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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洛学院学报人口问题的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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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瘟疫史2007-08-07 15:02中国瘟疫史 瘟疫,亦称大流行,最常见的是鼠疫,又称黑死病,有腺型、肺型和败血症型三种,在人类历史上有过三次跨洲际的传染力。最早在《旧约圣经》中已出现类似鼠疫侵袭亚述军的记载。首次的大流行发生於西元6世纪,疫情持续了五十多年;14世纪欧洲爆发「黑死病」,发病1至3日之内死亡,大约死亡一千七百万至两千八百万条生命,死亡人数占欧洲人口的四分之一以上,义大利、英国死者半数,据称是由中国商人和蒙古军队传入。第三次鼠疫大流行始於1860年,正值中国清朝后期。其它的疫疾还有痘疹(天花)、大头瘟、羊毛瘟、疙瘩瘟、吐血瘟。 [编辑] 上古时期 中国古代殷墟甲骨文已有「虫」、「蛊」、「疟疾」、「疾年」等文字的记载[1]。「疠」字可见於《尚书》、《山海经》和《左传》。 [编辑] 汉朝 公元2年,青周大疫,汉平帝诏曰:「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 [编辑] 三国时期 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冬天,北方发生疫病,当时为太子的曹丕在第二年给吴质的信中说:「亲故多罗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除孔融、阮瑀早死外,建安七子之中竟有五人死於传染病。曹植《说疫气》描述当时疫病流行的惨状说:「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 [编辑] 魏晋南北朝 晋惠帝光熙元年(306年):「宁州频岁饥疫,死者以十万计。五芩夷强盛,州兵屡败,吏民流入交州者甚众。」(《资治通鉴》) 永嘉年间(307年—312年),战乱频仍,雍州以东,「人多饥乏,更相鬻卖,奔迸流移,不可胜数。」、「又大疾疫,兼以饥馑,……流尸满河,白骨蔽野。」(《晋书.食货志》) 义熙元年(405年),益州大族谯纵据四川,自称成都王。义熙二年(406年),刘裕派遣刘敬宣率兵五千人伐蜀。义熙四年(408年)九月,敬宣部队势如破竹,到达遂宁郡之黄虎,谯纵请求后秦姚兴出兵,姚兴遂派遣平西将军姚赏等率兵增援,黄虎之战中刘敬宣前进受阻,双方相持六十余日,敬宣部队粮草啖尽,此时疾疫大起,「死者大半」,敬宣下令退出四川。到建康时,士兵十不存一。 [编辑] 隋朝 开皇十年(590年),首都长安发生疾疫。 大业八年(612年),山东、河南大水,不久出现疾疫。山东地区灾情尤惨。 [编辑] 唐朝 代宗广德元年(763年),江东大疫,「死者过半」。「辛丑岁(762年),大旱,三吴饥甚,人相食。明年大疫,死者十七八,城郭邑居为之空虚,而存者无食,亡者无棺殡悲哀之送。大抵虽其父母妻子也啖其肉,而弃其骸於田野,由是道路积骨相支撑枕藉者弥二千里,春秋以来不书。」(《吊道殣文》) [编辑] 宋朝 北宋庆历八年(1048年),河北大水,次年三月疫灾。 南宋嘉定元年(1208年),江淮一带大疫。(《宋史·五行志》) 南宋度宗咸淳七年(1271年),浙江永嘉地区大疫。 南宋德佑元年(1275年)六月,常州等城为元军占领,城内居民四处逃窜,「民患疫而死者不可胜计」。 南宋德佑二年(1276年)闰正月,元军包围了临安府,德佑二年闰三月,临安府大疫。 [编辑] 辽、金、蒙古 金末年哀宗正大九年(1232年),汴京疫病大起,「都人不受病者万无一二,既而死者继踵不绝。」当时汴京有城门12座,每日各门送出死尸多达2千具。 [编辑] 元朝 至大元年(1308年)春,绍兴、庆元、召州大疫,死者二万六千余人。皇庆二年(1313年)冬,京师大疫。(《元史·五行志》) 至顺二年(1331年),衡州连岁大旱,又发生疫灾,「死者十九」(《元史·文宗纪》)。 1344年,中国淮河流域爆发黑死病,河北商人再沿「丝路」将之传到印度、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等地。同时期蒙古人西征时,将染疫尸体用投石机投入城中,由此散布病毒至欧洲各处。造成1347年欧洲大流行,大文豪薄伽丘的《十日谈》即是以这场瘟疫为故事背景,描写浩劫下的人性。 至正十九年(1359年)春夏,莒州沂水、日照二县和广东南雄路大疫。 [编辑] 明朝 万历八年(1580年),「大同瘟疫大作,十室九病,传染者接踵而亡,数口之家,一染此疫,十有一二甚至阖门不起者」。万历《山西通忘》卷26记载,潞安「是岁大疫,肿项善染,病者不敢问,死者不敢吊」。 崇祯六年,山西出现瘟疫。崇祯「七年八年,兴县盗贼杀伤人民,岁馑日甚。天行瘟疫,朝发夕死。至一夜之内,百姓惊逃,城为之空」。 崇祯十年(1637年)以后,山西全境瘟疫大流行「瘟疫盛作,死者过半」,疫情传到河南地区,「瘟疫大作,死者十九,灭绝者无数」。榆林府「大瘟,……米脂城中死者枕藉,十三年,夏又大疫,十五年,……大疫,十六年,稔,七月郡城瘟疫大作」。 崇祯十二年夏,商洛山中瘟疫流行,李自成、刘宗敏的义军将士染病。 崇祯十三年,顺德府(今邢台)、河间府(今河间)和大名府(今大名)有大疫,人死八九。 崇祯十六年二月,北京大疫,病名叫「疙瘩病」,「大疫,人鬼错杂。薄暮人屏不行。贸易者多得纸钱,置水投之,有声则钱,无声则纸。甚至白日成阵,墙上及屋脊行走,揶揄居人。每夜则痛哭咆哮,闻有声而逐有影」。(抱阳生《甲申朝事小计》卷六) 崇祯十六年八月,天津爆发肺鼠疫:「上天降灾,瘟疫流行,自八月至今(九月十五日),传染至盛。有一二日亡者,有朝染夕亡者,日每不下数百人,甚有全家全亡不留一人者,排门逐户,无一保全。」(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 崇祯十七年,天津督理军务骆养性说,「昨年京师瘟疫大作,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敛者。」 [编辑] 清朝 咸丰五年(1855年)六月,清水大疫。六年五月,咸宁大疫。十一年春,即墨大疫。六月,黄县大疫。(《清史稿·灾异志》) 俞樾的《曲园笔记》记载,「同治之初,滇中大乱,贼所到之处,杀人如麻,白骨飞野;通都大邑,悉成丘墟。乱定之后,孓遗之民,稍稍复集,扫除胔骼;经营苫盖。时则又有大疫,疫之将作,其家之鼠,无故自毙,……人不及见,久而腐烂,人闻其臭,鲜不疾者,病皆骤然而起,……或逾日死,或即日死,诸医束手,不能处方;……其得活者,千百中一二而已。疫起乡间,延及城市,一家有病者,则其左右十数家即迁移避之,踣於道者无算,然卒不能免也。甚至阖门同尽,比户皆空,小村聚中,绝无人迹……」 光绪二十年(1894年),鼠疫曾发现於香港,后即酿成疫疠。流行於世界。(《中国医学史》,陈邦贤)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六月,京津地区爆发霍乱。死亡超过一万余人。直隶总督袁世凯在六月初十日给徐世昌的信函中说:「近日疫症大作,伤人甚多。」 1910年,伍连德(1879年—1960年)的《伍连德自传》记载「这种病……满州里一带的俄国人恐是最先染到的。有一部份以捕土拨鼠为之山东移民,患得更多。他们将鼠捕来,剥取其皮,染以颜色,冒充黑貂,售与西方妇女。……一俟有了二三十条鼠皮,即往客栈居住,静候顾主之光临。如果一人患有疫疾,即可传染整个客栈,再延至他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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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不过不多,不详细,大多一笔带过,至于那帖子上说的,杀人多少多少,都是摸黑的。中国古代对平民的记录不多,而且时间越早,资料越少,但不意味着没有,大疫一般发生在大灾之后,所以查史书时可以先找大灾,这些二十四史中也会有一些,不过关于平民的记录,野史会比较多。中国历史上有记录的死亡人数超过10万的瘟疫 468年,中国河南、河北、山东、湖北及安徽发生疫病,14—15万人死亡。 1358年,山西及河北发生疫病,死亡人数超过20万。 1772—1855年,中国云南省有31个县、市流行鼠疫,3万人死于该病。 1856—1900年,中国云南全省有86个县流行鼠疫,共计死亡73万多人。 1884—1953年,中国福建57个县、市中有71万多人死于鼠疫。 1887—1919年,中国内蒙东部52万人死于鼠疫。 1910—1913年,中国发生淋巴腺鼠疫,流行期间,死亡近百万人。

人类历史上七大瘟疫一 黑死病--中世纪瘟疫 上世纪重演 流行性淋巴腺鼠疫,俗称“黑死病”,这是一种以老鼠和跳蚤为传播媒介、传播速度极快的传染病。中世纪时,一场肆虐欧洲的黑死病,加上战争和饥馑,使欧洲约半数人口命丧黄泉。就这次灾难所导致的死亡人数、混乱程度和恐怖心理而言,超过了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 黑死病是一种可怕的疾病,有亲历者写道:“这种疾病的症状是剧烈的发烧和冷颤,患者感到头痛欲裂,奄奄一息地躺在床上,不能动弹。剧烈的疼痛蔓延到后背和四肢。腋窝和腹股沟出现红色的肿块,一旦触碰就会非常疼痛。皮下会出现大量的出血点,最后形成黑色的血淤。患者神志恍惚,不停地呻吟,烦躁不安地翻来滚去,反复抓扯床单。他们的狂躁不安只有在陷入休克时才会稍稍得到缓解,而只有死亡才会最终停止这一切。” 上世纪初旧金山爆发黑死病 ,提起“黑死病”,许多人会以为只是发生在欧洲中世纪的历史,却对上个世纪初旧金山爆发的“黑死病”少有了解:1900年~1905年以及1907年~1908年,旧金山有280人感染了鼠疫,其中172人死亡。 第一个死亡者是唐人街华人 ,1900年3月,旧金山第一个患上黑死病的人死亡。他叫黄初景,41岁,是一名居住在唐人街的木材商人。市政卫生部门不等确切的诊断结果出来,连夜用绳索将唐人街的建筑物围起来,将这个社区隔离了。卫生部将责任推给了当地所有华人居民,而白人在唐人街开办的商业企业却没有被隔离。随着更多人染上这一烈性传染病,美国政府才不再针对唐人街,并派来路伯特·布鲁专员,路伯特上任后采取了强有力的公共卫生措施,着重消灭老鼠和铲除便于鼠类大量繁殖的环境。他用水泥建筑取代了木结构建筑,还发起了一次鼓励人们捉老鼠的运动,每捉一只就奖励10美分。布鲁的努力最终建立了广泛的“防鼠联盟”,黑死病才没有继续泛滥下去。二 西班牙流感--夺命5000万 国王也中招 第一次世界大战,人类陷入自相残杀之中,死亡者数十万,成为人类历史上的一场浩劫。然而,就在这场浩劫快要结束的时候,一场流感的爆发夺去了近5000万人的性命,这就是上世纪人们闻之色变的西班牙流感,或称1918年流感。今年10月5日,科学家研究发现,西班牙流感实际上就是禽流感的变异。 美国远征军把病菌带到欧洲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世界处于大动乱、大改组,兵荒马乱、民不聊生,西班牙流感就在此背景下发生了。当时西班牙首先公布了流感疫情,故称之为西班牙流感。由于此次流感引起世界性大流行,发生在1918年故也称之为三 日本脑炎--发病五年后仍有后遗症“日本脑炎”是一种通过蚊子传播的中枢神经系统急性传染病,1924年在日本暴发,因此得名。14岁以下的儿童尤其是男孩,容易感染“日本脑炎”病毒。日本脑炎在亚洲与南美洲十分流行。近来,在美国的塞班岛与澳洲大陆等地区也出现了日本脑炎的病例。 日本脑炎是自然病毒引起,人、动物与大多数家禽都可能感染日本脑炎,其中猪最容易感染。日本脑炎的主要传播媒介是蚊子(库蚊),大多数人都容易感染该病。日本脑炎在10岁以下,尤其是2~6岁的儿童中传播最广。男性的感染比率大于女性。日本脑炎的潜伏期为5-15天。主要的症状为发烧、抽筋与深度昏迷。目前为止,日本脑炎的治疗并未有很大的突破,仍是以支持疗法为主,给予生命症候的支持,以及降脑压药物。 超过一半的存活儿童,在发病后一年后仍有脑波之异常。四分之三的存活者,在发病五年后,仍然有行为或精神状态方面之异常。虽然已经知道日本脑炎的死亡率及后遗症相当厉害,但在目前尚未有很有效的治疗方法,所以预防是重要的手段,比如种疫苗,和出外旅游(尤其野外)时要穿长袖衣和喷驱蚊水。 今年9月南亚死1000多人 ,今年9月南亚地区也爆发过较大规模的“日本脑炎”,造成1000多人死亡。发生疫情的地区主要是尼泊尔和印度,死者大部分是小孩。 印度北方邦发现今年第1例日本脑炎患者以来,当地已经有2000多人染病,其中以儿童为主。有关专家说,约有30%的患者会终身残疾。尼泊尔卫生部表示,随着雨季的结束疫情就会有所减缓。四 霍乱--人类最可怕瘟疫之一 烈性肠道传染病 通过水、食物、生活接触、苍蝇等传播 致死率可超过50%霍乱,被描写为“曾摧毁地球的最可怕的瘟疫之一”,是由霍乱弧菌引起的烈性肠道传染病,发病急,传播快,属国际检疫传染病。从1817以来百余年间,霍乱共发生8次世界性大流行,其中1961年的那次报告患者高达350多万。现在每年有10万人死于该病。 在英国首次流行,1831年,没有人想到,一场将持续几十年的霍乱大潮即将来临。在第一波霍乱菌的袭击中,英国至少有14万人死亡,一些小村庄几乎全村覆灭。当然,对于19世纪初的人类来说,这种可怕瘟疫发生、传播和控制都是一个谜。每天,在英国的城市和乡村,都有灵车不断地往墓地运死人,工厂和商店里没有人的活动,人们到处寻找药物,作最后无力的挣扎。当患者从肠痉挛到腹泻,到呕吐、发烧,在几天甚至几小时后面临死亡时,人们能够感受到的,除了恐惧,还是恐惧。发现病菌科学家获诺奖 100多年来,霍乱有8次世界性大流行的记录。当第五次霍乱到达埃及时,当时应埃及政府邀请,德国细菌学家科勒在当地进行了研究,发现了霍乱的致病菌——“逗号”杆蓖即霍乱弧菌,1905年他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 自1961年起,霍乱爆发第7次世界性大流行。由埃尔托生物型霍乱弧菌引起的霍乱开始从印度尼西亚的苏拉威西岛向毗邻国家和地区蔓延,迄今已波及五大洲140个以上的国家和地区,报告患者350万以上。到1992年10月,由非O1群的一个血清型——O139霍乱弧菌引起的新型霍乱席卷印度和孟加拉国的某些地区,至1993年4月已报告十万余病人,现已波及许多国家和地区,有取代埃尔托生物型的可能,有人将其称为霍乱的第8次世界性大流行。 霍乱让人们知道养成良好饮食卫生习惯的重要性。“不干不净吃了没病”被“饭前便后要洗手”所取代。不良的饮水、饮食习惯会直接把病菌吃进体内,例如,由于霍乱菌在酒精中仍可以存活,生吃的醉虾、醉蟹往往成为传染源;还要注意不喝生水,桶装水最好烧开后饮用。保持良好的卫生环境,不给病菌和病毒存活的空间;注意不到卫生条件差的环境中就餐,在就餐时使用公筷,阻断交叉传染;勤洗手等等。 霍乱菌平均每年让几十万人上吐下泻,霍乱菌在卫生状况不佳的国家甚为常见,而疫苗也只有部分效果,并且还因其副作用而被某些国家禁用。目前,霍乱并没有随着卫生等生活环境的改善而消失,前几年日本就出现过这种肠道流行病。霍乱菌的基因简单,遇到外界刺激(如药物等),基因突变的随机性很大,造成细菌的抗药性。目前的现象是,许多人有病乱吃药,滥用抗生素的情况十分严重,以前,几十个单位的青霉素就可以治病,现在需要100万单位才可能起作用,同时也带来另一个问题:用药过量产生的副作用同样影响人的免疫力。五 军团病--“军团菌”作祟 温水中孽生 呼吸道感染疾病 夏秋季为高峰 经空气的传播性很强 病死率达10%军团病并非是一种军队的职业病,而是一种呼吸道感染疾病,其病菌存在于水汽中。军团病即大叶性肺炎,是一种细菌性肺炎,症状与肺炎基本一样。1976年,美国退伍军人大会在费城召开时,首次发生“军团病”,该病因此得名。全球共发生过50多次 1976年美国建国200周年之际,一批退伍老兵在费城“斯特拉福美景”饭店聚会,两天后与会人员中有180多人相继出现高烧、头痛、呕吐、咳嗽、浑身乏力等症状,90%的病例胸部X光片都显示出肺炎迹象。大会总部所在宾馆附近的居民中有36人也出现了相同症状。共有34名患者因此死亡。疫情发生后,医学专家从病死者肺组织中分离出了致病病菌,称为“军团菌”,此病也因此得名“军团病”。此后,军团病在全球共发生过50多次,近几年在欧洲、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均有流行。长期吹空调应小心 据估计,在美国每年都有8000~18000人感染上军团病。有些军团病感染者所表现出来的症状比较温和,甚至根本就没有得病的迹象。一般来说,当水温在31到36摄氏度之间,水中又含有丰富有机物时,这类菌可长期存活,当水温升高到60摄氏度以上,军团菌就不易生存了。城市中的军团病主要由孽生在空气加湿器、蓄水系统、空调系统等潮湿环境中的军团菌引起。军团菌经空气传播。空调系统的水箱是军团菌的理想繁殖地方,可经管道遍布整座建物。因此长期在空调室内的人,应特别小心。世界上首次发现军团病时就是由空调冷却水传播的。 目前已知军团菌可寄生于天然淡水和人工管道水中,也可在土壤中生存。研究表明,军团病潜伏期5到10天不等。主要症状表现为发热、伴有寒颤、肌疼、头疼、咳嗽、胸痛、呼吸困难和腹泻等,病死率达10%,病情严重者会死亡。一般不会人为接触传染,与一般肺炎不易鉴别。军团病可以用红霉素等抗生素进行治疗,越早治疗效果越好。六 疯牛病--元凶是羊不是牛 疯牛病即牛海绵状脑病(医学上简称BSE),最早1986年在英国发现,到目前为止,西欧(主要是英国)已出现了18万多个病例。1986年10月,英国东南部阿福德镇的一只奶牛突然病倒。这头奶牛先是四蹄发软,口吐白沫,后来便浑身颤动,肌肉抽搐而死。经验丰富的兽医说,这头牛患的是“疯牛病”,后来一只猫也患上了同样症状的疾病。人们很快联想到这种疯牛病可能会传染给人类。果然,10年后的1996年英国一个叫史蒂芬的年轻人惨死于疯牛病引起的“克雅氏症”。一场震撼世界的疯牛病危机爆发了。感染后毫无症状 不仅在欧洲,疯牛病在全球范围内都发现过,阿曼、加拿大、美国等20多个国家发生过疯牛病,平均每100万人中每年出现一个病例。这种病一般有几十年的潜伏期,患者最终发病的年龄往往在50-60岁。机体感染后不发热、不产生炎症,但一旦发病,病情发展极快,患者出现精神失常、怕光、怕声音、怕触摸等中枢神经系统症状,肌肉抽搐、变硬并出现痉挛,死亡率为100%。患上克雅氏症状的人临死的时候情形非常恐怖,往往惊惶失常,口里说着胡话,脑海里出现着各种错乱和可怕的图景,连身体也失去平衡感。这是因为,已经进入人脑细胞的这种蛋白在发病的时候变异扩张如锯齿,在人的大脑中撑出无数个可怕的小洞,造成人的异常痛苦、恐怖和精神错乱。更为严重的是,现有医疗技术在患者生前无法确诊该病,只有在患者死后用显微镜观察其脑组织切片才能找到死因。 爆发疯牛病的原因是,在英国和欧美许多国家的一些饲料加工厂,把羊等动物的内脏和骨头加工成动物饲料,估计有些牛饲料来源于患有羊瘙痒病的羊内脏。英国有较多的羊瘙痒病,该病是一种在绵羊和山羊发生的自然感染性神经变性病,潜伏期长,起初不易察觉。动物发病是以经常刮擦栅栏的瘙痒动作开始,故名羊瘙痒病。病羊逐渐出现震颤和运动失调,多在发病6周至6个月内死亡。牛食用含羊瘙痒病因子的饲料,经过一段时间后就会患疯牛病。羊瘙痒病致病因子已在实验室内传染给多种实验动物,如小鼠和仓鼠。 因此,科学家认为疯牛病很可能是通过食用带有羊瘙痒病的饲料而获得。 羊瘙痒病在欧洲已有260年历史,饲料加工厂在欧洲也有较长的历史,为什么以前没有疯牛病的发生呢?原因可能与饲料加工厂的生产程序有关。1981年前后,由于经济原因,英国动物饲料加工业改变了加工方法,取消了两个可以破坏致病因子的关键步骤:一是取消使用有机溶剂;二是取消了长时间的高温蒸气消毒,致使有足够量的致病因子存在于动物饲料中,动物食用这些饲料后,经过几年的潜伏期而发病。英国政府已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控制疯牛病的蔓延,包括1988年7月开始停止喂养可能含有致病因子的饲料,屠杀消灭患病的疯牛。但疯牛病的病原是朊病毒,具有与普通病原微生物不同的生物学特性,不仅可以通过血液、食用肉、精液、医院手术刀等多个途径传染,而且生命力非常旺盛,高温、冷冻、消毒等对它几乎都没有任何用处因此将污染的肉和骨等焚烧成灰是最好的杀灭办法。 说起来疯牛病也是一种富贵病。我们国家的畜牧业工业化程度还很低。我们的牛还吃不起带动物骨粉添加剂的饲料,所以还未发现疯牛病。 疯牛病还有跨物种传播的可能,而其他动物在感染疯牛病后没有任何症状,人类有可能通过食物链感染疯牛病。牛以外的其他动物,如羊、猪和其他家禽等感染上疯牛病后会没有任何症状,这种“亚临床”症状已在试验鼠身上得到证实。由于没有症状,感染疯牛病的家禽和羊、猪等动物仍可能被人当作健康动物宰杀食用,进而使人染病。英国医学研究委员会的约翰·科林奇教授认为:“这项研究指出,牛或者其他动物有可能感染上疯牛病而没有任何症状。无论这些动物寿命有多长,它们体内都潜伏着致病因素,可能会通过食物链感染人类。可透过母婴垂直传染 英国科学家还发现,疯牛症有可能由人类互相传染,而且带病者可能毫无病征。英国曾发现一名11个月大的女婴被怀疑在母体期间从母亲感染变种“疯牛症”。她的母亲早前因为感染疯牛症而死亡。这名女婴的个案,推翻了“疯牛症”只会经食用受感染肉类才染病的说法。 科林奇的研究小组在《全国科学院学报》透露,受到直接感染者可能会毫无病征,因此真正受感染的人畜数目远超估计。而当他再将此病传染其他人时,受感染者便会死亡。科林奇表示,倘受感染而无病征的人类接受手术或输血,便有可能将疾病散播。七 疟疾--每30秒杀死一名儿童 表现为周期性的发冷、发热、出汗 每年夺命超过100万 ,疟疾作为全球最普遍、最严重的热带疾病之一,每年在全球约有3亿宗病例,大多都发生在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导致超过100万人死亡。在非洲,疟疾每30秒就杀死一名儿童,这比任何其他疾病造成的非洲儿童死亡人数都要多。得了疟疾而幸存下来的儿童往往会大脑受损或是瘫痪,给家庭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 2000年4月25日在尼日利亚首都阿布贾举行的非洲首脑会议达成了《关于在非洲遏制疟疾的阿布贾宣言》,《宣言》重申了非洲各国联合打击疟疾疫情。联合国把这天定为“非洲疟疾日”。 全球有超过41%的人口都有感染疟疾的风险,并且由于不断恶化的卫生系统、不断增长的药品和杀虫剂的抗性、气候变化以及战争,这个比例每年还在不断提高。典型的疟疾发作者,一般可明显地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发冷期:怕冷,虽盖厚被,仍寒战不休,面色苍白。此期可持续10分钟至1小时左右。第二发热期:高热(可达39-41℃)、面色潮红,伴头痛、口渴、呼吸困难。第三出汗期:高热后,突然大汗淋漓,体温随即下降至正常。疟疾除可导致贫血、肝脾肿大外,尚可引起脑型疟疾、肺型疟疾、胃肠型疟疾等而危及人的生命。 疟疾流行的国家和地区有105个之多,九成因疟疾而死亡的病例均发生在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疟疾由于大大降低了生产力和社会稳定性而使贫穷现象加剧。农村和贫困人口因得不到有效治疗而最易受到疟疾的侵害。在农村地区,雨季——农事最繁忙的时候——的感染率最高。研究表明,感染疟疾的家庭要比其他家庭少60%的农作物收成。据统计,即使精打细算,疟疾每年给整个非洲国内生产总值造成的损失达到120亿美元。 根据宏观经济学和卫生委员会的报告,每年需要高达20亿美元的资金才能够实现到2010年将疟疾死亡人数减半的目标。然而对于贫困落后的非洲国家而言,每年拿出20亿美元对付疟疾,是一件力不从心的事情。在目前,只有6亿美元可供开支。孕妇儿童受害最深 孕妇与胎儿也是疟疾主要的受害者。在非洲的疟疾流行地区,每年约有3000万妇女怀孕。对于这些妇女来说,疟疾对她们自身的健康以及胎儿的健康都构成了严重威胁。疟疾会造成新生儿体重过轻、贫血甚至死亡。由于母亲在怀孕期间感染疟疾,非洲每年有20万新生儿死亡。在肯尼亚,疟疾是最多发也是造成最大经济负担的疾病。根据肯尼亚卫生部门的统计,在医院治疗的病人中有40%是疟疾患者。疟疾也是造成肯尼亚儿童夭折的第一大因素,平均每天有90名5岁以下儿童死于这种疾病。联合国最近警告说,疟疾已经成为肯尼亚的“国家悲剧”。快速有效地治疗疟疾应当应用到儿童和孕产妇的日常卫生保健中来,这样就可以使死亡率降低50%。 许多观察家曾经提出的警告:抗药性疟原虫越来越普遍。奎宁是目前对抗疟疾药品中价格最便宜也是最有效的药物,但是越来越多对奎宁具有抗药性的疟原虫出现在大部分的非洲地区,使得这个药物越来越没有用了。不过,通过将不同药物混合在一起来进行治疗能够抑制这种抗性。 专家指出,目前仍缺少对抗疟疾的疫苗。疫苗可以提供一次注射持续10年的预防效果,比击败疟疾的计划还要有更久的影响力。美国共同基础疫苗的发起人梅林达·摩尔同意这个说法:“许多儿童正处于死亡边缘,所以关于疫苗的问题需要马上受到关注才行。”就长远来讲,只有疫苗的发展才能阻止非洲疟疾的伤痛。摩尔说:“我们需要新的工具,历史告诉我们疫苗是最好的工具并且能让疟疾得到控制。”专家还呼吁向当地居民发放工具抗击疟疾,如蚊帐、杀虫剂等物品。麻省剑桥哈佛大学国际发展中心的疟疾流性病学专家鲍勃·斯诺表示,这些具体的工具能为防范疟疾发挥效用,然而如何运用和普及这些工具仍是个挑战。斯诺补充道:“早在20年前人们就已经知道蚊帐是个便宜又能预防人们患上疟疾的解决方案,但是仅仅只有4%的非洲儿童能在蚊帐的庇护下睡上一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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瘟疫,亦称大流行,最常见的是鼠疫,又称黑死病,有腺型、肺型和败血症型三种,在人类历史上有过三次跨洲际的传染力。最早在《旧约圣经》中已出现类似鼠疫侵袭亚述军的记载。首次的大流行发生於西元6世纪,疫情持续了五十多年;14世纪欧洲爆发「黑死病」,发病1至3日之内死亡,大约死亡一千七百万至两千八百万条生命,死亡人数占欧洲人口的四分之一以上,义大利、英国死者半数,据称是由中国商人和蒙古军队传入。第三次鼠疫大流行始於1860年,正值中国清朝后期。其它的疫疾还有痘疹(天花)、大头瘟、羊毛瘟、疙瘩瘟、吐血瘟。而在中国,历史上便有大灾之后有大疫的说法,例举如下:上古时期中国古代殷墟甲骨文已有「虫」、「蛊」、「疟疾」、「疾年」等文字的记载[1]。「疠」字可见於《尚书》、《山海经》和《左传》。汉朝公元2年,青周大疫,汉平帝诏曰:「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三国时期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冬天,北方发生疫病,当时为太子的曹丕在第二年给吴质的信中说:「亲故多罗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除孔融、阮瑀早死外,建安七子之中竟有五人死於传染病。曹植《说疫气》描述当时疫病流行的惨状说:「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魏晋南北朝晋惠帝光熙元年(306年):「宁州频岁饥疫,死者以十万计。五芩夷强盛,州兵屡败,吏民流入交州者甚众。」(《资治通鉴》)永嘉年间(307年—312年),战乱频仍,雍州以东,「人多饥乏,更相鬻卖,奔迸流移,不可胜数。」、「又大疾疫,兼以饥馑,……流尸满河,白骨蔽野。」(《晋书.食货志》)义熙元年(405年),益州大族谯纵据四川,自称成都王。义熙二年(406年),刘裕派遣刘敬宣率兵五千人伐蜀。义熙四年(408年)九月,敬宣部队势如破竹,到达遂宁郡之黄虎,谯纵请求后秦姚兴出兵,姚兴遂派遣平西将军姚赏等率兵增援,黄虎之战中刘敬宣前进受阻,双方相持六十余日,敬宣部队粮草啖尽,此时疾疫大起,「死者大半」,敬宣下令退出四川。到建康时,士兵十不存一。隋朝开皇十年(590年),首都长安发生疾疫。大业八年(612年),山东、河南大水,不久出现疾疫。山东地区灾情尤惨。唐朝代宗广德元年(763年),江东大疫,「死者过半」。「辛丑岁(762年),大旱,三吴饥甚,人相食。明年大疫,死者十七八,城郭邑居为之空虚,而存者无食,亡者无棺殡悲哀之送。大抵虽其父母妻子也啖其肉,而弃其骸於田野,由是道路积骨相支撑枕藉者弥二千里,春秋以来不书。」(《吊道殣文》)宋朝北宋庆历八年(1048年),河北大水,次年三月疫灾。南宋嘉定元年(1208年),江淮一带大疫。(《宋史·五行志》)南宋度宗咸淳七年(1271年),浙江永嘉地区大疫。南宋德佑元年(1275年)六月,常州等城为元军占领,城内居民四处逃窜,「民患疫而死者不可胜计」。南宋德佑二年(1276年)闰正月,元军包围了临安府,德佑二年闰三月,临安府大疫。辽、金、蒙古金末年哀宗正大九年(1232年),汴京疫病大起,「都人不受病者万无一二,既而死者继踵不绝。」当时汴京有城门12座,每日各门送出死尸多达2千具。元朝至大元年(1308年)春,绍兴、庆元、召州大疫,死者二万六千余人。皇庆二年(1313年)冬,京师大疫。(《元史·五行志》)至顺二年(1331年),衡州连岁大旱,又发生疫灾,「死者十九」(《元史·文宗纪》)。1344年,中国淮河流域爆发黑死病,河北商人再沿「丝路」将之传到印度、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等地。同时期蒙古人西征时,将染疫尸体用投石机投入城中,由此散布病毒至欧洲各处。造成1347年欧洲大流行,大文豪薄伽丘的《十日谈》即是以这场瘟疫为故事背景,描写浩劫下的人性。至正十九年(1359年)春夏,莒州沂水、日照二县和广东南雄路大疫。明朝万历八年(1580年),「大同瘟疫大作,十室九病,传染者接踵而亡,数口之家,一染此疫,十有一二甚至阖门不起者」。万历《山西通忘》卷26记载,潞安「是岁大疫,肿项善染,病者不敢问,死者不敢吊」。崇祯六年,山西出现瘟疫。崇祯「七年八年,兴县盗贼杀伤人民,岁馑日甚。天行瘟疫,朝发夕死。至一夜之内,百姓惊逃,城为之空」。崇祯十年(1637年)以后,山西全境瘟疫大流行「瘟疫盛作,死者过半」,疫情传到河南地区,「瘟疫大作,死者十九,灭绝者无数」。榆林府「大瘟,……米脂城中死者枕藉,十三年,夏又大疫,十五年,……大疫,十六年,稔,七月郡城瘟疫大作」。崇祯十二年夏,商洛山中瘟疫流行,李自成、刘宗敏的义军将士染病。崇祯十三年,顺德府(今邢台)、河间府(今河间)和大名府(今大名)有大疫,人死八九。崇祯十六年二月,北京大疫,病名叫「疙瘩病」,「大疫,人鬼错杂。薄暮人屏不行。贸易者多得纸钱,置水投之,有声则钱,无声则纸。甚至白日成阵,墙上及屋脊行走,揶揄居人。每夜则痛哭咆哮,闻有声而逐有影」。(抱阳生《甲申朝事小计》卷六)崇祯十六年八月,天津爆发肺鼠疫:「上天降灾,瘟疫流行,自八月至今(九月十五日),传染至盛。有一二日亡者,有朝染夕亡者,日每不下数百人,甚有全家全亡不留一人者,排门逐户,无一保全。」(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崇祯十七年,天津督理军务骆养性说,「昨年京师瘟疫大作,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敛者。」清朝咸丰五年(1855年)六月,清水大疫。六年五月,咸宁大疫。十一年春,即墨大疫。六月,黄县大疫。(《清史稿·灾异志》)俞樾的《曲园笔记》记载,「同治之初,滇中大乱,贼所到之处,杀人如麻,白骨飞野;通都大邑,悉成丘墟。乱定之后,孓遗之民,稍稍复集,扫除胔骼;经营苫盖。时则又有大疫,疫之将作,其家之鼠,无故自毙,……人不及见,久而腐烂,人闻其臭,鲜不疾者,病皆骤然而起,……或逾日死,或即日死,诸医束手,不能处方;……其得活者,千百中一二而已。疫起乡间,延及城市,一家有病者,则其左右十数家即迁移避之,踣於道者无算,然卒不能免也。甚至阖门同尽,比户皆空,小村聚中,绝无人迹……」光绪二十年(1894年),鼠疫曾发现於香港,后即酿成疫疠。流行於世界。(《中国医学史》,陈邦贤)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六月,京津地区爆发霍乱。死亡超过一万余人。直隶总督袁世凯在六月初十日给徐世昌的信函中说:「近日疫症大作,伤人甚多。」1910年,伍连德(1879年—1960年)的《伍连德自传》记载「这种病……满州里一带的俄国人恐是最先染到的。有一部份以捕土拨鼠为之山东移民,患得更多。他们将鼠捕来,剥取其皮,染以颜色,冒充黑貂,售与西方妇女。……一俟有了二三十条鼠皮,即往客栈居住,静候顾主之光临。如果一人患有疫疾,即可传染整个客栈,再延至他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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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性著作2003《福建杉洋村落碑铭》香港:华南研究出版社1991《社会场论》北京:团结出版社。代表性论文2002<从象征生产到制度实现——阳村土改中划阶级的象征资本再生产>,载《清华社会学评论》,2002年第一卷,第一期。2001〈象征资本的再生产〉,《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三期。2001〈民族志的回顾与反思〉,文思理著,张小军译,《清华社会学评论》,2002年第一卷,第一期。2000〈佛寺与宗祠:泉州开元寺的历史个案研究〉,载《传统与变迁——华南的认同和文化》,北京:文津出版社。1999〈文化的经营:福建阳村李氏宗祠「复兴」的研究〉,载《经营文化香港商务印书馆1999年(即将出版)。1999〈宗族结构关系的再思考〉,载《中国家庭及其伦理》,台湾:《汉学研究》杂志出版。1998〈理解中国乡村内卷化的机制〉,香港:《二十一世纪》1998年2月号(总第45期),P150-159。1998〈田野影像的民族志--宗族「复兴」中的历史重构〉,香港:《香港人类学》总第11期。1998〈天后北传与历史再造--北方天后庙的田野考察〉,博士後研究论文,载《天后庙与妈祖崇拜》(论文集,正在编辑出版)。1996〈女性与宗族〉,香港:《二十一世纪》1996年10月号(总第37期),页150-59。1995〈儒家何在?--华南人类学田野考察〉,香港:《二十一世纪》1995年6月号(总第29期),P149-157。1994〈民间信仰复兴与地方文化重构〉,香港:《香港人类学》,第七期,页13-19。1992DragonBoatFestival(VideoTape《端午节》录象片)Co-directedwithZhuangKongshao,Seattle:UniversityofWashingtonPress(西雅图:美国华盛顿大学出版社出版)。1992〈社会场的吸引进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第二期,页106-111。1991〈蒿洋民间宗教与信仰一瞥〉,济南:《民俗研究》,第3期,页60-63。1991〈东西方文化的兴衰与自组织社会学研究〉,成都:《社会科学研究》,第6期,页68-70。1991〈中国现实文化选择中的知识分子〉,《青年思想家》,第一期,页77-81。1989〈北方一个汉族村落的社会文化变迁〉,(与庄孔韶)《汉民族研究》(第一辑),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本土方法学刍议〉,北京:《社会学与社会调查》,第五期。1988〈人格现代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第五期,页102-108。1987〈社会系统认识论的几个问题〉,郑州:《大学文科园地》(郑州大学文科学报),第二期。1987〈城乡社区的三种融合模式〉,上海:《社会科学》1987年第十一期。1986〈社会学中的系统哲学〉,上海:《社会科学》1986年第十二期。近年主要学术发表(2000年以来)1、主要论文(1)English:2012 Lineage and Family, Chinese Society – Change and Transformation, edited by Li Peilin, London and New York: R2007 Collective Memory of the “Pagodatree”: Cultural Informator in Social T With Xu Jing,Cognitive Science International Washington University and Tsinghua U2006 Water,Deity and Power: A case study of water temples in Shanxi province。SEAA Conference,July 2005 Gongde Temples and Fujian Local Religion since Song D IAHR Conference, March,2004 Land Reform in Yang Village: Reproduction of Symbolic Capital and the Determination of Class S Modern China 30(1):1-48, J (SSCI)2004 Symbolic Land Rights in Its Cultural Economic Context: A Case Study of Yang Village, F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winter, 2004, pp41-2002 Ancestral Hall and Buddhist Gongde T Chinese Sociology and A V34, N3, pp28- (SSCI)(2)中文(部分):2012 人类学研究的文化范式——“波粒二象性”视野中的文化与社会,《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CSSCI)《社会学》9(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发) (CSSCI)2012 为何他乡成故乡?——大槐树传说之集体记忆的民族主义建构。载《中国人类学》,2012年第1期。2012 文治复兴与礼法变革——祠堂之制和祖先之礼的个案研究。《清华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CSSCI)《社会学》7(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发)(CSSCI),上海《高校文科学术文摘》3全文转发。《社会学报》2全文转发。2012 历史人类学与中国研究,《人类学讲堂》(第一辑),潘蛟主编,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 宗族与中国社会,《人类学讲堂》(第二辑)潘蛟主编,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 让文化拥有自由——法国布列塔尼文化遗产保护考察随笔〈社会学家茶座〉2012年6期。2010 “被族群”:丽江古城的文化保护困境。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 中国12村贫困调查——晓锐村,张小军、马亚萍、朱宇晶。载《中国12村贫困调查》(甘肃、内蒙卷),张小军、马春华主编。社科文献出版社。2009 中国12村贫困调查——乾分村,张小军、马亚萍、朱宇晶。载《中国12村贫困调查》(甘肃、内蒙卷),张小军、马春华主编。社科文献出版社。2009 人类发展理念下的贫困问题反思,载《中国12村贫困调查》(理论卷),王晓毅主编,社科文献出版社。2009 咸与权:历史上自贡盐业的市场分析,《清华大学学报》2009第二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2009年第6期转载)2009 实践史:一个历史人类学的研究视角——以民间信仰研究为例,载《谁的信仰,谁的空间?》,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电影《色·戒》鉴赏的文化实践,载《异文化与多元媒体》,乔健主编,台北:世新大学出版中心。2008 宗族与家族,载《社会学与中国社会》,社科文献出版社。2008 文化生态与文化环保,载《绿叶——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专辑》,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编。《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8年12期转摘。2007 复合产权:一个实质论和资本体系的视角——山西介休洪山泉的历史水权个案研究,《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4期。2007 爱的实践:艾滋病防治中的社会性别主流化。与许晶合作,载张小军主编《文化的挑战——文化全球化和社会发展的本土思考》,香港:中国世纪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07 秩序剥夺与城市底边阶级的形成,乔健主编《底边阶级与边缘社会》,台北:立绪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7 历史人类学:一个跨学科和去学科的视野。《清华历史讲堂初编》,三联书店2007年。2007 遗存还是遗产?——简论文化全球化中的“文化遗产”困境,《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上),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产权改制与城市底边阶级的形成——兼论科斯逆定理与产权定理。台湾第七届(2003-2006)大学讲座计划“底边阶级的传统与现代”会议论文(台北)。2006 跨学科与去学科:人类学的三个视角,《光明日报》(理论版)2006年3月28日第12版。2006 认知人类学浅谈,《光明日报》(理论版)2006年11月。2006 社会围绕“现代化”和经济中轴安排的弊端,《中国与世界观察》,2006年第1期。2006 人类发展和遗产保护事业中的乡村旅游。世界旅游组织:《“乡村旅游国际论坛”论文集》。2006 《陕山地区水资源与民间社会调查资料集》补遗七则,张小军、卜永坚、丁荷声,《华南研究资料中心通讯》第42期。2005 《城市贫困的制度思维〉,张小军、裴晓梅,《江苏社会科学》,2005年第6期。2004 《象征地权与文化经济——福建阳村的历史地权个案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2003 《历史的人类学化和人类学的历史化》,《历史人类学学刊》1(1):1-28。2003 《阳村土改中的象征资本再生产》,《中国乡村研究》,总第二辑,商务印书馆。2003 《导言》,李孝聪、邓小南、筱君(张小军),载黄竹三、冯俊杰编著,《洪洞介休水利碑刻辑录》,中华书局。2003 《民族志方法论的互补性》,《文化人类学理论新视野》(论文集),香港:国际炎黄文化出版社。2002 《宗族化中的功德寺院》,《台湾宗教研究》第二卷,第一期。2002 《阳村的境社与宗族》,《民俗曲艺》(宗教与地方社会专辑II),总第138期。2002 《双重部门与影子国家——平昌源神庙水碑文的田野考察》,《扩展中的公共空间——中国第三部门研究年鉴2001年》,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 《宗族与地方老人政治》,《当代中国农村与乡村治理》,肖唐镖等主编,西北大学出版社。2000 《传统文化生产中的象征性实践》,《清华社会学评论》2001年,第一期。2001 《象征资本的再生产——从阳村宗族论民国基层社会》,《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三期。2000 《佛寺与宗祠:泉州开元寺的历史个案研究》,载《传统与变迁——华南的认同和文化》,北京:文津出版社。2000 《银翅:中国本土的现象学?》,《清华社会学评论》,2000年创刊号。2、著作:2004 《蓝田》。北京:三联书店(国际书号:ISBN7-108-01969-8/K·416)2003 《福建杉洋村落碑铭》。张小军、余理民,香港:华南研究出版社(国际书号:ISBN 962- 5273-6-3)3、主编:2009 《中国12村贫困调查》(甘肃、内蒙卷),张小军、马春华主编。社科文献出版社。2009 《中国12村贫困调查》(江西、云南卷),张小军、谭深主编。社科文献出版社。2007 《文化的挑战——文化全球化和社会发展的本土思考》,张小军主编,香港:中国世纪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07 《能力与贫困——中国城市贫困的个案研究》,张小军、裴晓梅主编,香港社会科学出版有限公司。2002 《历史与社会》(第七册)。张小军主编。教育部九年义务教育试验教材。人民教育出版社。ISBN 7-107-16201-2/G·92912001 《清华社会学评论》,2001年第一期。执行主编。北京友谊图书出版公司。2001 《传统与变迁——华南的认同和文化》,陈志明、张小军编,北京文津出版社。4、学术随笔和翻译2010 中山先生论房地产,《社会学家茶座》2010年第5期。2009 大湖人家,《社会学家茶座〉2009年第1期。2008 统一与多样化,载《这个世界,我们的——中欧思想者越洋对话》,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 印加文明和生态悲剧,《社会学家茶座》,2008年第6期。2008 南美第一古迹——马丘比丘,《社会学家茶座》,2008年第5期。2008 利马印象,《社会学家茶座》,2008年第4期。2007 二分陷阱与中国本土思想,《社会学家茶座》,2007年第1期。2006 谁在侵蚀中国文化的灵魂?《环球时报》第1180期,2006年6月13日第13版。2004 《反抗还是共谋——阿米巴效应和人类变形虫》,《社会学家茶座》,2004年第三期。2003 《未画句号的〈人类责任宪章〉》,《回顾与前瞻:建立一个协力尽责和多元的世界的对话》,欧洲梅耶人类进步基金会。2000 《从王安石变法看官民关系》,《社会学家茶座》2002年第一期。2001 《民族志的回顾与思考》,文思理著,张小军译,《清华社会学评论》,2001年第一期。2000 《划:话,化——江西人类学田野考察随笔》,《二十一世纪》,2000年6月号。近年主要研究项目课题(2000年以来):2010-2012 清华大学自主科研项目:美沙酮疗法戒毒的社会学和生理学综合评估指标研究,负责人;2009-2010 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课题(科技部2008ZX1000103):《我国艾滋病流行规律、疫情评估和预测方法研究》子项目:中国艾滋病传播模式、干预力度和感染率定量关联模型的研究,项目负责人;2009 世界宣明会:云南永胜扶贫综合项目专项评估,项目负责人;2008 世界宣明会:陕西商洛扶贫综合项目中期评估,项目负责人;2007-2008 世界银行贷款项目:贵州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项目——社会影响评估项目,技术负责人;2007 世界宣明会:甘肃临夏扶贫综合项目中期评估项目,项目负责人;2007 清华大学艾滋病防治政策研究中心项目:中国艾滋病社会影响态势指数体系研究,项目负责人;2006 卫生部:第四轮全球基金艾滋病项目:社会性别主流化研究报告——贵州省,项目负责人;2005-2007 清华大学亚洲研究中心项目:“在人类发展理论下反思全球化对中国社会的影响”,课题负责人;2005-2006 世界银行和中国社科院合作研究项目:“走出贫困:中国贫困的定性研究”,甘肃子项目负责人;2005 DFID:中英艾滋病项目:四川凉山州政策支持项目,项目负责人;2003-2005 国家社科基金办公室: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北京、重庆、沈阳及兰州四城市贫困人口生活形态研究,课题负责人;2004-2006 教育部:全国教育科学“十五”规划重点课题: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和儿童失学问题的系统性研究,课题负责人;2004 英国国际发展部(DFID)与北京社科院社会发展资源中心项目:“社会发展的理论”,研究项目负责人;2002-2003 英国国际发展部(DFID)项目:甘肃临夏义务教育项目评估,项目负责人;2001-2004 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五”规划项目:北京市城市贫困人口的性别、家庭和下岗因素研究,课题负责人;2002 英国国际发展部(DFID)项目:甘肃贫困地区失学问题研究,项目负责人;2000-2002 法国远东学院:中、法合作研究项目:水利与民间组织,山西介休子课题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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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性著作2003《福建杉洋村落碑铭》香港:华南研究出版社1991《社会场论》北京:团结出版社。代表性论文2002<从象征生产到制度实现——阳村土改中划阶级的象征资本再生产>,载《清华社会学评论》,2002年第一卷,第一期。2001〈象征资本的再生产〉,《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三期。2001〈民族志的回顾与反思〉,文思理著,张小军译,《清华社会学评论》,2002年第一卷,第一期。2000〈佛寺与宗祠:泉州开元寺的历史个案研究〉,载《传统与变迁——华南的认同和文化》,北京:文津出版社。1999〈文化的经营:福建阳村李氏宗祠「复兴」的研究〉,载《经营文化香港商务印书馆1999年(即将出版)。1999〈宗族结构关系的再思考〉,载《中国家庭及其伦理》,台湾:《汉学研究》杂志出版。1998〈理解中国乡村内卷化的机制〉,香港:《二十一世纪》1998年2月号(总第45期),P150-159。1998〈田野影像的民族志--宗族「复兴」中的历史重构〉,香港:《香港人类学》总第11期。1998〈天后北传与历史再造--北方天后庙的田野考察〉,博士後研究论文,载《天后庙与妈祖崇拜》(论文集,正在编辑出版)。1996〈女性与宗族〉,香港:《二十一世纪》1996年10月号(总第37期),页150-59。1995〈儒家何在?--华南人类学田野考察〉,香港:《二十一世纪》1995年6月号(总第29期),P149-157。1994〈民间信仰复兴与地方文化重构〉,香港:《香港人类学》,第七期,页13-19。1992DragonBoatFestival(VideoTape《端午节》录象片)Co-directedwithZhuangKongshao,Seattle:UniversityofWashingtonPress(西雅图:美国华盛顿大学出版社出版)。1992〈社会场的吸引进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第二期,页106-111。1991〈蒿洋民间宗教与信仰一瞥〉,济南:《民俗研究》,第3期,页60-63。1991〈东西方文化的兴衰与自组织社会学研究〉,成都:《社会科学研究》,第6期,页68-70。1991〈中国现实文化选择中的知识分子〉,《青年思想家》,第一期,页77-81。1989〈北方一个汉族村落的社会文化变迁〉,(与庄孔韶)《汉民族研究》(第一辑),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本土方法学刍议〉,北京:《社会学与社会调查》,第五期。1988〈人格现代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第五期,页102-108。1987〈社会系统认识论的几个问题〉,郑州:《大学文科园地》(郑州大学文科学报),第二期。1987〈城乡社区的三种融合模式〉,上海:《社会科学》1987年第十一期。1986〈社会学中的系统哲学〉,上海:《社会科学》1986年第十二期。近年主要学术发表(2000年以来)1、主要论文(1)English:2012 Lineage and Family, Chinese Society – Change and Transformation, edited by Li Peilin, London and New York: R2007 Collective Memory of the “Pagodatree”: Cultural Informator in Social T With Xu Jing,Cognitive Science International Washington University and Tsinghua U2006 Water,Deity and Power: A case study of water temples in Shanxi province。SEAA Conference,July 2005 Gongde Temples and Fujian Local Religion since Song D IAHR Conference, March,2004 Land Reform in Yang Village: Reproduction of Symbolic Capital and the Determination of Class S Modern China 30(1):1-48, J (SSCI)2004 Symbolic Land Rights in Its Cultural Economic Context: A Case Study of Yang Village, F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winter, 2004, pp41-2002 Ancestral Hall and Buddhist Gongde T Chinese Sociology and A V34, N3, pp28- (SSCI)(2)中文(部分):2012 人类学研究的文化范式——“波粒二象性”视野中的文化与社会,《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CSSCI)《社会学》9(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发) (CSSCI)2012 为何他乡成故乡?——大槐树传说之集体记忆的民族主义建构。载《中国人类学》,2012年第1期。2012 文治复兴与礼法变革——祠堂之制和祖先之礼的个案研究。《清华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CSSCI)《社会学》7(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发)(CSSCI),上海《高校文科学术文摘》3全文转发。《社会学报》2全文转发。2012 历史人类学与中国研究,《人类学讲堂》(第一辑),潘蛟主编,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 宗族与中国社会,《人类学讲堂》(第二辑)潘蛟主编,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 让文化拥有自由——法国布列塔尼文化遗产保护考察随笔〈社会学家茶座〉2012年6期。2010 “被族群”:丽江古城的文化保护困境。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 中国12村贫困调查——晓锐村,张小军、马亚萍、朱宇晶。载《中国12村贫困调查》(甘肃、内蒙卷),张小军、马春华主编。社科文献出版社。2009 中国12村贫困调查——乾分村,张小军、马亚萍、朱宇晶。载《中国12村贫困调查》(甘肃、内蒙卷),张小军、马春华主编。社科文献出版社。2009 人类发展理念下的贫困问题反思,载《中国12村贫困调查》(理论卷),王晓毅主编,社科文献出版社。2009 咸与权:历史上自贡盐业的市场分析,《清华大学学报》2009第二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2009年第6期转载)2009 实践史:一个历史人类学的研究视角——以民间信仰研究为例,载《谁的信仰,谁的空间?》,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电影《色·戒》鉴赏的文化实践,载《异文化与多元媒体》,乔健主编,台北:世新大学出版中心。2008 宗族与家族,载《社会学与中国社会》,社科文献出版社。2008 文化生态与文化环保,载《绿叶——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专辑》,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编。《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8年12期转摘。2007 复合产权:一个实质论和资本体系的视角——山西介休洪山泉的历史水权个案研究,《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4期。2007 爱的实践:艾滋病防治中的社会性别主流化。与许晶合作,载张小军主编《文化的挑战——文化全球化和社会发展的本土思考》,香港:中国世纪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07 秩序剥夺与城市底边阶级的形成,乔健主编《底边阶级与边缘社会》,台北:立绪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7 历史人类学:一个跨学科和去学科的视野。《清华历史讲堂初编》,三联书店2007年。2007 遗存还是遗产?——简论文化全球化中的“文化遗产”困境,《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上),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产权改制与城市底边阶级的形成——兼论科斯逆定理与产权定理。台湾第七届(2003-2006)大学讲座计划“底边阶级的传统与现代”会议论文(台北)。2006 跨学科与去学科:人类学的三个视角,《光明日报》(理论版)2006年3月28日第12版。2006 认知人类学浅谈,《光明日报》(理论版)2006年11月。2006 社会围绕“现代化”和经济中轴安排的弊端,《中国与世界观察》,2006年第1期。2006 人类发展和遗产保护事业中的乡村旅游。世界旅游组织:《“乡村旅游国际论坛”论文集》。2006 《陕山地区水资源与民间社会调查资料集》补遗七则,张小军、卜永坚、丁荷声,《华南研究资料中心通讯》第42期。2005 《城市贫困的制度思维〉,张小军、裴晓梅,《江苏社会科学》,2005年第6期。2004 《象征地权与文化经济——福建阳村的历史地权个案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2003 《历史的人类学化和人类学的历史化》,《历史人类学学刊》1(1):1-28。2003 《阳村土改中的象征资本再生产》,《中国乡村研究》,总第二辑,商务印书馆。2003 《导言》,李孝聪、邓小南、筱君(张小军),载黄竹三、冯俊杰编著,《洪洞介休水利碑刻辑录》,中华书局。2003 《民族志方法论的互补性》,《文化人类学理论新视野》(论文集),香港:国际炎黄文化出版社。2002 《宗族化中的功德寺院》,《台湾宗教研究》第二卷,第一期。2002 《阳村的境社与宗族》,《民俗曲艺》(宗教与地方社会专辑II),总第138期。2002 《双重部门与影子国家——平昌源神庙水碑文的田野考察》,《扩展中的公共空间——中国第三部门研究年鉴2001年》,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 《宗族与地方老人政治》,《当代中国农村与乡村治理》,肖唐镖等主编,西北大学出版社。2000 《传统文化生产中的象征性实践》,《清华社会学评论》2001年,第一期。2001 《象征资本的再生产——从阳村宗族论民国基层社会》,《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三期。2000 《佛寺与宗祠:泉州开元寺的历史个案研究》,载《传统与变迁——华南的认同和文化》,北京:文津出版社。2000 《银翅:中国本土的现象学?》,《清华社会学评论》,2000年创刊号。2、著作:2004 《蓝田》。北京:三联书店(国际书号:ISBN7-108-01969-8/K·416)2003 《福建杉洋村落碑铭》。张小军、余理民,香港:华南研究出版社(国际书号:ISBN 962- 5273-6-3)3、主编:2009 《中国12村贫困调查》(甘肃、内蒙卷),张小军、马春华主编。社科文献出版社。2009 《中国12村贫困调查》(江西、云南卷),张小军、谭深主编。社科文献出版社。2007 《文化的挑战——文化全球化和社会发展的本土思考》,张小军主编,香港:中国世纪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07 《能力与贫困——中国城市贫困的个案研究》,张小军、裴晓梅主编,香港社会科学出版有限公司。2002 《历史与社会》(第七册)。张小军主编。教育部九年义务教育试验教材。人民教育出版社。ISBN 7-107-16201-2/G·92912001 《清华社会学评论》,2001年第一期。执行主编。北京友谊图书出版公司。2001 《传统与变迁——华南的认同和文化》,陈志明、张小军编,北京文津出版社。4、学术随笔和翻译2010 中山先生论房地产,《社会学家茶座》2010年第5期。2009 大湖人家,《社会学家茶座〉2009年第1期。2008 统一与多样化,载《这个世界,我们的——中欧思想者越洋对话》,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 印加文明和生态悲剧,《社会学家茶座》,2008年第6期。2008 南美第一古迹——马丘比丘,《社会学家茶座》,2008年第5期。2008 利马印象,《社会学家茶座》,2008年第4期。2007 二分陷阱与中国本土思想,《社会学家茶座》,2007年第1期。2006 谁在侵蚀中国文化的灵魂?《环球时报》第1180期,2006年6月13日第13版。2004 《反抗还是共谋——阿米巴效应和人类变形虫》,《社会学家茶座》,2004年第三期。2003 《未画句号的〈人类责任宪章〉》,《回顾与前瞻:建立一个协力尽责和多元的世界的对话》,欧洲梅耶人类进步基金会。2000 《从王安石变法看官民关系》,《社会学家茶座》2002年第一期。2001 《民族志的回顾与思考》,文思理著,张小军译,《清华社会学评论》,2001年第一期。2000 《划:话,化——江西人类学田野考察随笔》,《二十一世纪》,2000年6月号。近年主要研究项目课题(2000年以来):2010-2012 清华大学自主科研项目:美沙酮疗法戒毒的社会学和生理学综合评估指标研究,负责人;2009-2010 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课题(科技部2008ZX1000103):《我国艾滋病流行规律、疫情评估和预测方法研究》子项目:中国艾滋病传播模式、干预力度和感染率定量关联模型的研究,项目负责人;2009 世界宣明会:云南永胜扶贫综合项目专项评估,项目负责人;2008 世界宣明会:陕西商洛扶贫综合项目中期评估,项目负责人;2007-2008 世界银行贷款项目:贵州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项目——社会影响评估项目,技术负责人;2007 世界宣明会:甘肃临夏扶贫综合项目中期评估项目,项目负责人;2007 清华大学艾滋病防治政策研究中心项目:中国艾滋病社会影响态势指数体系研究,项目负责人;2006 卫生部:第四轮全球基金艾滋病项目:社会性别主流化研究报告——贵州省,项目负责人;2005-2007 清华大学亚洲研究中心项目:“在人类发展理论下反思全球化对中国社会的影响”,课题负责人;2005-2006 世界银行和中国社科院合作研究项目:“走出贫困:中国贫困的定性研究”,甘肃子项目负责人;2005 DFID:中英艾滋病项目:四川凉山州政策支持项目,项目负责人;2003-2005 国家社科基金办公室: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北京、重庆、沈阳及兰州四城市贫困人口生活形态研究,课题负责人;2004-2006 教育部:全国教育科学“十五”规划重点课题: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和儿童失学问题的系统性研究,课题负责人;2004 英国国际发展部(DFID)与北京社科院社会发展资源中心项目:“社会发展的理论”,研究项目负责人;2002-2003 英国国际发展部(DFID)项目:甘肃临夏义务教育项目评估,项目负责人;2001-2004 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五”规划项目:北京市城市贫困人口的性别、家庭和下岗因素研究,课题负责人;2002 英国国际发展部(DFID)项目:甘肃贫困地区失学问题研究,项目负责人;2000-2002 法国远东学院:中、法合作研究项目:水利与民间组织,山西介休子课题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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