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刘湛秋：放歌生命 追寻自然千 龙与诗人刘湛秋第一次相逢是在春节前的一个寒冷夜晚。在暖暖的火锅旁，刘先生高声吟颂着自己的诗歌。他谈吐自如，言语中充满了对生活、对自然的渴望。虽然刘先生已是64岁的高龄，但在他爽朗的笑声中，笔者分明看到了一种年轻。 这位几十年前就已闻名天下的诗人、《诗刊》杂志社原常务副主编，在他年逾花甲时出版了三本诗集，用人、风景、爱情来描绘自己对自然、对人生的感悟和美好的祝愿。其中诗集《大自然之恋》是刘先生用了10年心血汇集而成的，而诗中那些纯抒情和唯美的东西则是他10年来对美好生活的体验。 刘先生没有“腕”的架子，采访他几乎没有费一点儿周折。 采访地点就约定在刘先生的家里。走进刘先生的家中，就像走进了书的海洋——几个巨大的书架把房间塞得满满的。这是笔者第二次和刘先生见面，但他丝毫也没有掩饰起一头“飞舞”的乱发，而家中的凌乱不堪更显他桀骜不逊的个性。 刘先生自50年代就开始诗歌的写作，最初创作的作品主要以风花雪月的事情为主。和大多数文人一样，他在文革期间的创作也受到了许多挫折和打击。刘先生形容说，他的作品就像树和小草一样，越有压力就越能顽强地生长。 人、爱情、风景是刘先生诗歌里的主题，这和刘先生早期喜爱俄罗斯文学，翻译著名诗人普希金、叶塞其的诗集有关。同时，刘先生也受意大利风格的影响，喜欢很休闲的东西。从刘先生诗歌里浪漫的笔调不难看出，他追求着一种随意的生活。 来北京生活有23年了，刘先生曾经担任《诗刊》杂志常务副主编，先后出版过22本散文、诗歌、评论和小说集。其中，小说《错爱的伊甸园》讲述了一个有关人性和道德的故事，曾被圈内人士誉为“东方的《廊桥遗梦》”。刘先生笑称，这本书有别人的经历，也有自己的体验。 这次刘先生出版的三本诗集被他称为“轻诗歌”。刘先生对此自有一番见解。他认为，诗歌在开拓人性、拓展人和自然的关系、意象选择方面，都是无与伦比的。像“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放之事业、爱情而皆准，天衣无缝，这种形象的比喻，一流的意韵，是其他文学体裁无法比拟的。而“轻诗歌”与其他诗歌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不是烈酒，而是像清茶一般的软性饮料，值得慢慢地品味。 沉寂诗坛10年后，刘先生想用这套“轻诗歌”系列来呐喊真诚，也想通过这些为沉默已久的诗坛注入一丝新的活力。 当笔者问刘先生：什么是苦难，他曾经经历过什么苦难；刘先生回答说：“苦难并不是一种痛苦，因为痛苦一旦倾诉就已经得到解脱，所以说，在我身上没有什么苦难而言。” 刘先生天生有着与人为善的个性，他从不愿伤害别人。同时，他也非常喜欢结交各界的朋友。正因为有这样的性格，刘先生和已故诗人顾城的情人英儿之间的一段情感曾被一些媒体记者炒得沸沸扬扬。 两年前的一天，刘先生在西部某城出席一个文化界的会议。晚上就餐时，南方某报的记者半开玩笑地问刘先生，是否与顾城的情人英儿有过情感的碰撞。刘先生原以为大家是说笑聊天的谈话，便一边喝酒一边吐露了自己的心声，公布了埋藏在心底里和英儿一段最隐私的感情。可是令刘先生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不久后，这段话被刊登在南方某报的首要位置，并在大江南北刮起了一阵不小的风波。刘先生为此伤心不已。他觉得，自己的一片真心被亵渎了。 “虽然他（南方某报记者）在我并不愿意的情况下公开了我的隐私，但我并不想回击。因为我不想伤害别人。”刘先生说。 对于自己的情感生活，刘先生在一首诗中写道：“女人使男人快乐，男人也使女人快乐，谁对谁都不是奉献，谁对谁都不是占有……” 在刘先生的诗歌中，有一部分是赞美感情和爱情的。他说，人生有很多的成分要依托一种情感——爱情。爱情是双方面给予的，男人和女人，谁也离不开谁。 当笔者的问题谈及性、爱方面时，刘先生的回答很干脆：“性有偶然的关系，爱是相对的永恒。性和爱有很统一的方面，如果能够拥有统一和谐的爱是最好的，就像我国儒家思想中提到的天人合一。” 或许，这就是刘先生几十年来对生活、对爱情的领悟。 “为大自然而歌，为环境美好与生态平衡而歌，为人类与大自然和谐共存而歌是我毕生的追求。”这是刘先生在诗集《大自然之恋》自序中的一段文字。 刘先生很喜欢亲近自然。他觉得，只有处身在世外桃源的诗人，才能摆脱外界的干扰，写出美丽动人的诗歌。诗集《大自然之恋》就是刘先生跑遍大江南北，用10多年心血潜心创作完成的。 “有一年冬天，我在公园里看见了一只小鸟。它很可怜，站在枝桠上看着我。当时，我突然觉得，我们同病相怜。在那一刻，我们开始了交流。”刘先生亲近自然的方式让人觉得有些不可琢磨。 刘先生说：“我经常一个人出去采风。有时候，也是一个人骑着自行车出去玩。那样看到的东西才是最自然的。当然，这些都成为我写作的素材了。其实灵感就在和自然亲近的刹那之间。” 刘先生告诉了笔者他下一步的计划：准备用一年时间写一部国土资源和环境保护方面的报告文学。他说，其实北京在70年代就有很强的沙尘暴，只不过当时没有人关心过，现在人们越来越关心自己身边的环境。通过对全国20几个省的走访调查，他想告诉世人该如何合理利用国土、保护身边环境；同时，他也希望通过此文展示我国天空、湖泊、海洋及疆域的变迁。 刘先生的生活也像他的诗歌一样浪漫多姿。在他家中，笔者看到了一张照片，照片上的刘先生一身打扮根本看不出来他是个浪漫的诗人，相反，映入笔者的眼帘的则是个地地道道的球迷。 “足球是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10年前，我就想办一份足球的报纸。”刘先生笑呵呵地对笔者说，“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个愿望没有实现。到现在为止，还是要在各种媒体上看别人的文章，过不了提笔写足球报道的瘾，十足是个遗憾。” 在短短半天的采访时间里，刘先生给笔者留下最深印象的是对人生对生活积极、乐观的态度。刘先生告诉笔者，他现在有个计划，要在自己的生活视野里添加几项新内容：电脑、开车、英语、打官司、股票。他要在自己的有生之年，重新找回自己的青春。
当前企业管理者在刚刚大致了解80后之后，90后就来了，在措手不及的同时，人力资源管理者也在思考一个问题，“90后”职场人有哪些特点呢，在当今职场中，又该怎么管理这些新新人类呢？“公司来了一批‘90后’。”一些职场人士的msn最近改了新签名。掐指算来，中国最早的一批“90后”大学生一个月前刚刚走上了工作岗位。在初入职场一月间，“90后”感受到职场的新鲜，职场也“领教”到了“传说中的90后”的与众不同。那么，在老板、同事、hr(人力资源管理)经理等职场人士眼中，“90后”新人是什么样的呢？做事有激情，但缺责任心《沪港经济》杂志执行总编唐晔前几天觉得特别“闹心”。因为才招进来1个多月的“90后”小编辑出其不意就离职了，弄了他个措手不及。 “说要辞职就辞职，后面的编辑还没来得及招进来呢，只能先请不是这个岗位上的其他同事代劳。小朋友蛮有灵性的，本来还打算重点培养呢。”唐晔表示很无奈。小编辑为啥辞职？唐晔也说不太清楚，就是感觉“小朋友对这份工作不是很认同，有啥想法又不愿和我沟通”。百度上海分公司前一阵有个“90后”客服也辞职了。因为之前入职培训时表现特别优秀，所以她的辞职引起了百度上海分公司总经理钱程的重视。在“离职面谈”中，钱程委婉地表达对其挽留的意图，并询问是否由于压力过大或管理方式不适应等问题导致她离职。谁知，“90后”客服给出的答案是：和男朋友分手啦。面对如此理由，钱程称“实在看不懂”。“90后”才入职，关于他们“闪辞”的消息就很多。上海正略钧策管理咨询最新发布的《2012中国薪酬白皮书》显示，中国“80后”、“90后”员工离职率整体偏高，达30%以上。负责此项调查的人力资源专家告诉记者，作为职场新生代的“90后”实际频繁离职的比例更高。辞职的理由嘛，什么都有。比如，有的说工作总加班、上班路太远，还有个“90后”竟然因为公司食堂饭不好而辞职。最离谱是个名叫“mary”的网友在猫扑网上的爆料。他说，公司一位1991年出生的男同事辞职了，辞职的原因是“公司里女生太少”。这个男同事说，自己感情一直空白，工作之余接触社会的范围太局限，因此要找一个女生多的工厂去上班，这样就可以在工作之余，找到属于自己的另一半。跟帖的网友直呼“这理由也太前卫了吧”。“缺乏责任心，抗压能力差。 ”钱程发现，这是“90后”的第一大缺点。他说，“90后”特别在意工作的舒适度，让他们在每天工作8小时以外干活，他们都会表现出非常不满。埃特公关公司hr经理周伟莉也说，“90后”其实是特别有激情的一代人，对什么都感兴趣，做事热情高，但缺乏持久度，尤其受到打击时，就会找各种理由退缩。周伟莉说自己所处的公关行业，接到的项目中很多需要帮客户出些有创意的点子。 “可能你冥思苦想了一个晚上，觉得自己想出一个特别棒的点子。但第二天到客户那里，你没说上两句，就被客户否定掉了。这时你怎么办？我们很多业内做久了的人，会觉得这很正常，我回去再想啊。但很多‘90后’往往开始会情绪高涨地去想这个点子，但真的受到打击，就会有想放弃念头产生，甚至会和领导找各种理由要求退出这个项目。 ”“有点呆”，有时让人哭笑不得“有点呆”恐怕是很多初入职场的“90后”给老板与同事留下的另一个印象。初入职场嘛，还没有进入状态，难免会跟不上节奏，只是这“90后”有时候实在表现得“有点呆”。说起自己手下新进的“90后”小记者，某报社记者萧潇至今还觉得又好气又好笑。“有一天我带他去市政府采访。说好大家在市政府大门口碰头，然后一起登记进去。但已经过了约好的时间，他还没有到。我就给他打电话，他在电话里一直说‘到了、到了，就快到了’，但问他具体到哪里了，他也说不清楚。之前，我还怕他找不到地方，特意查阅了从地铁出来应该走哪个出入口比较近，并发短信告诉了他。后来过了10多分钟，他终于气喘吁吁地到了。小朋友态度倒是很诚恳，连连道歉，说因为很少来人民广场，找不到我说的那个出口。我说，那你不会问路人啊。这时他好像才恍然大悟，说‘忘记问了’。我再一看，他手里怎么什么都没有拿啊。我就问，你平时采访用的笔记本和笔呢？他说，刚才在地铁里面挤掉了。然后还绘声绘色地和我描绘，刚才地铁里面人有多么多么多，自己发现笔记本掉了，但想想要迟到了，就顾不得去找了。我听得只感觉有三条黑线从头上划过。你说，这做记者的没有笔记本和笔，就和士兵上战场没带武器一样，你来干什么啊。最后，到了采访对象那里，我不得不和人家说，请给我这位同事几张纸和笔吧。 ”有部分被采访者表示，“90后”好像是被父母事事包办久了的一群孩子，初到职场找不到自己做事的感觉。有时他们不是不努力工作，也不是能力不够，但就是让人觉得做什么事情都 “差一口气”。这让一些公司领导和同事一度感到交给“90后”某项工作，不是特别放心。不过，人总是要有个成长的过程，很多hr经理倒是很乐观地表示，适当留给新人学习的时间，“有点呆”会随着经验的增长而改掉的。周伟莉就说，当我把某项工作交给“90后”新人时，我心里其实非常清楚他们可能会在哪里做错，但开始我可能不会提醒。我会留出让“90后”自己学习的空间和时间，如果他们实在做不好，我会告诉他们应该怎么做，并引导他们建立一些必要的工作习惯。“太直接”，算优点还是缺点呢“敢说敢做”也是职场人士眼中“90后”明显的性格特点。“有时候和‘90后’员工对话，你能感觉到他一点都没有上下级的概念，只当是在随意聊天。这在以前的年轻员工身上是不太多见的。”德勤中国区招聘总监王文佶说。在这位“阅人无数”的hr看来，“90后”是对老板最“不发怵”的那一群人。“他们追求平等公平的意识比任何一代人都强。 ”通用电气(中国)高级人力资源经理揣芳说，在通用电气，每年都会从校园招聘几百个实习生，这让我们有更多观察“90后”的机会。他们敢于发表意见，挑战权威。比如在实习期间，他们会经常挑战经理和有经验员工的做事方法或流程，希望自己有足够多的发言权，并且期待他们的想法可以被广泛接纳，这样的问题在5 年前的实习生身上极少会碰到。还未入职场，“90后”在面试时就已经表达得很直接了。大谷打工网hr经理梅丽丽说，之前很少有人会在面试时，回答对工作最在意的是薪水，但在面试 “90后”时，她不止一次遇到过。周伟莉也说，有“90后”会在面试时直接问，你觉得如果我接受这项工作，我将来的成长空间和职业发展在哪里。还有位hr 经理透露，有的“90后”甚至会跟老板坦白一些“于己不利”的事，比如明确跟老板表态：“我在这个公司不会长留，只是想在这里锻炼几年，积累经验。 ”“90后”的直接还体现在他们强烈的表现欲上。当hr在面试时，可能会问求职者“你的兴趣爱好是什么？ ”对“70后”、“80后”来说，中规中矩地回答一句“唱歌”或是“足球”就算是应付过去了。但“90后”完全不同，钱程说：“如果说兴趣爱好是唱歌跳舞，他们会当即主动唱上一曲，或是跳上一段hiphop。 ”像这样的“90后”求职者，百度就遇到好几位。不过，这说话“太直接”有时候会给其他人带来麻烦。周伟莉说，有一次，领导让一个“90后”员工做个文案创意。小朋友可能那天有点心情不好吧，领导刚刚说完，她就和领导说“我不会做啊”。“连想都不想，就这么回绝领导，领导当然不高兴了，就随口说了她两句。她的脾气更大啦，说‘我就是不会啊，那么你教我好哇’。当时说得领导就下不来台了。 ‘90后’说话太直接，实在欠考虑”。还有“90后”直接在网上“吐槽”的行为也让老板们有点看不惯。在某快消品企业工作的小燕最近在网上发现，自己带的“90后”小徒弟竟然将公司的薪酬制度和种种纷争关系，都发到网上。就连自己让小徒弟有次帮忙在网上代买个东西，都写上去了。小燕真是觉得有点“闷”：“这点鸡毛蒜皮的小事也要写啊。有意思的是他还写着自己在什么公司什么部门，一点都不在乎别人知道是他。 ”当前职场属于一个需要高执行力的职场，这个趋势无从改变，所以对于职场新人，需要在适应其个性的情况下，促进其快速适应职场。来源：张小刚ke
章士钊，字行严，笔名黄中黄、烂柯山人、孤桐、青桐、秋桐等，汉族，湖南长沙人，1881年3月20日生。高级民主人士、学者、作家、教育家和政治活动家。曾任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第二任馆长，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清末任上海《苏报》主笔。1911年后，曾任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农业学校校长，广东军政府秘书长，南北议和南方代表。
回答 亲亲你好，小度为你查询到 刘湛秋，男，1935年出生，安徽芜湖人，当代著名诗人，翻译家，评论家，《诗刊》前副主编，中国散文诗学会副会长。其作品清新空灵，富有现代意识，手法新颖洒脱，立足表现感觉与情绪，既面对生活，又超越时空。早在八十年代中期，他就被一代大学生誉为“抒情诗之王。”他结集出版有诗歌、散文、评论、翻译、小说等三十余种，其诗集《无题抒情诗》获过中国新诗奖。他译的《普希金抒情诗选》、《叶赛宁抒情诗选》为广大读者喜爱，并一度成为畅销书
副部级,隶属新闻总署。另外,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全世界174家通讯社作出的5个级别的统计中,中新社被列为B级。中国新闻社，简称“中新社”，英文全称为China News Service，简称CNS。是中国内地仅有的两家通讯社之一，是专门向港澳台和海外华文报刊、华语电台、电视台发稿的国家通讯社，是从事对外宣传的专业机构，其主要任务是向华侨、外籍华人与港澳台人员介绍报道新中国，传递侨乡信息，进行爱国主义和弘扬中国文化的宣传。作为综合性的国家通讯社，中新社担负的职能是：对外新闻报道的国家级通讯社，世界华文媒体信息总汇，国际性通讯社。履行职能主要通过四种形式：一是传统形式的报道，包括文字、图片、专稿等；二是新形式的报道，主要是网络、信息、视频、手机短信等；三是对海外华文报纸供版；四是社办报刊。
中国新闻社级别为正局级。18家央媒级别及最新排名如下：正部级：人民日报社、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副部级：求是杂志社、解放军报社、光明日报社、经济日报社、中国日报社、科技日报社；正局级：人民政协报社、中国纪检监察报社、中国新闻社、学习时报社、工人日报社、中国青年报社、中国妇女报社、农民日报社、法制日报社。
《销售市场》《商界》
俞天白(1937年出生) 浙江义乌人。九三学社成员。1958年毕业于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历任上海市昆明中学、江浦中学、上海市黄浦区教师进修学院教师，《萌芽》杂志社编辑、副主编，《沪港经济》杂志总编辑，上海市作家协会第四、五、六、七届理事及小说创作委员会主任。
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报纸——上海《申报》 《申报》是一张历史悠久的老报纸，它于1872年4月30日创刊，由英国人安纳斯托•查美和三位友人共同筹资出版发行的。当时全名为《申江新报》， “申”字常被用来代表上海，于是就缩写成《申报》。《申报》是上海历史上第二个创刊的中文报纸。 创办初期，《申报》聘用举人、秀才为主笔，刻意适合中国读者口味，不刊登西方宗教文章，主要宣传孔孟思想；还针对市民切身利益的一些问题发表了不少社论，在有限的范围内对某些不合理的社会现象进行了揭露。申报的版面分为新闻、评论、文艺（副刊）和广告，由此奠定了我国中文报纸四大块的基本结构。《申报》的报价十分便宜，每份只要8文铜钱。《申报》除了在上海本地发行，又在杭州设立了分销处，以后又逐渐扩展到其他城市，销量逐步上升。 《申报》锐意革新，创办了许多重大的新闻形式，被载入中国新闻发展史，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 增刊及白话文报之始 从1876年3月30日开始，《申报》增加出版用白话文编写的《民报》两日刊，这是我国报纸有增刊之始，也是中国最早的白话文报。 二、最早的战事通讯员 1874年日本侵犯台湾事件，1884年至1885年的中法战争，1894年的中日战争，《申报》均派记者赴战地采访，连续发回战况报道。这些记者是中国新闻史上最早的战事通讯员。 三、最早出版的“号外” 1884年8月5日，法国进攻基隆炮台，中法战争爆发。当时上海风传法国舰队正在福州外港集结准备向中国南洋海军开火的消息，人们盼望获得确切消息。8月6日下午6时半，《申报》特派记者从福州发来有关此消息的快电，电文为“驻榕法舰尚无动静”。可是当天的《申报》已出完，为应急，报馆只得于晚7时将这条电文用传单的形式印出，列在报纸的正常编号之外。这是中文报纸最早的“号外”。 四、使用电讯传递新闻之始 1881年12月24日，天津至上海的电报线路架设完成，次年1月16日，《申报》最早利用这条线路传送谕旨。这是我国报纸用电讯传递国内新闻之始。 五、“画报”的出现 此外，《申报》还十分重视新闻插图，后来扩展到出版画报。光绪三年（1877年）五月，报馆出版《寰瀛画报》，共五卷，这是中国最早出版的画报。1884年5月8日创刊附属于该报的《点石斋画报》（旬刊），是中国最早的石印时事画报。 提起《申报》，不能不谈到为《申报》发展作巨大贡献的史量才先生。正是他将《申报》发扬光大，发展成中国影响最大的报纸之一。在他主持办报期间，黄远生、邵飘萍、戈公振、俞颂华等著名记者、编辑都先后在《申报》工作过。 “独立之精神”、“无偏无党”、“服务社会”是史量才办报思想的核心。他生前把世界幸福寄托在完全独立的报纸上，包括经济上的独立，不接受任何政治势力、军阀的津贴，政治上的自主，不听命于任何一个政治集团，不受官方或军阀操纵。正如宋军在《申报的兴衰》一书所说：“史量才和《申报》的无党无偏，不带色彩的独立精神，并不是没有自己的观点，只是这种观点是不以一个政党或集团的利益出发，而是以大多数人民利益出发。”“国有国格，报有报格，人有人格”，是史量才掷地有声的誓言。他认为“报纸是民众喉舌，除了特别势力的压迫以外，总要为人民说些话，才站得住脚”。在遭暗杀前不久（1934年10月5日），他曾和俞颂华、黄幼雄说起他的办报，“纯以社会服务为职志，不挟任何主义，亦无任何政治背景”。史量才办《申报》二十二年，始终贯穿着他对报纸独立品格的追求，并以他的办报思想和报业实践丰富、提升了中国新闻史。在他主持办报期间，《申报》度过了早期席子佩的控告危机（损失二十万五千两白银），业务蒸蒸日上。从1912年的发行七千份，五年后（1917年）达到两万份，此后稳步上升，1920年是三万份，1925年突破十万份，1926年突破十四万份，1932年超过十五万份，创造了《申报》的黄金时代。 报纸是历史的档案，《申报》经立了近七十年的风雨，它见证了中国从帝制走向民主，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历程，经过几代新闻工作者的艰苦努力和不断的探索，《申报》终于成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报纸，在百年报业史上放射出夺目的异彩。
检点一百年来的中国文学，小说的异军突起、后来居上，无疑是文学史图像中最抢眼的景观。而八十年代以来，力求打通近、现、当代的时段划分，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作为一个整体把握的新思路的建立，则使“回到晚清”成为具有合理性的历史叙述方式。越来越多的研究者热心穿越“五四”的边界，到受冷落多年的晚清寻找新文学的源头，并确实收获甚丰。研究者已经发现并论证，小说观念的改变、创作的繁荣，均始自晚清。这当然主要是以文学创作的主体文人社群为考察对象得出的结论。在这一场文学变革中，“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说法的流行起了重要的作用。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说，忽而身价百倍，竟然在文学殿堂中高踞第一把交椅。小说写作也成了名利双收的事业，赢得众多知识者的青睐。 晚清小说的兴盛肇端于梁启超的倡导，是当事人提供的一个重要证词。而其描状小说创作与翻译的繁盛景况，虽穷形尽态，却无夸张失实。不过，那毕竟只是同时代人的感性记述，尚不足以作为精确研究的依据。小说林社的主将徐念慈倒是有心人，曾经调查一九○七年的小说出版情况，制成一表，统计所得，为一百二十二本。但此乃徐氏“以一人耳目所及”(《丁未年小说界发行书目调查表》)，不免漏略；且仅止一年，无法涵盖全体，晚清小说的总数仍不可知。最早致力于晚清小说研究的阿英，资料收集既富，并尝编纂《晚清戏曲小说目》，所言应最具权威。他对晚清小说的保守估计是，“到现在我们还能知道的印成单行本的小说，至少在两千种以上”。他很看重这个基数，认为：“这是我们研究晚清小说应有的一个基本概念。”(《略谈晚清小说》)这已经较其一九三七年刊行的《晚清小说史》估量的数字，“至少在一千五百种以上”高了许多。不消说，数目的增长标示着研究的深入。 作为文学史家，阿英自是言必有据。可惜，一九六三年，当他重新估计晚清小说单行本数量以后，未能有机会再次修订初版于一九五四年的《晚清戏曲小说目》。假如根据一九五七年增订本计算，其中的《晚清小说目》所收录的创作与翻译作品，共有一千一百零七种，离两千种之数尚相距遥远。这不禁让我们慨叹，用心之专、用功之勤如阿英者，以一人之力，欲厘清晚清小说总量，亦有所不及，则此项工作之艰难可想而知。当然，由于“文革”这样的突发事件，打断了研究的进程，使阿英终于无法将原目增补完备，也令人备感遗憾。 正当国内研究中断之际，远在日本的樽本照雄先生却选定晚清小说研究作为毕生事业。不仅个人专心致志，而且有鉴于研究对象的庞杂、研究者的分散，立意创办专门的学术刊物，以集结力量，集中展示学界的最新成果。一九七七年十月，取名为《清末小说研究》(第八号起改名《清末小说》)的年刊创刊号出版。在《编者手记》中，樽本先生明确地界定了刊物的性质：“本刊发行的目的有二：其一，是为我们这些清末小说的研究者提供发表文章的园地；其二，是包括了基本资料的整理。”起初，杂志的作者尚限于日本一隅；而从第三号开始，中国学者亦加入其中，并且，撰稿人的范围不断扩大，以致大洋彼岸的美国也有稿件传来，使这本刊物真正具有了国际性。至今，《清末小说》已出满二十期。此外，与之相配套，《清末小说特别通讯》(《清末小说きまぐれ通信》，不定期)与《清末小说通讯》(《清末小说ガグ》，季刊)也先后面世。前者始行于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共出五十期；后者接踵而至，改为定时出版，篇幅扩充，自一九八六年八月发刊，今年一月印行的已是第四十八期。与《清末小说》之刊载长篇论文、考证、辑佚及资料编目相区别，通讯类简报多半以短论、会议报导、资料发现及考证、书评、近期研究目录(包括大陆、港、台与日本、韩国)为主。这些刊物虽然均署作“清末小说研究会”的出版物，而实为樽本照雄先生一人包办，从约稿、编辑、排版一直到邮寄，无不如此。二十年来，一以贯之，尤为难能可贵。台湾学者魏仲佑评论樽本，称“其对清末小说之研究用心之苦，付出力量之多，研究之勤劳当今世上不做第二人想”(《清末小说的研究在日本》)，确为中肯之言。 凡自认为有研究能力的学者，总愿意将更多的时间与精力用于个人的著述，而尽量减少分身之务。樽本照雄先生却不然，在频频发表论文，并结集出版了《清末小说闲谈》(一九八三年)与《清末小说论集》(一九九二年)的同时，不但肯以一己之财力支撑两种刊物，而且乐意在“为他人作嫁衣裳”一类的事务上大力投入，亦属难得。编杂志一节已见其精神，编资料在他也是当仁不让。 不言而喻，基本资料的掌握为任何研究的基础。在进入某一专题时，研究者总是希望有相关的工具书可以查阅，以发现线索，因为无论如何博览，一人所见终归有限。因而，工具书的相对齐备，也可视为衡量学科发展水平的一项指标。不过，编纂提供基本资料的工具书，费时费力，也不易讨好，遗漏、错讹在所难免。何况，资料公开，方便了众人，个人便不再享有独得之秘的专利，或竟有益于人而不利于己，身在其中的研究者未必无所顾虑。辛辛苦苦得到的材料、考证的结果，别人随意引用，却连注释也不加一个，这在学界并非罕见。有此种种考虑，资料类工具书于是成为千呼万唤而少有作者的学术工程，我们毕竟还生活在需要计算投入与产出比值的经济社会里。晚清小说目录的长期无人续修，也可于此中得到解释。 因而，当我看到樽本照雄先生独力编成的《清末民初小说目录》一巨册时，既为包括自己在内的中国近代文学研究者汗颜，又为学界从此拥有了一本可资参考的工具书而庆幸。樽本作此书，可谓数十年磨一剑。初版刊行于一九八八年三月，经十年之积累，一九九七年十月，又出版了修订本《(新编)清末民初小说目录》。 在该编新序中，樽本照雄先生明确地将一九○二年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办的《新小说》杂志作为划时代的界标，因此，前后两本目录均以一九○二—一九一八年间发表的小说为主。把清末与民初小说视作一个整体，符合历史的实际，也反映了目前学界的体认。自从梁启超在《新小说》第一号刊出《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提倡“小说界革命”，众多文人学者跻身小说家之列，翻译、创作如火如荼，一如吴趼人所描述。而民初小说的日益商业化，看似与清末的政治化殊途，实则仍有内在联系。梁氏为论证小说有益于社会革新而提出的“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在提升小说等级、用作启蒙工具的同时，也使小说的著译与出版成为有利可图的行当。辛亥革命后，帝制推翻，民国建立，小说作者原有的政治激情消解，写作与翻译的娱乐性普遍加强，出版的商业色彩于是更加凸显。以致一九一五年，梁启超总结十余年来的创作历程时，竟厉斥“小说界革命”的产物“新小说”为害社会：“近十年来，社会风习，一落千丈，何一非所谓新小说者阶之厉？”此“新小说”并未达致梁氏当年的期望而走向堕落，虽令其痛心，而将“什九则诲盗与诲淫而已，或则尖酸轻薄毫无取义”这游戏文的“今之所谓小说文学者”，指认为“新小说”之流亚(《告小说家》)，却并不含糊。据此，清末与民初小说原是一脉相承，在当事人已认作自然的事实，尽管评价可以有高低。而将民初纳入视野，则使《(新编)清末民初小说目录》在小说类工具书中独树一帜，比之此前问世的《晚清小说目》(阿英)、《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提要》(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明清小说研究中心)之截止于一九一一年的时限，又加拓展，有补阙之功。 若就编辑体例而言，樽本照雄之小说目录与阿英的最大不同处，在于兼收杂志上发表的短篇。为适应社会的多样需求，近代报刊除连载情节曲折的长篇说部“放长线，钓大鱼”，以招徕读者、扩大销量外，也推出一次刊毕的短篇小说，慰藉急于知晓“后事如何”、不耐烦总是等待“下回分解”的看客。见于一八七二年五月二十八日《申报》(该报创刊于同年四月三十日)上的《一睡七十年》，即属早期此类作品中的一例。短篇小说于是脱颖而出，在清末民初的报章中地位日形重要。阿英的《晚清小说目》虽也收录短篇小说集，毕竟数量微少，如初版《晚清小说目》收创作四百六十二部，其中注明为短篇集的不足十种，自不能反映其时小说写作的全貌。作为书籍流通的小说与报刊登载的作品原有不同的读者期待。近代短篇小说情节简单，多半经不起反复阅读，不能满足一卷在手、过瘾解闷的大众需要，短篇之不见好于小说书局，确有其特殊的理由。但如果据此得出短篇小说在近代创作萧条的结论，则是明显地以偏概全。有鉴于此，《(新编)清末民初小说目录》主要借助上海图书馆编纂的《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大量录入初次发表于杂志的短篇小说，便使此编资料更为齐备，利用价值更高。而编目数量之所以达到一万六千零一十四件之巨，也与此一编辑方法大有关系。 在卷首《本书的使用方法》一文中，樽本照雄先生开列出的参考文献计达一百五十五种。在如此丰厚的基础上成书，因采集众长而一枝独秀，其优胜地位自是十分明显。而依靠广取博观，及时吸纳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则是《(新编)清末民初小说目录》得以处于学科前沿的保证。研究近代、尤其是晚清小说，最常发生的困惑，便是作者真实身份的确认。大部分作品在发表时，所署均为笔名，尤以创作为最。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或是沿袭旧习，仿古代文人“游戏笔墨”之意，以作小说为“小道”，不肯现出真身；或是抱深忧，怀大志，嘲讽世相，痛言改革，以致鼓吹革命，“笔无藏锋”，恐怕招来麻烦，落入牢狱，不得不隐去真名。更有一种特殊的情况，男性作者在涉及妇女题材的写作时，为酿造感同身受的亲切氛围，也乐于托名女士，令人不辨雄雌。而这些泛滥成灾的化名，无异为今日的研读设置了重重障碍。因无法判定作者姓甚名谁，是男是女，缺乏最基本的相关资料，研究工作往往会陷入迷途。特别是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盛行的时代，考证作者更成为立论的基础。因而，辨明作者作为晚清小说考证的要项，一向受到研究界重视。不过，由于线索散漫，资料湮没，考求需要耐心与敏感，有所发现实属不易。郭长海可谓此道中具备硬功夫的少数学者之一。他从报刊文献人手，仔细爬梳，屡有收获。如自《新闻报》、《申报》的广告与诗作中考察出，第一部长篇翻译小说《昕夕闲谈》的译者“蠡勺居士”本名蒋子让，重译者“藜床卧读生”为管斯骏；晚清重要的“社会小说”《黄绣球》的作者“颐琐”真名为汤宝荣，评点者“二我”乃陈其渊。又如，供职美国芝加哥大学的马泰来先生，以考证“林译小说”原本而见重于国内近代文学研究界。其所撰《林纾翻译作品原著补考》发表在《清末小说》第十六号，新勾稽出《天囚忏悔录》、《柔乡述险》、《怪董》、《俄宫秘史》、《九原可作》等六部林译原本。这些九十年代的考证成果，也很快纳入新编的小说目录中。 而我以为，《(新编)清末民初小说目录》最可取处，在于其大量著录了翻译小说的日文原本情况。借途日本，学习西方，是近代中国寻求现代化的特殊之路。加之，中日两国有所谓“同文之便”，也加固了日本作为向中国输入西方文化中转站的重要地位。小说翻译也不例外，晚清有中译本的日文小说数量空前绝后，译者争相角逐。即便是西方小说，此时也往往经由日本，转译为中文。已有的工具书，于注明译本源流上多有欠缺。在中国学界，为力所不及，情有可原。而唯一一本由香港与日本学者合作编纂的《中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实藤惠秀监修、谭汝廉主编、小川博编辑，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一九八○年)，虽对此缺失有所弥补，但因两地资料有限，所录晚清著作，不少均未能标明具体出版年代，更大的遗憾，则是日文原作多半查无出处。应该说，日本学者在这一领域所能发挥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如在发刊之初的《清末小说研究》连载《清末侦探小说史稿》的中村忠行先生，即于此用力甚勤。身处当年文学传送站的日本，樽本照雄先生也自觉对澄清此段历史因缘责无旁贷。在占有地利优势之外，他更以自身坚实的研究功底，使这一工作日趋完善。由于汇聚了日本学者抉发考稽的大批日方原著版本，该编因而在资料翔实方面远远突过前人，领先学界。 不妨略举数例，以作说明。初刊于一九○二年《新小说》杂志的《二勇少年》，阿英《晚清小说目》列入“创作之部”；《中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已知其误，改正为“(日)樱井彦一郎(译)；南野浣白子(重译述)”，所注刊本为上海广智书局一九○五年版；《(新编)清末民初小说目录》则将杂志与单行本一并录入，又开列出日文译作的版本：樱井鸥村译《世界冒险谭》第三编所收同名小说。再如署名“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译”的《(社会小说)巴黎繁华记》，《中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失收，《民国时期总书目·外国文学》(北京图书馆编，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置于“国别不明的文学作品”之列，樽本所编目录则详注出：原作为法国Fortune Du Boisgobey所著“Porte Close”，英译本名“The ClosedDoor”，日本黑岩泪香译作《玉手箱》，三友社一八九一年五月十九日出版发行。而有关吴趼人(我佛山人)译述之《电术奇谈》的考证，尤能显示樽本先生的功力。此作首刊于《新小说》，署名一项所记颇繁复：日本菊池幽芳氏元著，东莞方庆周译述，我佛山人衍义。吴氏自承：“此书原译，仅得六回，且是文言。兹剖为二十四回，改用俗话，冀免翻译痕迹。”(《<电术奇谈>附记》)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据此断言：吴书“已非翻译性质”。樽本照雄先生经过仔细查考，发现了菊池幽芳的原作。这部发表于一八九七年一月一日至三月二十五日《大阪每日新闻》的报章连载小说，总共七十五回，原名《卖报人》(《新闻壳子》)；一九○○年，大阪堂又分前、后两编，刊行了该作单行本，而依照时间推算，方庆周应是据此本译出。经过认真比较，樽本判定，吴趼人之作虽有添改，但仍大体忠实于原著(见氏著《吴研人<电术奇谈>の方法》，《清末小说》第八号)。有此底蕴，目录中的相关注记自是确凿可信。 具备如许优点，《(新编)清末民初小说目录》之为研治中国近代文学者必须参考的工具书，已不待言。而既为研究者的必读书，便当以精益求精的标准衡量之，于是尚觉此编有若干可商榷处，一并提出讨论。 关于著录体例，该编尽量收集了截止到一九九七年五月出版的各种清末民初小说版本，意在提供详备的资料；但由于除再版外，重排及影印本亦单独标目列出，便有眉目混淆之嫌，不利于准确把握此期小说生产的实况。如前些年使用一九八八年版《清末民初小说目录》时，虽知其收录近万件，却苦于统计确数之不易，曾发函求教于樽本先生本人，日后得其惠赐之《清末民初小说的种类》一文，已计算出一八四○—一九一八年的小说品种实收七千七百九十二，差额的数目，即大抵因重版而出。以新版为例，吴趼人的名作《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屡经翻印，故著列有三十九条之多；苏曼殊行迹浪漫，多才多艺，二十年代以降，其书几度热销，《断鸿零雁记》因占四十一目。二种固为特例，却可见分列之病。窃以为，目录的编排可以采取同项合并的办法，而依发表顺序排列报刊及各单行本的版次，系于该书目之下。如此，则能令人一目了然(顺便提及，各种《苏曼殊全集》也可不必再单独列目)。自然，因书商的贪图赢利或作者的流亡身份、内容的涉及时忌，同书异名者亦时有发生，判定归属诚非易事。此则有待众多研究者的努力，而不能专责于樽本先生。 与体例相关的，还有对“小说”的定义。晚清的“小说”概念包含甚广，戏曲、弹词亦在其内，内涵大体与叙事类文学相等。梁启超等人作《小说丛话》，即起因于梁氏撰写的十余条读《桃花扇》笔记；李伯元编《庚子国变弹词》，也自称所用为“小说体裁”。(《庚子国变弹词·例言》)二者在分类日趋精细的今日，已剔除于小说之外。而《(新编)清末民初小说目录》既著录了《庚子国变弹词》，也列载出赢宗季女的《六月霜》与觉佛的《女英雄传奇》(均见于阿英所编《晚清文学丛钞·传奇杂剧卷》)等，却又并未将其时行世的弹词与戏曲尽数收入，不免显得体例不一。 此外，也有个别非叙事类作品掺杂其中。如梁启超节录的《松阴文钞》，乃日本幕末时代著名政治家、教育家吉田松阴的汉文选；金一所著《女界钟》(目录中未注出作者及版本)，为晚清阐发女权理论的代表作；人尹郎编辑的《徐锡麟》，系汇集当年报纸刊载的徐锡麟一案有关报导、供词等而成。之所以误收小说目录中，推想缘由，或因沿袭前人之说，《徐锡麟》与《六月霜》二书，《丁未年小说界发行书目调查表》便已录入；或因其人也作过小说，李伯元、梁启超、金一即属此列，故牵连而及。又有传记杂人的情况，像武林印刷所印行、未题撰人的《女豪杰》，实为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传记”栏发表的《(近世第一女杰)罗兰夫人传》的翻印本，似应除外。此目亦因《中国通俗小说书目提要》收录在先而致误。 另有《女子救国美谈》一种也值得一说。此书在编目中分置两项，《女子救国美谈》项下注为“热诚爱国人编”，《贞德传》项下作者写明为“冯自由”，又有一参照目列出《女子救国美谈》一名《贞德传》，而前者标作翻译作品，后者则为创作，显然视为不相干的两本书。实则据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三集中《开国前海内外革命书报一览》所言，《贞德传》作者即冯氏本人，初刊于庚子即一九○○年。该书“又名《女子救国美谈》，系章回本小说，由《开智录》逐期登出。只刊全书四分之一，而《开智录》停刊，在上海有单行本”。因而，编目应将其合为一种，仍当归人创作类。 而以近代出版物数量之巨，凭个人之力，实难遍览无遗。间有差错，本可谅解；偶然漏失，也属正常。即如成都昌福公司一九一五年出版的《松岗小史》，便未见录载。此书为一长达三百七十页、四十回的创作小说，安素《读<松岗小史>所感》对其赞誉备至，许以“是最妙之政治小说”，“最妙之立志小说”，“最妙之家庭小说”，“最妙之军事小说”，“最妙之教育小说”，“最妙讽劝社会之小说”，“最妙之言情小说”，“最妙之实业小说”，“最妙之历史小说”。作者自署“觉奴”，据吴虞所撰序文，可知其本名刘长述。八十年代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时，曾在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一见。 目录书欲求完善，原赖众力，故亦奉献一得之见，以答谢樽本照雄先生求全责备之诚。 一九九八年二月六日于京北西三旗 (《(新编)清末民初小说目录》，樽本照雄编，日本清末小说研究会一九九七年十月版)
杨受城本姓吴广东潮汕人
楼上回答的那么好,我无法回答了呵呵!
申报》是旧中国历史最长、影响最大的一份报纸。原全称《申江新报》，“申”字常被用来代表上海，于是就缩写成《申报》，是上海历史上第二个创刊的中文报纸。它从1872年4月30日(清同治十一年三月廿三日)创刊，至1949年5月27日停刊，前后办了77年，共出版25600号。初由英商安纳斯·美查（Ernest Major）等人集资创办。1909年为买办席裕福收买，1912年转让给史量才，次年由史接办，先后创办《自由谈》等副刊，发表民主自由言论。1934年史量才被蒋介石派遣特务暗杀后，言论又趋保守。 1937年7月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同年12月15日，因日军检查新闻，自动停刊。抗战期间，曾在日伪控制下出版。抗战胜利后被国民党接收，成为CC系报纸。1949年上海解放时停刊。 《申报》前后历时78年，记录了从清末到民国近八十年间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社会各方面的情况，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被称为“近现代史的百科全书”。 上海图书馆为全国《申报》收藏最全的单位，藏有全套原版《申报》。 1983年，上海书店将《申报》影印出版。\ 另外可以了解了解 《申报》之始 创办初期，《申报》聘用举人、秀才为主笔，刻意适合中国读者口味，不刊登西方宗教文章，主要宣传孔孟思想；还针对市民切身利益的一些问题发表了不少社论，在有限的范围内对某些不合理的社会现象进行了揭露。申报的版面分为新闻、评论、文艺（副刊）和广告，由此奠定了我国中文报纸四大块的基本结构。《申报》的报价十分便宜，每份只要八文铜钱。《申报》除了在上海本地发行，又在杭州设立了分销处，以后又逐渐扩展到其他城市，销量逐步上升。 《申报》锐意革新，创办了许多重大的新闻形式，被载入中国新闻发展史，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 增刊及白话文报之始 从1876年3月30日开始，《申报》增加出版用白话文编写的《民报》两日刊，这是我国报纸有增刊之始，也是中国最早的白话文报。 二、最早的战事通讯员 1874年日本侵犯台湾事件，1884年至1885年的中法战争，1894年的中日战争，《申报》均派记者赴战地采访，连续发回战况报道。这些记者是中国新闻史上最早的战事通讯员。 三、最早出版的“号外” 1884年8月5日，法国进攻基隆炮台，中法战争爆发。当时上海风传法国舰队正在福州外港集结准备向中国南洋海军开火的消息，人们盼望获得确切消息。8月6日下午6时半，《申报》特派记者从福州发来有关此消息的快电，电文为“驻榕法舰尚无动静”。可是当天的《申报》已出完，为应急，报馆只得于晚7时将这条电文用传单的形式印出，列在报纸的正常编号之外。这是中文报纸最早的“号外”。 四、使用电讯传递新闻之始 1881年12月24日，天津至上海的电报线路架设完成，次年1月16日，《申报》最早利用这条线路传送谕旨。这是我国报纸用电讯传递国内新闻之始。 五、“画报”的出现 此外，《申报》还十分重视新闻插图，后来扩展到出版画报。光绪三年（1877年）五月，报馆出版《寰瀛画报》，共五卷，这是中国最早出版的画报。1884年5月8日创刊附属于该报的《点石斋画报》（旬刊），是中国最早的石印时事画报。 史量才与《申报》 提起《申报》，不能不谈到为《申报》发展作巨大贡献的史量才先生。正是他将《申报》发扬光大，发展成中国影响最大的报纸之一。在他主持办报期间，黄远生、邵飘萍、戈公振、俞颂华等著名记者、编辑都先后在《申报》工作过。 “独立之精神”、“无偏无党”、“服务社会”是史量才办报思想的核心。他生前把世界幸福寄托在完全独立的报纸上，包括经济上的独立，不接受任何政治势力、军阀的津贴，政治上的自主，不听命于任何一个政治集团，不受官方或军阀操纵。正如宋军在《申报的兴衰》一书所说：“史量才和《申报》的无党无偏，不带色彩的独立精神，并不是没有自己的观点，只是这种观点是不以一个政党或集团的利益出发，而是以大多数人民利益出发。”“国有国格，报有报格，人有人格”，是史量才掷地有声的誓言。他认为“报纸是民众喉舌，除了特别势力的压迫以外，总要为人民说些话，才站得住脚”。在遭暗杀前不久（1934年10月5日），他曾和俞颂华、黄幼雄说起他的办报，“纯以社会服务为职志，不挟任何主义，亦无任何政治背景”。史量才办《申报》二十二年，始终贯穿着他对报纸独立品格的追求，并以他的办报思想和报业实践丰富、提升了中国新闻史。在他主持办报期间，《申报》度过了早期席子佩的控告危机（损失二十万五千两白银），业务蒸蒸日上。从1912年的发行七千份，五年后（1917年）达到两万份，此后稳步上升，1920年是三万份，1925年突破十万份，1926年突破十四万份，1932年超过十五万份，创造了《申报》的黄金时代。 报纸是历史的档案，《申报》经立了近七十年的风雨，它见证了中国从帝制走向民主，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历程，经过几代新闻工作者的艰苦努力和不断的探索，《申报》终于成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报纸，在百年报业史上放射出夺目的异彩。 保存历史 《申报》是旧中国在上海出版的历时最久、影响最大的报纸。 但由于年代久远，仅上海图书馆藏有全份(略有缺失)，也因纸质泛黄发脆，不易保存，难以使用。为此50年代至60年代中央和上海市文化宣传部门曾多次想将它影印，终因各种原因未能实现。 1981年上海市出版局批准由上海书店影印。自1982年开始筹备，至1987年10月全部完成。上海书店为了把《申报》印好，曾投入大量人力物力。除得到上海图书馆的大力支持外，还向北京、南京、桂林、常熟等地图书馆配补齐全，又对原报油迹、污损之处进行修描。为了使影印本能长期保存，又向有关厂商专门订制了优质纸和优质装订材料。 《申报》影印本比原报缩小一半，为8开本，全套400册，正文164824页，合41206印张，每套用纸2令，是建国以来最大的一部纸质出版物。影印本共印550套，实得578套。发行以后受到各方面的欢迎和好评。1989年获得上海市优秀图书一等奖。
鲁迅简介 鲁迅（原名：周樟寿后改周树人,字豫才）(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浙江绍兴人(祖籍河南省正阳县），是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鲁迅的精神被称为中华民族魂，并且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之一，母亲鲁瑞、父亲周伯宜。在这一生中他写了小说,散文,杂文作品及简介 1898年去南京求学时改名周树人。鲁迅（周树人）是大哥 ，周作人是老二．周建人是老三（即《风筝》里的弟弟）。“鲁迅”是他1918年为《新青年》写稿时开始使用的笔名，从此成为世人最崇敬的笔名。出身于破落封建家庭。青年时代受进化论、尼采超人哲学和托尔斯泰博爱思想的影响。1902年去日本留学，原在仙台医学院学医，后从事文艺工作，希望用以改变国民精神。1905—1907年，参加革命党人的活动，发表了《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等论文。期间曾回国奉母命结婚，夫人朱安。1909年，与其弟周作人一起合译《域外小说集》，介绍外国文学。同年回国，先后在杭州、绍兴任教。 辛亥革命后，曾任南京临时政府和北京政府教育部部员、佥事等职，兼在北京大学、女子师范大学等校授课。1918年5月，首次用“鲁迅”的笔名，发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奠定了新文学运动的基石。五四运动前后，参加《新青年》杂志工作，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 1918年到1926年间，陆续创作出版了小说集《呐喊》、《彷徨》、《故事新编》、杂文集《坟》、《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散文诗集《野草》、散文集《朝花夕拾》等专集都被收录在各类教材中。其中，1921年12月发表《阿Q正传》。 1926年8月，因支持北京学生爱国运动，被北洋政府所通缉，南下到厦门大学任中文系主任。1927年1月，到当时的革命中心广州，在中山大学任教务主任。1927年10月到达上海，开始与其学生许广平同居。1929年，儿子周海婴出世。1930年起，先后参加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反抗国民党政府的独裁统治和政治迫害。从1927年到1936年，创作了历史小说集《故事新编》中的大部分作品和大量的杂文，收辑在《而已集》、《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编》、《且介亭杂文末编》、《集外集》和《集外集拾遗》等专集中。鲁迅的一生，对中国文化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领导、支持了“未名社”、“朝花社”等文学团体；主编了《国民新报副刊》（乙种）、《莽原》、《语丝》、《奔流》、《萌芽》、《译文》等文艺期刊；热忱关怀、积极培养青年作者；翻译外国进步文学作品和介绍国内外著名的绘画、木刻；搜集、研究、整理大量的古典文学，编著《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整理《嵇康集》，辑录《会稽郡故书杂录》、《古小说钩沈》、《唐宋传奇录》、《小说旧闻钞》等等。 1936年10月19日清晨，鲁迅逝世于上海。成千上万的普通人自动地来为他送行，在他的灵柩上覆盖着一面旗帜，上面写着“民族魂”（沈钧儒手书）三个字。 葬于虹桥万国公墓。1956年，鲁迅遗体移葬虹口公园，毛泽东为重建的鲁迅墓题字。 1938年出版《鲁迅全集》（二十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鲁迅著译已分别编为《鲁迅全集》（1957年版本，十卷），《鲁迅译文集》（十卷），《鲁迅日记》（二卷），《鲁迅书信集》，并重印鲁迅编校的古籍多种。1981年出版了《鲁迅全集》（十六卷）。2005年出版了《鲁迅全集》（十八卷）。北京、上海、绍兴、广州、厦门等地先后建立了鲁迅博物馆、纪念馆等。鲁迅的小说、散文、诗歌、杂文共数十篇（首）被选入中、小学语文课本。小说《祝福》、《阿Q正传》、《药》等先后被改编成电影。鲁迅的作品被译成英、日、俄、西、法、德、阿拉伯……等50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拥有广大的读者。鲁迅曾因为母亲的安排娶朱安为妻，但朱安其貌不扬，是封建社会的牺牲品，思想很陈旧，鲁迅的家乡绍兴有一种风气，看不起离婚的女人，鲁迅心善，不想让朱安沦落到如此地步，只好借出去工作为由，离开了朱安，后另娶了许广平，1929年于上海生下了周海婴。朱安一生都没有和鲁迅圆过房，生不了孩子。鲁迅死后，是朱安为他守灵，但朱安死后却没人为她守灵，朱安终其一生始终是不幸的。生平和创作 鲁迅于1881年出生在浙江绍兴一个官僚地主的家庭里，但在他13岁那年，他的原来在京城做官的祖父因故入狱，此后他的父亲又长期患病，终至死亡，家境败落下来。家庭的变故对少年鲁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是家庭的长子，上有孤弱的母亲，下有幼弱的弟妹，他不得不同母亲一起承担起生活的重担。天真活泼的童年生活结束了，他过早地体验到了人生的艰难和世情的冷暖。他经常拿着医生为父亲开的药方到药店去取药，拿着东西到当铺去变卖。在过去家境好的时候，周围人是用一种羡慕的眼光看待他这个小“公子哥儿”的，话语里包含着亲切，眼光里流露着温存。但现在他家穷了下来，周围人的态度就都变了：话语是凉凉的，眼光是冷冷的，脸上带着鄙夷的神情。周围人这种态度的变化，在鲁迅心灵中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对他心灵的打击也太大了，这使他感到在当时的中国，人与人之间缺少真诚的同情和爱心。人们是用“势利眼”看人待物的：对有钱有势的人是一种态度，对无钱无势的人又是另一种态度。多年之后，鲁迅还非常沉痛地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呐喊〉自序》) 家庭的变故和变故后的人生体验，也使鲁迅从少年时候起就亲近下层人民。他的外祖母家住在农村，这使他有机会接触和了解农民的生活。特别是在他祖父入狱的前后，他不得不到农村的亲戚家避难，长时期住在农村。在那里，他与农村的孩子们成了朋友，与他们一起玩耍，一起划船，一起看戏，有时也一起到他们家的地里“偷”豆子煮了吃。在他们之间，没有相互的歧视和仇视，而是相互关心，相互友爱。鲁迅一生都把他与农村小朋友这种朴素自然、真诚单纯的关系当作人与人之间最美好的关系而怀念着，描写着。 在当时，一般的读书人走的是三条道路：一条是读书做官的道路。当不上官的还可以去当某一个官僚的“幕僚”，假若前两条道路都走不通，还可以去经商。鲁迅走的则是为当时人最看不起的另一条道路：进“洋学堂”。这在当时的中国，是被一般人视为“把灵魂卖给洋鬼子”的下贱勾当的。1898年，18岁的鲁迅，怀揣着慈母多方设法筹措的8块银元，离开家乡进了南京水师学堂，后来又改入南京路矿学堂。这两所学校都是洋务派为了富国强兵而兴办的，其中开设了数学、物理、化学等传授自然科学知识的课程。期间，鲁迅阅读了外国文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著作，开拓了视野。特别是严复翻译的英国人赫胥黎著的《天演论》，更给予鲁迅以深刻的影响。《天演论》是介绍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的一部著作，这使鲁迅认识到现实世界并不是和谐完美的，而是充满了激烈的竞争。一个人，一个民族，要想生存，要想发展，就要有自立、自主、自强的精神。不能甘受命运的摆布，不能任凭强者的欺凌。 鲁迅在南京路矿学堂期间成绩优异，使他在毕业后获得了官费留学的机会。1902年，他东渡日本，开始在东京弘文学院补习日语，后来进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他之选择学医，意在救治像他父亲那样被庸医所害的病人，改善被讥为“东亚病夫”的中国人的健康状况。鲁迅想通过医学启发中国人的觉悟。但他的这种梦想并没有维持多久，就被严酷的现实粉碎了。在日本，作为一个弱国子民的鲁迅，经常受到具有军国主义倾向的日本人的歧视。在他们的眼睛里，凡是中国人都是“低能儿”，鲁迅的解剖学成绩是59分，就被他们怀疑为担任解剖课的教师藤野严九郎把考题泄露给了他。这使鲁迅深感作为一个弱国子民的悲哀。有一次，在上课前放映的幻灯画片中，鲁迅看到一个中国人被日本军队捉住杀头，一群中国人却若无其事地站在旁边看热闹。鲁迅受到极大的刺激。这使他认识到，精神上的麻木比身体上的虚弱更加可怕。要改变中华民族在世界上的悲剧命运，首要的是改变中国人的精神，而善于改变中国人的精神的，则首先是文学和艺术。于是鲁迅弃医从文，离开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回到东京，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筹办文学杂志，发表文章，从事文学活动。在当时，他与朋友们讨论最多的是关于中国国民性的问题：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它的病根何在?通过这种思考，鲁迅把个人的人生体验同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奠定了他后来作为一个文学家、思想家的基本思想基础。在当时，他和他的二弟周作人共同翻译了两册《域外小说集》，他个人单独发表了《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一系列重要论文。在这些论文中，他提出了“立国”必先“立人”的重要思想，并热情地呼唤“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精神界之战士”。 在留学日本期间，鲁迅初步形成了他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但是，鲁迅的思想和感情不但为当时大多数的中国人所无法理解，就是在留日学生中也很难得到广泛的响应。他翻译的外国小说只能卖出几十册，他筹办的文学杂志也因缺乏资金而未能出版。家计的艰难使鲁迅不得不回国谋职。1909年，他从日本归国，先后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今 杭州高级中学)和绍兴府中学堂任教员。这个时期，是鲁迅思想极其苦闷的时期。1911年的辛亥革命也曾使他感到一时的振奋，但接着是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历史丑剧的不断上演，辛亥革命并没有改变中国沉滞落后的现实，社会的昏乱，民族的灾难，个人婚姻生活的不幸，都使鲁迅感到苦闷、压抑。五四运动之后，他的压抑已久的思想感情像熔岩一样通过文学作品猛烈喷发出来。在那时，他已经在教育部任职，并且随教育部一同迁居北京。 1918年，鲁迅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也是中国最早的现代白话小说。这篇小说，凝聚了鲁迅从童年时起到那时为止的全部痛苦的人生体验和对于中华民族现代命运的全部痛苦思索。它通过“狂人”之口，把几千年的中国封建专制的历史痛斥为“吃人”的历史，向沉滞落后的中国社会发出了“从来如此，便对么?”的严厉质问，大声疾呼：“救救孩子!”。 《狂人日记》之后，鲁迅连续发表了多篇短篇小说，后来编入《呐喊》《彷徨》两个短篇小说集，分别于1923年和1926年出版。 鲁迅的小说作品数量不多，意义却十分重大。鲁迅把目光集中到社会最底层，描写这些底层人民的日常生活状况和精神状况。这是与鲁迅的创作目的分不开的。鲁迅说：“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这种表现人生、改良人生的创作目的，使他描写的主要是孔乙己、华老栓、单四嫂子、阿Q、陈士成、祥林嫂、爱姑这样一些最普通人的最普通的悲剧命运。这些人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最需要周围人的同情和怜悯、关心和爱护，但在缺乏真诚爱心的当时的中国社会中，人们给予他们的却是侮辱和歧视，冷漠和冷酷。这样的社会难道是一个正常的社会吗?这样的人际关系难道是合理的人际关系吗?最令我们痛心的是，他们生活在无爱的人间，深受生活的折磨，啊但他们彼此之间也缺乏真诚的同情，对自己同类的悲剧命运采取的是一种冷漠旁观甚至欣赏的态度，并通过欺侮比自己更弱小的人来宣泄自己受压迫、受欺侮时郁积的怨愤之气。在《孔乙己》里，有恶意嘲弄孔乙己的短衫顾客；在《阿Q正传》中，别人欺侮阿Q，阿Q则欺侮比自己更弱小的小尼姑；在《祝福》中，鲁镇的村民把祥林嫂的悲剧当作有趣的故事来欣赏……所有这一切，让人感到一股透骨的寒意。鲁迅对他们的态度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鲁迅爱他们，但希望他们觉悟，希望他们能够自立、自主、自强。 除了社会底层的人物形象之外，鲁迅还塑造了一些刚刚觉醒的知识分子形象。这些知识分子有进步的要求，有改善社会的良好愿望，有对人、对己的真诚的感情，真诚的爱，但当时的社会却不能容忍他们。“狂人”诅咒人吃人的现象，希望人人都能成为“不吃人的人”，成为“真的人”，周围的人就把他当成疯子，必欲除之而后快(《狂人日记》)；夏瑜为社会而牺牲，茶客们说他“疯了”，华老栓则用他的血来治自己儿子的病(《药》)；魏连殳关心中国社会，社会却来迫害他，到他不再关心中国社会时，周围的人却来巴结他(《孤独者》)。《在酒楼上》中的吕纬甫，《伤逝》中的子君和涓生，都曾为社会，为自己，追求过，奋斗过，但在沉滞落后的中国社会，经历的都是悲剧的命运。 鲁迅对权势者和伪君子抱着深恶痛绝的态度。《孔乙己》中的丁举人、《阿Q正传》中的赵太爷、《祝福》中的鲁四老爷、《长明灯》中的郭老娃、《离婚》中的七大人等等，都是这样一些权势者的形象。他们有权有势，但对他人的命运却没有真诚的关心，对社会的进步没有丝毫的热情，他们关心的只是自己的权势和地位，自私、虚伪、冷酷，阻碍着社会的进步和改善。《肥皂》中的四铭、《高老夫子》中的高老夫子则是一些假道学、伪君子，他们口口声声说是关心社会的道德，实际上他们自己都是毫无道德心的人。 鲁迅的小说写的是平凡人的平凡的生活，没有离奇的故事，没有引人入胜的情节，却充满了无穷的艺术魅力。这种魅力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他对人、对生活的细致入微的描写和对人的内在微妙心理的入木三分的刻画带来的。读鲁迅的小说，时时有一种“发现的喜悦”。画面是普通的画面，人物是普通的人物，但却在这么普通的画面和普通的人物身上，随时都能注意到我们平时注意不到的特征，觉察到平时觉察不到的人物的心理活动。正是由于这种细致入微的描写和入木三分的心理刻画，使鲁迅小说的艺术魅力具有了愈久愈醇的特征。在青年时期，我们涉世不深，对人生还没有更多的亲身体验，鲁迅小说是作为一个整体进入我们的感觉世界的，但在我们感觉到的人物和画面中到底潜藏着多么丰富的内涵，我们还不可能尽数感觉到，随着我们社会经验的增加和人生体验的深化，这些人物和画面的内涵就会不断从中生发出来。为了揭示不同生活画面和不同人物命运的不同的意义，鲁迅的小说结构是多变的，几乎一篇有一篇的样式，一篇有一篇的写法。《狂人日记》与《阿Q正传》不同，《孔乙己》与《白光》不同，《故乡》与《祝福》不同，《孤独者》与《伤逝》不同。不仅结构样式不同，音调节奏也不同。《孔乙己》是那么的单纯而又冷峻，《伤逝》则那么逶迤曲折、情深意切。鲁迅的小说是小说，也是诗，意境幽深，外冷内热，其运用民族语言的功力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在写作《呐喊》、《彷徨》的同时，鲁迅还创作了散文集《朝花夕拾》和散文诗集《野草》。前者出版于1928年，后者出版于1927年。如果说《呐喊》《彷徨》中的小说是鲁迅对现实社会人生的冷峻的刻画，意在警醒沉睡的国民，《朝花夕拾》中的散文则是鲁迅温馨的回忆，是对滋养过他的生命的人和物的深情的怀念。幼时的保姆长妈妈，在备受歧视的环境中给予过他真诚的关心的藤野先生，一生坎坷、孤傲不羁的老友范爱农，给过他无限乐趣的“百草园”，吸引着他的好奇心的民间戏剧和民间娱乐活动……所有这一切，都是在这个险恶世界的背景上透露出亮色和暖意的事物，是他们，滋养了鲁迅的生命。这些散文，把抒情、叙述、议论结合在一起，有时如平静的港湾，有时如波涛翻滚的大海，有时如湍急奔流的河水，有时又像蜿蜒曲折的小溪，千姿百态，体现了鲁迅散文创作的艺术成就。同《朝花夕拾》中那些明净细致的散文不同，《野草》中的散文诗则呈现出迷离恍惚、奇诡幻美的意境，它们像一团团情绪的云气，在空中旋转飘荡，变幻出各种意想不到的形状。鲁迅内在的苦闷，化为了梦，化为了超世间的想象，使《野草》成了中国现代主义文学中的一朵奇葩。鲁迅曾对别人说：“我的哲学都在《野草》里。”鲁迅最内在的情绪体验和最玄妙的哲理性感悟，通过这种奇特的艺术手段传达出来。鲁迅的艺术创造力是惊人的。 最充分体现鲁迅创造精神和创造力的还应该首推他的杂文。“杂文”古已有之，在外国散文中也能找到类似的例证，但只有到了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到了鲁迅的手中，“杂文”这种文体才表现出它独特的艺术魅力和巨大的思想潜力。鲁迅的杂文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文化的一部“史诗”，它不但记录了鲁迅一生战斗的业绩，同时也记录了鲁迅那个时代中国的思想史和文化史。当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要创造适应于中国现代发展的新文化、新思想时，遇到的是从各种不同的阶层，各种不同的人物，从各种不同的角度，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进行的诬蔑和攻击。鲁迅的杂文就是在这种没有固定不变的战线、没有固定不变的论敌的思想文化斗争中自然形成的。从五四起，鲁迅就开始用杂文的形式与反对新文化的各种不同的论调进行斗争，但那时他还是不自觉的。到了后来，有些人开始嘲笑他是一个“杂文家”，他才更明确地意识到“杂文”的力量，并且开始自觉地从事杂文的创作。鲁迅说，杂文是“感应的神经”，它能够“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从而为新文化、新思想的发展在旧文化、旧思想的荆棘丛莽中开辟出一条蜿蜒曲折的道路，使之能够存在，能够发展，能够壮大。鲁迅一生写了《坟》《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且介亭杂文末编》等15部杂文集，在这15部杂文集中，鲁迅把笔触伸向了各种不同的文化现象，各种不同阶层的各种不同的人物，其中有无情的揭露，有愤怒的控诉，有尖锐的批判，有辛辣的讽刺，有机智的幽默，有细致的分析，有果决的论断，有激情的抒发，有痛苦的呐喊，有亲切的鼓励，有热烈的赞颂，笔锋驰骋纵横，词采飞扬，形式多样，变化多端。它自由、大胆地表现现代人的情感和情绪体验，为中国散文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更加宽广的道路。鲁迅杂文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是不容抹煞的。 鲁迅晚年还完成了一部小说集《故事新编》(1936年出版)。这部小说集取材于中国古代神话、传说和历史事实，但它没有拘泥于原有的故事，而是加进了鲁迅自己的理解和想象，有些还采取了古今交融的写作手法，使古代人和现代人发生直接的对话。鲁迅这样做的目的，是使我们能够通过对现实人物的感受和理解，还古代人物一个鲜活真实的面貌，也通过对古代人物的感受和理解，更深入地感受和了解某些现实人物的真实面目。通过《故事新编》中的小说，鲁迅实际重构了中国的文化史，揭示了中华民族存在和发展的根据，也重塑了那些被中国封建文人圣化了的历史人物的形象。《补天》可以被认为是一部中华民族的“创世纪”， 在鲁迅的观念中，真正体现中华民族根本精神的不是那些古圣先贤和帝王将相，而是创造了中华民族的女娲，她是中华民族生命力的源泉和象征；《奔月》写的是古代英雄的悲剧，羿射掉九日，拯救了人类，但那些自私狭隘的世人并不想继承、发扬他的英雄精神，只想利用他实现自己自私狭隘的目的，他被自己的学生所暗算，被他的妻子所抛弃；《铸剑》表现的是被压迫者向压迫者复仇的主题；《理水》《非攻》歌颂了中国古代那些身体力行的政治家和思想家，禹和墨翟都是中华民族的脊梁式的人物。孔子、老子、庄子、伯夷、叔齐这些历史人物也在鲁迅的笔下真成了有些可笑但仍不失其可爱的活生生的人物形象。鲁迅的《故事新编》以荒诞的手法表现严肃的主题，创立了一种完全新型的历史小说的写法。 鲁迅在短篇小说、散文、散文诗、历史小说、杂文各种类型的创作中，都有自己全新的创造。他的一生是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挣扎奋斗的一生，他用自己的笔尖持社会正义，反抗强权，保护青年，培育新生力量。在前期，他热情支持青年学生的正义斗争，揭露段祺瑞执政府镇压学生运动、制造“三一八”惨案的罪恶行径，写下了《记念刘和珍君》等一系列震撼人心的文章；在后期，他反对国民党政府对共产党人和进步青年的血腥镇压，参加了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写下了《为了忘却的记念》等一系列充满义勇正气的文章。“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于上海。成千上万的普通人自动地来为他送行，在他的灵柩上覆盖着一面旗帜，上面写着“民族魂”三个字。 生前，他立下遗言：“一、不能因为丧事收任何一文钱，但朋友的，不在此例。二、赶快收敛、埋掉、拉倒。三、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四、忘掉我，管自己的生活。倘不，那就真是糊涂虫。五、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六、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七、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莎士比亚说:“一个人的临终遗言，就像深沉的音乐，有一种自然吸引注意的力量。”
介绍鲁迅：鲁迅（又名：周树人）(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中国近现代最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鲁迅的精神被称为中华民族魂。浙江绍兴人（祖籍河南省正阳县），原名周樟寿、字豫山。母亲鲁瑞、父亲周伯宜。后改字为豫才，1898年去南京求学时改名周树人。鲁迅（周树人）是大哥 ，周作人是老二．周建人是老三（即风筝里的弟弟）。“鲁迅”是他1918年为《新青年》写稿时开始使用的笔名，从此成为世人最崇敬的笔名，鲁迅是中国近现代最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作品推荐：
楼上回答的那么好,我无法回答了呵呵!
想公开发行首先要刊号杂志社里最基本的要编辑部，财务部，正规点的还分广告和发行。编辑部除主编外，还分文编和美编看你怎么做了，小点的100万就可以启动了
《申报》是中国现代报纸开端的标志。1872年英商美查创办，以赢利为主要目的的商业报纸。在外国人办的报刊中，由中国人主执笔政的，《申报》是第一家。《申报》对新闻业务进行的改革：一是发表政论文章。报纸的言论要“有系乎国计民生”，要“上关皇朝经济，下知小民稼穑之苦”。二是改革新闻报道。重视新闻的真实性，日本侵略台湾，美查为了了解事实真相，派人去台湾采访，这是上海中文报纸中军事通讯的开端，也是《申报》重视新闻真实性的反映。其次是注重反映社会实际生活，连续三年报道“杨乃武冤案”，这是当时中文报刊中最早最长的连续报道，最后披露了冤案的真相。三是重视发表副刊性文字。四是经营副业。①创办文艺杂志；②出版白话新闻报。1876年《申报》创办了通俗易懂的白话小说《民报》。这是我国最早的白话报刊。；③编印画报。1877年《申报》出版了《瀛寰画报》。；④印书。此外，《申报》馆还开办了江苏药水厂，肥皂厂等，并由此在1889年组成“美查有限公司”，总资产达白银30万两，超过创刊基金180多倍，实现了美查的“赢利”的目的。 提要：《申报》创办于1872年4月30日。历经了清朝同治、光绪和宣统三个朝代，又经历了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等各个历史阶段，至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时停刊。1982年上海市委和市出版局做出决定，委托上海书店以影印的方式保存并出版全套《申报》。~~~~~~~~~~~~~ 在《申报》所有的副刊、专栏中，以副刊“自由谈”的影响最大，历史也较长，以至于有人说，谈中国现代文学史就不能不谈《申报》的副刊“自由谈”。 “自由谈”在1911年8月24日创刊，至1949年5月停刊，共出了39年。开始的内容，刊登记叙风花雪月、奇闻轶事、诗词歌赋的文章以及小说连载。1932年有中国报业巨擘之称的史量才(时任《申报》总经理)，改组“自由谈”，聘请留法回国的黎烈文任主编，约请鲁迅和茅盾两大名家，以千字左右的杂感文刊登在“自由谈”上。此举引来许多老作家和左翼青年作家撰稿投登。陈望道、夏丐尊、周建人、叶圣陶、老舍、沈从文、郁达夫、巴金、张天翼等都寄上作品，章太炎、柳亚子、吴稚晖也为“自由谈”写过文章。 一时间“自由谈”的内容五光十色、热闹活泼，除杂感外，还有散文、随笔、游记、速写、小考证、读书记、文艺评论、科学小品和短篇翻译等，其中最受欢迎的是每天一篇针对时局形势、社会风尚习惯而写的议论性杂感“花边文学”，如瞿秋白与鲁迅合作发表的《儿时》、《〈子夜〉和国货年》等。由于执笔人多，文章尖锐活泼，有针对性，使“自由谈”在当时起到了推动社会进步的作用。不仅如此，以它为平台，“自由谈”还培养出一批文学界的新人，如姚雪垠、刘白羽、周而复、林娜(司马文森)、柯灵、黑丁、荒煤、罗洪等，他们纷纷携笔登台，在“自由谈”上试练笔墨，磨砺作品。
陈子善是被公认为最热心的张爱玲研究专家文学研究者、美籍华裔教授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在上世纪80年代传入内地，使得张爱玲的名字和她的作品(包括钱钟书、沈从文、林语堂、路翎等一批作家)，像“出土文物”一样浮出历史地表。由此，才便有了《收获》刊出的《倾城之恋》以及文学界的相关评论。其后，张爱玲迅速走红，形成内地的第一次 “张爱玲热”。一批被尘封已久的作家，如钱钟书、沈从文等人，也因为夏志清的推崇而同期走红。 夏志清用42页论张爱玲 “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倾城之恋》如此写道，而沦陷的上海，是张爱玲的成名地。 张爱玲，原名张瑛，笔名梁京，祖父张佩纶是清朝御吏，祖母是李鸿章之女。23岁时，张爱玲以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一炮走红，成为当时文坛上的一颗耀眼明星。 对张爱玲研究产生推动的，是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1961年，曾与张爱玲当面交谈过的文学史家夏志清出版英文著作《中国现代小说史》，张爱玲首次进入中国文学史。 1979年，这部书的中文版在香港出版，并于 80年代初引起了内地学者的注意。此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内地与香港的交流逐渐增多，许多学者从香港带回了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由此，张爱玲开始进入研究者的视野。 作家止庵说，自己从一篇文章中看到，《中国现代小说史》用了26页论鲁迅，却花了42页论张爱玲，就很关注张爱玲， 1991年到香港，自己专门去买了夏志清的这本书。“夏志清在这本书里面推出了四个人，沈从文、张爱玲、钱钟书和师陀，前三个人因此名声鹊起并在海外引发研究热潮，台港一些著名作家如李昂、白先勇等人都对张爱玲推崇备至，这股风潮回过头来影响内地。” 写过《张爱玲传》的于青回忆，自己1978年在北大上研究生之前，从未听说过张爱玲的名字。“七十年代末正是门户洞开，思想解放之时，我们这批‘老学生’如饥似渴地找书读，越是开禁的，或未曾闻识过的，就越是有兴致。我们从图书馆尘封的‘库本’中找到张爱玲的《传奇》，当然还有钱钟书、沈从文、废名、路翎等一批作家作品，这骤然改变了我们的‘文学史观’。初接触张爱玲非常个性化描写所产生的那种艺术感受称得上是一种‘冲击’。不久，大概是1979年，我们磕磕巴巴读了夏志清英文版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越发相信我们自己的艺术判定：张爱玲是不应被文学史遗忘的一位杰出小说家。” 《收获》让张爱玲浮出水面 真正促成张爱玲进入内地文学评论界和作家关注的还是《读书》和《收获》。 1984年，《读书》和《收获》杂志同时发表了作家柯灵的《遥寄张爱玲》，又同时刊登了张爱玲的成名作《倾城之恋》。自此，张爱玲作品进入大众视野。 《收获》杂志主编程永新回忆说，柯灵《遥寄张爱玲》在写完以后，被当时《收获》杂志的负责人肖岱看到了，当时，这篇文章已经被《读书》约走了，肖岱认为柯灵的文章写得很好，考虑到《读书》和《收获》的读者对象不同，加上当时《收获》有一个介绍作家的作品专栏，每期推出一个，在刊登一篇作品的同时，也刊登一篇有关作家创作的评论。就这样，柯灵的《遥寄张爱玲》和《倾城之恋》一起刊登在《收获》杂志上。 程永新记得，“我们发表张爱玲作品，还是有一点点顾虑的。但是，她的小说确实很好，估计发出来即使有一些争议，问题也不大。” 《遥寄张爱玲》发表后，看过文章的张爱玲的姑妈和姑夫一起找到柯灵，感谢他为张爱玲说了公道话。 而作家阿城曾在文章中这样写道：“一九八四年底，我在《收获》杂志见到《倾城之恋》，读完纳闷了好几天，心想这张爱玲不知是躲在哪个里弄工厂的高手，偶然投的一篇如此惊人。” 作家苏童将张爱玲的一部作品选入“影响我的十部短篇小说”，称张的作品是“标准中国造的东西，比诗歌随意，比白话严谨，在靠近小说的过程中成为了小说”。苏童说，“我读张爱玲的作品，就像听我喜欢的音乐一样，张爱玲的作品不是古典音乐，也不是交响乐，而是民谣流派，可以不断流传下去的。” 作家叶兆言甚至认为，张爱玲的作品让寝室的夜晚不再孤独。“大多数读者恐怕都和我们一样，或是觉得张爱玲应该一心一意写小说。” 贾平凹把张爱玲称作“会说是非的女狐子”，看了她的散文，叫好不迭，又去找她的小说，在香港访问期间单挑张爱玲的书买。“当看到《倾城之恋》、《金锁记》、《沉香屑》那一系列，中她的毒已深。明明知道读她只乱我心，但偏要读。”贾平凹坦诚自己对张爱玲作品的迷恋。 在研究领域，根据学者艾晓明的回忆，新时期最早重新评价张爱玲的学者是北大王瑶先生的研究生赵园，她写了《开向沪港“洋场社会”的窗口——读张爱玲小说集》，这篇文章比《遥寄张爱玲》还要早两年，后来收入她的论文集《论小说十家》。 随着时间的推移，内地文学评论界内部对于张爱玲的评价也开始发生变化。 1985年，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等人出版了《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这是首次将张爱玲写入内地的文学史。在这本影响极大，被全国许多高校作为教材使用的文学史著作中，吴福辉负责撰写了张爱玲的部分。在论及“孤岛”与沦陷区文学时，本书用了大约800多字来写张爱玲，指出张有“古典小说的根底”，又有“市井小说色彩”，展现了“洋化”环境中仍存留的“封建心灵”和人们百孔千疮的“精神创伤”。尽管有人后来认为本书评论张爱玲“笔墨相当经济” ，但是无数的大学生从这本书中知道了张爱玲，按照陈子善的说法，在高校中文系学生的论文中，研究张爱玲的一直名列前茅。 “涉张”图书达到近百种 80年代学术界的研究带动了张爱玲著作的出版。出版者一开始比较小心，出版其作品大都打着“研究和教学”的名义，此后便一发不可收拾。 1986年2月，张爱玲的小说集《传奇》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重新排印，前面还附了作者像。1987年3月，《流年》的影印本出版;《十八春》由江苏文艺出版社重印；《半生缘》由花城出版社重印。此外，张爱玲翻译的《爱默森文选》由北京三联书店重印出版。” 1992年，出版界摸准了大众阅读取向，出版张爱玲著作。当年，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四卷本《张爱玲文集》。花城出版社、浙江文艺社、台海出版社、华夏出版社、光明日报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山东画报出版社、四川文艺、三联等都出版过张爱玲图书，总数超过50种。 1995年9月，张爱玲在美国逝世，张爱玲再次引起瞩目。一些国内报纸均做了重点报道。由文学研究界开始的“张爱玲热”，此时扩散到公众领域。据陈子善教授统计，内地众多出版社，总共推出了近百种有关张爱玲的图书。另外，一些研究张爱玲及其作品的书籍，也顺势走红。 在“张爱玲热”中，张爱玲研究者金宏达、于青主编的《张爱玲文集》影响最大，这套正版发行量达五六十万套的书，更引来了遍地开花的盗版。时任安徽文艺出版社编辑的江奇勇说，盗版远远超出正版，数量无法估计。 《张爱玲文集》是1992年出版的。起初，安徽文艺出版社认为这书很可能卖不出去，把它当作赔本项目，在出版进度上略有延迟。当时安徽文艺出版社社长粱长森到中央党校学习，于青特地找到他，说明这套书的价值和意义。最后，粱长森拍板推出。这套书首印5000套。不久，他们发现，必须加印才能满足读者的需求。1995年和1996年，这套书迎来销售高峰。各地发行商和书店先把款打入出版社账户，排队等着发书。由于印刷厂忙不过来，拿不到货的客户非常着急，一再催促，有些书直接就被发行商从印刷厂领走。 因此，《张爱玲文集》盗版书“应运而生”。江奇勇说，不仅外面的人盗版，就他知道的情况，出版社内部有人和外面勾结起来盗版。因为排队等着发货的客户迟迟没有拿到书，而有些书直接就从印刷厂发走了。“张爱玲、李泽厚、傅雷作品，当时是安徽文艺出版社既有经济效益，又有社会效益的三块项目。”江奇勇说。 1995年，张爱玲逝世。此后一两年时间里，读者对张爱玲表现出了空前的热情，张爱玲著作被改编成电影和话剧。 而在上世纪80年代被批判的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2005年7月终于与内地读者见面。 爱死了张爱玲 陈子善表示，张爱玲热兴起和持续的原因，有很多因素。比如，张爱玲人生经历奇特，富有传奇性，她罕见的文学才华，与胡兰成的爱情和婚姻，以及她独特的个性都很有传奇色彩。 在内地学者和“张迷”中间，广泛流传着台湾的张爱玲研究专家唐文标先生“爱死了张爱玲”的故事。 从1973年决定研究张爱玲后，唐文标10年之间“足迹几乎遍及诸大洲自由世界各大学图书馆”，1984年，他将收集到了所有上海沦陷时期有关张爱玲的出版资料，包括张爱玲的照片，张爱玲画的插图、扉页、漫画、书籍封面，第一次发表文章的刊头及发表过张爱玲作品的各杂志的封面及目录页等等，汇总原样影印，印成一册16开，383页厚的《张爱玲资料大全集》，在时报出版公司出版。张爱玲知道以后，认为此事侵犯了自己的著作权，便让拥有自己作品版权的皇冠出版公司跟时报出版公司交涉，于是，时报公司就停止了这本书的发行。 1985年6月初，时报出版总经理柯元馨打电话给当时住在台中的唐文标，说仓库还有四百本书，你如果要，我就雇一辆车给你送去；如果不要，就准备销毁。因为编这个书很费劲，他说要，于是，出版公司把几百本书拉到楼下，卸在那儿就走了。因为夫人不在家，患鼻咽癌多年的唐文标就自己把书往上搬，鼻咽癌伤口因承受不住重力压挤而出血不止，第二天凌晨三点在台中病发身亡，时年58岁。一位台北文艺界朋友听闻消息后痛哭失声，频频叹息，最后骂道：唉，唐文标，爱死了张爱玲！ 止庵说，“真正因为喜爱一个作家而死，这样的事情在别的现代作家身上没有发生过。另外，陈子善先生特别可爱，这么多年来不断发掘张爱玲作品，他在别的作家身上没有用过这么大的劲。像《郁金香》被发现，在全国的媒体上就引起了很大反响。一个作家到这个份儿上，真的是她莫大的光荣。” 陈子善认为，80年代，中国出现了琼瑶热，但是，人们读多了之后，发现琼瑶的作品只是空中楼阁。90年代之后，文学被边缘化，市民社会开始逐渐形成。而张爱玲的作品耐读，有一种历史的价值，她写的人和事，好像就发生在人们身边，她讨论的感情、婚姻、家庭等问题，依然是人们所关心的。 当然，张爱玲热兴起后，对其人其作一直存在争议。《收获》副主编程永新认为，“张爱玲的作品确实不错，但是现在对她捧得太高。她的作品在题材上还是有一些局限，像《色戒》，实际上是一部失败的作品。但是，因为李安执导的电影的走红，有人也评论说这部小说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