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还可以，对你应该有帮助，拿走不谢。 一、引言 大数据技术的发展给科技进步、信息共享、商业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变革，社会活动网络化的发展趋势更给予了个人信息丰富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使它成为对于国家、社会、组织乃至个人都具有重要意义的战略资源。与此同时，与个人信息相关的犯罪活动也呈现出高发态势。2009年《刑法修正案（七）》增设“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将两个罪名整合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并扩大了主体范围，加大了处罚力度。2017年3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2017年解释》）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司法适用做出了具体规定。笔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对判决结果包含“公民个人信息”的刑事一审判决逐年进行检索，2009-2019年间各年份相关判决数如图表 1所示。我国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发展可为四个阶段：2009～2012年，此类判决数为零，与个人信息相关的犯罪案件在实践中鲜有发生；2012～2016年，判决数量开始缓速增长，总量尚较少；2016～2017 年判决数量激增 6%，呈现出高发态势；2016～2019年，犯罪数量增速放缓。 图表 1作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行为对象，公民个人信息的内涵、范围、判断标准对立法和司法适用具有重要意义。《2017年解释》第1条对其概念做了明确的规定，但实践中对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仍存在一些模糊的地方。如，如何把握行踪轨迹信息的范围、如何把握财产信息的范围和如何认定公民个人信息的可识别性等。由此观之，要实现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准确认定，我们应该对其行为对象的内涵、外延进行深入研究。本文拟对《刑法》二百五十三条“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进行深入分析，希望能对司法实践中该罪的认定提供有益参考。 二、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合理保护限度的设定原则 信息网络时代，我们要在推动信息科技的发展应用和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之间寻求适度的平衡。刑法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力度过小或者过大，都不利于社会的正常发展。笔者认为，应当基于以下三项原则设定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的合理限度。（一）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刑法的谦抑性,是指刑法应合理设置处罚的范围与程度,当适用其他法律足以打击某种违法行为、保护相应合法权益时,就不应把该行为规定为犯罪;当适用较轻的制裁方式足以打击某种犯罪、保护相应合法权益时,就不应规定更重的制裁方式。此原则同样是刑法在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进行规制时应遵循的首要原则。在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律体系尚未健全、前置法缺失的当下，刑法作为最后保障法首先介入个人信息保护领域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进行规制时，要格外注意秉持刑法的谦抑性原则，严格控制打击范围和力度。对于公民个人信息的认定，范围过窄，会导致公民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护，不能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进行有效的打击；范围过宽，则会使刑法打击面过大，导致国家刑罚资源的浪费、刑罚在实践中可操作性的降低，阻碍信息正常的自由流通有违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在实践中，较常见的是认定范围过宽的问题，如公民的姓名、性别等基础性个人信息，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识别个人身份，但大多数人并不介意此类个人信息被公开，且即便造成了一定的危害结果，也不必动用刑罚手段，完全可以利用民法、行政法等前置法予以救济。（二）权利保护与信息流通相平衡原则大数据时代，随着信息价值的凸显，个人信息保护与信息流通之间的价值冲突也逐渐凸显。一方面，信息的自由流通给国家、社会、个人都带来了多方面的便利，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对个人生命和财产安全、社会正常秩序甚至国家安全带来了一定的威胁。科技的进步和社会的需要使得数据的自由流通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如何平衡好其与个人权益保护的关系，是运用刑法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进行规制时必须要考虑的问题。个人信息保护不足，则会导致信息流通的过度自由，使公民的人身、财产安全处于危险境地、社会的正常经济秩序遭到破坏；保护过度，则又走入了另一个极端，妨碍了信息正常的自由流通，使社会成员成为一座座“信息孤岛”，全社会也将成为一盘散沙，也将信息化可以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拒之门外。刑法要保护的应当仅仅是具有刑法保护的价值和必要，并且信息主体主动要求保护的个人信息。法的功能之一便是协调各种相互矛盾的利益关系，通过立法和司法，平衡好个人信息权利保护与信息自由流通，才可以实现双赢。应努力构建完备的个人信息保护体系，既做到保障公民人身、财产权利不受侵犯，又可促进信息应有的自由流动，进而推动整个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三）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相协调原则个人利益对公共利益做出适当让渡是合理的且必须，因为公共利益往往涉及公共安全与社会秩序，同时也是实现个人利益的保障。但是这种让渡的前提是所换取的公共利益是合法、正当的，并且不会对个人隐私和安全造成不应有的侵害。公共安全是限制公民个人信息的典型事由。政府和司法部门因为社会管理的需要往往会进行一定程度的信息公开，信息网络的发展也使得大数据技术在社会安全管理活动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对于公民个人利益边界的触碰，由此产生公共管理需要与个人权益维护之间的冲突。相对于有国家机器做后盾的公权力，公民个人信息安全处于弱势地位，让个人信息的保护跟得上信息化的发展，是我们应该努力的方向。公众人物的个人信息保护是此原则的另一重要体现，王利明教授将公众人物划分为政治性公众人物和社会性公众人物两类。对于前者，可将其个人信息分为两类：一类是与公民监督权或公共利益相关的个人信息，此类个人信息对公共利益做出适当的让步是必须的；另一类是与工作无关的纯个人隐私类信息，由于这部分个人信息与其政治性职务完全无关，所以应受与普通人一样的完全的保护。对于社会性公众人物，其部分个人信息是自己主动或是希望曝光的，其因此可获得相应的交换利益，对于这部分信息，刑法不需要进行保护；也有部分信息，如身高、生日、喜好等虽然被公开，但符合人们对其职业的合理期待，且不会有损信息主体的利益，对于此类信息，也不在刑法保护范围内；但对于这类信息主体的住址、行踪轨迹等个人信息，因实践中有很多狂热的粉丝通过人肉搜索获得明星的住址、行程信息，对明星的个人隐私进行偷窥、偷拍，此类严重影响个人生活安宁和基本权益的行为应当受到刑法的规制。 三、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概念、特征及相关范畴 （一）公民个人信息的概念“概念是解决法律问题必不可少的工具”。“公民”的含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是指具有我国国籍的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罪名和罪状中都使用了“公民”一词，对于其含义的一些争议问题，笔者持以下观点：（1）应包括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从字面上和常理来看，中国刑法中的“公民”似乎应专门指代“中国的公民”。但笔者认为，任何人的个人信息都可以成为该罪的犯罪对象，而不应当把我国刑法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局限于中国公民。第一，刑法一百五十三条采用的并非“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个人信息”的表述，而是了“公民个人信息”，对于刑法规范用语的理解和适用，我们不应人为地对其范围进行不必要的限缩，在没有明确指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情况下，不应将“公民”限定为中国公民。第二，全球互联互通的信息化时代，将大量外国人、无国籍人的个人信息保护排除在我国刑法之外，会放纵犯罪，造成对外国籍人、无国籍人刑法保护的缺失，这既不合理，也使得实践中同时涉及侵犯中国人和非中国人的个人信息的案件的处理难以操作。第三，刑法分则第三章“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并不限于仅对“中国公民”的保护，也同等地对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的此类权利进行保护。因此，处于我国刑法第三章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保护对象，也包括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的个人信息，“我国对中国公民、处在中国境内的外国人和无国 籍人以及遭受中国领域内危害行为侵犯的外国人和无国籍人，一视同仁地提供刑法的保护，不主张有例外。”（2）不应包括死者和法人对于死者，由于其不再具有人格权，所以不能成为刑法上的主体。刑法领域上，正如对尸体的破坏不能构成故意杀人罪一样，对于死者个人信息的侵犯，不应成立侵犯个人信息罪。对死者的个人信息可能涉及的名誉权、财产权，可以由死者的近亲属主张民法上的精神损害赔偿或继承财产来进行保护。对于法人，同样不能成为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信息主体。一方面，自然人具有人格权，而法人不具有人格权，其只是法律拟制概念，不会受到精神上的损害。另一方面，法人的信息虽然可能具有很大的商业价值和经济效益，但是已有商业秘密等商法领域的规定对其进行保护。因此，法人的信息不适用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个人信息”的含义法学理论上对于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主要识别说、关联说和隐私说。识别说，是指将可以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或者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作为公民个人信息的关键属性。可识别性根据识别的程度又可以分为两种方式，即通过单个信息就能够直接确认某人身份的直接识别，和通过与其他信息相结合或者通过信息对比分析来识别特定个人的间接识别。学界支持识别说观点的学者大多指的是广义的识别性，既包括直接识别，又包括间接识别。关联说认为所有与特定自然人有关的信息都属于个人信息，包括“个人身份信息、个人财产情况、家庭基本情况、动态行为和个人观点及他人对信息主体的相关评价”。根据关联说的理论，信息只要与主体存在一定的关联性，就属于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隐私说认为，只有体现个人隐私的才属于法律保障的个人信息内容。隐私说主要由美国学者提倡，主张个人信息是不愿向他人公开，并对他人的知晓有排斥心理的信息。笔者认为，通过识别说对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进行界定最为可取。关联说导致了刑法保护个人信息的范围过分扩大，而隐私说则只将个人信息局限在个人隐私信息的范围内，忽略了不属于个人隐私但同样具有刑法保护价值的个人信息，同时由于对隐私的定义受个人主观影响，所以在实践中难以形成明确的界定标准。相比之下，识别说更为可取，不仅能反应需刑法保护的公民个人信息的根本属性，又具有延展性，能更好的适应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而导致的公民个人信息类型的不断增多。且通过梳理我国关于个人信息的立法、司法，识别说的观点贯穿其中。名称 生效年份 对“个人信息”核心属性的界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 2012年 可识别性、隐私性《关于依惩处侵害公民个人信息犯罪活动的通知》 2013年 可识别性、隐私性《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2014年 隐私性《网络安全法》 2016年 可识别性《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017年 可识别性、可反映活动情况图表 2《网络安全法》和《2017年解释》中关于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无疑最具权威性。《网络安全法》采用了识别说的观点，将可识别性规定为公民个人信息的核心属性。而后者采用了广义的“可识别性”的概念,既包括狭义可识别性 (识别出特定自然人身份) , 也包括体现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两者之所以采用了不同的表述，是因为《网络安全法》对公民个人信息做了整体而基础性的保护，而《2017年解释》考虑到，作为高度敏感信息的活动情况信息，随着定位技术的不断进步逐渐成为本罪保护的一个重点，因此在采用了狭义的身份识别信息概念的基础之上，增加了对活动情况信息的强调性规定，但其本质仍是应涵括在身份识别信息之内的。所以，应以可识别性作为判断标准对公民个人信息进行界定。（二）公民个人信息的特征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体现了其区别于广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价值。明确刑法领域个人信息的特征，有助于在司法中更好的对个人信息进行认定。可识别性这是公民个人信息的本质属性。可识别是指可以通过信息确定特定的自然人的身份，具体包括直接识别和间接识别。直接识别，是指通过单一的信息即可直接指向特定的自然人，如身份证号、指纹、DNA等信息均可与特定自然人一一对应。间接识别，是指需要将某信息与其他信息相结合或者进行对比分析才能确定特定自然人，比如学习经历、工作经历、兴趣爱好等信息均需要与其他信息相结合才能识别出特定的信息主体。客观真实性客观真实性是指公民个人信息必须是对信息主体的客观真实的反映，。一方面，主观上的个人信息对特定个人的识别难度极大；另一方面，现行刑法关于侮辱罪或诽谤罪的相关规定足以对此类主观信息进行规制。司法实践中，如何判断信息的客观真实性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如何实现科学、高效鉴别个人信息客观真实性，是司法机关应努力的方向。现有的随机抽样的方法有一定可取性，但不够严谨。笔者认为，可以考虑采取举证责任倒置的方式，若嫌疑人能证明其所侵犯的个人信息不具有客观真实性，则不构成本罪。价值性刑法的两大机能是保护法益和保障人权。从保护法益的机能出发，对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这一自然犯，只有侵犯到公民法益的行为，才能纳入刑法规制的范围。而判断是否侵犯公民法益的关键就在于该信息是否具有价值。价值性不仅包括公民个人信息能够产生的经济利益，还包括公民的人身权利。从个人信息的人格权属性角度分析，个人隐私类信息的公开，会侵犯公民的隐私权、名誉权，行踪轨迹类信息的公开，会对公民人身安全带来威胁。从个人信息的财产权属性角度分析，信息化时代，信息就是社会的主要财产形式,能够给人们带来越来越大的经济利益。“信息价值仅在当行为人主张其个人价值时才被考虑”，只有具有刑法保护价值的信息，才值得国家动用刑事司法资源对其进行保护。（三）个人信息与相关概念的区分很多国家和地区制定了专门的法律保护个人信息，但部分国家和地区没有采用“个人信息”的概念，美国多采用“个人隐私”的概念，欧洲多采用“个人数据”的概念，而“个人信息”的表述则在亚洲较为常见。对于这三个概念是可以等同，存在观点分歧。有观点认为，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有重合，但不能完全混同，也有观点认为个人信息包含个人隐私，以个人数据为载体。笔者认为，有必要对三个概念进行明确区分。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关于这两个概念的关系，有学者主张前者包含后者，有学者主张后者包含前者，还有学者认为两者并不是简单的包含关系。笔者认为，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相互交叉，个人信息包括一般信息和隐私信息，个人隐私包括隐私信息、私人活动和私人空间，所以两者的交叉在于隐私信息。两者制建有很大的区别，不能混淆。首先，私密程度不同，个人信息中除隐私信息以外的一般信息在一定程度上是需要信息主体进行公开的，如姓名、手机号、邮箱地址等，而个人隐私则具有高度的私密性，个人不愿将其公开；其次，判断标准不同，个人信息的判断标准是完全客观的，根据其是否具有识别性、真实性、价值性来进行判断即可，而个人隐私在判断上具有更多的主观色彩，不同主体对个人隐私的界定是不同的；最后，个人信息既具有消极防御侵犯的一面，也具有主动对外展示的一面，信息主体通过主动公开其部分个人信息，可能会获得一定的利益，而个人隐私则侧重消极防御，主体的隐私信息和隐私活动不希望被公开，隐私空间不希望被侵犯。个人信息与个人数据笔者认为，个人信息（personal information）和个人数据（personal Data）的区别在于，个人数据是以电子信息系统为载体的对信息主体的客观、未经过处理的原始记录，如个人在医院体检后从自助机取出的血液化验报告单；后者是指，数据中可对接收者产生一定影响、指导其决策的内容，或是数据经过处理和分析后可得到的上述内容，如血液化验报告数据经系统或医生的分析，形成的具有健康指导作用的结果报告，换言之，个人信息＝个人数据＋分析处理。 四、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司法认定 在司法实践中，对于概念和原则的把握必然有一定的差异性，需要具体情况具体讨论。在本部分，笔者对一般个人信息的认定进行总结归纳，并对一些存在争议的情况进行分析。 （一）公民个人信息可识别性的认定“可识别性是指个人信息能够直接或者间接地指向确定的主体。”经过上文中的讨论，根据《网络安全法》和《2017年解释》对公民个人信息的定义，我们能够得出，“识别性”是公民个人信息的核心属性，解释第3条第2款印证了这一观点。对于能够单独识别特定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往往比较容易判断，而对于需要与其他信息结合来间接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或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的信息，往往是个案中控辩双方争议的焦点，也是本罪的认定中最为复杂的问题。面对实践中的具体案情，对于部分关联信息是否可以认定为“公民个人信息”时，可从行为人主观目、信息对特定自然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的重要程度和信息需要结合的其他信息的程度三个方面综合分析加以判断。以此案为例：某地一医药代表为了对医生给予用药回扣，非法获取了某医院某科室有关病床的病床号、病情和药品使用情况。此案中所涉及的非法获取的信息不宜纳入刑法中“公民个人信息”的范畴。首先，从行为人主观目的上看，并没有识别到特定自然人的目的，而仅仅是为了获取用药情况；其次，从以上信息对病人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以及生活安宁的重要性上来看，行为人获取以上信息并不会对病人权益造成侵犯；最后，从这些信息需要与其他信息结合的程度来看，病床号、用药情况等信息并不能直接识别到个人，需要结合病人的身份证号等才能起到直接识别的作用。所以，此案中的涉案信息不属于刑法所保护的“公民个人信息”。（二）敏感个人信息的认定《2017年解释》第五条根据信息的重要程度、敏感程度，即信息对公民人身、财产安全的影响程度，将“公民个人信息”分为三类，并设置了不同的定罪量刑标准。类别列举 “情节严重”标准（非法获取、出售或提供） “情节特别严重“标准（非法获取、出售或提供）特别敏感信息 踪轨迹信息、通信内容、征信信息、财产信息五十条以上五百条以上敏感信息 住宿记录、通信记录、健康生理信息、交易信息五百条以上五千条以上其他信息五千条以上 五万条以上图表 3但是在司法实践中，仍存在对标准适用的争议，主要表现在对敏感个人信息的认定。如何把握“行踪轨迹信息”的范围行踪轨迹信息敏感程度极高，一旦信息主体的行踪轨迹信息被非法利用，可能会对权利人的人身安全造成紧迫的威胁。《2017年解释》中对于行踪轨迹信息入罪标准的规定是最低的：“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行踪轨迹信息50以上”的，即构成犯罪。由于《2017年解释》中对行踪轨迹信息规定了极低的入罪标准，所以司法认定时应对其范围做严格把控，应将其范围限制在能直接定位特定自然人具体位置的信息，如车辆轨迹信息和GPS定位信息等。实践中，信息的交易价格也可以作为判定其是否属于“行踪轨迹信息”的参考，因为行踪轨迹信息的价格通常最为昂贵。对于行为人获取他人车票信息后判断出他人的行踪的情况，载于车票的信息不宜被认定为《2017年解释》所规定的“行踪轨迹信息”，因为该信息只能让行为人知道信息主体大概的活动轨迹，并不能对其进行准确定位。如何把握“财产信息”的范围财产信息是指房产、存款等能够反映公民个人财产状况的信息。对于财产信息的判断，可以从两方面进行把握：一是要综合考量主客观因素，因为犯罪应是主客观相统一的结果；而是考虑到敏感个人信息的入罪门槛已经极低，实践中应严格把握其范围。以此案为例：行为人为了推销车辆保险，从车辆管理机构非法获取了车主姓名、电话、车型等信息。此案中的信息不宜认定为“财产信息”。因为行为人的主观目的不是侵犯信息主体的人身、财产安全，最多只会对行为人的生活安宁带来一定的影响，因而应适用非敏感公民个人信息的入罪标准。（三）不宜纳入本罪保护对象的公开的个人信息的认定 信息主体已经公开的个人信息是否属于 “公民个人信息”的范畴，理论界存在观点分歧。笔者认为，“公民个人信息”不以隐私性为必要特征，因为《2017年解释》第1条并为采用“涉及个人隐私信息”的表述，而是以识别性作为判断标准。因此，信息的公开与否并不影响其是否可以被认定为“公民个人信息”。对于权利人主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获取相关信息的行为显然合法，且其后出售、提供的行为，当前也不宜认定为犯罪。理由如下：第一，在我国的立法和司法中，曾以“隐私性”作为界定公民个人信息的核心属性，可见公民个人信息在一定程度上是从隐私权中分离出来的权利，所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侧重于对公民隐私和生活安宁的保护。权利人之所以自愿甚至主动公开其个人信息，说明这部分信息即便被获取、出售，也通常不会对其个人隐私和生活安宁造成侵犯，因此不应纳入刑法保护范围内；第二，根据刑法第253条之一的规定，向他人出售或提供公民个人信息，只有在违反国家有关规定的前提下才构成犯罪。对于已经公开的公民个人信息，行为人获取后向他人出售或提供的行为在我国缺乏相关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应推定为存在权利人的概括同意，不需要二次授权，也就是说不应认定行为人对获取的已经由权利人公开的个人信息的出售和提供行为系“违法国家有关规定”。第三，在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机制尚未健全、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高发的背景下，应将实践中较为多发的侵犯权利人未公开的个人信息的案件作为打击的重点。对于权利人被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获取相关信息的行为可以认定为合法，但如果后续的出售或提供行为违背了权利人意愿，侵犯到了其个人隐私和生活安宁，或是对权利人人身安全、财产安全造成了威胁，则应根据实际情况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论处。对于权利人被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对相关信息的获取一般来说是合法的，但是获取信息之后的出售、提供行为如果对信息主体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或是私生活安宁造成了侵犯，且信息主体对其相关个人信息有强烈保护意愿，则应据其情节认定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 五、结语 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对个人、组织、社会乃至国家均具有重要价值，由此也滋生了越来越多的侵犯个人信息犯罪。“公民个人信息”作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犯罪对象，其概念界定、特征分析、与相关概念的区分以及司法认定对于打击相关犯罪、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本文的研究，形成以下结论性的认识：第一，界定公民个人信息的原则。一是应遵循刑法的谦抑性原则，保证打击范围既不过宽而导致国家刑罚资源的浪费和可操作性的降低，也不过窄而使公民个人信息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障。二是应遵循权利保护与信息流通相平衡原则，在保障公民人身、财产权利不受侵犯的同时不妨碍信息正常的流通。三是应遵个人利益与公众利益相协调原则，允许个人利益对公共利益做出适当让步，但杜绝对个人利益的侵害和过度限制。第二，公民个人信息之“公民”应包括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不应包括死者和法人。公民个人信息之“个人信息”应采取“识别说”进行界定，可以识别特定自然人是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根本属性。除了可识别性，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还应具有客观真实性、价值性等特征可作为辅助判断标准。还应注意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个人数据等相关概念的区分，避免在司法实践中出现混淆。第三，一般个人信息的认定。“可识别性”是其判断的难点，可以从行为人主观目的、信息对其主体人身和财产安全的重要程度和信息需与其他信息的结合程度这三个方面综合分析判断；对于行踪轨迹信息、财产信息等敏感个人信息，由于其入罪门槛低、处罚力度大，应严格把控其范围并结合行为人主观心理态度进行考量；对于信息主体已经公开的个人信息，应分情况讨论，对于信息主体主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对其获取、出售和提供，不应认定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对于信息主体被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对信息的获取是合法的，但其后出售、提供的行为，可以依实际情况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论处。希望本文的论述能够对我国个人信息保护体系的完善贡献微小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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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论无罪推定原则 对夫妻财产约定制度的立法完善 对合同法第286条若干法律问题探讨 构建和谐社会的法理思考 关于家庭暴力的法律思考 关于县级卫生监督执法体系构建的调查报告 海上保险中的保险利益 合同解除及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的运用 具体行政行为越权与滥用权力 劳动合同与集体合同的关系 劳动力派遣法律研究 论夫妻约定财产制度 论共同海损构成条件及存在的问题 论检察院行政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 论劳动争议解决机制 论上诉不加刑原则 论税收管理中的公平与效率 论我国反倾销法律的完善 论我国妇女合法权益的法律保护 论现代法律文化与民族婚姻的冲突 论消费行为中的最终解释权 浅淡劳动者的单方解除劳动合同权 浅析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精神损害赔偿 认定渎职罪相关问题的探析 如何实现公安行政执法的公正 试论国家公务员的激励机制 试论企业改制后原有债务的承担 试论人民调解的创新与发展 试论我国的国家审计的领导体制 试论我国刑事赔偿中的“错误逮捕” 受贿罪若干问题的探究 我国票据质押的法律问题探讨及建议 洗钱犯罪研究 刑事诉讼中证人出庭的现状及对策 我国开征物业税的可行性研究 浅析药品专利权与公共健康权的关系 保证人放弃主债时效抗辩时能否行使追偿权辨析 论无权代理人对相对人的责任 论经营者的安全保障义务及其责任承担 公众人物人格权保护的限制 设立中公司法律地位探析 论物权变动中善意第三人的利益保护 中国上市公司管理层收购的法律监管 论企业社会责任——一种法经济学的解读 电子商务时代的反垄断规制———以B2B交易市场为视角 论产品瑕疵责任与产品缺陷责任 域名不正当抢注的法律规制 论我国生态补偿的法律原则与制度思考 经济法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作用 论利益相关者对重整企业的社会责任 浅议我国国企改制成果分享中的股权激励 论破产重整制度的价值序位 论重整中的信息披露制度 论破产重整制度的经济法属性 论中国法律近代化的主要特点 “无讼”与中国古代司法 “无为而治”法哲学的分析及当代意义 从理想到现实——试论先秦儒家与汉代儒家法律思想的差异 从天理到人情——论自然法本质的演变 论法家法律思想主流地位的失去 论西方平等观念的确立及其影响 西方自然法的演变与发展 正义与法律关系的新论 中国古代契约制度特点浅探 中国式衡平——论宋代司法中情、理、法的综合运用 浅析法家以法为本的法治理论 权利意识的现代解读—论我国公民人身权的发展与保护 法治社会中应然性的精神核心—自由:法治的核心价值 论法律的权威性 论我国法律信仰的危机及其拯救 论人权保障之全球化 苏格拉底的守法观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浅论清朝律与例的关系 试析韩非法治思想的现代价值 浅谈德主刑辅思想的现实意义 1946：《中华民国宪法》评析 中国古代服制的作用——以唐代服制为代表进行研究 论我国司法解释的合理性 中国检察官法律职业道德的培植 贵州苗族习惯法研究——以“贵州省台江县反排寨”为例 论乡土社会中民间法与国家法的调适 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礼法结合 简论中国国际私法立法完善的构想 论司法判例在国际私法中的作用 从先占原则论钓鱼岛的地位 我国“慰安妇”向日本政府要求赔偿的问题 论南北关系的新变化对国际经济法发展的影响 论我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构建 多哈回合的发展趋势及发展中国家的对策 探析中国双边投资条约的新实践——以国民待遇为视角 试析中国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法律实践 浅析可转让排污权交易与最优排污量控制 侦察监督中的检警关系 论我国督促程序的完善 从民事诉讼法修正案看我国民事再审程序的完善 对设立仲裁第三人制度的反思 论《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 论被告人的辩护权保障 论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权 论民事诉讼契约 论侵权纠纷的可仲裁性 论我国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 论我国法官选任制度的完善 论我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论我国民事抗诉制度的完善 论我国民事审前程序 论我国民事诉讼缺席判决制度 论我国民事诉讼中的调解制度 论我国强制措施的完善 论我国取保候审制度的完善 论我国审判委员会制度的改革 论我国死刑复核程序的完善 论我国刑事上诉制度存在的问题 论刑事诉讼中财产权的保障 论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障 论仲裁的受案范围 论自由心证与法官自由裁量权 浅论民事诉讼的目的 浅论我国体育仲裁制度的构建 浅谈我国仲裁司法监督制度的完善 试论我国刑事诉讼中管辖权冲突及完善 试论中国刑事和解制度的构建 完善我国民事保全制度的若干思考 刑事诉讼证据开示程序的构建 证人出庭难的原因及对策思考 论现阶段我国社区矫正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浅论我国商业贿赂罪的现状及立法完善 中国生存权意义探讨 我国行政复议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其完善 我国国家赔偿中精神损害赔偿问题探析 人大官员代表减少的宪政意义 浅论我国违宪审查专责机构的构建 浅论农民工住房权 农民工子女受教育权法律保障初探 论行政自由裁量权及其监督 论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司法监督 论行政复议司法化 论贵州省依法行政的现状及对策 高等学校与学生之间行政关系的探讨 犯罪客体在司法认定中的作用 古典犯罪学派与实证犯罪学派 关于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思考 论报复陷害罪与诬告陷害罪的区别 论单位自首的司法认定 论盗窃网络虚拟财产行为的定性 论非法持有毒品罪持有状态的认定 论共同犯罪的实行过限的认定 论共同犯罪中的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论贪污罪的司法适用 论未成年人犯罪的社区控制 论我国犯罪被害人的国家救助 论我国犯罪被害人救助体系 论我国犯罪构成的基本构造 论我国死刑制度的现状及完善 论我国刑法分则中暴力的内涵 论洗钱罪 论刑罚的目的 论刑罚功能的实现 论刑法的因果关系 论刑法中精神障碍者的刑事责任能力 论刑事简易程序改革 论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论刑事责任的承担方式 论自首 论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内涵 浅析非法行医罪 青少年暴力犯罪与暴力亚文化 论法官刑事自由裁量权的运用与约束 探析盗窃代币卡犯罪既、未遂的认定 我国死刑废止后的制度完善 对反向假冒商标侵权行为的初步研究 夫妻忠实义务法律问题的探讨 论公司的瑕疵设立 论公司要约收购 论器官移植中的法律问题及解决 论善意取得的客体 论物权法中预告登记的范围 论物权法中预告登记的效力 论一人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 浅论祖传物品的法律保护 浅述著作权侵权行为 浅析票据的善意取得制度 浅析我国离婚精神损害赔偿 浅议票据无因性 商品房地下车位权属问题研究 试论我国离婚经济补偿制度 试论中小股东利益的实体保护机制 著作权和邻接权的比较及其意义 作品角色的权利属性及保护 保险法律体系历史演进比较研究 承运人航海过失免责的探讨
初论无罪推定原则 对夫妻财产约定制度的立法完善 对合同法第286条若干法律问题探讨 构建和谐社会的法理思考 关于家庭暴力的法律思考 关于县级卫生监督执法体系构建的调查报告 海上保险中的保险利益 合同解除及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的运用 具体行政行为越权与滥用权力 劳动合同与集体合同的关系 劳动力派遣法律研究 论夫妻约定财产制度 论共同海损构成条件及存在的问题 论检察院行政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 论劳动争议解决机制 论上诉不加刑原则 论税收管理中的公平与效率 论我国反倾销法律的完善 论我国妇女合法权益的法律保护 论现代法律文化与民族婚姻的冲突 论消费行为中的最终解释权 浅淡劳动者的单方解除劳动合同权 浅析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精神损害赔偿 认定渎职罪相关问题的探析 如何实现公安行政执法的公正 试论国家公务员的激励机制 试论企业改制后原有债务的承担 试论人民调解的创新与发展 试论我国的国家审计的领导体制 试论我国刑事赔偿中的“错误逮捕” 受贿罪若干问题的探究 我国票据质押的法律问题探讨及建议 洗钱犯罪研究 刑事诉讼中证人出庭的现状及对策 我国开征物业税的可行性研究 浅析药品专利权与公共健康权的关系 保证人放弃主债时效抗辩时能否行使追偿权辨析 论无权代理人对相对人的责任 论经营者的安全保障义务及其责任承担 公众人物人格权保护的限制 设立中公司法律地位探析 论物权变动中善意第三人的利益保护 中国上市公司管理层收购的法律监管 论企业社会责任——一种法经济学的解读 电子商务时代的反垄断规制———以B2B交易市场为视角 论产品瑕疵责任与产品缺陷责任 域名不正当抢注的法律规制 论我国生态补偿的法律原则与制度思考 经济法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作用 论利益相关者对重整企业的社会责任 浅议我国国企改制成果分享中的股权激励 论破产重整制度的价值序位 论重整中的信息披露制度 论破产重整制度的经济法属性 论中国法律近代化的主要特点 “无讼”与中国古代司法 “无为而治”法哲学的分析及当代意义 从理想到现实——试论先秦儒家与汉代儒家法律思想的差异 从天理到人情——论自然法本质的演变 论法家法律思想主流地位的失去 论西方平等观念的确立及其影响 西方自然法的演变与发展 正义与法律关系的新论 中国古代契约制度特点浅探 中国式衡平——论宋代司法中情、理、法的综合运用 浅析法家以法为本的法治理论 权利意识的现代解读—论我国公民人身权的发展与保护 法治社会中应然性的精神核心—自由:法治的核心价值 论法律的权威性 论我国法律信仰的危机及其拯救 论人权保障之全球化 苏格拉底的守法观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浅论清朝律与例的关系 试析韩非法治思想的现代价值 浅谈德主刑辅思想的现实意义 1946：《中华民国宪法》评析 中国古代服制的作用——以唐代服制为代表进行研究 论我国司法解释的合理性 中国检察官法律职业道德的培植 贵州苗族习惯法研究——以“贵州省台江县反排寨”为例 论乡土社会中民间法与国家法的调适 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礼法结合 简论中国国际私法立法完善的构想 论司法判例在国际私法中的作用 从先占原则论钓鱼岛的地位 我国“慰安妇”向日本政府要求赔偿的问题 论南北关系的新变化对国际经济法发展的影响 论我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构建 多哈回合的发展趋势及发展中国家的对策 探析中国双边投资条约的新实践——以国民待遇为视角 试析中国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法律实践 浅析可转让排污权交易与最优排污量控制 侦察监督中的检警关系 论我国督促程序的完善 从民事诉讼法修正案看我国民事再审程序的完善 对设立仲裁第三人制度的反思 论《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 论被告人的辩护权保障 论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权 论民事诉讼契约 论侵权纠纷的可仲裁性 论我国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 论我国法官选任制度的完善 论我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论我国民事抗诉制度的完善 论我国民事审前程序 论我国民事诉讼缺席判决制度 论我国民事诉讼中的调解制度 论我国强制措施的完善 论我国取保候审制度的完善 论我国审判委员会制度的改革 论我国死刑复核程序的完善 论我国刑事上诉制度存在的问题 论刑事诉讼中财产权的保障 论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障 论仲裁的受案范围 论自由心证与法官自由裁量权 浅论民事诉讼的目的 浅论我国体育仲裁制度的构建 浅谈我国仲裁司法监督制度的完善 试论我国刑事诉讼中管辖权冲突及完善 试论中国刑事和解制度的构建 完善我国民事保全制度的若干思考 刑事诉讼证据开示程序的构建 证人出庭难的原因及对策思考 论现阶段我国社区矫正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浅论我国商业贿赂罪的现状及立法完善 中国生存权意义探讨 我国行政复议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其完善 我国国家赔偿中精神损害赔偿问题探析 人大官员代表减少的宪政意义 浅论我国违宪审查专责机构的构建 浅论农民工住房权 农民工子女受教育权法律保障初探 论行政自由裁量权及其监督 论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司法监督 论行政复议司法化 论贵州省依法行政的现状及对策 高等学校与学生之间行政关系的探讨 犯罪客体在司法认定中的作用 古典犯罪学派与实证犯罪学派 关于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思考 论报复陷害罪与诬告陷害罪的区别 论单位自首的司法认定 论盗窃网络虚拟财产行为的定性 论非法持有毒品罪持有状态的认定 论共同犯罪的实行过限的认定 论共同犯罪中的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论贪污罪的司法适用 论未成年人犯罪的社区控制 论我国犯罪被害人的国家救助 论我国犯罪被害人救助体系 论我国犯罪构成的基本构造 论我国死刑制度的现状及完善 论我国刑法分则中暴力的内涵 论洗钱罪 论刑罚的目的 论刑罚功能的实现 论刑法的因果关系 论刑法中精神障碍者的刑事责任能力 论刑事简易程序改革 论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论刑事责任的承担方式 论自首 论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内涵 浅析非法行医罪 青少年暴力犯罪与暴力亚文化 论法官刑事自由裁量权的运用与约束 探析盗窃代币卡犯罪既、未遂的认定 我国死刑废止后的制度完善 对反向假冒商标侵权行为的初步研究 夫妻忠实义务法律问题的探讨 论公司的瑕疵设立 论公司要约收购 论器官移植中的法律问题及解决 论善意取得的客体 论物权法中预告登记的范围 论物权法中预告登记的效力 论一人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 浅论祖传物品的法律保护 浅述著作权侵权行为 浅析票据的善意取得制度 浅析我国离婚精神损害赔偿 浅议票据无因性 商品房地下车位权属问题研究 试论我国离婚经济补偿制度 试论中小股东利益的实体保护机制 著作权和邻接权的比较及其意义 作品角色的权利属性及保护 保险法律体系历史演进比较研究 承运人航海过失免责的探讨
自己去看法学或者争议解决这些 期刊吧，多看几篇你就对法律有认识了
民商法学毕业论文选题（一）民法总论 1、民事法律行为理论研究 2、意思表示研究 3、民事法律行为效力研究 4、间接代理制度研究 5、两大法系代理制度比较研究 6、诉讼时效的效力研究 7、诉讼时效的适用范围研究 8、法人的本质研究 9、我国合伙制度的完善 10、我国合伙的法律地位研究（二）物权法 11、我国物权法体系研究 12、法人财产权性质研究 13、企业法人两权分离制度研究 14、国家所有权制度研究 15、农村土地流转制度研究 16、占有制度研究 17、物权行为研究 18、我国民法上抵押合同性质和效力研究 19、无权处分行为研究 20、法定代表人越权原则研究 21、我国民法上确立取得时效制度研究 22、相邻关系研究（三）债法 23、我国买卖合同性质和效力研究 24、非典型合同研究 25、旅游合同研究 26、一物二卖效力研究 27、转租之效力研究（四）商法总论 28、商法的本质 29、商事登记制度研究 30、商法的价值 31、商业名称制度研究 32、商法的基本原则研究 33、论商法与交易安全保护 34、商法总论对分论的指导意义 （五）公司法 35、论公司资本制度 36、公司股东利益的保护 37、大股东对小股东的责任或义务 38、论股权 39、论独立董事制度 40、董事的注意义务与忠诚义务 41、公司有限责任研究 42、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研究 43、公司收购中对广大中小股东的保护 44、一人公司研究 45、破产重整制度研究（六）证券法 46、承销人的尽职调查责任 47、公开披露制度的意义及其研究 48、证券法民事责任制度 49、我国证券法民事责任现状研究 50、搅拌现象研究 51、我国证券法调整的证券关系（七）海商法 52、论海运保函的法律问题 53、论提单中的并入条款 54、略论船舶所有人的责任限制问题 55、论海运货物留置权 56、海上货物运输承运人的责任期限探析 57、论提单的物权性 58、论我国海上承运人责任制度 59、船舶优先权研究 （八）票据法 60、论票据权利的善意取得 61、论票据对价 62、票据的无因性研究 63、论票据法的近因原则 64、论票据代理制度 65、票据伪造制度研究 66、论票据追索权 67、论票据利益偿还请求权 68、论票据保证 69、论票据时效 70、论票据背书 （九）保险法 71、论保险法的最大诚信原则 72、论保险利益原则 73、论保险代位求偿权 （十）知识产权法 74、论知识产权与物权。 75、论入世以后我国知识产权制度变革对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影响 76、论全球化对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影响 77、论知识产权与企业核心竞争力 78、论知识产权的权利限制 79、论知识产权与反垄断法的关系 80、论知识产权保护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81、论知识产权诉讼中的禁令制度 82、论知识产权国际保护中的司法保护 83、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制度的法理学分析 84、论知识产权融资担保的方式 85、知识产权国际保护中的平行进口的研究 86、论知识产权侵权的归责原则 87、论知识产权中的间接侵权 88、完善我国知识产权侵权赔偿数额立法的思考 89、论著作权的合理使用 90、论著作权与邻接权 91、论计算机软件保护及法律适用 92、论网络著作权保护制度 93、论数字化作品的知识产权问题 94、网络链接中的知识产权问题研究 95、试论电视综艺节目的知识产权保护 96、论计算机软件保护的法律问题 97、超链接的知识产权问题 98、电子商务的知识产权问题 99、模仿创新与知识产权保护 100、企业电子商务活动中的知识产权保护 101、中文域名与相关知识产权保护 102、论域名的知识产权属性与立法、执法框架 103、论中国农业知识产权保护和保护机制 104、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我国医药知识产权保护 105、论新闻侵权 106、论有关大众传播的法律问题 107、论原产地名称和地理标志的法律保护 108、论商标与商号 109、论驰名商标的保护 110、论外观设计专利保护与商标保护、著作权保护的区别 111、论商业外观的法律保护 112、论商业方法专利 113、论商业秘密的法律保护 114、地理标志知识产权性质分析及法律对策 115、大型体育竞赛中的知识产权保护 116、论有关反不正当竞争的法律问题 保险法参考题目 117、试论投保人告知义务 118、试论人身保险中的保险利益及存在时间 119、论保险合同的生效时间 120、论我国《保险法》中代位权制度的完善 121、论保险合同的非要式性 122、论保险人的合同解除权您的法学专业论文具体是什么题目呢有什么要求呢论文是需要多少字呢开题报告 任务书 都搞定了不你可以告诉我具体的排版格式要求，希望可以帮到你，祝写作过程顺利 1、论文题目：要求准确、简练、醒目、新颖。 2、目录：目录是论文中主要段落的简表。（短篇论文不必列目录） 3、提要：是文章主要内容的摘录，要求短、精、完整。字数少可几十字，多不超过三百字为宜。 4、关键词或主题词：关键词是从论文的题名、提要和正文中选取出来的，是对表述论文的中心内容有实质意义的词汇。关键词是用作机系统标引论文内容特征的词语，便于信息系统汇集，以供读者检索。 每篇论文一般选取3-8个词汇作为关键词，另起一行，排在“提要”的左下方。 主题词是经过规范化的词，在确定主题词时，要对论文进行主题，依照标引和组配规则转换成主题词表中的规范词语。 5、论文正文： （1）引言：引言又称前言、序言和导言，用在论文的开头。 引言一般要概括地写出作者意图，说明选题的目的和意义, 并指出论文写作的范围。引言要短小精悍、紧扣主题。 〈2）论文正文：正文是论文的主体，正文应包括论点、论据、 论证过程和结论。主体部分包括以下内容： 提出-论点； 分析问题-论据和论证； 解决问题-论证与步骤； 结论。 6、一篇论文的参考文献是将论文在和写作中可参考或引证的主要文献资料，列于论文的末尾。参考文献应另起一页，标注方式按《GB7714-87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进行。 中文：标题--作者--出版物信息（版地、版者、版期）：作者--标题--出版物信息所列参考文献的要求是： （1）所列参考文献应是正式出版物，以便读者考证。 （2）所列举的参考文献要标明序号、著作或文章的标题、作者、出版物信息。
对的，一定要原创的哦，我们对这方面来，第一个考虑就是原创，高质量，这样才能过关的。
不会吧,这个也要问,是不是学法律的啊,我还是认为这样的事情自己解决更好,要不我给你写一篇?
师兄我有现成的稿件，请问发到哪里？
1、网约车违约的法律问题研究 2、论家庭暴力的法律对策研究 3、我国失地农民社会保障问题探讨 4、论环境污染侵权责任制度的完善---以XX县为例 5、校园暴力的成因及法律预防 6、论我国持有型犯罪的立法缺陷与完善 7、论大学生兼职的劳动权益保护 8、论法律行为和情谊行为的区分 9、小额贷款公司法律问题研究 10、论劳动合同法中的竞业限制制度 11、论共同犯罪中刑事责任的扩散 12、论合同罪 13、论网络时代的隐私权保护 14、企业高管人员适用劳动法问题研究 15、网络交易平台消费者保护法律责任 以上论文题目由学术堂整理提供
很容易，能班忙写一下具体的内容分析还有列提纲
学术堂整理了一篇5000字法律专业本科毕业论文范文，希望你从中有所收获： 范文题目：试析习惯对法制建设的影响 摘要: 本文在习惯这一词语的基础上，仔细阅读了英、德、日、传统中国法制度建设的相关内容，分析习惯在对各国法制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并试提出对当代中国法制建设的启示。习惯对于中国法制建设是良好的，有传统基础的；习惯汇编是实现习惯对中国法制建设影响的重要条件之一。 关键词习惯法制建设影响启示 造成一国之拙本，形成一国之国风，即习惯也。故此如有无视该民族之习惯，而规定各种法令，则不能期待于行政之完全者明矣。习惯是无论何种法律文化背景下都存在的一种法的渊源，法律中有不少规则就直接来自于习惯。 一、习惯对英国法制建设的影响 （一）习惯对属人主义产生影响的背景 属人主义指的是法律适用于一个族群，民族，而这个民族中的每一个人也都拥有了该法律，无论身处何处，均适用这法律。孟德斯鸠在其《论法的精神中》分析了日耳曼法属人主义产生的原因，他认为环境的因素影响日耳曼人的居住方式，他们喜欢分开居住，分开居住造成了各个群体产生各自的生活习惯和各自处理问题的方法，当日耳曼的各个群体相聚一起时，他们自然的按照各自已有的习惯去处理问题，这就是孟德斯鸠所理解的属人主义的由来。 （二）属人主义对英格兰及其殖民地的影响 日耳曼人的这种属人主义思想深刻影响着世界法学的发展方向，英格兰王国威廉一世原来是法国诺曼底公爵，他在征服英格兰后，并没有把自己领地原有的一套法律体系灌输于英格兰，而是在尊重当地英格兰民众原有的习惯习俗来进行断案，这样有效地缓和与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矛盾，巩固他在英格兰的统治。后来的亨利二世继续在英格兰的实施属人主义，进行了一系列司法改革，他定期派巡回审判的专员到各地，这些专员在办案时，除依据国王诏书敕令外，主要是依据日耳曼人的习惯法和地方习惯。凡是他们认为正确、合理，并与国王的立法不相抵触的习惯和惯例，便被确认为判决的依据。他们经常聚集在中央所在地威斯敏斯特交换意见，彼此认可各自的判决。这样，一些被引为依据的习惯便成了以判例法形式出现的普通法。总之，英国的“普通法大部分是以接受和一般化全国的或广泛流行的习惯为基础的；英国的普通的，一般的习惯变成了普通法”。通过该措施，中央的司法权力得到统一，地方领主的司法权力得到削弱。 这一习惯很好的贯彻到后来英国的殖民地统治当中，当时英国人统治香港时，也并没有将英国的法律直接适用于华人群体中去，只是当双方或者单方是英国人是才适用英国法，由此得出英国人在殖民地中的统治实施属人主义。当地的华人群体援用的仍然是大清律例，只有当他们的法律严重违反人权价值时，港英立法机关才会干预。这样就出现这这么一种现象，一个政府，两个司法机构，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地华人接受和认同了英国法的价值时，他们在20世纪70年代，主动放弃大清律例作为法律适用的依据，由原来的属人主义最终演变为属地主义。大清律例已经不再适用，但里面的一些规定，以习惯的方式存在于华人群体中去。詹宁斯指出，统治乃是一种合作的功能，而法律规则不能单独地促成合作的行动。惯例有助于民主制度的运转，能促使国家机构更加协调，否则，就会产生摩擦。这就是属人主义所带来的优点，它是一种缓和方式促进司法统一，它有利于维护统治者的统治，促进社会的稳定，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属人主义就像用文火熬成的汤，汤的营养价值得到很好的保存。英格兰和香港都一样，当地民众的优秀习惯得到了很好的保留。这些都是有利于本土法学文化的继续传承。 二、习惯对德国法制建设的影响 （一）萨维尼思想对德国成文立法的影响 萨维尼在其《论立法与法学的当代使命使命》中阐述了他反对在全德立即制定包括民法典、刑法典、诉讼法在内的成文法典，他的主要观点为：“法律首先产生于习俗和人民的信仰，其次是假手于法学——职是之故，法律完全是由沉潜于内，默默无言而孜孜～～的伟力，而非法律制定者的专断意志所孕就的。”进而可以得出这样结论：本国的法律应该随着时间自然形成，立法机关的制定过于急进地制定法律必然使得法理的讨论不甚充分，从而使得有法律则无实施。民众不能充分理解其法理，则其实施的效果不大。因此，萨维尼非常重视习惯的作用，在笔者看来这个习惯不止是日耳曼习惯，也包括罗马法习惯。 （二）萨维尼的研究方法中止所产生的影响 1896年德意志帝国制定了民法典，并规定1900年1月1日施行，当今的联邦德国还是在适用该民法典。民法典的制定客观上确实促进了国家的政治统一，社会秩序的稳定，但是民法典的颁布，确实将罗马法以及日耳曼法送进了历史里面去了，人们的研究再也不是民族传统习惯，而是专注于法典理论的研究，怎么样使得法典的逻辑结构能够更加完善，这样做确实能使得法典体系更加的完备。此时的我，不禁想起这么一个问题，萨维尼的研究方法，为什么德国成文法的出现就会嘎然终止呢？我想，应该有以下几点原因：第一，德国人出现了像康德、黑格尔、马克思这样的大家，他们最为有名的是哲学理论，哲学使得人们变得有思辨，变得严密，变得具有逻辑性，他们觉得逻辑性的东西能够自我完善，因此制定一部具有严密逻辑体系的民法典是德国人的首要选择；第二，当时政治、经济的需要。德国的统一，经历血与火的考验。德国人的统一，由于教会的力量阻拦，再加上，英法等国不希望欧洲中部出现一个强大的国家来破坏其原有的政治、经济秩序。因此，德国人民希望尽快制定成文法典来维护这来之不易的统一，增强国家统一意识，实现民族复兴。第三，法国大革命不止冲垮了欧洲大陆的封建势力，不止为欧洲其他国家带来了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而且也为其他国家带来了法典化的思想。因此，德国人自然受到法国法典化的思潮。但是过于注重法典本身难以有效解决实际问题，法典是具有滞后性的，社会生活中的问题，法典是不可能完全解决，因此，传统民族所遗留下来的习惯和民族精神此时将能发挥一定的作用。 三、习惯对日本法制建设的影响 （一）从日本文化中的启发 有一位学者说日本的文化是一种“洋葱”文化，把他一片一片地洋葱拨开之后，我们发现其是没有核心。日本文化的包容性实在领人值得深思。当深入了解日本，你会发现相扑运动，人们还是十分的喜爱，你会发现日本人民喜爱橄榄球。你会发现日本的时装还是让人着迷，你会发现和服是那样的端庄。所有这一切，引起我们对日本的法制现代化产生更加深入的思考。 （二）习惯在日本法制近代化中的体现 日本的法制现代化自倒幕运动开始，倒幕运动的成功，使得天皇的统治的模式得以重新确立。为下一步中央集权奠定十分深刻的基础。以大久保利通为首的内阁实行一系列集权政策：（1）废藩置县，版籍奉还；（2）废除士、农、工、商身份，实行新的身份，建立崭新的户籍制度；（3）文化教育上，实行全面的义务的国民教育（4）实行殖产兴业政策，集中以国家的力量进行经济建设（5）法制建设上，翻译照搬法国的法典。通过一系列这些政策，日本的近代化速度加快，大久保等人想进一步地脱亚入欧，对日本进行更深层次的改革，结果是因改革过于激烈，改革过于去习惯化，大久保被暗杀。新上任的伊藤博文对此进一步的思考，改革的力度不仅要强，而且改革应该要更加注重习惯。为此，伊藤博文为此到了与日本国情更加相似的德国进行考察，以德国《普鲁士普通法》为蓝本对日本的宪法的蓝图进行勾画，天皇就像是人的脑袋，政府就像是人的心脏，上下两院如同人的左右两臂，海陆军就像人的拳头，政府各部门、司法部门组成人的躯体，民众是人的两条腿脚。基于此，伊藤博文基于日本国民所习惯的自然理念设置日本的宪政，天皇于1889年基于上述的构想颁布了《大日本帝国宪法》；此后日本对六法在仿照德国法的基础上结合本国制定了适合日本国情的六法体系，日本的法制近代化基本完成。比如日本民法中有这么一条规定：“因特定行为选定假住址，关于其行为视为住址。”假住址制，是日本结合本国习惯所采用的制度。德国民法中不采用此原则，因为德国用数个住址主义，故不必有假住址。 四、习惯对传统中国法建设的影响 在传统中国，基层存在着许多婚姻的缔结、解除，家庭财产继承等各种各样的民事纠纷。在当时，统治者重刑轻民，民事方面的法制不发达。民众在解决民事纠纷中往往是依据当地的习惯，并且在当地的社会中，这种解决方式得到大家的遵循。这些习惯被当时的基层长官以及他的法律助手们所认真的关注。实际上，基层的长官们并不一定要按照习惯对案件进行判决，他们可以依照当时律令等进行判决。但是，这些当地习惯之所以被他们娴熟地运用，最为主要的原因在于这些判决应该要得到当地民众的接受以及使得这些判决符合礼的规定，从而起到教化的目的。 上级政府在收集习惯上的不遗余力有助于规范其行政。以清朝为例，地方的习惯经过按察使以及布政使的整理被编入省级资料库中，他们在法律布告中引用这些习惯用以纠正基层不良的民风民俗。除此之外，各地的有代表性的惯例，经过筛选被纳入到国家正式法典当中。最为有名的例子：“承继两房宗祧”的做法于1775年被编入到大清律例第78条第5条例中。其中规定了：“如可继之人，亦系独子，而情属同父母亲，两相情愿者，取其阖族甘结，亦准其承继两房宗祧”。“承继两房宗祧”这样一个民间习惯关系到当时整个清帝国的利益，民间的继承秩序得到明确修正，有利于当时的社会稳定以及财产安全。如今，“承继两房宗祧”这种制度虽然已经没有在成文法中规定，但是这样一种习惯仍然在农村社会普遍存在，正如刘作翔所说，习惯仍以其顽强的生命力遗存下来，成为人们的心理积淀或意识表现，在社会生活中以隐文化形态发挥功用。 五、启示 通过上面的分析，笔者以为有两点启示应引起我们的关注。 一是重视习惯在法制建设中的良好作用。从英、德、日法制建设中可以看出尊重习惯并不是保守的表现，相反，在各国法制的改革中尊重习惯可以使得法制改革变得更加平稳。对于一个成文法的国家来说，尊重习惯也是有利于克服成文法典的僵化性以及滞后性。苏力指出，国内民商法极少强调尊从民商事习惯和惯例。2500件法律文件中。没有任何法律明确提出“依习惯”，只有一件强调了依据商事习惯。而另一方面，《民法通则》明确规定，“法律没有规定，应当遵守国家政策。”而在同样的2500件制定法中，竟然有1015件（2412条）以不同方式提及了各种类型的“政策”。政策能否解决一切问题呢？答案是否定的。传统中国法有着深厚地尊重习惯和惯例的传统，中国的法制建设应该继承这些有益习惯，在这种基础上建立符合本国国情的新法律制度。只有这样，民众对法才能比较容易接受，法律的执行效果才能更好，更充分。 二是重视习惯的整理汇编。或许有人认为这项工作意义不大，因为现在人口流动频繁或者习惯的适用很不方便等各种原因。但笔者认为建立完整的习惯汇编应该说还是必要。首先，我们要清楚中国人有“同乡”以及“安土重迁”的传统观念。我们很容易地发现，同乡借钱的现象屡见不鲜；在外打工的人们工作多年还是会回老家定居的情况也不少。建立习惯汇编有利于同籍同地的人们解决各种各样的纠纷。其次，习惯汇编也是中国法文化的宝贵资产。习惯的整理汇编促进法理、法史的理论发展，尤其是民商法的理论发展，进而得出这样一个观点中国民商法典的制定应该更加注重本民族的习惯。最后，各省在收集习惯时，应该归纳总结一些相同的习惯和惯例以方便人们使用，进而总结各省通用习惯来充实我国的成文法典。
这个是看你写讠仑文的写材是怎样的，主要看的是文章在什么刊物上发表的。
论文编辑格式 一、作者名称写在篇名下面，用脚注注明作者身份，作者名称用五号字宋体加粗居中。 二、标题： （一）标题一（篇名）样式：小三号+宋体+加粗+居中 副标题用小四号字，右对齐 姓名如果是两个字的，中间空两格 （二）标题二样式：四号+宋体+加粗+首行缩进2字符，标题二用“一、二、三……”表示。 （三）标题三样式：小四+宋体+加粗+首行缩进2字符，标题三用“（一）、（二）、（三）……”表示。 （四）标题三以下的标题：五号+宋体+首行缩进2字符，标题四用“ ”，标题五用“（1） （2） （3）”。 三、正文格式：五号+宋体+首行缩进2字符+单倍行距 四、论文摘要及关键词格式： 无缩进，名称统一为“摘要”和“关键词”，小四号+楷体+加粗，用【】括起来，摘要内容和关键词用五号+楷体+单倍行距 五、脚注及参考书目： 1．全文脚注用小五号字； 2．参考书目不写（除确与文章有关的书目外） 《法学研究》注释体例 （一）一般规定 1．采用脚注（法律史文章之古文献可采加括号之文内注）。 2．连续注码。 3．注码放标点符号后（对句中词语加注者除外）。 4．文中及页脚注码符号为六角型括号。引文资料作者为外国人者，其姓名前加方括号注明国籍。 5．作者注仅注明作者单位（不含院系）及职称或者职务。 6．一般的感谢语可酌情删去。如系项目成果，可保留项目名称。 7．非引用原文者，注释前加"参见"。 8．非引自原始出处的，注释前加"转引自"。 9．数个资料引自同一出处的，注释采用："前引〔2〕，某某书，第×页。" 或者"前引〔2〕，某某文。"两个注释相邻的，可采"上引某某书（文）"。 10．引文出自同一资料相邻页者，只注明首页；相邻数页者，注为"第×页以下。" 11．出版日期仅标明年份。通常不要"第×版"、"修订版"等。 12．引文出自杂志的，不要"载"、"载于"字样。 13．原则上要求所引用的资料出自公开发表物。未公开发表的，采"××××年印行"。 14．原则上不可引用网上资料。 （二）注释例 1．著作类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6页。 〔2〕周鲠生：《国际法》上册，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156页。 2．论文类 〔3〕王家福、刘海年、李步云：《论法制改革》，《法学研究》1989年第2期。 3．文集、教材类 〔4〕龚祥瑞：《比较宪法学的研究方法》，载《比较宪法研究文集》第1册，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5〕佟柔主编：《民法》，法律出版社1980年版，第123页。 4．译作类 〔6〕〔英〕梅因：《古代法》，沈景一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69页。 5．报纸类 〔7〕王启东：《法制与法治》，《法制日报》1989年3月2日。 6．古籍类 〔8〕《宋会要辑稿?食贷》卷三。 〔9〕[清〕沈家本：《沈寄簃先生遗书》甲编，第43卷。 7．辞书类 〔10〕《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版，第932页。 8．港台著作 〔11〕戴炎辉：《中国法制史》，台湾三民书局1966年版，第45页。 〔12〕史尚宽：《民法总论》，台湾1988年版，第230页。 9．外文类 从该文种注释习惯。著作或者文章名使用斜体。尽可能避免中外文混用。
试论中国图书馆立法的条件、障碍及对策 人类社会即将进入21世纪，新的世纪是信息时代，信息资源日益成为经济发展不可缺少的要素，文献、信息、知识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显著。图书馆作为社会信息服务系统的组成部分，其重要性亦日渐加强。� 今天的中国，正处于加速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努力实现2010年远景目标的关键时期。在这个过程中，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都离不开法律的引导、推进、规范和保障。图书馆事业是我国社会主义文化事业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需要加强图书馆立法及图书馆法制建设。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文件中指出：“为了提供永久性和不断发展的国家图书馆事业，全面管理和协调只有靠立法才能获得”。IFLA早就强调：“每个国家都应建立图书馆法”。车间书馆法，是调整图书馆系统中产生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它是国家图书馆政策的具体化和定型化，规范和管理车图书馆的各项活动，协调图书馆与其他社会外部关系。但是我国至今尚无一部统一、完整的图书馆法，这不能不说是件憾事。因此，我国应尽快制定中国图书馆法，把图书馆事业纳入法制的轨道，使其得以全面、健康地发展。� 一、 我国图书馆立法具备的条件� 1、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实践是图书馆立法的基础� 我国图书馆事业经历四十多年的建设与发展，已经具备了相当的基础和规模。截至1995年，我国已有图书馆8万多家，基本上实现了县县有馆。“九五”期间，图书馆还要向乡镇一级延伸；在文献信息服务的标准化方面，我国已制定了文献著录国家标准，中国文献编目规则，实现联合统一编目。实现文献编目标准化，有力地促进了书目信息的广泛传递与交流；在自动化建设方面，大学图书馆走在前头，国家教委已在一千多所大学中确定了第一批进入CERNET网的百所院校，清华大学的校园肉、电子阅览室等已成为高校馆自动化发展的范例。国家图书馆已与INTERNET联网，公共馆系统将要建立京、津、沪三市间的联网，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地区发展区域性网络，并将与国际联网。在公共图书馆中，深圳馆的自动化具有较高的程度；在数据库建设中，已有全国善本书总目录，民国书目，科技、社会 科报刊资料索引机读版，在编的有中国古籍目录等等（1）；在服务水平方面，图书馆不仅充分发挥了其传统的资料服务功能，为科研、教学及其他公众提供服务，而且，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全民族整体文化素质的提高。图书馆以其特有的手段和方式，为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决策，为企业、个人及其他社会组织的各项活动提供高质量、高效率的信息服务，图书馆在我国的社会发展中占有不可替代的位置。� 我国图书馆事业在社会发展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使我们有必要制定一部图书馆法，用法律的形式对图书馆事业进行调整和保护，使图书馆事业得到法律的明确规范和引导，促进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为我国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同时，我国图书馆事业现已达到的发展规模，使我们有可能对图书馆事业在影响我国社会发展的诸因素中的地位有适法的分析，有可能较好地把握图书馆事业的内在规律，从而有可能用法律的形工反映和确认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基本方面，尤其是图书馆事业改革和发展的成就与经验。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够制定出一部既能反映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实际，又能把握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规律的现代意义的图书馆法。� 2、我国政府对图书馆事业的重视和支持是图书馆立法的前提� 我国政府一贯重视图书馆事业的建设和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更加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倡导科教兴国，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大力发展全国图书馆事业。我国政府制定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纳要》，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决议》都明确指出，必须把精神文明和民主法制建设提到更加突出的地位，要求各级政府把精神文明建设纳入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增加投入，给予物质保障。而现代图书馆事业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它在文化教育和思想道德建设中起着特殊的作用。� 同时，信息技术革命及世界范围的信息高速公路建设，将把全球联成一个整体，影响改变着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对图书馆事业同样产生着深刻的影响。我国政府也制定了中国信息发展政策，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规划、实施各项信息工程，如与文化事业密切联系的金智工程，全国教育科研网建设等，努力使图书馆事业发展与社会整体发展相适应。政府及全社会重视和支持图书馆及文献信息工作，为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及图书馆立法创造了前提条件。� 3、现代信息技术和信息需求的发展是我国图书馆立法的契机� 现代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为信息化社会奠定了强大的技术基础，导臻了文献信息的存储、加工、传递、查询和利用等方面的重要改革，改变了传统图书馆和文献情报机构的概念。计算机等现代技术正广泛用于图书馆，出版物载体的多样化、电子化，传播信息媒体的自动化，通信的网络化，这一切使图书馆工作进入全新的发展阶段。� 另一方面，当今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科学技术发展迅速。世界范围的经济竞争，综合国惫的竞争，很大程度上表现为科学技术的竞争和民族素质的竞争。在这期间图书馆正在发挥着新的更大范围的作用，这不仅仅是因为拥有图书和其他馆藏资料已不再是图书馆的主要职能，图书馆应借助最现代化的信息和网络技术，为公众提供大量的、多载体的、即时的现代文献信息，满足公众的信息需求。而且更重要的是，在当今的信息社会里，面对复杂、多变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关系，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都离不开文献信息的传递、交流和利用，无论是哪个层次、哪个方面的决策，都越来越依赖于高质量和高效率的文献信息和咨询服务，这是保障决策的科学化、理性化、民主化的必然要求。可见，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为图书馆的自动化、网络化、现代化创造了条件，而社会对文献的急剧膨胀的需求则是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内在动力。图书馆必须面对和接受新的信息技术和信息需求的挑战而走向现代化。这种发展态势为制定一部具有现代化意旨、原则和内容的图书馆法，从而对我国图书馆事业进行有效调整提供了契机。� 4、国内外图书馆立法例为我国图书馆立汉提供了借鉴� 迄今为止，我国虽没有关于图书馆事业的立法，但自建国以来，各类图书馆的行政主管部门根据不同时期党和政府的有关方针、政策，制定颁发了一系列关于图书馆工作的规定、规程、法令、条例、办法等，其内容涉及到图书馆工作的各个方面。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工作条例》，经1978年、1987年两次修订，1991年颁布实施，该条例适用于科学院系统的图书馆。《省（自治区，市）图书馆工作条例》，于1982年12月由文化部颁发，主要适用于公共系统图书馆。《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于1987年7月由国家教委颁发，是高样系统图书馆工作的指导方针。这一系列条例和规程对各时期图书馆工作的发展都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是具有一定法律意义的文件，它们构成了我国图书馆立法的法律基础。我们应根据国家的方针政策和当前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实际情况，把现在仍行之有效的一些图书馆政策和法律性文件进行系统的整理，并加以补充修改，使其科学合理的部分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继续指导图书馆的工作。� 此外，国外发达国家的图书馆法为我国的图书馆立法提供了可供参考的立法例。各国对立法的程度、范围及要求虽不相同，但对立法的必要性有着大致相似的认识：只有立法才能确定图书馆的社会功能，并赋予图书馆以实现这些功能的条件。立法是国家对图书馆进行统一控制的手段，也是图书馆全面合作，并形成一个完善的国家图书馆系统的必要步骤；一个永久的、不断进步的国家图书馆服务系统只有通过立法才能达到。立法赋予图书馆以生存，还赋予其生存和适应未来变化的能力（2）。如美国、日本等国都比较早地制定了图书馆法，1849年，美国产生了第一部州图书馆法，到1890年已有29个州相继制定各类型的州图书馆法。1956年美国联邦政府第一次通过了《全国图书馆法-图书馆服务法》，随后又相继颁布了一系列联邦图书馆法：《图书馆服务与建筑法》、《初等与中等教育法》、《高等教育法》等等，特别是《图书馆服务与建设法》屡经修订，内容愈加完善。日本于1899年公布了早期的图书馆法-图书馆令》，1950年制定了《图书馆法》，1953年制定了《学校图书馆法》，并且仍不断进行修订（3）。� 这些国家的图书馆法为其图书馆事业的发达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在法律渊源上，大多由国家立法机关制定，以国家法律形式颁布，从而保证了图书馆法执行的最大效力。在处理图书馆法与其他立法的关系上，基于图书馆事业与教育事业密不可分这个判断，把图书馆立法与教育立法紧密联系起来，使其构成各该国教育、科技、文化立法的主要内容。在图书馆法的内容上，这些国家的立法在充分反映图书馆事业的共同性、规律性的问题的基础上，又根据本国的实践作了具有自己特点的规定。例如，关于图书馆的地位，《日本图书馆法》明确规定，立法根据社会教育法的精神，以确定图书馆的设置及经营上必要的事项，以求其健全的发展，并以致力于国民教育和文化的发展为目的。1984年3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批准的《苏联图书馆事业条例》中指出，“在发达的社会主义不断完善的形势下，图书馆作为最大化的思想教育机关，文化教育机关和科学情报机关，其作用日益提高”。“图书馆的使命是保证最充分和最有效地利用自己的藏书，以求得苏联社会进一步的经济进步，社会政治进步和精神进步，用发达的社会主义的道德与原则的精神教育公民”（4）。再如，在图书馆经费的来源和使用上，一般是根据国民总收入，确定图书馆一定的投资比例，或者根据人口数量确定图书馆事业的总投资。图书馆经费列入政府预算，它的总量直接受国民经济发展的影响，随着国民经济收入变化而变化。美国各州图书馆法对图书馆经费来源都有明确的规定：一是根据财产征收图书馆事业特别税；二是从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中拨出一笔专款作为图书馆的资金。此外，美国的公共图书馆还可以通过国会制定的图书馆法从联邦政府那里获得资金支持。日本图书馆法明确规定，国家应在其预算范围内拨专款支持地方政府兴办的图书馆。还规定，公共图书馆在设置规模和经营等方面必须达到最低标准时，才能接受由国家支付的经费。它将图书馆经费的投入与产出、使用与效益紧密挂勾，更加注重使用经济手段促使图书馆提高其利用率，最大限度地满足公众对图书馆的需求（5）。许多国家的图书馆经费除国家投入外，其来源渠道也是多方面的，如个人和团体捐款、社会基金等。如丹麦设有“共同目的基金”，用于公共馆和高校馆的技术工作、合作事宜及各项研究等。日本为振兴图书馆事业，设有图书馆振兴财团，其基金由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民间提供（6）。� 总之，我们要注意吸取、借鉴国内外图书馆立法的实践经验，根据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实际情况和规律，制定出中国图书馆法。� 二、我国图书馆立法存在的障碍� 1、国书馆立法的思想基础较为薄弱� 图书馆事业作为人类社会文明的柱石，它在我国这近五十年间，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十多年中，得到了较大规模地发展。但是从全社会、全民族发展的整体上讲，对图书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不是认识不足，这种思想观念的薄弱已经在图书馆事业的地位、基础设施、服务手段、人员素质等多方面影响了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讲程。例如，图书馆是为社会公众服务的，它应当成为一个独立的、依赖于社会公众或政府支持的公益性机构，所以在经费来源上，应当形成一种政府、社会、个人共同创办图书馆事业的合理机制。但从我国的现实状况而言，政府对图书馆事业的经济支持明显力度不够，不仅图书馆事业的经费在有限的文化、教育经费中所占的比例较低，而且其数额没有及时、同步地更不必说较快地随着经济的发展及图书馆事业规模的扩大而增长，实践中图书馆费用被拖欠、挪用的状况亦屡见不鲜。社会、个人对图书馆的资助也不够积极，人们可以为一餐饭、一首歌而一掷万金，却很少为图书馆慷慨解囊。这与国外发达国家的图书馆等文化公益事业得到社会、个人的积极支持形成鲜明的对比。在美国，卡内基图书馆有一千多座，今天的人们更多的是通过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大学、音乐厅和图书馆而记住他的英名的。� 对图书馆事业的作用认识不足，还深深地影响了图书馆法律意识的建立和加强。图书馆法律意识是人们对图书馆法的地位、作用等法律观点的总称，它对于我国图书馆法的立法和实践状况及效果有着直接的影响。但从我国目前的情况看，人们对于图书馆立法普遍重视不够。有的人认为通过我国现行的图书馆行政法规和规章对图书馆有关问题予以规定就已经足够了，甚至有人认为图书馆作为一项具体的事业，没有必要从国家法律的角度进行规定。即是说，在我国还没有从全社会的整体范围内、从社会发展的高度看待图书馆立法问题，对于图书馆法没有给予其应有的重视，这是制约我国图书馆立法进程的主要因素之一。� 2、图书馆立法缺乏组织保证� 图书馆立法是国家对图书馆进行宏观控制、实行协作协调的重要保证。各国政府都把图书馆事业列入国家信息发展的总体规划中，视为保护和发展国家信息资源的主要基地。我国也应当把图书馆系统作为国家信息系统的组成部分，建立起国家统一的专门机构，领导统筹整个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协调各系统图书馆和信息机构的工作。但从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现状来看，国家缺乏对事业的统筹安排和全面规划，缺少行之有效的管理手段，综合协调能力不足；图书馆业务工作难以达到标准化、规范化；管理体制仍处于低级、分散状态；没有建立起全国文献资源的保障体系，无法做到资源共享。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也必然影响到一部统一的图书馆法的制定，使其迟迟难以面世。� 3、图书馆立法及立法研究亟待加强� 我国图书馆事业缺乏强有力的法律保障，发展处于一种不稳定状态。没有图书馆法，立法不完备，就谈不上图书馆法制建设。已有的工作条例和规章多属于行政性法规，是对图书馆工作的内部要求，缺乏图书馆与社会、经济联系的内容，难以协调图书馆与外部的各种关系。由于其法律渊源采取了行政法规的形式，其权威性和效力不够充分，实施时容易受到外来因素的影响和干扰，甚至发生违反条例、规章的行为，也无法追究其法律责任。即便如此，条例、规程的内容也是非常陈旧的，其补充修改工作也远远跟不上客观发展的要求。以《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为例，该规程于1987年制定，至今已实施了近十年。这期间，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自不必说，图书馆事业本身的发展变化也是不言而喻的，规程的内容显然有待修改。如关于图书馆文献资料购置费的来源和渠道，应随学校教育经费的来源和渠道的拓宽而拓宽，经费所占学校事业费的比例应有所提高。再如，随着现代化设备在图书馆的应用，高校馆的设备费应在学校设备费中保持一定额度。此外，关于人员编制、工作时间、人员的地位和待遇等也应重新做出规定（7）。而且，以往的规定还缺乏相应的保障条件，使其 执行缺乏实际的约束力。� 图书馆法制建设基础薄弱，对图书馆立法研究相应不足。图书馆界关于图书馆立法的必要性、迫切性、意义和作用等已基本取得共识，也有一些专文探讨图书馆法的问题有关问题，但是，对图书馆法的涵义、图书馆法的原则、图书馆法的内容等方面缺乏深入细臻的分析和研究，尚没有进入实质性研究阶段。� 三、我国图书馆立法应有的对策� 1、加强立法的宣传工作� 《世界图书馆事业-比较研究》的作者通过对备国图书馆副业的比较研究，认为：“图书馆立法依赖于一个国家的政治家和立法者对图书馆的认识，对图书馆事业的性质、目的和需求了解的越多，这些官员制定的图书馆立汉就越充分”。可以说，英、法、德、美、加、澳等国图书馆立法之先进，应归功于其政治家的图书馆意识。而对图书馆事业发展起反作用的立法，如需要图书馆员负经济责任的立法，对书目资料征税的立法等等，就要归咎于国家政治家缺乏对图书馆的认识（8）。可见，思想认识对立法的影响之大。我们要从我国图书馆的实际邮发，从图书馆界作起，增强服务观念，发挥图书馆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提高图书馆工作的社会地位。要采取不同形式，主动与全国各级人大、政府法制部门、司法部门、各专业主管机关、新闻单位加强联系，密切协作，才能取得好的效果。要进行广泛的社会宣传，尤其向各级领导宣传，提高领导的图书馆意识和法制观念，以期带动群众搞好立法工作。确立完整的图书馆法制观念，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依法制馆的新秩序，是非常适时和必要的。 2、加强图书馆立法的组织工作� 成立跨系统的国家统筹图书馆事业领导机构，是集中管理全国图书馆事业必要措施。由其研究发展我国图书馆副业的方针政策、法规和规划，提出建议，协调组织全国图书馆文献信息资源和自动化系统的总体布局和建设，加强社会化书目事业建设、图书馆队伍建设和国际馆理论、技术的研究，建立起竞争、利益等科学有效的原则和机制，惟解决图书馆总体建设中的一系列难题。尤其是在当前已基本具备了图书馆立法条件的情况下，更需要这种强有力的组织和组织工作来保障繁剧的立法工作的顺利进行。可以考虑建立事业性质的、由国务院直接领导的国家图书馆事业管理委员会，由其组织、协调、管理全国各系统图书馆的工作。 3、加强图书馆立法专项研究� 图书馆法是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基本法，地方政府和各系统图书馆还要依据图书馆法制定相应的图书馆行政法规和实施细则，形成一套完整、科学的图书馆法律体系。图书馆法作为一项国家立法，绝对不是一项简易、草率的工作，而是必须建立在对图书馆事业发展规律的科学研究的基础上。因此，必须组织法律学和图书馆界的专家坟图书馆立法的各项问题进行专门、系统地研究。这种研究不仅应当注意图书馆法本身的一些基本问题，如图书馆法的调整对象、调整方法、基本原则；图书馆的性质、地位、社会职能；图书馆管理体制、组织机构；图书馆人员编制、人员结构；图书馆资源建设与布局；图书馆服务方式与标准；图书馆建筑与设备；图书馆经费来源；图书馆协作；图书馆网络建设与资源共享；法律责任；等等。另外，还需要加强图书馆法的配套法规及相关法律的研究。其配套法规，如关于各类型图书馆的法规；关于图书馆专门问题的法规，如图书馆服务法、图书馆协作规则、图书馆文献标准化规则等；关于地方性图书馆法规等。与其相关的法律，主要有教育法，版权法，档案法，文物保护法，信息资源保护法等。应当研究图书馆法与这些法律、法规之间的协调、冲突等问题。通过上述研究工作，尽快提出我国图书馆法议案，完成立法程序，促使其早日出台。
题目可以拟为：让法律的光辉普照校园大地（开头简洁描述法律对现实生活的影响）俗语说：“无规矩，不成方圆。”在坚持“法治”理念为主导的21世纪，在全民接受普法教育的今天，法律，已经渗透到中国社会的各行各业各种领域，法律也必将与960万平方公里上生活的人们紧密联系，生生不息。（紧接着描述下当今校园学生违法的各种现象）然而，当纯净校园里，上演着层出不穷的未成年人犯罪案的时候；当越来越多的问题学生走出校园犯下弥天大错的时候；当昔日亲密无比的同学拔刀相向的时候；当被纸醉金迷的虚荣潜移默化进而实施敲诈勒索的时候。。。我们是否想过，法，在校园的管理中却又实实在在过于稀缺、过于疏导呢？（转折到本文的重点）法治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得以建立的手段和途径，和谐校园建设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学校依据国家的法律法规，制定并有效地实行管理规则，实现学生管理法治化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也是构建和谐校园的基本途径。但是，要实现校园管理法治化，还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一、深化法律进校园，法治化校园管理模式的必要性（这个你可以适当分点详细描述）第一，法治化管理的校园模式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然趋势。（可以结合国家法治化进程与校园建设之间的联系详细叙述）第二，是对学校自治的促进和保障。（可以从法律的特征上，诠释为什么法律对于学校的管理起到了促进和保障的作用）第三，校园模式的管理法治化承载了公民法治素养的传承。（这段可以这么说：公民教育是支撑民主政治的根本”。真正有效的法治，必定有道德和教育的充分支持。为此，我国的公民教育就不能进行单一的法制知识教育，应当进行的是包含宪政思想，法治知识、信仰、文化和能力的公民教育。“法治教育”的特点是实践性的、批判思考性的，它扎根于学校的校园文化，不是局限于课堂上的法律基础课，而是延伸至校园公共管理的整个过程，要求在学生管理中尊重学生的各项权益，有畅通无阻信息的公开渠道，有评论校园事宜的自由与保障。只有这样的教育才更能激活创新思维，才能承载创新的使命。）综上所述，深化法律进校园，不仅仅是被迫的过程，更为深远的意义在于法治能为学校自由、民主、有序发展提供保障，能为国家法治建设提供智力支持，能够提高公民法治素养、提升学校为社会服务的能力。二、（可以从校园法治的作用体现续写）深化法律进校园，对现代教育的管理起到创新与保障作用。第一，增强学生法律意识，形成良好稳步发展的基础教育。（自己写）第二，合理规范学校的管理方式，改善现代教育的管理环境、秩序。（同样写）第三，为提供科学教育、优质服务学生的教育平台起到法律保障。（）第四，改变墨守成规的教育模式，开拓创新，保障现代教育科学稳步发展。（）三、深化法律进校园，推动和谐校园建设、服务教育科学发展的有效途径。第一，正确认识学校和学生间的法律关系。正确把握两者间的行政法律关系和民事法律关系，规范各主体的权利义务和行为，实现校园学生管理的价值定位从“义务本位观”到“权利”本位观的转变，才能让学校管理者明确其该何去何从，才能维持健康的校园秩序，维护管理双方的利益，使管理在法治的框架下更有益于高校的健康发展。第二，在校园管理文化中注入法治精神。法治文化的基本内涵是民主精神。校园的管理文化建设，需要高校全体成员共同努力，通过在管理文化中注入法治精神，有助于改变传统文化和原有计划经济体制下学生管理观念的不符合时代发展的因素。只有注入法治文化的内涵，加强与法治要求相适应的高校管理文化建设，构建良好的校园法治环境，才能为和谐校园建设提供更持久的行为保证。第三，建立健全学生管理法律体系，建立正当的学生管理程序。（结尾）深化法律走近校园，必将是任重而道远的长远目标。让法律普照校园的大地，不仅仅在于一朝一夕之间，“十年育树，百年育人”，学校的稳步发展，现代教育的科学发展，离不开我们的不懈努力与不断追求！参考范文： 随着时代的进步，法律之风吹进了我们学校。学校扬起了一股学法，守法的热潮，大家都可踏入法律之路，享受着法律给我们带来的方便。另外，在学校开展的学法活动中，我学到了一些法律知识。这不仅使我增长了见识，还使我获得了许多感触、体会。这些感触一直回荡在我的脑海中。现在，就让我们一起交流一下吧！我觉得法律是公平、公正的体现，是劳动人民利益的保障，是提醒我们不要去点燃犯罪之火的警惕钟。在生活中，我们常常会遇到一些不公平的事情，就像刚刚买的新房，由于质量的问题，到处漏水。这样，我们就能向有关的部门投诉，踏上法律之路，通过法律的途径去得到公平。同样，人们在工作时，也会遇到像被老板拖欠工钱的事。但是因为工作者无条件去追还，就会发生一些我们不愿看到的悲剧。所以，我觉得应该让一些没有法律意识的人群进行法律教育，让他们采用正确的途径去解决一些不公平的事。这就可以阻止让人悲痛欲绝的事的发生。还有一点，现在的青少年有着一颗好奇的心，对什么都有兴趣，什么都想尝试一下。就像吸毒那样，完全是他们对毒品的好奇导致他们堕入深渊，不能自拔，到最后不但毁了自己的一生，还给家人带来了无法忍受的确悲痛。拥有一颗好奇的心，本来是一件好事，这能是他的只是不断得到增长，可他们却用到了不正确的途径上。而法律就有可能尽量阻止这样的事情发生，它的制裁使人望而生畏，使心里存有歪念的人取消了念头。这就能大大减少那样的事情发生。 法律对我们来说，虽然是有利的，但是每一件事都像镜子一样有两面，有利就有弊，在给我们带来方便时，它还给我们带来了制约。一些无良的人，他们利用法律，和那些不懂法律的人签上合约，利用他们的贪婪，在合约上标出不平等的条件，使自己受益。虽然那些受害事后知道自己了，但又因为合同是起法律效果的，投诉无门啊！相信大家在电视或者报纸上都会得知这些事，但是在利诱面前，谁能头脑清醒地去对待这件事呢？所以，我觉得每个人都不要因为贪小便而上当，应受得住利益的诱惑，坚持自己的立场。平时也不要轻信那些看上去有利的事情，不要让利益蒙蔽了双眼。记住一句话：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在不被人欺的情况下，也不要去欺人。 法律不仅有两面性，而且它也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假如没有法律，那大街上川流不息的汽车将变得乱七八糟的，毫无秩序。醉酒驾驶等的事故就会频频发生，造成一个又一个的令人悲痛万分的场面。公众场所的空气更加是变得浑浊，我们吸入二手烟的机会就会，这不仅会使我们感觉难受，还会威胁着我们的健康。法律无时无刻都在我们的身边，是它使我们正常地生活，如果我们都去触犯它，那我们的生活就会由美好变得痛快不堪。 让我们行走在法律的道路上，做一个知法，守法的好学生！让我们荡漾在法律这个小院里，感受它给我们带来的方便，警惕！让我们做一个知道法律两面性并让自己受住诱惑的学生！让法律陪伴我们渡过无怨无悔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