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洋务运动 中国近代处于过渡时代。从独立国家变为半殖民地(半独立)并向殖民地演化，这是个向下沉沦的过程；从封建社会变为半封建(半资本主义)并向资本主义演化，这是个向上发展的过程。两个过程相互矛盾，又相互连结、相互制约，没有国家的独立，就不能保证社会的真正进步，而没有社会的进步，则无法赢得国家的真正独立。 阻止帝国主义灭亡中国和推动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根本力量在于人民，在于人民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反侵略反压迫的英勇斗争。反抗英国鸦片侵略和反抗英法联军侵略的两次民族战争，反抗清朝统治的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就是这种人民的伟大斗争。洋务运动不属于人民的反抗运动。它的历史地位、历史作用决不能和人民的伟大斗争相提并论。不过，从另一方面看，在洋务运动和人民斗争之间，又存在着曲折的联系，洋务运动可以说是民族战争和农民战争的副产品。封建统治阶级中一部分有识之士，被民族战争的炮火所惊醒，探索战争胜败的因由，利用农民战争所造成的新局势，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缓慢地逐步朝资本主义方向挪动，在暗地里或客观上为中国的独立和进步积累着物质力量，因此，不能以其不属于人民的反抗运动而完全抹煞。 从林则徐、魏源的引进洋炮、仿造战船、“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到冯桂芬、李鸿章的“采西学”、"制洋器”、“师其所长，夺其所恃”，一脉相承，明显地表现出他们在民族战争炮火的洗礼下，为抵御外侮而不惜“以夷变夏”的清醒的认识。向当时先进的西方资本主义学习，是近代中国争取独立和谋求进步的根本道路。 在19世纪60年代，曾经一度出现过向西方资本主义学习的另一种可能的前景，那就是经过农民战争摧毁清朝统治。太平天国取得全国性胜利后，推行由洪仁牙设计的、全面向西方学习的《资政新篇》的方案。这种前景也许比日本的明治维新更加光辉夺目。但是，太平天国毕竟是失败了，可能没有成为现实，灿烂的前景只不过是某些历史学家们一厢情愿的假设．严峻的历史事实却是：农民战争打乱了封建统治秩序，打翻了一批腐朽的旧权贵，打破了清朝“太阿从不下移”的祖宗“家法”，但没有把清朝推翻，只是造成一种局势，使李鸿章等人能够依靠镇压农民战争而崭露头角，成为新权贵；这些新权贵凭借手中所掌握的有限权柄，在太平天国的废墟上，把林则徐、魏源等人开其端绪的学习西方的主张着手付诸实施，并扩展开来，持续达数十年之久，形成了一个“图富强”的洋务运动。对于李鸿章等人来说，镇压太平天国农民战争，自然是罪恶滔天；但镇压之后，他们不是全面倒退，而是有所进取，为国家富强而向西方学习，为学习西方而对当时的封建顽固势力进行斗争，他们的所作所为，至少在客观上导致了资本主义幼芽的出土。因此，洋务运动表现了中国社会进步的不可逆转的趋势，曲折地反映了农民战争的伟大历史作用。 清朝二百年极端专制主义的封建统治和闭关锁国的反动政策，严重地阻得了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戕害了资本主义因素的成长，以至历史进入了近代却还没有诞生资产阶级。向西方学习的任务，在始初阶段便不得不由地主阶级的开明派来承担。洋务运动既然是地主阶级向西方学习的运动，也就不能不具有封建保守的性质。后来被概括为’中学为体，酉学为用”的口号，恰当地体现了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封建主义是地主阶级安身立命的根基。洋务派并没有破毁这个根基的意愿，而只是想在这个根基上嫁接点资本主义，本意甚至还在于强化这个根基。要求地主阶级不去维护封建制度乃至具有反封建思想，那是根本不切情理的。作为地主阶级，企图在封建根基上嫁接点资本主义，还应该说是一种进步的倾向，开明的表现。因此，“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在向西方学习的始初阶段仍有其积极意义。“中学为体”，历来如此，没有人反对，也没有人提出异议，并不需要特别强调或者着力捍卫，洋务派揭橥“中学为体”，无非企图表明他们不是离经叛道。“西学为用’则是具有实践意义的新思想，它针对封建顽固派妄自尊大、拒绝一切外来新知识的昏庸和愚昧，因而强调必须向西方学习。如果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内，便不难看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开始时的着眼点在于提倡和保护引进西学，只是到了后来，当资产阶级维新派要求改变封建专制主义、实行西方的君主立宪制度的时候，这个口号才具有抵制维新的反动性。 洋务运动从发生、发展到政治上破产的过程，大体上反映了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认识由浅入深的过程。堂堂天朝“受制于小夷”，是对外战争失败的结果，因此，首先引起人们注意并提到日程上来的，是学习西方的坚船利炮以及与军事相联系的科学技术。洋务派大办造船、制炮等新式军事工业，开始改变了中国军队专恃刀矛舟楫等原始武器的落后状况，井培育了中国第一代产业工人和科技人材。随后，洋务派进一步认识到经济力量是军事力量的基础，“必先富而后能强”，于是学习西方的经济设施被提上了日程。开矿藏、办工厂、架电线、修铁路，古老的中国出现了第一批大型的新式工矿交通企业，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也开始逐渐成长起来。再后，当人们认识到西方的经济设施必须有相应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才能获得成效的时候，也就是资产阶级在政治上逐渐成熟的时候，洋务运动也就濒临政治上破产之日了。洋务派的实践证明，资本主义之苗是不能在封建主义根基之上茁壮成长的，不是苗的枯萎便是根基的破裂，而这一点，却是封建性十分浓厚的洋务派所始终无法理解的。事与愿违，恰好说明洋务运动在这方面的客观进步作用。 洋务派不仅封建性十分浓厚，而且对外往往具有很大的妥协性，这是他们的阶级属性所决定的。他们作为地主阶级开明派的代表，力量非常软弱。和广大人民处于对立地位，是他们本身软弱无力的根源。上有深恐大权旁落的专制朝廷的压力，下有盘根错节的封建顽固势力的牵制，洋务运动声势不小，成效甚微。李鸿章对比明治维新说；“日本盖自其君主持，而臣民一心并力，则财与才日生而不穷。中土则一、二外臣持之，朝议夕迁，早作晚辗，固不敢量其所终极也。’所以中国“有贝之财，无贝之才，不独远逊西洋，抑实不如日本”1。在中外力量对比日益悬殊的严峻形势下，李鸿章虽然企图勉力支撑，挽回颓势，但他鉴于朝廷内外阻力重重，所以缺乏信心，甚至感到前途茫茫，危机四伏，把当时的中国描述为“敝絮塞滑舟，腐木支大厦，稍一倾覆，遂不可知’的惨象，发出了“东西各国日益强盛，中土一无足恃”的悲鸣。软弱必然产生妥协．每当帝国主义肆意欺凌的时候，千方百计地避免和外国兵戎相见，成为李鸿章外交政策的特色，并因此招来“卖国贼”的恶谥。但是，妥协避战和图强御侮并不是绝对互相排斥的．避战属于外交，图强属于内政，两者并不完全是一码事。洋务运动属于内政范围，积极加强国防建设，增强军事实力，努力从事经济建设，谋求保护利权，都很明显地具有图强御侮的意义。至于成效大小，则受着主客观各种条件的制约，不能单纯以成败评论是非功过。中法战争和中日战争的失败，岂可归咎于洋务运动的兴办?从洋务派到资产阶级维新派以至资产阶级革命派，都存在一种错误的认识，即所谓“患之有无，不在外而在内”，以为只要国家富强了，外患就自然可以消除，并因自身的软弱而不敢正面反对帝国主义。同盟会的〈对外宣言〉公开声明：“所有中国前此与各国缔结之条约，皆继续有效”；“所有外人之既得权利，一体保护”(《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一二，第3页)。这不正是承认一切不平等条约、承认列强在华侵略特权吗?明白这一点，对李鸿章所说的“各国条约已定，断难更改”、“居今日而日攘夷，日驱逐出境”，纯属“虚妄之论”，也就可以理解了。怎么能用资产阶级革命派尚且不能达到的高度去要求洋务派呢? 洋务运动时期尚处于世界“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欧美列强还没有完全操纵中国的财政经济命脉和军事政治力量，中国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也还没有形成．因此，把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定性为“买办官僚”，把洋务运动期间兴办的“官督商办”企业定性为“官僚资本”，都是需要重新进行深入研究的。至于引用甲午战争以后的某些材料来证明洋务运动的买办性，井由此肯定它是一个反动的、卖国的运动，那就更加难以令人首肯了。甲午战争以前，几乎所有进步人士都支持和拥护洋务运动，即使有所批评，也属于条陈和建议的性质，其目的是希望洋务运动搞得更好一些，而反对洋务运动的大都是封建顽固派．甲午战争期间，系军事、外交大权于一身的李鸿章怯战求和，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从而声名狼藉．但甲午战争以后，维新派首领康有为等虽然反对李鸿章，却不反对张之洞，革命振首领孙中山等则直到1900年还对李鸿章抱着某种幻想。此中消息，是值得参酌的。 清朝初年，封建士大夫中有所谓“经世派”，以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为代表，他们有鉴于明末农民战争，总结明朝亡国的教训，批判理学家的空谈误国，主张经世致用，改革时弊，讲求富国强兵之道．从康熙、雍正到乾隆，清朝皇帝唯恐这个学振不利于爱新觉罗一姓的统治，采用提倡理学、奖励考据，编纂群书以及文字狱等种种手段，斩断了这个学振的流传。但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中国知识分子是具有关心国家命运的优良传统的．鸦片战争前后，面临历史的大变局，林则徐、龚自珍、魏源等人又拾起顾、黄、王的余绪，并把富国强兵之道引为向西方学习。经过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远承顾、黄、王，近继林、龚、魏，兴起洋务运动，把向西方学习的富国强兵之道付诸实践。他们尽管具有这样那样的严重弱点和局限性，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乃至罪行，但比起那些不办实事、空谈礼义而且对办事者多方掣肘、挑剔细故的封建顽固派，实在是更值得同情和肯定的。评价历史人物，只能把他们和前人及同时代的人相比较，否则便不是科学的历史的态度，难免流于苛求。 洋务运动当然不是成功的运动，历史已经宣判了它的失败。首先，外国资本主义并不愿意中国富强起来，不断地采取政治的、经济的、外交的乃至军事的手段进行干扰，而洋务振对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压力，往往是妥协退让的。其次，封建顽固势力害怕他们的根基和权势遭到破坏，在政治上、经济上、舆论上进行多方面的钳制和阻难，而洋务派对于这种压迫，往往是斗争不力的。第三，洋务振本身的封建性窒息着洋务运动的生机，诸如企业衙门化、贪污中饱、挥霍浪费、任用私人、侵吞商股，等等，在这个意义上，可说洋务摄既是新式企业的创建者，又是这些企业的摧残者。洋务运动失败的经验教训，是很值得认真总结并引为鉴戒的。 在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年代里，为了阻止中国向半殖民地、殖民地沉沦，不同阶级的政治代表人物从事过不同形式的探索和斗争。太平天国、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是这些探索和斗争的几个主要表现。这些探索和斗争统统失败了，但也都对中国社会的进步起了不同程度的有利影响。向西方学习是近代中国社会面临的重要课题。主张学习西方还是反对学习西方，成为评价近代中国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的重要试金石之一。洋务运动是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必经阶段，不能因为它是地主阶级学习西方的运动而抹煞它的历史意义。
一．信息经济学的基本要点 信息与激励。信息经济学是近年来最重要和充满活力的经济研究领域,它研究决策者拥有不同信息的状况。信息的非对称性在很多领域存在,所谓非对称信息是指某些参与人拥有而另一些参与人不拥有的信息。例如:银行不可能了解借贷者未来收入的全部信息,拍卖人并不知道潜在客户所愿支付的全部信息,政府在不太了解个人和企业纳税能力时必须制定税收政策等,这类现象称为外生信息不对称。公司的所有者并不全部了解经营者资产营运信息,行政管理者也不了解下属是否在认真扎实地履行职责等,这类现象称为内生信息不对称。不完全、非对称分布的信息会带来很严重的后果,尤其当信息优势经常被有策略的利用起来,因此,信息经济学研究集中在如何才能制定出能处理非对称信息下不同激励和控制问题的契约和制度。在外生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决策者通过设计一个激励合同或契约,以获得真实、有用的信息,诱导他人“讲真话”;在内生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决策者通过设计一个激励机制,以诱使另一方当事人采取正确的行为,形成“不偷懒”。这使我们能更好的理解保险市场、信用市场、拍卖、公司内部组织、工资结构、税收系统、社会保障、竞争条件、政治制度等等问题。信息经济学研究信息与激励的一个基本结论是,任何一种制度安排或政策,只有满足个人的“激励相容约束”才是可行的。威廉·维克里(WillianVickrey)的研究关注不同类型的拍卖者的特性以及他们如何被最优设计以创造经济效率。他的努力为一个充满活力的研究领域奠定了基础,并且这一领域已经扩展到实用范畴,如:财政部发售公债等。20世纪40年代后期,维克里设计了一个模型表明能通过设计所得税获取效率与公平的平衡。25年后,詹姆斯·米尔利斯(JamesMirrlees)找到了能更彻底地解决最优所得税问题的办法。米尔利斯很快认识到他的方法能被应用到很多其它的类似问题。这已经成为现代关于复杂信息和激励问题分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米尔利斯的方法在不能观测到其他代理人行为的情况下尤为有价值,即所谓的道德风险。要回避由于非对称信息所产生的道德风险,关键是要设计一些最优的契约或机制。 所得税。很久以来,哲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一直在研究所得税原理,不同的公平原理决定了税收结构。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维克里分析中强调累进税率安排将会影响个人努力工作的积极性,因此他重新定义这个问题时注意到了以下两个方面:激励问题——每个个人在选择工作努力程度时会考虑税收安排,非对称信息——实际上个人的生产力对政府来说是未知的,他定义了解决的总原则,但并未成功地掌握其精确因素。直到25年后,这个问题才被米尔利斯重新考虑,他通过建立一个范例(样本),来分析具有广效性的以非对称信息为主要组成部分的经济纠纷,解决了这一问题。米尔利斯定义了一个严格的条件(单一交叉点),大大简化了问题,使问题有可能解决。他的分析中含有揭示原则——一个普遍原则的萌芽思想。根据这一原理,在非对称信息条件下的激励问题能从相对有限的分配机制集合中找到解决方法,这种分配机制能导致个人在不与自身利益冲突的情况下暴露出真实的私人信息。通过这一机制,制定最佳条约以及对激励问题的其它解决办法变得容易多了。 道德风险。在经济活动中,往往存在着这样的现象,即某些人在最大限度地增进自身利益时,往往作出不利于他人的行动。这就是所谓的道德风险。如保险业存在显著的问题是被保物品的损坏不仅仅依赖于天气、偷盗这些外部因素,而且依赖于投保人对被保物品的管理,这一点使保险公司付出了昂贵代价。健康和残疾保险等社会保障体系中也出现类似问题。保险项目会加大风险承担并影响到个人管理被保物品的办法。在分析这些所谓的道德风险问题时面临的主要困难与维克里强调,米尔利斯解决的所得税问题很类似。20世纪70年代中期,通过简化问题定义,米尔利斯为日益有力的分析铺平了道路。他注意到代理人的行为间接暗示了对可能发生的各种结果可能性的选择。因此,最佳补偿协议的条件提供了代理人选择可能性信息及保险保护必须被限制在一定范围以提供代理商合适的激励因素。在设计激励方案时,委托人必须考虑激励代理人的成本与委托人利益的一致性。代理人对处罚的敏感度越高,代理人对结果选择的信息量越大,成本越低。合约中规定,代理人承担不受欢迎结果的部分成本或者获取令人满意结果中的部分利润。投保人像保管未保险物品一样保管被保险物品,执行者像管理自己的公司一样管理公司。 拍卖。拍卖的基本功能有两个:一是提示信息,一是减少代理成本。非对称性也是拍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拍卖时,潜在的购买者对出售的财产或权力了解不多。1961年、1962年维克里在两篇论文中分析了不同类型拍卖的特点。维克里根据治理交易的制度规则,把拍卖分成四种类型:英式拍卖、荷兰式拍卖、第一价格拍卖和第二价格拍卖(即次高价拍卖)。他着重研究了现在被称为维克里拍卖的次高价拍卖。在这种拍卖中,物品根据封闭价被拍卖。出价最高者以次高价购买拍卖品。这是一种能引出个人真实意愿的机制实例。如果出价比自己所愿支付的更高价格,一个人需冒其他人也同样行为的风险,则不得不亏本购买拍卖品。相反,如果一个人出比自己愿意支付的低的价格,他冒着也许其他人能比他自己所愿意支付的更低价格购得拍卖品。因此,在此类型拍卖中,真实报价对个人最为有利。这种拍卖具有更高的社会效率。维克里的分析不仅仅对拍卖理论有着重要意义,并且为设计能提供社会激励的资源分配机制带来了深入的洞察力。詹姆斯·米尔利斯和威廉·维克里共同荣获了199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奖励他们在非对称信息条件下的激励理论领域作出的重要贡献。下面分别介绍他们的主要理论贡献。
国现代经济史学科的形成与发展 在中国经济史学科中，中国现代经济史学是一门新兴的分支学科。中国现代经济史学科的研究对象是中国现代经济的发展与变迁。具体而言，中国现代经济史的研究对象主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此外还包括港、奥、台经济史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建国前的根据地经济史。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的时段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延伸。学术界一般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作为中国现代经济史学科研究对象的上限，到今天为止，中国现代经济史的研究对象仅有60年，即使以1927年中国共产党建立革命根据地作为研究对象的开端，也不过80余年。而经济史的研究对象需要历史“沉淀”，这也决定了中国现代经济史学科姗姗来迟，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现代经济史学科才正式形成。中国现代经济史学科一经出现，就因其密切联系现实经济问题的特性而迅速发展壮大。一、中国现代经济史学科的形成中国现代经济史学科的奠基工作启动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结束之时。1952年底，我国一些学者开始总结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经验，发表、出版了不少有关国民恢复时期经济问题的论著。如郭瑞楚写了《恢复时期的中国经济》，狄超白撰写《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问题》，中科院经济研究所编辑了《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农业合作资料汇编（1949~1952）》。1956年我国实现了农业、手工业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主义改造后，社会主义主义改造问题成为研究焦点之一。如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与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合作，推出《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一书，薛暮桥、苏星和林力子也出版了《中国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倩华等人编著了《七年来我国私营工商业的变化（1949~1956）》，赵艺文著《我国手工业的发展和改造》。1959年建国十周年前后，总结经济建设的论著更多了。如，国家统计局编写了《我国的国民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伟大的十年》，李成瑞撰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史稿》，史敬棠等人编辑了《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史料》。除上述专著外，一些论文也涉及20世纪五六十年代经济发展问题。20世纪五六十年代，除部分学者对还很短暂的经济发展作了作了某些研究之外，一些高校在经济史课程中，也开始尝试讲授涉及新中国经济问题的专题。如当时的湖北大学（现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赵德馨老师在讲授中国近现代经济史课程时，一直讲到1956年。学术界对于新中国经济发展史的研究工作，因文化大革命的爆发而中断了。1975年，周恩来总理认为有必要研究新中国经济史，指示国务院秘书长齐燕铭组织新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工作。齐燕铭在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经济史研究室设立了新中国经济史研究组，决定以根据地的经济史作为研究新中国经济史的序幕，系统研究新中国经济史。这是国家设立的第一家专门研究新中国经济史的学术机构。国家计划委员会也开始组织人员研究新中国经济建设史。改革开放带来的思想解放，是促成中国现代经济学科形成的春风。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学术界出现了反思思潮，学者们尝试着对30多年来经济建设进行系统总结，突破了不少以往的研究禁区，为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拓展出广阔的空间。另一方面，国外的各种经济学理论陆续引入我国，为分析中国经济问题提供了更多的理论工具。不少高等院校纷纷开设新中国经济史课程，编写新中国经济史教材。在这种学术氛围中，中国现代经济史学科应运而生，正式形成了。此后，中国现代经济史的研究队伍不断壮大，越来越多的研究经济学理论和政策的专家学者，以及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和中共党史的专家学者，走入了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领域，促进了中国现代经济史学科的繁荣。二、中国现代经济史学科的研究进展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30多年中，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可谓突飞猛进。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的推动力明显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从本学科出发对现实经济热点问题的探讨；二是站在本学科的角度，围绕着国庆35周年、40周年、50周年、60周年以及改革开放30周年等重大国庆活动或纪念活动，展开多主题的研究与讨论。从已取得的成果看，中国现代经济史学科的研究进展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陆续出版了涉及中国现代经济史的各类经济史资料，对推动本学科研究走向深入打下了资料基础；二是发表了大批学术论文，研究的主题基本涵概了现代经济史的各个方面；三是出版了一批有份量的学术专著；四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教材呈现多样化，且各具特色。学术资料是研究的基础。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至今，涉及中国现代经济史的档案资料、统计资料及其他史料陆续整理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组成立后，着手收集、整理了土地革命时期根据地、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及解放区的大量经济资料，相继出版了《革命根据地经济史料选编》、《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华北解放区财政经济史料选编》等资料。其他学术机构也相继出版了《华中解放区财政经济史料选编》、《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料选编》、《东北解放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等资料。1988年后，中国社会科学院与中央档案馆合作，整理、编辑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经济档案资料。从1989年到2000年，出版了《1949~1952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12 卷、《1953~1957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9卷。《1958~196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也将面世。这套学术资料丛书，为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奠定了扎实的资料基础。国家有关经济管理部门也整理出版了各类经济统计资料及经济大事记。如，农业部计划司编辑了《中国农村经济统计大全（1949~1986）》，国家统计局编辑了《国民收入统计资料汇编（1949~1985）》、《中国劳动、工资统计资料（1949~1985）》，财政部综合司编辑了《中国财政统计（1949~1980）》，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编辑了《中国金融统计（1952~1987）》等统计资料。此外，财政部综合司编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史料》，由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从1982年到1989年年分期出版。《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大事记（1949~1980）》、《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管理大事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大事辑要（1949~1985）》、《中国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中国供销合作社大事记与发展概况（1949~1985）》、《利率文件汇编》等等资料，都相继出版，成为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的重要资料基础。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现代经济史的研究范围已从研究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土地改革等方面，延伸到了研究新中国建立后的经济的方方面面；研究的时段已囊括了国民经济恢复、社会主义改造、“大跃进”、经济调整、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等各个时期；研究选题扩展到了经济体制、发展战略、区域发展等宏观问题，扩展到了农业生产、工业化、投资、商业贸易、财政、金融、交通运输等部门经济。80年代初期，系统研究中国现代经济史的成果，主要有柳随年、吴群敢主编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简史（1949~1983）》。研究建国初期的论著主要有范守信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恢复史（1949~1952）》，李占才主编的《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史》。研究土地改革的专著主要有董志凯的《解放战争时期的土地改革》，赵效民主编的《中国土地改革史（1921~1949）》。研究商业经济的著述有商业部商业经济研究所的《新中国商业史稿》。在财政史研究方面，主要有左春台主编的《中国社会主义财政简史》等著作。在劳动经济史研究方面，有袁伦渠主编的《新中国劳动经济史》。其他方面，也出版了一批有价值的学术专著。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35周年之际，涉及各个行业、各部门，系统反映各部门、各行业经济建设的大型学术丛书《当代中国》丛书开始出版，到1999年丛书基本出齐，共150卷208册，近1亿文字。这套丛书的基本国策类、社会主义改造类、经济类、财政和金融类、农业类、工商管理类、商业类、能源类、化工类、通讯类、冶金和机械类、轻纺类、建筑业类、国防和军事类等著作，集中论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史。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现代经济史的研究逐渐走向深入。比如，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研究方面，出版了董志凯主编的《1949~1952年中国经济分析》、吴承明与董志凯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第一卷）》。在新中国经济史综合研究方面，出版了刘国光、张卓元、董志凯、武力主编的《中国十年五年计划研究报告》、武力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苏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赵凌云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经济工作史》、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编《中国农民负担史》等专著。1999年新中国成立50周年之际，一大批反映部门经济史的专著相继面世，如《奠基——新中国经济五十年》、《中国金融50年》、《中国财政50年》等，分部门、分行业总结了中国50年经济建设。2008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学术界又出版了一批研究改革开放30年的成果，如刘树成、吴太昌主编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30年研究》、汪同三主编的《中国投资体制改革30年研究》、吕政主编的《中国国有企业改革30年研究》、张晓山主编的《中国农村改革30年研究》、财政部财科所撰写的《中国财政体制改革30年》等等，都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近些年来，实证性的微观研究、个案研究、非经济因素分析越来越多，采用社会学的方法研究社会经济史、用政治学理论和方法研究决策和政府经济职能演变、用国际政治学理论来研究中国经济发展的国际环境变化，等等，都有了明显的进展。从20世纪80年代起，高等院校为满足教学需要，组织学者编写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教材。1980年孙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稿（1949~1957）》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1987年李德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简编（1949~1985）》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1988年、1989年赵德馨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49~1966）》、《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67~1984）》，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此外，蒋家俊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89年在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曾壁均、林木西主编的《新中国经济史（1949~1989）》，1990年在经济日报出版社面世。90年代，高校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教材不断推陈出新，力求反映最新的学术成果，所论述的下限也越来越接近当今现实，比如，赵德馨、苏少之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第五卷）已将20世纪90年代纳入其教学内容。三、中国现代经济史学科对热点问题的研究 中国现代经济史与现实经济极为密切，学术界围绕着现实热点问题作了不少探讨。1993年中国经济史年会上，中国现代经济史专业的学者着重探讨了如何认识和评价建国初期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中国现代化、现代经济史的研究计划和治学方法等问题。1996年年会上，学者们围绕着“中国传统社会的商品经济与市场问题”展开了研讨。1998年的年会学者们研讨了新中国城市的发展问题。1999年围绕着纪念建国50周年，讨论了“新中国50年经济发展的特点与经验”。2000年年会、2002年年会，学者们讨论的主题为“经济组织与市场发展”、“市场发育与区域经济发展”。 2003年年会主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53年来的经济管理”。2004年年会讨论热点是“经济增长与发展”。 2005年年会的中心议题是“近世中国经济发展模式选择与实践”。2006年会议主题为“三农”问题与经济发展。2007年年会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学者们围绕着“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历史经验”展开讨论。2008年年会主题为“全球视野下的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2009年年会在庆祝建国60周年的背景下，主题是探讨建国60年来经济发展的经验。总体而言，近两年来，中国现代经济史学科的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一，改革开放30年来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问题；二，建国以来“三农”和城乡关系问题；三，收入分配问题，特别是从长时段来探讨收入差距的扩大过程及其原因；四，金融改革和资本市场的发展；五，区域经济发展问题；六，政府的经济作用和宏观调控；七，改革开放以前的经济发展与制度变迁；八，中外经济史的比较研究；九，能源、能耗和环境保护问题。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领域目前呈现出三个值得关注的趋势：其一，今后相当长的时段内，从多个方面研究政府在社会经济中的作用及其职能演变将是现代经济史研究的主要方面；其二，我国经济改革开放已经3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已经60年，系统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的经验将是现代经济史的热点，将与经济理论界研究中国式发展道路理论研究热点相互应；其三，加强对外经济关系史和国际比较研究将成为经济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四，运用西方经济学理论方法研究中国60年经济发展，将带来现代经济史研究手段与研究方法的创新。
我，，，，，会，。。。。。。
1．经济就是生产或生活上的节约、节俭，前者包括节约资金、物质资料和劳动等，归根结底是劳动时间的节约，即用尽可能少的劳动消耗生产出尽可能多的社会所需要的成果。后者指个人或家庭在生活消费上精打细算，用消耗较少的消费品来满足最大的需要。总之，经济就是用较少的人力、物力、财力、时间、空间获取较大的成果或收益； 2．经济就是国家或企业、个人的收支状况，如国民生产总值、社会总产值、企业的产量与效益、个人的收入与支出等； 3．经济就是经邦济世、经国济世或经世济民等词的综合和简化。(如“识局经济”(《晋书纪瞻》)、“皆有经济之道而位不逢”(隋王通《文中子中说》卷六)。它的含义包括国家如何理财，如何管理各种经济活动，如何处理政治、法律、军事、教育等方面的问题，即治理国家、拯救庶民的意思； 经济就是家庭管理(见[古希腊]色诺芬著：《经济论》)； 5．经济就是一种谋生术，是取得生活所必要的并且对家庭和国家有用的具有使用价值的物品(见[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政治学》)。 第1、2个解释反映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习惯用法；第3个解释是我国古代对经济一词的用法；第4、5个解释是古希腊对经济一词的用法。 6．经济是指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指人们在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结成的，与一定的社会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或社会经济制度，是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上层建筑赖依建立起来的基础； 7．经济是指社会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包括物质资料的直接生产过程以及由它决定的交换、分配和消费过程。其内容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但主要是指生产力； 8．经济是指一个国家国民经济的总称。包括一国全部物质资料生产部门及其活动和部分非物质资料生产部门及其活动。我们通常讲不同国家的经济状况，就是从国民经济的角度上讲的(这一定义犯了逻辑错误，即循环定义)。 在西方经济学中，经济学家给经济学下了各种各样的定义，但对经济的定义却比较模糊。他们认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自然是经济，经济这个最基本的概念是一个清晰自明的实体，对经济无须下定义，故至今为止在西方经济学中经济一词还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由此导致他们对经济学的定义也处于混乱状态。我们只能从其对经济学的定义中推测出经济的“定义”。 1．经济是指财富； 2．经济是人类和社会选择使用自然界和前辈所提供的稀缺资源； 3．经济是指利用稀缺的资源以生产有价值的商品并将它们分配给不同的个人； 4．经济是指人类生活事务； 5．经济是指把稀缺资源配置到各种不同的和相互竞争的需要上，并使它们得到最大满足； 6．经济是指将稀缺的资源有效的配置给相互竞争的用途； 7．经济是指个人、企业、政府以及其他组织在社会内进行选择，以及这些选择决定社会性稀缺性资源的使用； 8．经济指社会管理自己的稀缺资源； 9．经济是指我们社会中的个人、厂商、政府和其他组织进行选择，这些选择决定社会资源被利用； 10．经济是指在经济活动中确定劳动、资本和土地的价格，以及运用这些价格配置资源； 11．经济是指金融市场行为，金融市场将资本配置到其他经济部门； 12．经济是指收入分配，以及不损害经济运行的前提下对人给予帮助； 13．经济是指政府支出、税收、预算、赤字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14．经济是指经济周期中失业与生产的波动，并改善经济增长的政策； 15．经济是指各国贸易模式贸易壁垒的影响； 16．经济是指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资源有效利用的方式； 17．经济是指一定社会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等经济活动，经济关系和经济规律； 18．经济是指有限资源在不同用途上的运用； 19．经济是指资源配置的全过程及决定影响资源配置的全部因素。
一．信息经济学的基本要点 信息与激励。信息经济学是近年来最重要和充满活力的经济研究领域,它研究决策者拥有不同信息的状况。信息的非对称性在很多领域存在,所谓非对称信息是指某些参与人拥有而另一些参与人不拥有的信息。例如:银行不可能了解借贷者未来收入的全部信息,拍卖人并不知道潜在客户所愿支付的全部信息,政府在不太了解个人和企业纳税能力时必须制定税收政策等,这类现象称为外生信息不对称。公司的所有者并不全部了解经营者资产营运信息,行政管理者也不了解下属是否在认真扎实地履行职责等,这类现象称为内生信息不对称。不完全、非对称分布的信息会带来很严重的后果,尤其当信息优势经常被有策略的利用起来,因此,信息经济学研究集中在如何才能制定出能处理非对称信息下不同激励和控制问题的契约和制度。在外生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决策者通过设计一个激励合同或契约,以获得真实、有用的信息,诱导他人“讲真话”;在内生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决策者通过设计一个激励机制,以诱使另一方当事人采取正确的行为,形成“不偷懒”。这使我们能更好的理解保险市场、信用市场、拍卖、公司内部组织、工资结构、税收系统、社会保障、竞争条件、政治制度等等问题。信息经济学研究信息与激励的一个基本结论是,任何一种制度安排或政策,只有满足个人的“激励相容约束”才是可行的。威廉·维克里(WillianVickrey)的研究关注不同类型的拍卖者的特性以及他们如何被最优设计以创造经济效率。他的努力为一个充满活力的研究领域奠定了基础,并且这一领域已经扩展到实用范畴,如:财政部发售公债等。20世纪40年代后期,维克里设计了一个模型表明能通过设计所得税获取效率与公平的平衡。25年后,詹姆斯·米尔利斯(JamesMirrlees)找到了能更彻底地解决最优所得税问题的办法。米尔利斯很快认识到他的方法能被应用到很多其它的类似问题。这已经成为现代关于复杂信息和激励问题分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米尔利斯的方法在不能观测到其他代理人行为的情况下尤为有价值,即所谓的道德风险。要回避由于非对称信息所产生的道德风险,关键是要设计一些最优的契约或机制。 所得税。很久以来,哲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一直在研究所得税原理,不同的公平原理决定了税收结构。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维克里分析中强调累进税率安排将会影响个人努力工作的积极性,因此他重新定义这个问题时注意到了以下两个方面:激励问题——每个个人在选择工作努力程度时会考虑税收安排,非对称信息——实际上个人的生产力对政府来说是未知的,他定义了解决的总原则,但并未成功地掌握其精确因素。直到25年后,这个问题才被米尔利斯重新考虑,他通过建立一个范例(样本),来分析具有广效性的以非对称信息为主要组成部分的经济纠纷,解决了这一问题。米尔利斯定义了一个严格的条件(单一交叉点),大大简化了问题,使问题有可能解决。他的分析中含有揭示原则——一个普遍原则的萌芽思想。根据这一原理,在非对称信息条件下的激励问题能从相对有限的分配机制集合中找到解决方法,这种分配机制能导致个人在不与自身利益冲突的情况下暴露出真实的私人信息。通过这一机制,制定最佳条约以及对激励问题的其它解决办法变得容易多了。 道德风险。在经济活动中,往往存在着这样的现象,即某些人在最大限度地增进自身利益时,往往作出不利于他人的行动。这就是所谓的道德风险。如保险业存在显著的问题是被保物品的损坏不仅仅依赖于天气、偷盗这些外部因素,而且依赖于投保人对被保物品的管理,这一点使保险公司付出了昂贵代价。健康和残疾保险等社会保障体系中也出现类似问题。保险项目会加大风险承担并影响到个人管理被保物品的办法。在分析这些所谓的道德风险问题时面临的主要困难与维克里强调,米尔利斯解决的所得税问题很类似。20世纪70年代中期,通过简化问题定义,米尔利斯为日益有力的分析铺平了道路。他注意到代理人的行为间接暗示了对可能发生的各种结果可能性的选择。因此,最佳补偿协议的条件提供了代理人选择可能性信息及保险保护必须被限制在一定范围以提供代理商合适的激励因素。在设计激励方案时,委托人必须考虑激励代理人的成本与委托人利益的一致性。代理人对处罚的敏感度越高,代理人对结果选择的信息量越大,成本越低。合约中规定,代理人承担不受欢迎结果的部分成本或者获取令人满意结果中的部分利润。投保人像保管未保险物品一样保管被保险物品,执行者像管理自己的公司一样管理公司。 拍卖。拍卖的基本功能有两个:一是提示信息,一是减少代理成本。非对称性也是拍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拍卖时,潜在的购买者对出售的财产或权力了解不多。1961年、1962年维克里在两篇论文中分析了不同类型拍卖的特点。维克里根据治理交易的制度规则,把拍卖分成四种类型:英式拍卖、荷兰式拍卖、第一价格拍卖和第二价格拍卖(即次高价拍卖)。他着重研究了现在被称为维克里拍卖的次高价拍卖。在这种拍卖中,物品根据封闭价被拍卖。出价最高者以次高价购买拍卖品。这是一种能引出个人真实意愿的机制实例。如果出价比自己所愿支付的更高价格,一个人需冒其他人也同样行为的风险,则不得不亏本购买拍卖品。相反,如果一个人出比自己愿意支付的低的价格,他冒着也许其他人能比他自己所愿意支付的更低价格购得拍卖品。因此,在此类型拍卖中,真实报价对个人最为有利。这种拍卖具有更高的社会效率。维克里的分析不仅仅对拍卖理论有着重要意义,并且为设计能提供社会激励的资源分配机制带来了深入的洞察力。詹姆斯·米尔利斯和威廉·维克里共同荣获了199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奖励他们在非对称信息条件下的激励理论领域作出的重要贡献。下面分别介绍他们的主要理论贡献。
杜青林：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形势非常高兴参加世界经济宣言组委会主办的中国经济形势报告会，并与大家一起解读中国经济发展问题，在这里我就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形势向大家做一些简要的介绍。介绍三个问题，一，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新成就。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有13亿人口，多数在农村，人多地少是基本国情，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粮食安全、增加农民收入始终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首要任务。党中央国务院历来高度重视农业，坚持把农业放在国民经济发展的首位，强调把三农工作作为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中国农民长期的艰苦奋斗实现了粮食等主要农产品供给由长期短缺到总量基本平衡到有余的历史性转变，农民生活从温饱向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中国以占世界不到9％的耕地解决了全球近21％人口吃穿的问题，不仅为中国改革发展奠定了稳定的基础，也为人类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2003年下半年以来中国政府针对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作出了加强宏观调控的决策和部署，把加强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实行了一系列更明确、更直接、更有力的措施，保护和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取得了新的成就，主要表现在一粮食生产出现重要转机，广大农民的种粮积极性明显提高，粮食水平有所恢复，去年早稻、夏粮增长，主产区、非主产区大多增产，粮食总产量、单位面积产量同步增加。粮食总产的增量和单产平均的水平创历史最高水平。当前秋冬种粮食面积，特别是小麦的种植面积又比上一年有所增加。二是农民收入实现较快增长。去年是1997年以来中国农民增收形势最好的一年。重量农民的收入明显增加，同时也是近五年来农村贫困人口数下降最多的一年。三是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取得的新的进展，四大粮食作物优势产业带已初步形成，三大优质棉区，使棉面积和总产占全国的99％左右。两大优势苹果产区的面积和产量占全国的80％以上，东北地区牛肉的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66％，西北等四个肉羊产区占全国总产量的81％，沿海长江中下游地区水产品出口量占全国出口量的98％，农产品的品种和农业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优质农产品快速发展。畜牧业产值首次突破了万亿元的大关。防禽流感取得了重大胜利，订单农业持续发展，初步形成多层次农业产业化发展格局。农产品进出口和农业对外开放进一步扩大，农业和农村经济呈现出全面增长的良好势头。四是农业科技进步明显加快，超级稻研究取得了新成果，产品优、抗病强的新品种。去年在科技提升行动示范区，水稻平均亩产提高了10％。冬小麦亩产提高了15％，农业作业水平明显提高。五是农村改革迈出了重大步伐。农村的税费改革进入了取消农业特产税，减免农业税和配套改革的新阶段。农业税收制度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革。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加快推进，粮食购销市场化程度进一步提高。土地专项制度改革稳步推进，农业市场化进一步加快。市场机制对农业配置机制性作用得到有效发挥。六是农村社会作业取得重要进展，各项投入开支越来越多地向农村倾斜，农民享受公共服务的状况有了积极变化，农村教育卫生、文化等事业发展加快。农民的素质有所提高。农民合法权益得到有效保护，农村干群关系明显改善。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好形势为稳定国民经济全局作出了好的贡献，成为这次国家宏观调控的突出亮点。这些新成就的取得最关键、最具决定性因素的是中央出台一系列扶持农业措施的巨大效应。中央出台的这些政策措施具有很强的预见性、根本性，务实管用成效显著。特别是各地农业部门在认真贯彻中央各项措施的过程中，进一步深化对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取得了不少有益的经验和深刻启示。主要表现在坚持用科学发展观统领农业和农村经济全局，把科学发展观贯穿在工作的全过程。推动农业、农村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坚持全面落实中央扶持农业的政策为发展动力，通过把各项政策落到实处，最大限度地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加快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坚持粮食增产、农民增收的目标，围绕这两大目标来开展各项工作，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坚持创新农业和农村经济工作思路和机制。适应农业市场化和国际化的要求。更新观念、转变思路、改进方法、方式，切实增强各项工作的针对性、预见性和时效性。增强解决农村工作新矛盾、新问题的能力，及时根据形势的变化研究新情况，强化法制手段，推动上下连动，全力解决好工作中遇到的新矛盾、新问题，包括农业、农村经济健康发展。二，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面对农业的市场化和国际化，中国农业、农村经济发展也面临不少困难和问题，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规模化粮食生产发展的任务还很艰巨，中国耕地资源、淡水资源十分匮乏，耕地面积扩大的潜力有限，粮食播种面积增加的潜力有限，粮食生产的基础设施还比较薄弱，在很大程度上还是“靠天吃饭”，粮食科技短期内难有突破性、重大成果。单产提高的潜力有限，粮食产量波动较大。去年粮食总产与1998年历史最高水平相比仍有很大差距。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短期内难以根本奏效。进一步扩大粮食生产的难度很大。二是农民持续增收的机制尚未建立。农产品价格上升的空间有限，城乡二元结构严重制约各种要素在城乡间的合理流动，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有限，农民就业渠道难以拓宽。总体上来看，资源增收持续增长的障碍还没有消除，确保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的难度很大。三是农业发展面临着市场竞争更加激烈。中国农业仍然是国民经济最薄弱的环节，某些方面还不适应经济快速增长和人们消费快速变化提出的更高要求。农业投资投入不足，农村资金短缺，生产要素持续外流，农业推广体系和动物防疫体系薄弱，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和国家对农业的支持、保护体系都不完善，特别是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后过渡期，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面临着市场资源约束机制加剧，国内外市场竞争更加激烈，进一步提高农业竞争力的难度很大。解决好上述这些问题是今后一个时期，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任务。第三个问题，中国农业、农村发展的目标和重点，中国正处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阶段，也处在工业支持农业、城市带动农村的新阶段。胡锦涛主席指出纵观工业化国家的发展历程，在工业化初期阶段工业支持农业带有普遍的趋向，中国农业和农村发展正处在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深刻贯彻胡锦涛主席两个趋向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坚持城乡统筹发展的方略，大力加强农业综合能力生产建设，深入推荐农业农村经济战略性结构调整，继续转变农业增长方式，促进粮食增产、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确保农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基本目标是粮食产量稳定增加，农民收入持续增长，农业和农村经济全面发展．具体有以下几项工作，一加强耕地保护和质量建设，大力提高粮食生产能力。认真贯彻土地管理法等法律法规，把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落到实处，继续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鼓励农民用地养地，构建耕地质量建设的长效机制，加快国家优质粮食产业的建设。重点抓好主产区的生产，稳定加大粮食面积，努力提高粮食单产，进一步加大粮食生产扶持力度，增强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二深化农业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优秀产品结构，重点发展生态、高效、安全的农产品。加快发展特色农业，全面推进优质农产品产业带建设，大力发展畜牧水产业，促进增长方式转变，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加快发展乡镇企业，积极推进农产品加工业，加强农民工技能培训，进一步改善农民外出务工环境，促进农民多渠道转移就业。三加快农业科技进步与创新，大力增强农业科技的市场作用，加大技术研究，重点搞好超级稻的攻关，推出一批有主导技术。深入实施农业科技入户的工程，组织重大科技推广的行动。在粮食主产区建设主导品种及配套技术的示范区，加强农作物、重大病虫害综合防治和农业机械化等推广，围绕主要品种、主要技术采用多渠道的培训。四，大力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进一步完善、扶持龙头企业，继续发展订单农业，健全完善龙头企业与农户的有效利益连接机制，按照民办民营民收益的原则，积极推进农业合作组织的发展，加强农产品的营销，建设绿色通道，实施走出去的战略，提高对外开放的水平，五，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逐步建立起统一规范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体系，推进农产品标准化综合示范区、出口基地建设，加快发展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全面开展质量监管。突出抓好种子市场、农药饲料市场的监管。六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强化对农业发展的支持、保障体系，加快建设农业科技创新与应用，动植物保护、农产品质量安全、农产品市场信息、农业资源与生态保护、农业社会化服务于管理等农业七大体系，构建一个结构合理、功能完备、分工明确、运行高效的新兴农业保障体系，为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奠定坚实的基础。七，深化农村改革，促进农村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深化农村税费改革，确保农业税的减免落实到户，推动粮食生产体制的各项改革，发展农村新兴医疗，在加强农村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加强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开展农村普法教育、推动农村先进文化发展、丰富农民文化生活，提高农民的思想道德科学文化和健康素质，实现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我们坚信经过中国政府和亿万农民的不懈努力，中国农业现代化水平将稳步提高，中国农村社会将更加繁荣，中国农民生活一定会更加幸福，谢谢大家。
一．信息经济学的基本要点 信息与激励。信息经济学是近年来最重要和充满活力的经济研究领域,它研究决策者拥有不同信息的状况。信息的非对称性在很多领域存在,所谓非对称信息是指某些参与人拥有而另一些参与人不拥有的信息。例如:银行不可能了解借贷者未来收入的全部信息,拍卖人并不知道潜在客户所愿支付的全部信息,政府在不太了解个人和企业纳税能力时必须制定税收政策等,这类现象称为外生信息不对称。公司的所有者并不全部了解经营者资产营运信息,行政管理者也不了解下属是否在认真扎实地履行职责等,这类现象称为内生信息不对称。不完全、非对称分布的信息会带来很严重的后果,尤其当信息优势经常被有策略的利用起来,因此,信息经济学研究集中在如何才能制定出能处理非对称信息下不同激励和控制问题的契约和制度。在外生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决策者通过设计一个激励合同或契约,以获得真实、有用的信息,诱导他人“讲真话”;在内生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决策者通过设计一个激励机制,以诱使另一方当事人采取正确的行为,形成“不偷懒”。这使我们能更好的理解保险市场、信用市场、拍卖、公司内部组织、工资结构、税收系统、社会保障、竞争条件、政治制度等等问题。信息经济学研究信息与激励的一个基本结论是,任何一种制度安排或政策,只有满足个人的“激励相容约束”才是可行的。威廉·维克里(WillianVickrey)的研究关注不同类型的拍卖者的特性以及他们如何被最优设计以创造经济效率。他的努力为一个充满活力的研究领域奠定了基础,并且这一领域已经扩展到实用范畴,如:财政部发售公债等。20世纪40年代后期,维克里设计了一个模型表明能通过设计所得税获取效率与公平的平衡。25年后,詹姆斯·米尔利斯(JamesMirrlees)找到了能更彻底地解决最优所得税问题的办法。米尔利斯很快认识到他的方法能被应用到很多其它的类似问题。这已经成为现代关于复杂信息和激励问题分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米尔利斯的方法在不能观测到其他代理人行为的情况下尤为有价值,即所谓的道德风险。要回避由于非对称信息所产生的道德风险,关键是要设计一些最优的契约或机制。 所得税。很久以来,哲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一直在研究所得税原理,不同的公平原理决定了税收结构。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维克里分析中强调累进税率安排将会影响个人努力工作的积极性,因此他重新定义这个问题时注意到了以下两个方面:激励问题——每个个人在选择工作努力程度时会考虑税收安排,非对称信息——实际上个人的生产力对政府来说是未知的,他定义了解决的总原则,但并未成功地掌握其精确因素。直到25年后,这个问题才被米尔利斯重新考虑,他通过建立一个范例(样本),来分析具有广效性的以非对称信息为主要组成部分的经济纠纷,解决了这一问题。米尔利斯定义了一个严格的条件(单一交叉点),大大简化了问题,使问题有可能解决。他的分析中含有揭示原则——一个普遍原则的萌芽思想。根据这一原理,在非对称信息条件下的激励问题能从相对有限的分配机制集合中找到解决方法,这种分配机制能导致个人在不与自身利益冲突的情况下暴露出真实的私人信息。通过这一机制,制定最佳条约以及对激励问题的其它解决办法变得容易多了。 道德风险。在经济活动中,往往存在着这样的现象,即某些人在最大限度地增进自身利益时,往往作出不利于他人的行动。这就是所谓的道德风险。如保险业存在显著的问题是被保物品的损坏不仅仅依赖于天气、偷盗这些外部因素,而且依赖于投保人对被保物品的管理,这一点使保险公司付出了昂贵代价。健康和残疾保险等社会保障体系中也出现类似问题。保险项目会加大风险承担并影响到个人管理被保物品的办法。在分析这些所谓的道德风险问题时面临的主要困难与维克里强调,米尔利斯解决的所得税问题很类似。20世纪70年代中期,通过简化问题定义,米尔利斯为日益有力的分析铺平了道路。他注意到代理人的行为间接暗示了对可能发生的各种结果可能性的选择。因此,最佳补偿协议的条件提供了代理人选择可能性信息及保险保护必须被限制在一定范围以提供代理商合适的激励因素。在设计激励方案时,委托人必须考虑激励代理人的成本与委托人利益的一致性。代理人对处罚的敏感度越高,代理人对结果选择的信息量越大,成本越低。合约中规定,代理人承担不受欢迎结果的部分成本或者获取令人满意结果中的部分利润。投保人像保管未保险物品一样保管被保险物品,执行者像管理自己的公司一样管理公司。 拍卖。拍卖的基本功能有两个:一是提示信息,一是减少代理成本。非对称性也是拍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拍卖时,潜在的购买者对出售的财产或权力了解不多。1961年、1962年维克里在两篇论文中分析了不同类型拍卖的特点。维克里根据治理交易的制度规则,把拍卖分成四种类型:英式拍卖、荷兰式拍卖、第一价格拍卖和第二价格拍卖(即次高价拍卖)。他着重研究了现在被称为维克里拍卖的次高价拍卖。在这种拍卖中,物品根据封闭价被拍卖。出价最高者以次高价购买拍卖品。这是一种能引出个人真实意愿的机制实例。如果出价比自己所愿支付的更高价格,一个人需冒其他人也同样行为的风险,则不得不亏本购买拍卖品。相反,如果一个人出比自己愿意支付的低的价格,他冒着也许其他人能比他自己所愿意支付的更低价格购得拍卖品。因此,在此类型拍卖中,真实报价对个人最为有利。这种拍卖具有更高的社会效率。维克里的分析不仅仅对拍卖理论有着重要意义,并且为设计能提供社会激励的资源分配机制带来了深入的洞察力。詹姆斯·米尔利斯和威廉·维克里共同荣获了199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奖励他们在非对称信息条件下的激励理论领域作出的重要贡献。下面分别介绍他们的主要理论贡献。
1、关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的研究。 2、中国传统政治体制与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3、中国古代经济结构与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4、中国体统文化意识与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5、关于资本主义萌牙的研究。6、关于中国古代社会商品经济发展原因与性质的研究。7、关于中国古代社会商品经济特点与水平的研究。8、关于个体小农经济与中国古代社会性质的研究。9、历史时期北方地区生态环境的变迁及其成因。10、关于重农抑商政策的研究。11、战国秦汉时期的经济区域。12、商品经济与战国秦汉社会变迁。13、秦、汉重农抑商政策比较研究。14、西汉经济政策述评。15、豪族与两汉社会。16、两汉土地制度研究。17、秦汉时期的移民问题19、汉代儒学的发展及其影响。20、门阀政治形成的原因。21、门阀士族与魏晋文化的发展。22、门阀士族与魏晋隋唐社会23、六朝时期江南经济的开发与经济重心的转移。24、府兵制与关陇集团。25、商品经济与唐宋社会变迁。26、唐宋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及其历史影响。27、科举制度与唐宋社会。28、唐宋时期的经济政策与社会经济。29、汉、唐外交方针之异同研究。30、隋唐地方权力研究。31、地方行政体制与魏晋南北朝的长期分裂。32、门阀集团与隋唐政治。33、 唐宋时期的城市和城市经济。34、古文运动与儒学的复兴。35、佛教与唐宋文化。36、道教与唐宋文化。37、元代文化政策研究。38、行省制与元代的地方发展。39、明朝经济政策及其历史影响。40、朱元璋与明初政治。41、明清流民与山区开发。42、明清时期的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43、清代边疆地区的开发。44、唐以前的国家、社会与水利。45、宋以后的国家、社会与水利。46、秦汉隋唐的地方行政与社会控制。47、宋明清的地方行政与社会控制。48、士大夫阶层与宋明社会研究。49、地主阶层与中国体统政治研究。50、唐宋科技与社会、文化研究。51、汉唐时期的陕西。52、宋明时期的陕西。53、汉唐时期的乡村社会。54、宋明时期的乡村社会。1．秦汉时期的移民政策及其影响2．秦汉与匈奴的战争评述3．秦汉时期北部边疆的开发及历史意义4．秦汉时期北部边疆的开发及对生态环境的影响5．中国古代重农政策的历史作用6．试论西汉的商业政策7．试论汉代的农业政策8．西汉时期汉匈人口流动及影响9．东汉对南匈奴政策评析试论汉武帝的用人方略11．司马迁的民族观略论12．汉代外戚集团的形成与擅权13．论西汉后期的社会问题14．两晋南北朝士族门阀的特征15．试论唐太宗的民族政策16．试论唐太宗的人才思想17．汉唐异同论18．试论辽代的双轨行政制度19．宋辽对峙格局的形成及历史意义20．宋金战争爆发的原因21．宋代冗官及其社会影响22．金代的重农政策23．元代文化的特点24．《盐铁论·散不足》所反映的西汉社会生活25．东汉的赈灾政策26．自然环境变迁与十六国割据政权的关系27．康熙在维护国家统一中的作用28．清末移民实边政策的作用
我，，，，，会，。。。。。。
你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念要求这一题目自己设想一下这一理念要求都有什么，你自己认为的，写几方面就是论文了
是论文吗？建议最好自己写 传统社会的中国经济及对其发展历程的思考 董方炜 40901008 经济学基地一班 中国在十九世纪前的传统社会中，经济实力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大量财富聚集在中国，在几千年的变革中，中国形成了自己的经济发展模式和经济发展史，面对这样一部丰富的历史巨篇，我们不禁好奇，这其中缠绵着怎样的悲喜纠结，掩藏着多少对错善恶，蕴含着多少文化和精神，又是怎样让中国经济走上了一条不归路，最终被西方国家用武力打开国门，投向了经济大变革的浪潮。 经济史是研究物质资料生产、分配、交换与消费的这个社会过程所形成、发展、演变的历史轨迹的一门学科。其科学性在于考察问题的客观性，在历史文献和大量数据材料中找寻其最能反应社会现实的基础论据，并用一定的方法研究经济制度演进。其重点在于考察经济运行的机制和绩效，并考虑机制绩效的质与量。在研究中国传统社会的经济史时，必须要考虑的另一点是文化对经济的影响。因为一个国家和民族中，出现的哲学或宗教中的精英与大师的思想著述会在该国历史发展进程中起到奠基和指引性的作用，就像雅斯贝尔斯所说“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中所出现的大师一样，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确定了西方发展模式，孔、墨、孟奠定了中国发展模式。 考察几千年的经济发展史，我们从大到小，从浅如深，从传统经济制度的形成说起，到具体发展成就和财政制度经济思想结束，并着重探讨为何中国并未走向资本主义之路。 在技术条件低下的古代社会，自然资源禀赋影响着国家的经济规模结构及性质，由于自然条件的不同，各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表现出一定差异，存在着不平衡性，并预示着不同的经济形态发展方向。例如中国历史上出现的黄河流域文明和长江流域文明。在攫取经济时代，人们主要以采集和渔猎为主，这是一种依赖于自然界提供的现成天然的物质资料的经济形态，在这种经济形态下，远古社会的进步非常缓慢，因为这种现成物资的提供限制了远古人类智力的发展。而当无数次的经验积累启迪了原始人的智慧，开创了原始的种植业和畜牧业后，人类的社会的迅速发展便一发而不可收拾，人类社会进入了改造自然，通过自身劳动增值产品的生产经济时代，这标志着人类开始了智力大发展，经济大进步，社会财富急剧增长，并开启了人类罪恶本性的伟大时代。 夏商周时代是由氏族部落向封建领主经济的国度，是奠定中华民族前进方向的时代。早期人类社会形成了及生产和消费为一体的社会细胞——氏族，随着氏族组织的繁衍于扩大，在此基础上，逐渐产生了部落与部落联盟，并逐渐向王权社会过渡，并最终形成了层层分封的宝塔式结构。中国早期封建社会的基础，就是建立在井田制上的领主制经济。不管是由于社会传统的巨大惯性还是由于文化堆积力，人类文明的最初时代所奠定的一些思维模式和体制形式都对后世产生了引导性的影响，使后世发展从未摆脱前朝前代所带来的渗入骨髓的根本性的纠缠，并决定了中国几千年的经济发展历程。源于原始社会部落酋长管理生产活动传统习俗的“工商食官”制度，即各级宗族首领控制垄断经营，不允许四人从事工商业的制度，对中国古代工商业发展的影响是深远的，由于这种传统的延递，使人们开始延续重农思维，并不断排斥工商的重要作用，使工商业始终未能形成自己独立发展的道路。 春秋时期，封建领主制经济由于其自身内在的矛盾，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而日渐趋于瓦解和崩溃，相应的土地改革产生的土地私有制，引发了剥削关系和经济结构的巨大变化，终于在战国秦汉时期，确定了以小农的小规模经营，以精耕细作和劳动力大量投入为特征的传统农业经济结构。在以后几千年的社会进程中，这种经济制度不断完善和健全，从秦汉至明清，经历了几次较大的曲折变化，兴衰交替，呈现出“两个马鞍形”的发展态势。 中国传统经济的主体是农业，农业的发展水平及其成就制约着手工业交通运输业和商业的发展。“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农业是“人类一切经济发展的开端”。中国传统社会的农业是以个体小农经济精耕细作为特色的劳动力高度密集性的集约农业，其单位面积产量和耕地复种指数都很高，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中国在利用土地保持地力方面达到了但是世界的最高水平。古代中国一直被认为是经验知识积累量大，经验科学非常发达的社会，而在农业上更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多粪肥田”保持了地力，使几千年后今天的中国仍然能够利用那本来就为数不多田地养活十三亿的人口。在中国传统社会，农业一直是最基本的生产部门，农业经济所提供的剩余不仅满足了传统社会中非农业部门的消费需要，而且还是专制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繁荣的农业经济史专制中央集权国家的经济基础，小农家庭是赋税徭役的承担者，正是由于这些原因，中国历代专职郑度都十分重视农业经济，形成并建立了一整套完备的重农思想和政策体系，维持着精耕细作集约化农业的平衡。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土地是最重要的一种经济资源和最主要的生产资料，地主土地所有制、国家土地所有制和自耕农土地所有制延续了两千多年而没有发生根本改变。不过随着地权变动机制和地权转移的频繁，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土地呈现出不断向各类地主集中地趋势，地主占有土地，目的是投资于土地，通过转让土地使用权来获取地租，形成租佃制度。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租佃制度也不断调整和完善，地主对佃农的人身束缚逐渐松弛。中国有很多无产者，即是贫农，贫农租赁地主富农土地，并定时交租，形成了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中的一个特色，这种封建制度下的土地私有制，和资本主义工厂中的无产者有很多相似之处。 中国古代的手工业有官营手工业，城镇手工业和农村家庭手工业三种生产组织和经营形式并存发展。官营手工业在我国传统社会占据统治地位，汉武帝时起，中国实行了“盐铁官营”政策，这一政策影响了一个历朝历代的政策制定，对中国手工业工商业的发展起到了严重的限制作用。官营手工业的生产具有双重目的，一是为了满足皇室和专制国家的需求和生产，二是为了市场生产垄断商品，目的在于追求垄断利润，以增加财政收入。垄断地位和为皇室生产不计成本决定了其具有精湛的技艺和低下的收益这两个特点。城镇民营手工业是指由城镇中的一些个体小手工业者和豪民贵族经营的手工业，它是一种脱离农业或农民家庭而独立存在的手工业结构，民营手工业者主要是为市场而生产的商品生产者。中国古代脱离农民家庭独立出来的民营手工业大多是以手工作坊的形式已出现的中小手工业者，真正的工场手工业在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中只是极少量得存在于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和有限的几个次要的手工业部门。由于民营手工业要为专制国家承担各种差役，劳动力得不到保证，缺乏稳定的城乡市场，同时，技术进步和创新的有效机制欠缺，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城镇手工业在官营和农村家庭手工业的夹缝中艰难挣扎，发展极其缓慢。 现在我们再从整体上看一下中国古代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这两大不同的经济结构。个体小农经济是我国典型的自然经济，统治着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它把农业和手工业紧密的结合在一起，满足了家庭基本需求，使之与市场的关系降到了最低限度。中国传统农业经济结构是自然经济性质的，具有明显的自给性和封闭性，上下同构，相互离散，却又十分稳定。而商品经济则呈现出螺旋式上升发展的态势。虽然中国的商品经济在不断发展完善，但由于其特有的对自然经济依附的特性和缺乏自由发展的环境和条件，缺乏独立发展的性格，同时，中国古代商品经济与自然经济之间虽然存在冲突，但更多的是一种相互补益，共生共存的关系，其最终也未能独立出来。 中国古代财政管理机构不断健全，其曲折的演变过程中，财政管理的权益有相对集中向多极化发展，纵向配置有地方分全乡中央与地方均权发展，财政管理体制在整个国家建制中的地位日见重要。 随着中国古代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考虑经济研究经济，在儒学思想出于支配地位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经济思想以“富、均、庶、义”为基本标准。国家在经济领域的地位一直被人们争论，中国古代也发展出了国家干预主义和经济放任主义两种思想，但最终确定下来的却是国家不断参与宏观管理，考虑各经济问题时，总是以国家为本位，从国家的角度、立场和利益出发。但几千年来，传统经济思想一直处于停止状态，几乎没有什么创新和变化，不断教条化。 中国历经千年，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但在近代史上却不断遭遇耻辱，落后就要挨打，但几千年领先于世界的中国为何不能自我实现向近代经济的转型，没有走向富强呢？ 由于古代中国经济的自营性，和人身依附关系的松弛，土地可以自由买卖，中国传统经济的效率领先于同时代的西欧领主制经济，但其有效性又强化了它的稳定性，也增强了它的弹性和包容性，对于资本主义萌芽来说，传统经济是一种保守的和惰性的力量，由于它的弹性和包容性允许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甚至有一定的发展，又由于它的稳定性和强大，资本主义萌芽很难成为普遍发展的生产关系而受到遏制和摧残。中国的传统经济并非是自然经济的纯粹形态，它以广泛的商品性生产作为必要的补充，在此基础上发展起高度的传统商业，但这种商业只是一种补充，并且也扩大了地主和国家的剥削范围和数量，更多的起到维护传统经济秩序的作用。商人、地主、高利贷者三位一体的封建剥削形态提供了强大的经济基础，形成的强大中央集权制度在商品经济危害其自身发展时便伸出了恶魔之手，重农抑商，同时官营资本也在挤占城市手工业的市场，占用了劳动力。 在向市场经济缓慢演进的历史过程中，只有在国家认同并出面确立了市场经济的两大基石——法律和货币制度——之后，这种“自发秩序”的扩展过程才可能持续不断，而中国在发展中只是中刑法和行政法，轻民法商法，货币制度也不甚完善，长期处于欠缺流动性的情况下。由习俗经济、命令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换是渐进的，这种转变的起点是商业的专门化，商业的专门化不只是出现了以经营为目的的手工业等，而是出现了以专门从事商品生产经营以谋取利润者，由于中国古代的财政制度，重农抑商，有存在“士大夫一旦得志，其精神日趋于求田问舍”，“有田方有福”的思想，大批商人购置田产，转而投资土地，成为地主。 所以，在各种因素的作用下，中国古代的商品经济的发展，虽然孕育出资本主义萌芽，但并未走向真正的资本主义社会。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历史是最好的老师，研究中国经济史，从其中找到历史和经济发展规律，不但可以指导我们怎样去发展经济，而且还可以提醒我们，稳定的制度虽然可以给国家带来稳定和长久，但内部表面的和谐不代表人民真正的利益得到了实现。中国古代的经济制度虽然保障了封建王朝的延续，但相对于外部世界，中国政治制度和经济发展已严重落后，而大部分人民在政府王朝愚民洗脑政策下，不能意识到这些，而专制政府也是为了维护王权和自身利益，不思改革，目空一切，最终被西方用武力打开国门，被迫变革。所以，一个有作为的政府不应该只是为了保持内部和谐，而应该在应该和必须的时候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真正体现人民利益，发展经济和完善政治体制，以达到国富民强，只有这样，才能得到人民的长久支持和国际社会的尊重，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