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文学的研究客体：学理关系及其三种类型的意义 文学研究包含研究主体与研究客体两个方面，研究客体是指从事学术研究之学者所研究的对象，如中国文学与汉族文学等。比较文学研究的客体是介于两种民族文学或两种国别文学之间的学理关系，或是介于文学与其他相关学科之间的学理关系。 法国学者梵•第根认为比较文学的研究客体是各国文学之间的关系：比较文学的对象是本质地研究各国文学作品的相互关系。法国学者基亚认为比较文学的研究客体是国际文学关系史：比较文学就是国际文学关系史。美国学者雷马克认为比较文学研究的客体还包括文学与其他学科领域之间的关系：“比较文学是超出一个特定国家界限之外的文学研究，一方面研究文学与其他知识、信仰领域之间的种种关系，另一方面包括艺术(绘画、雕塑、建筑、音乐)、哲学、历史、社会科学(如政治、经济、社会学)、科学、宗教等等。”美国学者韦勒克认为比较文学的研究客体不局限于事实联系，应该从美学与批评的高度对毫无历史关系的文学现象进行类型的平行比较研究，追问二元之间的美学价值关系。苏联学者日尔蒙斯基在前苏联特定的学术语境下把比较文学释义为“历史一比较文艺学”，也认定比较文学研究的客体是国际联系与国际关系：“历史一比较文艺学是文学史的一个分支，它研究国际联系与国际关系，研究世界各国文艺现象的相同点与不同点。简而言之，比较文学研究的客体是“关系”，这一点在国际比较文学界已经得到了认同。 把比较文学研究的客体定义为是介于两种民族文学或两种国别文学之间的学理关系，或是介于文学与其他相关学科之间的学理关系，这仅仅是向初涉比较文学者介绍关于比较文学研究客体之理论的第一步。下面还需要进一步介绍的是，比较文学的研究客体——关系，还应该涵盖三种不同的类型：材料事实关系、美学价值关系与学科交叉关系。这三种不同类型的学理关系是依凭学派理论的不同而划定的。 所谓材料事实关系，指的是在文学交流的历史过程中，各个民族文学之间相互碰撞、相互吸收、相互融合、相互促进，结果是在它们各自的文学中，都可以找到种种外来的影响。比如，中国古代文学与日本古代文学，英国文学与美国文学，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与中国现代话剧，《圣经》与弥尔顿的《失乐园》等等之间，都十分明显地存在着亲缘关系、因果联系之类外来影响的印记。早期的比较文学研究者用实证的方法，探微索隐，以实实在在、无可辩驳的事实，来分析和论证这种历史联系。例如，莱辛的《汉堡剧评》将伏尔泰的悲剧《墨洛珀》和意大利剧作家马菲的同名剧作比较，剖析了他们对希腊神话的彻底改造，从而指出了一出戏的来龙去脉，成为后来比较文学中影响研究探索渊源的最早范例。 梵•第根认为比较文学的目的就是要研究作家所受的外来影响与各国文学间的相互关系，把“精细和准确的考证”规定为比较文学的基本方法。卡雷和基亚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这一理论，明确地把比较文学视为文学史的一支，强调研究国际文化与精神的联系，研究不同作家和作品间的各种事实联系，探索文学的渊源、媒介、影响等。比较文学也因这类研究实绩而站稳了脚跟，得到学术界的首肯，为比较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举例] 发端于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现代文学,一方面是现代中国社会发展的结果,另一方面又是中外文明碰撞下的产物。在中国漫长的文学发展史上,虽然也曾出现过魏晋时期印度佛教的传入对于中土文化的渗透和改造,但不可否认,外来文化真正对中国固有文化构成强烈震撼和冲击,并由此引发中国文学从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艰难蜕变的,却是20世纪头几十年里发生的事实。在这短短的数十年中,不仅西方的自文艺复兴以来三百年间以历时态发生的各种文艺思潮以共时态的形式一起涌入中国,而且东方的日本、印度等国的文明也在中华大地产生了持久而深刻的影响。如此众多的外来文化思潮的涌入,与中国的固有文明和当下现实相互交融与碰撞,其涉及范围之广,相互碰撞之激烈,以及延续时间之持久,不但为中国数千年的文化发展史所绝无仅有,即便是放眼整个世界文化史,这种情况也是不多见的。中国现代文学虽然在中国数千年文学发展史中只占有几十年的时间,但这几十年恰恰是中国文学置身于中外文明的撞击中,通过对众多外国文化筛选、吸收、容纳、改造,最终创造性地再造出中国崭新的现代文学传统的一个相对完整的历史过程。应该说,异域文化的渗入与影响是中国现代文学区别于中国古典文学的一个显著标志。这一点已经为中国现代文学近半个世纪的发生发展历史所印证。 那么，如何切实有效地进行历史实证研究呢?首先，我们必须重视搜集第一手的材料，从中探测到一个作家对另一个他所感兴趣的外国作家作了怎样的评述，其中又。含着怎样的理解或误解。其次，我们也不应忽视其他相关材料的价值，如作家对外国的印象记、日记、书信、口头材料乃至图片材料等。而更为关键的是，我们必须从科学实证的角度出发，甄别、遴选材料，去芜存菁，去伪存真，从而将立论建立在可靠的事实基础之上，有效地一开文学对话的历史维度。 所谓美学价值关系，指的是在各民族文学之间，有些文学现象并不存在历史实证关系，然而在一定意义上，它们又具有某些契合相通之处，具有一致性和规律性的文学审美特征。产生这些契合相通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呢?首先，如前所述，从人类社会的发展来看，维•马•日尔蒙斯基指出，在不同民族的社会发展的同一阶段上，会出现大量类似的文学现象。正如受到同一历史时代相类似的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制约而使欧亚许多国家的社会政治关系出现过很多类似的特点一样，在意识形态——特别是文学艺术领域里，统一社会发展阶段上的不同民族问，尽管在缺乏直接联系或影响的情况下，也会产生一些类似的文学现象，如各民族的英雄史诗：中世纪日耳曼语系和拉丁语系民族史诗，俄罗斯人的壮士歌，南斯拉夫人的英雄歌，以及突厥和蒙古语系的史诗创作等等的相似。当然，这些相似性特点又是伴随着各个民族、国家社会历史的差异而同中有异的。由于各民族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文学传统的差异，各种思潮和流派在不同国度形成和延续的时间是不同的，并且形成不同的民族特色。比如，19世纪的现实主义在英国和法国表现得就比在德国更经典些、辉煌些。 其次，我们还可以从文学本身内在的品质来认识。文学是人类的一种思想感情的交流方式，正如高尔基所言的“文学是人学”。从这个意义上讲，人心、文心又有契合相通之处。世界上的人虽然千差万别，但他们又共同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经历了大致相似的历史发展过程。近代以来，特别是到了现当代，各个民族、国家之间已经处于相互关系日益密切的状态，他们面对着同一个客观世界，有着共同的需要、感受和困惑，即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或者像钱钟书先生在《谈艺录》序里的两句话：“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而这些都会表现在他们的文学创作之中，产生相类似的文学现象，同时又由于民族特性和文化传统的区别而各具个性。文学作为一种语言艺术，它有自己的一套发生和发展的规律，有自己的特性。这些规律和特性在不同的时空中会表现出它们的共同性和差异性。比如，各民族的文学在体裁上，大致都形成诗歌、散文、小说、戏剧四大类，它们的形式功能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 〔必须强调另一面〕许多学者认为比较文学研究是为了最终发现文学的一些普遍规律。因此,他们往往把研究的重点放在寻求异国或异族文学的相似点上面,这是一个误区。恰恰相反,我认为比较文学的研究重点应该放在研究异族异国文学的差异方面。一些学者往往不加区别地认为自然科学的法则在原理上和人文社会科学的法则即使不是同构也是同向的。自然科学的某些法则确实和人文社会科学法则相通,但在某些特殊领域,自然科学法则和这些领域的法则是不相容甚至恰好是相反的。例如文学领域。在文学上,一部作品和另一部作品相比,其艺术形式和技巧相似点越多,其艺术价值越低。当某两部文学作品几乎完全雷同时,在逻辑上,其中的某部作品的价值必然趋近于零———因为它极有可能是抄袭。艺术作品的价值取决于其相对于其他作品的特殊性,或者说独特性。然而,理论家们,在研究比较文学的时候,却又莫名其妙地强调异语异族异国文学间的相似点,而不是强调它们的独特性,这在逻辑上是自相矛盾的。西方文学理论界总是天真地热衷于寻找那些能够统摄、解释一切文学现象的所谓普遍规律(对“同”的研究),这在哲学上来说倒有些意义,但对于文学研究而言,普遍规律的意义就相应要小得多。许多学者不明白,在文学艺术领域,最有价值的不是抽象的一般规律而是若干较为具体的特殊规律。 所谓学科交叉关系，指的是文学和其他学科、文学和人类其他知识领域、其他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我们如果以文学为中心，考察一下它的生产过程和生存环境，就会发现它在各个层面上与多种事物发生的复杂联系：它与社会生产的联系，与人(作者、读者、评论者等)的联系，与文化背景、文学传统的联系，与姊妹艺术的联系，与人类其他认识成果的联系，等等。以西方文艺复兴运动为例，最早的人文主义者大多从不同学科出发切人艺术，最后构成了融哲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文艺等综合学科为一体的文艺复兴运动。在这点上，现代派艺术表现得最为突出，现代派艺术作品大多数是多学科的结晶。此外，对《圣经》的学科划分亦可以作为一个显著的例子，它既可以是文学，也可以是宗教；既可以是历史，又可以当作神话来读；甚至可以说它什么都是，又什么都不是，只是文本。 因此，我们对文学的研究也必须采取多角度、全方位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把文学放在多种关系之中，从各个层面加以考察，也就是在比较之中来说明文学与其他艺术、其他知识领域的关系。否则，就不足以全面地本质地认识文学。其实，很早以前，就有学者来这样认识和研究文学。我国古代的文学理论著作《文心雕龙》就认为“诗为乐心，乐为诗本”，说明了诗歌与音乐的密切关系。18世纪德国学者莱辛著有《拉奥孔——论绘画与诗歌的界限》，论证了诗歌与雕塑的异同。 在考察科际整合关系的具体实践中，首先应做到以文学为中心，立足于文学这个“本”，由此渗透到各个层面去探讨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相互关系，然后再从各个层面回归到文学“本体”。因为文学毕竟属于人文学科，与“人”和“人们的活动”有关，它反映人性、人的成就，因此，文学具有一般人文科学的特点。在人文科学内部，研究文学与哲学、宗教、音乐、绘画、戏剧等的关系，有助于对文学本质的认识。但是，无论文学与其他任何学科的关系怎样密切，科际整合研究仍必须以文学为中心，强调文学性(1iterariness)。同时，也通过对各门艺术的鉴赏和比较，发现文学与其他各门艺术在审美形态、审美特征、审美效果以及表现媒介方面的共同点和差异之处，揭示文学与这些艺术门类的内在联系，最终站在总体文学的角度，总结出文学之所以不同于其他艺术的独特规律，进而丰富和完善文学研究本身的学科理论建设。
世界十大文学巨匠：1、古希腊诗人荷马；2、意大利诗人但丁；3、德国诗人、剧作家、思想家歌德；4、英国积极浪漫主意诗人拜伦；5、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戏剧家、诗人莎士比亚；6、法国著名作家雨果；7、印度作家、诗人和社会活动家泰戈尔；8、俄国文学巨匠列夫托尔斯泰；9、苏联无产阶级文学的奠基人高尔基；10、中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鲁迅。
对两种或两种以上民族文学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以及文学与其他艺术门类和其他意识形态的相互关系的比较研究的文艺学分支。它包括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作为一门学科，它兴起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比较文学一词最早出现于法国学者诺埃尔和拉普拉斯合编的《比较文学教程》（1816）中，但该著作未涉及它的方法与理论。使这一术语得以流行的 ，是法国文学批评家、巴黎大学教授维尔曼 （1790～1870）。1827年他在讲授中世纪和18世纪法国文学课时，曾几次使用“比较文学”和“比较分析”等术语，两年以后他将题名为《18世纪法国文学综览》的讲稿出版。1865年后，“比较文学”作为专门术语而被普遍接受。 19 世纪70年代后，比较文学在欧美各国有了很大发展，其中心在法国。1931年法国保罗·梵·第根的著作《比较文学论》，第一次全面总结了近百年来比较文学发展的理论和历史，主张把文学研究划分为国别文学、比较文学、总体文学三大范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成为比较文学研究的中心。1952 年《比较文学与总体文学年鉴》在美国创刊，按年总结比较文学发展的成绩与问题。 比较文学研究，不同国家的学者强调的侧重点各有不同：以第根、伽列等为代表的法国学者强调不同民族文学的影响研究，以韦勒克为代表的美国学者强调不同民族文学的平行研究，以阿历克谢耶夫和日尔蒙斯基为代表的俄罗斯学者则认为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不可分，应该同时并重。 在中国，鲁迅、茅盾、郭沫若等曾广泛比较研究过各国文学的发展，如鲁迅的《摩罗诗力说》、茅盾的《俄国近代文学杂谈》等。20世纪30年代中国开始介绍外国比较文学的历史和理论 。陈铨的《中德文化研究》 、钱钟书的《 谈艺录》、朱光潜的《诗论》等，在某个方面对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作出了奉献。70年代以来，比较文学在中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新发展，成绩斐然。 产生于19世纪的比较文学，是专指跨越国界和语言界限的文学比较研究，即用比较的方法来研究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文学与文学，或者文学与其他的艺术形式、意识形态的关系的新型边缘学科。从世界文学的角度着眼，充分揭示各个国家、各个地区、各个民族文学所持有的发生、发展的过程，探索文学发展的内在规律乃至人类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是比较文学的任务。 歌德是比较文学的先驱。世界上目前主要有法、美两派。前者注重研究一国文化对另一国文学的影响；后者注重研究在相同的历史条件下不同民族文化的比较，找出异同及缘由，以找出共同的规律。 什么是比较文学呢？让我们先从发生在中国文学史上并持续达千年之久的一桩“公案”谈起，并循此步步走近并认识比较文学。 远在唐代，就有人对南朝时吴均在《续齐谐记》中所写的“许彦鹅笼”故事的来源作过研究。“许彦鹅笼”故事说的是，阳羡（即今江苏宜兴）地方一个名叫许彦的人，在途中遇到一位十七、八岁的书生，这位倒在路边的书生声称脚痛，要求坐进许彦的鹅笼里。许彦以为是说着玩的，谁知书生真的入笼与双鹅并坐，而许彦提起鹅笼竟不觉得重。等走到树下休息时，书生出了鹅笼，说要设宴答谢许彦，说完就从口中吐出美酒佳肴来款待许彦。过了一会，又从口中吐出一位芳龄十六的美女来陪伴宴饮。又过一会，书生酒醉睡着后，此女子竟从她口中也吐出一个二十三、四岁的男子来作伴。许彦正同此男子寒暄之际，书生却象要醒的样子，美女忙又吐出丝绵屏风来遮住，并同书生一道睡了。可那男子却从他口中也吐出年约二十的女子一道饮酒嬉戏。过了许久之后，听到书生响动声时，此男子忙将二十岁的女子吞入口内；年方十六的美女醒后，也忙吞入那男子，并独对许彦而坐。书生起来后，就次第吞下美女与各种餐具，然后留下一个大铜盘给许彦留作纪念，并告别而去。晚唐时与李商隐、温庭筠齐名的诗文家段成式，在他于九世纪中期写成的《酉阳杂俎》一书中，通过与印度佛经《譬喻经》中的“梵志吐壶”比较后就曾说过：“释氏《譬喻经》云：昔梵志作术，吐出一壶，中有女子与屏，处作家室。梵志少息，女复作术，吐出一壶，中有男子，复与共卧。梵志觉，次第互吞之，拄丈而去。余以吴均尝览此事，讶其说以为至怪也。”后来，还有多人提及此事，直到鲁迅，才对这一“公案”作了透彻明断。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然此类思想，盖非中国所故有，段成式已谓出于天竺（即古代印度）……当又为梵志吐壶相之渊源矣。魏晋以来，渐译释典，天竺故事亦流传世间，文人喜其颖异，于有意或无意中用之，遂蜕化为国有，如晋人荀氏作《灵鬼志》，亦记道人入笼子中事，尚云来自外国，至吴均记，乃为中国之书生。”鲁迅说得极对，这一故事源自印度，随佛经传入中国后，开始还说这是外国道人，如晋代荀氏所作的《灵鬼志》中说：“太元十二年，有道人外国来。”到了南朝吴均手里，就被吸收消化成了纯为中国的人、事与地点了。当然，这种“蜕化为国有”的过程，一直绵延到现当代。1981年台北出版的台湾作家张晓风的小说《人环》，就进一步将许彦鹅笼的故事，演变为有心理活动、环境衬托与细腻描写的当代小说了。然而，其题材、基本故事情节与主要人物关系，依然如故。 象鲁迅与段成式二人，对中印不同民族和国家的文学作品进行的这种研究，比较其相似，追溯其渊源，探究其联系与原因，实际上就是一种比较文学的研究。由于各民族的文学之间，在历史上存在着大量的相互交往的联系，因此就出现了如下文学现象：日本的古典小说《源氏物语》中，就运用了不少中国唐代诗人白居易的诗作；我国古典小说《西游记》中，孙悟空能七十二变，就吸收了印度佛经中神猴哈奴曼会三十六变的成分，孙悟空大闹天宫又发展了印度佛经《贤愚经》中顶生王闹天帝宫殿的故事；相传李白首先创作了《菩萨蛮》，但据考证，《菩萨蛮》是古代缅甸的乐调，经云南而传入中原；更早的《楚辞·离骚》，开头就是“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维庚寅吾以降”。这难以理解的“摄提”、“孟陬”等词，有的专家研究认为，它们是从国外传入的星座译名，极可能是希腊文，也可能是撒马里亚语等。这类研究，由于主要是寻溯不同民族文学之间交往联系，研究其渊源、媒介、流传、翻译、接受等等的影响事实，所以就叫它为比较文学中的“影响研究”。这一类研究，一百年前兴起并盛行于法国、德国，并一度还曾主宰了比较文学的全部领域，因此“影响研究”的成绩可谓硕果累累，有关“影响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也较成熟完备。凡着重这方面的研究，因其主张研究各民族文学现象之间确实存在的影响事实联系，因此对持有这一观点的学者及其方法，大家习惯称之为“影响研究”学派。又因为在20世纪50年代的国际比较文学界的争论中，其争论的一方多是法国学者，故又被称为“法国学派”。这一学派对比较文学的认定，可以梵·第根和基亚对比较文学所下的定义为代表。梵·第根在1931年的《比较文学论》一书中说：“真正的‘比较文学’的特质，正如一切历史科学的特质一样，是把尽可能多来源不同的事实采纳在一起，以便充分地把每一个事实加以解释；是扩大认识的基础，以便找到尽可能多的种种结果的原因。”而基亚于20年后出版的《比较文学》中说得更明白：“比较文学就是国际文学的关系史。比较文学工作者站在语言或民族的边缘，注视着两种或多种文学之间在题材、思想、书籍或感情方面的彼此渗透。” 然而，无论在中外文学还是各国文学之间，也无论是诗歌、小说、戏剧、散文，还是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或是文艺思潮、流派和运动之间，都还存在着众多的并无影响事实联系却又十分相似的情况。如唐代诗人白居易，在《琵琶行》中写过无声之美：“水泉冷涩弦凝绝，凝绝不通声暂歇。别有幽情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无独有偶，英国诗人济慈在他的《希腊古瓮颂》中也写道：“听得见的声音固然美，听不见的声音则加倍幽美。”同为抒写对意中人的倾慕之爱，明代《乐府吴调》中有一曲写道：“变一只绣鞋儿，在你金莲上套；变一领汗衫儿，与你贴肉相交；变一个竹夫人，在你怀儿里抱；变一个主腰儿，拘束着你；变一管玉萧儿，在你指上调；再变上一块香茶，也不离你樱桃小。”而欧洲的诗歌、小说也常有这类描写，古希腊的诗人写过：“愿变为心上人的口边之笛。”西班牙十七世纪剧作家罗哈斯民剧中也写过：“愿变为意中人腰间之带。”甚至在德国文学中还写过：“愿变为心上人身边的跳蚤与虱子。”还有一些作品，不仅人物性格相似，连反映性格的细节也几乎一样。法国古典主义戏剧家莫里哀的名作《悭吝人》中的阿尔巴贡，同中国古典小说《儒林外史》中的严监生，都同样爱钱“胜”命，悭吝而无情，如阿尔巴贡要掐掉两支蜡烛中的一支，才称心如意；而严监生要灭剩油灯芯中的一根，才咽气罢休。在白居易与济慈、明代《乐府吴调》与欧洲古代戏剧、《悭吝人》中的阿尔巴贡与《儒林外史》中的严监生等之间的异同，并非彼此有过“影响联系”，而是作家们在各自民族的现实生活中观察、体验与加工塑造的结果。要说受到“影响”，倒是在东西方各自文化体系与文学传统中可追溯到各自的源头。如严监生之前的元杂剧《看钱奴》中的贾生，就同严监生临死前的吝啬劲十分相似，不同的是贾生要儿子舔尽沾了油渍的手指方肯咽气；更早的可追溯到北魏《笑林》中的“俭吝老人”，甚至战国时《商君书》中的“东郭敞”，都是以爱物胜过爱人的吝啬与贪欲而影响后世。同样，莫里哀塑造的阿尔巴贡，可上溯到古罗马剧作家普拉图斯的喜剧《一罐金子》中的守财奴，和更早的古希腊作家西俄夫拉斯培斯的论文《性格论》，因为论文里勾勒出了吝啬人的性格类型。崇尚古典主义并又热衷于从古希腊罗马文学中汲取创作题材的新古典主义作家莫里哀，受其欧洲文学传统的影响，连他本人也直言不讳。因此，在研究这二者相似的问题上，就要撇开影响研究而从经济、政治和社会历史等方面去探索其“文心相通”的规律。通过对阿尔巴贡与严监生这组中外文学形象的比较，可以更清楚地发现：贪欲与吝啬尽管古已有之，然而到了资本降世之时，由于金钱渐渐成为取代封建社会等级与特权的一尊“至圣”，于是在市民中最早出现的那批商人资产者身上，吝啬就是他们积累财富与货币的一种手段，又同他们拼命猎取剩余价值的贪婪与世俱存，从而构成了他们性格习惯与心理状态的一大特征：吝啬到将一钱一物都视为一本万利的万能之神的典型性格，才各自成为中外文学史上的不朽艺术形象。 这种对各民族文学所作的比较研究，由于其研究的对象是彼此之间并无直接影响交流的各民族文学，恰如互不相交的平行线，因此，被称为比较文学中的另一大类——“平行研究”。又由于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美国学者首先提倡与实施的，故又被称为“美国学派”。20世纪60年代，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的雷马克教授，其给比较文学所下的定义最被学界称道：“比较文学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文学或多国文学的比较，是文学与人类其他表现领域的比较。”这一定义，除了强调对并无相互影响或联系的各民族文学的平行研究也是比较文学外，它还提出了比较文学还应包括对文学与其他学科或信仰等“表现领域”的关系研究，即被学界称之为“跨学科”研究，也属比较文学。如将心理学、生理学的“通感”说来研究文学创作中的修辞手法，就可视为一种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了。对事物的繁多，如何描写？无声的景物又如何描绘？夜空的星星够多也够亮晶晶的了，诗人们又作过什么出色的抒写？而一般的批评家又作何评说？宋代诗人宋祁写的《玉楼春》中有“绿阳烟外晓寒轻，红杏枝头春意闹”，用一“闹”字形容无声杏子的茂盛。但明代的李渔却批评道：“此语殊难著解。争斗有声谓之闹，桃李争春则有之，红杏闹春，余实未之见也。闹字可用，则炒字、斗字、打字皆可用矣！”而宋代的大诗人苏轼则更进一层，他在《夜行观星》中写无声的星星也说“小星闹若沸”。同样，清代的大学士、总纂了《四库全书》的纪晓岚也说此句不好，还批注为“似流星”。 无独有偶的是，这种把无声的事物写成有声的佳句，在西方文学中也有：19世纪意大利诗人巴司古利（Pascoli，Giovanni，1855—1912），有句写星星的名句：“碧空里一簇星星啧啧喳喳象小鸡儿似的走动。”18世纪的圣·马丁（Saint Martin）也说：“听见发声的花朵，看见发光的音调。” 以李渔、纪晓岚之见，这些写法都违背了常识，因为无声的繁星怎么可能有声呢？是写错了。但是，心理学与生理学告诉我们，人的感觉会有“感觉挪移”的现象，叫“通感”。即视觉、听觉、嗅觉、触觉与味觉往往可以打通、相交。颜色似有形象，冷暖会有重量，气味变有锋芒。如：臭气刺鼻，高音区响亮，颜色有冷色热色之别等。这些不是比喻，比喻是同类特征的扩大与缩小，而且不发生“感觉挪移”。同样，星星太多，此闪彼闪，影闹如沸水；红杏盛开在枝头，你红我更红，似乎在争闹一样。从通感来说，这正是作家形象地反映了人类感知通感规律的记录，因此才成为千古流传并魅力不减的修辞佳句。无论是影响研究还是平行研究，或是跨学科研究，它们都是不同于通常的文学史、文学批评或文学理论的一种文学研究。这种被称作为比较文学的文学研究新兴学科，有其自己的研究对象，即都是以不同国家与民族的文学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是一种更注重打破地理空间与学科界限的文学比较研究，这种研究不是为了比优劣、赛高低，而是以世界文学与总体知识的视野，来参照比较地认识自己的民族文学和他者的外国文学，以构建更为科学的文学理论和文学史体系。因此，比较文学为文学研究开辟了一个顺应当今全球化进程的认识新天地。我国比较文学学会名誉会长季羡林教授，在20世纪80年代曾在《人民日报》上著文，对什么是比较文学作过准确而又精当的回答： “比较文学就是把不同国家的文学拿来加以比较。这可以说是狭义的比较文学。广义的比较文学是把文学同其他学科来比较，包括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在内。” 而到了20世纪末，英国女学者波斯奈特博士，在她《比较文学批评导论》一书的开头也说：“对什么是比较文学的简明回答是，比较文学是关于跨越两个以上文化的文本的跨学科研究，也是对跨越了时空的两个以上文学相关模式的关系研究。”可见，跨国族界、跨语言界和跨学科界的比较文学，是一门顺应时代发展需要的新兴人文学科，它有自己的历史，自己的体系，自己的任务，自己的特点与要求。它是产生于各国文学文化交往的基础上，随之发展而成熟，并与当今全球化时代认识同步的文学研究综合性学科。“比较文学”这个说法是法国的学者在一百多年前提出来的。在当时的欧洲，由于民族国家的形成，各国学者都致力于各自民族文学的整理和研究，研究的方法，是从社会背景，作家生平来诠释作品，也就是所谓“知人论世”的套路。后来，法国的学者却认为仅仅对国族文学的整理和研究是不够的，文学的研究应当跨越国族的界限。德国的大诗人歌德（J．W．Goethe）支持这种超国界的视野，晚年甚至提出了“世界文学”的概念。然而不管是法国学者的“比较文学”还是歌德的“世界文学”，着眼点都在欧洲，这是需要说明的。法国的比较文学研究者从事的是一种“影响的研究“，关心的是一个国族的文学怎样被另一个国族的文学家接受，模仿和创造性地转化，追溯和清理文学跨越国族疆界旅行的轨迹。本世纪三、四十年代，留学西洋归国的作家学者如梁宗岱、钱钟书、陈铨等人都曾努力推动中国比较文学的研究，遗憾的是四九年以后中国大陆比较文学研究有相当一段时间的停滞，直到七十年代末才重新有了拓展，幸亏台湾和香港的学者不曾因政治的负面影响而使研究有所中断。二战以后，美国的比较文学学者提出了所谓“平行的研究”，即国别文学之间即使没有发生过关系，照样可以进行比较研究。所以莎氏比亚可以和汤显祖比较，《红楼梦》可以和《源氏物语》比较。比较文学研究甚至可以跨越学科，比如文学与音乐、与哲学、与宗教、与心理学甚至数学，都可以进行比较。中国的古诗中的一些名句中的美丽意象，如“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据说无非是在用文字图解几何学中的诸如“垂直”、“相切”的概念，而“骚人遥驻木兰舟”和“万户捣衣声”都可能在暗示性活动，所以可以给人留下深刻美好的印象，等等。近一、二十年来，比较文学研究又开始朝比较文化研究转向，比如所谓后殖民批评，女性主义批评，性别批评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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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的仁兄好搞笑，连只发表微型小说的杂志也贴上来了，你看这诚意！ 到目前为止，发表长篇小说的杂志不多，一般都是大牌的文学杂志，还有个现象就是他们比较少发新人的长篇（你是新人吗）。这些杂志有： 人民文学： R 中国作家： ZGZJ 当代 收获 (和杂志编辑不熟悉的作者不用发电子邮件，他们不阅读的，要打印稿才行）《莽原》地址：郑州市经七路34号，邮编：450003 钟山： （增刊版） 作家杂志：; （每个季度一期，每期3-4个长篇） 祝你好运。
十月，钟山
大海之所以浩瀚,是因为有无数的河流注入他的身体,河流汇入大海,就要适应海的咸味、海的波澜。同样，一个新员工进入一个好的公司也要适应、融入公司的环境、制度、文化,最终成为公司不可或缺的力量。新员工进入公司,一般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培训。在此期间,新员工对公司有一个全方位的了解,认识并认同公司的事业及企业文化,理解接受公司的共同语言和行为规范;明确自己的岗位职责、工作任务和工作目标;掌握工作要领、工作程序和工作方法,尽快进入岗位角色。由于新员工和企业处于相互熟悉磨合的过程,或多或少地要面临许多问题和困惑。如果这种心理困惑得不到解决的话,就会给今后的日常工作带来不必要的麻烦,甚至很快就会跳槽。因此,新员工遇到心理问题时有必要在试用期间乃至今后工作中及时向领导反映问题,解决问题,以适应新的环境。想克服这些障碍,不是没有办法的:第一，要了解自己的期望。究竟自己对公司的期望是什么?而这个期望又是否合理呢?我们的期望,往往建基于旧有的文化观点,跟眼下身处的社会往往有很大的分别。所以,要随时修正自己的期望,以便适应一种新的生活体验。第二,要乐于聆听、观察和发问。对于一个我们不熟悉的地方,要多聆听别人的意见,细心观察他们的行为,和抱有勇于发问的精神。第三，新员工进入一个陌生的环境工作,一定要能够给自己定好位,根据现实情况及时调整自己的职业理想和目标;善待自己,注意保持生理和心理的健康,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工作脚踏实地,做好本职工作,不好高骛远;不断学习、创新,随时保证知识的更新;强化协作精神和团队精神,尽快融入集体和同事中;及时归纳总结,从总结中提升自己的业务能力。要做到厚积薄发,练好基本功,抓住机遇,尽快成长起来,为公司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新员工需要完成的另一个角色转变就是从“新”向“老”员工的角色转变,这是一个对新环境、新工作的认知过程;另一方面是“新”作为起点到他职业生涯的一个阶段的开始,新人培训是一个了解职位和业务流程,配备相关知识和基本技能,以及调整新员工进入工作状态的全过程。第四，新员工应摆正心态。态度决定一切,多做事,不要对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斤斤计较。积极、有效地既求助于他人,同时又给予他人支援,这样能充分利用公司资源,又能借助别人提供的基础,吸取别人的经验,很快进入角色。求助别人没有什么不光彩的,求助是参与群体奋斗的最好形式。别人不会因你的问题多，而嫌你笨,多数人都喜欢你向他请教,多熟悉一份业务对新员工未来成长极为有利。乐于助人将得到大家的喜欢。也不必为多做分外的事情与同事搞的不愉快。如果封闭自己,怕分工不划算,想单打独斗,搞出点明堂来,往往是不现实的。实践是提高水平的基础,它充分地检验了一个人的不足,只有暴露出来,才会有进步。实践再实践,尤其对新员工十分重要。只有实践后善于去总结,才会有飞跃的提高。要摆正自己的位置,不怕做小角色,才有可能做大角色。有一句明言:“没有记录的公司,是迟早要跨掉的!”多么尖锐，一个不善于总结的公司会有什么前途,个人不也是如此吗?多数新员工都是从基层做起。成功学家罗素塞吉说过:“没有家庭背景的年轻人最好的出头之道是:“第一,找个职位;第二,守紧口风;第三,多多观察;第四,保持忠诚;第五,使老板相信,你少不了他;第六,彬彬有礼。”只有凭借实际能力与责任心定位,对于个人的评价以及应得到的回报主要取决于实干中体现出来的贡献度。新员工也许会感受到公司没有想象的公平。真正绝对的公平是没有的,只有在努力者面前,机会才是均等的。只要不懈努力,让你的主管了解你,要承受得起做好事反受委屈,“烧不死的鸟就是凤凰”,没有一定的承受能力,今后如何做大梁?其实一个人的命运,就掌握在自己的手上。生活的评价,是会有误差的,但决不至于黑白颠倒,差之千里。太阳总会升起,哪怕暂时还在地平线下。第五，想成功就要丢掉速成的幻想,现实生活中能把某一项技术精通是十分困难的。如果想提高效益、待遇,只有把精力集中在一个有限的工作面上,不然就很难熟能生巧。什么都想会,什么都想做,就意味着什么都不精通,做任何一件事对于新员工都是一个学习和提高的机会,都不是多余的。努力钻进去,兴趣自然在。把自己锻炼成业精于勤,行成于思,有真正动手能力和管理能力的企业骨干。关注企业发展战略规划,企业文化建设规划与员工职业生涯规划有机结合是十分必要的,积极投入到工作中,适应了岗位工作的员工就会成为优秀员工。机遇偏爱踏踏实实的工作者。作为一个新员工要勤于动脑、动手,要深入透彻地分析,找出一个环节的问题,找到解决的办法,踏踏实实地一点一点地去做。建立良好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断的欣赏新生活,独立自主,不受文化和环境的束缚，适应公司的环境、制度、文化,磨炼自己,使自己更好地融入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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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收获》：纯正、独立；偶尔会跟点风，比如，“像卫慧那样疯狂”。2、《十月》：老牌刊物，有自己的风格和追求。3、《山花》：艺术、大气、先锋，不拘一格，“慧眼识珠”。4、《小说界》：有好看的东西，比如：“品中国文人”系列；有时可以与《收获》相媲美。主编魏心宏很会办刊物。5、《天涯》：思想、文学、在民间。6、《花城》：南方文学杂志的翘楚。7、《滇池》：边陲但不边远。主编张庆国是个非常有想法的人，也是很懂小说。8、《福建文学》：闽南文学的一朵奇葩。9、《山东文学》：齐鲁大地文学主心骨。10、《散文》：散文界最好的刊物，不媚俗，不傲气，始终如一。 收获 十月 小说月报 这些都是纯文学的，另外，还有更贴近生活的：1。《最小说》《最小说 映刻》2。《青年文摘》3。《意林》4。《格言》5，《读者》6，《知音》
利用两部或多部文学作品之间的比较研究,例如人物形象,写作手法等都可以 给个例子你看： 《红楼梦》与《百年孤独》之比较 《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百年孤独》是拉美文坛的杰作。它们都以描写了一个大家族数代人从发迹、鼎盛到衰败的百余年漫长的过程，表达出整个社会的滞重。在创作手法上也各具特色：《红楼梦》是一个由社会——贾府——大观园——怡红院组成的空间向心环状结构，《百年孤独》则是从第一代的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分成阿卡迪奥与奥协良诺两个系统直至第七代长猪尾巴的奥雷良诺，是一个按时间顺序的链状结构。 由于长篇小说本质上不受任何既定的形式所限，因此无论在中国在外国它都能自如发展，常具规模。而小说家仿佛要用大量精密的细节来替代那些较难把握的思想和知识上的集成。中西传统对结构概念的不同，但在努力将大堆材料作系统的组织时，却都找出相似的方法来。即以几代人为基础建立循环式的小说结构，极力把各种纵横交错的母题组成一个协调的整体。 长篇小说的主要成就就在于它能以批评的态度来重建一个新的世界观。它根基于现实，却要越进一个假想的“非现实”层次里去。小说家（至少是其中最伟大者）在力求忠实地表现一个满布可信的细节深具说服力的完整世界时，必然要面临现实世界一些比较深入的本质上的难题。小说家一开始去追求客观现实的世界，则早晚上要陷入自相矛盾的局面。他会发现，客观事物之存在实际已假定了有一双外在格物的眼睛，因而也早不确定了一个主观而相对的视点。“长篇小说不若史诗般拥有一颗天真灿烂的童心，它乃一门雄浑老成的艺术。“（卢卡契） 《红楼梦》与《百年孤独》的作者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他们创造了一个发自内心的世界，它不是确实世界的重复，而是要谴责它的丑恶和虚假，因此他们探求，他们重建，他们发明。对这个世和这个时代，他们既不进行复制又不使其理想化，也不简单地加以歪曲。他们从中截取的不是偶然性，而是深刻的规律。他们还证明了按其它规律创造另一个世界的可能性，他们使现实之树长出了新枝。他们创造了一些种类陌生的事物，也有一些魔鬼，但是他们都具有有机的统一性，这些生机勃勃的生物是由一种巨大的发问和挑战和赋予活力的。可能的和幻想的绘画是现实和日常的绘画的延续。 “真正的艺术就是使人想起它的一种方式”。艺术作品的使命不再是再现世界，而是表达人的愿望。“作家的使命是把孤独的和必死的一切引向无限的生活，把偶然的东西变成符合法的东西。他的使命是带有预言性的。”（雅奴赫《卡夫卡谈话录》P162） 《红楼梦》并卷就勾勒了一个女娲补天的创世神话，因而引出了“无材可去补苍天”的宝玉，以及灵河岸边的绛珠仙子。加以“还泪说”，真是神而又奇。这个“朱兰白石绿树清溪、人迹罕逢飞尘不至”的理想世界就是与《红楼梦》中描写的丑恶肮脏的现实世界形成鲜明对比的“太虚幻境”。它是全书的基石，给整部红楼罩上了梦幻飘渺的气氛。 《红楼梦》中的现实世界是龌龊不堪之至了，如柳湘莲的名言：“你们东府里除了那两个石头狮子干净，只怕连猫儿狗儿都不干净。”让我们先从贾赦说起。贾赦在《红楼梦》里可算是最肮脏的人物这一。《红楼梦》中有条无形的章法，即凡是比宝玉长一辈的人，对其不堪之处，描写都多少有相当保留，这也可以说是“为尊者讳”吧。尽管如此，作者对贾赦仍不肯轻易放过。所以第四十六回专章声讨，详写强纳鸳鸯为妾的丑事。曹雪芹借袭人之口写出他的史家定评：“真真——这话论理不该我们说——这个大老爷太好色了。略平头正脸的他就不放手了。”《红楼梦》中对贾琏淫行最多特写镜头，恐怕是表达“有其父必有其子”这名古谚吧。东府自然更为肮脏：秦可卿淫丧天香楼，贾珍诸人整日聚赌玩娈童，以致曾跟老太爷打天下的焦大痛骂：“那里承望到如今生下这些畜牲来！每日家偷鸡戏狗，爬灰的爬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当然如鲁迅指出：“焦大的骂，并非要打倒贾府，倒是为贾府好，不过是主奴如此，贾府就要弄不下去罢了。”（《伪自由书?言论自由的界限》） 应当指出的是大观园的归属问题。大观园是曹雪芹着力最深的地方，是作者的希望所在。在庚辰本脂批有这样一条： 大观园系玉史与十二钗之太虚玄（幻）境，岂可草率？ 根据脂砚斋的看法，所谓“天上人间诸景备，未许凡人到此来”的大观园便是理想世界太虚幻境的人间投影。这两个世界是融合的。我们虽然不能过于相信指批，可是在内证充分的情况下脂批却是最有力的旁证。让我们看看《红楼梦》中的直接证据，第五回宝玉随秦可卿游太虚幻境： ．．．．．．至一所在。但是朱栏白石绿树清溪，真是人迹罕逢飞尘不到。宝玉在梦中欢喜，相到：“这个去处有趣。我就在这里过一生，纵然失了家，也愿意。” 第十七回宝玉随贾政入大观园，行至沁芳亭一带，书中所描写的正是“朱栏白石绿树清溪”这八个字的充实和放大。就心情而言，宝玉初进大观园时（第二十三回）作家写道：“且说宝玉自进园来，心满意足，再无别项可生贪求之心。”岂是偶然？更为明显的是宝玉和贾政一行人离了蘅芜院，来到一座玉石牌坊之前： 宝玉见了这个所在，心中忽有所动，寻思起来倒是哪里见过一般，却一时想不起来哪年月日的事了。 宝玉自己也许忘了，可是读者一定还记得第五回宝玉梦游至一所在，有一石碑坊上书有“太虚幻境“，所以脂批于此点明：“仍归于葫芦一梦之太虚幻境。”贾政说：“这是要紧之处”，是的，《红楼梦》中还有比太虚幻境更要紧的所在吗？作者一再再而三地点明：大观园不在人间，而在天上；不是现实，而是理想。更准确地说，大观园就是太虚幻境。1972年宋淇发表《论大观园》提出： 大观园是一个女儿们和外面世界隔绝的一所园子，希望女儿在里面，过无忧无虑的逍遥日子，以免染上男子的龌龊气味。最好女儿们永远保持她的青春，不要嫁出去。大观园在这个意义上说来，可以说是保护女儿们的保垒，只存在于理想之中，并没有现实的依据。 这段话说得既平实又中肯。大观园是一片理想的净土，它与外面的现实世界是“清与浊”、“情与淫”、“假与真”风月宝鉴的反面与正面。这两个世界是贯穿全书的一条最主要线索。清道光年间王香雪评曰： 《石头记》一书，全部最要关键是真假二字。读者须知真即是假，假即是真，真中有假，假在有真，假不是假，真不是真。明此数意，则甄宝玉贾宝玉是一是二便心目了然，不为作者冷齿，亦知作者匠心。 可是令我们痛心更令曹雪芹痛心的是大观园这个理想世界是建筑在最肮脏的现实世界基础上，第十六回对大观园建造有很清楚的叙述： 从东府一带借着东府花园起，转至北起，一共丈量准了三里半大。．．．．．．先后令人拆宁府含芳园墙垣楼阁，直接入荣府东大院中。．．．．．．会芳园本是从北拐角墙下引来的一段活水，今也无须再引。其山石树木虽不敷用，贾赦住的乃是荣府旧园，其中竹树山石以及亭榭栏 杆等物，皆可挪就前来。 我们知道东府诸公及荣府的贾赦是最为淫滥之人。它让我们不能忘记最干净的其实也是从最肮脏的里面出来的。最干净的最后仍旧要回到最肮脏中去的。“欲洁保曾洁，云空未必空”这两句诗不但是妙玉的归宿，同时也是大观园的归宿。曹雪芹一方面全力创造了一个理想世界，在主观企求上他又无情地写出了一个与此对比的现实世界。而现实世界的一切力量则不断地在摧残理想世界，直到完全毁灭为止。“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马尔克斯《百年孤独》中也构建了一片神奇的土地，那就是马孔多。由于两位作者文化传统与历史的背景不同。《红楼梦》中的太虚幻境是曹雪芹根据中国传统佛道思想虚构的，其在人间的投影大观园则是建立在旧势力的阴影里，是人为的退缩，是有院墙的具体的封闭。《百年孤独》中的马孔多虽然在人间，但又是无处寻觅的。马尔克斯对其环境的描写也似伊甸园般美好。 马孔多是一个只有二十户人家的村庄，座落在水流清彻的河边；这些水流沿着洁白而巨大的像史前时期的化石蛋一样的光滑的石床向下流。这块天地是如此之新，许多东西都尚未有名字，提起来还得用手指指点点。 在许多村庄中，马孔多是最有秩序最勤劳的一个。那是一个幸福的村庄，那里没有一个人超过三十岁，也从未死过人。 但“因为这个村子隐没在辽阔的沼泽地里”。环境险恶闭塞，它是布恩地亚第一代及二十多户亲友怀着冒险精神背井离乡开拓创建的，是人们的逃避，是无形的空间的隔绝。 马尔克斯曾有段文字描述一艘搁浅的西班牙大帆船： 整个船身处于孤寂的地方，被子人忘却了，没有遭到时光的侵蚀，也没有受到飞到飞禽的骚扰。．．．．．．里面除了一大簇花卉，没有任何东西。 这充满象征性的语言就是马孔多初期的写照。在没被殖民者发现之前，它闭塞、贫困、没有任何嵌有物质文明的东西，它有的仅是一簇花卉，它代表着和平、宁静、纯洁、美好，是一个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世外桃源般的理想世界。 如果说曹雪芹是极力想保护大观园这块理想之地不受外界侵袭，结果“历史的必然与现实世界的不可能实现之间的冲突”导致大观园的破产；那么马尔克斯则是有意安排一个世外桃园马孔多，把这个“有价值的东西当面摔给人看。” 悲剧同工，却有异曲。前面我们说过大观园是建立在旧的园子基础上，虽然它处处小心严加防范，不惜以封闭来求得保护自己，但毕竟它的“干净”是建立在包围之中。大观园里的人物对这两个世界的看法是清醒的。我们不妨检讨一下“黛玉葬花”的意义。“黛玉葬花”发生在第二十三回，宝玉和诸钗刚刚在大观园里开始他们的理想生活，所以这个故事的安排富有深意。 宝玉一回头，却是林黛玉来了，肩上担着花锄，上挂着纱囊，手中拿着花帚。宝玉笑道：“好，好，来把这个花扫起业，撂在水里。我才撂了好些在哪里呢。”林黛玉道：“撂在水里不好。你看这里的水干净，只一流出去，有人家的地方脏的臭的混倒，仍旧把花糟塌了，那畸角上我有一个花冢。如今把她扫了，装在这绢袋里，拿土埋上，日久不过随土化了，岂不干净。 黛玉葬花一节正是作者开宗明义地点明《红楼梦》中两个世界的她。黛玉的意思很明显，大观园里面是干净的，但是出了大观园就是脏的臭的了。把花葬在园子里让她们日久随土而化，这才能永远保持清洁。花在这里自然是园中女孩子的象征。她们若想保持干净纯洁，唯一的途径便是永驻理想之城而不到外面的现实世界去。从主观愿望上说，宝玉和大观园中的女孩子们所企求的是理想世界的永恒，是精神生命的清澈；但在客观认识上，他们对外在世界不是茫无所知，他们虽然天真烂漫，却并非幼稚糊涂。事实上她们一方面把两个世界区别得泾渭分明，而另一方面又深刻地意识到现实世界对理想世界的高度危害性。“黛玉葬花”这正是通过形象化的方式把这两层意思巧妙地表达了出来。 曹雪芹有时也用明确而尖锐的语言点出外面世界的险恶。第四十九回史湘云警告宝琴道：“你除了在老太太跟前，就在园子里，来这两处，只管玩笑吃喝。到了太太屋里，若太太在屋里只管和太太说笑，多坐一会无防。老太太不在屋里你别进去，那屋里的人多心坏，都是要害咱们的。”到底湘云是直率人。 绣香囊出现于大观园里中是一个信号（七十三回）被夏志清比之于伊甸园中蛇的出现，因为蛇一出现，亚当和夏娃就从天堂坠落到人间。黛玉一句“冷月葬花魂”标志大观园的气数是真的要尽了。抄检大观园，晴雯被逐，迎春误嫁，通灵走失，黛玉夭亡，探春远嫁，妙玉遭动，巧姐被卖，惜春独守青灯，真是“大故迭起，破败死亡相继”，正应了“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 《红楼梦》作者就是这样将两个世界于强烈的对比中写出，以显示肮脏丑恶的现实世界（淫）无时无刻不在对理想世界（情）进行围困侵害。 宝玉是一个有情有欲的人，所不同是他的欲永远是为情服务的，是结果而不是原因。第六回作者安排宝玉与袭人偷演警幻所训之事是有深意的，表明此后宝玉在大观园中和那些清静的女孩各不相扰，乃由于不为而非不能。可见宝玉情淫具备，清浊兼资，他属于“泥做的骨肉”，却终日混在“水做的骨肉”中。只有这样宝玉才构成了大观园与外面世界之间的接榫。 我们知道宝玉出生时嘴里含着通灵宝玉，也就是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的那块“顽石”。粗通红楼的人也会知道贾宝玉与那块“顽石”是一而二，二而一，即假作真时真亦假，它的具体而统一的表现形式就是作为护身符的通灵宝玉。 清同治年间人解庵居士，《石头臆说》云：“通灵宝玉兼体用论，论体为作者之心，论用为作者之文。夫从胎里带来，口中吐出，非即作者之心与文乎！何以言石上所记即通灵所说？观夫青埂峰下鲜莹明洁之石倏尔缩如扇坠，幻形入世，迨取本还原，将一生所历情事尽记在石，意欲问世传奇，非即以通灵之心作此通灵之文乎！” 此言得之。通灵宝玉作为现实与虚幻想的融合点在全书中如草蛇灰线，经历了几番大纠葛。 首先通灵宝玉就被外部势力利用，以金玉良缘为借口，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拿联姻作交易，把魔爪伸进在观园，强行拆散了宝黛以纯洁爱情为基础并且是在太虚幻境灵河岸边就已命定的“木石前缘。”通灵宝玉成为宝黛有情的主要障碍，也是他们经常呕气的肇因。 在第二十五回，通灵宝玉第一次显示作为希世奇珍能除邪崇的功能。宝玉因受贾环充满妒意的母亲赵姨娘的巫法而身染重疾里来了一个癞头和尚与一个跛足道人，把玉擎在掌上，长叹一声道：“青埂峰一别，展眼已过十三载矣！”然后借助于恢复玉石因与尘世声色相刃相靡而被玷污的奇迹力量，治愈了宝玉。这里已再明白不过指出能灵宝玉就是青埂峰下自怨自叹日夜悲号的顽石。 通灵宝玉是贾宝玉的化身，贾宝玉则是它在尘世的幻形。正如袭人说道：“进业的谁不知道这玉是性命似的东西呢，真要丢了这个，比丢了宝二爷还利害呢。”（第九十四回） 通灵宝玉的丢失实际上就是宝玉自我的迷失，是他耽地尘世声色犬马，在日常生活的表面布景里上演了一场本体论的悲剧。失却了理想世界理性之物的宝石陷入了痴呆状态，这恰恰相反恰恰给金玉良缘的实现以可乘之机，苦降珠也终于魂归离恨天了。 还玉一场（第一百零六回）是两个世界对通灵宝玉同时也是对贾宝玉拯救与毁灭展开的 最为激烈的正面冲突： “．．．．．．弟子请问，师父可是从太虚幻境地而来？”那和尚道：“什么幻境，不过是业处来去处去罢了！我是送还你的玉来的，我且问你，那玉是从哪里来的？”宝玉本来颖悟，又经点化，早把红尘看破，只是自己的底里未知；一闻那僧问起玉来，好像当头一棒，便说道：“你也不用银子了，我把那玉还你罢。”那僧笑道：“也该还我了。” 袭人闻知，“两只手绕着宝玉的带子不放松，”紫鹃也“抱住宝玉”，宝玉难以脱身，叹道：“为一块玉这样死命不放，若是我一个人走了，又待怎样呢？”结果却是令人失望的。当宝玉答应不还玉了，只要见见和尚，宝钗明快地说：“放了手由他去就是了。” 宝玉怎不顿悟！笑道：“你们这些人原来得重玉不重人哪。你们即放了我，我便跟着他走了，看你们就守着那块玉怎么样！” 那块玉米面被尘世玷污的“假”宝玉留了下来，而由此顿悟的“真”宝玉则决计抛弃红尘，由肮脏邪恶的此岸奔向干净纯情的彼岸。这个没有流放的流放者，这个到处都是异乡的人，这样的抉择对于他将是一种奇妙的解脱和真正的生活。 通灵宝玉，作为仙境中的一块石头，它的存在具有本体意义上的先行统一。而在红尘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被虚伪玄学所理解的青春韶华。他体验着主体与客体的分化，自我与他人的对峙，实际情况与沉沦的冲突。王夫人道： “古往今来，你们听见过这么第二个么。．．．．．．病也是这块玉，好也是这块玉，生也是这块玉，．．．．．．”（第一百零六回） 宝玉生命的给定部分乃是他自身与石头关系的辨认。他的存在虚空既不能以黛玉的存在关系来充填，也不可能以他的这种尘世的自我来充填。 以上我们谈了《红楼梦》中现中现实与理想的鲜明对比、冲突及作为交叉点通灵宝玉的作用。下面我们再来探讨《百年孤独》中的两个世界。 与《红楼梦》不同的是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中只明确描述出了马孔多这个理想世界。而那丑恶的外部世界隐藏在幕后，虽然看不见，却时刻能感受到其对马孔多的压榨、操纵和侵蚀，仿佛“全世界的蚂蚁一起出动，正沿着花园的石子小路费力地把他拖到蚁穴中去。“ 最早敲开马孔多这个世个桃源和平与幸福的是以黑尔基阿德斯为首的吉卜赛人，马尔克斯以形象神奇的笔触描写殖民者的掠夺： 吉卜赛人拖着两块磁铁挨家挨户地走着．．．．．．铁锅、铁盆、铁钳、小铁炉纷纷从原地倒下，木板因铁钉和螺丝没命地挣脱出来而嘎嘎作响．．．．．．跟在那两块魔铁后面乱滚。就是这两块小小的磁铁,霍·阿·布恩地亚用一头大骡子和一群山羊换了下来,后来两块磁铁再加上三枚金币成为换取放大镜的代价为了看一下马孔多从未见过的冰块,他们每个需付给吉卜赛人五个里亚尔,摸一下价钱还要加倍!这里殖民者贪得无厌的嘴脸不是活灵活现地勾勒出来了吗?马孔多作为一个乌托邦式的村庄,其初期是“但有父子无君臣”,在此桃花源中无政治秩序，只有伦理秩序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马孔多居民以为翻过几座山梁就可以逃避殖民者的魔爪是多么幼稚。贪婪是他们的动机，残忍是他们的本性。党派纷争，内战频仍，接着被称为绿色地狱的美国香蕉公司登陆了。火车的出现则完全摧毁了空是上隔绝的这个小镇。“这列样子好看的黄色的火车注定要给马孔多带来那么多的变化、灾难和忧愁。“美国人的到来更使这儿闹得天翻地覆。“他们造成的乱混大大超过从前吉卜塞人造成的混乱，而且这种混乱根本不是短时间的，容易理解 。”随这而来的是所谓的外部世界的物质文明：妓女、赌博、醉汉、斗殴和死亡，以及大白天就在吊床上当众乱搞的丑恶现象。“在短时间里发生了那么多的变化，以致．．．．．．马尔多的居民已经认不得自己的市镇了。”是可忍孰不可忍！工人们自发走向了破坏工厂反对工贼的斗争，大罢工则把它推向了顶点。这是不可调和的斗争，剥削阶级是不可能善心的，他们的回答只能是屠杀。结果是倒下了三千多工人、妇女和儿童，他们不得不用“有两节车厢，前中后各有三个车头牵引”的火车装运这些尸体给扔进海里。 不错，马孔多曾经拥有过幸福，是一座用“晶莹夺目的材料砌成”的纯洁的冰城。但从吉卜赛人带来了望远镜，“科学缩短了距离，”马孔多就已经进入了殖民者掠夺的视野，再也别想有安静的生活。 当霍·阿·布恩地亚第一次看见吉卜赛人的冰块并认为“这是世界上最老的钻石，”是具有象征意义的，表明马孔我居民是把他们的家园（冰城）看得象钻石般美好。冰块总归是冰块，虽然象钻石但毕竟脆弱多了。当能够借太阳光使干草燃着的放大镜出现，冰块就要融化了，用冰块砌成的冰城也将要慢慢解体了。马孔多在世纪末的恐惧中颤栗了。一场下了四年十一个月两天暴雨“掀开了屋顶，刮倒了墙垣，连根拔起种植园最后剩下的几棵香蕉树，紧接着一场飓风将弱小的马孔多人从地面上一扫而光。”这个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忍受了百年孤独的世外桃源马孔多，“将从人们的记忆中彻底抹掉，”“注定不会在大地上第二次出现了。” 墨尔基阿德斯是一个重要人物，他是吉卜赛人，来自充满疾病灾难的丑恶外部现实世界。他在波斯患过癞病，在马来亚群岛患过坏血病，在亚历山大患过麻疯病，在日本患过脚气病，在马达加斯加患过淋巴腺鼠疫，在西西里岛碰到过地震，在麦哲伦海峡遭到过牺牲惨重的轮船失事。 就是这个“坎肩布满了多年绿霉”的老头率先踏上了马孔多这块没有疾病没死亡的净土。虽然非墨氏初衷所愿，但事实却是现代文明带来了现代罪恶，羊皮书以预言般的力量将现代文明的罪恶深深地烙进了马孔多古老的土壤中。 羊皮书出于墨尔基阿德斯之手绝非偶然，表明脆弱的马孔多一经被现实发现注定要走向崩溃，理想的破灭史是由现实来撰写的。 因为理想的破灭是像冰一样逐渐融化的，现实的渗透也如阳光一样是悄没声息的。尽管黑氏的幽灵时常出现在布恩地亚家族后代面前提醒他们外界文明的危害性，但在短期内殖民者以“科学进步”为幌子进行掠夺所造成的后果是看不见的，因此在良诺上校等人眼里羊皮书不过是一堆垃圾，发出难以忍受的腐烂的气味。直到第四代孪生兄弟看出了马孔多正在逐渐走向世界末日，为了摆脱恐惧拯救马孔多的未来，他们开始钻研羊皮书，懂得“必须解开预言之谜，这样他们就不会完蛋。”经过几代人前赴后继的努力，终于明白了马孔多的历史悲剧，但为时已晚。世外桃源马孔多已经走到历史的尽头，被现实世界的文明罪恶无情的击碎了。 现实世界满布疑惑，而小说即拴于现实的模拟世界，故此人类的本质根本不容有一种最终解决问题的可能存在。伟大的艺术家不是模仿现实的形象，而是模仿它的能动性；不是提供事物人物的仿制品和复制品，而是参加一个正在形成的世界的行动，发现它们内在节奏。他不仅担负着报道战斗的任务，而且也是一个战士，有他的历史主动性和责任。对他和对任何所有人一样，问题不在于说明世界，而在于参于对世界的改造。以现实主义的名义要求一个时代或一个民族的历史进程，表现其基本的运动和未来的前景。这是一种哲学的而且是美学的要求。对一个既定时代里的人和世界的关系，一部作品也许是很不完整甚至极为主观的见证，而这个见证却可能是真实而伟大的。艺术特有的道德不在于训诫人，而在于提醒人。 曹雪芹不是一个绝望者，而是一个见证者。 马尔克斯不是一个革命者，而是一个启发者。 它暗示世界的缺陷并呼吁超越这个世界。] 因为“有”的世界拒绝度量，“存在”的世界不用度量。 因为人不能自己拯救。 艺术是把目前现实变成神话，变成尚未存在的东西的“密码”的艺术。像一切神话的伟大创造者一样，曹雪芹与马尔克斯在作品中创造了形象和象征的世界，察觉并暗示事物之间的联系，把经历、梦想、虚构、甚至巫术合成一个看不见的整体，而且在感觉的重复印象或重叠中，使我们每个人感到日常事物的轮廓，隐瞒的梦想、哲学或宗教的概念，以及超越它们的愿望。人们不会听任自己对作品中比喻的细节作一种犹太教法典的注释。在象征的具体发挥和它抽象的意义之间没有一种从字眼到字眼的对应是可以理解的。在象征总范围里活动的是活生生的人，有个怀的人，细节的现实主义并不与象征主义背道而驰，而是给了它生命力。 《红楼梦》和《百年孤独》并不是一种被隐喻弄得怪里怪气的抽象观念。它们是一种揭示性的神话，一幅使天上人间成为一统世界的生活景象。对它们的作者来说，现存的一切只是习惯，伟大就在于拒绝社会。 他们的世界和我们的世界是统一的。 他们生活过的世界和他们创造的世界是统一的。
世界十大文学巨匠：1、古希腊诗人荷马；2、意大利诗人但丁；3、德国诗人、剧作家、思想家歌德；4、英国积极浪漫主意诗人拜伦；5、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戏剧家、诗人莎士比亚；6、法国著名作家雨果；7、印度作家、诗人和社会活动家泰戈尔；8、俄国文学巨匠列夫托尔斯泰；9、苏联无产阶级文学的奠基人高尔基；10、中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鲁迅。
其实，我是第一次听到比较文学这个词，帮你找了一下，我是门外汉，你自己看吧。 比较（comparison）一词，指从某一个或几个角度，在不同的事物之间进行的相互区别或相互联系的分析行为和方法。在修辞中，“比较”常和“对比”换用，以帮助解释或阐明观点。顾名思义，比较文学（comparative literature）是一门建立在比较方法之上，历史地分析、阐释两种以上民族文学之间的类同或差异以及相互作用的过程，同时探究文学与其他意识形态相互关系的学科。比较文学研究的理论基础是强调事物之间的可比性和内在联系。法国比较文学的创始人之一查斯勒就强调：“没有任何东西是孤立的，真正的孤立是死亡。”（1）在比较文学研究者看来，一方面，一切民族是在不断发生互相影响中前进的，另一方面，文学史、哲学史和政治史等是不可分离的。 比较文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研究学科形成于19世纪末，然而，早在古罗马时代，贺拉斯、麦克罗皮斯和吉利斯就曾对罗马文学和希腊文学进行过比较。十八世纪，德国的莱辛在《汉堡剧评》中将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和法国古典主义的理论进行纵向比较，指出古典主义理论事实上是亚氏“古典理论”的悖离和发展。“狂飙突进运动”的先驱赫德认为，文学研究应从总体出发，并考虑影响作家和作品的各种因素——这实际上是法国学派影响研究的理论渊源。 19世纪资产阶级开拓世界市场，打破了地方和民族的闭关自守状态，浪漫主义运动的兴起又使人们对文学的世界性有了认识，歌德甚至提出了“世界文学”的概念。与此同时，比较的方法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已广泛应用，细胞的发现、能量转化和进化论这三大科学成就使人们对事物的内部联系的认识大大前进，这在比较文学学科的产生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孔德的实证主义哲学和丹纳的决定文艺之“种族、环境、时代”的三要素说，则成为比较文学研究直接的理论资源。1800和1810年法国斯达尔夫人先后发表《论文学》（《从文学与社会制度的关系论文学》）和《论德国》，在此期间，德国的施莱格尔兄弟则写成了《关于希腊诗歌研究》和《论戏剧艺术和文学》。这个基础上，从19世纪30年代起，比较文学论著大量出版发表，这些成就标志着比较文学成为一门正式学科的时代已然来临。 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重镇是法国。“比较文学”一词，最早出现于1816年法国诺埃尔和拉普拉斯编的《比较文学教程》中。法国学者阿·福·维尔曼1829年在巴黎大学讲学时对“比较文学”有明确的阐释，并使这一术语逐渐得到承认。另一比较文学家安贝尔（也译为安培，即物理学家安培的儿子）在马赛公学授课时强调，各国人民的文学艺术比较史将产生出文学艺术的哲学，并干脆把他的讲座定名为“各国文学比较的历史”。 1868年法国著名批评家圣伯夫在论安贝尔的文章中使用了“比较文学”一词，从此，“比较文学”作为专门术语而被普遍接受。1877年第一本《比较文学杂志》问世；1886年爱尔兰教授波斯奈特出版了被视作第一部比较文学理论著作的《比较文学》；1897年法国学者贝兹编写的《比较文学目录初稿》发表。这些都标志着比较文学已逐渐从文学史中分离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1931年，法国著名学者梵·第根出版了《比较文学论》，该书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比较文学原理和有关研究方法，得到热烈呼应并很快形成了世界上第一个比较文学学派——法国学派。 梵·第根在他的《比较文学论》中指出比较文学的对象是本质地研究各国文学作品的相互关系。这种相互关系主要指向不同民族或国家文学之间的事实联系。换言之，法国学派的比较文学研究注重的是“影响研究”，其方式是通过历史追踪和实证考据，考察一个作家、一部作品、一种文体、一国文学在外国的影响，或探讨作家和作品的源流或受到哪些外国文学的影响，或研究产生影响的媒介。总而言之，影响研究寻求某一国家文学始自放送，经由传递，再到被接受并产生影响的“经过路线”，总结出“放送者――传递者――接受者”的具体研究方法。影响研究就此具体细分为“誉舆学”（流传学）、“媒介学”（译者、译本、改编、演出、评介交流）和“渊源学”（主题、题材、文体、风格的来源）三种研究范畴。 法国学派主张“比较”一词应该摆脱美学的涵义，取得科学的涵义（梵·第根），注重历史性和科学性，他们的研究留下了许多文学史的宝贵成就。然而，由于过分注重两种文学之间的裙带关系，影响研究必然忽视具体文学作品内部的众多质素，对作品审美价值的分析几乎是空白一片。在法国学派看来，对作品进行美学评价或审美欣赏，将损伤其孜孜以求的客观性、科学性。此外，法国学派标榜影响研究，却忽视了这一事实——影响从其意义上讲应该是相互的。在这一点上，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表现出了强烈的唯我独尊的狭隘民族主义色彩和保守倾向。 然而，这种观念很快遭到比较文学研究美国学派的否定和抛弃。崛起于二战之后的美国学派以“平行研究”为标志，他们不满于法国学派漠视作品审美欣赏这种停留于外部考证的研究方式。1953和1958年，注重文本批评的英美新批评派代表人物韦勒克，分别在《比较文学的概念》和《比较文学的危机》中，对法国学派重事实、讲考证，只求“事实联系”的研究方法提出全面尖锐的批评。这篇报告被认为是美国学派的宣言书，并引起两派长达十年的论战。1962年美国学派的代表人物亨利·雷马克发表了《比较文学的定义和功用》，重新定义“比较文学”：“比较文学是超出一国范围之外的文学研究，而且研究文学与其他知识和信仰领域之间的关系，包括艺术（如绘画、雕刻，音乐，建筑）、哲学、历史、社会科学（如政治、经济、社会学）、自然科学、宗教学等等。简言之，比较文学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是文学与人类其他表现领域的比较。”（2） 不难看出，美国学派主张，比较文学首先是一种文学研究，它关注文学作品在题材及形式处理上等的一切审美特质；其次，文学作为一种艺术样式，应和人类其他的表现领域进行比较。在这个意义上，美国学派进行的比较文学研究被视作“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的研究。 平行研究包括“主题学”、“题材学”、“形态学”、“类型学”、“比较诗学”（亦称“比较批评”）等内容，研究同一主题、同一题材或同一文体在不同国家文学中的形态与发展，或是探讨并无直接联系的几国文学在主题、题材、文体、风格、人物形象等方面的类同和差异。并且，这种文学作品的比较也拓展到理论领域，不同国家的文学理论批评之间的关系也是平行研究的对象。 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之间分岐缘故而引发的论争，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极大地促动了比较文学研究浪潮的到来。由于世界文化交流的日益扩展，比较文学已经成为具有世界性的人文科学的重要分支。英国、日本、苏联、中国等国的比较文学研究很快发展起来。1954年9月，国际比较文学协会宣告成立，该会成员分布在五十多个国家和地区，会址固定设在法国巴黎。比较文学已不仅仅局限于文学的比较，而是上升为一种学术研究取向。1982年福克玛在《比较文学和新变化》中提出，比较文学既是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也应作为一门学术性学科。在他看来，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的研究对象基本上是一致的。总的来说，经过一个世纪的发展，比较文学已经远远超越了文学影响研究和文学内部质素之间辨同析异的层面，结构主义、价值问题、符号学、接受理论等日益受到比较文学研究的重视，从而大大拓展了比较文学研究的视野，同时，比较文学也在文学理论研究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上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