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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税收立法体制存在的问题及完善》
论中国的死刑废除 〔摘 要〕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已经废除死刑，死刑的废除似乎已经成了一种趋势。既然如此，中国就应该顺应这种历史的潮流，那么中国废除死刑的原因是什么呢？ 〔关键词〕 中国 刑罚 死刑 废除 从封建社会进入近现代社会后，刑罚体系发生了很大变化。古代的极不人道的刑罚如死刑、杖刑、笞刑已经逐渐被近现代西方的刑罚体系所代替。古代那些如凌迟、枭首、车裂等死刑也被一些能尽量减少人痛苦的死刑如枪决、针刑、毒气所代替，尽量减轻死刑犯的痛苦，以示对生命的尊重。 可是现在死刑不但失去了其在刑法体系中的核心地位，而且限制、减少死刑乃至废除死刑已经成为世界性的潮流与趋势。 现在尊重人权的呼声越来越烈，而生命权是人权的重要内容，因此许多国家都相继废除了死刑。生命是人类最宝贵的东西，一旦失去，生命便不会重来一次，所有的一切也就无从谈起，所以我认为废除死刑是历史的必然，中国应该废除死刑。 早在清末时期，著名法学家沈家本就提出了限制乃至废除死刑的观点，沈家本从传统的“王道仁政”出发坚定地认为：“臣等窃维治国之道，以仁政为先，自来议刑法者，亦莫不谓裁之以义而推之以仁，然则刑法之改重为轻，固今日仁政之要务，而即修订之宗旨也。”并且强调“化民之道，固在政教，不在刑威也。” 可见废除死刑的观点是由来已久的，那么我认为中国应该废除死刑的原因是什么呢？在下文我将浅谈一下我的观点。 首先，改革开放后，中国积极加入世界市场，并且中国国际化的程度也是越来越深。从2005年10月4日到现在，世界上一半以上的国家在法律或实践上废除了死刑。具体情况如下：对所有罪行都废除死刑的国家有68个，普通罪行废除死刑的国家有11个，实践中废除死刑的国家有24个，所以，在法律或实践中废除死刑的国家总计有121个，保留死刑的国家仅有75个。而且最近几十年情况显示，平均每年有三个国家在法律或实践中废除了死刑。可见废除死刑在整个世界上都已经成为了一种趋势。因此，中国若想在世界舞台上更好的展现自己的魅力，赢得更多国家的尊重，就应该与世界接轨，废除死刑。 其次，“杀人偿命，欠债还钱”的观念从西汉就根植到了人的脑海中，或许现在这种观念对人还有很大的影响。但是这种观念并不是成为中国废除死刑的一个障碍。 很多时间若是问大家一个人杀了另外一个人，应该对杀人的人怎么办，大家肯定会说应该给他判处死刑，但是如果情况并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简单呢？比如，甲要强奸乙，乙在甲未得逞之继而因为防卫过当将甲致死，这时候大家可能并不认为乙应该被处死，反而会因为乙的勇敢而称赞乙。再比如，一个男人回家后看到妻子正和第三者通奸，然后火气大发，用菜刀将妻子和第三者砍死。此时，如果按照中国现行的法律，此男人必将会被处死，可大家可能大多数都会有一些同情该男人，认为他不应该被处死，任何男人遇到了这种情况都会一时间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的。 可见，“杀人偿命”在很大程度上是受条件的限制的，人们真想让杀人者死的是那些罪大恶极的，极度危害社会的罪犯。但是这种罪犯在社会上不是多数，为何不废除死刑呢？ 再次，死刑并不比终身监禁具有更大的威慑力。迄今为止，并没有研究表明重罪的发案率与死刑的存废之间有必然的联系。有研究表明人在犯罪后被判为死刑对社会的威慑力并不比终身监禁的威慑力大，而且如果被判处死刑，犯罪率依然保持在原先的水平。从实践中考察，死刑也从未对犯罪产生过有效的威慑力。 因为一个人若是明确知道了自己何年何月何日死，刚开始可能会恐惧，但是随着他意识上的逐渐接受，到真正执行死刑时却不是太害怕了，可见死刑的威慑力难以持久，而且威慑效果的巩固期有明显缩短的趋势。如果一个人不知道自己何时会死，整日活在对自己死期的猜测之中，这时的威慑力才是更大的。西方废除死刑的国家对重刑判罪时一判就会判个几百年。中国完全可也借鉴这种刑罚，当人犯也被判几百年后，即使该罪犯在狱中表现良好，获得减刑，那么他还是无法走出牢狱，对社会的危害也就无从谈起。 第四，当谈到一个人被判为死刑时，大多数人可能都会想是不是该犯人杀了人。其实并不是仅仅杀了人才会被判为死刑的，一些经济犯虽然并没有犯杀人罪但是却也会判为死刑的。经济上的犯罪无非是官僚贪污了，企业逃税了，盗国家财产了，他们之所以会在经济上犯罪很可能是因为自己思想上一时出了差错或者是受到了他人的教唆，如果立即执行死刑，便等于夺取了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他们是完全有可能在经过改造后重新成为对社会主义建设有用的人，可是一旦生命权都没有了，还何谈改过自新呢？还何谈更好的建设祖国呢？从矫正论的角度看，是否所有的死刑犯都不能够改造呢？死刑剥夺了刑罚积极的、改造的价值。 第五，人无完人，只要是个人即使他再怎么细心也是会犯错的。古往今来，发生了许多的冤假错案，中国古代的窦娥不就是很好的例证吗？ 冤假错案并不会随着时代的进步而消失，好比再精密的仪器也有出差错的时候。德国国际记者协会日前在欧洲范围内进行了一次调查，调查对象是欧洲各国的检察官、法官等执法人员以及一些律师组织。调查的内容是刑事重罪案件的误判比率。调查结果出人意料，这类案件的误判率为5%，记协据此得出结论：欧洲每年至少有数百起重罪案件存在误判现象。由此可以看出，作为大陆法系国家的代表，德国的冤假错案并没有随着时代的进步而消失。那么可以判断出中国每年的冤假错案的数量也是为数不少的。死刑之误判率高，而冤狱之发现与平反又非常困难，所以生命刑应该废止。 如果废除了死刑，虽然嫌疑人被判了终身监禁，可一旦事实的真相被查明，那么嫌疑人就会成为自由身，所有的一切还可以重新开始，如果执行了死刑，不仅仅他被冤枉，而且会给他的家人，亲属带来多么大的伤痛，我相信那个判刑的法官也会一辈子无法安心。 有学者以充满人文关怀的语调写道：生命一次性让人对它珍惜；生命的美好使人为它感到伤感；死者亲属的伤痛使人同情；罪犯临行前的恐惧让人怜悯；一旦错判难以纠正使人感到后悔；任何罪犯都有可以让人宽宥的原因。 总之，生命是宝贵的，一旦一个人的生命被剥夺，一切就无从谈起，所以从上面的五个方面我一一论述了我认为中国应该废除死刑的理由。可是从现在中国的国情来看，中国废除死刑仍然是任重而道远的。但是死刑已成为强弩之末，丧失了昔日的威风，废除死刑是人类法制文明高度发展的产物，是刑罚改革的大方向。 废除死刑是历史的必然，因此我依旧会充满信心，我相信死刑会走向它的终点，走进历史博物馆，终究有一天中国大地上不会再出现死刑！ [参考文献] 1、崔敏：《死刑考论—历史 现实 未来》，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2、陈琴：《刑法中的事实错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3、何显兵：《死刑的适用及其价值取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4、黄晓亮：《暴力犯罪死刑问题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5、李交发：《简论沈家本的废除死刑观》，载《现代法学》2005年版。 6、赵秉志主编：《中国废止死刑之路探索》，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7、赵秉志主编：《死刑改革研究报告》，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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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的死刑废除 〔摘 要〕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已经废除死刑，死刑的废除似乎已经成了一种趋势。既然如此，中国就应该顺应这种历史的潮流，那么中国废除死刑的原因是什么呢？ 〔关键词〕 中国 刑罚 死刑 废除 从封建社会进入近现代社会后，刑罚体系发生了很大变化。古代的极不人道的刑罚如死刑、杖刑、笞刑已经逐渐被近现代西方的刑罚体系所代替。古代那些如凌迟、枭首、车裂等死刑也被一些能尽量减少人痛苦的死刑如枪决、针刑、毒气所代替，尽量减轻死刑犯的痛苦，以示对生命的尊重。 可是现在死刑不但失去了其在刑法体系中的核心地位，而且限制、减少死刑乃至废除死刑已经成为世界性的潮流与趋势。 现在尊重人权的呼声越来越烈，而生命权是人权的重要内容，因此许多国家都相继废除了死刑。生命是人类最宝贵的东西，一旦失去，生命便不会重来一次，所有的一切也就无从谈起，所以我认为废除死刑是历史的必然，中国应该废除死刑。 早在清末时期，著名法学家沈家本就提出了限制乃至废除死刑的观点，沈家本从传统的“王道仁政”出发坚定地认为：“臣等窃维治国之道，以仁政为先，自来议刑法者，亦莫不谓裁之以义而推之以仁，然则刑法之改重为轻，固今日仁政之要务，而即修订之宗旨也。”并且强调“化民之道，固在政教，不在刑威也。” 可见废除死刑的观点是由来已久的，那么我认为中国应该废除死刑的原因是什么呢？在下文我将浅谈一下我的观点。 首先，改革开放后，中国积极加入世界市场，并且中国国际化的程度也是越来越深。从2005年10月4日到现在，世界上一半以上的国家在法律或实践上废除了死刑。具体情况如下：对所有罪行都废除死刑的国家有68个，普通罪行废除死刑的国家有11个，实践中废除死刑的国家有24个，所以，在法律或实践中废除死刑的国家总计有121个，保留死刑的国家仅有75个。而且最近几十年情况显示，平均每年有三个国家在法律或实践中废除了死刑。可见废除死刑在整个世界上都已经成为了一种趋势。因此，中国若想在世界舞台上更好的展现自己的魅力，赢得更多国家的尊重，就应该与世界接轨，废除死刑。 其次，“杀人偿命，欠债还钱”的观念从西汉就根植到了人的脑海中，或许现在这种观念对人还有很大的影响。但是这种观念并不是成为中国废除死刑的一个障碍。 很多时间若是问大家一个人杀了另外一个人，应该对杀人的人怎么办，大家肯定会说应该给他判处死刑，但是如果情况并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简单呢？比如，甲要强奸乙，乙在甲未得逞之继而因为防卫过当将甲致死，这时候大家可能并不认为乙应该被处死，反而会因为乙的勇敢而称赞乙。再比如，一个男人回家后看到妻子正和第三者通奸，然后火气大发，用菜刀将妻子和第三者砍死。此时，如果按照中国现行的法律，此男人必将会被处死，可大家可能大多数都会有一些同情该男人，认为他不应该被处死，任何男人遇到了这种情况都会一时间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的。 可见，“杀人偿命”在很大程度上是受条件的限制的，人们真想让杀人者死的是那些罪大恶极的，极度危害社会的罪犯。但是这种罪犯在社会上不是多数，为何不废除死刑呢？ 再次，死刑并不比终身监禁具有更大的威慑力。迄今为止，并没有研究表明重罪的发案率与死刑的存废之间有必然的联系。有研究表明人在犯罪后被判为死刑对社会的威慑力并不比终身监禁的威慑力大，而且如果被判处死刑，犯罪率依然保持在原先的水平。从实践中考察，死刑也从未对犯罪产生过有效的威慑力。 因为一个人若是明确知道了自己何年何月何日死，刚开始可能会恐惧，但是随着他意识上的逐渐接受，到真正执行死刑时却不是太害怕了，可见死刑的威慑力难以持久，而且威慑效果的巩固期有明显缩短的趋势。如果一个人不知道自己何时会死，整日活在对自己死期的猜测之中，这时的威慑力才是更大的。西方废除死刑的国家对重刑判罪时一判就会判个几百年。中国完全可也借鉴这种刑罚，当人犯也被判几百年后，即使该罪犯在狱中表现良好，获得减刑，那么他还是无法走出牢狱，对社会的危害也就无从谈起。 第四，当谈到一个人被判为死刑时，大多数人可能都会想是不是该犯人杀了人。其实并不是仅仅杀了人才会被判为死刑的，一些经济犯虽然并没有犯杀人罪但是却也会判为死刑的。经济上的犯罪无非是官僚贪污了，企业逃税了，盗国家财产了，他们之所以会在经济上犯罪很可能是因为自己思想上一时出了差错或者是受到了他人的教唆，如果立即执行死刑，便等于夺取了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他们是完全有可能在经过改造后重新成为对社会主义建设有用的人，可是一旦生命权都没有了，还何谈改过自新呢？还何谈更好的建设祖国呢？从矫正论的角度看，是否所有的死刑犯都不能够改造呢？死刑剥夺了刑罚积极的、改造的价值。 第五，人无完人，只要是个人即使他再怎么细心也是会犯错的。古往今来，发生了许多的冤假错案，中国古代的窦娥不就是很好的例证吗？ 冤假错案并不会随着时代的进步而消失，好比再精密的仪器也有出差错的时候。德国国际记者协会日前在欧洲范围内进行了一次调查，调查对象是欧洲各国的检察官、法官等执法人员以及一些律师组织。调查的内容是刑事重罪案件的误判比率。调查结果出人意料，这类案件的误判率为5%，记协据此得出结论：欧洲每年至少有数百起重罪案件存在误判现象。由此可以看出，作为大陆法系国家的代表，德国的冤假错案并没有随着时代的进步而消失。那么可以判断出中国每年的冤假错案的数量也是为数不少的。死刑之误判率高，而冤狱之发现与平反又非常困难，所以生命刑应该废止。 如果废除了死刑，虽然嫌疑人被判了终身监禁，可一旦事实的真相被查明，那么嫌疑人就会成为自由身，所有的一切还可以重新开始，如果执行了死刑，不仅仅他被冤枉，而且会给他的家人，亲属带来多么大的伤痛，我相信那个判刑的法官也会一辈子无法安心。 有学者以充满人文关怀的语调写道：生命一次性让人对它珍惜；生命的美好使人为它感到伤感；死者亲属的伤痛使人同情；罪犯临行前的恐惧让人怜悯；一旦错判难以纠正使人感到后悔；任何罪犯都有可以让人宽宥的原因。 总之，生命是宝贵的，一旦一个人的生命被剥夺，一切就无从谈起，所以从上面的五个方面我一一论述了我认为中国应该废除死刑的理由。可是从现在中国的国情来看，中国废除死刑仍然是任重而道远的。但是死刑已成为强弩之末，丧失了昔日的威风，废除死刑是人类法制文明高度发展的产物，是刑罚改革的大方向。 废除死刑是历史的必然，因此我依旧会充满信心，我相信死刑会走向它的终点，走进历史博物馆，终究有一天中国大地上不会再出现死刑！ [参考文献] 1、崔敏：《死刑考论—历史 现实 未来》，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2、陈琴：《刑法中的事实错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3、何显兵：《死刑的适用及其价值取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4、黄晓亮：《暴力犯罪死刑问题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5、李交发：《简论沈家本的废除死刑观》，载《现代法学》2005年版。 6、赵秉志主编：《中国废止死刑之路探索》，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7、赵秉志主编：《死刑改革研究报告》，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
《论我国税收立法体制存在的问题及完善》
正方： 钱是魔鬼 反方： 钱是天使 正方：钱，是人人都喜爱的东西。我为什么说它是魔鬼呢？那是因为它太神通广大了，可以说是法力无边。当它眷顾你的时候，可以使你一夜暴富，富甲天下；而当它舍弃你的时候，又可以使你瞬间变成穷光蛋，一贫如洗。它既可以使你当上大官，青云直上；也可以让你一夜之间摘去乌沙，跌入万丈深渊。真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有钱能使鬼推磨，无钱鬼磨让你推。有钱走遍天下，无钱寸步难行……你看，在人类社会中，它有时是神，有时是鬼，鬼使神差，变化多端，这不是魔鬼是什么？ 反方：钱是天使，钱（即政治经济学中所说的货币），是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功臣。每个人都离不开钱，整个社会更离不得钱。我们已学过：钱具有五大功能：一是价值尺度；二是流通手段；三是储藏手段；四是支付手段；五是充当世界货币，等等。钱（的这些功能使商品交换变得简单多了（远古时候是物与物的交换，很不方便），人们只要用钱就可以从任何地方的任何市场上买回所需要的东西，大大地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举个大家都感受得到的例子：文革前，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对商品市场限制很严，生产发展缓慢，物资十分匮乏，人们过着节衣缩食的日子。改革开放后，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市场空前活跃，物质非常丰富，人们生活水平迅速提高。这之中，钱就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正方一辩）：有一句话说的是“钱不是万能的但没钱是万万不能的”其原因有：第一，钱具有与任何商品进行等价交换的现实合法性。第二，钱不仅可以在商品领域呼风唤雨，而且可以使非商品也商品化，它不仅是物质财富的象征，而且成为了精神价值的筹码。第三，人对钱的崇拜还异化了人与钱之间的关系。用钱可以买来一切，却得不到真正意义上的一切。因为钱，人们丧失了内在良知却还浑然不觉；一批身居要职的官员不思为人民服务，而是，利用职权，大肆收受贿赂，大捞外快，因贪赃枉法而被处死坐牢的人如星罗棋布。所以我方坚持认为钱是魔鬼！ （反方一辩）：我今天奉公守法地去追求钱，钱也是目的，但我是合情合理的去追求钱，请问钱是魔鬼吗？，法律是不是制约我们行为的准则呢？如果是制约行为的准则，那钱还是魔鬼吗？由前面的学习我们知道：钱，其实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产物，它是一个不经主动性的交易媒介。而恶只是一个价值上的破坏和行动上的破坏，而我们所谓的源就是事情的起源和根本。对方辩友告诉我们钱是魔鬼，就得告诉我们，一切恶的根源是由钱导致出来的。如果对方辩友说钱是根本、是魔鬼，导致世界上恶事丛生的话，那就请你解答我方以下的四大疑：第一，世间上的恶可是成千上万，难道用单一的钱就可以解释所有的恶吗？第二，钱的起源其实是错综复杂的，我们无法将它归类成一个共同的源头。我们知道独裁者排除异己可能是为了钱，但难道他就不可以为了权势地位，或是因为愚昧吗？第三，同样是钱，为什么君子求财却是取之有道，小人求财却是偏偏喜欢偷盗呢？第四，今天如果钱是万恶之源，为什么有人会用万恶之源来行善呢？ 如果钱是魔鬼，那当初创造出他来有何用能 ？ （正方二辩）：对方同学有四大问题。想当年，罗马帝国雄居一方，征服给帝国带来了荣耀，也带来了源源不断的财富。但是很快，原本纯朴的罗马人就拜倒在金钱的脚下，沉迷于声色犬马的放荡之中，而帝国终于也在这种腐朽和堕落中分崩离析。事实胜于雄辩。一部西方文明发展史清清楚楚地向我们表明金钱化神奇为腐朽的巨大魔力。无独有偶，在东方，无论是古巴比伦王国，还是阿巴斯王朝，不都是由富贾一方走上了荒淫颓败吗？古人云，“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面对着东西方的历史，我们不仅要问，金钱，究竟有多少罪恶由你而生和由你而亡？（反方二辩）：一个苹果，你不管再怎么切，它终将也只是一个苹果。既然对方似乎列举了很多例子，但其实就只有一种，那就是贪钱。而世间的万恶真的就只有贪钱一种吗？ 但是贪钱，恶在于贪，还是在于钱呢？如果说恶是在于钱的话，那么我告诉你，人类不只贪钱，还贪吃、贪喝、贪睡觉，那么吃饭、睡觉难道又是魔鬼吗？
“Corporate Governance in China: Then and Now”，Co-authored with Professor Cindy Schipany at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Columbia Business Law Review,Volume 2002,Number LENGTH: 24908 据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网（Social Science Research Network）2003年9月13日的统计，该文是该网“亚洲法”论文中点击率最高的十篇文章之一。 “Chinese Business and the Internet: The Infrastructure for Trust”，Vanderbilt Journal of Transnational Law,November,2002,35 VJTransnat'l L Co-authored with P Timothy L Fort at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该文曾在美国商法学会2001年年会上荣获最佳国际商法论文奖拉尔夫·邦奇奖。 “The Perspectives for Tax Law in Hong Kong after 1 July 1997”，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Tax Law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toward the 21st Century”，held in Leiden,the Netherlands in July 1996 and published by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in “Increasing role of the courts in China”，Law,Development & Socio-Economic Changes in Asia， “The Protection of Social Rights and the Coming Implementation of CESCR in China,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The domestic obligation to implement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Economic,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held in Oslo,Norway,in November “The Protection of Labor Rights in China”，Working Paper Series of Norwegian Institute of Human Rights,the University of Oslo, “Approaches to Strengthen the Responsibility of Directors and Managers in China”，presented at the fourth annual conference of Asia Pacific Economic Law Forum,held in Hong Kong in December “Legal reforms in China”，Governance,Decentralization and Reform in China,,India and Russia,Jean-Jacques Dethier ()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373 – ZEF-Discussion Papers on Development Policy N 13,Center for Development Research (ZEF),Bonn,September See,It was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seminar of “the Governance on China,India and Russia”，3-4 May 1999,hosted by the Research Center for Development,Bonn U “Overview of the Dispute resolution mechanism in China”，presented at the “Roundtable Meeting on Law,Development and Socio-Economic Change in Asia (II),held in Bangkok,Thailand,19-20 November, 《推行厂务公开制度，增强企业竞争力》，《理论前沿》， 2009年第5期； 《食品安全监管的制度创新》，《法学论坛》，2009年第3期； 《3·15应成为企业对消费者的感恩节——论公司对消费者的社会责任》，《中国工商管理研究》，2009年第3期； 《一项塑造法官公信力的诚信工程》，《人民法院报》，2009年2月3日，第4版； 《落实科学发展观，完善资本市场法治：以上市公司监管立法为中心》，《甘肃社会科学》，2008年第5期； 《弘扬股东民主理念，激活股东大会制度》，《董事会》，2008年第10期； 《制定国有资产法的思考》，《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8年第5期； 《论股权平等原则》，《法学杂志》，2008年第3期； 《改革开放30年来公司立法的回顾与前瞻》，《法学论坛》，2008年第3期；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打造法治工商新品牌》，《中国工商管理研究》，2008年第3期； 《论抽逃出资股东的民事责任》，《法学杂志》，2008年第1期； 《新公司法框架下的公司承包经营问题研究》，《当代法学》，2008年第1期； 《论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法学家》，2007年第6期； 《中国对一人公司的法律规制》，《国际商事法务》（日本），2007年第9期； 《优化事务所内部治理，实现做大做强》，《中国注册会计师》，2007年第6期； 《法律应该向弱者适度倾斜》，《民主与法制》，2007年第5期； 《关于公司社会责任的若干问题》，《理论前沿》（中央党校），2007年第22期； 《揭开公司面纱制度在中国的解释与运用》，《中国法律》（香港），2007年第8期； 《一本不平的平话——评<行业协会商会平话> 》，《中国商贸》，2007年第6期； 《优化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法治环境》，《资本市场》，2007年第11期； 《法学研究要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法学论坛》，2007年第2期； 《价格同盟：行业协会的社会责任亟待强化》，《人民法院报》，2007年10月16日； 《法律应该向弱者适度倾斜》，《民主与法制》，2007年第5期； 《新公司法中揭开公司面纱制度的解释难点探析》，《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法治社会》，《法学论坛》，2006年第6期； 《新公司法解读》，《北大商业评论》，2006年第7期； 《新公司法实施中的争点》，《光明日报》（2006年12月26日）第九版整版刊登； 《构建和谐社会与法理念的更新——兼论和谐社会与社会法的完善》，《学习与探索》，2006年第5期； 《评<；公司集团基本法律问题研究>；》，《山东社会科学》，2006年第12期； 《从公共服务视角看行政机关的六种服务》，《工商行政管理》，2006年14期； 《新公司法的制度创新及其对仲裁实践的影响》，《北京仲裁》，2006年第1期； 《妥善解决股权分置改革中涉及外资股东的难点法律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要报：领导内参》，2005年第27期。该文被黄菊副总理批阅，获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信息一等奖； 《证券法律的制度创新》，《中国金融》，2005年第22期； 《诚信株连的启示》，《新财经》，2005年第11期； 《股改的法律依据何在》，《新财经》，2005年第9期； 《公司社会责任与和谐消费环境的营造》，《法治论丛》，2005年第4期； 《建议尽快纠正对〈联合国民事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中“民事权利”的不准确译法》，《中国社会科学院要报--信息专报》1997年第63期。该文被钱其琛副总理批阅，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省部级）优秀信息奖。 《关于清理限制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法律的建议》，《中国社会科学院要报：专供信息（国办）》，2004年第21期。该文被评为中国社会科学院2004年优秀决策信息对策研究类二等奖； 《金融危机的法律防范》，《中国法学》，1999年第2期；转载于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经济法学、劳动法学》，1999年第6期； 《国有企业公司制改革的法律思考》，《中国法学》，2000年第1期；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公司法的修改前瞻》，《中国法学》，2002年第6期；后载入《商法论文选萃》，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 《论证券市场法律责任的立法和执法协调》，《现代法学》，2003年第1期。该文在2004年7月荣获重庆市新闻出版局、重庆市期刊协会颁发的优秀论文奖；被收入《中国商法学精萃 2004年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关于企业和企业家的维权立法问题》，《当代经济》，2004年第4期； 《论股东累积投票权》，《环球法律评论》，2003年第1期； 《完善国内仲裁司法监督问题的法学思考》，《北京仲裁》，2004年第1期； 《论新公司法的现代化》，《环球法律评论》2004年冬季号； 《中国公司法移植独立董事制度的思考》，《政法论坛》，2003年第3期； 《一人公司制度难点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5年第6期； 《创新裁判思维，维护金融债权》，《人民司法》（最高人民法院主办），2006年第1期； 《企业国有产权转让中的法律问题研究》，《人民司法》（最高人民法院主办），2005年第3期； 《新公司法的制度创新》，《月旦财经法学》（中国台湾地区），2006年第3期； 《公司法的修改与解释：以司法权的适度干预为中心》，《法律适用》，2005年第3期。该文获最高人民法院《法律适用》“珠海杯”征文二等奖； 《论政府与人民的法律角色定位》，《法学评论》，1996年第1期；后载于《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刘海年主编，中国法制出版社，1996年； 《浅议法人财产权》，《经济研究参考》，1996/ZJ； 《论股东的表决权》，《法律科学》，1995年第6期； 《论不公正的新股发行与股东权的保护》，《河北法学》，1995年第6期； 《公司法修改应着力创新》，《法学》（华东政法学院），2004第7期； 《中国应尽快制定国有资产保护法》，《中国社会科学院要报：领导参阅》，2006年第20期； 《完善证券法，鼓励投资信心》，《中国社会科学院要报：领导内参》，2005年第28期； 《强化公司社会责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5年9月27日第3版； 《创新法律制度，构建和谐社会》，《群言》，2005年第11期； 《论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民商法官的裁判思维》，《山东审判》，2005年第3期； 《建立社会公众股股东单独表决制度的有关问题》，《中国金融》，2004年第23期； 《公司社会责任与和谐消费环境的构建》，《上海政法学院学报》（法治论丛），2005年第4期； 《修改公司法，放宽公司的担保能力》，《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人和企业产权制度》，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调查研究报告2003年第164号； 《倾力打造非公有制企业健康发展的法律环境》，提交2003年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专题研讨会，收入《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法制环境》，中国工人出版社，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办公室编，2004年2月第1版； 《加强对非公有制经济的法律保护》，《群言》，2003年第7期； 《上市公司分立与小股东权益保护》，《证券法律评论》2003年卷； 《规制政府采购人变相指定供应商的法律思考》，《中国政府采购》，2003年第6期； 《政府采购法重视对供应商权益的保护》，《中国政府采购》，2002年第6期； 《论完善证券法律责任的协调实施机制》，《法律适用》（国家法官学院），2003年第4期； 《论独立董事制度的几个相关法律问题》，《中国工商管理研究》，2002年第3期； 《整顿和规范市经济秩序的法律思考》，《中国工商管理研究》，2003年第7期； 《营造放心消费环境，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国质量万里行》，2003年第3期； 《电子商务主体及准入监管研究》，5万字，载入《市场监管理论与实践研究》，中国工商出版社，2003年7月版； 《建立健全公司治理结构的若干思考》，《法学论坛》，2002年第6期； 《政府采购法重视对供应商权益的保护》，《中国政府采购》，2002年第6期； 《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权转让若干问题研究》，《中国民商审判》，2003年第1卷； 《修改公司法的指导思想》，《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2年12月1日； 《投资基金立法若干争议问题研究》，《中国证券报》2002年3月29日第12版，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经济法学、劳动法学》2002年第6期转载； 《市场化成熟度标杆——中国投资基金立法若干争议问题研究》，《国际贸易》，2001年第9期； 《民主管理公司——欧盟职工参加公司机关制度的立法过程》，《国际贸易》，2001年第7期； 《论投资基金法律关系中的当事人》，《法学杂志》，1999年第1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投资基金法学者建议稿》，《民商法论丛》第14卷，2000年； 《国有企业公司制改革中亟待解决的四个法律问题》，《法学》（沪），1996年第3期； 《论股东的代表诉讼提起权》，《商事法论集》，第1卷，法律出版社，1997年1月第1版； 《强化公司的社会责任--建立中国现代企业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商事法论集》，第2卷，法律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 《商法学研究述评》，《法学研究》，1997年第1期； 《政府干预市场经济必须走向法治化》，《特区理论与实践》，1999年第2期；并在《改革内参》第9期、第10期、第11期和第12期全文刊登；后载入《面向21世纪的思考：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20周年回顾与前瞻》，王洛林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依法治国与廉政建设》，刘海年等主编，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 《政府干预市场经济的法律形式》，《企业改革与管理》，1999年第3期； 《加入WTO后，政府干预市场经济走向法治化势在必行》，《中国工商管理研究》，2001年第12期； 《论社会权的保护及<；经社文公约>；在中国的未来实施》，《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研究》，刘海年主编，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 《国有企业公司制改革的法律分析与思考》，《国有企业改革法律报告》，第1卷， 中信出版社，2004年版； 《公司法修改中的重大问题》，《民商法前沿论坛》，第3辑，：王利明主编，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年； 《加强公司法解释学研究，积极审慎审理公司纠纷案件》，《商事审判研究》，2004年卷，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年。 《依法推进费改税》，《经济与法》，1999年第3期； 《职工参与公司机关制度的比较研究》，《商事法论集》第3卷，王保树主编，法律出版社，1999年； 《论股份有限公司股东权的保护》，《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文萃》（1993～1995），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位办公室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 《股东权法律保护的理论和实践》，《法学》，1995年第8期； 《关于加强乡镇企业法律机制的研究》，《法学杂志》，1992年第1期； 《这样的“联手”有违法律》，《民主与法制》卷首，1999年第10期； 《中国应允许设立一人公司》，《民主与法制》卷首，1999年第14期； 《国际惯例≠真理》，《新华文摘》，2002年第9期； 《股民状告证券商侵权案件的法律启示》，《国际商报》， 1999年7月26日第7版；并被法律之星网站1999年8月11日法制论坛转载； 《挑战股东利益最大化——美国近年非股东利害关系人立法研究》，《国际贸易》，2002年第7期；转载于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民商法学》1998年第10期； 《资本与知本最佳组合：建立有限合伙制度解析》，《国际贸易》，2002年第2期； 《中国公司法的特点》，《法学杂志》，1994年第2期； 《股东权模式的内涵与功能》，《中国民营科技与经济》，1994年第2期； 《有关中国公司立法的若干建议》，《中国证券评估杂志》，1993年第6期； 《转换国有大企业经营机制的重要途径》，《法学杂志》，1993年第2期； 《股东权保护的理论与实践》，《法学》（上海），1995年第8期； 《国有企业改建为国有独资公司探讨》，《法制日报》，1996年4月25日理论版，转载于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经济法学、劳动法学》，1996年第4期； 《入世后中国经济立法的完善》，《经济时刊》，2000年第1期； 《政府采购立法若干原则研究》，《中国政府采购》，2001年第4期； 《论商事打假行为》，《中国工商管理研究》，2000年第4期。该文于2001年3月荣获国家工商局、中国工商管理学会和中国消费者协会主办的“12315”面向21世纪消费者权益保护征文一等奖； 《塑造科学消费的良好法治与伦理环境——谈商家、政府职能部门及社会团体、中介机构在推动科学消费方面的作用》，《中国工商管理研究》，2002年第11期； 《建议尽快纠正对〈联合国民事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中“民事权利”的不准确译法》，《中国社会科学院要报--信息专报》，1997年7月30日，第63期。1998年2月获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信息奖； 《中国签署〈国际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公约〉应当注意的若干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要报--信息专报》，1997年10月12日，第83期； 《“两权”分离理论失败，立法应取权利本位》，《内参情况》，中国青年报社编，1994年1月8日； 《股份制与合作制不能“捏”在一起》，《内参情况》，中国青年报社编，1994年6月8日； 《政府干预市场经济应限制在五个法律层次》，《中国社会科学院要报－－领导参阅》，1998年第22期； 《人权对社会和经济发展的要求》（A·艾德著），译文，2万字，《外国法译评》，1997年第4期； 《加强农村社会稳定的若干法律对策》，《法学杂志》，1998年第4期； 《走向成熟的中国市场经济法制建设》，《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1996年第2期； 《中国公司法确认股东累积投票权的理论探讨》，《江海学刊》，1996年第3期； 《消费者疑假买假胜诉，经营者知假卖假败诉》，《内蒙古质量技术监督》，1996年第6期； 《论股东权保护的渊源》，《法学杂志》，1996年第2期； 《中国公司法的特点》，《法学杂志》，1994年第2期； 《转换国有大企业经营机制的重要途径》，《法学杂志》，1993年第2期；转载于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经济法》，1993年第4期； 《论中国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确认和行使》，《政法论坛》，1991年第1期； 《论中国经济法的目标模式》，《江海学刊》，1988年第4期；转载于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经济法》，1988年第5期； 《论企业兼并立法的几个基本问题》，《经济与法》，1988年第10期； 《建议尽快制定私人企业法》，《经济与法律》，1987年第8期； 《有效维权重在加大违法成本》（专访），《人民日报》，2005年3月17日第5版； 《理顺工商关系，保护消费者权益》（专访），《人民日报》，2003年11月3日； 《完善信用立法，夯实诚信根基》，《人民日报》，2003年6月17日； 《正当竞争应鼓励》（专访），《人民日报》，2002年7月15日； 《医患纠纷解决机制的公开化与公正化》，《中国工商管理研究》，2000年第3期。
学术堂整理了一部分法律论文题目,供大家参考: 非全日制劳动者权益保护问题研究 论行政法比例原则的适用 论行政事实行为 论《英雄烈士保护法》的立法意义与完善路径 论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完善 论劳务派遣中劳动者合法权益的保障 "当场击毙"正当化研究 我国偷渡犯罪刑法立法研究 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法立法研究 论刑法中的犯罪的社会危害性 论刑法在反恐中的作用与局限 我国环境犯罪刑法立法研究 人体器官犯罪研究 我国宪法指导下的刑法理念研究 论民间文学艺术的知识产权保护 关于未成年人犯罪及预防的思考 邪教组织的传播与治理 浅析网络赌博的现状与治理 未成年人犯罪法律制度研究 故意杀人罪在中国的死刑适用研究
论转化犯 论“携带凶器抢夺” 论“限制加重”的数罪并罚原则 论危险犯的终止 论结果加重犯 论共同过失犯罪的存在可能性 论原因自由行为 论我国刑法中的定量因素 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之存废 论社会危害性标准诉讼法 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职能定位 论“以事实为根据”与证据裁判原则 暴力取证罪的立法完善 程序性制裁与刑讯逼供的遏制 论上诉不加刑原则 关于我国设立沉默权制度的思考 辩诉交易制度在中国发展前景 论我国取保候审制度的完善——兼与保释制度之比较 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的适用 刑事诉讼中被害人法律保护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经济法、环境法、劳动法1 论环境侵权行为的构成2 对环境权性质的思考3 论环境侵权中的精神损害赔偿4 论环境刑法的特点 环境侵权民事救济制度研究 我国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探析 水污染防治法执行问题研究 《环境保护法》修改若干问题的一点思考 我国战略环境影响评价立法研究 环境与国际贸易若干法律问题探析民商法 遗失物拾得制度若干问题研究——从利益平衡与制度设计角度 试论表达自由与隐私权保护的冲突与平衡 论网络空间隐私权及其法律保护 确立我国有限合伙制度的法律思考 试论继承中债权人利益保护的法律完善 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法律问题研究 论我国监护制度的完善 论居住权 公司破产制度研究 论集体土地使用权制度宪法与行政法1． 宪政与司法审查2． 公民权与人权3． 行政诉讼制度的完善4． 资格罚研究5． 听证制度研究6． 论村民自治7． 选举制度的完善8． 市场经济条件下公民劳动权及其实现9． 论人大对司法机关的个案监督10． 当代中国的变迁与宪法发展
民商法毕业论文真经典但是你没说要求,具体多少字
关键是自己多读点书，多观察社会与法治生活，多思考，把学习的书本知识与实际相结合，这能够发现自己喜欢而且有价值的选题，民商法学类可做的选题太多了，每一次产业升级、经济调整、技术进步等等都会为你创造很多新问题，自己去发现吧，相信你能找到很多，最后选择一个具有理论意义、现实意义和创新意义的 课题！
学术堂最新整理了一部分民商法论文题目,供大家参考: 强制缔约适用的立法问题研究 第三人过错所致旅行社违约责任研究 中美婚姻登记制度比较研究 物权确认请求权若干问题研究 医药发明专利试验例外的法律问题研究 瑕疵担保责任制度研究 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的法律问题研究 美国无遗嘱继承制度研究 票据涂销行为法律规制研究 我国校方责任险的保险责任研究 论股东投票代理权网上征集 患者知情同意权侵权问题研究 试析信息网络传播权 论占有脱离物的善意取得 刑事和解制度的本土化研究 非独创性数据库的法律保护 山寨文化的知识产权问题初探 论国际商事仲裁实体问题的法律适用 股东表决权排除法律制度研究 论特别自首制度 论挪用公款罪犯罪构成 我国植物新品种权制度实施的法律问题研究 论我国商法的法典化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法律问题研究 英国信托财产独立性的引介性分析 村官职务犯罪问题研究 我国农村留守儿童受教育权研究 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法律制度研究
这个好写，不过得在有题目的前提下才能算得上是好写，所以具体害的看你选的题目和你们学校的要求那些去决定的，我写过好多的。你要是没有选题，我写过好多的。我就给你点选题，你去参考下。1 民商法视角下的信用卡若干法律问题研究 2 第三方物流民商法律问题研究 3 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民商法律制度研究 4 优先权制度研究 5 论格式合同免责条款的民商法规制 6 从中世纪商人法到近代民商法典 7 构建民商法信用体系的探讨 8 民商法诚实信用原则研究 9 中国商法的近代转型及其对中国当代民商立法的启示 10 论现代民商法中的均衡
农村的宅基地纠纷，私买私卖后产生的法律诉讼，更贴近实际。中间可能产生的纠纷，可不止民事啊，太疯狂了！如果有哪位大神能给个具体的操作方法，不是和稀泥哪种，就太伟大了！
学校要求字数和重复率是多少，我可以帮你。
《论我国税收立法体制存在的问题及完善》
加我行能
学术堂整理了一篇5000字法律专业本科毕业论文范文，希望你从中有所收获： 范文题目：试析习惯对法制建设的影响 摘要: 本文在习惯这一词语的基础上，仔细阅读了英、德、日、传统中国法制度建设的相关内容，分析习惯在对各国法制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并试提出对当代中国法制建设的启示。习惯对于中国法制建设是良好的，有传统基础的；习惯汇编是实现习惯对中国法制建设影响的重要条件之一。 关键词习惯法制建设影响启示 造成一国之拙本，形成一国之国风，即习惯也。故此如有无视该民族之习惯，而规定各种法令，则不能期待于行政之完全者明矣。习惯是无论何种法律文化背景下都存在的一种法的渊源，法律中有不少规则就直接来自于习惯。 一、习惯对英国法制建设的影响 （一）习惯对属人主义产生影响的背景 属人主义指的是法律适用于一个族群，民族，而这个民族中的每一个人也都拥有了该法律，无论身处何处，均适用这法律。孟德斯鸠在其《论法的精神中》分析了日耳曼法属人主义产生的原因，他认为环境的因素影响日耳曼人的居住方式，他们喜欢分开居住，分开居住造成了各个群体产生各自的生活习惯和各自处理问题的方法，当日耳曼的各个群体相聚一起时，他们自然的按照各自已有的习惯去处理问题，这就是孟德斯鸠所理解的属人主义的由来。 （二）属人主义对英格兰及其殖民地的影响 日耳曼人的这种属人主义思想深刻影响着世界法学的发展方向，英格兰王国威廉一世原来是法国诺曼底公爵，他在征服英格兰后，并没有把自己领地原有的一套法律体系灌输于英格兰，而是在尊重当地英格兰民众原有的习惯习俗来进行断案，这样有效地缓和与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矛盾，巩固他在英格兰的统治。后来的亨利二世继续在英格兰的实施属人主义，进行了一系列司法改革，他定期派巡回审判的专员到各地，这些专员在办案时，除依据国王诏书敕令外，主要是依据日耳曼人的习惯法和地方习惯。凡是他们认为正确、合理，并与国王的立法不相抵触的习惯和惯例，便被确认为判决的依据。他们经常聚集在中央所在地威斯敏斯特交换意见，彼此认可各自的判决。这样，一些被引为依据的习惯便成了以判例法形式出现的普通法。总之，英国的“普通法大部分是以接受和一般化全国的或广泛流行的习惯为基础的；英国的普通的，一般的习惯变成了普通法”。通过该措施，中央的司法权力得到统一，地方领主的司法权力得到削弱。 这一习惯很好的贯彻到后来英国的殖民地统治当中，当时英国人统治香港时，也并没有将英国的法律直接适用于华人群体中去，只是当双方或者单方是英国人是才适用英国法，由此得出英国人在殖民地中的统治实施属人主义。当地的华人群体援用的仍然是大清律例，只有当他们的法律严重违反人权价值时，港英立法机关才会干预。这样就出现这这么一种现象，一个政府，两个司法机构，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地华人接受和认同了英国法的价值时，他们在20世纪70年代，主动放弃大清律例作为法律适用的依据，由原来的属人主义最终演变为属地主义。大清律例已经不再适用，但里面的一些规定，以习惯的方式存在于华人群体中去。詹宁斯指出，统治乃是一种合作的功能，而法律规则不能单独地促成合作的行动。惯例有助于民主制度的运转，能促使国家机构更加协调，否则，就会产生摩擦。这就是属人主义所带来的优点，它是一种缓和方式促进司法统一，它有利于维护统治者的统治，促进社会的稳定，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属人主义就像用文火熬成的汤，汤的营养价值得到很好的保存。英格兰和香港都一样，当地民众的优秀习惯得到了很好的保留。这些都是有利于本土法学文化的继续传承。 二、习惯对德国法制建设的影响 （一）萨维尼思想对德国成文立法的影响 萨维尼在其《论立法与法学的当代使命使命》中阐述了他反对在全德立即制定包括民法典、刑法典、诉讼法在内的成文法典，他的主要观点为：“法律首先产生于习俗和人民的信仰，其次是假手于法学——职是之故，法律完全是由沉潜于内，默默无言而孜孜～～的伟力，而非法律制定者的专断意志所孕就的。”进而可以得出这样结论：本国的法律应该随着时间自然形成，立法机关的制定过于急进地制定法律必然使得法理的讨论不甚充分，从而使得有法律则无实施。民众不能充分理解其法理，则其实施的效果不大。因此，萨维尼非常重视习惯的作用，在笔者看来这个习惯不止是日耳曼习惯，也包括罗马法习惯。 （二）萨维尼的研究方法中止所产生的影响 1896年德意志帝国制定了民法典，并规定1900年1月1日施行，当今的联邦德国还是在适用该民法典。民法典的制定客观上确实促进了国家的政治统一，社会秩序的稳定，但是民法典的颁布，确实将罗马法以及日耳曼法送进了历史里面去了，人们的研究再也不是民族传统习惯，而是专注于法典理论的研究，怎么样使得法典的逻辑结构能够更加完善，这样做确实能使得法典体系更加的完备。此时的我，不禁想起这么一个问题，萨维尼的研究方法，为什么德国成文法的出现就会嘎然终止呢？我想，应该有以下几点原因：第一，德国人出现了像康德、黑格尔、马克思这样的大家，他们最为有名的是哲学理论，哲学使得人们变得有思辨，变得严密，变得具有逻辑性，他们觉得逻辑性的东西能够自我完善，因此制定一部具有严密逻辑体系的民法典是德国人的首要选择；第二，当时政治、经济的需要。德国的统一，经历血与火的考验。德国人的统一，由于教会的力量阻拦，再加上，英法等国不希望欧洲中部出现一个强大的国家来破坏其原有的政治、经济秩序。因此，德国人民希望尽快制定成文法典来维护这来之不易的统一，增强国家统一意识，实现民族复兴。第三，法国大革命不止冲垮了欧洲大陆的封建势力，不止为欧洲其他国家带来了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而且也为其他国家带来了法典化的思想。因此，德国人自然受到法国法典化的思潮。但是过于注重法典本身难以有效解决实际问题，法典是具有滞后性的，社会生活中的问题，法典是不可能完全解决，因此，传统民族所遗留下来的习惯和民族精神此时将能发挥一定的作用。 三、习惯对日本法制建设的影响 （一）从日本文化中的启发 有一位学者说日本的文化是一种“洋葱”文化，把他一片一片地洋葱拨开之后，我们发现其是没有核心。日本文化的包容性实在领人值得深思。当深入了解日本，你会发现相扑运动，人们还是十分的喜爱，你会发现日本人民喜爱橄榄球。你会发现日本的时装还是让人着迷，你会发现和服是那样的端庄。所有这一切，引起我们对日本的法制现代化产生更加深入的思考。 （二）习惯在日本法制近代化中的体现 日本的法制现代化自倒幕运动开始，倒幕运动的成功，使得天皇的统治的模式得以重新确立。为下一步中央集权奠定十分深刻的基础。以大久保利通为首的内阁实行一系列集权政策：（1）废藩置县，版籍奉还；（2）废除士、农、工、商身份，实行新的身份，建立崭新的户籍制度；（3）文化教育上，实行全面的义务的国民教育（4）实行殖产兴业政策，集中以国家的力量进行经济建设（5）法制建设上，翻译照搬法国的法典。通过一系列这些政策，日本的近代化速度加快，大久保等人想进一步地脱亚入欧，对日本进行更深层次的改革，结果是因改革过于激烈，改革过于去习惯化，大久保被暗杀。新上任的伊藤博文对此进一步的思考，改革的力度不仅要强，而且改革应该要更加注重习惯。为此，伊藤博文为此到了与日本国情更加相似的德国进行考察，以德国《普鲁士普通法》为蓝本对日本的宪法的蓝图进行勾画，天皇就像是人的脑袋，政府就像是人的心脏，上下两院如同人的左右两臂，海陆军就像人的拳头，政府各部门、司法部门组成人的躯体，民众是人的两条腿脚。基于此，伊藤博文基于日本国民所习惯的自然理念设置日本的宪政，天皇于1889年基于上述的构想颁布了《大日本帝国宪法》；此后日本对六法在仿照德国法的基础上结合本国制定了适合日本国情的六法体系，日本的法制近代化基本完成。比如日本民法中有这么一条规定：“因特定行为选定假住址，关于其行为视为住址。”假住址制，是日本结合本国习惯所采用的制度。德国民法中不采用此原则，因为德国用数个住址主义，故不必有假住址。 四、习惯对传统中国法建设的影响 在传统中国，基层存在着许多婚姻的缔结、解除，家庭财产继承等各种各样的民事纠纷。在当时，统治者重刑轻民，民事方面的法制不发达。民众在解决民事纠纷中往往是依据当地的习惯，并且在当地的社会中，这种解决方式得到大家的遵循。这些习惯被当时的基层长官以及他的法律助手们所认真的关注。实际上，基层的长官们并不一定要按照习惯对案件进行判决，他们可以依照当时律令等进行判决。但是，这些当地习惯之所以被他们娴熟地运用，最为主要的原因在于这些判决应该要得到当地民众的接受以及使得这些判决符合礼的规定，从而起到教化的目的。 上级政府在收集习惯上的不遗余力有助于规范其行政。以清朝为例，地方的习惯经过按察使以及布政使的整理被编入省级资料库中，他们在法律布告中引用这些习惯用以纠正基层不良的民风民俗。除此之外，各地的有代表性的惯例，经过筛选被纳入到国家正式法典当中。最为有名的例子：“承继两房宗祧”的做法于1775年被编入到大清律例第78条第5条例中。其中规定了：“如可继之人，亦系独子，而情属同父母亲，两相情愿者，取其阖族甘结，亦准其承继两房宗祧”。“承继两房宗祧”这样一个民间习惯关系到当时整个清帝国的利益，民间的继承秩序得到明确修正，有利于当时的社会稳定以及财产安全。如今，“承继两房宗祧”这种制度虽然已经没有在成文法中规定，但是这样一种习惯仍然在农村社会普遍存在，正如刘作翔所说，习惯仍以其顽强的生命力遗存下来，成为人们的心理积淀或意识表现，在社会生活中以隐文化形态发挥功用。 五、启示 通过上面的分析，笔者以为有两点启示应引起我们的关注。 一是重视习惯在法制建设中的良好作用。从英、德、日法制建设中可以看出尊重习惯并不是保守的表现，相反，在各国法制的改革中尊重习惯可以使得法制改革变得更加平稳。对于一个成文法的国家来说，尊重习惯也是有利于克服成文法典的僵化性以及滞后性。苏力指出，国内民商法极少强调尊从民商事习惯和惯例。2500件法律文件中。没有任何法律明确提出“依习惯”，只有一件强调了依据商事习惯。而另一方面，《民法通则》明确规定，“法律没有规定，应当遵守国家政策。”而在同样的2500件制定法中，竟然有1015件（2412条）以不同方式提及了各种类型的“政策”。政策能否解决一切问题呢？答案是否定的。传统中国法有着深厚地尊重习惯和惯例的传统，中国的法制建设应该继承这些有益习惯，在这种基础上建立符合本国国情的新法律制度。只有这样，民众对法才能比较容易接受，法律的执行效果才能更好，更充分。 二是重视习惯的整理汇编。或许有人认为这项工作意义不大，因为现在人口流动频繁或者习惯的适用很不方便等各种原因。但笔者认为建立完整的习惯汇编应该说还是必要。首先，我们要清楚中国人有“同乡”以及“安土重迁”的传统观念。我们很容易地发现，同乡借钱的现象屡见不鲜；在外打工的人们工作多年还是会回老家定居的情况也不少。建立习惯汇编有利于同籍同地的人们解决各种各样的纠纷。其次，习惯汇编也是中国法文化的宝贵资产。习惯的整理汇编促进法理、法史的理论发展，尤其是民商法的理论发展，进而得出这样一个观点中国民商法典的制定应该更加注重本民族的习惯。最后，各省在收集习惯时，应该归纳总结一些相同的习惯和惯例以方便人们使用，进而总结各省通用习惯来充实我国的成文法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