注原书书目而无法查找。尤其是第二编第五章《市镇和水道》，其中引文都从英文转译。但我发现此章的大量材料都转引自日本学者所撰写的专著和论文，因此从西嶋定生的《中国经济史研究》（东京：东京大学文学部，1966年；此书有中译本）查知注10文字引自万历《嘉定县志》卷19《文苑》载万历二十三年王锡爵《永折漕粮碑记》。从森田明《清代水利史研究》（东京：亚纪书房，1974年）知注25出自《吴中水利全书》卷14《章疏》；注26出自《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四册《苏上》。以及由载《东洋学报》的川胜守《明末清初江南的圩长》，日本《史学杂志》的大山正昭的《明末清初的大土地所有——专论江南三角洲》，《东洋史研究》的山口迪子《清代漕运与船商》等等文章都查到了相关材料的出处。试举一例，原译稿译自英文为："若不带货，勿雇小船。可自东栅口乘小舟赴嘉善，复由此登棉纱船去松江，向无一人欲乘大船者。"查知应出自日本尊经阁水库藏之《水陆路程》卷7《苏松二府至各处水》，原文曰："无货勿雇小船。东栅口搭小船至嘉善县。又搭棉纱船至松江，无虑大船。"由此自知在从事汉学论著翻译和译文审读中少不了对其他语种资料的翻检之工。 为保证与国外中国学领域的快捷对话和进一步提高汉学论著翻译作品的质量，学界亟待及时编写和出版相关领域能展示最新研究动态的工具书。而目前有关书籍却少而陈旧，不太能满足译者的需要。如现有的海外中国学手册仅有《国外藏学研究概况》、《俄苏中国学手册》、《日本的中国学家》、《美国中国学手册》等。而且除了《美国中国学手册》在90年增订过以外，其他都截止在70-80年代初。有时为找寻一个学者的名字或一篇文章的译法要把近年来所有有关汉学论著翻译的论著和书刊全部检索一遍，这与翻译本身发展的速度极不合拍，这也使译者处于一种孤军奋战的境地。因而学界急需解决的是旧有工具书的定时增订和新种类、多用途、更广泛的工具书的编纂。3甚至尽快用计算机网络代替纸本工具书，以提高信息更新的速度和检索效率。4 另外，由于前些年海外学人所用中国的资料大多来自港台，因此对这两地学界的学术情况应给予一定的重视。在国家图书馆可查的台湾书目文献限于近代和解放以前，1949年以后的出版物仅借到王世庆主编的，美国亚洲学会台湾研究资料专刊之一《台湾研究中文书目（史地之部）》（台湾环球书社1976年）一书。其他目录则散见于年鉴或分类学科的论文索引中。近十年内的最新著述目录仍无处获知。在查寻《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的港台人名、作品时，几乎是借一种刊物仅能核对一条材料。如查出"张谷城"编写的《新竹丛志》（新竹市：新竹丛志编辑委员会印行，1952年），非"张古城"；毕庆昌等编《新竹新志》（台北：中华丛书委员会，1958年），不是"毕青长"；《鹿港开港史》载《台湾文献》第19卷第1期（1968年）著者不是"王世清"，而是"张炳楠"都是无工具书可依。而且书中仍有一些音译无法还原。 总之，汉学论著翻译的规范化和精确度是与编写便利、及时、全面、准确的工具书相辅相成的，二者的合作才能使汉学研究与世界充分接轨。 高质量的汉学译作的推出还要求译与校的努力和协作。 《从理学到朴学》第226把"柳诒徵"误排为"柳诒征"。而且书中所有涉及清人"方东树"的地方都印为"方东澍"。 《东亚文明——五个阶段的对话》从撰写到翻译都堪称精品，但在排印和校对是却把近十处提到著名的日本僧人"圆仁"都误作"园仁"；第44页，《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印成《入唐求法巡行记》；第54页，把朱熹的《四书集注》印成"《四书》集注"。 《欧洲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名家十年文选》（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中《〈柳毅传〉及其类同故事》一篇注14（第255页），把编写《唐大诏令集》的"宋敏求"，误印为"宋敏秋"；注55（第257页），叶德辉《双梅景暗丛书》排成《双梅景暗业书》；注57（第258页）撰写《唐会要》的王溥，印成"王蒲"。由于审核的疏忽使译作白璧微瑕是非常遗憾的事，也只能俟再版时弥补了。 四．翻译与研究的统一 不言而喻，优秀的翻译著作应达到翻译与研究的完美结合。因为译者如果是某一领域的专家，那么他翻译这一领域中的外国著作就会在占有材料和了解新的学术动态方面胜人一筹，得以与原著者并驾齐驱，甚至可以作高屋建瓴的评判。如陈裕菁在翻译日本学者桑原骘藏《蒲寿庚考》（中华书局，1954年）的《序言》中写到："纪元十二年夏，日长无俚，汇全文译之。参稽考订，几忘溽热。既成，觉尚有余蕴，因不揣简陋，发箧陈书，妄
2010年01月2日资料古代 幌子 广告 民俗 行业49 views论中国古代的幌子广告*-Sign Advertisement in Ancient China这篇文章是多年前在图书馆读《史学月刊》时看到的，当时复印下来回家录入，一晃就快十年了，时间过得可真快，可不象昨天的事么，还能看到自己骑着自行车乱逛呢。那时的我在3asian开了一个论坛，出于责任找一些这样的文章来发，便是这一篇，因论坛是繁体，所以可见这篇论文全部转成了现在的样子，当时知识浅薄得很，繁简转换时一定有很多错误。前几天写文章时正好写到幌子，便上网搜寻，却发现那个论坛早已没了影子，网上也无处可搜，后悔当初没在其他地方另发。今天查看硬盘，五六层目录下来，突然看到这样的名字，亲切之极，以前的一幕又出现在眼前。更可喜的是文前还有一段幼稚的 按语，看了不禁一笑，我是个有点怀旧的人，权把它留在这里了，其他也一仍其旧。chinaandersen案: 中国古代店铺前的幌子是极富民族特色的一种民俗文化，其源流久远，曾出现过无店不招，无店不幌的盛况。影响所及，就是在现在，民间也还留有它的影子。而且它还常常进入诗歌作为一种点缀，以招摇情性;在小说中写到它时又是极有情致的一景。<论中国古代的幌子广告>一文，虽著眼点在”广告”二字，却也写出了幌子的大致流变，颇能使人瞭解”幌子”这一中国特有的民间文化。看到这篇论文时特别欢喜，故抽空将其录出。由於原文比较长，一时不宜录完，便以原文章节析之，分为五次发帖。为便於查考，每帖均附原文参考资料於後。论中国古代的幌子广告*-Sign Advertisement in Ancient China-幌子广告溯源 本文录自<史学月刊>2002年第九期论中国古代的幌子广告*-Sign Advertisement in Ancient China杨海军(河南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关键字]幌子广告;图腾崇拜;行业标志;民俗文化[摘要]中国古代幌子广告经历了一个长期发展的过程。幌子广告的出现与原始人的图腾崇拜有著最直接的渊源关系。幌子广告的发展则与行商坐贾的分化不无关系。中国古代幌子广告类型众多，但概括起来，主要分为形象幌子,标志幌和文字幌三种基本类型。幌子广告具有鲜明的行业特点，是中国古代民俗文化的载体。[中图分类号]K203;G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2)09-0087-06Sign Advertisement in Ancient ChinaYANG Hai-jun(News &Media School,Henan University,Kaifeng 475001,Henan China)Key Words:sign advertisement;totem worship;industry mark;custom cultureAbstract:Sign advertisement in ancient China had a long Emergence of sign advertisement had direct causality to totem worshiped by primitive people,while development of sign advertisement had close connection with tradesmen Although diverse in kind,sign advertisement in ancient China mainly consists of three sorts:image sign,mark sign and written word sign,Advertisement is the body carrying Chinese ancient culture and had salient industry 幌子广告是我国古代最具民族特色的广告表现形式之一。因其造型独特,形式各异且多出自民间而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幌子广告蕴含著丰富的民俗文化，在我国古代广告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幌子广告溯源幌子广告伴随著人类的信息交流活动而产生，在商业贸易活动中其表现形式逐渐多样化。人类在长期的生产活动及与自然的抗争中开始用形体语言进行交流和沟通，用纹身艺术和佩带饰物表达喜怒哀乐和传递信息，用特殊的气味,颜色和形象进行识别，这些，都是幌子广告产生的物质基础。其中，幌子广告的出现与原始人的图腾崇拜有著最直接的渊源关系。图腾崇拜产生於母系氏族早期，其特点是人们把某一种动物或植物及某种自然现象当著氏族的亲属或祖先，或当著本氏族的保护神加以崇拜。图腾崇拜发生於人类社会的狩猎,采集时代，因此，崇拜的对象以动物占大多数。如美洲印第安人易洛魁部落联盟的塞纳卡部落有8个氏族，他们的图腾分别是狼,龟,海狸,熊,鹿等，各氏族还以这些动物的名字作为氏族的名称⑴。我国<诗经>中也有”天命玄鸟，降而生汤”的记载⑵，说明商族的图腾是”玄鸟”，即今天所说的燕子。图腾崇拜是世界各地普遍存在著的历史现象，对於氏族来说，具有精神纽带作用，起著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统一利益的功效。同时，共同的信仰也有利於氏族成员形成共同的心理,风气。更为重要的是，图腾往往又是氏族的名称和标记，对外具有氏族徽号的性质，具有识别功能。这些徽号，可视为原始幌子广告的雏形。国家形成後，一些国家的国徽,族徽,王冠的图形仍使用动,植物的图案，因比较多地使用在旗帜上，也可以看作是非商品性质的幌子广告。幌子广告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活动中形式逐渐多样化。具体来说，传达商品信息的幌子广告的出现与行商坐贾的分化直接关联。春秋战国时期，商人阶层开始分化为行商和坐贾。关於行商和坐贾，古籍有这样的描述:”商之为言章也，章其远近，度其有无，通四方之物，故谓之为商也;贾之为言固也，固其有用之物，待以民来，以求其利者也。故通物为商，居卖曰贾”⑶。行商走村串寨进行交易，所使用的多为口头广告和现场演示广告。坐贾则固定在一定的场所或租用固定的店铺进行经营;为了招徕顾客，商人们开始把陈列於市的实物悬挂在货摊上或店铺上以吸引买主，这样，在实物陈列广告的基础上，演变和发展成了招牌,幌子等广告形式。关於较早的幌子广告，古籍中也多有描述，<韩非子>曾记载了这样一个家喻户晓的故事:”楚人有鬻盾与矛者，誉之曰:’吾盾之坚，莫能陷也’。又誉其矛曰:’吾矛之利，於物无不陷也’。”⑷(难一)这裏所提到的矛和盾实际上是幌子广告的原始形态，而实物招幌的记载在古籍中也能见到。<晏子春秋•内篇•杂下一>载:”君使服之於内，犹悬牛首於门，而卖马肉於内也。”⑸这种实物幌子进一步发展的结果，则是较为成型的幌子广告的出现，即表,帜,帘等，这类形式的幌子广告实际上是对实物幌子高度抽象化的结果，这种较成型的幌子广告在古籍中也有记载:”宋人有沽酒者，升概甚平，遇客甚谨，为酒甚美，悬帜甚高。”⑹(外储说右上)这些记载充分说明，在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已出现由陈列广告演化而来的实物幌子广告，实物幌子广告高度抽象化，不仅使实物广告的类型更加丰富多样，也使表,帜,帘等成为这一时期较为定型的幌子广告表现形式。* 该文为河南省教委社科资助项目”中外广告史研究”选题之一。参考文献：⑴摩尔根古代社会[M]三联书店,⑵林耀华,原始社会史[M]中华书局,⑶白虎通义[M]⑷韩非子[M]⑸曲彦斌中国招幌与招徕市声[M]辽宁人民出版社,⑹新华字典[M]商务印书馆,⑺阵培爱中外广告史[M]中国物价出版社,⑻孟元老东京梦华录[M]中国商业出版社,⑼施耐庵水浒[M]上海人民出版社,⑽翟灝通俗编[M]⑾中国风俗词典[Z]上海辞书出版社,⑿乌丙安中国民俗学[M]辽宁大学出版社,⒀尚洁天津的商业招幌[J]民俗研究,(4)⒁曲彦斌古今招幌[J]百科知识[J],(11)⒂余明阳,陈先红广告学[M]安徽人民出版社,⒃张则忠,古今中外广告集趣[M]中国经济出版社,论中国古代的幌子广告-Sign Advertisement in Ancient China-“幌子”释义的衍化 本文录自<史学月刊>2002年第九期论中国古代的幌子广告-Sign Advertisement in Ancient China杨海军(河南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幌子”释义的衍化从幌子的溯源可以看出，所谓幌子有两种基本类型:一种是由图腾崇拜演化而来，传达政治,文化信息的幌子广告，这类幌子主要传达的是政治或军事信息;另一种类型则是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活动中产生，由陈列广告演化而来的实物广告的高度抽象化且较为成型的表,帜,帘等幌子广告形式。这种类型的广告也是本文探讨的重点。按照字面意思理解，幌子的”幌”是指帐幔,帘帷，也就是表,帜,帘的不同说法。但这种理解显然过於狭隘，没能把握住幌子广告的内涵和外延。国内也有的学者把招牌和幌子放在一起来描述，称之为招幌，并解释如下:”招幌，是’招牌’与’幌子’的复合式通称，是工商等诸行业用以宣传所经营的内容,特点,档次等招徕信息的视觉标识”⑸;有的学者则把幌子广告与招牌广告混为一谈，认为幌子就是指商店门前的一种标志物尚好理解，但说幌子是商店门前的招牌却容易使人产生误解。因此，我国学者也对幌子广告与招牌广告进行了区分，如有的学者认为:”招牌最初是一种无字的布帘，以後帘上题写了店铺名号，继而又以木牌代替布帘，在木牌上题写文字，多用以指示店铺的名称和字号，可称为店标。幌子原指布幔，後被引申为酒旗的别称，并逐渐扩展为各种行业标记的专称。幌子主要表示经营的商品类别或不同的服务项目，可称为行标。”⑺这种表述指出了招牌广告与幌子广告的不同，对於我们理解幌子释义的变化具有重要意义实际上，我国学者大多数人认为实物幌子只是幌子广告的雏形，即使是抽象化的实物幌子也不具有代表性。他们认为幌子的原始含义就是指布幔，是商人高悬在摊位或店铺上方的长方形布幔，作招徕顾客之用。因形状像门或窗帘，也称之为帘帷。初始有的有文字,图案，有的则无，多为青色，称为青帘。这种认识强化了幌子在特定时期内以表,帜,帘为主体的特殊形态，而忽视了幌子从原始的实物雏形到较为成熟的”酒旗”和各种类型的高度抽象化的实物幌子的演变过程。唐代饮酒之风日盛，酒店多悬挂长方形布幔，中间书写斗大的”酒”字，幌子就被引申为酒旗的别称，称为酒幌。因数量众多，渐成风气，便有了”酒旗风”之说。在中国古代文献裏，对酒幌的称谓不同，较常见的有”望子”, ”招旗”, ”引招”, ”换招”, ”拦路旗”等称呼。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裏就有”至午未间，家家无酒，拽下望子”之说。⑻(中秋)<水浒传>中也有:”当日晌午时分，走得肚中饥渴，望见前面有一个酒店，挑著一面招旗在门前”的记载⑼。关於酒幌，有两个问题需特别说明:其一是唐宋时期酒幌普遍存在且称谓众多，这裏的酒幌主要是指酒旗，酒旗虽是这一时期酒幌的主要形式，但其他类型的酒幌也依然存在，如酒葫芦,醉仙,草帚等，在文献裏均有记载。关於草帚，<水浒传>裏有这麼一段文字:”远远地杏花深处，市梢尽头，一家挑出个草帚儿来。智深走到那裏看时，却是个傍村的小酒店。”⑼这裏的草帚，就是小酒店的招幌。其二是酒旗经过历代发展，到宋时作为幌子其表现形式虽已相当成熟，但作为其原始形态的青帘或者说是青布酒旗这种原始形态却被较好地保存下来。<水浒传>记载:”宋江……正行到一座酒楼前过，仰面看时，旁边竖著一根望竿，悬挂著一个青布酒旗子……”⑼这段文字说明，直至宋代，青帘作为酒幌依然存在。以上提到的只是名称和类型的变化，实际上，从原始的布幔出现开始，幌子广告就逐渐发展,衍化，从形式到内容都逐步走向成熟。首先是形状的变化。葫芦形,铜钱形,帽形,灯笼形,三角形,菱形,及各种实物形状的幌子广告的出现，打破了布幔特有的长方形形状，使幌子广告的表现形式日益丰富多彩。因不同形状的幌子广告均有特定的含义，代表不同商品的经营类别，因此，幌子广告逐渐成为各种行业的特殊标记。这裏需要提出的是，因幌子的类型不断增多，其形状便逐渐固定下来，有些具有鲜明行业特徵的幌子广告实际上就是店家所售商品放大或缩小的模型，有的就乾脆悬挂商品实物，前文提到的:”君使服之於内，犹悬牛首於门，而卖马肉於内也”，客观反映了以实物作幌子的事实。因此，也有人称此类幌子广告为悬物广告或实物广告。其次是制作材料的变化。制作幌子广告的材料，由最初的布质逐渐向木质,铜质,铁质,棉,绒,线,及复合材料扩展，使幌子广告制作的工艺更为复杂，外形更加美观，除了识别作用外，其装饰作用也日趋明显。在诸多制作幌子广告的材料中，木质材料使用较为广泛，许多悬挂在店铺门前，用木质材料制成，写有简单文字如”茶”,”当”或绘有简单图形的平面幌子广告往往被人们视为招牌广告或招牌广告的原始形态。参考文献：⑴摩尔根古代社会[M]三联书店,⑵林耀华,原始社会史[M]中华书局,⑶白虎通义[M]⑷韩非子[M]⑸曲彦斌中国招幌与招徕市声[M]辽宁人民出版社,⑹新华字典[M]商务印书馆,⑺阵培爱中外广告史[M]中国物价出版社,⑻孟元老东京梦华录[M]中国商业出版社,⑼施耐庵水浒[M]上海人民出版社,⑽翟灝通俗编[M]⑾中国风俗词典[Z]上海辞书出版社,⑿乌丙安中国民俗学[M]辽宁大学出版社,⒀尚洁天津的商业招幌[J]民俗研究,(4)⒁曲彦斌古今招幌[J]百科知识[J],(11)⒂余明阳,陈先红广告学[M]安徽人民出版社,⒃张则忠,古今中外广告集趣[M]中国经济出版社,论中国古代的幌子广告-Sign Advertisement in Ancient China-幌子的不同称谓及分类 本文录自<史学月刊>2002年第九期论中国古代的幌子广告*-Sign Advertisement in Ancient China杨海军(河南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幌子的不同称谓及分类在中国古代社会，人们对幌子有不同的称谓，古籍中也有不同的表述，如前所述，较常见的为”幌”或”招幌”，较固定的则为”表”, ”帜”, ”帘”等。其馀的称谓还有”旗”, ”标”, ”望”, ”招”, ”牌”等。幌,幌子,招幌的称谓最为常见。这种称谓何时出现，何时又为人们广泛使用而约定俗成，似乎无从考证，但人们还是对其出处进行了一番探究。清翟灝认为”幌”有可能是”望”的讹音，他指出:”按今江以北，凡市贾听悬标识，悉呼望子。讹其音，乃云幌子。”⑽(器用)有些学者指出，这种解释有些勉强，认为幌本指帷帘，人们根据酒旗形制如帘而引申称酒幌，进而泛指各种招幌，至於这种情形何时出现，人们根据明代<如梦录>中曾有”铁鞋幌”的记载，推断至少在明代已开始以幌泛指酒招之外的一般招幌子⑾。但是”幌”的用法却很早，如晋张景阳<文选•七命>有”重殿叠起，交绮对幌”的记载，唐陆龟蒙在<和初冬偶作>中也有”小炉低幌还遮掩，酒滴灰香似去年”的诗句。表。多指酒旗，或是酒旗的别称。对於这种称谓，古书也有提及，如<晏子春秋•内篇•问上>就曾写道:”人有酤酒者，为器甚洁清，置表甚长，而酒酸不售。”这裏的”表”显然是指酒旗,酒幌。帜。也为酒旗的别称。如前所述，<韩非子•外储说右上>描述如下:”宋人有酤酒者，升概甚平，遇客甚谨，为酒甚美，悬帜甚高。”帘,青帘,布帘,帷帘。多指酒旗，也可视为酒旗的别称，也称酒帘,酒幌。这种称谓较为固定，在古人的诗词中，多有提及。唐李中<江边吟>:”闪闪酒帘招醉客，深深绿树隐啼莺。”刘禹锡<鱼复江中>:”风樯好往贪程去，斜日青帘背酒家”等，均提到这种称谓。标。指草芥,草标,草帚。一般插在所售物品上，作为出售的标志物，由於在民间交易过程中被广泛使用，便约定俗成地成为具有特定意义的招幌。<水浒传>曾提到草标：“杨志当日将了宝刀，插了草标，上市去卖。”这裏的草标就成为特定意义的招幌。望,望子,酒望,望竿等。也是酒店门前的酒旗,酒幌。如前所述，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秋>中曾描述:”至午未间，家家无酒，拽下望子。”招,引招,换招。招幌的简称，因有招徕顾客之意，故称之为”招”。既可以指酒旗，也可以指能携带,可移动的有字招幌。<水浒传•供人头武二郎设祭>载:”那婆子取了招儿收拾了门户，从後头走过来。”这裏的”招儿”指的是酒店的酒幌。牌。招牌的简称。这裏的招牌，指的是书写有店名,字型大小或经营内容的字招，也称之为标志幌，既有招牌的特点，又具有幌子的功能。关於二者的区别，下文有详细敍述，这裏不再赘述。多年来，我国学者对幌子广告进行了不同的分类，由於认识问题的角度不同，因此，分类方法上有较大差别，可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乌丙安在<中国民俗学>一书中将幌子分为七种不同的类型:实物幌,模型幌,商品附属物幌,暗示幌,灯具幌,旗帘幌和文字匾牌⑿。尚洁在<天津的商业招幌>一文中将幌子分为九类:实物幌,模型幌,包装物幌,暗示幌,灯具幌,旗帘幌,文字幌,图案幌及图文并茂的幌子⒀。曲彦斌在<古今招幌>一文中将招幌分为五大类:即实物幌,模型幌,象徵幌,特定标志幌和文字幌⒁。尽管我国学者对幌子广告的分类存在著认识上的差异，但对某一类具体幌子广告的解释却有许多共同之处，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种类型。实物幌:一般被认为是悬挂在商店或店铺上方的实物商品,所售物品。有些稍加修饰，有些则保持商品的原貌。模型幌:这是在实物幌的基础上发展,演化而来的较为成型的广告形式，主要是把商品实物加以放大,缩小,夸张,变形，形成较为固定的形状，这类幌子，有的夸张甚巨，有的则更加美观,精致。制作材料以木质为主，它辅以和商品相关联的其他材料。象徵幌:是模型幌高度抽象化的结果，象徵幌可分为借代性象徵幌。如酒店挂酒坛,悬酒壶等;隐喻性象徵幌。如饭店挂笊篱等;图画幌。图画内容抽象或直接反映经营的品种,类型或内容。特定标志幌:以特定的标志来代表经营的类别或经营的品种，这裏所说的特定就是指约定俗成，经营者和顾客均能理解的特定标志，如寿衣店门前逾尺高的黑靴子，理发店门前的白布帘，清真馆门前的蓝色布帘等。文字幌:在布帘,酒旗或实物,抽象的模型上书写特定文字的幌子广告。又分为单字,双字,多字文字幌。这种类型的幌子广告为数众多，如典当铺的”当”字，旅馆的”店”字，酒店的”酒”字。有的字数甚多，如<水浒传•景阳岗武松打虎>就提到景阳岗山脚下酒店的酒旗上上书”三碗不过岗”五字，更有甚者，如老北京德爱堂药房的冲天招牌上面写有”德爱堂沈家祖传七代小儿七珍丹，只此一家”，多达十馀字，创文字招幌字数较多的记录。统观以上分类及对不同类型幌子广告内容的说明。笔者认为，从幌子广告的起源及幌子广告的性质看，幌子广告可以分为传达社会生活信息的幌子广告和传达商品信息的幌子广告，由於传达商品信息的幌子广告在古代社会生活中占据著重要地位且与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联系紧密，因而，其表现形式也较之前一种类型的幌子广告更加丰富多彩。笔者认为，从其自身发展,演化的规律看，传达商品信息的幌子广告可以概括为形象幌,标志幌和文字幌三大类型。参考文献：⑴摩尔根古代社会[M]三联书店,⑵林耀华,原始社会史[M]中华书局,⑶白虎通义[M]⑷韩非子[M]⑸曲彦斌中国招幌与招徕市声[M]辽宁人民出版社,⑹新华字典[M]商务印书馆,⑺阵培爱中外广告史[M]中国物价出版社,⑻孟元老东京梦华录[M]中国商业出版社,⑼施耐庵水浒[M]上海人民出版社,⑽翟灝通俗编[M]⑾中国风俗词典[Z]上海辞书出版社,⑿乌丙安中国民俗学[M]辽宁大学出版社,⒀尚洁天津的商业招幌[J]民俗研究,(4)⒁曲彦斌古今招幌[J]百科知识[J],(11)⒂余明阳,陈先红广告学[M]安徽人民出版社,⒃张则忠,古今中外广告集趣[M]中国经济出版社,论中国古代的幌子广告-Sign Advertisement in Ancient China-形象幌,标志幌和文字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