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40年代，是中国近代音乐的形成和发展时期。在这个过程中，上海具有重要的地位。首先，由于“海派”的文化传统，上海成为中国新式音乐教育的试验场；其次，上海外国租界的音乐生活，为中国专业音乐人才的培育提供了良好的土壤；第三，大量市民阶层的存在，以及浓厚的商业氛围，现代化传媒的兴盛，使上海酝酿滋生了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 关键词：近代中国音乐；上海；地位 上海是近代最早开放的五个通商口岸之一，也是近代中国最大的城市。它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国近代新文化形成中的地位，得到了学术界普遍的关注。作为近代新文化一个方面的近代中国音乐的形成和发展，上海在其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与上海城市独特的文化背景、历史传统以及经济社会状况有密切的关系。因此，研究上海在近代中国音乐形成和发展中的地位，不但会使我们对近代中国音乐发展史有深入的理解，也通过一个侧面使我们对上海城市的个性有深切的体会①。 一、近代音乐传播先驱 上海，由于独特的历史因缘和独特的文化环境，成为近代西方文化向中国传播的桥头堡，也成为酝酿近代中国新文化的温床。近代中国新音乐的形成就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近代的音乐发展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近代西洋音乐的传播和普及；一是传统音乐的传承与改造②。其中，尤以西洋音乐的传播和普及为近代中国音乐形成的主要动力和内容。 近代西洋音乐的传播，大致通过以下途径：1、基督教堂所带来的西方宗教音乐；2、新式军队中输入的西洋军乐；3、海外留学生带回来的西洋音乐；4、近代学堂对西洋音乐的普及。这四种途径先后出现，而尤其以第四种因素对中国近代音乐的面貌影响最为深远。上海在近代中国夙得风气之先，在近代西洋音乐传播中亦是如此，其主要表现则在于它成为近代新式学堂普及西洋音乐之最早试验场。 上海自五口通商以来就成为海外基督教在华传教的大本营，因此基督教堂所带来的音乐对上海信徒的熏染尤为深远。但教会音乐对于中国近代音乐形成的贡献毕竟有限，新音乐的形成更依赖于新式音乐教育的发展。由于基督新教把教育作为在华传教的一个重要手段，因此大量精力和财力用于办学，而其所办学堂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传授西洋音乐。从目前的资料来看，传教士在华办学以上海为最早，而学堂中设置音乐教育科目也以上海为最早。例如1861年在上海创立的清心女中，在教学中已把音乐与语文、算术、圣经等科目相提并论。创办于1892年的上海中西女塾为展示平时教学成果，还举办音乐会。音乐会的规模不仅限于学生之间的互相交流，还半年一次对家长们，一年一次对普通市民公开演出①。 而上海人沈心工，是近代中国第一个从事新式音乐教育的中国人。他出生于商人家庭，1902年到日本留学，1903年回国后，在南洋公学附属小学任教，开设了中国最早的唱歌课。1904年出版了《学校唱歌集》，开创了“学堂乐歌”的形式。学堂乐歌是中国人最早用西洋音阶谱写的歌曲，成为近代音乐史的发端。上海的务本女塾、南洋中学等学校以及沪学会等团体都邀请沈心工指导唱歌。在沈心工《学校唱歌集》出版后，很多学堂开设了乐歌课，通过陆续出版的音乐教科书籍，初步的音乐知识得到了广泛的普及。在此背景下，1907年公布的《奏定章程》，规定音乐课为初级小学的必修课。因此，李叔同曾推崇沈心工为“吾国乐界开幕第一人”②。 另一位上海人曾志忞也为中国近代西洋音乐的传播做出巨大贡献。曾志忞是上海著名商人曾铸之子，1901年去日本留学。在日本他参加了沈心工发起的“音乐讲习会”。并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音乐教育论》，这是我国最早系统阐述近代音乐教育问题的论文。1907年归国他即与高砚耘、冯亚雄等人在上海创办“夏季音乐讲习会”。这是一个利用暑期传授西洋音乐的组织，其科目有乐典、和声学、风琴、洋琴、洋弦、喇叭、直笛、横笛、大鼓、小鼓等。1908年曾志忞遵照父命创办“上海贫儿院”，院中设音乐部，并成立贫儿院管弦乐队，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西式管弦乐队。虽然1912年音乐部就停办了，贫儿院也约于1921年左右结束③，但却成为中国人创办西式管弦乐队的最初尝试。可以说中国新式音乐教育是从上海发端，并逐渐普及到全国。 二、租界的音乐生活与近代中国音乐人才的培育 由于近代中国音乐形成的主要动力和内容是西洋音乐理念、技巧的输入和传播以及根据西洋音乐对中国传统音乐的改造，因此海外留学生成为中国近代音乐形成的最早先驱者。但是新音乐的普及和建立却依然要依靠在中国本土形成固定的消费、欣赏市场以及在此基础上不断涌现的本土音乐家。上海由于其在近代中国的独特的历史机缘和文化传统，最早形成了较广泛的近代音乐的消费市场并涌现了大量的音乐人才，为近代中国音乐的形成提供了良好的酝酿场所。而追根溯源，又与上海租界尤其是公共租界工部局乐队有密切关系。 租界的音乐生活与上海近代音乐消费市场的培育 根据《南京条约》的相关规定，1843年上海开埠成为通商口岸，当时在上海县城之外划定了一块外国商人的居留地，这成为上海租界的起源。后来，租界不断扩张，并成立了自己的市政机构，逐渐发展成了一块在中国领土上的“国中之国”，成为外国列强侵略中国的最好见证。但是，它也带来了一些副产品——为中国大众亲身领略西洋音乐的魅力提供了场所。租界里的外国商人为了丰富自己的业余生活，逐渐形成了一些文化娱乐组织。早在1850年英国人就成立了业余剧团，演出需要音乐伴奏，于是组织了乐队。1879年逐渐发展成上海公共乐队。1881年公共乐队由英租界市政管理机构工部局接手管理，并成立工部局音乐委员会。1907年，铜管乐队扩大为管弦乐队。1919年以后乐队聘请意大利著名音乐家梅百器担任指挥，并从欧洲招聘了很多著名音乐家，迎来了它的辉煌时期，并逐渐迎来了“东方第一”管弦乐队的美誉。1922年公共乐队改名上海工部局乐团。当时工部局每年给乐队28万两的高额预算拨款。每年从10月到翌年5月为演出季节，每周的星期天都举行定期音乐会①。起初乐队主要在市政厅的音乐厅内演出，主要局限于外国观众。但是据英国学者毕可思的研究，1928年以来，上海工部局乐队逐渐注重为中国居民服务。乐队指挥的“年报”中越来越多地注意到有中国观众的出席。并开始在中文报纸上刊登演出广告。“1928年，3／4的观众是中国人，据报道，1930年中国人的兴趣甚高。1931年乐队在室内演出时，20％的观众是中国人，此后这个比例稳定上升。”以至于到1933年，在上海工部局管弦乐与吹奏乐委员会上，有人指出中国纳税人希望工部局继续资助乐队，因为它在城市中有很高的文化价值。并且，1928年后开始有中国人被吸纳进入工部局的音乐委员会②。 1930年前，上海工部局乐队一直工部局行政大楼里面演奏室内音乐会。1929年，这幢大楼卖给了开发商，上海工部局乐队搬进了上海商业和公共空间——大光明电影院，后来又搬迁到兰心大戏院。“在市政厅，上海工部局乐队似乎仅仅是工部局的一个文化附属品，只为外侨社群服务。而在整个上海娱乐界，管弦乐队成了这个城市越来越重要的文化财富。”③同时乐队的演奏也从室内走向露天，在夏天，乐队会举行露天音乐会，在兆丰公园（现中山公园）、法国公园（现复兴公园）、外滩公园（现黄浦公园）等舞台上演奏④。1928年后，随着中国人可以进入公共租界的公共娱乐场所，中国观众观赏西洋音乐的机会无疑更多了。 通过以上叙述，可以看出，虽然租界的音乐生活开始只局限于外侨社群，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中国观众逐渐增多，可以说逐渐在中国人形成了一批西洋音乐的消费群。这个消费群的形成和扩大，无疑为中国音乐人才的成长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和氛围。 工部局乐队对国立音乐院的影响 对于中国近代音乐的发展来说，创建中国人自己的音乐学府，作为研究和培养人才的机构，无疑是重要的举措。中国第一所高级音乐研究和教育机构本来创建于北京。1916年秋，北京大学成立学生社团“北京大学音乐团”，同年冬，改名“北京大学音乐会”。1918年改名“北京大学乐理研究会”。1922年以“乐理研究会”为基础成立北京大学附属音乐传习所，成为中国第一个近代音乐专业教育机构。随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北京艺术专科学校等高校纷纷设立音乐系、科，似乎预示着北京将成为中国近代音乐教育的中心。但是北洋政府统治下的北京并不是中国新音乐成长的良好土壤。1927年7月教育部长刘哲认为“音乐有碍教化，也与社会人心无关”，命令关闭北京大学、女子师范大学、艺术专科学校中所有音乐系科，经过师生抗争，结果只有女子师范大学的音乐系被保留下来。而不久在南方的上海则成立了中国第一所音乐专科学校——国立音乐院。 国立音乐院的创办与萧友梅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他本来是北京音乐教育界的领导人，1927年6月南下上海。据谭抒真回忆，他辞去北京学校的音乐系工作，一方面他觉得教师水平低，又与自己的想法不合，另一方面因为上海人才多，还有外国音乐家，所以自己来上海了①。而许步曾更进一步认为国立音乐院之所以选址在上海，是由于上海工部局乐队的存在。 1927年11月27日，中国第一所音乐学校国立音乐院（1929年改为上海音乐专科学校）在上海成立。国立音乐院的成长与工部局乐队的影响有密切的关系。首先，除归国留学生之外，国立音乐院长期从上海工部局乐队招聘老师和研究指导。初建时，10名音乐教师中，外国教师即占了一半，其中大部分是工部局乐队成员。1929年，鲍里斯·扎哈罗夫成为钢琴系主任，而长期担任乐队指挥的富华则一直是小提琴系主任。此外还有大提琴家佘甫蹉夫、难民音乐家如佛莱思克尔、沃尔持·约雅敬等也在此任教。这些外籍教师对国立音乐院教学的贡献是巨大的。比如，扎哈罗夫直到1943年去世为止，一直在上海教钢琴。以至于有学者说，在中国的第一代钢琴家、音乐家中几乎没有一人未曾跟他学过钢琴。 其次，乐队和音乐院虽然没有组织上的联系，但是两者有很密切的合作。乐队给音乐院的学生提供优惠票，和中国爱乐社合作演出音乐会，并且开始逐渐演奏中国音乐家的作品，吸收中国演奏员。1929年，乐队首次与中国独奏音乐家马思聪举行音乐会。1930年首次演奏中国人创作的交响乐作品——黄自的单乐章序曲《怀旧》。1931年上海音专的教师黄自当选为工部局音乐会员会委员。1927年工部局乐队让中国音乐家谭抒真代替休假的队员参加演出。1935年5位中国人首次作为实习生参加工部局乐队的演出。此后，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学生在上海工部局乐队表演越来越频繁② 。在这期间（1934-1942），中国人继续进入乐队。1938年，谭抒真、黄贻钧、陈又新和徐威麟等4人正式成为上海工部局乐队的成员。到1941年乐队中华人达到5人③。中国独（唱）奏音乐家的演出也频繁起来，如钢琴家沈雅琴、李惟宁、吴乐懿,小提琴家王人艺,歌唱家黄友葵、胡然、赵梅伯、斯义桂等相继在1930年代与工部局乐队合作演出④。应尚能在1937年就指出：“对于上海年轻一代有抱负的音乐家来说，能与该乐队演奏或歌唱乃是他们最大的成功。”⑤正如他所说的，演出并不一定总是能带来经济效益，但它们提供了聆听、观摩和演奏的机会，这是中国其它地方所不能提供的。工部局乐队不但具有历史的功绩，就机构而言，它也是今天上海交响乐团的前身。 音乐大师的聚集与中国音乐人才的培育。 上海由于其独特的历史机缘，成为近代中国国际音乐大师聚集之地，这为中国近代音乐人才的培育提供了难得的良机。首先，工部局乐队给中国带来了像柏克、梅百器、富华这样的音乐大师，如果没有乐队他们根本不会居住在这个国家。此外，上海的国际地位使它成为难民的避难所。俄国十月革命后，大量俄国音乐家流亡上海。二战爆发后，众多犹太音乐家流亡上海。他们或者担任管弦乐队成员，或者成为私人音乐教师，或者成为国立音乐院的教员，或三者兼而有之。例如，1924年之后俄侨设立的私人音乐学校就有18所之多⑥。这为中国学生提供了从学这些大师的机会，虽然很多人并没有成为国立音乐院的教师，但是普遍存在的家教，则提供了可能。比如，从1943年直到l946年逝世，梅百器亲自教博聪，富华指导后来出任音乐院院长的戴粹伦，沃尔特·约雅敬教授司徒志文，佛莱思克尔教授丁善德、桑桐、瞿希贤等。 上海良好的音乐氛围和高水平乐队的存在，也吸引了大量著名音乐家在全球巡回演出中把上海作为一站。从20年代到30年代，世界著名音乐家相继访问上海，如小提琴家F·克莱斯勒、约瑟夫·西盖蒂、雅沙·海菲茨和丁·蒂博，钢琴家阿图尔·鲁宾斯坦、B·莫伊耶维奇等①。国际音乐家到上海的演出，无疑开拓了中国音乐家的视野。比如据记载，黎锦晖在上海听交响音乐如同“上课”一样，事前必将登载在《申报》上工部局乐队的当天音乐会节目说明认真读过，然后前往。自1920至1929年他每礼拜五去听，风雨无阻，8年无间断。对于当时来华的歌舞剧团的演出，如：米兰来的歌剧班演出的正歌剧和轻歌剧，“向·旦尼斯（Danis-Shawn）舞蹈团”演出的大型舞剧和各式舞蹈，上海俄侨演出的歌舞剧，以及从欧美、日本来华的邓肯舞蹈团、宝冢歌舞团等的演出，他更是千方百计找机会观摩，既使观摩券“每券售大洋十元，不易筹措”，也在所不惜②。 大量音乐大师聚集上海，为中国音乐家提供了亲身从教的机会，而著名音乐家的巡回演出则为中国音乐家提供观摩的可能，这些对于中国音乐家的迅速成长和提高技艺无疑是难得的良机，非当时中国其他城市所能企及。 三、都市消费生活与通俗音乐的滋生 流行音乐的先祖是发源于美国的爵士乐和摇滚乐。20世纪流行音乐在全球迅猛发展，到今日已成为全球音乐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的近代音乐也不尽是西方高雅音乐在中国的传播和生根的过程，还包括中国近代通俗音乐的产生。在这个过程中，上海不仅是近代中国高雅音乐的摇篮，更是近代通俗音乐的发祥地。音乐史研究者虽然对流行音乐的研究还不多，分期也并不完全一致，但是普遍承认上世纪80年代的流行歌曲与20年代至40年代的流行歌曲有密切的联系。当时黎锦晖以“时代曲”之名创作于20年代末上海的《毛毛雨》、《特别快车》等一批迎合市民口味的歌曲，标志了20世纪中国流行音乐的产生。在该阶段产生了以黎锦晖及其“明月歌舞团”为代表的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作曲家和歌星。因此，研究者称这个流行音乐的第一阶段为“黎锦晖时代”③。而所谓“黎锦晖时代”其实亦可以称为“上海时代”，因为黎锦晖的整个活动主要是在上海，流行音乐的繁荣与上海的城市特点有密切关系，只有上海才能孕育第一个流行音乐的繁荣。 那么为什么会是上海孕育出近代的中国流行音乐呢？这要从上海这座城市的独特历史和文化个性寻找原因。有学者指出，20世纪流行音乐的迅猛发展是20世纪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现代科技的发展、商业炒作和现代人的心理需求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④。这些正好在上海有很好的土壤。 首先,由于上海特殊的历史机缘和文化传统，使它在选择及接受外来文化上有非常积极和开放的态度，这种文化传统被称为“海派文化”。“海派文化”具有开放、灵活、多样、宽容等特点⑤，这为上海接受、容纳通俗音乐这种新形式提供了文化心理上的基础。此外，都会的经济繁荣，促进了都市大众文化生活的兴盛，也为流行音乐提供和扩大了流行空间。当时的上海无疑是中国近代娱乐业最为兴盛的城市，繁多的饭店、酒吧、咖啡馆、夜总会等服务业及娱乐场所,为流行音乐的发展提供了生存空间。 其次,商业炒作和现代传媒的出现大大加速了流行音乐的传播速度。上海是一座商业城市，任何文化形式都避免不了商业的熏染。同时，上海又是当时中国最现代化的城市，很多现代化的娱乐消费形式只有上海才最为普及，比如电影、唱片、电台等。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既是全国的唱片业中心，也是无线电广播的中心，又是电影业中心。这三者的交互作用，使通俗音乐广为传播。 唱片和留声机于20世纪初叶传入上海，至30年代，上海逐渐发展为中国唱片业的中心，拥有国内数量最多和实力最强的唱片企业，生产大量内容丰富的唱片。唱片开始还只是印制中国传统戏曲为主。但到了30年代，新兴的流行歌曲被市民阶层所喜爱，很快成为唱片录制的重要内容。1928年，黎锦晖创作、黎明晖演唱的《毛毛雨》由百代公司录制成唱片，在社会上迅速传播。一些著名的歌星由此诞生。一些实力雄厚的大企业争相为明星灌录唱片，从此录制流行歌曲唱片成为各公司的重头戏。比如，百代公司曾推出“明星锦集”，为红极一时的电影女明星们录制流行歌曲唱片，有胡蝶、陈玉梅、黎明晖、王人美、李丽莲、夏佩珍、胡珊、谈瑛、陈燕燕、黎莉莉、严月娴等。为了争取歌星们录音，各公司专为她们“量身定做”歌曲，并不惜给予优厚的报酬，如百代公司曾给予周璇6%的版税。有些年纪尚轻的女歌星一个月的收入可达20至30元，令世人羡慕。三四十年代，各公司录制了大量的流行歌曲唱片。根据中国唱片厂1964年登记的旧唱片模板目录统计，在百代、丽歌、和声、高亭、胜利等公司灌制的流行歌曲唱片中，以周璇演唱的最多，为150余张，白虹有125张，姚莉有117张，龚秋霞有67张，王人美有62张，另有白光、李丽华、李丽莲、李香兰、欧阳飞莺、吴莺音、张露、黎莉莉、严华、梅熹等录制的唱片①。 唱片业之外，广播事业也扩大了通俗音乐的传播渠道，为其开拓了一个全新的市场。广播电台的兴盛使收音机在中产阶级市民中逐渐普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从收音机里欣赏通俗音乐。 上世纪30年代，上海电影业、特别是有声电影的发展更促进了流行音乐的繁荣。1931年中国第一部国产有声影片《歌女红牡丹》在上海首映，国产故事片在30年代的兴盛由此拉开序幕。电影需要配乐、插曲，这为流行音乐提供了新的创作和表演的市场。而电影的魅力更使穿插于其中的主题曲、插曲不胫而走、深入人心。本来流行歌曲主要以歌舞厅、酒吧、夜总会等为表演空间，有声电影则为歌星拓展了新的发展空间。一些原本以演唱流行歌曲、进行歌舞表演为主的歌舞团、歌唱社成员进入了电影界。如一直在黎锦晖的中华歌舞团和明月歌舞社从事表演的王人美和黎莉莉，就成为30年代联华影业公司“四大名旦”中的两位；周璇在进入电影界以前，先后辗转于明月歌舞社、新月歌剧社、新华歌剧社，早已是红极一时的名歌星。其他如白虹、白光、龚秋霞等，也都是在当红歌星的位置上走进银幕。歌星们从影后，继续维持歌唱生涯，而且往往演唱所主演影片的插曲，歌曲借电影而传播，电影亦因歌曲的流行而更加火爆。这种情况使一些原本并非歌星出身的电影明星也纷纷地开始灌录唱片，如胡蝶、陈燕燕、陈玉梅、李丽莲、夏佩珍、胡珊、谈瑛、严月娴等②。无论是电影明星出唱片，还是歌星拍电影，结果往往是其拍摄的影片与灌录的唱片同样受到崇拜者的热爱。电影这种新兴娱乐工具对通俗音乐的推动作用是巨大的。正如汪毓和所说，“从20年代末开始，中国城市歌舞音乐与中国电影音乐，特别是电影歌曲的发展合为一体，成为中国娱乐性通俗音乐的主体”③。足见当时电影对于通俗音乐的促进作用。 总之，由于上海浓厚的商业氛围，具备较完善的市场运作机制，并受到唱片公司、无线电台、有声电影等新型娱乐媒体的强力支撑，流行歌曲发展的势头极为迅猛，形成了近代中国通俗音乐的第一个浪潮。 其三，市民阶层的庞大为通俗音乐的流行提供了土壤。流行音乐具有创作题材贴近现实生活、富于情趣化，格式简炼完整、演唱方式不拘一格，突出“自我感受”、演出方式强调群众性、强化交流等特点①，这些都符合现代都市市民阶层的审美需求。类似《毛毛雨》等“家庭爱情歌曲”大都表现男女情爱，歌词内容、旋律、风格深受市民阶层的喜爱。上海是当时中国最大的都市，有庞大的市民群体，这为以迎合现代都市生活口味的通俗音乐的流行提供了良好的土壤。 其四，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很多进步的或严肃的音乐家，在流行音乐的创作上，也采取了较为积极态度。除了当时有黎锦晖、黎锦光、姚敏、严华等极负盛名的流行乐坛作曲家外，还有任光谱写的《渔光曲》、《燕燕歌》，刘雪庵谱写的《早行乐》、《何日君再来》，贺绿汀谱写的《天涯歌女》、《四季歌》、《秋水伊人》等都是30年代上海曾传颂一时的经典性的流行音乐作品②。 四、结语 近代上海因为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独特的历史机缘，由原来的一个小县城发展成中国最大的都市，也成为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之一。上海在中国近代文化形成中的地位重要，它不但成为西方文化向中国传播的窗口，也成为中国近代新文化酝酿形成的重镇。本文所述上海在近代中国音乐文化形成中的作用，只是上海对中国近代文化贡献的一个侧面。 概括地说，上海由于其滨江带海的地理位置和华洋杂处的社会形态，形成了敢为天下先的文化传统，因此成为中国输入西洋音乐的最初舞台，并成为新式音乐教育的试验场；而由于外国租界的存在，尤其是工部局乐队的存在，为中国人直接体验和学习西洋音乐提供了宝贵的机会；大量市民阶层的存在，以及浓厚的商业氛围，现代化传媒的兴盛也酝酿滋生了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 当然，随着抗日战争的开始，中国的音乐出现了新的内容，作为孤岛的上海虽然仍然保持了一段繁荣，但是由于脱离了民族的主战场，其音乐中心地位有所下降。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上海在音乐方面的影响又有所转折。这将成为另文考察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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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点南北方的文化差异
“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海派文化，体现在上海文化的方方面面。海派文化就是尊重多元化、个性，兼顾个人和社会利益，以契约精神为主导的理性的、随和的、较成熟的商业文化。 首先是尊重多元。在上海，你会体会到人和人之间的多元化。比如一个团体内有很多争锋相对观点都能够和谐相处。因为人本来就是多元化的。这使得个人在不同的方面发展，组成一个更强大的社会。一个人只要不影响他人，就可以干自己喜欢的事情。不能因为别人与自己不同，而去排斥。因为，君子和而不同。其次是入乡随俗。上海人到了随便那个地方，都会尊重当地文化。比如上海人以前三线建设，现在外省上学就业都会主动去了解当地文化，至少做到不排斥。而留在家乡的，很多外地的文化也能被当地人吸纳。比如我们认可普通话，并把普通话学的很标准。第三是个人。上海非常尊重个人。个人的言行举止，只要不影响他人，都是能够得到理解和尊重的。虽然很多做法我不理解不同意，但是我能够尊重。每个人都能够向着自己喜欢的方向去发展，而不受到干涉。第四是人生观。上海人多数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和生活方式。金钱非常重要，但是人生也有更多的精神领域。在精神领域找到自己的空间，然后朝着自己喜欢的事业去奋斗。因为，精神领域比物质领域广阔的多。比如有人喜欢研究天文，有人喜欢钢琴。会享受人生。第五是社会道德。上海人比较遵守社会规则和社会道德。坐地铁不能吃东西就不吃，国家倡导少生孩子就少生，学普通话就学。中国绝大多数规则都是合理的，所以我们更多的是应该遵守。第六是社会责任感。上海人有社会责任感。比如地铁中的一些老人，有时候看不惯不文明行为会管一管。再比如上海人自发组成了家乡文化保护的团队，吴语保护的团队。因为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生活在一个和谐的环境中，这是我的家乡，我的祖国，我要好好爱护。看到上海的脏乱差，也有很多市民在网络上批评，并且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影响社会。江南人的责任感是有历史传统的。明末苏州在没有灾荒，温饱没有问题的情况下，市民居然也能参与政治，反对魏忠贤，不惜牺牲自己生命。第七是理性。上海人的理性体现在对事情的判断力和洞察力。我们更喜欢这个现象到底是什么，至于结论到底符不符合所谓的“谱”没有关系。比如爱国，我们做不到去砸日本车，烧日本店。我们不会随外界忽悠，随大流。比如一个小区缺网吧我们就开网吧，缺水果店我们就开水果店。大家和谐相处。第八是成熟。成熟是人由于理性，对事物有了正确的判断推理，有一定经验，包括对历史有一定了解之后，由内而外的成熟。成熟也是自我的发现，独特个性的形成。为人处事讲理、不暴躁。因为和气生福，没有必要冲动。第九就是求真不讲面子。上海人不喜欢虚假的一套，也不屑去装。很多时候毫不避讳地说明，某某我吃亏了。出现利益冲突，大家都摆在台面上谈，不是去回避、撒谎。包括地域冲突，也是在网上大量指出问题的所在。因为真实的反应真相才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我们喜欢赤裸裸的真实，不喜欢美丽的谎言。明明不是这样的，却这么说糊弄过去，很让人反感。第十是利益分配合理。上海人不喜欢占别人的便宜，当然也不喜欢别人占自己的便宜。利益大家互不侵犯。亲兄弟明算账。这样实际上反而能够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海人明白的讲利益，因为人本来就是趋利的动物。十一是契约精神。上海人普遍讲契约。契约不单单是个人诚信，而且是人和人之间的自由、平等。一切都是利益交换，交换使得各自的利益得到无形中增长。契约精神又促进了社会的平等。大家在平等的社会中用自己的能力来获得财富。十二是商业文化。商业社会最大的特点就是遵守法律，公平竞争，优胜劣汰。江南商业社会经过一千多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成熟的文化。人际交往、利益分配、人与社会、个性发展都有了自己一套的行事风格。十三是随和。上海人有句话叫做，和气生财。随和的性格，包容一切，找到各种合理的因素以吸纳，完善自己。只要不侵害自己的核心利益，上海人不乐意和别人发生冲突。因为冲突都会损失。人和人之间很多冲突都是傲慢与偏见造成的。十四是妥协。生活中很多事情需要妥协，比如利益。退一步海阔天空。因为社会有无数个人组成。你的利益需要尊重，别人也需要尊重。然后大家找一个平衡点。当然这里边也需要对方的妥协。十五是审美观。上海人的审美观就是清静淡雅，不喜欢大红大绿大吵大闹等重口味。上海人的服饰的清新，饭菜的香甜清淡，建筑粉墙黛瓦。说话细声细气，不喜欢打扰他人。十六是形象。上海人多数站有站相，坐有坐相。服饰得体、谈吐得体。符合现代礼仪。 在许多人眼中，上海是一个海纳百川的城市，它不断吸纳着来自全球最新最时尚的元素，充实着自己中西合璧的文化，偶尔，这一大熔炉会被认为缺失自己的传统。事实上，上海的居家文化是传递上海特色最有利的见证。史龙天以一名新上海人的身份与我们分享了他在上海的居住心得：“在上海，我和中国同事一起过春节，或是去他们家做客，看到过许多上海的居家文化，80、90后对居家有许多新的概念和理解，现在，这些概念还在不断变化。和外国人一样，他们喜欢有自己的想法，主张自己的经验，这让上海的居家文化越来越多元化，混合化。”正如史龙天所说，上海的传统文化是从各种外来文化中精炼出最值得借鉴的那部分，揉和传承下来，便成了今天上海人引以为豪的海派文化。对于一名老外来说，上海的居家文化即时尚又环保，有着和全球接轨的先进居住科技，同时又融合了与自然亲近的习俗。“在美国的时候，我们习惯用烘干机，在上海，我已经习惯了衣服在自然的状态下晒干，这是一种非常环保的习惯。我的美国朋友很惊讶我的做法，但我认为，这是一种好习惯。”史说。伴随着海派居家文化的发展，衣食住行都深受影响，为满足爱家爱生活、中高端消费族群的健康家庭休闲需求，代表新商业文明时代海派生活方式的居家休闲服饰也应运而生，而开创这一居家文化的服饰领导品牌“居风服饰”更是刮起了一阵猛烈的海派居家文化风潮。和传统的居家文化相比，它不仅仅局限于睡衣、内衣等品类，而是把休闲、运动等类型服饰纳入到居家生活中，更能体现海派文化的海纳百川，满足更多人群的需求。在全球文化打通互溶的今天，居家文化也日趋一体化。通过上海海派文化将新鲜的居家理念带入中国，中国当代的居家文化必将向着更深厚、丰富的方向发展。 都市文化意识书写与都市对话中的焦虑的情绪体验、忧郁感。上海都市生活方式相对于传统生活方式来说，是座精神孤岛；同时都市机械文明使人有被生活抛入急驶的轨道，随时要倒下来的感觉。漂泊感切断了旧有联系的新型都市人物，没有找到新的可供插足的根基，于是成了无根的不安宁的游魂，漂荡在十里洋场。海派小说里传达的漂泊情绪反应出他们与革命主潮、传统文明脱节，找不到自己生存位置，在夹缝中艰难求生的境况。市民文化意识题材主旨的反崇高性和非重大性。价值取向：享乐式个人主义价值观与市民意识相契合。思维方式上强调实用理性。文人文化意识两个主要特点为非纯粹性、差异性大。差异性可分为三种：闲适型、批判型、哲理型。海派文人在大时代的变革中发现自己是小人物并且认同这一身分，同时又不能找到人生的理想支点，重获文化英雄身份，所以他们在商业社会面前呈现话语失落。发展历程五四新文学五四新文学发动以来，海派小说的传统一度受到打击，新文学发起者对上海作家竭尽嘲讽之能事。如郭沫若等创造社发迹于上海，刘半农教授就嘲笑他为“上海滩的诗人”；到了鲁迅来概括上海文人时就干脆用“才子加流氓”一锤而定音。其实在北京的文人中，刘半农和鲁迅都是来自南方，更像是“海派”一些。就在阵阵讨伐声中，一种新的海派小说出现了，那就是创作社的主将郁达夫的小说。郁在日本留学时期开始创作，他的忧郁、孤独、自戕都染上世纪末的国际症侯，与本土文化没有直接的影响。郁达夫对上海没有好感，对上海的文化基本持批判的态度，但这种批判精神使他写出一篇与上海有密切关系的小说《春风沉醉的晚上》。这部作品依然未脱旧传统才子佳人模式，但身份又有了变化，男的成为一个流浪型的现代知识分子，女的则是一个上海香烟厂的女工，也许是从农村来城市打工的外来妹。郁达夫笔下的流浪知识分子还不具备自觉的革命意识，他与女工对社会的仇恨都是停留在朴素的正义与反抗的立场上。但是随着20年代大革命风起云涌，革命意识越来越成为市民们所关心的主题，不但许多激进的知识分子被卷进去，而且还成为民众意识中的英雄。尤其在上海那样一座有着庞大工人队伍的城市里，革命风云不可避免地从此而起。在新文学发展到“革命文学”阶段里，上海的作家们沿着郁达夫的浪漫抒情道路创作了一大批流行文学，主人公是清一色的革命知识分子，他们在这个城市里浪漫成性，不断吸引着摩登热情的都市女郎，不倦地演出一幕幕“革命加爱情”的活报剧。依然是纠缠不清的多角恋爱的幻想，依然是才子佳人现代版的情欲尖叫，丁玲、蒋光慈、巴金、潘汉年、叶灵凤等时髦的作家无不以上海为题材，创造了新的革命的海派文学。30年代海派文学30年代的文学史是两种海派文学传统同时得到充分发展的年代，前者的代表作品有刘呐鸥、穆时英、施蛰存等“新感觉派”作家的作品；后者的代表作品有茅盾的《子夜》。但需要强调的是，两者虽然代表了海派文学的不同倾向，但在许多方面都不是截然分开的。比如关于现代性的刻画也是《子夜》的艺术特色之一，现代性使小说充满动感，封建僵尸似的吴老太爷刚到上海就被“现代性”刺激而死，本身就是极具象征性的细节。同样，在新感觉派作品里，阶级意识有时与上海都市文化中的“恶之花”结合为一体，如穆时英的《上海的狐步舞》、《夜总会里的五个人》等许多小说里关于贫富对照的细节描写就是明显的例子。现代海派文学茅盾的《子夜》：《子夜》描写的上海的民族资本家与外国财团利益的斗争细节及其场所（如丧事与跳舞、交际花的间谍战、太太客厅的隐私、交易所里的战争、宾馆的豪华包房、丽娃河上的狂欢以及种种情色描写），体现的是典型的繁华与靡烂同体模式结构。茅盾以留学德国的资本家来代替流浪知识分子，以周旋于阔人之间的交际花代替旧式妓女，其间展开的情色故事从心理到场面都要远远高于一般的海派小说。只是作家为了突出左翼的批判立场，才不顾自己对工人生活的不熟悉，特意安排了工人罢工斗争和共产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章节，但这方面他写得并不成功。所以，从本质上说《子夜》只是一部站在左翼立场上揭示现代都市文化的海派小说。刘呐鸥的《都市风景线》：其生活观照态度归结为单纯和全然，又将这种单纯和全然的风格与现代都市的人为造作文化联系起来，构成半殖民地上海的独特的风景线，可以说是对刘呐鸥为代表的海派文学最传神的写照。张爱玲的《倾城之恋》：如果说30年代是新感觉派与左翼文化把海派文学的两个传统推向顶峰的年代，那么，40年代的海派小说在忍辱负重中达到了成熟与完美。由于上海是一个中西文化不断冲撞的开放型的城市，也由于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基本上是一个欧化的传统，所以海派小说的主人公主要是与“西方”密切相关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及其消费圈子，而普通市民在海派小说里只是作为消极的市侩形象而出现。在40年代大紫大红的张爱玲，是一个深受五四新文学教育长大的女作家，但她一开始创作就有意识地摆脱新文学的西化腔，自觉在传统民间文学里寻找自己的发展可能。上海这样一种移民城市，它的许多文化现象都是随着移民文化逐渐形成的，它本身没有现成的文化传统，只能是综合了各种破碎的本土的民间文化。与农村民间文化相比，它不是以完整形态出现的，只是深藏于各类都市居民的记忆当中，形成一种虚拟性的文化记忆，因而都市民间必然是个人性的、破碎不全的。张爱玲对都市现代性的靡烂性既不迷醉也不批判，她用市民精神超越并消解了两种海派的传统，独创了以都市民间文化为主体的海派小说的美学。当代海派文学余秋雨：以历史文化散文而名世。他凭借自己丰厚的文史知识功底，优美的文辞，引领读者泛舟于千年文明长河之中。 首部散文集《文化苦旅》依仗着作者渊博的文学和史学功底，丰厚的文化感悟力和艺术表现力所写下的这些文章，不但揭示了中国文化巨大的内涵，而且也为当代散文领域提供了崭新的范例。三盅：作品多为现实题材小说。反映社会与家庭伦理，深刻演绎新时代、新的政治与经济环境下正发生着微妙转变的社会关系与社会变迁，具有厚重的人文思想，重视传统，尊重人性，体现人文关怀，敬畏义理之天，极力宣扬信仰对构建良性社会秩序的灵魂作用。 长篇都市小说多为描写金融危机背景下，中产阶层的脆弱与失落，新贵阶层的诞生与崛起，及在普遍社会投机心理的驱使下，小人物的人生悲喜剧。
“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上海海派文化，体现在上海文化的方方面面； 上海的建筑文化，正是在“海纳百川，兼容并蓄”中造就了中西并存、中外合璧、艺术交融、风格独特的“世界建筑博览会”； 上海的舞台文化，正是在“海纳百川，兼容并蓄”中形成了本乡本土的“申曲”（沪剧）与国剧京戏、越剧、淮剧等地方戏，以及来自域外的话剧、芭蕾舞等百花争妍的“大联袂”； 上海的音乐文化，正是在“海纳百川，兼容并蓄”中由乡土气息浓烈的“紫竹调”、“梅花三弄”，吹来了喜气洋洋的“广东音乐”、喧腾激越的“欢庆锣鼓”、回肠荡气的“二泉映月”，以及来自欧美的交响乐、铜管乐、管弦乐；上海的书画文化，正是在“海纳百川，兼容并蓄”中不但传承、光大了传统中国书画的风骨，出现了被称为“海派”的“海上画派”，而且使发源于古希腊的雕塑艺术和来自文艺复兴发祥地佛罗伦萨的油画艺术在这里留下了“神秘的微笑”； 上海的饮食文化，正是在“海纳百川，兼容并蓄”中不但荟萃了展示域内川、粤、京、鲁、江浙、淮扬等地特色菜系、传统名点和茶酒文化的馆堂楼肆，而且汇聚起散发着欧美情调、各国风味的西餐馆、咖啡厅；上海的民俗文化，正是在“海纳百川，兼容并蓄”中不仅保存并革新着传统节庆、吉凶礼俗、民间艺技、武术健身、收藏集古等彰显中华特色的文化，而且吸纳并发展着随欧风而来的交际礼仪、歌舞娱乐、体育竞技、服饰饮食、婚丧嫁娶等异域风情…… 海派文化,是植根于中华传统文化基础上,融汇吴越文化等中国其它地域文化的精华,吸纳消化一些外国的主要是西方的文化因素,创立了新的富有自己独特个性的海派文化,其特点是:吸纳百川,善于扬弃,追求卓越,勇于创新。海派文化的基本特征是具有开放性,创造性,扬弃性和多元性： 是开放性,海派文化姓海,海纳百川,熔铸中西,为我所用,化腐朽为神奇,创风气之先还表现在不闭关自守,不固步自封,不拒绝先进,不排斥时尚。 是创造性,吸纳不等于照搬照抄,也不是重复和模仿人家,而是富有创新精神,洋溢着创造的活力当年的海派京剧开创了连台本戏,机关布景是创新,如今的《曹操与杨修》也是创新,金茂大厦是在建筑文化方面的创新。 是扬弃性,百川归海,难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尤其在被动开放时期,在租界里,以及主动开放初期,百废待兴的形势之下,有些饥不择食,来者不拒,这是可以理解的我们及时地提出这时特别需要清醒地辨别,有选择地有区别地对待,避免盲目和盲从。 是多元性,海派文化和其它事物一样,是复杂的共同体,不应该要求它纯之又纯,单一就不成其海派文化了雅与俗,洋与土,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以致先进与落后,甚至低级,庸俗,黄色,反动文化也有可能混杂其间,特别需要清醒地区别对待。
是南方和北方的分界线···，南方的墙体高房顶坡度小，多以种植水稻为主。以水运为主而北方墙体矮而厚，以陆为主，多以种植小麦为主这个·我上初三了··地理也忘了很多，就记得这些了，别见怪
南北方差异有哪些？
比如饮食文化,服装穿着等等
学术堂整理了一份最新的关于包装设计方面的论文题目，供大家进行参考： 包装设计中的文化与审美 浅析海派文化对老上海食品包装设计的影响 浅析绿色包装设计 论包装设计中图形设计的表现特征 浅谈互动设计在包装设计中的应用 扁平化在现代包装设计中的应用 “零废弃”包装设计案例探析 包装设计中电脑美术设计的综合运用 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包装设计中的运用研究 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包装设计之漫议 论包装艺术设计生态性发展 试论绿色设计理念在包装设计中的渗透 包装设计中色彩设计的运用 智能化包装设计的方法研究——以老年人智能药品包装为例 浅谈包装设计中的设计策划 水墨画在包装设计上的应用研究 绿色设计思潮对产品包装设计的启示
[收获],[当代],[十月]和[花城]文学研究会，创造社，新月社，语丝社京派文学：是30年代一个独特的文学流派，其作者在当时的京津两地进行文学活动，主要成员有、废名、沈从文、李健吾、朱光潜等。又被称为“自由主义作家群”。海派文学：广义上指所有活跃在上海的作家派别，包括左翼文学、新感觉派文学、鸳鸯蝴蝶派；狭义的话，就只指鸳鸯蝴蝶派 。
海派有多种含义，第一种指发生于十九世纪中叶至廿世纪初期时，活跃于上海地区的一群画家，所从事绘画创作的结果与风尚。第二种指以上海为代表的京剧表演风格，第三种指主要体现都市文化和商业色彩的文学流派，第四种指那些由海外跨国公司或海外机构派遣回国，担任驻华机构代表或中高层管理人员。
京派小说的艺术特点主要有三: 京派作家既继承了乡土小说的乡村题材，又善用创造社身边小说的抒情笔法。但在自身的发展演变中，他们逐渐淡化了乡土小说的现实性而向梦幻乡土延伸，淡化了身边小说的浪漫性而专注于悲悯人生的描绘，淡化了创造社小说的主观言说而专注于情境氛围的诗意抒写。这三者的浑然融合构成了京派小说独特的风格内涵。 1、梦幻乡土 对乡土的梦幻般的描摹是京派小说的一大特点。京派作家是在视艺术即梦、情感即真，也就是在朱光潜所谓“理想界”与“现实界”二元对立的观念中建构着他们的乡土梦幻的。基于此，他们对宗法制乡风民俗多取宁静认同的态度，努力从中开掘纯朴的人情美、道德美，奇特的风俗美，静穆的自然美。沈从文的湘西世界，废名的鄂东山野，芦焚的河南果园城，老向的河北农村，汪曾棋的苏北乡镇，萧乾的京华贫民区等构成了庞大的“乡村中国”的身影。在京派小说中，乡土文明与都市文明的冲突是一个主要内容。在京派作家看来，现代文明的都市道德虚伪，人性异化，压抑束缚着自然生命的发展，于是他们在回归自然的企图中以梦幻般的心态描绘着一幅幅自在自足的乡土图景。废名的《竹林的故事》、《菱荡》等作品写了乡村中翁妪男女自然相处的和谐情景，勾勒出一派“世外桃源”图。沈从文的《七个野人和最后一个迎春节》，通过对原始态的生活与“文明社会”的契约分工和政治状态的生活相对立隔膜的述说，表现出作者对“乡下人”自然、热情、勇敢、诚实等高贵性格的讴歌。与乡土民间和谐纯真的人性民情相联，京派作家或热衷于不表现社会底层人民生命力的强盛，如沈从文《柏子》中的水手任意而快活，林徽因《文珍》里的丫头大胆地求生，萧乾《邓山东》中的小贩憨厚而刚直；或在人物塑造上表现出对优美纯洁女性的关注，如沈从文的翠翠（《边城》）、三三（《三三》），废名的阿毛（《桃园》）、琴子、细竹（《桥》），林徽因的钟绿（《钟绿》）、绣绣（《绣绣》）；或在飘忽的回忆中追寻着儿时的天真烂漫，如萧乾的《篱下》、《放逐》，凌叔华的《弟弟》、《小哥儿俩》，汪曾棋的《戴车匠》。总之，不论是对强悍生命力的描摹，还是表现女性的温婉纯美、儿童的纯洁稚嫩，都突出地牵动着作家们的一种共同的梦幻之情，用沈从文在《旧作选集·代序》中的话来说就是对“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的神往。 2、悲悯人生 京派小说多表现出对人类的悲悯情怀。京派作家在历史文化的观照中既由衷地赞美那未蒙教化的原始文明的淳厚朴实，又看到了礼教、宗法制的野蛮和人生不幸的一面。同时，京派浓厚的学院背景又使作家们在理论上对社会对人类有一种悲剧意识。沈从文和废名都十分郑重地把自己作品中悲剧的美学特质的一面指出来，在他们看来，人的神性存在与悲剧性存在有着必然性的联系，由此决定了京派小说的悲剧性往往是人性的悲剧；另一方面，京派作家对人性的单纯信仰又使得他们的悲剧是“明快的”，又带着“悲悯的微笑”的情怀。这样，他们的表现方式就是在所写的人事上不为故事中卑微人事失去明快，总能保持一个作家的平静，淡淡的讽刺里常常有一个悲悯的微笑影子。凌叔华的《小刘》、《李先生》、《春天》等描写女性的作品中，都有一种由对人性的反讽而产生的轻曼的悯惜和忧伤的悲剧审美效果。京派作家还善写残缺的美的命运悲剧，如废名的《竹林的故事》中父亲在一片远暧的自然宁静中悄然而逝，而三姑娘只能在自然光色的轻抚中长成一个乖巧美丽的姑娘。沈从文的《月下小景》中的少男少女在月光中走向美丽的死亡，并借此使情爱升华到崇高境界。这些作品在对爱、美遭罹毁灭的无可奈何的叹息、悲悯中，表现出京派作家“对人生或生命能作更深一层的理解”的努力。京派小说中尚有一类表现美丑、善恶对立较为强烈的社会批判倾向和鲜明的爱憎取舍的人生悲剧，如沈从文的《菜园》、《丈夫》等；萧乾的作品这种特点更明显，他崇尚虽败尤荣的人与命运的搏战，因此，他的悲剧中具有一些英雄主义的因素，这在《邓山东》、《小蒋》、《印子车的命运》中都可以看到。 3、诗意抒写 京派作家的文体都带有一种抒情性。他们小说的文体形态是与他们的叙事态度、价值选择、文化情致相联结而存在的。在叙述中融入诗性的追求，在写实中弥漫着浪漫的气息是京派小说文体的突出特征。沈从文喜欢用“诗的抒情”方式作小说，如《边城》有现实的忧伤，也有桃园般的浪漫，还有水的恬静蕴藉，清丽隽永的诗意扑面而来。废名善用“写绝句的方法”写小说，还常把诗的象征手法移用在其小说中，《竹林的故事》以竹写青春气息，《浣衣母》、《河上柳》以杨柳喻乡村的古朴，《桃园》、《桥》以桃树言理想境界。与诗性追求相应，京派作家往往都有着意境营造的自觉。他们的小说或以景结情，或以象寓意，用空白和空灵构成立体的艺术空间，给读者以极大的想象空间。废名的《菱荡》可视为这方面的代表。作品从多个视角描摹了陶家村的自然风光和人性之美，从而为主人公“菱荡人”设置了一个“恰当”、“和谐”的生活背景，于是古朴宁静的自然脱化出了菱荡人的达观自如与世无争的生存观念，这样菱荡意境就成为了整篇小说的核心，而且作者还把禅境中的静观、顿悟等引入到小说中，进一步推动了小说的意境化。伴随诗性意境而来的是京派作品结构上的疏朗和散文化倾向。京派小说往往取一种形散而神聚的结构，而这正是典范的散文体结构，人们称京派作家都是遗像文体家，主要就是指这一方面而言。废名的《四大》等难于区分出是小说还是散文，林徽因的小说笔致活络自由，于看似平淡松散中见出功力。后起的汪曾祺的作品亦无波澜，几乎全无高潮，反映了他对“不像小说的小说”最早期的追求。 总之，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上，京派是很有特色同时又是在艺术上比较成熟的一个流派。它疏离政治，追求纯正的文学趣味，在获得较大文学成就的同时也表现出某种在追踪社会时代脉搏上的滞后特点。但无可否认的是它在追寻人文理想、承接文学传统、融合艺术新机、开拓小说新文体等方面为现代小说走向成熟提供了多样的发展途径。 海派，又被称为“新感觉派”、“心理分析派”、“现代派”等。其小说的艺术特点主要有三: 一、强调主观感受。 凭借自己的主观感受，运用意识流手法，描写上海这个大都会的现代风景和生活。以刘呐鸥为代表。他早年生活在台湾省，15岁赴海外求学，历时数载，较早就受到现代主义的熏染。从1928年起，先后在《无轨列车》、《新文艺》、《现代》等刊物发表小说。刘呐鸥在1930年出版的《都市风景线》（收1928至1929年所写小说八篇），被公认为“中国新感觉派的开山之作”。 二、情节结构独特。 小说用有色彩的象征、动态的结构、时空叠合交错的表达式，来反映都市的繁华和喧哗。以穆时英为代表。代表作是《南北极》、《公墓》、《白金的女体雕像》、《圣处女的感情》，有“新感觉派圣手”之称。 三、描写手法新颖。 海派小说不断变换新技巧，深入人物的内心世界，描写人物的潜意识，表现人物“超我”与“原我”的冲突，显示心理分析的特征，有的还葆有古典的神韵。以施蛰存为代表。其心理分析小说堪称独步，并为我国现代文学创作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其最具流派特点的小说多收进1932至1933年出版的《将军的头》、《梅雨之夕》、《善女人行品》。
“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上海海派文化，体现在上海文化的方方面面；上海的建筑文化，正是在“海纳百川，兼容并蓄”中造就了中西并存、中外合璧、艺术交融、风格独特的“世界建筑博览会”；上海的舞台文化，正是在“海纳百川，兼容并蓄”中形成了本乡本土的“申曲”（沪剧）与国剧京戏、越剧、淮剧等地方戏，以及来自域外的话剧、芭蕾舞等百花争妍的“大联袂”；上海的音乐文化，正是在“海纳百川，兼容并蓄”中由乡土气息浓烈的“紫竹调”、“梅花三弄”，吹来了喜气洋洋的“广东音乐”、喧腾激越的“欢庆锣鼓”、回肠荡气的“二泉映月”，以及来自欧美的交响乐、铜管乐、管弦乐；上海的书画文化，正是在“海纳百川，兼容并蓄”中不但传承、光大了传统中国书画的风骨，出现了被称为“海派”的“海上画派”，而且使发源于古希腊的雕塑艺术和来自文艺复兴发祥地佛罗伦萨的油画艺术在这里留下了“神秘的微笑”；上海的饮食文化，正是在“海纳百川，兼容并蓄”中不但荟萃了展示域内川、粤、京、鲁、江浙、淮扬等地特色菜系、传统名点和茶酒文化的馆堂楼肆，而且汇聚起散发着欧美情调、各国风味的西餐馆、咖啡厅；上海的民俗文化，正是在“海纳百川，兼容并蓄”中不仅保存并革新着传统节庆、吉凶礼俗、民间艺技、武术健身、收藏集古等彰显中华特色的文化，而且吸纳并发展着随欧风而来的交际礼仪、歌舞娱乐、体育竞技、服饰饮食、婚丧嫁娶等异域风情……参考资料：-/6-hai%20pai%20shanghai/hai%20pai%htm
一、著作：1．《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学说》，商德文、王志伟、宋新柳合著(王志伟承担其中第3、4、5 章，约5万字)；经济科学出版社1987年。2．《评当代西方学者对马克思〈资本论〉的研究》，胡代光、魏埙、宋承先、刘诗白主编(王志伟承担其中第11章，约4万字)；中国经济出版社1990年；该书曾获第四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1990)、第二届“吴玉章奖金”著作奖(1992)和国家教委“科技进步奖”(1995)。3．《国际金融学说史》，陈岱孙、厉以宁主编(王志伟承担其中第一章第二节，约1万字)；中国金融出版社1991年。4．《中国经济概论》，萧灼基主编(王志伟承担其中第3章，约3。7万字)；经济日报出版社1992年。5．《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商德文主编(王志伟承担其中第19章，约4。5万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6．《审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辅导教材》，审计署。人事部审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办公室编(王志伟承担其中第一部分“宏观经济学基础”，约6万字)；中国审计出版社1995年。7．《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希克斯经济思想研究》，王志伟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8．《中国经济周期及其理论的比较研究》，王志伟著；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5月。9．《西方经济学说的演变及其影响》胡代光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4月出版。王志伟担任其中第十一章的写作。10．《经济学发展轨迹》－历届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述要（第一辑），梁小民主编，人民日报出版社1998年10月出版。（王志伟承担其中“约翰·理查德·希克斯”部分，约5万余字）。11．《西方市场经济理论史》，晏智杰（主编）、王志伟、杜丽群合著，商务印书馆1999年1月出版。（王志伟承担其中“第三篇：从马歇尔到凯恩斯之间西方市场经济理论的发展”共6章，约9万字。）12．《经济思想史》【附经济思想史自学考试大纲】（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定教材），王志伟编著，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年3月出版。13．《宏观经济学》王志伟 编著，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14．《现代西方经济学主要流派》王志伟 编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8月出版。15．《西方经济学说史教程》晏智杰、王志伟、杜丽群 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9月第一版。《现代西方经济学主要思潮及流派》（“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王志伟 编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9月第一版。17．《经济学理论及现实问题的思考》（王志伟文集），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文库，王志伟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10月出版。18．《宏观经济学》王志伟 编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12月出版．19．《宏观经济学》（第二版）王志伟 范家骧 编著，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年3月出版。《宏观经济学》王志伟 编著，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1 月出版。《宏观经济学习题与解答》王志伟、李琼编著，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4月版。《扩张性财政政策的长期效应》王志伟、湛志伟、毛晖合著，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我国连续实行短期积极（扩张性）财政政策的长期累积效应”（课题号：02JA790004）《扩张性财政政策的长期效应》王志伟 专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3二、发表的论文：1．“发展第三产业应注意我国特点”，载1985年7月13日经济参考报。2．“控制基建规模主要应从资金来源上把关”，载1985年8月16、17日经济参考报。3．“马克思评资产阶级早期国际货币金融理论”，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6期。4．“试论马克思经济周期波动理论的现实意义”，载经济科学杂志，1989年第2期。5．“E。曼德尔对经济危机和周期理论的探讨”，载经济科学杂志，1986年第4期。该文曾获北京大学首届“五四”青年科学成果奖论文二等奖(1987)。6．“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与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载经济科学杂志，1987年第3期。7．“试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特征”，载经济科学杂志，1988年第1期。8．“二元体制下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理论”，载经济学家杂志1989年第4期。9．“由亚当·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和凯恩斯的政府干预主义引起的思索”，载《西方经济思想评论》第2辑，商务印书馆。10．“从凯恩斯到理性预期学派”，载经济学家杂志1990年第4期。11．“论经济波动与调控－对我国经济形势的深层思考”，载社会科学辑刊1991年第6期。12．“经济波动与经济调整”，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2期。13．“现代西方经济学基本发展演变趋势的分析和历史透视”，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2期。14．“社会集资要规范化、法制化”，载时事报告1993年第9期。15．“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增长中的波动理论问题”，载生产力研究1994年第4期。16．“一定的经济波动是正常的”，载学习杂志1994年第11期。17．“古典市场伦理道德观的现实意义”，载经济科学杂志，1997年第4期。18．“人民币为什么不贬值：中国经济未来几年可保持增长”，载中国评论（香港）杂志1998年4月号。19．“中国金融风险的预防与经济隐患的消除――亚洲金融风暴的警告和改革的迫切性”，载经济科学 双月刊，1998年第4期。20．“中国经济增长趋势变缓的原因及对策”，载 中国科学报（海外版）1998年8月25日第4版。21．“我国当前的宏观调控与实行减税政策的可行性”载《经济活页文选（理论版）》：“实行减税政策的可能性”1999年第22期（总第24期）第7－15页。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年12月出版。22．“欧元汇率变动趋势的分析”，载《经济科学》杂志2001年第1期。23．“20世纪西方宏观经济学的发展演变论要”，载《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四期。24．“20世纪美国扩张性财政政策的经验和教训”，（侯艺为第2作者），载《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25．“20世纪美国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演变及启示”，（毛晖为第2作者），载《经济科学》2003年第2期。26．王志伟：“经济全球化下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载《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27．王志伟、范幸丽：“新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理论框架及最新发展”，《经济学动态》2004年第2期。28．王志伟：“新经济自由主义在当前的国际影响及其教训”，《当代经济研究》2004年第3期。王志伟：《经济学视角下的科学发展观》，在《内蒙古财经学院学报》2004年第10期。30．“如何认识新经济自由主义的国际影响及其教训”，载《海派经济学》第7期，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年10月。31．王志伟：“核心产业、集群效应与区位优势：兼论发展区域经济的思路调整”，载《发展经济学论坛》2004年第2期。32．王志伟：“新经济自由主义研究中应该注意区分的若干问题”，载《南京师大学报》2005年第3期。33．王志伟：“哈耶克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载《福建论坛》2005年第5期。34．王志伟：“现代西方经济学发展中的‘存异’与‘趋同’”，载《河南社会科学》2005年第6期。35．王志伟：“要算长远的经济‘大账’，从根本上调整我国畜牧业发展方向和战略”，载《中国畜牧兽医报》《东方畜牧周刊》，2005年9月4日第9版。36．王志伟：“亟待启动内在驱动力”，载《中国畜牧兽医报》《东方畜牧周刊》，2006年4月16日第9－10版。37．王志伟：”动物安全与产业可持续性发展皆须经济学’助阵’”, 载《中国畜牧兽医报》《东方畜牧周刊》，2006年11月26日第9－10版。38．王志伟：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中'守旧'的'异端'：评哈耶克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载（第一辑）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年6月出版．39．齐福全、王志伟：“北京市农村居民消费习惯实证分析”，载《中国农村经济》2007年第7期。李琼、王志伟：“中国货币传导机制：实证检验的再考察”，载《南方金融》2007年第4期。41．王志伟：“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及其当前政策的基本认识”，载吴易风、程恩富、丁冰、李翀主编的《当代经济学理论与实践》（论文集）第184-188页。 李琼、王志伟：“1994-2006年我国货币信贷供给与总需求的关系”，载《经济科学》2008年第1期。 李琼、王志伟：“利率规则理论研究新进展”，载《经济学动态》2008年第1 期。 王志伟：“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中的方法论：以弗里德曼为视角的研究”，载《河南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 王志伟：“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中的方法论差异：弗里德曼与哈耶克”，载《社会科学研究》（双月刊）2008年第4期。 Li Qing, Wang Zhiwei, The relationship among money supply, banking lending and aggregate demand in China: 1994-2006, Frontiers of Economics in China, selected publications from Chinese university, V N December 王志伟、孙科：《中国对美国出口决策机制实证分析》，载《亚太经济》2008年第6期。 王志伟：“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中的方法论异类”，载《当代经济理论研究》（论文集）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年9月。 王志伟：“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中的方法论异类——弗里德曼与哈耶克”，载《社会科学研究》2008年第4期。 王志伟：“‘实事求是’和‘思想解放’是中国改革开放和长期发展的方法论基础”，载《纵论改革开放30周年：刘国光等26位学者多视角解析》，河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12月。 王志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产权理论30年发展的阶段性认识”，载《经济科学》2008年第6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2009年第3期全文转载该文。 王志伟：“我国产权改革的一般性和特殊性——以新中国成立60年及改革开放30年的经验为依据”，载《河南社会科学》2009年第4期。 王志伟：“产权问题的辨析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产权问题”，载《现代西方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发展》吴易风、程恩富、丁冰、李翀、刘长庚主编，中国经济出版社2009年10月。王志伟：“世界性经济危机：理论和现实的思考”，《社会科学研究》2010年第2期。王志伟：“美国金融和经济危机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当代经济研究》2010年第2期。王志伟：“对我国经济结构调整问题的思考”，《中国流通经济》2010年第3期。59．王志伟：“西方主流经济学为什么不能解释和解决危机”，《政治经济学评论》2010年第2期。60．李琼、王志伟：“泰勒规则与中国宏观经济波动：1994-2006”，《经济科学》2008年第1期。三、译著:1．《管理经济学》[美]埃德温·曼斯菲尔德 原著，王志伟 等合译，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2．《应用微观经济学》[美]埃德温·曼斯菲尔德 原著，王志伟 等合译，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3．《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全四卷），约翰·伊特韦尔、默里·米尔盖特、彼得·纽曼 主编，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王志伟翻译部分词条。4．《工商管理大百科全书》（全五卷）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编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出版。王志伟为第五分卷主编，翻译部分词条。5．《西方经济学大辞典》胡代光、高鸿业主编，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5月出版。王志伟参加编写部分词条。6．《组织行为学》[美] 黑尔里格尔 斯洛克姆伍德曼 合著(王志伟为第二译者) 翻译第3篇(共5章)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出版。7．《治理机制》[美] 奥利佛·E·威廉森 著， 王健、方世健 译， 陈光金、王志伟 校，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3月出版。8．《产权的缔约分析》[美]加里·D·利贝卡普 著，陈宇东、耿勤、秦军、王志伟 译，王志伟 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9月出版。9．《宏观经济学》（第8版）[美] 鲁迪格·多恩布什、斯坦利·费希尔、理查德·斯塔兹 合著，王志伟 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年出版。《经济学百科全书》（上、下）王志伟为分卷主译之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
1、国际不平等交换理论的再探索，当代经济研究，2009年4月2、我国劳资利益关系理论的现状分析，政治经济学评论，2008年5月3、自然资源虚拟价值的现代释义，马克思主义研究，2008年10月4、利益补偿与我国社会利益关系的协调发展，社会科学研究，2008年7月5、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数理表达与创新，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08年4月6、现代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沟通综合的意义与路径分析，海派经济学，2008年3月7、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发展轨迹，学术月刊，2008年3月8、中国股份制劳资关系模型及实证分析，海派经济学，2008年1月9、基于马克思经济学逻辑的相对理性经纪人假设，当代经济研究，2007年10月10、论现代政治经济学数理逻辑表达与创新的重要价值，教学与研究，2007年7月11、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假定条件的现代修正及理论创新，学术月刊，2007年7月12、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数理表达与创新，财经研究，2007年7月13、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与我国的策略选择，马克思主义研究，2007年4月14、我国新型合作组织理论探讨，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06年9月15、经济学的理论分析与中国主流经济学的创新，学术月刊，2006年5月16、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主流地位与创新，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05年2月17、房地产经济的虚拟化分析，财贸研究，2004年8月18、虚拟经济新增长逻辑初探，学术月刊，2004年8月19、论现代“剥削”关系的变异及其存在，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02年10月20、马克思“商品价值量与劳动生产率变动规律”新探，财经研究，2002年10月21、关于“价值创造”与“价值转移”之争的探讨，学术月刊，2002年6月22、关于劳动价值论理论研讨的若干认识，高校理论战线，2002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