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热啊在烈日炎炎的中午,我漫步在人行道的树阴下,一辆汽车从我身边风驰电掣地驶过一股热浪迎面扑来,我好热呀,看到一家冰激凌店,我三步并作两步冲进冰激凌店,见到再买冰激凌的柜台前人多的摩肩接踵,很多人都在买好吃凉爽的冰激凌,可还有些人却享受着冰激凌店的空调的凉爽,使自己的体温降下,除去炎热给身体带来的烦恼,久久不肯离开．我一边平尝着凉爽的冰激凌一边向车站走去．我心想；还是去公园玩儿,玩儿,那里不仅有许多树,而且每棵树枝繁叶茂,在那儿一定很凉快．去公园的车缓缓驶入车站,上面写着空调车我想那一定很舒适,可我上了车才知道这车的空调早已坏了,有些人汗流浃背把身穿的T恤衫都给湿透了,他们只好打开窗户,头靠在窗前,当汽车开动的时候能有一丝丝风吹过,虽然满身都是汗,但是心情还是很舒畅,还有一些老人觉得受不了了,就煽动着扇子降温
呵呵~我也正在写关于国学热的一点思考~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很大的题目，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楚的。文化是什么？用辞海上的话说，文化是社会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的总和；用余秋雨的话说，文化，是一种包含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的生态共同体。可见，文化的外延包含整个社会，说文化实际上是在谈论整个社会。所以，讨论中国传统文化就是讨论中国几千年来的历史。中华民族的历史上下五千年，纵横八万里。这当然不是能用一两句话说得清楚的。但是，我们可以从一个某个侧面进行论说，比如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等。借用余秋雨的观点，中国传统文化应当是一种以追求爱与善良为最终目标的生态共同体。《三字经》开篇就讲，“人之初，性本善”，这说明人的本性是善良的。孟子讲，仁者爱人。《弟子规》讲，泛爱众，而亲仁。刘备讲，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这些都是在告诫人们要追求善良，奉献爱心。现代社会讲以人为本，实际上就是对人的本性的回归。现代社会对人的生命的尊重，也是体现了人类的一种大爱与善良。雨果曾经讲过，善良是精神世界的太阳。从这个意义上讲，爱与善良又是人类文化的共同目标。余秋雨讲过中国文化三个特性，以此来概括中华传统文化的特点也是适用的。这些特点表现在：第一中华传统文化在社会模式上，建立了“礼仪之道”。中华民族是世人共知的礼仪之邦。中国几千年建立的长幼有序、尊老爱幼、出则悌，等等，都是为建立礼仪之邦作出的理论探索与行为规范。第二中华传统文化在人格模式上，建立了“君子之道”。中华民族历来重君子远小人，“三纲五常”第一纲就是君为丞纲。从而要求人们做坦荡荡之君子，不为常戚戚之小人。进而立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大志。第三中华传统文化在行为模式上，建立了“中庸之道”。这也就是中华传统文化与其他民族文化所不同之处，也是能够在世界的历史长河中经久不衰的根本原因所在。
“国学”和“传统文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我个人并不赞成“国学”太热，“国学”是一个专门领域的学问，它应该是学者长期致力培养研究的事情。 记者：我知道您对当前的“国学热”及相关问题有着非常深入细致的思索，并且观点非常独到。请您谈一谈“国学”与传统文化的关联与区别。 刘梦溪：国学与传统文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传统文化的内涵要宽泛得多，整个传统社会的文化都可以叫作传统文化。一般把周秦以降直至清朝最后一个皇帝退位，也就是1911年辛亥革命之前，称作传统社会。而文化应该指一个民族的整体生活方式及其价值系统，因此广义地说，中国传统文化就是指中国传统社会中华民族的整体生活方式和价值系统，其精神学术层面，应该包括知识、信仰、艺术、宗教、哲学、法律、道德等等。国学则指的是中国固有的学术。我们在谈学理问题的时候，不应把国学和中国传统文化混淆起来或者等同起来。近一个时期国学话题得到学术界乃至学术界以外人士的关注，似乎有一点“热”。有的大学正式成立了国学研究院，小学生有国学班，互联网上在辛苦地遴选“国学大师”，与国学有关的书籍销路也不错。这种情况实际上有一个背景，跟近20年来学人以及媒体对传统文化的研究弘扬有直接关系，人们对传统文化已经减少了陌生感，甚至有了一定的认同感。正是在这样一种文化背景之下，现在国学成了一个时兴的话题。 但我个人并不赞成“国学”太热，在我看来，“国学”是一个领域的学问，它应该是学者长期致力培养研究的事情。人文领域任何一门学科如果太热，对学问来讲都不是好现象。上世纪90年代中期也有过一次关于“国学热”的讨论，当时大家在使用“国学”一词时，表现得比较审慎。现在讲国学讲得太泛，什么都成为国学了。我更倾向多使用传统文化的概念，传统文化的概念比“国学”更亲切普及，更容易被民众以及外国人所接受。因为每个人都站在传统的延长线上，都有被传统所遮蔽的一面，都需要有对传统的反思能力，都有一个对待传统的态度问题。传统和现代化的关系，应该是让传统成为现代化的必要资源，用现代性批评传统，也用传统批评现代性。在我们国家整个现代化的进程中，都离不开传统文化，我们需要不断地对它进行新的诠释，使传统成为现代人今天生活的一部分。传统文化包括精神层面，也包括物化的层面。那些历史文化的遗存，那些物化的文化典范，我们需要增加保护意识。此外还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部分，现在因为有联合国的倡导，各国都很重视，我们国家近年也给予极大的关注，获得良好的成效。 国学所包含的内涵只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也就是它的学术部分。当然就国人的教育而言，我认为国学应成为中小学课程设置的内容之一，这个问题比较大，需要有心人细致探讨。即使是在教育领域，也不应用“国学”来代替“传统文化”。 记者：您对国学概念的缘起及其演化过程也有重新检讨，对一些相关概念作了细致的辨析，请您谈谈这方面的问题。 刘梦溪：“国学”这两个字连起来使用，时间比较早，《周礼》里就有“国学”字样，但那是指国家所立的学校的意思。现在我们使用的国学的概念，发生的时间比较晚，大约在20世纪初期，比如1902年梁启超与黄遵宪的通信中，黄提到梁有创办《国学报》的设想，黄遵宪认为在时间上梁启超的想法未必合适。这样我们至少知道1902年国学这个概念就开始使用了。这封信在《黄遵宪全集》里能够查到。 章太炎先生使用国学的时间也比较早，而且他是最有资格承当国学大师称号的人。1903年他因“苏报案”被捕入狱，1906年出狱后到日本，当《民报》停顿的时候，他讲起了国学，正式挂牌开讲，鲁迅、吴承仕等曾前去听讲。章太炎第二次讲国学，是1913年至1916年被袁世凯软禁的时候，在北京钱粮胡同，北大许多教授去听。第三次是1922年夏天在上海开办的系列国学演讲，《申报》为之配合，每次演讲都作报道，影响更大。章太炎的《国学概论》一书，就是曹聚仁根据上海演讲记录整理而成的。最后是章太炎的晚年在苏州，又办起了国学讲习会。 20世纪的20年代，国学最为流行。除了章太炎的上海系列演讲，还有几件不小的事情，使国学的名声大震。一是1922年和1923年，胡适和梁启超两位大师级的人物，分别开了两个国学书目。胡适的书目叫《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刊载在1922年《读书杂志》第七期上，列书籍184种。梁启超不赞成胡适的书目，认为他该列入的没有列入，不该列入的倒列了不少。所以他索性自己重开了一个书目，叫《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1923年4月26日开列的，收书目141种。试想当时的胡适之和梁任公在思想界是何等影响，他们这样的大举动，对国学的推动能没有作用吗？ 其实20世纪更重要的事情，是1922年北京大学成立国学门和1925年清华大学成立国学研究院。中国两所地位最高的现代大学，分别成立了国学的专门研究机构，其影响不言自明。北大国学门聚集了一批学者，其中章太炎先生的弟子不少，负责人是吴承仕，也招收了学生。出版的刊物叫《国学季刊》，胡适写的发刊词。清华国学研究院有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四大导师，影响比北大国学门还大。 后来的许多最著名的文史学者，如徐中舒、姜亮夫、王力、谢国桢、刘盼遂等，都是清华国学院毕业。 但清华国学院只存在了四年的时间，到1929年就停办了。无独有偶，北大国学门也存在了四年的时间，1927年停办。其实原因很简单，主要是到20年代末大学的学术分科渐趋成熟，文、史、哲成为各自独立的学科，那么综合性的国学，其立足的余地就相对比较小了。 和国学有关的是“国故”和“国粹”。“国故”一词是章太炎的发明，他的一本书就叫《国故论衡》。我们中华民族所有过去时代的典故和故事，或者说我们所有的文化家底，都可以叫做“国故”。胡适觉得“国故”这个词可以成立，他提出了用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的口号，并说研究国故的就叫“国故学”，简称“国学”。而“国粹”一词，是从日本传来的。日本明治维新以后，有一派主张发扬本国精神的学人，例如创办《日本人》杂志的志贺重昂，提出了日本有自己“独有的国粹”的想法。其涵义相当于“民族性”或者“民族精髓”，也就是指一个国家特有的精神财产，一种无法为其他国家模仿的特性。 “国粹”的概念传到中国也是在20世纪初，梁启超很早使用，章太炎的著作里使用国粹的概念更要多一些。 但“国粹”的概念传到中国以后，似乎走了下行路线，不再指民族性或者民族精神，而是包括了物化的文化形态，比如京剧、中医、中国功夫等，就成为国粹了。或者还可以包括中国画、中国书法等。 纯精神现象则不容易找到可以用国粹称之的事物。而且国粹须是今天仍然有生命力还在继续发用的东西，而不是简单的过去的遗存。比如秦砖、汉瓦、兵马俑、武则天墓、楚简、帛书等等，还真的不能叫国粹，而是可以称为国宝的。 国学、国故、国粹这些概念我们需要区别开来。国故现在已经很少使用了。国粹也不能用得太泛。 国学其实也是一个时代的名词，学术大家们有的有所保留，连写《国学概论》的钱宾四先生，都说过这个词前无承继，将来恐怕不容易成立。马一浮也说过这个词不够恰当。但他给定了国学的新定义，认为国学是“六艺之学”，这个主张值得今天给予足够重视。我宁愿采纳马先生的国学定义。国学并非不好，但不必一窝蜂地大热起来。 我们长期以来对传统采取的是一种隔绝或隔膜的态度。这些年所做的还是处在对传统“恢复记忆”的阶段。“国学”本来是旧学问，现在大家都来讲，其实也不是要怀旧，不排除有人是要赶讲国学这个“新”时髦、“新”时尚。 记者：那么是否可以说，目前的“国学”热与近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的倡导，有一些关系？从另一个角度看，是不是由于传统文化源流的断裂甚至于在社会生活中一度“失宠”有关？在您看来，我国传统文化在传承过程中哪一个关节点上出了问题？ 刘梦溪：问题提得很好，的确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对传统文化的研究，开始逐渐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重视，但时间并不长，从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至今也就是30年的时间，认真地说还只是处在连接传统、恢复记忆的时期。因为此前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我们对传统采取一种隔绝或隔膜的态度。在传统与现代性的关系方面，长时间有人认为传统是现代性的一种阻碍。 谈这个问题，我们无法回避晚清到民国所发生的社会与文化的变迁，当时人叫“大变局”。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都表达过“大变局”的思想。就是持续两千多年的传统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儒家思想作为传统社会的核心价值呈崩塌耗散之势。因此晚清以来的百年中国，实际上是处在文化传统的流失与重建的过程之中。“五四”对传统的检讨不是没有缘由的，但“五四”精英彻底批判传统的结果，使传统大大减少了在民众中受拥护的程度。而民众不拥护自己的传统，传统的传承就会发生困难。 新儒家说后“五四”时期是中国文化的“花果飘零”，不是没有道理。所以才有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这些大儒出来，为故国的文化招魂，才有1935年何炳松等十教授的中国文化本位的宣言，才有1958年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唐君毅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 民族的文化传统，按人类学家的观点有“大传统”和“小传统”的分别，大传统指的是一个社会的主流文化形态，比如传统社会的儒家思想；小传统则是指民间文化和民间信仰。中国社会的特点，是有长期的完善的民间社会，因此文化的“小传统”格外发达。但是，十年动乱时期对小传统的破坏最为严重，特别是社会公德、社会良知和社会伦理的被毁弃，后果是不堪想象的。改革开放后，不光是知识界，领导者以及民众态度都是一致的，就是希望进入传统的重建过程，首先应该对传统“恢复记忆”。 为什么是“恢复记忆”？因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已经忘记了自己的传统。90年代初期，我跟香港中文大学校长金耀基先生对话，他就讲，中国人对传统文化的态度是：“20年代不想看，80年代看不见。”就是说到80年代的时候，我们已经不容易看到自己的传统了。金先生是研究现代化的社会学家，他用通俗的语言所作的概括，我很佩服。这里存在着一个矛盾，即中国是一个有五千年文明历史文化的国家，它是一个有传统的国家，但是在现代中国人身上，传统承载的量是非常之小的。不明白这个道理的人还认为，我们什么事情做不好都是因为传统在作怪，其实，不是这样的。与其说中国人喜爱传统，还不如说中国人更愿意求新。只是“新”得没有根基，“新”得不够稳定。“国学”本来是旧学问，现在大家都讲，其实也不是要怀旧，不排除有人是要赶讲国学这个“新”时髦、“新”时尚。 我们百年来的经验，五十年的经验，近二三十年的经验，有两条最重要：一条是历史不能割断，另一条是世界不能脱离。文明是有它的共相的。从文化学的角度来看，“求同”比“立异”更重要得多。 记者：您认为在重建传统的过程中，哪些问题至关重要？或者说哪些原则必须持守？ 刘梦溪：我现在考虑的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历史经验，千年的经验，百年的经验，五十年的经验，近二三十年的经验，有两条最重要：一条是历史不能割断，另一条是世界不能脱离。清代的问题就是它与世界相脱离，它闭上了大门，割断了对外交流的渠道。近三十年以来作为基本国策的改革开放，目标之一就是让我们进入世界的大家庭，不脱离开世界大势来孤立地考虑自己的问题。对历史的反思，对传统的承继，则是要整合自己的资源，为现代化建设所用。因此近年的传统文化受到重视，国学的提倡，当然是理所必至的好事情。 可是伴随着大家为重建传统所做的努力，也有一些意外之见和意外之行值得我们检讨反思。比如设立小学生国学班，倒也罢了，却要小孩子们穿上古代的袍服，念《论语》要摇头晃脑，此理我实不可解。 又比如有人提出应该恢复黄帝纪历，这个想法显然是不可取的。以公元来纪历，是中国走向世界的必要一步，连纪历都要改变，近代以来我未之闻也。虽然是个别的说法，也够让人感到意外了。又比如前年圣诞节期间，据说有“十博士”提出要抵制圣诞节，这也非常荒唐。如果在西方，在美国，如果有美国人提出来要抵制中国的春节，亚裔和华裔会认为这是种族歧视，美国的法律也不会允许。最近还有人提倡，国人要穿所谓“汉服”。什么是“汉服”？唐朝的、宋朝的还是清朝的？我们不能不认为这是一种为了传统而忘记今天、为了中国而忘记世界的思维方式。 文明是有它的共相的。从文化学的角度来看，“求同”比“立异”更重要得多。虽然我们做学术研究不能不区分出“异”来，“理一”还得“分殊”，这是宋儒的观点。但区分“异”的目标结果是为了求其“同”。我历来认为，比较文学、比较文化的研究，是通过“异”来追求那个“同”。北大乐黛云教授开始推动比较文学学科建立的时候，她很重视钱钟书先生。虽然钱先生本人不认为自己做的是比较文学研究，但是我们从他的《管锥编》、《谈艺录》中看到，书中充满了对各国文学与文化的比较，而比较的结果和目的，是尚同。他得出的结论是“心同理同”、“貌异心同”。他有一句很有名的话：“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钱先生追求“同”，这是非常重要的。真正的大学者不立异，立异不是有学问的表现。 当然对现代化和现代性问题的研究，现在很多学者比较一致的看法是，现代化的模式不应该是一个。 从历史上来看，以前的两个模式，一个是欧洲的模式，那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现代化的模式；第二个就是北美的模式，它也是对现代化影响最大的一个模式。但是，当东亚兴起之后，特别是中国兴起之后，人们在探讨有没有第三种现代化的模式？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与欧洲、北美的模式一定是一样的吗？大家觉得不一定是一样的。其实日本的现代化模式与美国的也不完全相同。 尽管人类在文化方面、文明方面还有很多不同的东西，但在人类生命存在的基本价值面前，比如生存的渴望、对灾难的应对等人性的追求方面，人类的共同之处是非常之多的，这不是以国家、民族作为分界的。当前我们重建传统的过程当中，一定不要忘记我们是世界大家庭的一个成员，人类文明当中一些共性的东西、共相的东西，我们也不可以例外。比如现在有的提出要改学位服。其实这不一定是最重要的。西方现代大学教育的历史比我们长。那么你索性连学位也不要好了，因为学位也是国外的东西，中国以前没有什么硕士、博士，只有状元、举人、进士。但是学位我们当然要！这里有一个知识无国界的问题。配合着中国传统文化的重建，一些传统节日应该恢复原来的位置，我对此完全赞同。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已经成为法定假日，效果极好。其实元宵节也应该放假一天。事实上元宵节之前，很多单位都不是正式上班的状态。但是又不可处处“立异”，一切都要与世界文明的共同形态区分开来，这个想法是不现实的，也是不聪明的，万不可行。 我们的文字形成“六书”之后，已经相当抽象化了，脱离了具象，变成了符号。文字的不间断，形成了典籍的异常丰富。这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生命之源，也是文化传承的载体。经典阅读可以变化人们的气质，可以有助于逐渐转移社会的风气。 记者：谈国学、研究国学，离不开文本经典的阅读。请您谈谈对文本经典阅读的看法。 刘梦溪：人们通常认为，中国文化的特点在于它是一个不间断的文化，我也认可这个说法。前不久去埃及，深为埃及的古文明所震撼。它的法老文字非常美，也是象形文字，但它未能传下来。我想它是太具象了。我们的文字形成“六书”之后，已经相当抽象化了，脱离了具象，变成了符号。文字的不间断，形成了典籍的异常丰富。这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生命之源，也是文化传承的载体。因此在重新检讨、建立传统的今天，文本经典的阅读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对于青年人来讲，他们认知传统，有时可以通过看实物，像古代的建筑、兵马俑以及博物馆里存放的展品，但比这些更方便的是，通过文本经典的阅读来了解中国的古文化和古文明。因为文本经典是中国文化的典范，它里边含着中国文化的众多信息。 这些年中小学的教学内容增加了古典的含量，这是很好的事情。文本经典的阅读风气也有所提升。经典阅读可以变化人们的气质，可以有助于逐渐转移社会的风气。
以什么态度对待传统文化更重要作者：吴国武八九十年代：碰撞与融合80年代：“全盘西化”抑或“中体西用”是当时最重要的两种主张和做法。改革开放伊始，社会各界都开始重新寻找中国文化的崛起之路。从官方层面来看，建国以来的大批判大体改弦易辙，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综合创新论”有相当的影响力。但从思想界的总体情况来看，“全盘西化”抑或“中体西用”是当时最重要的两种主张和做法。李泽厚先生在《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后记中说：“一种意见要求彻底打碎传统，全盘输入西方文化以改造民族；另一种希望在打碎中有所保存和继承。”学界多认为，这种情况类似于“五四”时期。其实不然，因为那时的传统文化很有影响，西方文化如潮袭来。而此时的中国，传统早已肢解隐去，西方对我们来说也是陌生的。当时，“全盘西化”论者引介了西方的思想理论和生活方式，使全社会耳目一新。然而，这种拿来主义往往将西方视为现代化的惟一模式，在对待传统文化上采取了与“文革”中破“四旧”相似的路数。“中体西用”论者在小心翼翼地将传统文化中的一些东西从封建帽子中剥离出来的同时，有意识地开始了学术研究，一些隐退的传统习俗也在恢复之中。可惜的是，他们对现代化的思考还不够深入。至于“综合创新”论者，大体延续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主流话语，只是比以前态度较为平和、做法较为务实。有人将80年代的思想文化界分为三个阵营，一个是《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一个是《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编委会，一个是“中国文化书院”。其中，后者被当作“中体西用”论的代表。实际并非如此，虽然这个1984年成立的书院由梁漱溟、冯友兰等先生牵头，但是当时讲传统文化既不封闭也不偏执，而是心胸宽广、视野开阔。以这个书院的宗旨来说，他们试图“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和教学活动，继承和阐扬中国的优秀文化遗产；通过对海外文化的介绍、研究以及国际性学术交流活动，提高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水平，并促进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据乐黛云先生的回忆，这个书院授课还涉及像比较文学在内的许多现代学科。90年代：知识界对于学术思想介入社会的方式和手段有了新的认识，80年代的激情必然会有转变。但这并不是学术、思想之分离，而是多元化、深层次思考的结果。进入90年代，中国经济社会进入了迅猛发展阶段。一些新的具体问题与“全盘西化”、“中体西用”、“综合创新”等主张之间都有较大的差距，这就迫使社会各界重新思考并加以回应。于是，很多人开始对具体问题展开研究和讨论，学理化趋势明显。对于这个变化，李泽厚先生以“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来解释，但是这种概括并不准确。就传统文化研究而言，考据、义理都很盛，大规模的古籍整理、文化遗存发掘保护渐次展开，思想史的研究不断深入，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也逐步引入。当然，知识界对于学术思想介入社会的方式和手段有了新的认识，80年代的激情必然会有转变。但这并不是学术、思想之分离，而是多元化、深层次思考的结果。对于李先生的议论，社会各界都有回应，但大多未能跳出学术、思想二分的暗示。比如，王元化先生提出“有思想的学术”、“有学术的思想”之说。其实，这些都是对90年代、对学术思想本身的误解。90年代初，“全盘西化”论者和热衷于政治的人大体沉寂，学术史研究、国学研究得到提倡，成为这一时期最重要的事。有人举出四个有影响的刊物，《读书》、《学人》和《国学研究》、《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杂志。前二者，比较从广泛意义上总结我们传统，后二者则立足于传统文化的弘扬上，同时也有一些丛书问世。虽然大家也有争议，但大多是比较理性地就事论事，没有明显的一边倒倾向，只有所谓“自由主义”、“新左派”例外。由于致力于具体问题的讨论，“全盘西化”、“中体西用”、“综合创新”等几种意见的正面冲突不是太多。许多人正是在学科壁垒、范式差异中重建各种意见的基础，回应生活习俗、社会文化的变化。以倡言“国学”为例。1992年，张岱年先生在《国学丛书序》中说：“国学是本国学术之意，这是我们所用的名词，外国学者研究中国学术，就不能称之为国学了。西方称研究中国的学问为Sinology，一般译为汉学，现在亦译为中国学。在某些西方人的心目中，所谓Sinology不过是对于中国历史陈迹的研究，把中国学术看作历史博物馆中的陈列品。事实上，中国学术源远流长，其中一部分固然已经过时了，但是仍有一部分具有充沛的生命力。中国学术是人类的精神财富的一个重要方面，其中具有历久常新的精湛内容。”此言明确将国学与汉学区分开来，成为后来知识界分化的潜在因素。同样是1992年，袁行霈先生在“《国学研究》第二卷出版座谈会”上又标明“开放的国学与开放的《国学研究》”的立场。很显然，这里的国学不排斥汉学，有一定的兼容性。值得注意的是，季羡林先生在弘扬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反复表达西方文明衰落、东方文明(特别是中国文明)兴盛之意，包括他在《东方》杂志中所强调的“天人合一方能拯救人类”。这种主张在世纪之交掀起了大波澜，新一轮的“传统文化热”如日中天，“文化输出”论也紧随其后。传统文化热有进一步升温之势近年来，传统文化热有进一步升温之势，原先的传统文化倡导者、批评者也已分化。在官方层面，有人将其与弘扬民族精神、强调中国特色联系在一起，甚至带有浓厚的民族主义特色、意识形态特点。各级政府支持的中华民族先祖祭祀活动，有关政府组织发起的优秀道德文化重建，教育界加强传统文化教育的呼声，等等。同时，在政府政策的引导鼓舞、经济条件的大大改善、社会生活日趋多元化的情况下，民间也掀起新一波的“传统文化热”。与过去不同，这一波热潮中有媒体的参与、商业的介入，人文精神与社会行为兼具，正好体现其复杂性。当然也有反对者，或以五四新文化为基准，或以全球化为指标，阐述自己的见解，甚至试图力挽狂澜。“传统热”：拓展传统文化的外延，将物质的和非物质的、汉族的和少数民族的文化纳入进来，使传统文化的内涵更为精深，是值得称道的。然而，这样做不免忽视了对文化核心价值的挖掘和创造性转换。如果说，过去立足点在中西文化差异上看待传统文化的现代化，那么如今的社会各界力求在融入全球化与保持民族性的平衡中寻找传统文化的新位置，普通大众也感受到了重塑民族形象的要求。2004年，一些学者发表所谓《甲申文化宣言》，将传统文化扩展，以中华文化的名义出现，主张文明的多样性，也强调传统文化的益处。他们提出：“华夏56个民族共同创造的中华文化，至今仍是全体中国人和海外华人的精神家园、情感纽带和身份认同。”对于文化的推广也有明确的表述，即：“捍卫世界文明的多样性，理解和尊重异质文明；保护各国、各民族的文化传统；实现公平的多种文化形态的表达与传播；推行公民教育，特别是未成年人的文化、道德教育，以及激励国家、民族和地区间的文化交流。”当然，此宣言一出，有反对也有赞同。一些赞同者试图将其拉回到建设主流文化中来，反对者则视其为维护政权的文化策略。平心而论，拓展传统文化的外延，将物质的和非物质的、汉族的和少数民族的文化纳入进来，使传统文化的内涵更为精深，是值得称道的。然而，不免忽视了对文化核心价值的挖掘和创造性转换。强调传统文化的传播及与其他文化的交流，避开了中西文化的对立，提炼出传统文化中有普世价值的东西，也是值得称道的。然而，这种传播和交流难以具体化，或者在具体化中会遇到许多绕不开的问题。“国学热”：本身没什么不对，关键是社会各界人士应该有不同的角色。学者应该提供更多的材料，提出更多有价值的观点，而不是唯“国学”独尊。媒体、大众以及社会团体似乎也有调整的空间。从90年代起，“国学热”便一直延续。我们知道，要解决一国的问题，“因地制宜”是关键。传统文化要转型，也必须充分研究、挖掘和利用中国古代的思想文化。“国学热”也就成了势之必然。然而，新世纪的“国学热”跟过去有很大的不同。第一，国学的传播逐渐走向体制内。有些大学在过去国学研究的基础上，试图推进“国学”成为学科、成为学位；也有些大学创办应用型的国学培训班，将民间兴趣纳入到高等学校社会教育的一部分。甚至，一些中小学也开始采取多种方式加强国学教育。第二，国学的传播逐渐走向媒体化。在图书出版的基础上，电视媒体和网络媒体大规模地介入到国学研究和推广上。一些相关的电视节目，如央视《百家讲坛》非常火热，可与流行文化相媲美，中国古代史、古代典籍一时间成为时尚，也造就了所谓明星。第三，学术界内部对国学的认识也有分化。以往的国学热，实际只是传统热的升华。如今的国学热有更多的本位立场，很多学者极力鼓吹这种立场，也有部分学者则稍显超脱，并渐渐从“国学”疏离出来。有人将国学视为“国将不国之学”，此种总结虽然对当前“国学热”有警示作用，但其依据还是有点似是而非。从近代史来讲，“国学”的提法本身确是对西方的回应，然而学术回应毕竟不能等同于政治。同时也要历史地看待这种回应，因为这个概念已经成为传统文化的符号，不必拘泥于文字。其实，“国学热”本身没什么不对，关键是社会各界人士应该有不同的角色。学者应该提供更多的材料，提出更多有价值的观点，而不是唯“国学”独尊。媒体、大众以及社会团体似乎也有调整的空间。“儒学热”：有人有意无意地将“国学”窄化为“儒学”，标举“儒学”就是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然而，各家理解的“儒学”又不尽相同，于是出现了各占山头、自立门派的情况。讨论传统文化，必然要涉及儒学。但是，随着讨论的深入，有人有意无意地将“国学”窄化为“儒学”，标举“儒学”就是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然而，各家理解的“儒学”又不尽相同，于是出现了各站山头、自立门派的情况。一些机构像国际儒学联合会、孔子基金会渐次成立，与儒学有关的刊物、丛书也纷纷出版，于是乎儒学也热了起来。本世纪以来，一些学者倡导编《儒藏》，像北大、人大、川大等高校各有自己的《儒藏》编纂，试图树立儒家在儒释道三家中的主导地位。这些都是所谓儒学复兴之中的表现。由于各家理解的差异，“儒学热”中又有好几个群体。最先是宋明理学式儒学，很多学者参与其中。这一群体从80年代渐起，90年代成为当时儒学热的主流。他们自许继承现代新儒家，用西方哲学和比较文化来接续所谓“道统”。然后是综合型儒学，即所谓广义的儒家。李泽厚先生曾对“儒学”有一个宽泛的定义，如此一来所有儒学的同情者均可纳入其中。但是这个群体比较松散，实际上并不成派系。较晚出现的是政治型儒学，多是一些热衷政治的人。这一群体，是随着儒教之争而来的，2005年就开过一个“儒教学术研讨会”。他们试图建立自己的政治理论，有人强调要重建儒教，也有人提出儒家社会主义。这一群体与“尊孔读经热”的兴起息息相关。“尊孔读经热”：“尊孔读经”本来就是传统文化向现代化转型中必定会反复出现的情况。其本意可能是追求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但其结果只会带来狭隘和排他性，蒙昧主义的盛行反而不利于弘扬传统文化。伴随“儒学热”而来的，便是尊孔、读经。如果说“儒学热”的学理色彩较浓的话，尊孔热则有信仰的指向，至于读经问题则较复杂。“尊孔读经热”的内在因素是，很多人以回到原典为起点，归于孔子素王上。此外，90年代一些大学成立孔子研究院，近几年政府又以“孔子”之名建立了不少孔子学院。在部分学者和社会人士过度推崇儒学、儒教下，有人把中国文化的复兴等同于尊孔读经。“读经”与否，本来是民国时期争论的一个重要问题，最近一段时期又浮出水面。有学者和团体发起“古代经典诵读工程”，然而读哪些经典便成了争议强的问题。一些学者主要偏重儒家的“四书五经”，与民国所谓“读经”很相似。另外一些学者认为应该扩大“读经”的范围，有主张包括古诗文经典，有主张涵盖重要的子书，甚至主张涉及释道之书。当然，也有不少人强烈反对各种类型的“读经”活动。应该说，“尊孔读经”本来就是传统文化向现代化转型中必定会反复出现的情况。其本意可能是追求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但其结果只会带来狭隘和排他性，蒙昧主义的盛行反而不利于弘扬传统文化。总的来说，这四次“热”自有其原因：一是中国特色建设之需要。政府欲加强中国特色，必定求助于传统文化，有关其研究、推广、普及便得到支持。二是经济发展必然要求重塑民族形象。既然要民族形象，当然离不开传统文化，无论政府、学界、机构、个人都有此要求。三是个人生活的多样化亦需要信仰、精神的支撑。而这种历史序列又是如何形成的呢？我认为，与追求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有关。研究传统，必然会有所总结甚至面向社会、未来。在热潮前面，我们需要立多于破的意见，这样才对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有更大的助益。传统文化的未来与现代社会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传统文化，这比开掘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将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换本身还重要。特别是经历了改革开放30年之种种情况，我们应该回归到理解，回归到同情，回归到多样化，保持一种健康、积极的心态。如此，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之间的沟痕才能不断弥合，源于自身的创新始能出现。明年是“五四运动”九十周年纪念，有必要总结在处理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之关系方面的历史经验。应当结束启蒙与救国、激进与保守、国粹与西化的二元对立思维，在重新梳理近百年历史的基础上看待我们的现在和未来。从某种程度上说，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传统文化比开掘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将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换本身还重要。特别是经历了改革开放30年之种种情况，我认为应该回归到理解，回归到同情，回归到多样化，保持一种健康、积极的心态。如此，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之间的沟痕才能不断弥合，源于自身的创新始能出现。首先，对于传统文化既要有足够的理解，也要有适当的同情。我们的传统文化有连续性，许多东西仍在现实生活中若隐若现，并没有完全消失。“理解传统”是为了立足现在、继续前行。“同情传统”是为了发现传统的现代价值，没有同情便不会有人文情怀，便不会有责任感。其次，对于现代中国社会的两面性也要有充分的认识。最近有人试图在古今、中外之争中提出所谓“新文化”的传统，我认为这种传统就是古今中外交融的结果，并不具备独立性。细细查检，其渊源仍在传统和西方文化。现代社会中有西方式和中国传统的生活方式，比如，中国家庭伦理既有传统性也有现代性。我们不能把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相对立，传统中的无形有形东西或多或少地存在于现代化中的现代生活中。最后，对于西方文化要有准确的了解，也要有开放的立场。了解各民族的东西，有助于我们审视自己的传统与社会。西方有其核心价值，也有其次生价值，我们要有开放的立场，既不惟其马首是瞻，也不谈虎色变，以斥西方文化为能事，就是用左手打右手。此外，关于“复古”和“保守”二词，也不可责名不责实。我认为，以复古为创新本来是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基本动力，用现代语言来讲就是求合法性。复古有很多种，以创新、发展现代社会为目的的复古，未必不是一种尝试。传统文化需要我们去弘扬，这种弘扬不是狂热的吹捧，也不是超冷静的贬抑。从拿来主义立场来说，传统文化亦是选择拿来的对象之一；从保守主义的立场来说，客观评价并适度弘扬我们的传统更能获取理解和同情。我们毕竟生活在现代社会，现代的平台注定我们要有平衡的态度。协调发展的现代社会，需要传统文化，更需要弘扬传统文化的好态度、好做法。作者介绍：吴国武，北京大学中文系。---------------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和方法说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和方法，我既不是什么资深学者，也更不是什么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专家，我仅就作为一名求学者的浅薄认识来谈谈我自己的理解和看法。我希望在我论述完之后大家能清楚的明白什么是中国传统文化，我们应该用什么态度以及为什么要用这种态度来对待中国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为了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根据历史所能提供的条件，创建、改造、传承下来的精神成果的总和。五千年泱泱大国孕育出的传统文化，维系了中华民族的生存、繁衍和发展，是国家统一、人民团结的精神纽带。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实践性和辩证性、过程性和渐进性、民族性和融合性、统一性和差异性、规范性和操作性、道德中心化倾向和封闭保守性等特征,这些特征是精华与糟粕、积极与消极的统一。中国传统文化在具体特点上则表现为：生命强盛不衰；追求稳定实际；重视整体协同；重于道轻于器；追求和谐，崇尚和美；见利思义，推己及人；兼容并蓄，有容乃大。中国传统文化中存在着大量的精华，它们包括对生生不息的渴望，对生存乐趣的演绎，对社会的责任，对自然的亲和，对友谊的追求，对亲情的眷恋，对道义的持守，对民族的融合，对心灵的升华，对未知世界的求解，对信息文化手段的运用，对智慧和知识的尊重等等。也存在着许多糟粕或不合时宜的成分，比较突出的糟粕，可以说是奴性文化，它表现为在上级面前，下级往往没有了尊严；在老师面前，学生往往没有了自己的见解；在父母面前，子女往往没有了发言权。正因为如此，它对于现代社会的作用和价值是双重的，既具积极效应，也有消极影响。对待传统文化的正确态度要从这一特点出发。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应全面准确地理解和理性地看待，应以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去对待，做到“古为今用，批判继承”、“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对那些在长期历史实践中形成的优秀价值原则，可以转化为时代精神来继承。譬如忠孝，荣辱、礼义廉耻以及以人为本、和而不同、协和万邦、小康社会，实事求是等，这些思想观念经过现代的创新性转化，已经成为我们制定国家大政方针的重要思想资源。又如《周易大传》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刚健有为精神，《论语》中所提倡的舍生取义、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品质，以及“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历史使命感，《孟子》中提出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独立人格以及“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忧患意识，《春秋公羊传》中强调的天下统一的思想等，都是很容易转化为新时代的新思想的，尤其是强调统一的思想传统，更具有现实意义。对有些内容可抽取其封建性的思想内核，提取其有用的精神因素，使之成为今天新文化建设有用的思想要素。如“民本”思想，从西周初年的“敬天保民”到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再到荀子的“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民本思想构成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古代“民本”的真正内涵，不是也不可能是人民的利益，今天我们剔除其封建内核，则可以从人民当家作主的角度来转化古代的民本思想，将其发展为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社会主义观念。又如儒家提出“修己安人”、“正心修身”等命题，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仍具现实意义，我们仍需要提倡自身修养和为社会主义而献身的精神。对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和不合时宜的成分，必须否定和抛弃。如“三从四德”的女性观，“天不变道也不变”的自然观，“别尊卑，明贵贱”的封建等级观等。总之，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精华，也有糟粕，不可全盘否定，也不能全盘肯定。要带着分析的眼光对传统文化加以鉴别，在此基础上进行扬弃，做到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有些人一直认为我们中国人太狭隘，总是死盯着自己的文化不放，没有真正的民主，他认为只有世界的才是民族的。我坚决不同意他的观点，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决不能因为要与世界文化交流而丢弃自己的文化。一个民族文化必须要有自己的特色才能立于世界之林，只有具有民族特色的才是真正属于世界的，只与不同民族和国家的文化进行交流和碰撞才可能产生思想的火花。如果一个民族连自己的传统文化都被别国别族的文化所浸染和渗透，甚至是丧失了自己的独立性它又拿什么站立于世界？也因为各个民族文化不一样，这个世界才如此丰富多彩。因此，当我们在与其他国家民族进行文化交流时切不可忘记祖宗的文化。再一次申明，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我们必须保护中国人自己的文化，科学地批判和接受传统文化，把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与经典继承和发扬去。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集体、一个人，都不可缺乏信念，不可缺乏精神支柱。尤其是在价值多元化的今天，真善美似乎都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人活着的价值和意义也被很多人忽略了的今天，重新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用科学的态度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真的是越来越重要了。一切走极端的态度都无法全面地认识我们的传统文化。过冷过热都不行，我们必须静下心来思考寻找一条真正适合我们传统文化前进的路。这条路仅靠几个人在那里呼吁和呐喊是无济于事的，必须有一大批人来思考和探索。尤其是在这个浮躁的时代里，在这个人被物质和金钱异化的时代里，在这个价值观被淡化的时代里，社会风气和道德时好时坏，重寻传统文化的经典，重建一个时代和国人的精神支柱越来越紧迫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是打破以往的一切观点重建，还是在原有认识的基础上加以批判地继承和发展？我想这个问题的答案绝对不是唯一的，关键是到底哪一条更适合我们。
“国学”和“传统文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我个人并不赞成“国学”太热，“国学”是一个专门领域的学问，它应该是学者长期致力培养研究的事情。 记者：我知道您对当前的“国学热”及相关问题有着非常深入细致的思索，并且观点非常独到。请您谈一谈“国学”与传统文化的关联与区别。 刘梦溪：国学与传统文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传统文化的内涵要宽泛得多，整个传统社会的文化都可以叫作传统文化。一般把周秦以降直至清朝最后一个皇帝退位，也就是1911年辛亥革命之前，称作传统社会。而文化应该指一个民族的整体生活方式及其价值系统，因此广义地说，中国传统文化就是指中国传统社会中华民族的整体生活方式和价值系统，其精神学术层面，应该包括知识、信仰、艺术、宗教、哲学、法律、道德等等。国学则指的是中国固有的学术。我们在谈学理问题的时候，不应把国学和中国传统文化混淆起来或者等同起来。近一个时期国学话题得到学术界乃至学术界以外人士的关注，似乎有一点“热”。有的大学正式成立了国学研究院，小学生有国学班，互联网上在辛苦地遴选“国学大师”，与国学有关的书籍销路也不错。这种情况实际上有一个背景，跟近20年来学人以及媒体对传统文化的研究弘扬有直接关系，人们对传统文化已经减少了陌生感，甚至有了一定的认同感。正是在这样一种文化背景之下，现在国学成了一个时兴的话题。 但我个人并不赞成“国学”太热，在我看来，“国学”是一个领域的学问，它应该是学者长期致力培养研究的事情。人文领域任何一门学科如果太热，对学问来讲都不是好现象。上世纪90年代中期也有过一次关于“国学热”的讨论，当时大家在使用“国学”一词时，表现得比较审慎。现在讲国学讲得太泛，什么都成为国学了。我更倾向多使用传统文化的概念，传统文化的概念比“国学”更亲切普及，更容易被民众以及外国人所接受。因为每个人都站在传统的延长线上，都有被传统所遮蔽的一面，都需要有对传统的反思能力，都有一个对待传统的态度问题。传统和现代化的关系，应该是让传统成为现代化的必要资源，用现代性批评传统，也用传统批评现代性。在我们国家整个现代化的进程中，都离不开传统文化，我们需要不断地对它进行新的诠释，使传统成为现代人今天生活的一部分。传统文化包括精神层面，也包括物化的层面。那些历史文化的遗存，那些物化的文化典范，我们需要增加保护意识。此外还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部分，现在因为有联合国的倡导，各国都很重视，我们国家近年也给予极大的关注，获得良好的成效。 国学所包含的内涵只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也就是它的学术部分。当然就国人的教育而言，我认为国学应成为中小学课程设置的内容之一，这个问题比较大，需要有心人细致探讨。即使是在教育领域，也不应用“国学”来代替“传统文化”。 记者：您对国学概念的缘起及其演化过程也有重新检讨，对一些相关概念作了细致的辨析，请您谈谈这方面的问题。 刘梦溪：“国学”这两个字连起来使用，时间比较早，《周礼》里就有“国学”字样，但那是指国家所立的学校的意思。现在我们使用的国学的概念，发生的时间比较晚，大约在20世纪初期，比如1902年梁启超与黄遵宪的通信中，黄提到梁有创办《国学报》的设想，黄遵宪认为在时间上梁启超的想法未必合适。这样我们至少知道1902年国学这个概念就开始使用了。这封信在《黄遵宪全集》里能够查到。 章太炎先生使用国学的时间也比较早，而且他是最有资格承当国学大师称号的人。1903年他因“苏报案”被捕入狱，1906年出狱后到日本，当《民报》停顿的时候，他讲起了国学，正式挂牌开讲，鲁迅、吴承仕等曾前去听讲。章太炎第二次讲国学，是1913年至1916年被袁世凯软禁的时候，在北京钱粮胡同，北大许多教授去听。第三次是1922年夏天在上海开办的系列国学演讲，《申报》为之配合，每次演讲都作报道，影响更大。章太炎的《国学概论》一书，就是曹聚仁根据上海演讲记录整理而成的。最后是章太炎的晚年在苏州，又办起了国学讲习会。 20世纪的20年代，国学最为流行。除了章太炎的上海系列演讲，还有几件不小的事情，使国学的名声大震。一是1922年和1923年，胡适和梁启超两位大师级的人物，分别开了两个国学书目。胡适的书目叫《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刊载在1922年《读书杂志》第七期上，列书籍184种。梁启超不赞成胡适的书目，认为他该列入的没有列入，不该列入的倒列了不少。所以他索性自己重开了一个书目，叫《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1923年4月26日开列的，收书目141种。试想当时的胡适之和梁任公在思想界是何等影响，他们这样的大举动，对国学的推动能没有作用吗？ 其实20世纪更重要的事情，是1922年北京大学成立国学门和1925年清华大学成立国学研究院。中国两所地位最高的现代大学，分别成立了国学的专门研究机构，其影响不言自明。北大国学门聚集了一批学者，其中章太炎先生的弟子不少，负责人是吴承仕，也招收了学生。出版的刊物叫《国学季刊》，胡适写的发刊词。清华国学研究院有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四大导师，影响比北大国学门还大。 后来的许多最著名的文史学者，如徐中舒、姜亮夫、王力、谢国桢、刘盼遂等，都是清华国学院毕业。 但清华国学院只存在了四年的时间，到1929年就停办了。无独有偶，北大国学门也存在了四年的时间，1927年停办。其实原因很简单，主要是到20年代末大学的学术分科渐趋成熟，文、史、哲成为各自独立的学科，那么综合性的国学，其立足的余地就相对比较小了。 和国学有关的是“国故”和“国粹”。“国故”一词是章太炎的发明，他的一本书就叫《国故论衡》。我们中华民族所有过去时代的典故和故事，或者说我们所有的文化家底，都可以叫做“国故”。胡适觉得“国故”这个词可以成立，他提出了用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的口号，并说研究国故的就叫“国故学”，简称“国学”。而“国粹”一词，是从日本传来的。日本明治维新以后，有一派主张发扬本国精神的学人，例如创办《日本人》杂志的志贺重昂，提出了日本有自己“独有的国粹”的想法。其涵义相当于“民族性”或者“民族精髓”，也就是指一个国家特有的精神财产，一种无法为其他国家模仿的特性。 “国粹”的概念传到中国也是在20世纪初，梁启超很早使用，章太炎的著作里使用国粹的概念更要多一些。 但“国粹”的概念传到中国以后，似乎走了下行路线，不再指民族性或者民族精神，而是包括了物化的文化形态，比如京剧、中医、中国功夫等，就成为国粹了。或者还可以包括中国画、中国书法等。 纯精神现象则不容易找到可以用国粹称之的事物。而且国粹须是今天仍然有生命力还在继续发用的东西，而不是简单的过去的遗存。比如秦砖、汉瓦、兵马俑、武则天墓、楚简、帛书等等，还真的不能叫国粹，而是可以称为国宝的。 国学、国故、国粹这些概念我们需要区别开来。国故现在已经很少使用了。国粹也不能用得太泛。 国学其实也是一个时代的名词，学术大家们有的有所保留，连写《国学概论》的钱宾四先生，都说过这个词前无承继，将来恐怕不容易成立。马一浮也说过这个词不够恰当。但他给定了国学的新定义，认为国学是“六艺之学”，这个主张值得今天给予足够重视。我宁愿采纳马先生的国学定义。国学并非不好，但不必一窝蜂地大热起来。 我们长期以来对传统采取的是一种隔绝或隔膜的态度。这些年所做的还是处在对传统“恢复记忆”的阶段。“国学”本来是旧学问，现在大家都来讲，其实也不是要怀旧，不排除有人是要赶讲国学这个“新”时髦、“新”时尚。 记者：那么是否可以说，目前的“国学”热与近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的倡导，有一些关系？从另一个角度看，是不是由于传统文化源流的断裂甚至于在社会生活中一度“失宠”有关？在您看来，我国传统文化在传承过程中哪一个关节点上出了问题？ 刘梦溪：问题提得很好，的确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对传统文化的研究，开始逐渐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重视，但时间并不长，从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至今也就是30年的时间，认真地说还只是处在连接传统、恢复记忆的时期。因为此前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我们对传统采取一种隔绝或隔膜的态度。在传统与现代性的关系方面，长时间有人认为传统是现代性的一种阻碍。 谈这个问题，我们无法回避晚清到民国所发生的社会与文化的变迁，当时人叫“大变局”。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都表达过“大变局”的思想。就是持续两千多年的传统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儒家思想作为传统社会的核心价值呈崩塌耗散之势。因此晚清以来的百年中国，实际上是处在文化传统的流失与重建的过程之中。“五四”对传统的检讨不是没有缘由的，但“五四”精英彻底批判传统的结果，使传统大大减少了在民众中受拥护的程度。而民众不拥护自己的传统，传统的传承就会发生困难。 新儒家说后“五四”时期是中国文化的“花果飘零”，不是没有道理。所以才有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这些大儒出来，为故国的文化招魂，才有1935年何炳松等十教授的中国文化本位的宣言，才有1958年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唐君毅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 民族的文化传统，按人类学家的观点有“大传统”和“小传统”的分别，大传统指的是一个社会的主流文化形态，比如传统社会的儒家思想；小传统则是指民间文化和民间信仰。中国社会的特点，是有长期的完善的民间社会，因此文化的“小传统”格外发达。但是，十年动乱时期对小传统的破坏最为严重，特别是社会公德、社会良知和社会伦理的被毁弃，后果是不堪想象的。改革开放后，不光是知识界，领导者以及民众态度都是一致的，就是希望进入传统的重建过程，首先应该对传统“恢复记忆”。 为什么是“恢复记忆”？因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已经忘记了自己的传统。90年代初期，我跟香港中文大学校长金耀基先生对话，他就讲，中国人对传统文化的态度是：“20年代不想看，80年代看不见。”就是说到80年代的时候，我们已经不容易看到自己的传统了。金先生是研究现代化的社会学家，他用通俗的语言所作的概括，我很佩服。这里存在着一个矛盾，即中国是一个有五千年文明历史文化的国家，它是一个有传统的国家，但是在现代中国人身上，传统承载的量是非常之小的。不明白这个道理的人还认为，我们什么事情做不好都是因为传统在作怪，其实，不是这样的。与其说中国人喜爱传统，还不如说中国人更愿意求新。只是“新”得没有根基，“新”得不够稳定。“国学”本来是旧学问，现在大家都讲，其实也不是要怀旧，不排除有人是要赶讲国学这个“新”时髦、“新”时尚。 我们百年来的经验，五十年的经验，近二三十年的经验，有两条最重要：一条是历史不能割断，另一条是世界不能脱离。文明是有它的共相的。从文化学的角度来看，“求同”比“立异”更重要得多。 记者：您认为在重建传统的过程中，哪些问题至关重要？或者说哪些原则必须持守？ 刘梦溪：我现在考虑的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历史经验，千年的经验，百年的经验，五十年的经验，近二三十年的经验，有两条最重要：一条是历史不能割断，另一条是世界不能脱离。清代的问题就是它与世界相脱离，它闭上了大门，割断了对外交流的渠道。近三十年以来作为基本国策的改革开放，目标之一就是让我们进入世界的大家庭，不脱离开世界大势来孤立地考虑自己的问题。对历史的反思，对传统的承继，则是要整合自己的资源，为现代化建设所用。因此近年的传统文化受到重视，国学的提倡，当然是理所必至的好事情。 可是伴随着大家为重建传统所做的努力，也有一些意外之见和意外之行值得我们检讨反思。比如设立小学生国学班，倒也罢了，却要小孩子们穿上古代的袍服，念《论语》要摇头晃脑，此理我实不可解。 又比如有人提出应该恢复黄帝纪历，这个想法显然是不可取的。以公元来纪历，是中国走向世界的必要一步，连纪历都要改变，近代以来我未之闻也。虽然是个别的说法，也够让人感到意外了。又比如前年圣诞节期间，据说有“十博士”提出要抵制圣诞节，这也非常荒唐。如果在西方，在美国，如果有美国人提出来要抵制中国的春节，亚裔和华裔会认为这是种族歧视，美国的法律也不会允许。最近还有人提倡，国人要穿所谓“汉服”。什么是“汉服”？唐朝的、宋朝的还是清朝的？我们不能不认为这是一种为了传统而忘记今天、为了中国而忘记世界的思维方式。 文明是有它的共相的。从文化学的角度来看，“求同”比“立异”更重要得多。虽然我们做学术研究不能不区分出“异”来，“理一”还得“分殊”，这是宋儒的观点。但区分“异”的目标结果是为了求其“同”。我历来认为，比较文学、比较文化的研究，是通过“异”来追求那个“同”。北大乐黛云教授开始推动比较文学学科建立的时候，她很重视钱钟书先生。虽然钱先生本人不认为自己做的是比较文学研究，但是我们从他的《管锥编》、《谈艺录》中看到，书中充满了对各国文学与文化的比较，而比较的结果和目的，是尚同。他得出的结论是“心同理同”、“貌异心同”。他有一句很有名的话：“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钱先生追求“同”，这是非常重要的。真正的大学者不立异，立异不是有学问的表现。 当然对现代化和现代性问题的研究，现在很多学者比较一致的看法是，现代化的模式不应该是一个。 从历史上来看，以前的两个模式，一个是欧洲的模式，那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现代化的模式；第二个就是北美的模式，它也是对现代化影响最大的一个模式。但是，当东亚兴起之后，特别是中国兴起之后，人们在探讨有没有第三种现代化的模式？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与欧洲、北美的模式一定是一样的吗？大家觉得不一定是一样的。其实日本的现代化模式与美国的也不完全相同。 尽管人类在文化方面、文明方面还有很多不同的东西，但在人类生命存在的基本价值面前，比如生存的渴望、对灾难的应对等人性的追求方面，人类的共同之处是非常之多的，这不是以国家、民族作为分界的。当前我们重建传统的过程当中，一定不要忘记我们是世界大家庭的一个成员，人类文明当中一些共性的东西、共相的东西，我们也不可以例外。比如现在有的提出要改学位服。其实这不一定是最重要的。西方现代大学教育的历史比我们长。那么你索性连学位也不要好了，因为学位也是国外的东西，中国以前没有什么硕士、博士，只有状元、举人、进士。但是学位我们当然要！这里有一个知识无国界的问题。配合着中国传统文化的重建，一些传统节日应该恢复原来的位置，我对此完全赞同。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已经成为法定假日，效果极好。其实元宵节也应该放假一天。事实上元宵节之前，很多单位都不是正式上班的状态。但是又不可处处“立异”，一切都要与世界文明的共同形态区分开来，这个想法是不现实的，也是不聪明的，万不可行。 我们的文字形成“六书”之后，已经相当抽象化了，脱离了具象，变成了符号。文字的不间断，形成了典籍的异常丰富。这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生命之源，也是文化传承的载体。经典阅读可以变化人们的气质，可以有助于逐渐转移社会的风气。 记者：谈国学、研究国学，离不开文本经典的阅读。请您谈谈对文本经典阅读的看法。 刘梦溪：人们通常认为，中国文化的特点在于它是一个不间断的文化，我也认可这个说法。前不久去埃及，深为埃及的古文明所震撼。它的法老文字非常美，也是象形文字，但它未能传下来。我想它是太具象了。我们的文字形成“六书”之后，已经相当抽象化了，脱离了具象，变成了符号。文字的不间断，形成了典籍的异常丰富。这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生命之源，也是文化传承的载体。因此在重新检讨、建立传统的今天，文本经典的阅读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对于青年人来讲，他们认知传统，有时可以通过看实物，像古代的建筑、兵马俑以及博物馆里存放的展品，但比这些更方便的是，通过文本经典的阅读来了解中国的古文化和古文明。因为文本经典是中国文化的典范，它里边含着中国文化的众多信息。 这些年中小学的教学内容增加了古典的含量，这是很好的事情。文本经典的阅读风气也有所提升。经典阅读可以变化人们的气质，可以有助于逐渐转移社会的风气。
真热啊在烈日炎炎的中午,我漫步在人行道的树阴下,一辆汽车从我身边风驰电掣地驶过一股热浪迎面扑来,我好热呀,看到一家冰激凌店,我三步并作两步冲进冰激凌店,见到再买冰激凌的柜台前人多的摩肩接踵,很多人都在买好吃凉爽的冰激凌,可还有些人却享受着冰激凌店的空调的凉爽,使自己的体温降下,除去炎热给身体带来的烦恼,久久不肯离开．我一边平尝着凉爽的冰激凌一边向车站走去．我心想；还是去公园玩儿,玩儿,那里不仅有许多树,而且每棵树枝繁叶茂,在那儿一定很凉快．去公园的车缓缓驶入车站,上面写着空调车我想那一定很舒适,可我上了车才知道这车的空调早已坏了,有些人汗流浃背把身穿的T恤衫都给湿透了,他们只好打开窗户,头靠在窗前,当汽车开动的时候能有一丝丝风吹过,虽然满身都是汗,但是心情还是很舒畅,还有一些老人觉得受不了了,就煽动着扇子降温
国学热The national learning craze近年来中国出现了一股引人注目的文化热潮即国学热。一些大学成立了国学院、国学研究所和名目繁多的国学讲堂竞相阐释传统的儒、释、道思想。在乡间坊里各种旧习俗、新事物纷纷打着国学旗号以壮声威祭孔庙、拜黄帝陵之类的活动搞得声势浩大风水、占卜、星相之术也大行其道。这种内容庞杂的国学热具有极强的精神感召力与中国高速增长的经济实力和日益复苏的大国理想相互砥砺使得当前中国文化在精神面貌方面呈现出一种与改革开放初期的全盘西化倾向迥然而异的景象。从冷战时代结束以后的全球文化发展趋势来看这股国学热表现了一种文化保守主义的价值取向蕴涵着一种现代化而不西方化的文化要求表现了一种民族文化身份的自觉意识同时也难免带有泥沙俱下的复杂性。 In recent years, a striking cultural movement in the form of a “national learning craze” has swept C Some universities have set up national learning collegesand research institutes as well as variously named lecture halls, all competing to interpret traditional Confucian, Buddhist and Taoist In rural areas, all kinds of old customs and new things flaunt the banner of “national learning” to bolster their standing, and Confucian temples and the Mausoleum of the Yellow Emperor conduct resplendent Feng shui or geomancy,divination and astrology are also widely This kind of catch-all “national learning”has a strong intellectual It works in with the rapid growth in China’s economic power and the revival of the ideal of China as a greatnation, so that the intellectual atmosphere of today’s Chinese culture is quite the opposite of the trend toward “wholesale Westernization” in the early stages of reform and opening Seen in the light of global cultural trends following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era, it is similar in some respects to the Islamic revival in the Middle East and the rise of Hinduism in the South Asian subcontinent in that it displays a culturally conservative value The “national learning craze” contains an implicit cultural demand for “modernization but not Westernization,” evincing aconsciousness of the status of national culture, albeit a complex one in which the wheat and the chaff are inevitably
国学热The national learning craze近年来中国出现了一股引人注目的文化热潮即国学热。一些大学成立了国学院、国学研究所和名目繁多的国学讲堂竞相阐释传统的儒、释、道思想。在乡间坊里各种旧习俗、新事物纷纷打着国学旗号以壮声威祭孔庙、拜黄帝陵之类的活动搞得声势浩大风水、占卜、星相之术也大行其道。这种内容庞杂的国学热具有极强的精神感召力与中国高速增长的经济实力和日益复苏的大国理想相互砥砺使得当前中国文化在精神面貌方面呈现出一种与改革开放初期的全盘西化倾向迥然而异的景象。从冷战时代结束以后的全球文化发展趋势来看这股国学热表现了一种文化保守主义的价值取向蕴涵着一种现代化而不西方化的文化要求表现了一种民族文化身份的自觉意识同时也难免带有泥沙俱下的复杂性。 In recent years, a striking cultural movement in the form of a “national learning craze” has swept C Some universities have set up national learning collegesand research institutes as well as variously named lecture halls, all competing to interpret traditional Confucian, Buddhist and Taoist In rural areas, all kinds of old customs and new things flaunt the banner of “national learning” to bolster their standing, and Confucian temples and the Mausoleum of the Yellow Emperor conduct resplendent Feng shui or geomancy,divination and astrology are also widely This kind of catch-all “national learning”has a strong intellectual It works in with the rapid growth in China’s economic power and the revival of the ideal of China as a greatnation, so that the intellectual atmosphere of today’s Chinese culture is quite the opposite of the trend toward “wholesale Westernization” in the early stages of reform and opening Seen in the light of global cultural trends following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era, it is similar in some respects to the Islamic revival in the Middle East and the rise of Hinduism in the South Asian subcontinent in that it displays a culturally conservative value The “national learning craze” contains an implicit cultural demand for “modernization but not Westernization,” evincing aconsciousness of the status of national culture, albeit a complex one in which the wheat and the chaff are inevitably
回答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这个世界让我们得到些东西，必定会让我们失去些什么。生命的意义便在于你用较小的代价换取更大的利益。 纵观中华上下五千年历史，有多少仁人志士以自己的牺牲为代价，换取社会的安定，国家的安稳。 昭君，一个柔弱的女子，却用她那副弱女子的肩膀扛起了汉朝几十年的安定。“野云万里无城郭”，“雨雪纷纷”的大漠之中，是谁，在艰难地行走?“白草连天”的胡地，是谁的坟墓，草色青青?是昭君，是她用自己的幸福换来了汉朝与匈奴的几十年和平。 昭君，历史不会忘记，是你，用一生的幸福，消弭了战争，维系了和平。 有的人流芳百世，像昭君;有的人遗臭万年，因为他们不懂得以小我的牺牲为代价换取社会的安宁。 秦桧，一代奸相，受万世之人唾弃，党同伐异，陷害忠良，只为一己之私。为人臣子，不是为君王尽忠，为国家做事，而是做尽坏事，丧尽天良。这样的佞臣贼子能得到什么?名吗?利吗?这些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得到了又有何用?这世界留给他的是鄙弃，是唾骂，是无休止的鞭挞!这就是他做尽坏事的代价! 秦桧的生命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他没有尽到做人、为臣的职责，他不懂得人生要以小的代价换取对社会的大利益。 史上虽有秦桧这样的败类，但生活之中，心怀大爱的人还是很多的。 是谁，屹立成废墟上不倒的柱，不断的梁，以自己的亲人为代价，换取百姓的生?是谁，雪夜里演绎一场悲情接力，以自己一家的生命为代价，换取农民工安乐的新年?是谁，火海中三进三出，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换取孩子们的安全?是谁，只身打马赴草原，行医救人，用四十载的光阴，换取草原人民的健康? 是才哇，是孙水林兄弟，是谭良才翁婿，是草原曼巴王万青……他们用自我牺牲的代价换取更多人的安宁，这个世界不会忘记他们，历史不会忘记他们，他们的名字将永远闪亮在人们的心头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让我们记住那些以小我的牺牲为代价，换取他人幸福乃至社会安定的人，让我们用行动向他们致敬! 更多9条
你好扣
题材： 文章可以先提出观点，人人都要有追求；接下来论述追求的好处，追求是动力，追求是阶梯等，然后论述如何追求，追求什么，如追求完美，追求腾飞，追求壮美等等，然后联系现实，最后深化观点。 辨析：《追求》也可以写成记叙文。写记叙文则是以记叙为主，可以写一个身残志坚的人的追求，可以写自己的追求，可以写一个小孩子的追求，也可以写追求和平等等。写记叙文宜通过事件来表现人物或主题。 一位成功人士在晚年曾感慨道：“回首昔日，留在我记忆中的并不是那成功的喜悦，倒是那曾经苦苦的追求，最能引起我的怀念。” 一位登山者说：“我登山是因为想看山顶的雪。”山顶的雪，牵引着每一个上山的人，只是每人都有自己选定的路径和方式。 追求产生于一种人生定位，追求的意义在于它有血有肉的过程。 [例文] 追求是幸福的 追求一轮红日，便将强壮的身体化作了山峦去托起它；追求一个梦想，便将所有的心血化作了地平线上去迎接它；追求一种成功，便将自信的力量去化作风景去展现它。 追求者上路了，他头顶烈日脚踏黄土，让骄阳晒着黝黑的胸膛，让热浪夹着干燥的尘土，裹拥着向前走去，要走多远？不知道，要走多久？也不知道。 怀着那颗滚烫的心，浑身淌着坚毅的血，含着心中那个不灭的追求，他继续向前方走去。追求者走得沉着，走得坚定，走得执著，走得自信和勇敢。 追求者进入了戈壁，向沙漠走去，遇到一位老者，老者说：“年青人，别向前走了，前方有碎石，会磨破你的双脚。”追求者粲然一笑：“前方是我追求的目标，那里有我的理想，什么碎石，什么粗砂，就让他们磨破我的双脚吧！就让那淌下的一行血迹化成一粒粒的种子吧。待我找到甘泉，这里便是绿洲。” 他依旧不停息地向前走，依旧走得沉着、坚定、执著、自信、勇敢。可换来的仍是骄阳与热浪，追求者的双唇干裂了，脚磨肿了，他昏倒了，但在那依稀的视野中，他仿佛看到了绿洲，看到了希望，风沙对他说：“歇歇吧，胜利就在前方。”追求者说：“不！越是在最后，就越不能放松。只有坚持，才能找到真正属于我的胜利。”追求者拖着疲惫的身躯，缓缓向绿洲爬去。 这便是追求者的生活方式，这便是生存者的生命轨迹，正是在这个时候他才体会到一个真正追求者应该得到的，才体会到一个追求者的幸福。没有什么是可怕的，没有什么可以挡住我的道路。没有，什么都不能挡住追求的路！ 你、我、我们，也在追求着各自的梦想，尽管我们的脚步还很稚嫩，我们的路还很漫长，但是，只要我们像那位追求者一样锲而不舍，勇敢跋涉，那么，你的一次次勇猛搏击，必会换来一道道亮丽的风景…… 那时，我们就可以骄傲地说：我已用汗和泪甚至血构成了自己的完整人生，而且还拥有了最神圣，最珍贵的自信与尊严。 回答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