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凡的世界》随着时代的进步和文化的多元，文学作品越来越多的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但是其自身给人们更多的只是一时的欢娱，似乎缺少了让人长久回味的可能。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无论是文科生还是理科生，都在不断的吸引着人们的眼球。为什么会如此的历久弥香？当我读了这部书以后，似乎也有了一定的理解。无论是路遥这个人还是《平凡世界》这部书在中国文学史上都有其不可或缺的意义。路遥是我国当代著名作家。他的作品往往充斥着一种不怕艰难险阻的苦难意识和顽强不屈的奋斗精神，他所塑造的人物形象，给了社会底层特别是正处于奋斗中的青年，以永远的事情共鸣与精神鼓励；从而更为深刻的揭示中国社会的种种变迁。近几年来，路遥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据不完全统计，发表研究有关路遥的文章不下200篇，无论是研究创作方法方面，还是在研究创作实绩方面，都取得了不小的成就。《平凡的世界》是路遥的长篇代表作，其创作风格，人物形象塑造，思想内容等多方面都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石世明的《农本文化精神与生命的悲剧意识》一文中指出路遥具有强列的悲剧审美意识，作品中充满着悲壮与苦难的情感格调，富有崇高、庄严的悲剧力量。这种力量从路遥的生平、经历和文化底蕴等方面进行了论述，并以《人生》作为其典型例证。其中王西平《路遥小说的时代意识与政治意识》、熊岸枫的《生存困境与乡土中国的必由之路》、张嘉国的《论路遥的农本文化意识的表现》等从多文章都指出了在新旧交替的历史时期农村知识分子的何去何从，受传统情感与新时期现代理性思维的冲击下，农村知识分子为代表的中国农民的生活场景。至于路遥的本人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学界评价的文章众多，总体上是对创作风格、写作方法等众多方面的肯定与赞赏。但似乎人们关注路遥更多的是他笔下那些闪光的人物形象，不仅是因为那些人物给了社会底层特别是正处于奋斗中的青年以更多的精神鼓励，还在于那些人物是如此的贴近生活，给读者更多的真实感。而没有更多的看到路遥在塑造这些人物那种苦难的意识不仅成就了书中成功的人物形象而且充份的显示了作为一个作家应具备社会责任感和历史重任。研究路遥的作品，让人们更清醒的认识我们的社会，给年青的我们以永远的事情共鸣与精神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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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凡的世界》随着时代的进步和文化的多元，文学作品越来越多的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但是其自身给人们更多的只是一时的欢娱，似乎缺少了让人长久回味的可能。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无论是文科生还是理科生，都在不断的吸引着人们的眼球。为什么会如此的历久弥香？当我读了这部书以后，似乎也有了一定的理解。无论是路遥这个人还是《平凡世界》这部书在中国文学史上都有其不可或缺的意义。路遥是我国当代著名作家。他的作品往往充斥着一种不怕艰难险阻的苦难意识和顽强不屈的奋斗精神，他所塑造的人物形象，给了社会底层特别是正处于奋斗中的青年，以永远的事情共鸣与精神鼓励；从而更为深刻的揭示中国社会的种种变迁。近几年来，路遥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据不完全统计，发表研究有关路遥的文章不下200篇，无论是研究创作方法方面，还是在研究创作实绩方面，都取得了不小的成就。《平凡的世界》是路遥的长篇代表作，其创作风格，人物形象塑造，思想内容等多方面都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石世明的《农本文化精神与生命的悲剧意识》一文中指出路遥具有强列的悲剧审美意识，作品中充满着悲壮与苦难的情感格调，富有崇高、庄严的悲剧力量。这种力量从路遥的生平、经历和文化底蕴等方面进行了论述，并以《人生》作为其典型例证。其中王西平《路遥小说的时代意识与政治意识》、熊岸枫的《生存困境与乡土中国的必由之路》、张嘉国的《论路遥的农本文化意识的表现》等从多文章都指出了在新旧交替的历史时期农村知识分子的何去何从，受传统情感与新时期现代理性思维的冲击下，农村知识分子为代表的中国农民的生活场景。至于路遥的本人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学界评价的文章众多，总体上是对创作风格、写作方法等众多方面的肯定与赞赏。但似乎人们关注路遥更多的是他笔下那些闪光的人物形象，不仅是因为那些人物给了社会底层特别是正处于奋斗中的青年以更多的精神鼓励，还在于那些人物是如此的贴近生活，给读者更多的真实感。而没有更多的看到路遥在塑造这些人物那种苦难的意识不仅成就了书中成功的人物形象而且充份的显示了作为一个作家应具备社会责任感和历史重任。研究路遥的作品，让人们更清醒的认识我们的社会，给年青的我们以永远的事情共鸣与精神鼓励。
经典文学作品赏析论文怎么写？一个字，抄。经典文学的赏析论文太多了，如果自己写不出独特的观点出来，干脆找几篇赏析文章拼凑一下。正所谓“天下文章一大抄，看你会抄不会抄”。
我重新走进学堂成为一名学生、捡起久违的语文课本时，心情是十分激动的，这不仅意味着我可以重温儿时的梦想，而且意味着我得到了一次充实自我的机会。然而，面对细腻、优雅的汉语言文字，面对浩如烟海的文学典籍，在兴奋之余，年届不惑的我也不禁暗自担心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是否能够学好这门课。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想如果要学好这门课，只有明确了主攻方向，才能取得最佳效果。我们学院的宗旨是为了加速四化建设，培养面向未来、面向世界的，有文化、有道德、有理想、有纪律的，具有开拓精神的企业家、经济师、会计师。我们的学习必须围绕这个中心，由此我们学习大学语文也应该以此为立足点并结合自己的专业。为此，我将学习的方向确定在：首先，要进一步的学习、掌握好汉语言文字，提高文学素养，打好写作基础。其次，扩大知识面，学习借鉴一些历史教训，领悟一些思想和工作方法。由于有了这样一个思路，经过一个学期的学习，我觉得获益匪浅，感受颇多。下面就谈谈我学习《大学语文》所得、所感。从最早有记录的汉语文字殷商甲骨文一直到现代，随着3000多年的历史变迁中，汉语言也在不断的变化之中。通过大学语文课，我得以比较全面的接触祖国的文字遗产，使得我对于祖国优美的文字、灿烂的文学成就有了更全面、深入的了解。从先秦诸子百家，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直到现代文化的各类文学作品，这些文学作品都是我国劳动人民、知识分子智慧的结晶和产物，经过岁月的凝练和升华，代表着汉语言的魅力和水准。透过学习、欣赏这些前人的优秀作品，我学习到许多汉语修辞和结构方面的知识，使得我懂得如何更好的选择、运用词汇来准确的描述事物、恰当的抒发情感。比如朴实无华的《项脊轩志》(归有光），展现如何通过一些普通的琐事来抒发真挚的感情，大气磅礴如辛弃嫉，巾帼不让须眉如李清照，雄辩滔滔、感请充沛的贾宜（过秦论），华丽优雅如司马相如，拳拳报国如范文正（岳阳楼记），愤世嫉俗如杜少陵。“文以载道也”。我们国家历来就有文、史、政不分家的传统。作为古老文明的载体，一篇篇经典诗词文章清晰的呈现出祖国的发展历程、历史的前进脉络。正是在通过学习《大学语文》的过程中，使得我在学习语言文字的同时也接触、学习到了相当多的历史、政治、哲学知识，甚至做人的道理、管理的理念等等。有人云“同阅一卷书，各自领其奥”比如学习《秦晋崤之战》，让我不仅看到秦穆公不听忠告，听信谗言，骄纵轻敌导致失败的教训，还看到他对于失败敢于承担责任，勇于自我批评的精神和风度；学习《燕昭王求士》使得我懂得四化建设需要千千万的仁人志士，而且仅有思贤若渴的愿望还不够，必须要拿出求贤的具体办法和行动来，不然贤士门是不会聚集在四化建设的大旗下的；《谏逐客书》告诉我们干工作，一定要团结同志，要搞五湖四海，不要搞宗派主义，更不能妒贤嫉能；《召公谏历王弭谤》告诫我们广开言论与压制言论将引起两种不同的结果。大到国家的政策小到公司内部的制度，只有允许人们自由的评论才能不断完善；《谏太宗十思疏》让我们懂得谦虚谨慎、戒骄戒奢的重要性。特别是透过一些经典古文名篇，结合自身的经历，对于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在那些黑白颠倒的岁月里，文字成了灌输、攻击的政治工具，祖国古老、灿烂的文学艺术被不加区别的冠以封建糟粕加以否定、鞭挞。这种对传统文化片面的绝对否定，所造成的人文精神上的伤害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所受到的最严重的伤害之一。然而，正是通过学习大学语文我得以比较系统、正规的学习一些儒家经典。在这些古老文章中透出的智慧，在今天对我今天的学习、工作和生活，对国家的发展都有着积极的意义。比如孔子提倡“有教无类”（《卫灵公》），能面向所有学生，不分贫贱、地域，一视同仁。这在今天恐怕都是我们这个社会要追求的目标；比如“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述而》）提醒我们要善于根据学生实际相机而发，注重引导学生去“乐学”；比如孟子说“夫天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不正是这种对国家、社会强烈的责任感，激励着千百劳动人民积极投身到四化的建设中去的吗？有人形容人的无知时说到：“法国人不知道拿破仑，美国人不知道华盛顿”那么作为中国人，我们是否可以同样形容那些无知的人：“中国人不知道孔子”呢？当然，有得必有失，在我提高文学修养，丰富自身知识的同时我失去了什么呢？回顾这一段的学习，我想我失去了许多家人团聚的机会，失去了一些球场上的欢乐。但是，我不感到后悔，因为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我确实充实了自我。世上有什么东西比知识更有价值呢？
一、介绍作家生平二、介绍作家成果三、逐步展开你的论点四、引用原文加大阐述六、七、
2009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是一个标志性的时刻。如果以1949年北平第一次文代会算起，那么，中国当代文学已经有了60年历史；如果以1979年第四次文代会为时间点，那么，新时期文学也已经有了30年，据此，60年的历史又被学界分成了“两个三十年”。近几年来，以变化的历史语境为依托，关于当代文学60年（或者“两个三十年”）的讨论一时成为当代文学研究界的主要话题。特别是2009年，讨论中国当代文学60年的学术会议不断，刊物上发表的无数论文也相对集中在这个话题上。因此，关于当代文学史的研究、文学批评的反思和作家作品与思潮现象的论述，也就成为2009年文学研究的三大部分内容，而这些内容涉及历史、当下与未来，呈现的是中国当代文学学科整体性推进的轨迹。不妨说，2009年的文学批评集结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诸多关键问题，2009年的文学批评不仅仅属于2009年，文学批评站在了一个新的转折点上。 因为有了60年的沉淀，当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化、经典化成为一种可能，即便是关于当下创作的分析，也不可避免地被赋予了“历史背景”。这一特点，反映在批评之中，便是重返历史现场。最遥远的历史话题是“五四”，2009年是“五四运动”90周年，刘再复和李泽厚的对话《共鉴五四新文化》既有交集也有差异，我们未必完全认同其中的一些说法，但再睹20世纪80年代两位思想者的风采也是一件有意思的事。 60年历史整体性和阶段性的思考，是重返历史现场的主题部分。在新时期文学初期，文学界是以否定“文革”时期的文学为开端的，因为 “四人帮”提出了“十七年文学”存在一条所谓“文艺黑线”，所以在否定“文革”时基本肯定了“十七年文学”。20世纪80年代以后，对“十七年文学”的批评和否定的声音逐渐增多，近几年分歧更大，也使“十七年文学”的研究一时成为热点。“十七年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学的最初阶段，其后文学进程的多数重要问题都与这个阶段相关。因此，我特别重视丁帆在本年度发表的《1949：在“十七年文学”的转型节点上》，这是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与思想史的关联性》的论纲。十年之前的1999年，丁帆便出版了《十七年文学：“人”与“自我”的失落》，其论点曾产生广泛影响。这些年，丁帆始终以文化批判者的独立精神直面历史与现实问题，以鲜明的价值判断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史。这篇论文承接了他以往的基本观点，但对历史的论述更为细致、透彻，特别是比较完整地呈现了他的文学史观。这样一个特点，也似乎是南京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一种风格。在我的短视中，大学的学术研究有鲜明风格的已经越来越少了。王彬彬《当代文艺中的“阶级情”与“骨肉情”》分析了“红色经典”的“阶级情”与“骨肉情”的冲突与沉浮，既理清了文本的内在结构，也探讨了历史语境与文本的关系，在一个新的层面上阐释了“话语”与“权力”的关系。王尧《“关联研究”与当代文学史论述》对“两个三十年”的比较，颠覆了我们所熟悉的一些结论，他的研究以史料见长，本文亦有这样的特点。但我觉得他这些年来一直强调的“关联性”研究，对当代文学史的复杂性的探讨，或许更具方法的价值。 对“近三十年文学”的命名，打破了文学分期的局限，从2008年开始，这方面的论文增多。程光炜这些年一直在做“重返八十年代”的研究工作，以此重建当代文学史研究的合法性。他主编的《八十年代研究丛书》，集中了他本人和学界一些同仁的新成果，当引起关注。他的《历史回叙、文学想象与“当事人”身份》，读查建英编《八十年代访谈录》，由点带面，讨论了如何认识“80年代”的问题，其方法与结论都拓展了20世纪80年代文学与思想文化的研究空间。黄发有《人化审美到物化审美》，采用朴素、动态、开放性的“近三十年中国文学”概念，在多元交叉的文化与审美考察中，对近三十年文学的价值选择、审美逻辑的内在演变进行了深入的文化反思与整体性透视，颇具启发性。何言宏《“正典结构”的精神质询》，重读靳凡《公开的情书》和礼平《晚霞消失的时候》，质疑文学史研究“主流叙述”所形成的“正典结构”，提出了如何将近三十年文学“经典化”的问题。 此类研究的反思性特征，也反映在对近三十年文学批评的回顾中。陈思和《艺术批评·新方法论·学院批评》，是他为《中国新文学大系（一九七九-一九九九）·文学理论卷》所作导言的第三部分，着重回顾了作家作品论的发展。他在文章中提出：“学院派的批评并不意味着要脱离社会现实，脱离文坛话语，把自己当作与世隔绝的怪物，文学批评的生命力就在投入文学实践，介入社会进步，所以，即使是学院派的批评也不应该躲在学院里萎缩自己的学术生命，或者自命清高脱离实际，对社会不发生实际的影响。我以为要发展学院派的批评，还是需要把握与调整与媒体之间的关系，要充分利用媒体来发出自己的声音。总之，核心的概念就是：学院派的批评如何发出自己独立的声音”。批评与实践、媒介的关系，被揭示为“如何发出自己独立的声音”，可以说切中了文学批评问题的要害。南帆《文学类型：巩固与瓦解》讨论的是一个比较纯粹的理论问题，他在界定何谓文学类型的基础上考察了“巩固”和“瓦解”两种倾向，对文学类型本体论的观点提出了质疑，这一深入的理论思考，延续了他近几年来从历史提供的“关系网络”中发现问题的“真正依据”的学术思路，有助于文学批评的转型。郭冰茹《方法与政治》是她的“新时期文学批评研究”系列之一，论文在反思新时期文学批评之中，对热议中的“政治化”和“再政治化”问题提出了独到的看法，特别着重揭示了方法背后的“政治”，显示了年轻一代批评家的理论锐气。 或许，文学批评面貌的细微处见于作家作品论。本年度这类文章中，如王光东与里程的谈话录《我们为什么看不见〈春香〉》，晓华论《我与父辈》，张新颖论《生死疲劳》，李敬泽论《废都》，程德培论迟子建，施战军论范小青，谢有顺论小说叙事，周景雷和王爽论魏微，孙桂荣《论“八○后”文学的写作姿态》，以及张学昕访谈诗人杨炼、唐晓渡等，都值得一读。我还要特别推荐梁鸿的《小城镇叙事、泛意识形态写作与不及物性——七十年代出生作家的美学思想考察》和金理的《〈平原〉的虚和实》。梁鸿是近几年来发展迅速的年轻一代学院派批评家，金理的出现让我们对“八○后”批评家怀有期待。 现代文学史上的作家论作家，是文学批评的重要一翼，这个传统在近几年有所恢复。张炜《谁读齐国老顽耿》论陈占敏小说，王安忆《刻舟求剑人》谈朱天心小说印象，都举重若轻，鞭辟入里，是批评中的“好文章”。作家表达的特别，在创作谈、讲演录中，都常有出彩之处，惊人之语。史铁生《理想的危险》、铁凝《文学是灯》、阿来《我只感到世界扑面而来——在渤海大学“小说家讲坛”上的讲演》、苏童《八百米的故乡》和艾伟《中国当下的精神疑难》等，在感性的表达中，透露出各自的文学思想。 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关系一直是个不断探讨的话题，著名外国文学研究专家陈众议的《拥抱情节——当今西语小说概览》，为我们认识当代的文学与批评提供了一个参照系。在“海外汉学研究”领域，王德威《〈诗经〉的逃亡》论阎连科的《风雅颂》，章小东印象夏志清，季进访谈葛浩文以及林源所译三篇海外学者论当代文学的论文，都显示了“西方”研究“中国”的不同路径。这些海外的研究和中国本土的研究，一起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学术共同体”。
残雪最近通过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的身份热了起来，估计她的小说会大卖一波。先看她有哪些作品，残雪已发表的短篇小说有《污水上的肥皂泡》、《阿梅在一个太阳天里的愁思》、《旷野里》、《公牛》、《山上的小屋》、《我在那个世界里的事情》、《天堂里的对话》、《天窗》，中篇小说有《黄泥街》、《苍老的浮云》，长篇小说有《突围表演》等。这个是公开资料，到处都可以查到。下面说点查不到的。残雪在国内没什么名声，但是在小说界还是地位很高的，特别是在国外，甚至可以说是神级人物。但是我并不建议大家读她的小说。如果你以常人心态想去看看这位诺贝尔奖大热门的作家小说如何精彩，大机率会读得想吐。她的小说写得奇奇怪怪，隐喻上含混莫名，有极大的歧义，叙事上极反常规，给人感觉非常牵强。风格上怪诞飘忽，语言还带有种翻译腔的味道。她的偶像是卡夫卡，她自认已经超越了她的偶像。但就是这种正常人不好理解的风格为她赢得了极大地赞誉。她的小说日译本是最多的，我们知道，日本小说的怪异性和他们的电影有得一拼。在日本人眼中，中国最好的小说家就是莫言、阎连科、残雪。而在崇尚先锋主义的美国人眼中，中国最好的小说家，就是残雪。到底是我们不懂小说，还是老外不懂小说？都不是。我们爱看的是逻辑清晰、情节紧张、文笔优美的作品。我们是普通大众，普遍沉溺于鸡汤、正能量和符合我们文化传统结构的作品。我们因循守旧，不想改变自己。就好像我们现在已经很不喜欢鲁迅了。当然，残雪和鲁迅不能同日而语，但是这种把血淋淋的东西通过文字揭示出来，摆到我们面前的方式，两人有些类似。鲁迅揭露的是人性，残雪剥开的是灵魂。但是文艺作品都是需要触及灵魂的，她有何不同？我们传统的或者现代的文学，都是通过人物、情节来揭示背后的思想流动，我们平时觉得好的作品，都是“读进去了”、“感同身受”，是通过代入主角来感受灵魂的美好或者肮脏。残雪不一样，她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思维方式，能把人物灵魂彻底打碎，然后展示给读者。她小说的书写对象就是灵魂本身，我们读她的文字，时刻要准备被她刺伤。也正因为她这种思维方式，她的小说混乱不堪，就好像后现代主义魔幻画作，给正常人的观感就是无从抓住她的逻辑，从而产生眩晕和呕吐感。这正像我们当代诗坛形形色色、古古怪怪的现代诗。我们读不懂，并不代表他们不好。他们其实在混乱之中，隐藏了自己的主线，或者说
《平凡的世界》随着时代的进步和文化的多元，文学作品越来越多的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但是其自身给人们更多的只是一时的欢娱，似乎缺少了让人长久回味的可能。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无论是文科生还是理科生，都在不断的吸引着人们的眼球。为什么会如此的历久弥香？当我读了这部书以后，似乎也有了一定的理解。无论是路遥这个人还是《平凡世界》这部书在中国文学史上都有其不可或缺的意义。路遥是我国当代著名作家。他的作品往往充斥着一种不怕艰难险阻的苦难意识和顽强不屈的奋斗精神，他所塑造的人物形象，给了社会底层特别是正处于奋斗中的青年，以永远的事情共鸣与精神鼓励；从而更为深刻的揭示中国社会的种种变迁。近几年来，路遥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据不完全统计，发表研究有关路遥的文章不下200篇，无论是研究创作方法方面，还是在研究创作实绩方面，都取得了不小的成就。《平凡的世界》是路遥的长篇代表作，其创作风格，人物形象塑造，思想内容等多方面都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石世明的《农本文化精神与生命的悲剧意识》一文中指出路遥具有强列的悲剧审美意识，作品中充满着悲壮与苦难的情感格调，富有崇高、庄严的悲剧力量。这种力量从路遥的生平、经历和文化底蕴等方面进行了论述，并以《人生》作为其典型例证。其中王西平《路遥小说的时代意识与政治意识》、熊岸枫的《生存困境与乡土中国的必由之路》、张嘉国的《论路遥的农本文化意识的表现》等从多文章都指出了在新旧交替的历史时期农村知识分子的何去何从，受传统情感与新时期现代理性思维的冲击下，农村知识分子为代表的中国农民的生活场景。至于路遥的本人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学界评价的文章众多，总体上是对创作风格、写作方法等众多方面的肯定与赞赏。但似乎人们关注路遥更多的是他笔下那些闪光的人物形象，不仅是因为那些人物给了社会底层特别是正处于奋斗中的青年以更多的精神鼓励，还在于那些人物是如此的贴近生活，给读者更多的真实感。而没有更多的看到路遥在塑造这些人物那种苦难的意识不仅成就了书中成功的人物形象而且充份的显示了作为一个作家应具备社会责任感和历史重任。研究路遥的作品，让人们更清醒的认识我们的社会，给年青的我们以永远的事情共鸣与精神鼓励。
我知道
周作人《乌蓬船》一、作家简介周作人（1885-1967），浙江绍兴人，鲁迅之弟，现代著名作家，翻译家。他比鲁迅年少四岁，早年也和鲁迅一样东渡日本留学。他禀赋聪颖，精通日语，又通英语和希腊语，中国的古书也看了很多，以至被人誉为“博识”。一九一一年回国以后，他也和许多人一样深恶黑暗的社会现实，“五四”文学革命时，他就曾举起人道主义文学的旗帜，为新文化运动推波助澜；一九二六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他更在挽联上奋笔直书：“所谓革命政府与帝国主义原是一样东西！”但是，就在这积极入世的姿态背后，却还隐伏着另一种情感，那就是对于社会进步的悲观看法。他曾说：“昔者巴枯宁有言，‘历史唯一的用处是警戒人不要再那么样’，我则反其曰，‘历史的唯一的用处是告诉人又要这么样了！’”在写于一九三三年的《知堂文集序》里，他更说自己“常有故鬼重来之惧”。这使人想起鲁迅，他也同样痛感到封建历史的沉重因袭，也曾多次以宋末、明初的黑暗世道来例比现实。但在鲁迅，失望越深，反越煽旺了“绝望的抗争”的冲动；而在周作人，博识和敏感加在一起，却蒸发出一股销蚀斗志的冷气。倘说鲁迅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周作人却可以说是知其不可为就不为。在愚民专制的国度里，清醒当然是一件难得的好事，但如果被这清醒浇灭了热情，那就反而成了坏事。周作人似乎正是这样，年岁越长，阅历越深，他就越少有激动的时刻。既然不相信有身外的目标可以追寻，他就只能以调整主观态度来稳定自己；既然无需急急地赶向前方，那就干脆放慢脚步，随意游逛消闲吧。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他在《雨天的书》的序言中写道：“我近来作文极慕平淡自然的景地”，虽然“生在中国这个时代，实在难望能够从容镇静地做出平和冲淡的文章来”，他却仍然祈望自己的心境不要再粗糙下去，很怀念那种“田园诗的境界”。在写这段话的时候，他似乎还在田园诗和道德文章之间犹豫不定，一面追求平和的情趣，一面也禁不住要发出《关于三月十八日的死者》那样的怒叫。但到写于一九三五年春天的《关于写文章》里，他却明确宣布了自己的选择：“我想写好文章第一须得不积极。不管他们卫道卫文的事，只看看天，想想人的命运，再来乱谈，或者可以好一点，写得出一两篇比较可以给人看的文章。”倘按照这个标准，《乌篷船》大概就是属于这样的文章。二、作品分析有许多散文一下子就能够吸引住我们。因为它们那饱含深情的辞句和激动人心的内容本身就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就像把你拉到一道壮阔的大瀑前面，不由得你不动心。但也还有另一种散文，它本身并没有涂着鲜艳的色彩来惊撼我们，但在它那些貌似平常的辞句后面，却往往流动着一种特别的情趣，宛若浓荫下的一条暗溪，悄悄地滋润我们的心田。周作人的《乌篷船》似乎就属于这一类，倘在嘈杂的车厢里一目十行，你很可能觉得它淡而无味；但如果在静夜的台灯下从容品味，你或许却会在掩卷之后浮出会心的一笑。（一）情绪内涵1、写出不慌不忙，娓娓道来的从容心境，用轻描淡写掩盖思乡感情。《乌篷船》是周作人早期散文中很为人所称赞的一篇。初读有琐细和平淡之感。说它琐细，《乌篷船》里记叙乌篷船的用途、种类、结构、外形，几乎是絮絮地谈，状物唯恐其不细，绘貌唯恐其不周。那些工匠式的介绍特别是那几句对船头的描述：“船头著眉目，状如老虎，但仍在微笑，颇滑稽而不可怕。”分明流露出了对家乡风物的亲近感情。尽管作者的语气很平静，我们却不难揣想他那副津津乐道的表情。那些似乎漠然而处的形容句更都一个个活动了起来：跨上脚划的小船，“仿佛是在水面上坐，靠近田岸去时泥土便和你的眼鼻接近”。这感受多么真切，我们仿佛也坐在左右摇晃的小划子里，迎着岸边的泥土和小草靠过去了。 《乌篷船》用的是简体文字，是为外乡朋友子荣君介绍家乡风物而写的，记叙中的琐细，微微沁出一种人情味的温暖。2、表现作家内心情绪的闲适、自如，完全放松的态度。作家正是用一种洒脱的笔调、平淡的语言，渲染出一种物我两相会的情境。说它平淡，《乌篷船》在细细介绍船本身后，转而向收信人建议一种乘乌篷船的态度。作家的意见是：以为船速度是缓慢的，乘客坐在船上，“应该是有山的态度”。我们在阅读过程中期待作家把船行水上的见闻尽情地写上几段美文，但读下去，却很平淡：四周的景物，无非是“随处可见的山，岸旁的乌桕，河边的红蓼和白苹，渔舍，各式各样的桥。”仅此而已。没有辞藻装饰，而行船夜景，也只有这么的一句：“夜间睡在舱中，听水橹声，来往船只的招呼声，以及乡间的犬吠鸡鸣，也都很有意思。”而泊船看庙戏，则只说“在船上行动有如，要看就看，要睡就睡，要喝酒就酒，我觉得也可以算是理想的行乐法。”然后引申到对“布业会馆”里上海的猫儿戏的讥评。真是平淡得可以！但，假若你再细细玩味，就又会发现这种平淡是作家有意识的一种平淡。3、明显地表现出一种特殊的人生态度。看上去他是在历数沿河的景致，从岸旁的乌桕、红蓼和白苹，到稍远处时时可见的山，各式各样迎面而来的桥，都记得那样清楚；看上去他是在讲述夜航的趣味，从舷下的水声橹声，到岸上的犬吠鸡鸣，描绘得那样生动；看上去他是在怅叹旧俗的衰亡，从庙戏如何有趣直说到那些新建的“海式”剧场多么粗俗，好恶又是那样分明！可实际上，这一切都不是他要说的主要的话。他并不仅仅要告诉我们他家乡有哪些风物，他更要让我们知道应该怎样去领略这些风物。他一开头就告诫说：“你如坐船出去，可是不能像坐电车的那样性急，……倘若出城，走三四十里路（我们那里的里程是很短的，一里才及英里三分之一），来回总要预备一天。”这岂不太慢了吗？可作者说，正是要这样慢：“你坐在船上，应该是游山的态度，……困倦的时候睡在舱中拿出随笔来看，或者冲一碗清茶喝喝。”写到雇船看庙戏时，他更明白说：“在船上行动自如，要看就看，要睡就睡，要喝酒就喝酒，我觉得也可以算是理想的行乐法。”原来，作者笔下的那些山、水、树、桥，都是要用这样慢悠悠的态度才能欣赏的，重要的不是田园景致，而是抱着闲适的心情去亲近它们。不是匆匆忙忙，更不是步履沉重；不是愁容满面，更不是怒气冲冲；心平气和，悠闲自在，不惊不乍，随遇而安——这似乎就是《乌篷船》作者偏嗜的处世态度。（二）美感特征对于浮躁时代里的芸芸众生来说，领略周文，能唤起一种乡土情结，升腾起一种淡淡的心境。周作人的选材极平凡琐碎，一经过他的笔墨点染，就透露出某种人生滋味，有特别的情趣。尽管那种情趣可能未免落寞、颓废，适合所谓“中年心态”。周作人的小品常将口语、文言和欧化语杂糅调和，产生一种涩味与简单味，很耐人咀嚼。他的闲话体散文有些类似明人小品，又有外国随笔那种坦诚自然的笔调有时还有日本俳句的笔墨情味，周作人显然都有所借鉴，又融入自己的性情加以创造，形成平和冲淡、舒徐自如的叙谈风格。人们常用“闲适”来概括周作人的散文风格，期间蕴涵着丰富的审美内容，一方面是淡而且深的寂寞之苦，另一方面又别有一种淡淡的喜悦，可以说是“苦中作乐”，忧患中有洒脱，也就是周作人所说的“凡人的悲哀”。
《骆驼祥子》赏析 [结合原文分析] 祥子曾经是个正直、热爱生活的劳动者。小说一开始，关于他的外貌的描写，关于他拉车的刻画，都写得很有光彩，简直成了青春、健康和劳动的赞歌。小说又以更多的篇幅，描绘祥子美好的内心世界。当他在曹府拉车，不小心翻了车，车给碰坏了，主人也给摔伤了；他引咎辞工，情愿把工钱退给主人作为赔偿，表现出作为一个劳动者的责任心和荣誉感。在严冬夜晚的小茶馆里，他给老马小马祖孙两代买羊肉包充饥，又倾注着对于苦难的伙伴真诚的关切和深沉的同情。这些段落，用朴实无华的笔墨，描写了祥子好的品质。作家甚至用了奇特的比喻形容这个人物：“他仿佛就是在地狱里也能作个好鬼似的。” 然而在这个地狱里都会是个好鬼的祥子，在人世间却没有能够始终成为一个好人。随着生活愿望的破灭，他成了截然不同的另一个人。“他吃，他喝，他嫖，他赌，他懒，他狡猾”，他掏坏，打架，占便宜，为了几个钱出卖人命。拉车曾经是他唯一的指望，后来却憎恨拉车，厌倦拉车。连他的外貌，也变得肮脏了。小说结束时他已经沦为一个行尸走肉般的无业游民。而在祥子前后判若两人的变化中，最重要的是生活态度的改变。他从来不是一个有觉悟的劳动者，更不是什么英雄，但买辆车做个独立劳动者的愿望，毕竟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对于命运的反抗，和改变低贱处境的努力，他不向命运低头，他要强，他追求自己的理想。最后却完全安于命运的安排，“将就着活下去是一切，什么也无须乎想了”。他向生活屈服了，忍受着一切侮辱与损害，而没有任何怨尤。 祥子被剥夺掉的，不仅是车子，积蓄，还有作为劳动者的美德，还有奋发向上的生活意志和人生目的。在这里，美好的东西的毁坏不是表现为一个品格高尚的英雄在肉体上的死亡，而是人物的高尚品格的丧失殆尽，即精神上的毁灭。 人在社会中的生活，受着社会的制约。他的道路，是由他所处的社会环境，他所属的社会地位，他与社会的各种联系决定的。祥子的形象，是在当时那个黑暗社会的生活画面上，在他与各种社会力量的复杂关系中凸现出来的。他的悲剧，主要是他所生活的那个社会的产物。 最使祥子苦恼的，是无法摆脱虎妞的纠缠。他从一开始就不愿意接受这种强加于他的关系，想方设法避开她。虽然比起大兵和特务，虎妞没有可以任意置他于死地的权力；他把接受虎妞的安排，看作是“投降”。在这件事上，他更加清楚地看到了自己的无能和无力：“命是自己的，可是教别人管着。”这对于腐蚀他的生活意志，打破他的生活愿望，从奋发有为到怀疑自己进而自甘堕落，起了比前面几次打击更为严重的作用。 在这里，阶级对阶级的压迫，不是表现为政治上的迫害或者经济上的剥削，而是表现为深入人物身心的摧残和折磨。祥子不仅不能获得自己所追求的，甚至无法拒绝自己所厌恶的。这些都充分地刻画出生活的复杂内容和祥子的卑微处境，是全书最能表现出老舍特长的部分。 [点评] 《骆驼祥子》的成功首先在于它人物的成功。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胡适、刘半农、鲁迅等作家都不同侧面地写到了人力车夫，但他们是以一个知识分子居高临下的观察和道德评价，对折个职业或扩而大之对下层劳动者给予同情或赞美。他们都没有真正深入到一个车夫实实在在的生活和内心中去。车夫这个中国近代城市化进程中所产生的新职业真正以丰满的形象立足于文坛，是老舍的功劳。老舍笔下的祥子来自乡间，带着中国农村破败凋敝的大背景，也带着农民的质朴和固执。当他任准了拉车这一行，一心想买上自己的车。凭着勤劳和坚忍，他用三年世界省吃俭用，终于实现了这个理想，成为自食其力的上等车夫。可是，当时的社会，不容忍每个人有半点幻想。一次次的被偷车，一次次的梦想成为泡影，一次次遭受生活的打击，祥子开始厌恶拉车，厌恶劳作。生活作弄了他，他也开始游戏生活，吃喝嫖赌，出卖他人换钱，祥子彻底堕落为城市的垃圾，变成一具失去灵魂的行尸走肉。老舍通过这个人物写出了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对下层劳动者生活空间的威压。小说中另一个鲜活的人物是虎妞。她身上十足的生活味道，她的可鄙也可悲的命运给人以深刻的印象。老舍将中国传统的叙事方法融入外国文学的景物铺排和心理描写，使祥子和虎妞成为家喻户晓，耳熟能详的人物形象。 《骆驼祥子》的另一个特点是它浓郁的古都风情，市井气息。老舍以北京为背景的作品都有这样的特点，《骆驼祥子》偏重下层劳动者的生活场景，尤其是车夫的圈子，大杂院的生活。这些京腔京韵的北京风情为小说增加了不可代替的艺术魅力。 小说中不时闪现出类似的对“个人”主义鞭笞和否定：“他（祥子）是个还有吃的死鬼，个人主义是他的灵魂”，“为个人努力的也知道怎样毁灭个人，这是个人主义的两端”，由此表现出对“个人”主义的深刻反省。《骆驼祥子》的复杂性在于。作为一部现代文学文本，一方面它是由包括“个人”觉醒（个性解放）在内的中国近现代文化催生而成的，另一方面它反过来表示了对这种“个人”意识的深刻怀疑。可以说，这部小说体现了中国三十年代乃至整个现代文化中“个人”（观念）的处境。 在《骆驼祥子》中，当"立在人间的最低处，等着一切人一切法一切困苦的击打"的祥子，在所有的希望破灭、所有的路被堵住后，逐渐被逼入命运的死胡同。这时他开始"投降"及至完全堕落。我们发现，作者在这场"个人"与命运的较量面前表现出复杂的态度：一方面他似乎以为，置身于强大的传统习俗和社会现实之中，"个人"的力量是多么渺小，无论个体怎样挣扎、奋斗都是无济于事的，终究逃脱不了毁灭的悲剧，于是他让祥子完全被命运击倒了，从而体现出强烈的宿命意味。另一方面他也无法彻底认同那种古老的因果观，他借小马儿的祖父之口说："铁打的人也逃不出咱们这个天罗地网。心眼好？有什么用呢！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并没有这么八宗事！……"由于传统期待的因果报应并没有出现，祥子终于在绝望中明白："刘四、杨太太、孙侦探--并不能因为他的咒骂就得到了恶报"。同时，在"个人"与命运较量过程的始终，作者对"个人"仍然是不信任的："他（祥子）是要强的，小福子是要强的，……一领席，埋在乱死岗子，这就是努力一世的下场头"，"他自己，也不能因为要强就得了好处"。这样，作者干脆同时否定了因果观和"个人"的努力。 由此看来，《骆驼祥子》在处理"个人"与命运的关系时，从整体上显示出暧昧的气息，作者既无法挣脱宿命的悲哀，又不能完全相信"个人"的力量。这显然与作者老舍本人的"个人"观念--对"个人"的疑虑态度密不可分；另外，深受中国市民文学传统熏染的老舍，其作品中常留有这一传统"因果报应"观念的残余，也是导致《骆驼祥子》既不能认同宿命也无法清晰地为个人提供出路的原因。《骆驼祥子》表明，中国现代的"个人"观念受到了一种新的决定论的严峻挑战，而这种新的决定论缘于具体历史情景在作家视野里的强行渗入。这就是，中国近现代以来充满灾难的历史现实，像一道最高律令高悬在作家们的头上，使他们无法轻易言述"个人"的一己悲欢，即使有所言述，也要越过"个人"去探究国家、民族的命运。正是内忧外患的历史进程构成了中国现代作家的"宿命"，它逼促着作家们进行内心的乃至行动的选择：或激愤，或低沉；或积极，或悲观；或行走呼号，或避让退缩，等等。这就导致了一种深刻的矛盾：一方面，五四以来"个人的解放"的使命尚未完成，另一方面，持续不断的忧患又冲淡着这一使命的走向深入。在这种情形下，以"个人"为本位或中心的观念难以为继，且一直处于卷曲的状态，也是大势所趋。而隐隐蕴含着"个人"郁苦的《骆驼祥子》在表现"个人"两难处境方面，极具代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