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亚泉（1873―1933），原名炜孙，号秋帆，浙江绍兴人，是20世纪初我国介绍西方科学技术的主要人物之一。他自幼聪慧好学，16岁就中了秀才。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后，受中国知识界变法图强思潮的影响，他毅然弃科举，转而学习自然科学，先后自学了数学、物理、化学、植物学、动物学等，从而奠定了坚实的理科功底。1900年，杜亚泉在上海创办了《亚泉杂志》，所载文章大都是数理化的论文，是科学界公认的近代中国最早的科学杂志。1904年，应夏瑞芳、张元济的邀请，他进入商务编译所任理化部主任，很快编写了《最新格致教科书》和《最新笔算教科书》这两种我国最早的理科课本。他在商务编译所担任了28年的理化部主任，由他编写或主持编写的理科中小学教科书及科学著作有百余种。除了编写教科书，他还主编了三部著名的自然科学辞典，即《植物学大辞典》《动物学大辞典》和《小学自然科辞书》。这三部辞书在我国都具有开创性的意义。1911年至1919年底，杜亚泉还兼任了《东方杂志》主编，历时九年。他对杂志进行了重大革新，扩大开本、扩充版面、增加插图，介绍新知识、新学说及新的科学理论。居里夫人发现镭的事迹就是首先由他介绍到中国来的《东方杂志》能成为旧中国享誉盛名的杂志，杜亚泉功不可没。《东方杂志》为月刊，创始于1904年，初仅为选报性质，汇编朝廷文告及报刊文章之类。杜任主编后，扩大篇幅，活跃版面，增加撰述文章，对国内外形势、国家政治经济、社会问题、学术思潮等，无不作详明迅速的编载，并发表评论文章。同时，增设“科学杂俎”等栏目以传播科学知识，增设“谈屑”等栏目以针砭时弊，《东方杂志》从而面貌一新，成为当时我国销量最大、最有影响的综合性杂志。在1911—1920年任《东方杂志》主编的9年间，杜曾用“伧父”和“高劳”笔名，撰写论文、杂感和译著约300余篇。他的文章，内容范围很广，哲学、政治、经济、法律、外交、文化、伦理、教育等等均有涉及。文章从实际出发，有批评，有建议，批评则尖锐直率，触及时弊，建议则独具慧眼，切合国情。有的文章，即使在几十年后的今天读来，仍发人深思。杜亚泉的政论文章中，常有一些独到的见解，给人以启迪。例如他的《中国政治革命不成就及社会革命不发生的原因》一文，谈到中国社会过剩的劳动阶级，即历史上的游民阶级力量强大，他们有时与过剩的知识阶级中的一部分结合，对抗贵族阶级势力，可是一旦革命成功，他们自己也就逐渐贵族化了。这种革命非政治革命，也非社会革命，只可谓之帝王革命。而中国的知识阶级，今日“尚辗转于贵族游民二阶级之势力中而不能自拔”，“达则与贵族同化，穷则与游民为伍”。这就是政治革命不能成就之原因。至于社会革命，则是缺乏发生的社会基础。文章指出：“欧洲之社会革命，其基础于哲学上之思想，既深且远；其关于生产上、政治上之运动方法，又甚周备，即吾国之知识阶级中，亦罕能言之；劳动阶级中，更无从得此知识，其不能发生自无疑义。”他断言：“若今后之知识阶级，犹不肯断绝其政治生活之希望，不置身于产业阶级、劳动阶级中以与之结合，而惟与贵族化之游民为伍，则贵族势力与游民势力，将日益膨胀而不可制，何政治革命社会革命之可言?”按现在的话说就是：中国的知识分子若只知谋求个人政治上的发展，而不与产业阶级、劳动阶级相结合，则中国将谈不上什么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在《未来之世局》一文中，他预见“国家的民主主义末期……社会中发生一有力之新阶级，即有科学的素养而任劳动之业务者。此等科学的劳动家，以社会上之需要，日增月盛。国家社会间一切机关、职业，悉落于劳动家之手”。此时的政党，“无复可施之伎俩”，而军队也“不得不撤除”，战争“不得不停止”；“于是国家的民主主义，一变而为世界的社会主义”，“人类生活所需之事物，供给之，分配之，排除其障害，增进其福利，皆为社会事务。”在《中国之新生命》一文中，他又预言，我国的新势力，在于那些“储备其知识能力，从事于社会事业，以谋自力的生活”，“标准于旧道德，斟酌于新道德，以谋个人之自治”的人。这一类年轻有为之士，“惩于戊戌以来诸先进之种种失败，始有所觉悟，于是去其浮气，抑其躁心，乃从社会生活上与个人修养上着手。将来此等青年，益益遍布……当旧势力颓然倾倒之时，其势力自然显露，各方面之势力，自然以此势力为中心，而向之集合。”“现今文明诸国，莫不以中等阶级为势力之中心，我国将来，亦不能出此例外，此则吾人之所深信者也。”这就是说，他认为我国的新生力量，在于努力掌握知识能力，潜心社会事业，关心国家前途，有道德、有觉悟、不浮躁、讲实干的年轻一代。又如在《减政主义》一文中，他指出：“一国政府之本分，在保全社会之安宁，维持社会之秩序，养其活力之泉源而勿涸竭之，顺其发展之进路而勿障碍之，即使社会可以自由发展其活力而已。”如不察此理，“贸贸焉扩张政权，增加政费，国民之受干涉也愈多，国民之增担负也愈速。干涉甚则碍社会之发展，担负重则竭社会之活力，社会衰而政府随之”。这种理论，不正与我们改革开放后提倡的“小政府，大社会”的内涵相暗合吗?深入研究杜亚泉的文章，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印象：杜亚泉不仅在自然科学方面是一位先驱，而且正由于他在自然科学的研究中掌握了可贵的科学思维的方法与习惯，使他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也能严格遵守实事求是的、理性的思维方式，从而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他以西方哲学中的“接续主义”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认为历史是继往开来、不可割断的，故在政治上主张调和，主张开进与保守(这里的“保守”指“不事纷更，而非力求复古”)相结合。他提倡科学与民主，反对专制，反对帝国主义和官僚买办。他对社会改革是真诚而坚定的，但是他主张渐进而反对激进。在任《东方杂志》主编期间，杜亚泉还翻译了大量日本国的以及通过日文转译的西方国家的专著、评论和各种重大事件的报道。例如《东西洋社会根本之差异》、《美国之新国民主义》、《墨西哥革命成功之伟人》、《日本明治时代之进步》、《欧美社会党之消息》、《妇女参政权运动小史》等。据章锡琛回忆，他还经常在《东方杂志》上介绍摩尔、欧文、傅立叶、圣西门等的空想社会主义，把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和叔本华的《处世哲学》等全部译出，分期刊登。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曾于1912年翻译过日本著名社会主义理论家幸德秋水所著的《社会主义神髓》一书，连载于该年5月至9月的《东方杂志》第八卷第十一号至第九卷第三号，后被收入《东方文库》丛书，单本发行。此文在《东方杂志》发表时，较陈望道先生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的出版日期1920年8月还早8年。
段玉裁（1735～1815）清文字训诂学家、经学家。字若膺，号懋堂，晚年又号砚北居士，长塘湖居士，侨吴老人。江苏金坛人，乾隆举人，历任贵州玉屏、四川巫山等县知县，引疾归，居苏州枫桥，闭门读书。曾师事戴震，研究文字训诂音韵之学。著有《说文解字注》、《六书音均表》、《古文尚书撰异》、《毛诗故训传定本》、《经韵楼集》等，对我国音韵学、文字学、训诂学、校勘学诸方面作出了杰出贡献。清代文学家、思想家龚自珍为其外孙。 段玉裁祖籍原为河南省，其先祖随宋王朝南迁，落户金坛。他的曾祖父和祖父都是秀才，以农耕为主业，以读书为乐事。父亲段得莘是一位廪生，曾在镇江、扬州等地任过塾师，对子女家教甚严，望子成龙心切。段玉裁有一姐二弟一妹，父亲虽为塾师，但收入微薄。由于父亲常年在外执教，家务全由母亲史氏操劳。全家人衣着粗布，常年是大麦粥糊口，很少吃上白米饭，家境非常清贫。 雍正十三年乙卯（1735年），段玉裁出生于江苏省金坛西门外大坝头村，十三岁补诸生，曾至扬州安定书院就读，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二十五岁中举人，任国子监教习，入都会试，屡不中。经人介绍，段玉裁在京就教职，获读顾炎武的《音学五书》，有意于音韵之学，遂边教边做学问，历时约10年。在京时，师事戴震，并结识了钱大昕、邵晋涵(1743～1796) 、姚鼐(1731～1815)等学者。 返里后，又得与刘台拱、汪中(1744～1794)、金榜(1735～1801)等人相交。55岁时，二次入都，得识王念孙、王引之父子，商讨音韵、训诂，颇为契合。乾嘉时代汉学昌盛，段、王两家在音韵学、训诂学方面的贡献极大。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吏部铨授贵州玉屏县知县，两年后，调到四川省，先后任富顺、南溪和巫山县知事，仕宦期间，均携《六书音韵表》于身边，|“每处分公事毕，漏下三鼓，辄篝灯改窜是书以为常”。 经10年，他以父母年迈多病、自身有疾为由，辞官归故里，时年仅47岁。58岁时移居苏州阊门外之枝园。 出身寒素的段玉裁，毕生铭记“不耕砚田无乐事，不撑铁骨莫支贫”的祖训，一生以著述为乐事，他克服重重困难，潜心注释《说文》。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的四月，不幸跌坏了右腿，从此成为残疾之人。当时的段玉裁曾对友人说，“说文注”三年必有可成。可谓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段氏坏足，“说文注”成。” 其后健康每况愈下，盖春夏秋三季多不适，而春季尤甚，疮烂疥烦，两眼昏花，心脉甚虚，稍用心则夜间不能安宿，又左臂疼痛不可耐。此时段玉裁最为担心的事，是注释“说文”能否完成，他曾对友人说，“贱体春病如故，栗栗危惧‘说文注’恐难成矣，精力衰甚，既成而死，则幸矣!” 到段玉裁注释“说文”完成时，他又对自己的学生说，“吾以春蚕一般，茧既成，惟待毙焉。” 经过30多年的时间完成的《说文解字注》30卷，王念孙推祟说，自许慎之后“千百年来无此作矣”。嘉庆二十年（1815年）五月《说文解字注》全书刻成，为将此书刻成付印，他用去了全部积蓄。嘉庆二十年乙亥（1815年），9月8日在贫病交加之中去世，王念孙悲曰：“若膺死，天下无读书人矣！”。 段玉裁高足弟子之中，长洲徐頲、嘉兴沈涛、女婿仁和龚丽正较为知名，长洲陈奂尤其得其学识真传。 个人成就 段玉裁博览群书，著述宏富，由经学以治小学。在小学范围内，又从音韵以治文字训诂。根基充实，深得体要。所著有《六书音均表》、《诗经小学》、《古文尚书撰异》、《周礼汉读考》、《仪礼汉读考》、《汲古阁说文订》、 《说文解字注》及《经韵楼集》等书。 《六书音韵表》在顾炎武《音学五书》和江永 (1681～1762) 《古韵标准》的基础上剖析加密，分古韵为17部，在古韵学上是一部划时代的著作。中国当代语言学家周祖谟认为此书“在古韵学上是一部划时代的著作”。 《说文解字注》积30余年的功力写成，体大思精，为前所未有。他先为《说文解字读》，每字之下博引群书，详注出处，晚年才删去繁文，简约成《说文解字注》。嘉庆二十年(1815)五月全书刻成 ，风行一时，大为学者所称赞，《说文》之学也由此而盛。《说文》段注的主要特点是：①比勘二 徐（徐铉、徐锴）本，刊正传写和刻本的谬误。②阐明许书著作的体例。③引证经传古籍，解释许说，推求许说所本。④在许慎训解之外,说明字义的引申和变迁;指出字有古今,义也有古今。⑤阐发音与义之间的关系,根据谐声声符说明音义相通之理。与同时学者桂馥、朱骏声、王筠并称《说文》四大家。 段玉裁注《说文》的成就极大。他不仅贯串全书，详加注释，把《说文》在考订文字、声音、训诂三方面的真实价值阐发无遗,而且创通许多研究词义的方法,对汉语训诂学的发展开拓了新的内容和新的门径。尽管书中不免有偏执武断之处,可是其中精粹之处终不可没。其后钮树玉作《段氏说文注订》，徐承庆作《说文段注匡谬》，王绍兰作《说文解字段注订补》，徐灏作《说文段注笺》，虽各有发明，然成就不大，且有以不谬为谬者，转增烦扰。段书旧有经韵楼原刻本，后又有苏州书局翻刻本。198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据原刻本影印行世。惟原刻本误字不少,苏州局本稍胜。学者可参考冯桂芬《段注说文考正》，冯将原书误处均已校出。 段玉裁不但在整理文献的实践中作出了不朽的业绩，同时他总结实践经验，又提出很多卓越的见解，诸如“改字”问题、误校问题、分别作者之是非与本子之是非等，卓识宏议，发人之所未发，至今为学者所称道。其在《经韵楼集·与黄荛圃论孟子音义书》中有论：“凡宋版古书，信其是处则从之，信其非处则改之，其疑不定者，则姑存以俟之。不得勿论其是非，不敢改易一字，意欲存其真，适滋后来之惑。” 关于“改字”问题，总的说来，他是主张“勇改”的，认为当改则改，知错不改反而会留下后果。但是他同时又反对妄改、擅改，因为妄改、擅改会造成更恶劣甚至难以挽回的后果。他说：“转不若多存其未校订之本，使学者随其学之浅深以定其瑕瑜，而瑕瑜之真固在。古书之坏于不校者固多，坏于校者尤多。坏于不校者，以校治之；坏于校者，久而不可治。”（《经韵楼集·重刊明道二年国语序》）甘苦有得之言，发人深省！段玉裁校书不迷信古本，而是主张依靠自己的学识，善加判断。他分析经书的“疏”与“经注”本来都是各自单行的，各家所守的“经注”以及单行的“疏”受授不同，其字其说龃龉者多，自《十三经》合刊注疏音释，学者能够识别其源流同异的并不多。在这样复杂的情况下，仅仅依靠古本来校勘经书的文字，已不能够解决问题，最后只有凭借自己的学识作出抉择。《十三经注疏·释文校勘记序》指出：“顾自唐以来，而徒沾沾于宋本，抑末也。”可见段玉裁不独鄙视俗本为不足据，就是通常以为的精善宋本，也亦去其积误而探其义理以定是非，这就恐怕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了。其分析为：“读书有本子之是非，有作书者之是非（按当指立说），本子之是非，可雠校而定之，作书者之是非，则末易定也……仆以为定本子之是非，存乎淹博，定作书者之是非，则存乎识断、审定。”（《经韵楼集·与胡孝廉世琦书》）这些议论，给校勘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必须具备深厚的学力和扎实的基本功。段玉裁在校勘方面的绝诣，有很多校例已为当代发现的敦煌写本、阜阳汉简所证实，不能不令人叹服。其所著《古文尚书撰异》勘正今本误字甚多，当时无别本可参，仅凭理校，今与敦煌写本对校，每多合者。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云：曾以《尚书》残卷《益稷》、《禹贡》两例“持与段氏《撰异》对读”，其中段氏所定“脞字从肉”、“繇字不从草”等例，“今照此写本，段君之言为定谳矣”。又如段玉裁在《诗经小学》中判断《诗经墓门》“夫也不良，歌以讯之”的“讯”为“谇”之误，近年，安徽阜阳汉墓出土的《诗经》竹简正作“歌以谇之”，证实了他的判断完全正确。 家族溯源 段氏可考之远祖叫段百三。百三本北宋河南人，靖康之变，随宋南渡， 遂卜居金坛。此后日就月将，十五世，生有段武，这个人就是段玉裁的曾祖 。段玉裁的祖父名叫段文。段家大概从段文时起，开始定居在金坛县的大坝头村。这个居所标明段家在当时是个乡下的农家。不过，在这个农家里，从段武到段文，父子二人却都是邑庠生，也就是县学的生员，亦即秀才。但这种秀才是需要自己拿钱读 书的。段文生段世续，这个人是段玉裁的父亲。段世续字得莘，得莘和他祖、父一样，也是秀才，所不同的是他是个邑廪生。廪生每月由官府供给粮米，由有关部门供应鱼肉，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公费生。段家祖孙三代都是读书人，因此，在当时的金坛，段家是属于书香门第 的一族。但是和有些书香门第不同，段家并不是良田万顷的富户，只是普通的耕读人家。段家先人有句家训，叫作“不撑铁骨莫支贫”，刘盼遂《段玉裁先生年谱》(以下简称《年谱》)亦用“食贫”、“赤贫”二字来形容当时 段玉裁父、祖的生活状况，都证明段家生活的拮据。在科举盛行的年代里，学而优则仕，年青人要想改变自己终生被束缚在 土地上的命运，就只能走读书这条路。而在封建社会里，利禄所系，儿孙走科举之路是每个家庭的最大愿望，只要生活条件稍有可能，谁都会这样做的 。段家祖上自然不能例外。可惜的是在段玉裁以前，段家的读书人在进取的 路上拼搏，到头来也只争到个秀才而已，举族之中没有一个中举者。 秀才不中举，又惜着自己的满肚子学问，那就只好走村塾师这条路，因 此，从段玉裁祖父开始。不中举之后，就都作了村塾师，如《年谱》上说段玉裁的祖父以“诲后进”为务，并且“不倦”，又说段玉裁的父亲段得莘“ 厉行授徒，严课程”，段玉裁自己在《经韵楼集》卷九《先妣梳几铭序》中 亦有“吾家故贫甚，吾祖父吾父皆以授徒为生，每岁计所人惰脯数十两以为 出”云云就是证据。段家一父一子均以“授徒为生”，可是所授赚来的却是 家境“贫甚”，显然他们所授徒，决不是入主县学，只是本地或外地的书塾 。《年谱》上说段得莘“馆于镇江、扬州”，是说段得莘曾在外地做教书先 生。 村塾师的地位低卑自是不待言的了，但在知识的占有上却胜过普通的耕 种人家，这种占有使他有条件课子，致令书香门祚不衰。 段玉裁是在清世宗雍正十三年乙卯(公元1735)出生的，他是段家的长孙 ，这决定要由他来薪传段家的三代书香。 人物评价 段玉裁所著《说文解字注》问世以后，很快就赢得了崇高的声誉，它被公认为解释“说文”的权威性著作。正如当年嘉定学者钱大昕所说，此书出，将使海内说经之家奉为圭臬。与段玉裁同时代的小学家王念孙也曾推祟说，自许慎之后“千七百年来无此作矣”。 段玉裁在训诂学方面的卓越贡献，不仅在清代受到有关学者的赞誉和尊重，直至今日，他的作品仍然为国内外训诂学者所推崇。殷孟伦在《段玉裁和他的<说文解字注》》的文章中赞誉说，“说文”的问世，标志着中国语言的研究已进人近代语言的革命阶段，是一个划时代的里程碑。他还认为，“说文”有了段注，才真正算作从语言角度来加以研究和阐述，“说文”对语言和文字的作用，也才真正为人们所了解。 上述这些评价，对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来说是当之无愧的。早在20世纪初，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就曾被译成日文，至今，日本仍有一些学术团体还在研究段玉裁的有关训诂学著述；在北美、欧洲和东南亚一些国家的汉学家们，也很关心段玉裁著作的研究情况。 段玉裁在文字训诂学等方面所作出的成就，是继许慎之后的第一块里程碑，他的著作已成为我国文化宝库中的一份极其珍贵的遗产。段玉裁不愧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代朴学宗师。 著述名录 著作段玉裁生平著述有《说文解字注》、《六书音韵表》、《古文尚书撰异》、《经韵楼集》、《毛诗故训传定本》、《诗经小学录》、《戴东原年谱》等。 作品选摘 诗作 【登雅州城楼】 雉堞嵯峨矗素雯，登临豪兴百寮分。滩声不厌喧终古，山色从来媚夕曛。 洛沫异源同赴海，蔡蒙高处独干云。圣朝声教原无外，偶为筹边誓六军。 飞越峰高木叶声，从军岁晚不胜情。但知牧圉勤羁绁，敢道潺湲可濯缨。 落落长松樛堞霓，离离幽草人新晴。却愁一片城头月，西照关山此夜营。 徐珂（1869年--1928年）原名昌，字仲可，浙江杭县（今杭州市）人。1889年参加乡试，中举人。不过，他在科举考试中，终未再获功名。但他在学习传统文化之外，颇关注于新学，以至于1895年赴京参加会试时，曾参加过梁启超发起的呼吁变法的“公车上书”活动。又曾成为柳亚子、高旭等人1909年首创的爱国文化团体“南社”的成员。其间，为了维持生活，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练兵时，他曾充当其幕僚，为将士讲解古书诗赋，但终因思想不合而离去。 人物生平 1901年他到了上海，与蔡元培、张元济相交往，因他长于文笔，又熟悉官方文书，喜欢收集邸报，而《外交报》正需要这样的文人，于是，徐珂便加入了该报。担任了《外交报》的编辑。外交报的成员有，董理一人（即张元济）、撰述一人（即蔡元培）、编辑一人（即徐珂）、译西文报一人（温宗饶），均由创始股东分任。另设译东文报一人，司帐一人，校缮一人，杂役二人。股东情况是：张元济两股，蔡元培杜亚泉合一股，温宗饶、商务印书馆各一股，赵从蕃、徐珂、沈幼珊股数不详（以上，据汪家熔先生提供的资料）。在张元济的收据上的签名人是赵从蕃、蔡元培和温宗饶；温宗饶的股单和收据上的签名人是赵从蕃、蔡元培和张元济，全年预算约为银洋五千五百元（再加开办费五十元。）《外交报》到1910年，共办了十年，在社会上有一定影响。 后来他随《外交报》一起成为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职员。接着又当上了《东方杂志》的编辑。老商务的一位编辑，即大名鼎鼎的章锡琛回忆说：“《东方杂志》创刊于1904年，原是一种选报性质的刊物，剪集每月报章杂志上的记事、论文，分类刊登，供留心时事者查考。《宫门抄》和《奏折》占首要地位，其次才是时论，只偶尔发表几篇撰译的文字。 1909年前的编者名徐珂。因为编这种杂志完全是剪刀糨糊的工作，他一人在几个晚上业余时间就能完成，读者并不很多。”所以，后来徐珂在商务做过杂纂部长，他可说是地道的杂家。章锡琛的话虽然有点夸张，但说的也是事实。 到1911年，杜亚泉接任《东方杂志》主编，对刊物进行了改革，杂志有了很大的改变和发展。于是，徐珂接管了“杂纂部”。据当时在编译所的同仁介绍，“徐在编译所担任杂纂部部长，我进去时，他正全力在搞《清稗类钞》，同时在他领导下编辑出版的有《上海指南》《日用须知》《醒世文柬指南》《通俗新尺牍》等等。这个部的主要工具是糨糊和剪刀，所有各种资料，均从报纸、杂志、政府公报等剪下或到处找人帮忙抄录在活页片上”（引自谢菊曾著《十里洋场的侧影》）。目的在于提供有关资料。 社会评价 风趣 据老商务同人说，“徐仲可身材矮小，极度近视，看书写字必须戴着眼镜与实物（指书本）接触在一起，才能看见。但他为人非常风趣，清末他极力提倡妇女天足，即以‘天苏阁’名其书斋，他喜填词，与宁乡程子大等互相唱和，作品时见于当时的《小说月报》。”“徐待人接物，和蔼可亲，对同事相当关心，每年春节照例在自己家中备办‘春酒’，邀请本部同人欢聚，这是别的部从来没有过。” 勤写 徐珂没有一天不写作。有一回眼睛生病，他彷惶苦闷，竟然终日不知所措。极度近视，看书写字必须戴着眼镜与实物（即书本）接触在一起，才能看见。白天事忙，他用一个小本子提要式的记住要记录的事，等有空的时候再整理书写。每天临睡的时候，他都要准备一支铅笔，一个小本子，放在床头，偶然想起什么来的时候，就爬起来记下，哪怕是影响了睡眠，他也不管。他写下的东西虽不是按日记述，却每每十来天连起来整理一次。老朋友夏剑丞曾经说他有闻必录，是极为勤奋的人，可惜没有在前清时候的军机处供职，不然，记下的都会是很珍贵的军国大事。徐珂自己写作又一个说法：“君（夏剑丞）不尝云，清人少笔记乎？仆欲一学此耻耳。”见他一天到晚忙于纂述，曾是爱国女校教师、给蔡元培作过大媒、用笔记录过梁漱溟东西文化访谈的夫人何墨君，还有小妾李希都埋冤说：“难道真的真的是写不到死，不罢休吗？”孜孜矻矻，日夕握笔，是徐珂写作的真实形象。 待客 宋朝的陈郁在他的《藏一话腴》里说到姜夔的时候，留下了这样的名言：“白石道人姜尧章，气貌若不胜衣，而笔力足以扛百斛之鼎。家无立锥，而一饭未尝无食客。图书翰墨之藏，汗牛充栋。”徐珂曾经引用其中的“家无立锥，而一饭未尝无食客”来述说自己的家庭。徐珂的父祖两代都有好客家风，徐珂更是这样，一饭未尝无客，做了徐家座上的人，多为一时名流俊彦，可举者有张元济、蔡元培、康有为、胡适、梁启超、况周颐、潘仕成、王晋卿、王辑塘、冒鹤亭等人。徐珂是杭州人，清末的杭州风俗，是客人到了，即便是吃饭的时候，家里也不留人，徐家的家风刚好与此相反。他为人非常风趣，喜填词，与宁乡程子大等互相唱和，作品时见于当时的《小说月报》。徐珂待人接物，和蔼可亲，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任职、主持《东方杂志》杂纂部时，对同事相当关心，每年春节照例在自己家中备办“春酒”，邀请本部同人欢聚，同仁们说“这是别的部从来没有过的”。 著作 《清稗类钞》是他留给后人的一部前人笔记集。“全书48册。分时令、地理、外交、风俗、工艺、文学等92类，约一万三千五百余条。录自数百种清人笔记，并参考报章记载而成。范围广泛，检查便利，但选录颇为芜杂。”（参见《辞海》）80年代，此书还重印过，可见还有众多读者。另编有《清朝野史大观》《天苏阁丛刊》《康居笔记汇函》等掌故笔记著作 编辑本段一、复旦大学教授——徐珂 徐珂法学（社会学）硕士。现任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社会学系教授。 个人简历 1990年进入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学习，并获得 社会学硕士 2001年 获1999-2001年复旦大学优秀教育工作者荣誉称号 2001年 获复旦大学优秀青年教师荣誉称号 2001年 “西方社会思想史”课堂教学创新设计与实践（课程），获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上海市教学成果奖一等奖（均为第三获奖人） 2002年 研究报告《社会稳定指标体系研究》，获上海市第六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2000-2001）内部探讨优秀成果奖（第三获奖人） 2003年 复旦大学“世纪之星”教学成果突出奖 2006年 上海市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优秀指导老师 2007年 复旦大学教学突出贡献奖 研究方向 城市社会学 社会学理论与方法 科学社会学 代表成果 “政治文明发展与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上海政治文明发展战略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 “党在社会自组织领域的行动空间”，《党建研究内部文稿(2000~2004)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4年 《农村社会学》（副主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社，2004年 “上海市民对世博会的态度和社会参与”，社会，2004年第1期 “上海市民的社会生活状况评价调查报告”，社会，2004年第3期 “业主民主自治：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领域”，《建言》第11期，上海市政协办公厅编，2003年12月22日 “社区参与与社区发展理论”，社区研究通讯，2003年 《社会学概论》（副主编），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 《生活家园与社会共同体》（合著），上海大学出版社，2003年 《乡镇设区的当代变迁》（合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 “走向社区治理”（合作），《城市管理与市民素质——2002年上海社会发展蓝皮书》，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 “浦东新区居民的现代性研究”，社会发展通讯，2001年第3期 “探寻第三域的主导力量”（合作），江苏社会科学，2001年第1期 “上海市青年人才素质研究报告”，《世纪之交的上海青年》，学林出版社，2000年 “上海市蓝领青年的生存与发展”，《世纪之交的上海青年》，学林出版社，2000年 “居委会能成为社区居民自治组织吗”，社会，1997年第3期 “可利用资源的满足——浦东新区居民对生活质量评价的研究”，《96浦东新区社会发展报告》，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 “费孝通社区研究思想和方法的基本形成”，社会学，1996年第1期 “洋泾文明创建与党建研究”（2006－2007），浦东新区组织部和洋泾街道党工委委托，课题负责人 “统一战线应对民间组织发展的战略与策略研究”（2006），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统战基础理论上海研究基地委托，课题负责人 “社区和谐指标体系研究”（2005－2006），上海市政治文明办公室委托，课题组副组长 “长寿街道社区文化发展研究”（2006），长寿街道办事处委托，课题组负责人 “杨浦区五角场街道社区建设与社会发展研究”（2005－2010），五角场街道党工委委托，课题组副组长 “上海市女性就业调查研究”（2004），上海市妇联委托，课题组副组长 “自治、民主和党的领导力：以业主委员会为研究对象”（2003－2004），上海市党建研究会和上海政党研究中心委托，课题负责人 “业主民主自治体制研究”（2003），市统战部和农工民主党上海市委委托，课题负责人 “世博会与上海社会发展”（2003），上海市社联委托，课题负责人 “民间组织的党组织管理体制研究”（2002-2003），上海市党建研究会和上海政党研究中心委托，课题负责人 “社区快乐指标研究”（2002－2003），康健街道党工委委托，课题负责人 “上海市社会稳定指标体系研究”（2001），上海市委办公厅委托，课题主要参与人
1904年3月，《东方杂志》由商务印书馆创办，为我国期刊史上首屈一指的大型综合性杂志。初为月刊，后改半月刊，至1948年12月停刊，共出四十四卷。它忠实地记录了历史风云变迁，是名人发表作品的园地。梁启超、蔡元培、严复、鲁迅、陈独秀等著名思想家、作家都在该刊发表过文章，杜亚泉、胡愈之等出任过其主编。于1999复刊，复刊后的《东方杂志》改名为《今日东方》。
杜亚泉（1873―1933），原名炜孙，号秋帆，浙江绍兴人，是20世纪初我国介绍西方科学技术的主要人物之一。他自幼聪慧好学，16岁就中了秀才。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后，受中国知识界变法图强思潮的影响，他毅然弃科举，转而学习自然科学，先后自学了数学、物理、化学、植物学、动物学等，从而奠定了坚实的理科功底。1900年，杜亚泉在上海创办了《亚泉杂志》，所载文章大都是数理化的论文，是科学界公认的近代中国最早的科学杂志。1904年，应夏瑞芳、张元济的邀请，他进入商务编译所任理化部主任，很快编写了《最新格致教科书》和《最新笔算教科书》这两种我国最早的理科课本。他在商务编译所担任了28年的理化部主任，由他编写或主持编写的理科中小学教科书及科学著作有百余种。除了编写教科书，他还主编了三部著名的自然科学辞典，即《植物学大辞典》《动物学大辞典》和《小学自然科辞书》。这三部辞书在我国都具有开创性的意义。1911年至1919年底，杜亚泉还兼任了《东方杂志》主编，历时九年。他对杂志进行了重大革新，扩大开本、扩充版面、增加插图，介绍新知识、新学说及新的科学理论。居里夫人发现镭的事迹就是首先由他介绍到中国来的《东方杂志》能成为旧中国享誉盛名的杂志，杜亚泉功不可没。《东方杂志》为月刊，创始于1904年，初仅为选报性质，汇编朝廷文告及报刊文章之类。杜任主编后，扩大篇幅，活跃版面，增加撰述文章，对国内外形势、国家政治经济、社会问题、学术思潮等，无不作详明迅速的编载，并发表评论文章。同时，增设“科学杂俎”等栏目以传播科学知识，增设“谈屑”等栏目以针砭时弊，《东方杂志》从而面貌一新，成为当时我国销量最大、最有影响的综合性杂志。在1911—1920年任《东方杂志》主编的9年间，杜曾用“伧父”和“高劳”笔名，撰写论文、杂感和译著约300余篇。他的文章，内容范围很广，哲学、政治、经济、法律、外交、文化、伦理、教育等等均有涉及。文章从实际出发，有批评，有建议，批评则尖锐直率，触及时弊，建议则独具慧眼，切合国情。有的文章，即使在几十年后的今天读来，仍发人深思。杜亚泉的政论文章中，常有一些独到的见解，给人以启迪。例如他的《中国政治革命不成就及社会革命不发生的原因》一文，谈到中国社会过剩的劳动阶级，即历史上的游民阶级力量强大，他们有时与过剩的知识阶级中的一部分结合，对抗贵族阶级势力，可是一旦革命成功，他们自己也就逐渐贵族化了。这种革命非政治革命，也非社会革命，只可谓之帝王革命。而中国的知识阶级，今日“尚辗转于贵族游民二阶级之势力中而不能自拔”，“达则与贵族同化，穷则与游民为伍”。这就是政治革命不能成就之原因。至于社会革命，则是缺乏发生的社会基础。文章指出：“欧洲之社会革命，其基础于哲学上之思想，既深且远；其关于生产上、政治上之运动方法，又甚周备，即吾国之知识阶级中，亦罕能言之；劳动阶级中，更无从得此知识，其不能发生自无疑义。”他断言：“若今后之知识阶级，犹不肯断绝其政治生活之希望，不置身于产业阶级、劳动阶级中以与之结合，而惟与贵族化之游民为伍，则贵族势力与游民势力，将日益膨胀而不可制，何政治革命社会革命之可言?”按现在的话说就是：中国的知识分子若只知谋求个人政治上的发展，而不与产业阶级、劳动阶级相结合，则中国将谈不上什么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在《未来之世局》一文中，他预见“国家的民主主义末期……社会中发生一有力之新阶级，即有科学的素养而任劳动之业务者。此等科学的劳动家，以社会上之需要，日增月盛。国家社会间一切机关、职业，悉落于劳动家之手”。此时的政党，“无复可施之伎俩”，而军队也“不得不撤除”，战争“不得不停止”；“于是国家的民主主义，一变而为世界的社会主义”，“人类生活所需之事物，供给之，分配之，排除其障害，增进其福利，皆为社会事务。”在《中国之新生命》一文中，他又预言，我国的新势力，在于那些“储备其知识能力，从事于社会事业，以谋自力的生活”，“标准于旧道德，斟酌于新道德，以谋个人之自治”的人。这一类年轻有为之士，“惩于戊戌以来诸先进之种种失败，始有所觉悟，于是去其浮气，抑其躁心，乃从社会生活上与个人修养上着手。将来此等青年，益益遍布……当旧势力颓然倾倒之时，其势力自然显露，各方面之势力，自然以此势力为中心，而向之集合。”“现今文明诸国，莫不以中等阶级为势力之中心，我国将来，亦不能出此例外，此则吾人之所深信者也。”这就是说，他认为我国的新生力量，在于努力掌握知识能力，潜心社会事业，关心国家前途，有道德、有觉悟、不浮躁、讲实干的年轻一代。又如在《减政主义》一文中，他指出：“一国政府之本分，在保全社会之安宁，维持社会之秩序，养其活力之泉源而勿涸竭之，顺其发展之进路而勿障碍之，即使社会可以自由发展其活力而已。”如不察此理，“贸贸焉扩张政权，增加政费，国民之受干涉也愈多，国民之增担负也愈速。干涉甚则碍社会之发展，担负重则竭社会之活力，社会衰而政府随之”。这种理论，不正与我们改革开放后提倡的“小政府，大社会”的内涵相暗合吗?深入研究杜亚泉的文章，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印象：杜亚泉不仅在自然科学方面是一位先驱，而且正由于他在自然科学的研究中掌握了可贵的科学思维的方法与习惯，使他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也能严格遵守实事求是的、理性的思维方式，从而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他以西方哲学中的“接续主义”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认为历史是继往开来、不可割断的，故在政治上主张调和，主张开进与保守(这里的“保守”指“不事纷更，而非力求复古”)相结合。他提倡科学与民主，反对专制，反对帝国主义和官僚买办。他对社会改革是真诚而坚定的，但是他主张渐进而反对激进。在任《东方杂志》主编期间，杜亚泉还翻译了大量日本国的以及通过日文转译的西方国家的专著、评论和各种重大事件的报道。例如《东西洋社会根本之差异》、《美国之新国民主义》、《墨西哥革命成功之伟人》、《日本明治时代之进步》、《欧美社会党之消息》、《妇女参政权运动小史》等。据章锡琛回忆，他还经常在《东方杂志》上介绍摩尔、欧文、傅立叶、圣西门等的空想社会主义，把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和叔本华的《处世哲学》等全部译出，分期刊登。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曾于1912年翻译过日本著名社会主义理论家幸德秋水所著的《社会主义神髓》一书，连载于该年5月至9月的《东方杂志》第八卷第十一号至第九卷第三号，后被收入《东方文库》丛书，单本发行。此文在《东方杂志》发表时，较陈望道先生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的出版日期1920年8月还早8年。
1904年3月，《东方杂志》由商务印书馆创办，为我国期刊史上首屈一指的大型综合性杂志。初为月刊，后改半月刊，至1948年12月停刊，共出四十四卷。它忠实地记录了历史风云变迁，是名人发表作品的园地。梁启超、蔡元培、严复、鲁迅、陈独秀等著名思想家、作家都在该刊发表过文章，杜亚泉、胡愈之等出任过其主编。于1999复刊，复刊后的《东方杂志》改名为《今日东方》。
孟森是被公认的中国近代清史学科的一位杰出奠基人。他的著作代表近代清史学科第一代的最高水平，是近代清史研究发展的一块重要里程碑。少年孟森年十四，从里中名师周载帆读，于制艺应举之外，稍稍窥见学术、事功、文章、经济之门径，嗣获廪生衔后，因受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思潮的影响，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赴日本留学，就读于东京法政大学，专攻法律。越三年，毕业回国。翌年（光绪三十年，1904年），入广西边防督办郑孝胥（四品衔）幕，利用幕府中收藏的笺奏、函牍、札答等大量公私文献资料，撰成《广西边事旁记》，主要为颂扬郑督办广西边防政绩而作，而立言以郑为“将之良者，恒兼宰相器”，则所期非人矣。光绪30年11月（1904年12月），郑孝胥在龙州开设广西第一所军官学校——广西边防将弁学堂，聘孟森为总教官。请愿运动是年冬，郑辞广西边防大臣职，孟森随郑之上海，参预成立预备立宪公会。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七月孟森接任《东方杂志》主编职，借宣传君主立宪，乃以其平日法学修养，发表文章议论君主立宪，颇有独到之处。越年（宣统元年，1909年）五月，孟森当选江苏省咨议局议员，以其所著《各省咨议局章程笺释》中有云：“以议院为国家立法机关，以政府为国家行政机关，以法院为国家司法机关，三权分立，而君主独揽之”，是孟森对君主立宪政体之主张十分明确。同年秋，他被派往奉天（今辽宁省）、吉林、黑龙江、直隶、山东各省考察宪政，希望能联合各省咨议局，共同发起请愿运动，上奏清廷，请求速开国会成立立宪政府。时不我待，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武昌起义后，清社云屋。而孟森为程德全指挥的江浙联军进攻南京起草誓言，仍为立宪派的主张进行最后的游说，如云：“其日夜所希望，惟求改专制为立宪，使吾中华大国，得一位置于列强之间”；“欲求政体之廓清，端赖国体之变革”；“非仇故君，非敌百姓”；“无汉无满，一视同仁，为国为民，务求在我，将泯贵贱亲疏为一大平等，即合行省藩属为一大共和”云云。全文约一千字，虽无遗老保皇之陈词滥调，亦无革命排满之豪言壮语，是孟森不啻为我国末代皇帝唱助丧歌云。被推为共和党干事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孟森被推为共和党干事。民国元年（1912年）秋，与民族实业家张謇【江苏南通人，清光绪二十年甲午（1894年）恩科状元】因建议组织中美银行和改革盐政以减轻政府财政困难，受到袁世凯的青睐。翌年一月当选为众议院议员，七月又被选为国会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再越年（1914年），袁世凯下令解散国会，停止众、参两院议员职务，从此，孟森的政治生涯告一结束。进入民国后，孟森为了配合其所从事的议会活动，曾撰写了一些政治论著：译书有《平民政治》（原为英国布鲁士JBBryce所著，孟森据日译本译成中文）、《日本民法要义》（日本梅谦次郎著）与《统计通论》（日本横山雅男著）；自己撰有《法学通论》与《财政学》两书，均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问世。此为孟森壮年有致力于经世致用之学，而其所译所撰究均与所学有关，非投合时流所可比拟。孟森还注重对清代“公案”即历史疑案的研究，为此，他十分重视利用第一手档案资料，相继发表了不少篇有关清史专题的高水平的学术论文：《满洲名义考》、《清国号原称后金考》、《清始祖布库里英雄考》、《清初三大疑案考实》、《八旗制度考实》以及《奏销案》、《科场案》、《朱方旦案》、《金圣叹考》等，后来多被收入《心史丛刊》一、二、三集中。上述各文涉及前朝典章，国故謏闻，事无巨细，有见必述，考证具见功力，论断令人折服，在当时的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和很多人的重视。自此，孟森的论著被认为是有关清史问题的权威之作。聘于南京中央大学从1929年起，孟森就聘于南京中央大学历史系为副教授，开清史一课。越年，他出版了《清朝前纪》，再越年（1931年），北上应聘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讲授满洲开国史，并印发《明元清系通纪》讲义，迄至1937年夏，先后又印《明史讲义》与《清史讲义》。致力于明清断代史研究孟森致力于明清断代史研究，成绩斐然，多有精湛之处。如对清朝开国史之研究，清之子孙对清朝开国史用尽心思，捏造假状，而参与纂修《清史稿》的清遗老们，也竭力为之掩盖曲洗，以泯灭其事明之迹。孟森在《满洲开国史》一书中集中揭发了二百年间清与明之关系真相，诚为历史上一大快事。他对明清人物活动的研究多具灼见明识。如明朝建文、朱三太子等及“太后下嫁”、“顺治出家”、“雍正承统”及董小宛、顾眉（横波夫人）、孔四贞、香妃、顾太清（丁香花）五个女性的著述文字，皆具有时代人事的重要意义，非一时兴致漫然拿笔之作。他对五个有涉历史的女性的考证，考实释疑，还其本真，也是快事。孟森之治史，多本中国之传统方法，即多取官修正史，《明史》及《清史稿》等，旁及其他官私著作，窥其旨趣，稽考补苴，以求明备。又善于发见问题，考证一事，必有所为而为。并且长久积累史料，深入探索情实，求明真相原委。兹举关于“朱三太子事述”为例，孟森对朱三太子本传，更为补正，指出康熙四十七年所获朱三太子，实为崇祯四子封为永王者，清廷在朱三太子一事上，“颠倒耳目者二三百年，帝王之用机心刻深长久，为振古所未有”。由此可见，孟森对问题发现之明敏、致力探索之勤久足为治史楷模。任《东方杂志》主编孟森以知命之年出任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东方杂志》主编，在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辄于谈清故者有所辩正；北上掌北京大学史学讲席，年逾花甲；迄至1937年底，捐馆辍笔。总合而计之，他研治清朝历史不过三十年，而撰述之富，成就之大，影响之深，自非后辈末学所能望其肩背。
章锡琛（1889—1969），别名雪村，浙江绍兴人；1912—1925年任上海商务印书馆《东方杂志》编辑、《妇女杂志》主编、国文部编辑，编辑上海《时事新报》、《民国日报》副刊；1926年离开商务印书馆组织《新女性》杂志社；1926年8月创办开明书店；1949年任出版总署处长、专员；1954年担任古籍出版社副总编辑，1956年任中华书局任副总编辑；1958年被划为右派，1960年摘帽，“文革”中被迫害，1969年含冤而死。建国后，他主持拟订《著作权暂行法》，撰写了《苏联大百科全书》中的”中国出版”条目等，还参加《资治通鉴》等历史名著的校注标点。
段玉裁（1735～1815）清文字训诂学家、经学家。字若膺，号懋堂，晚年又号砚北居士，长塘湖居士，侨吴老人。江苏金坛人，乾隆举人，历任贵州玉屏、四川巫山等县知县，引疾归，居苏州枫桥，闭门读书。曾师事戴震，研究文字训诂音韵之学。著有《说文解字注》、《六书音均表》、《古文尚书撰异》、《毛诗故训传定本》、《经韵楼集》等，对我国音韵学、文字学、训诂学、校勘学诸方面作出了杰出贡献。清代文学家、思想家龚自珍为其外孙。 段玉裁祖籍原为河南省，其先祖随宋王朝南迁，落户金坛。他的曾祖父和祖父都是秀才，以农耕为主业，以读书为乐事。父亲段得莘是一位廪生，曾在镇江、扬州等地任过塾师，对子女家教甚严，望子成龙心切。段玉裁有一姐二弟一妹，父亲虽为塾师，但收入微薄。由于父亲常年在外执教，家务全由母亲史氏操劳。全家人衣着粗布，常年是大麦粥糊口，很少吃上白米饭，家境非常清贫。 雍正十三年乙卯（1735年），段玉裁出生于江苏省金坛西门外大坝头村，十三岁补诸生，曾至扬州安定书院就读，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二十五岁中举人，任国子监教习，入都会试，屡不中。经人介绍，段玉裁在京就教职，获读顾炎武的《音学五书》，有意于音韵之学，遂边教边做学问，历时约10年。在京时，师事戴震，并结识了钱大昕、邵晋涵(1743～1796) 、姚鼐(1731～1815)等学者。 返里后，又得与刘台拱、汪中(1744～1794)、金榜(1735～1801)等人相交。55岁时，二次入都，得识王念孙、王引之父子，商讨音韵、训诂，颇为契合。乾嘉时代汉学昌盛，段、王两家在音韵学、训诂学方面的贡献极大。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吏部铨授贵州玉屏县知县，两年后，调到四川省，先后任富顺、南溪和巫山县知事，仕宦期间，均携《六书音韵表》于身边，|“每处分公事毕，漏下三鼓，辄篝灯改窜是书以为常”。 经10年，他以父母年迈多病、自身有疾为由，辞官归故里，时年仅47岁。58岁时移居苏州阊门外之枝园。 出身寒素的段玉裁，毕生铭记“不耕砚田无乐事，不撑铁骨莫支贫”的祖训，一生以著述为乐事，他克服重重困难，潜心注释《说文》。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的四月，不幸跌坏了右腿，从此成为残疾之人。当时的段玉裁曾对友人说，“说文注”三年必有可成。可谓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段氏坏足，“说文注”成。” 其后健康每况愈下，盖春夏秋三季多不适，而春季尤甚，疮烂疥烦，两眼昏花，心脉甚虚，稍用心则夜间不能安宿，又左臂疼痛不可耐。此时段玉裁最为担心的事，是注释“说文”能否完成，他曾对友人说，“贱体春病如故，栗栗危惧‘说文注’恐难成矣，精力衰甚，既成而死，则幸矣!” 到段玉裁注释“说文”完成时，他又对自己的学生说，“吾以春蚕一般，茧既成，惟待毙焉。” 经过30多年的时间完成的《说文解字注》30卷，王念孙推祟说，自许慎之后“千百年来无此作矣”。嘉庆二十年（1815年）五月《说文解字注》全书刻成，为将此书刻成付印，他用去了全部积蓄。嘉庆二十年乙亥（1815年），9月8日在贫病交加之中去世，王念孙悲曰：“若膺死，天下无读书人矣！”。 段玉裁高足弟子之中，长洲徐頲、嘉兴沈涛、女婿仁和龚丽正较为知名，长洲陈奂尤其得其学识真传。 个人成就 段玉裁博览群书，著述宏富，由经学以治小学。在小学范围内，又从音韵以治文字训诂。根基充实，深得体要。所著有《六书音均表》、《诗经小学》、《古文尚书撰异》、《周礼汉读考》、《仪礼汉读考》、《汲古阁说文订》、 《说文解字注》及《经韵楼集》等书。 《六书音韵表》在顾炎武《音学五书》和江永 (1681～1762) 《古韵标准》的基础上剖析加密，分古韵为17部，在古韵学上是一部划时代的著作。中国当代语言学家周祖谟认为此书“在古韵学上是一部划时代的著作”。 《说文解字注》积30余年的功力写成，体大思精，为前所未有。他先为《说文解字读》，每字之下博引群书，详注出处，晚年才删去繁文，简约成《说文解字注》。嘉庆二十年(1815)五月全书刻成 ，风行一时，大为学者所称赞，《说文》之学也由此而盛。《说文》段注的主要特点是：①比勘二 徐（徐铉、徐锴）本，刊正传写和刻本的谬误。②阐明许书著作的体例。③引证经传古籍，解释许说，推求许说所本。④在许慎训解之外,说明字义的引申和变迁;指出字有古今,义也有古今。⑤阐发音与义之间的关系,根据谐声声符说明音义相通之理。与同时学者桂馥、朱骏声、王筠并称《说文》四大家。 段玉裁注《说文》的成就极大。他不仅贯串全书，详加注释，把《说文》在考订文字、声音、训诂三方面的真实价值阐发无遗,而且创通许多研究词义的方法,对汉语训诂学的发展开拓了新的内容和新的门径。尽管书中不免有偏执武断之处,可是其中精粹之处终不可没。其后钮树玉作《段氏说文注订》，徐承庆作《说文段注匡谬》，王绍兰作《说文解字段注订补》，徐灏作《说文段注笺》，虽各有发明，然成就不大，且有以不谬为谬者，转增烦扰。段书旧有经韵楼原刻本，后又有苏州书局翻刻本。198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据原刻本影印行世。惟原刻本误字不少,苏州局本稍胜。学者可参考冯桂芬《段注说文考正》，冯将原书误处均已校出。 段玉裁不但在整理文献的实践中作出了不朽的业绩，同时他总结实践经验，又提出很多卓越的见解，诸如“改字”问题、误校问题、分别作者之是非与本子之是非等，卓识宏议，发人之所未发，至今为学者所称道。其在《经韵楼集·与黄荛圃论孟子音义书》中有论：“凡宋版古书，信其是处则从之，信其非处则改之，其疑不定者，则姑存以俟之。不得勿论其是非，不敢改易一字，意欲存其真，适滋后来之惑。” 关于“改字”问题，总的说来，他是主张“勇改”的，认为当改则改，知错不改反而会留下后果。但是他同时又反对妄改、擅改，因为妄改、擅改会造成更恶劣甚至难以挽回的后果。他说：“转不若多存其未校订之本，使学者随其学之浅深以定其瑕瑜，而瑕瑜之真固在。古书之坏于不校者固多，坏于校者尤多。坏于不校者，以校治之；坏于校者，久而不可治。”（《经韵楼集·重刊明道二年国语序》）甘苦有得之言，发人深省！段玉裁校书不迷信古本，而是主张依靠自己的学识，善加判断。他分析经书的“疏”与“经注”本来都是各自单行的，各家所守的“经注”以及单行的“疏”受授不同，其字其说龃龉者多，自《十三经》合刊注疏音释，学者能够识别其源流同异的并不多。在这样复杂的情况下，仅仅依靠古本来校勘经书的文字，已不能够解决问题，最后只有凭借自己的学识作出抉择。《十三经注疏·释文校勘记序》指出：“顾自唐以来，而徒沾沾于宋本，抑末也。”可见段玉裁不独鄙视俗本为不足据，就是通常以为的精善宋本，也亦去其积误而探其义理以定是非，这就恐怕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了。其分析为：“读书有本子之是非，有作书者之是非（按当指立说），本子之是非，可雠校而定之，作书者之是非，则末易定也……仆以为定本子之是非，存乎淹博，定作书者之是非，则存乎识断、审定。”（《经韵楼集·与胡孝廉世琦书》）这些议论，给校勘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必须具备深厚的学力和扎实的基本功。段玉裁在校勘方面的绝诣，有很多校例已为当代发现的敦煌写本、阜阳汉简所证实，不能不令人叹服。其所著《古文尚书撰异》勘正今本误字甚多，当时无别本可参，仅凭理校，今与敦煌写本对校，每多合者。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云：曾以《尚书》残卷《益稷》、《禹贡》两例“持与段氏《撰异》对读”，其中段氏所定“脞字从肉”、“繇字不从草”等例，“今照此写本，段君之言为定谳矣”。又如段玉裁在《诗经小学》中判断《诗经墓门》“夫也不良，歌以讯之”的“讯”为“谇”之误，近年，安徽阜阳汉墓出土的《诗经》竹简正作“歌以谇之”，证实了他的判断完全正确。 家族溯源 段氏可考之远祖叫段百三。百三本北宋河南人，靖康之变，随宋南渡， 遂卜居金坛。此后日就月将，十五世，生有段武，这个人就是段玉裁的曾祖 。段玉裁的祖父名叫段文。段家大概从段文时起，开始定居在金坛县的大坝头村。这个居所标明段家在当时是个乡下的农家。不过，在这个农家里，从段武到段文，父子二人却都是邑庠生，也就是县学的生员，亦即秀才。但这种秀才是需要自己拿钱读 书的。段文生段世续，这个人是段玉裁的父亲。段世续字得莘，得莘和他祖、父一样，也是秀才，所不同的是他是个邑廪生。廪生每月由官府供给粮米，由有关部门供应鱼肉，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公费生。段家祖孙三代都是读书人，因此，在当时的金坛，段家是属于书香门第 的一族。但是和有些书香门第不同，段家并不是良田万顷的富户，只是普通的耕读人家。段家先人有句家训，叫作“不撑铁骨莫支贫”，刘盼遂《段玉裁先生年谱》(以下简称《年谱》)亦用“食贫”、“赤贫”二字来形容当时 段玉裁父、祖的生活状况，都证明段家生活的拮据。在科举盛行的年代里，学而优则仕，年青人要想改变自己终生被束缚在 土地上的命运，就只能走读书这条路。而在封建社会里，利禄所系，儿孙走科举之路是每个家庭的最大愿望，只要生活条件稍有可能，谁都会这样做的 。段家祖上自然不能例外。可惜的是在段玉裁以前，段家的读书人在进取的 路上拼搏，到头来也只争到个秀才而已，举族之中没有一个中举者。 秀才不中举，又惜着自己的满肚子学问，那就只好走村塾师这条路，因 此，从段玉裁祖父开始。不中举之后，就都作了村塾师，如《年谱》上说段玉裁的祖父以“诲后进”为务，并且“不倦”，又说段玉裁的父亲段得莘“ 厉行授徒，严课程”，段玉裁自己在《经韵楼集》卷九《先妣梳几铭序》中 亦有“吾家故贫甚，吾祖父吾父皆以授徒为生，每岁计所人惰脯数十两以为 出”云云就是证据。段家一父一子均以“授徒为生”，可是所授赚来的却是 家境“贫甚”，显然他们所授徒，决不是入主县学，只是本地或外地的书塾 。《年谱》上说段得莘“馆于镇江、扬州”，是说段得莘曾在外地做教书先 生。 村塾师的地位低卑自是不待言的了，但在知识的占有上却胜过普通的耕 种人家，这种占有使他有条件课子，致令书香门祚不衰。 段玉裁是在清世宗雍正十三年乙卯(公元1735)出生的，他是段家的长孙 ，这决定要由他来薪传段家的三代书香。 人物评价 段玉裁所著《说文解字注》问世以后，很快就赢得了崇高的声誉，它被公认为解释“说文”的权威性著作。正如当年嘉定学者钱大昕所说，此书出，将使海内说经之家奉为圭臬。与段玉裁同时代的小学家王念孙也曾推祟说，自许慎之后“千七百年来无此作矣”。 段玉裁在训诂学方面的卓越贡献，不仅在清代受到有关学者的赞誉和尊重，直至今日，他的作品仍然为国内外训诂学者所推崇。殷孟伦在《段玉裁和他的<说文解字注》》的文章中赞誉说，“说文”的问世，标志着中国语言的研究已进人近代语言的革命阶段，是一个划时代的里程碑。他还认为，“说文”有了段注，才真正算作从语言角度来加以研究和阐述，“说文”对语言和文字的作用，也才真正为人们所了解。 上述这些评价，对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来说是当之无愧的。早在20世纪初，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就曾被译成日文，至今，日本仍有一些学术团体还在研究段玉裁的有关训诂学著述；在北美、欧洲和东南亚一些国家的汉学家们，也很关心段玉裁著作的研究情况。 段玉裁在文字训诂学等方面所作出的成就，是继许慎之后的第一块里程碑，他的著作已成为我国文化宝库中的一份极其珍贵的遗产。段玉裁不愧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代朴学宗师。 著述名录 著作段玉裁生平著述有《说文解字注》、《六书音韵表》、《古文尚书撰异》、《经韵楼集》、《毛诗故训传定本》、《诗经小学录》、《戴东原年谱》等。 作品选摘 诗作 【登雅州城楼】 雉堞嵯峨矗素雯，登临豪兴百寮分。滩声不厌喧终古，山色从来媚夕曛。 洛沫异源同赴海，蔡蒙高处独干云。圣朝声教原无外，偶为筹边誓六军。 飞越峰高木叶声，从军岁晚不胜情。但知牧圉勤羁绁，敢道潺湲可濯缨。 落落长松樛堞霓，离离幽草人新晴。却愁一片城头月，西照关山此夜营。 徐珂（1869年--1928年）原名昌，字仲可，浙江杭县（今杭州市）人。1889年参加乡试，中举人。不过，他在科举考试中，终未再获功名。但他在学习传统文化之外，颇关注于新学，以至于1895年赴京参加会试时，曾参加过梁启超发起的呼吁变法的“公车上书”活动。又曾成为柳亚子、高旭等人1909年首创的爱国文化团体“南社”的成员。其间，为了维持生活，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练兵时，他曾充当其幕僚，为将士讲解古书诗赋，但终因思想不合而离去。 人物生平 1901年他到了上海，与蔡元培、张元济相交往，因他长于文笔，又熟悉官方文书，喜欢收集邸报，而《外交报》正需要这样的文人，于是，徐珂便加入了该报。担任了《外交报》的编辑。外交报的成员有，董理一人（即张元济）、撰述一人（即蔡元培）、编辑一人（即徐珂）、译西文报一人（温宗饶），均由创始股东分任。另设译东文报一人，司帐一人，校缮一人，杂役二人。股东情况是：张元济两股，蔡元培杜亚泉合一股，温宗饶、商务印书馆各一股，赵从蕃、徐珂、沈幼珊股数不详（以上，据汪家熔先生提供的资料）。在张元济的收据上的签名人是赵从蕃、蔡元培和温宗饶；温宗饶的股单和收据上的签名人是赵从蕃、蔡元培和张元济，全年预算约为银洋五千五百元（再加开办费五十元。）《外交报》到1910年，共办了十年，在社会上有一定影响。 后来他随《外交报》一起成为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职员。接着又当上了《东方杂志》的编辑。老商务的一位编辑，即大名鼎鼎的章锡琛回忆说：“《东方杂志》创刊于1904年，原是一种选报性质的刊物，剪集每月报章杂志上的记事、论文，分类刊登，供留心时事者查考。《宫门抄》和《奏折》占首要地位，其次才是时论，只偶尔发表几篇撰译的文字。 1909年前的编者名徐珂。因为编这种杂志完全是剪刀糨糊的工作，他一人在几个晚上业余时间就能完成，读者并不很多。”所以，后来徐珂在商务做过杂纂部长，他可说是地道的杂家。章锡琛的话虽然有点夸张，但说的也是事实。 到1911年，杜亚泉接任《东方杂志》主编，对刊物进行了改革，杂志有了很大的改变和发展。于是，徐珂接管了“杂纂部”。据当时在编译所的同仁介绍，“徐在编译所担任杂纂部部长，我进去时，他正全力在搞《清稗类钞》，同时在他领导下编辑出版的有《上海指南》《日用须知》《醒世文柬指南》《通俗新尺牍》等等。这个部的主要工具是糨糊和剪刀，所有各种资料，均从报纸、杂志、政府公报等剪下或到处找人帮忙抄录在活页片上”（引自谢菊曾著《十里洋场的侧影》）。目的在于提供有关资料。 社会评价 风趣 据老商务同人说，“徐仲可身材矮小，极度近视，看书写字必须戴着眼镜与实物（指书本）接触在一起，才能看见。但他为人非常风趣，清末他极力提倡妇女天足，即以‘天苏阁’名其书斋，他喜填词，与宁乡程子大等互相唱和，作品时见于当时的《小说月报》。”“徐待人接物，和蔼可亲，对同事相当关心，每年春节照例在自己家中备办‘春酒’，邀请本部同人欢聚，这是别的部从来没有过。” 勤写 徐珂没有一天不写作。有一回眼睛生病，他彷惶苦闷，竟然终日不知所措。极度近视，看书写字必须戴着眼镜与实物（即书本）接触在一起，才能看见。白天事忙，他用一个小本子提要式的记住要记录的事，等有空的时候再整理书写。每天临睡的时候，他都要准备一支铅笔，一个小本子，放在床头，偶然想起什么来的时候，就爬起来记下，哪怕是影响了睡眠，他也不管。他写下的东西虽不是按日记述，却每每十来天连起来整理一次。老朋友夏剑丞曾经说他有闻必录，是极为勤奋的人，可惜没有在前清时候的军机处供职，不然，记下的都会是很珍贵的军国大事。徐珂自己写作又一个说法：“君（夏剑丞）不尝云，清人少笔记乎？仆欲一学此耻耳。”见他一天到晚忙于纂述，曾是爱国女校教师、给蔡元培作过大媒、用笔记录过梁漱溟东西文化访谈的夫人何墨君，还有小妾李希都埋冤说：“难道真的真的是写不到死，不罢休吗？”孜孜矻矻，日夕握笔，是徐珂写作的真实形象。 待客 宋朝的陈郁在他的《藏一话腴》里说到姜夔的时候，留下了这样的名言：“白石道人姜尧章，气貌若不胜衣，而笔力足以扛百斛之鼎。家无立锥，而一饭未尝无食客。图书翰墨之藏，汗牛充栋。”徐珂曾经引用其中的“家无立锥，而一饭未尝无食客”来述说自己的家庭。徐珂的父祖两代都有好客家风，徐珂更是这样，一饭未尝无客，做了徐家座上的人，多为一时名流俊彦，可举者有张元济、蔡元培、康有为、胡适、梁启超、况周颐、潘仕成、王晋卿、王辑塘、冒鹤亭等人。徐珂是杭州人，清末的杭州风俗，是客人到了，即便是吃饭的时候，家里也不留人，徐家的家风刚好与此相反。他为人非常风趣，喜填词，与宁乡程子大等互相唱和，作品时见于当时的《小说月报》。徐珂待人接物，和蔼可亲，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任职、主持《东方杂志》杂纂部时，对同事相当关心，每年春节照例在自己家中备办“春酒”，邀请本部同人欢聚，同仁们说“这是别的部从来没有过的”。 著作 《清稗类钞》是他留给后人的一部前人笔记集。“全书48册。分时令、地理、外交、风俗、工艺、文学等92类，约一万三千五百余条。录自数百种清人笔记，并参考报章记载而成。范围广泛，检查便利，但选录颇为芜杂。”（参见《辞海》）80年代，此书还重印过，可见还有众多读者。另编有《清朝野史大观》《天苏阁丛刊》《康居笔记汇函》等掌故笔记著作 编辑本段一、复旦大学教授——徐珂 徐珂法学（社会学）硕士。现任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社会学系教授。 个人简历 1990年进入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学习，并获得 社会学硕士 2001年 获1999-2001年复旦大学优秀教育工作者荣誉称号 2001年 获复旦大学优秀青年教师荣誉称号 2001年 “西方社会思想史”课堂教学创新设计与实践（课程），获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上海市教学成果奖一等奖（均为第三获奖人） 2002年 研究报告《社会稳定指标体系研究》，获上海市第六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2000-2001）内部探讨优秀成果奖（第三获奖人） 2003年 复旦大学“世纪之星”教学成果突出奖 2006年 上海市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优秀指导老师 2007年 复旦大学教学突出贡献奖 研究方向 城市社会学 社会学理论与方法 科学社会学 代表成果 “政治文明发展与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上海政治文明发展战略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 “党在社会自组织领域的行动空间”，《党建研究内部文稿(2000~2004)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4年 《农村社会学》（副主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社，2004年 “上海市民对世博会的态度和社会参与”，社会，2004年第1期 “上海市民的社会生活状况评价调查报告”，社会，2004年第3期 “业主民主自治：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领域”，《建言》第11期，上海市政协办公厅编，2003年12月22日 “社区参与与社区发展理论”，社区研究通讯，2003年 《社会学概论》（副主编），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 《生活家园与社会共同体》（合著），上海大学出版社，2003年 《乡镇设区的当代变迁》（合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 “走向社区治理”（合作），《城市管理与市民素质——2002年上海社会发展蓝皮书》，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 “浦东新区居民的现代性研究”，社会发展通讯，2001年第3期 “探寻第三域的主导力量”（合作），江苏社会科学，2001年第1期 “上海市青年人才素质研究报告”，《世纪之交的上海青年》，学林出版社，2000年 “上海市蓝领青年的生存与发展”，《世纪之交的上海青年》，学林出版社，2000年 “居委会能成为社区居民自治组织吗”，社会，1997年第3期 “可利用资源的满足——浦东新区居民对生活质量评价的研究”，《96浦东新区社会发展报告》，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 “费孝通社区研究思想和方法的基本形成”，社会学，1996年第1期 “洋泾文明创建与党建研究”（2006－2007），浦东新区组织部和洋泾街道党工委委托，课题负责人 “统一战线应对民间组织发展的战略与策略研究”（2006），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统战基础理论上海研究基地委托，课题负责人 “社区和谐指标体系研究”（2005－2006），上海市政治文明办公室委托，课题组副组长 “长寿街道社区文化发展研究”（2006），长寿街道办事处委托，课题组负责人 “杨浦区五角场街道社区建设与社会发展研究”（2005－2010），五角场街道党工委委托，课题组副组长 “上海市女性就业调查研究”（2004），上海市妇联委托，课题组副组长 “自治、民主和党的领导力：以业主委员会为研究对象”（2003－2004），上海市党建研究会和上海政党研究中心委托，课题负责人 “业主民主自治体制研究”（2003），市统战部和农工民主党上海市委委托，课题负责人 “世博会与上海社会发展”（2003），上海市社联委托，课题负责人 “民间组织的党组织管理体制研究”（2002-2003），上海市党建研究会和上海政党研究中心委托，课题负责人 “社区快乐指标研究”（2002－2003），康健街道党工委委托，课题负责人 “上海市社会稳定指标体系研究”（2001），上海市委办公厅委托，课题主要参与人
黄远生（1885－1915）原名黄为基，字远庸，笔名远生，江西九江人。民国初年著名记者。 这个人的死是一个谜。他的生，则是一段被湮没的传奇。 他20岁进京赶考，在清王朝最后一次会试中高中进士。他不按朝廷惯例接受官职，却赴日留学，后来投身报界。他在美国旧金山被暗杀，枪手却一直不知是反动的袁世凯所派，还是革命的国民党人。 历史的记叙往往忽略他末代进士的身份，而凸显出一位开山记者———“中国第一个真正现代意义上的记者”、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专职记者，因为此前的中国报人多为政论家，自他始方以新闻采访和写作著名于世，其“远生通讯”被视为民初中国新闻界的一大招牌。 他年少风光，时人赞为“同是记者最翩翩，脱手新闻万口传”，更誉之为“报界之奇才”。他宣称，新闻“第一义在大胆，第二义在诚实不欺”。又强调，记者当具备“脑筋能想”、“腿脚能奔走”、“耳能听”、“手能写”的“四能”功夫。 后人总结新闻史，“我国报纸之有通讯，实以黄远生为始”，确定是他开创了通讯这种新闻文体。“通讯”一词，此前已见于报刊，但仅指由外埠邮寄传来的新闻，称为“某地通讯”，以区别于电讯。 黄远生在自己开始新文体尝试的开场白中敬告读者：“吾此后所谓新闻者，不必尽为朝章国故也。市井琐屑，街谈巷议，皆一一作新闻观，此在日报中实为创格。” 这样一种新闻观的冲击力是不言而喻的。民国初年，承袭邸报传统、惯登“宫门抄”一类刻板文字的报纸和杂志仍占据主流。偏偏是进士出身的黄远生，第一个站出来革新，把原先的官样文章变成通俗易懂、为人所喜见的纯粹的新闻文体。 一时间，这种白描式刻画、极具现场感的文字，广受读者追捧。在黄远生三四年短暂的记者生涯中，他以通讯文体，对同期几乎所有民众瞩目的重大问题都进行了报道，重要人物涉及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章太炎、蔡元培、袁世凯、黎元洪、唐绍仪、段祺瑞等，重要事件如宋教仁被刺、袁世凯就任大总统、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唐绍仪被迫下野等。黄远生有一名文，题为《外交部的厨子》，从一个匪夷所思的角度切入当时中国社会之生态。此厨子在前清“声势浩大，家产宏富，乃至能力回西太后之意，与中外赫赫之李鸿章对抗”；民国成立，仍盘踞外交部，利用“官长之爱财物未必不同”的心理，优游于官场；及至被开除，“犹可辇致巨金之外国银行，遨游青岛天津上海之间也”。 黄远生的研究者张光芒认为，新闻并非他全部的历史贡献之所在。“从更深层的价值与更为深远的意义来说，他又是作为一位新文化先驱者的形象而存在的。” 张光芒在周恩来1918年的日记中曾见到这样的记载：“……晚间观黄远生遗稿”，“我昨天从任白涛那里取来黄远生从前的通信看了一遍，觉得他所说的元、二年的光景，于我的将来政治生涯有很大关系。” 黄远生死后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其影响所及仍然遍布整个思想文化领域。仅就当时思想界影响最大的《新青年》及《新潮》而言，提到他名字或涉及他言论的文章不下30篇。甚至有人言，《新青年》所提出的文学革命、思想革命正是黄远生的未竟事业。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把黄远生推为新文学发“先声”的人物。此种评价为后来的新文学史家所认同，所撰无不视他为先驱人物，甚至连周扬在延安鲁艺的讲义也没有例外。正如张光芒所说：“可见，新文学史上本已有黄远生的大名。” 然而这个名字后来被抹去了。“黄远生为什么在新文学史上突然消失？”张光芒对此唏嘘不已。 网上有人讲过一个故事：在书摊看见一本梁启超题名的书，题的是“黄远庸遗作”，想来梁任公为其题字，作者当非等闲之辈，但却从没听说过。一问价，五元，在书摊上是高价，犹豫再三，终于没买。没过多久，得知黄远庸是民初大记者，当日的风云人物。于是赶紧再到书摊寻觅此书，已不知去向，“只有空留余恨到天明了”。 1915年12月27日，避匿于美国的著名记者黄远生被革命党人以袁党人罪名枪杀于住宅内。1885年1月15日生于“文彩秀发”的书香门第之家（一说生于1883年）。21岁时中光绪甲辰进士，成为清末最后一批进士中最年轻的一位。但他无意仕进，以新进士之资格赴日本留学，1909年毕业于日本中央大学法科。回国后先在清政府邮传部任职，辛亥革命后脱离官场，从业新闻，成为蜚成于世的著名新闻记者和政论家，是中国第一个以新闻采访和写作著名于世的人，时人誉之为“报界之奇才”。黄远生先后任《申报》、《时报》、《东方日报》、《少年中国》、《庸言》、《东方杂志》、《论衡》、《国民公报》等报刊特派记者、主编和撰述。所写《官迷论》、《三日观天记》、《外交部之厨子》、《北京之新年》等通讯，对民国初年政局的黑暗和新官僚们的丑态，作了忠实的记录和辛辣的嘲讽。袁世凯筹备称帝期间，聘他担任御用报纸《亚细亚日报》上海版总撰述,坚辞不就,并在上海各报刊登《黄远生反对帝制并辞去袁系报纸聘约启事》以示决绝。1915年冬赴美访问。同年12月25日晚，在旧金山被中华革命党美洲总支部负责人林森指派刘北海枪杀。 黄远生以“能想”、“能奔走”、“能听”、“能写”的“四能”记者自勉，文字流利、畅达、幽默，深受读者欢迎。是中国历史上第1个有影响的新闻通讯记者。所写新闻作品辑为《远生遗著》4卷,以新闻通讯为主,兼收政论、译文等,于1919年出版，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部报刊通讯集。 陈独秀等一辈人受黄远生思想的影响集结起来，组成“新青年”团体，并在《新青年》及《新潮》上广为宣传，单是提到他的名字或涉及他的言论的文章就不下三十篇。胡适在《五十年来之文学》一书中把黄远生推为新文学“先声”的人物。 黄远生的文化活动只有辛亥革命前后短短的几年时间，正是中国文化觉醒前最黑暗的时刻。这时比其长一代的维新派知识分子几乎都将目光转向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从上个世纪末活跃在时代潮头的思想先驱变为“不进则退”的文化守成主义者；而“五四”一代彻底反传统的文化激进主义者在此时大都尚处于困惑、迷茫、探索或沉寂之中，既未找到中国文化觉醒的突破口，也还未形成新文化运动的庞大阵势。旧的已去未去，新的将生未生，黄远生在这古与今、旧与新、中与西转折的焦点时刻，以其奔放的激情与深沉的忧患意识填补了时代的一个空白。其贡献首先表现在首倡现代意义上的文艺启蒙运动。在《忏悔录》一文中他指出，“今日无论何等方面，自以改革为第一要义”，要改革国家，则必须改造社会，而欲改造社会，最终必须“改造个人”。
朱大可 （1957~），著名文化学者、批评家和随笔作家。生于上海，祖籍福建武平（客家）。1983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博士。现为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教授。 朱大可崛起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是前卫文化的重要代言人，目前主要从事中国文化研究与批评，在中国文化界享有盛名，被认为是中国最优秀的批评家之一。因其前卫的思想、对社会弊端的激烈批评、独特的话语方式，以及守望文化现状的理性和深刻，对当代文化研究领域产生广泛影响。2006年9月号的《凤凰生活》杂志，推出“影响世界未来50华人榜”，“中国文化守望者”朱大可入选，与李敖、余秋雨、王小慧、程抱一等人一起，成为“思想的力量”的代表。 [编辑本段]著作 朱大可代表性著作包括：《燃烧的迷津》、《聒噪的时代》、《话语的闪电》、《守望者的文化月历》、《21世纪中国文化地图》（大型文化年鉴，已出中文版六卷，日文版四卷）、《流氓的盛宴——当代中国的流氓叙事》、《记忆的红皮书》等。 [编辑本段]主要经历 1983年7月，朱大可从华东师大毕业，被分配至上海财经大学汉语教研室工作，讲授“大学语文”课程。由于与所学专业和研究领域不符，加上失去了大学时代的人文环境，他的心境转向压抑，“失去了方向，心灰意懒，无所事事。”此间，除了一篇《电影系统论》，他几乎中止了所有的写作，蛰伏了近两年之久。 转机出现在两年后。1985年，朱大可受邀参加在厦大举办的全国文艺批评新方法研讨会，“这改变了我的未来。”这次盛会几乎云集了中国当时最优秀和最走红的人才。而朱大可则是“无名鼠辈”。回去后不久，他的第一篇诗歌评论《焦灼的一代和城市梦》问世，并于1986年发表在著名的前卫杂志《当代文艺思潮》上。 “这篇文章完全背离了批评的一般准则，很幼稚，但有杀气，充满奇思怪想，与其说是在阐释他人作品，不如说是在自我卖弄。”对于这篇当年引起文学界普遍关注的文章，朱大可自己并不以为然。 1986年，他发表《谢晋电影模式的缺陷》，该文发表后，在海内外引起轩然大波。当时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钟惦斐撰文指出：“朱大可的文章很有闪光处，除了作为理论的概括和勇气，更重要的是他把电影作为文化现象，表现了对整个社会和文艺的责任感。” 之后，凭借一系列文学研究和批评文章，朱大可在中国文坛声名鹊起，并且奠定了自己的先锋批评家地位。“那时候我年轻气盛啊，狂得要死。”他说，在很高规格的学术会上，也可以藐视与会者，自己随性说一通，然后当场退会，“得罪了很多人，因为根本不顾别人的感受。” “这和我的成长环境有关。我是独生子，精神上极度渴望自由和独立，打小就自己跟自己玩，孤独惯了。”从小学到中学，他的成绩单上，评语里总有“骄傲自满”这几个字，“老师总希望我‘戒骄戒躁’。”如今，朱大可很少与人争论，他觉得“那个没意义，浪费时间而已。”他说这个的时候，还是露出了被小心藏起来的傲气。 朱大可今年50岁。“其实我40岁就知天命了。”他端起茶，嘬一口。“我是很有争议的人，有人喜欢，有人讨厌”。他低头又抬头，“其实，争议是最好的状态。没有争议才是不正常的。我为下个世纪写作，因为历史是最好的评判者。” [编辑本段]人物二：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已故） 朱大可(1898—1978)，名奇，别署莲垞。祖籍南京，因祖父曾为秀水(今嘉兴)巡检，遂寄籍嘉兴。父朱丙一，清末任宣平县知县。大可少时负笈南京农学堂，毕业后一度曾任上海《新申报》主编，并先后在上海务本女中、爱群女中、正风文学院、正始中学、大经中学、比乐中学及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南通学院等院校任教师、教授。1949年后，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1958年退休。 朱大可毕生勤于治学，博览群书，而不囿于旧说。对国学的研究，融经学、小学、训诂、辞章于一体。对古文字的源流辨识，尤多迈越前人的独到见解。早年著作散见《东方杂志》等刊物。三四十年代，国家多难，上海的社会情况更是诡谲复杂。大可身处此时此境，淡泊明志，从不攀比牵附，俯仰于人。抗日战争初期曾多次拒绝日伪的种种压力和诱惑，坚贞自守，不惜失业家居，后来又坚决拒绝伪中央大学文学院教授之聘。这一时期，不再发表诗文，而闭门钻研国学，益臻宏博。建国后，更是专心治学。 朱大可兼擅书法，曾学曾熙(农髯)、李瑞清(梅庵)，所作行楷，摈碑体的矫揉，脱帖书的软熟。晚年专作古籀，兼谨严秀拔之长，为人所重。以诗鸣世。名诗人陈衍在20年代末曾选清末民初旧体诗佳作，辑为《近代诗钞》，入选的诗人中朱大可最年轻。他的好些名篇佳句，为人所传诵。陈鹤柴在《静照轩诗话》中赞誉：“朱十以后，复见此才”(朱十即朱彝尊)；名词人朱祖谋更赠以“莲垞”之号，以莲垞与竹垞(朱彝尊号)相比拟。妻孙慕征学蚕桑专业，能诗，人评为“饶有唐音”。 朱大可著作已出版有《古籀蒙求》等。遗稿有《周易复古篇》、《石鼓文集释》、《耽寂宦自选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