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与管理杂志

发布时间：2024-05-09 21:33:58

从建国到改革开放，由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占有压倒一切的地位，而民族主义作为一个敏感的政治问题是以社会主义强国梦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其内涵有爱国主义这一概念来表征。20世纪最后20年，由于国内、国际形势发生了急剧的转折，一股新民族主义思潮经过80年代的酝酿，在90年代终于在中国爆发出来。我们将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民族主义思潮划分为学理性民族主义思潮和大众性民族主义思潮（房宁称之为精英民族主义和平民民族主义），并把前者作为分析的重点。所谓学理性民族主义，指的是具有概括、表达能力、提倡民族主义的知识分子对民族主义所做的理论探讨和建构；所谓大众性民族主义，指的是普通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表达。90年代后，大众民族主义情绪更多地在互联网上发泄，所以有人称之为“网络民族主义”。20世纪90年代初，学理性民族主义代表人物何新掀起了当代中国新民族主义思潮的第一波。1990年6月，在国内学术界崭露头角、以学术观点特立独行而引人注目的年轻学者何新，对北京大学学生发表了“我向你们的良知呼唤”的激情演讲。1990年12月11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何新的长文《世界经济形势和中国的经济问题——何新与日本经济学教授S的谈话录》。人们在何新的演讲和长文中看不到民族主义的字眼，却能感受到一种浓浓的民族主义意味。何新在文中用了相当篇幅揭露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对中国的阴谋和中国现代化面临的险恶环境，努力讲述全球化时代爱国主义的价值，试图探索和形成一套以中国国家利益为本位、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根基、以爱国主义为旨归的新政治意识形态。何新倡导的用全球化视野审视当代中华民族利益的新理念，深刻地影响了当代中国新民族主义思潮发展方向。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知识分子当中出现了一股强大的反西化思潮，人们一般把它看做是中国民族主义思潮的第二波。1993年，亨廷顿接连在《外交事务》发表《文明的冲突》等两篇文章，传到国内，引发了一场关于文明与文化的热烈争论。《二十一世纪》、《战略与管理》、《中国社会科学季刊》、《读书》等杂志均用相当篇幅发表了有关讨论文章。在对亨廷顿“文明冲突”的批判中，知识界出现了较强的民族主义情绪，张颐武、陈晓明的后殖民文化批评、甘阳、崔之元的制度创新说和盛洪的文明比较论是其代表。1993年底，《战略与管理》杂志社在北京召开了“重估中国现代化”的研讨会，被称为“民族主义旗手”的学者王小东明确提出当代中国需要“明智的民族主义”[1]。1994年4月，《战略与管理》杂志社又发起了“变动中的世界格局与民族主义”研讨会，1995年11月12日在深圳召开了“世纪之交的民族主义”研讨会。之后，民族主义的话语在知识界颇为流行。学者伊保云公开呼吁“复兴民族主义，把民众的忠诚集中到国家的水平上”[2]。中国民族主义的真正高潮则以《中国可以说不》的出版为标志。1996年，一本由普通年轻人写的、销量达300万册、被认为是“反映了中国民族感情”的书掀起了一阵“说不”旋风。《说不》在社会上所引起的强烈呼应也昭示着：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继五四时期民族主义运动之后的真正重新兴起了。同年，一本由留学美国的新闻专业博士生和已经进入美国著名学府任教的学者撰写的《妖魔化中国的背后》也引起了相当大的关注。在1999年末，由房宁、王小东、宋强等著的《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出版，这部自称是“呼唤中国民族意识”、“探索中国突围之路”的书，被认为“与前两者构成民族主义在知识界表达的三部曲”[3]。与学理性民族主义相呼应，大众性民族主义思潮和运动也在九十年代后也开始强化。1993年出现的“银河号”事件，刺激了中国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结。到1999年5月8日，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使中国青年和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达到一个顶峰。紧接着，在2001年又发生了中美撞机事件。另外，美国对台湾、对西藏的干涉也严重影响着中国民众的民族主义情感。从20世纪90年代末起，由于互联网发展迅猛，借助网络工具，公众的民族情绪获得了一种全新的表达方式。“网络”与“民族主义”结合构成的“网络民族主义”新术语与新现象的突显，成为近年来媒体关注的新议题。人们把2003年称为中国“网络民族主义”年。在这一年里，中国“网络民族主义”除了继续在论坛上发表尖锐的、痛快淋漓的议论外，还走出聊天室，投入到了具体的政治活动中：2003年6月，一些倡导民族主义的网站组织了登钓鱼岛的保钓活动；7月29日，几个网站发起了“反对京沪高铁采用日本新干线”的活动，征集了10万网络签名；8月当发生日本侵华期间遗留的毒气弹伤人事件后，这些网站发起了征集百万签名要求日本赔偿受害者的活动；8月份，一家网站为抗议日本右翼分子登上钓鱼岛，在日本驻华大使馆外焚烧日本国旗。2004年以来，由于连续发生教科书事件、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事件、东海油田事件，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和民族尊严，互联网上连续又掀起了一浪高过一浪的反日浪潮。到目前为止，新民族主义还不是一种统一的意识形态，它的内容与成份相当芜杂，具有许多不同的版本，官方与民间的认知也存在着一定差异。官方的民族主义对外宣称叫做“爱国主义”，其主旨是要求人民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民间似乎不太在意称呼什么，叫爱国主义也罢，叫民族主义也罢，反正是呼唤中国强大，反对美国和西方国家主宰世界。近年来，知识界有部分人认为民族主义有排外之嫌，也主张以爱国主义代之。在诸多的民族主义分支中，表现得最为激进的一支是为“说不派”，他们在《中国可以说不》一书中大声疾呼：我们的青年应拥有这种自豪感：“我们要准备打仗。”“小打不如大打，晚打不如早打。”[14]王小东更提出，在新的极权主义统治这个世界后，李白诗中“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侠客行》）的那种侠客精神，“乃是未来人类的唯一拯救”。[15]明眼人不难看出，他们的极端主张与本拉登和塔利班的“圣战”理念颇有异曲同工之妙。（一）意识形态的失败与重建合法性的需要。对于在中国大陆执政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意识形态对于维护其统治地位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一直以来，中*共的意识形态主要是由共产主义、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简称“共社集爱”）四个部分组成的。共产主义是其核心，社会主义是阶段性的理论纲领，集体主义是组织依据与伦理基础，爱国主义是凝聚人心的口号与旗帜。这种意识形态在1949年之后的一段时期内论证与维护了中*共“一党专政”的合法性，使广大民众包括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真心地认为“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但是有人认为中*共执政的历史以及中国社会的变迁已经宣告了这种意识形态是失败的。首先，根据《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的宗旨是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消灭资本主义。但是，中*共今天正在大力发展私有制，实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在中国已经弃如敝履。其次，官方钦定的社会主义三大基本特征：生产资料公有制；计划经济；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已经变得面目全非。民营经济与私有企业异军突起，生产资料私有制在国民经济中已占有相当比重；计划经济已为市场经济所取代；按劳分配则由按要素分配或按资本分配所取代。从世界范围来看，苏联和华约组织的解体，标志着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消亡和二十世纪全球性的社会主义大试验遭受失败。再次，集体主义在人们价值观念嬗变与崇尚个人主义的时代也不再被大多数人所奉行。意识形态失败的直接后果是导致信仰与信任危机和政权合法性危机。在这种情况下，执政党如果放弃旧的意识形态，就可能完全丧失合法性，并且面对统治基础崩解的风险。因此，他们通常会选择局部改良的方式，对意识形态进行修修补补，以重建合法性。而在“共社集”都已失效的现实面前，只有爱国主义——民族主义还具有很大的号召力，所以，启动爱国主义成为执政党修补意识形态的最佳选择。“为了社会的和政治的动员，意识形态都是煸情的。煸情需要有乌托邦的支持。不管‘民族’乌托邦如何虚幻，但却可以有效地唤起民众，并可造成入魔状态。”也有人认为中国目前尚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需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且计划经济并不是社会主义的特征。中国实行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另外，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因此，中国共产党并不是“一党专政”。所以，意识形态的失败与重建合法性的需要是不成立的。同时，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美国康乃尔大学的安德生教授（Anderson）提出了“官方民族主义”的概念，其本意是指国家掌权者因为害怕地方分离主义可能会瓦解民族国家，将某种人为制造出来的民族主义加于整个国家，作为维持民族国家整合的意识形态。在中国，同样存在“官方民族主义”，即得到官方支持和提倡的民族主义，在官方话语中称之为爱国主义。其意义主要是指在执政党的威权统治下，抵御来自各种外部势力的挑战，捍卫执政党与国家政权的合法性。因此，中*共在各种场合反复强调“爱国必须爱党”，突显出中国式的“官方民族主义”的性质，并着力以此来重塑其意识形态与合法性。（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爱国主义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爱国主义有共同的要求，也有不同的内涵。在当代中国，哎祖国与爱社会主义本质上是一致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拥护祖国统一是新时期爱国主义的主题）（二）长期传媒垄断与舆论误导。执政党长期以来一直把大众传媒划在意识形态领域，并通过其党务宣传部门加以高度垄断；由此导致舆论高度一致。报纸、刊物、广播、电视等大众传媒几乎全部掌控在党的手中，即使是互联网也受到严密管制。某些媒体稍稍开放一点，就会受到严厉惩戒，2001年以来已有《南方周末》、《书屋》、《南方都市报》、《信息时报》、《北京青年报》、《国际金融报》、《广州日报》等一大批媒体受到整肃。[18]这种状况导致被《宪法》称为国家主人的人民却无法享有最基本的知情权。根据社会心理学的理论，信息操纵与舆论导向可以产生一种社会控制力量，使人们的思想和情绪发生偏移。“六*四”之后，对内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对外防止资本主义和平演变，把爱国主义教育列为“五热爱”之首，成为10几年来的主导意识形态。而当局确定的自由化与和平演变的主要外部根源就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美国10几年来坚持人权外交政策，“六*四”后中国大陆的人权状况又持续恶化。这使中、美在人权问题上的对立极为尖锐，执政党把美国视为主要的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的敌人。尽管出于对美国的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考虑，中国政府在现实外交上，不敢真正与美国翻脸，但是在国内的舆论造势上，它却依靠垄断言论权力，进行舆论宣传。（三）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与国力的增强。自1980年以来，中国经济以平均每年9%左右的速度持续高速增长。2000年中国GDP首次突破一万亿美元，跃居世界第七位；对外贸易总额达到1亿美元，同样居世界第七位。截止2001年10月中旬，中国的外汇储备达到创纪录的2000亿美元，仅少于日本，居世界第二位。2001年11月，在卡塔尔多哈举行的世界贸易组织第四届部长会议上，中国获准加入WTO；在体育方面，中国还获得2008年奥运会的举办权；并入围2002年足球世界杯决赛阶段的比赛。这些指标与事件，意味着中国的综合国力与国际地位得到很大提升，大大刺激了中国民众及全球华人的民族自豪感，强化了国人的“大中国”情结。在中国渐趋强大的背景下，中国精英层提出了“大中国”构想，这一构想包括“政治中国”、“经济中国”和“文化中国”。政治中国是指拥有国家主权的、有领土界定的中国；经济中国指分布在世界各国的华人，他们以经济、商业为纽带所连接的共同体；文化中国指有儒家文化传统影响的地区。“大中国”的构想强调，二十一世纪是太平洋的世纪，在环太平洋国家中，中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21]中国新民族主义不再满足于扮演自给自足、偏安一隅的角色，他要在更广泛的国际事务中发出不同凡响的声音，在世界政治舞台上争取更多的权力和权益。在中国国内，也有人对新民族主义的崛起持怀疑态度，并直斥为伪民族主义。朱智勇即指出：真正的民族主义应该具有价值层面的信仰与绝对的忠诚。而这种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在中国是十分稀缺的，至少在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民族中是比较少有的。中国人历来是非常个人主义、注重私利与讲求现实的，从古到今为了某种价值而忠诚信守者都不多。在于己无害的情况下，人人都可以表达或宣泄一下民族情绪；一旦出现某种风险的时候，许多人会立即逃之夭夭或噤若寒蝉；而当有某种好处来临之时，如出国留学、国外定居、外企任职，则趋之若鹜，去无反顾。因此，这种所谓的民族主义是很不可靠的和多变的，并没有多少真实的力量；与其说是新民族主义，不如说是伪民族主义。1990年代以来中国民间的“托派”（指参加托福考试）人数呈直线上升之势，许多在校学生在声讨完美国霸权之后，立即投入托福考试，千方百计争取到美国留学。申请到美国和其它西方国家定居的人数也在迅速增加。据网上披露，1998年6月29日克林顿到北大发表讲演时，当面抨击美国内政外交的几位“学生代表”如今多数都在美国生活，其中词锋最利的一位女生据说已嫁到美国，成为身体力行的国际主义者。

并没有恢复出版

这也太高、大、尚了吧，给人感觉有点儿遥远。

1， 11 * 29 = 20 ^ 2 - ^ 2 12 * 28 = 20 ^ 2 - 8 ^ 2 。。。。 19 * 21 = 20 ^ 2 - 1 ^ 2 20 * 20 = 20 ^ 2 - 0 ^ 2 第一个到10的升序进行排序。正A + B =常数C，则A * B最大，A = B = C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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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管理学报》是由教育部主管、华中科技大学主办，西安交通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武汉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天津大学、厦门大学、南开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34所高校联办的管理类综合性学术期刊。2004年7月创刊，国际开本，160页/册，2009年改为月刊。新的广告法公布后，在宣传时不得使用“顶级”字样。

竞争情报--知识管理的重要方面企业管理是不断发展的，其发展取决于实际的需要。如今，企业的竞争又开辟了一个新的战场，这就是情报竞争。竞争情报已被简称为CI （Competitive intelligence），是对企业整体竞争环境的一个全面监测过程，并通过合法手段收集和分析商业竞争中有关商业行为的优势、弱势和目标的信息。全球 500强企业中90%已建立了完善的竞争情报系统，总产值在100亿美元以上的美国企业有82%建立了竞争情报系统，总产值在10亿美元以上建立系统的也达60%，许多企业还设立CI经理来负责竞争情报的搜集、整理、和分析。根据国际权威机构的统计，1997年竞争情报对知名企业的贡献率微软为17%、摩托罗拉为11%、IBM为9%、通用电气和惠普均为7%、可口可乐和英特尔均为5%，其作用不可低估。由于竞争情报日益为人们所重视，竞争情报从业者协会于1986年在美国成立，到1999年已有7000名会员，主要由公司经理、战略规划、市场研究、竞争情报和信息咨询各方面的人员构成，其职能是建立和发展竞争情报专业、生产和传播竞争情报内容、参与企业竞争策略的研究和制定。日本企业的情报分为两类，即经营情报和技术情报，经营情报中包括经济、行业、营业、市场、劳务、订货和法规情报共7种；技术情报中包括专利、科研、设备、生产技术、国外技术和新产品情报等，日本企业的情报工作偏重于开发新产品、开拓新市场、新领域。从情报来源看，日立制作所仅订阅国内外的报刊杂志就达三千余种，其中三分之二是国外出版的。竞争情报催生了大批从业人员，美国为50万人，年薪一般在8万美元左右。据中国竞争情报研究所的统计，中国已有类似从业人员4至5万人，但目前至少需要15万人，建立竞争情报体系的企业不足10%。其实，中国大中企业早在计划经济时代就在技术部门内设立过技术情报组织，但经营方面的竞争情报则起步较晚。从情报的发展历史来看，中国应该是发源地，《孙子兵法》中的"知己知彼"之说和"用间篇"都可视为竞争情报理论的鼻祖。因此，中国企业在接受竞争情报概念上是不会有障碍的。企业的情报工作分为三个方面，一是信息的系统搜集、整理；二是信息的分析、利用；三是知识管理。竞争情报对企业管理的作用是多方面的，它可以为企业进入市场、开发新产品、新技术提供战略决策；对可能出现的机遇和风险提出预报或预警；对竞争对手的动向进行监控和评估；对外部环境中包括文化、政治、法律、风俗甚至时尚进行研究分析。由于竞争情报涉及面广，所以CI经理人必须具备良好的沟通技巧、广泛的学科知识、敏感的接受能力和客观的分析能力，在此基础上还要有融会贯通的创新能力，要求确实很高。竞争情报用于确定企业的生产经营方向，是三段式：一是确定企业产品的需求域，即市场定位。与此相关的情报是：在市场变化中，哪些新的需求是值得重视的；这种需求是暂时的还是持久的：从长远看，企业应着重满足什么样的优势需求，从而把握市场变化中对企业发展最有利的市场需求趋势。二是确定企业的顾客群，即顾客定位。与此相关的情报是：这个顾客群的基本特征是什么；规模有多大；分布在哪里；是在扩大还是在缩小；从长远看，企业应着重服务的是什么样的顾客群，从而把握最重要的顾客群。三是确定方式和途径，即服务定位。与此相关的情报是：为顾客提供哪些产品和服务；提供这些产品和服务的理念；相应的机制和技术手段；广告和推介方案。上述三方面情报必须滚动地不断进行和调整，以适应外部环境的不断变化。事实上，企业的大量管理工作都涉及竞争情报，如市场预测、市场调查、预算编制、可行性研究、战略规划，这些工作都需要竞争情报的基础。如果没有竞争情报系统，则一方面会造成大量的重复劳动，另一方面又缺乏完整的体系。竞争情报用于确定企业的战略计划，有6个步骤。一是有关企业使命和近、远期目标的情报。二是有关分析企业外部环境的情报，包括市场、技术发展趋势、竞争动态等。三是对企业可用资源的情报，包括人力资源、财务资源技术资产、用户美誉度等。四是有关选择、确定具体战略的情报。五是关于实现企业战略所需的资源、尤其是稀缺资源的情报。六是最后修订战略计划的相关情报。在确定企业的发展方式方面，根据内外部情报，从稳定发展、快速发展、兼并与合资、收缩战略中确定一种模式，收缩战略中还可细分为转向或重组、部分放弃、纳入优势企业、清偿四种情况。在确定企业在行业中的地位方面，根据同行业的情报，分析本企业在主导型、挑战型、追随型、独创型中处于何种地位，采取何种策略。在用于对决策进行评估方面，根据情报确定决策有效的时间、决策对其他领域的影响。在确定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方面，分析本企业不同于其他企业的地方、本企业独一无二的能力、本企业所具有而其他企业无法仿效的优势。总之，竞争情报涉及企业管理的全部领域和整个过程，是我们强化企业管理手段的有力武器，是实现企业科学管理的必要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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