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知识》创刊号1949年9月以《地理知识》为名在南京创刊， 1950年1月正式发行，1961－1966年一度改名《地理》。发行量曾高达400，000册1949年4月，南京解放。为了适应时代转变的需要在南京的中国地理研究所的科研人员和南京大学地理系教师，在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南京分会的领导下，经与中学地理教师多次座谈，一致认为需要一份知识性和自我教育的学习刊物。这个刊物首先要刊载一定水平的地理教材，以弥补当时缺乏完善地理教科书的不足；其次为各级干部和大中学生、广大群众提供必需的地理新闻和必须具备的地理知识；第三，作为广大地理工作者共同学习的园地。 但在当时，百业待兴。要创办一个刊物是十分不容易的。几位热心的地理工作者，如周立三、吴传钧、高泳源、施雅风、李旭旦、胡豁成、杨纫章、王熙柽等，经过多次热烈的商讨，决定编辑出版定名为《地理知识》的普及刊物。推选南京大学地理系主任李旭旦教授任主编。在出版过程中，首先面临的是出版印刷费没有着落。在当时工资很低的情况下，大家自愿捐款，并物色价格低廉的小印刷厂印刷，同时以科协地理组的名义向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申请了登记证。经过紧张的筹备，大家期盼的地理界最早的科普刊物《地理知识》创刊号终于在1950年1月问世了。这份“创刊号”只有薄薄的8面，共刊出6篇短文和若干讯息，封面上刊登了由施雅风写的发刊词。创刊号仅印刷了600册，形式简陋，但出版后，立即受到地理学界和中学地理教师的欢迎和好评。随着刊物影响的不断扩大，文章质量和编辑水平的不断提高，得到上海亚光舆地学社社长金擎宇的青睐，主动表示愿意出资承印。于是从1950年第8期起改由亚光舆地学社出版销售，印数扩至2000份以上。 郭沫若院长为《地理知识》题写刊名，后改名为《地理》，1966年又恢复原刊名 亚光舆地学社接印不久，由于印刷质量得到提高，备受读者欢迎，也受到中央的重视。1951年初编辑部突然接到中共中央办公厅的来函，盛赞这个刊物办得好，并索要已经出版的各期。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徐特立同志还约见施雅风面谈，对《地理知识》给予极大的鼓励和鞭策。编辑部每月召开1-2次编委会，商量组稿、审稿事宜。参与办刊的几位积极分子，积极写稿，充实稿源，以保证稿件的质量，外来投稿数量也日益增加。1951年7月改由北京开明书店及其后改名的青年出版社出版。1953年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成立，《地理知识》编辑部挂靠在地理研究所内。郭沫若院长亲自为《地理知识》题写了刊名。从1954年第1期起正式启用郭老题的刊名。同年10月改由科学出版社出版。50年代，《地理知识》主要介绍祖国的大好河山和国民经济建设。在向苏联学习的口号下，大量刊载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成就、五年计划的实施情况以及介绍东欧新成立的社会主义国家。作者队伍不断扩大。 在全党全民大办农业，大办粮食，以农业为基础，为农业服务的号召下，《地理知识》的编辑方针已跟不上形势的需要，于1960年8—12月停刊整顿。1961年1月，《地理知识》以新的面貌出现，并改名为《地理》。整顿后的《地理》成为一份中级刊物。经过5年的实践，认为未能认真贯彻以普及为主、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的编辑方针，而且刊登的稿件偏深偏专，既不像中级水平的刊物，又不像科普读物。有一段时期，还采取由各地理机构轮编的形式，各机构之间又缺乏紧密的沟通，致使刊物质量下降，读者为此提出很多意见和建议。他们需要一份打破“老框框”、“洋框框”的普及性刊物，反对冗长繁琐的文章，要求短小精悍、生动活泼、图文并茂。为此经有关部门批准，于1966年第2期起又恢复《地理知识》的刊名。1966年5月起，全国爆发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地理知识》和其他刊物一样，遭到停刊的厄运。 文革中最早复刊的刊物之一，发行量曾高达40万 1972年10月，停刊了6年的《地理知识》，顶着“文化大革命”后期的风浪，率先复刊了。在地理研究所和中国地理学会的领导支持下，由高泳源、李汝燊、朱德祥、张庆祥、郑平、李志华组成编辑部，高泳源任主任负责进行筹备，首先兵分两路，到京广、京沪沿线各省、市委宣传部、各大专院校地理系和地理研究所，介绍复刊的意义和宗旨，征求意见，组织稿件。在当时人们渴求知识、渴望学习的情况下，《地理知识》的复刊，得到了地理工作者、地理老师和有关部门的热情支持。特别是竺可桢副院长获悉《地理知识》复刊的消息，十分欣慰，即函告华南师范学院地理系曾昭璇教授，嘱告支持“地理教育”的栏目。 《地理知识》的复刊，是紧密结合了当时的形势，正如复刊号上编者话所阐明的：本刊是一地理科学普及刊物，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向广大工农兵群众、知识青年和革命干部普及地理知识，宣传辩证唯物主义，进行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是本刊的根本任务。并规定刊物的内容为：介绍伟大祖国的锦绣河山和日新月异的地理面貌；介绍我国劳动人民改造自然的丰富经验；介绍世界各国的地理情况，帮助人们对国际事物的了解和关心；介绍大自然发生的各种地理现象和一般规律；交流地理教学的经验和体会等，同时还把批判地理学领域的各种资产阶级思想列为内容之一。 复刊后的《地理知识》，分三大栏目运作：国内地理、外国地理和基础知识。每期32页，为月刊，订价13元，1972年10—12月共出了三期。但当时由于工厂停产学校停课，地理工作者也停止了研究工作，致使纸张短缺，稿源不足，在复刊的第二年即改为双月刊，一直到1975年的上半年。1975年7月后又恢复为月刊，订价为15元，这一订价一直稳定了6年。广大读者认为《地理知识》是一本物美价廉的刊物。当时发行的刊物较少，《地理知识》在被列为限制发行刊物的情况下（由于经济方面的原因邮局列为限制发行），发行量还迅速增加到近40万册，被称为一花独秀。是为《地理知识》的火红年代。期刊如林，竞争激烈；《地理知识》艰难开拓 进入80年代，随着各种老刊物的复刊和新刊物的大量涌现，装帧简单、坚守老传统的《地理知识》逐渐被淹没在如林的期刊中。1982年发行量下降到20多万份，到1988年时仅剩下10几万份了。 为了走出困境，编辑部全体同仁努力开拓思路，寻求改革，1989年实现了四封彩色印刷。为了摆脱旧的体制，在主办单位未给任何经济支持下，于1993年第一个从科学出版社脱离出来，成立了《地理知识》杂志社，开始自己设计，自己排版，自己联系印刷厂。1995年在彩色封面的基础上又增加4个彩色插页，页面由32页增加到48页。然而，刊物质量虽然有了进一步的提高，但仍没跳出传统的老框框，加上新潮杂志的不断涌现，本刊发行量继续下降。 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使大家开拓了眼界，《地理知识》的编辑们并没有被发行不景气吓住，相反，更促使大家把眼光瞄准了美国的《国家地理》杂志，在编辑会上，不时谈论起美国《国家地理》的编辑风格和内容，探讨如何能将《地理知识》办成一本高水平的杂志。此时一些读者也通过电话、信件传达了这样一种希望：中国能有一本美国《国家地理》那样的杂志就好了！ 编辑的愿望、读者的希望凝聚成了一个目标：要办一本与国际接轨的中国国家地理。为了实现这一目标，1997年5月地理所调曾到南极、北极进行科考研究，登过珠峰的李栓科研究员来杂志社任社长，开始了《地理知识》的全面改版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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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稿应具有科学性、新颖性和逻辑性，有理论性和指导实践意义。文稿要求论点鲜明、数据可靠、资料翔实、分析方法正确，语言精练、书写工整。研究类文稿和综述、讲座稿件全文在5000字左右，临床经验交流稿件全文在3000字左右。文章格式请按照科技论文的写作要求（分前言、对象与方法、结果、讨论），研究类文稿应另附150～200字中、英文摘要，3～5个关键词。英文摘要还应包括文题、作者单位、作者姓名、邮政编码。中、英文摘要应采用结构式著录：含目的（Objective ）、方法（Methods）、结果（Results）和结论（Conclusion）。文稿（可用复印件）要求打印在16开白纸上，字迹清楚，简化字以国务院1986年10月重新公布的《简化字总表》为准。数字请按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七个单位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书写。计量单位请用国际标准计量单位，外文需打字或用印刷体书写，并注明文种、大小写和正斜体。图请用白纸单面墨绘，尺寸应较计划刊出者大一倍。照片请用光面纸印出，要求清晰、层次分明。图和照片不得折叠和出现划痕，背面请注明图号、作者、文题和上下向。文稿中摘编或引用他人作品，请按《著作权法》有关规定指明原作者姓名、作品名称及其来源，在参考文献表中列出。未公开发表的资料请勿列入参考文献，必要时可在文中加注，说明作者、文题和来源。参考文献的著录格式，本刊采用顺序编码制，引用处依出现的先后以阿拉伯数字排序，并用方括号标注。来稿请自留底稿，无论刊登与否恕不退稿。收到本刊收稿回执后3个月后未接到本刊采用通知时，作者可自行处理。依照《著作权法》有关规定，本刊可以对来稿作文字修改、删节。对内容的修改，应征得作者许可。如作者不允许对内容修改，务请在来稿中注明。来稿请第一作者所在单位领导审核并附单位介绍信。来稿请勿一稿两投或多投，如该稿曾在学术会议上宣读或在内部刊物上刊出，或用其他文种发表过，请在投稿时加以说明。来稿首页作者单位后请注明单位所在城市名称及邮编。此三项请列于首页正文下方，并用横线隔开。项目资助课题请注明资助单位及编号。为方便联系，请留电话号码或E-mail地址。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实际上所关注的理论范围相较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其它四个二级学科更为广泛，或者说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相对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作为一个独立的二级学科如果没有自己的基础理论，没有自己相应的基础理论研究，它作为独立学科就立不住。”[1]这就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研究应注重拓展广度和深度，不断反思，适时调整研究取向。 二是从学科理论的形成上看，众所周知，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是一个综合性的学科，它不仅要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为学科的理论基础，还要借鉴吸收教育学、政治学、伦理学、心理学、社会学、管理学等多学科的理论知识。借鉴、包容和整合后形成的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客观上要求学科自身仍需要进一步提炼、融合，而这一过程无疑需要在学科基础理论研究上深下功夫。这不是通过提出一些新范畴就能够实现的，也绝非创造一些原则、设计种种方法所能够达到的。 三是从学科的性质来看，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本身不是自我封闭的学科，而是一个开放的学科。其一，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应用性要求学科研究具有综合性、广泛性和社会性的特点，也由此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研究不应仅仅停留在学科理论体系的建构与完备上，而且应当在解决现实问题、推进学科运用性发展上展示其特有功能，彰显学科优势。其二，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是政治教育，而政治教育所不同于一般的学校道德教育、心理教育的特点就是具有实践上的社会性和广泛性。思想政治教育不仅仅只在学校这一特定的场域中实施，而且要面向大众，针对各类人群、不同社会领域。这就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研究要广泛关注社会现实，研究各类对象，把握动态，扩大学科视野。 四是从学科功能的外显状况上看，学科的现实境遇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研究应追求广度和深度。当前，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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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对西方国家治理理论进行了系统梳理。首先分析了治理的源起和内涵，指出治理是一个内容丰富、包容性很强的概念，是人类社会应对全球化背景下日益复杂的发展问题的必然产物，是人类政治文明进步的集中体现，标志着人类对社会发展规律有了新的和更深刻的认识。如果说治理具有更多的工具理性色彩，那么善治的提出，则赋予了治理更多的价值色彩，因而治理理论具有工具性与价值性相统一的特点。最后本文对治理理论作出简要评析，指出作为一种工具理性，治理代表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方向，是世界各国通向现代化之路的普遍追求和必然选择；作为一种价值理性，治理需要与各国国情相适应，其实现形式必然具有多样化。 ［关键词］国家治理 治理理论 统治 善治 十八届三中全会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与“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列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不仅首次提出“国家治理”概念，而且在《决定》共24次提到“治理”一词并且进行多种表述，如国家治理、政府治理、社会治理、社区治理、治理体系、治理能力、治理体制、治理结构、治理方式、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等等。这表明作为学术概念讨论已久的治理理论正式进入国家的战略、方针、政策领域。 治理作为政策语言甫一提出，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反响。把治理这一超越意识形态和基本政治制度，更具开放性、包容性和全球化，更加能够决定各国在相互竞争、文明成长当中对人类社会的推动作用和人类社会发展的深层次东西的全新理念，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和“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方略，打破了以往对改革板块式的认识，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大创新和党的治国方略的重大转型，而且是中国共产党执政成熟的重要标志和长期执政的必然选择，从某种意义上说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迈入国家治理新时代。 国家治理作为人类政治社会的普遍现象，具有因应于历史情境的结构性维度和特点，不同时期的治理有着不同的内涵，同一时期不同国家对于治理的价值判断、制度设计等也不尽相同，特别是在不同国家的运用还需要一个本土化的过程。因此，要科学把握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治理的内涵，首先需要对西方国家治理理论进行历史地、全面地和客观地理解。基于这一认识，本文力图对产生于西方国家的治理理论提供一个清晰的发展脉络和概念图景并对其进行简要评析，从而为准确和完整地理解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涵提供必要的知识基础。 一、治理理论的源起 英文中的“治理”(Governance)概念源于古典拉丁文和古希腊语，原意是控制、引导和操纵之意。长期以来，它与统治（government）一词交叉使用，并且专用于与“国家公务”相关的宪法或法律的执行问题，或指管理利害关系不同的多种特定机构或行业。[1]治理这个词从13世纪起就在法国阶段性的流行过。该词曾是表达政府开明与尊重市民社会结合的一个要素。在17世纪和18世纪，治理是关于王权和议会权力平衡的讨论所涉及的重要内容之一，而在那个时代，王权在实现过程中开始依靠一些新的原则，而从这些新原则中，诞生了民众权利和市民社会理念。[2] 1989年世界银行在概括当时非洲的情形时，首次使用了“治理危机”（crisis in governance）一词。自此以后，国际多边与双边机构、学术团体及民间志愿组织等都把治理作为惯用的词汇，治理理念遂被广泛地运用到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等各个领域。“治理并非是由某一个人提出的理念，也不是某个专门学科的理念，而是一种集体产物，或多或少带有协商和混杂的特征……治理成了集体‘时尚’的一部分”。[3] 通过在治理前加上修饰限定性词语而摇身一变的新术语亦应运而生，如“好的治理”、“全球治理”、“社会治理”、“地方治理”、“社区治理”、“多层次治理”、“多中心治理”，乃至新兴的“网络治理”等。治理的理论和实践已波及社会和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且伴随着诸多与治理关联词汇的诞生，治理一词不仅其涵盖的范围远远超出了传统的意义，而且其含义也逐渐与其本意相差甚远，成为一种被赋予现代化色彩的词汇。 虽然治理最初是出于国际组织改善受援国或投资国社会政治环境的努力，援助机构依靠治理指标去甄别和奖励那些治理质量得到改善的发展中国家，但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治理的重视更深刻的原因在于政府体制和市场体制的局限性和在若干领域中的失效。政治学家和管理学家之所以提出治理概念，主张用治理替代统治，是他们在社会资源配置中既看到了市场的失效，又看到了国家的失败。单纯的市场手段不可能实现社会资源的最佳配置。同样，仅仅依靠国家的计划和命令等手段，也无法达到资源配置的最优化。因此，愈来愈多的人热衷于以治理机制对付市场和（或）国家协调的失败。国家－市场－社会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长期变化。“出现了重要的经济及社会新情况和与之相伴随的问题，这些问题再也不能简单的借助自上而下的国家计划或凭藉市场中介的无为而治方式寻求解决了。这种长期性变化反映了社会复杂性的极度加剧，而社会复杂性又来自一个日益全球化的社会里种种机构序列功能的不断分化－－这又反过来导致不同系统跨越社会、空间和时间的距离而更加相互依存。”[4]“新公共治理理论”的产生正是对传统治理机制反思的产物。该理论以英国为代表的“第三条道路”的崛起为标志，改革的焦点是关注民间自治与公共参与的力量，超越意识形态的对立，建立政府与市场及公民社会的信任与合作。其关注的焦点是，根据公共事务的复杂性、多样性、动态性，建立一个市场自组织、社会自治理、分层级的政府治理以及它们之间彼此有效合作所形成的复杂性、动态性、多样性的公共事务治理体系。 “这一词语的应用范围很广，它涉及政治秩序（包括效率和合法性）的基本问题，同时又与国家之间没有必要的联系”。“许多人虽然对减少政府的活动范围兴趣不大，却发现，在政府或国家不能发挥主导作用而需要联合行动的领域处理问题时，治理这一概念十分有用。在社会的的各个层次，从最基层到跨国范围都可以发现这类领域。对于强化市民文化，促进志愿行动，改善社会的民主基础等，对治理问题的讨论都具有切实的意义。在考虑国际社会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如何才能建立必要的制度以推进秩序和公正方面，它越来越具有重要意义。”[5]治理在发展理论和发展实践中发挥中心作用的领域包括：“从唯经济思维的死胡同撤退的尝试；将权力从公共部门转移到私营部门，减少国家的作用，增加市民社会的尝试；满足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公共领域进行行政和制度改革的条件而又不致使人认为过分干涉他们的内部事务的必要性；对民主化和人权的新的不懈追求；冲突之后的重建这样的严峻挑战。”同时，由于治理在指称“一个社会被管理的含义”时以一种“无政治含义的”（apolitical）概念出现而容易被人接受。[6] 在以上多种因素的影响下，治理理论迅速流行起来。有学者曾较为全面的概括了治理受关注的原因[7]： （1）随着发展中国家成为国际投资者的重要投资地，对于许多直接投资者和组合投资者来说，发展中国家在政策执行可信度上的差别，尤其是治理系统（包括政府治理和公司治理）的质量差异，极大地影响着投资者对政策可信度的预期，因而成为投资者进行投资决策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良好的治理水平成为吸引国际投资的重要因素。 （2）冷战的结束。苏联解体后，一些国际援助机构改变了致力于杜绝意识形态方面的概念在发展中国家蔓延的态度，转而调整投资政策，如世界银行于1996年首次调整了其长期坚持的政策，不再无视借款国恶劣的治理水平和体制，从此，援助机构逐渐采用治理指标去甄别和奖励那些治理质量得到改善的发展中国家。 （3）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发展政策改革的失败。发展政策改革的失败让多边机构和那些市场化体制的忠实拥护者逐渐认识到：健康的市场需要良好的治理，80年代到90年代的改革失败或许正是由于低劣的治理水平而导致的。 （4）对政治在经济发展和政策改革中的重要性有了新的认识。以诺思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有力地证明了国家治理体系有助于推动经济的长期增长、人类福祉的不断提升和社会的持续进步。 总之，治理作为一种新的政治理念，它是人类社会应对全球化背景下日益复杂的发展问题的必然产物，是人类政治文明进步的集中体现。 二、治理理论的含义 虽然治理理论是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以来人类社会的普遍发展趋势，成为多学科共同使用的一个流行词语，但治理理论不仅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相反却存在概念上的模糊性和复杂性。正如有学者指出的，“过去15年来，它在许多语境中大行其道，以至成为一个可以指涉任何事物或毫无意义的时髦词语”[8]。英国学者罗伯特·罗茨曾概括了治理的六种不同用法，即作为最小国家的治理，作为公司治理的治理，作为新公共管理的治理，作为善治的治理，作为社会－控制系统的治理，作为自组织网络的治理。[9]许多研究者和各类国际与地区组织都曾对治理作出过内涵各异的定义。 1992年世界银行对公共部门治理提出了一个较为狭义的概念：治理是对一个国家用于发展的经济和社会资源进行管理过程中的权力实施方式。[10] 欧洲援助（Europe Aid）将治理定义为国家为其公民服务的能力：它指的是一个社会中利益诉求、资源管理以及权力实施所依赖的规则、过程以及行为。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使用的治理概念是：治理包含一个国家被管理和统治方式的所有方面，包括其经济政策和规则框架。 1995年全球治理委员会对治理的定义具有代表性和权威性。在《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研究报告中将治理定义为，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和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或
西方治理理论综述（一） 治理的涵义1、治理的内涵以“governance"(“治理”)为题材的理论著作的涌现，反映着社会科学界对统治以不同方式体现出来的模式感到的兴趣。无论传统用法或辞书上的解释，都以“治理”为“统治”的同义词。但在愈来愈多的讨论治理的著作中，它的用法和内涵都转移了方向，治理意味着“统治的含义有了变化，意味着一种新的统治过程，意味着统治的条件已经不同于前，或是以新的方法来统治社会。”在众多定义中，联合国全球治理委员会的治理定义具有代表性和权威性：“治理是个人和公共或私人机构管理其公共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它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人民和机构同意的或以为符合其利益的各种非正式的制度安排。2、治理的目标简单地说，治理的目标就是实现“善治”。善治涉及到：“一种有效率的公共服务，一种独立的司法体制以及履行合同的法律框架；对公共资金进行负责的管理；一个独立的、代议制的立法机构负责公共审计机关；所有层次的政府都要遵守法律、尊重人权；多元化的制度结构以及出版自由。”（来福特维奇把善治区分为三个组成部分：系统意义的、政治意义的和行政管理意义的。）——这是一个“政治——行政”的治理框架。治理的目标在于追求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其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强调政府和社会对公共事务的共同治理。它不仅关注将市场的激励机制和私人部门的管理手段引入政府公共部门，而且重视公共政策与社会资本的相互连接，强调非市场力量的凝聚(如公民和非营利部门的参与)。可以说，治理在公共管理的语境下，是以企业精神重塑政府，以社会资本的力量来应对政府合法性危机的公私合作的结构和过程，其目标在于提高公共管理的水平及公共服务的质量。——这是一个“社会——政治”的治理框架。在美国，治理主要是通过调整技术层面的权力配置尤其是政府内部的权力配置来提高政府绩效，回应当前治理存在的问题，可以称之为内部解制型治理，而不关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调整。3、治理兴起的主要原因西方福利国家出现管理危机是治理理论兴起的根本原因。治理理论的兴起还与市场和等级制的调节机制发生危机有关。治理理论的兴起还与众多社会组织集团的迅速成长密切相关。——公民社会的成长经济全球化直接推动了公共治理模式的产生。经济全球化使人们的活动跨越了国家疆域的限制，因此也产生了一些国际性的跨国经济、社会组织，直接导致新的管理领域和管理主体的产生。治理理论的产生受惠于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对于管理的影响是革命性的。一方而它使信息的收集、处理和传播更为便利，缩短了政府、组织和公民个人之间的相对距离，密切了管理主体和客体之间的沟通、反馈，从而加强了彼此之间的回应性和依赖性。另一方而，信息技术也增强了公民和社会在信息和知识方而的拥有量，从而削弱了传统政府的优势地位，对于传统垂直型单向度的权力运作方式提出了挑战，公民要求更多地参与管理。4、治理与相关概念的区别（1）“治理”与“统治”（传统公共行政）的区别首先，传统官僚制在理论上先入为主地认为存在一个具有终极权威的权力中心，它通过一种与市场交易特质不同的公共行政体制输送服务，以纠正市场在公共经济中的失灵。其次，传统官僚制在纵向关系上通过等级划分构建集中的命令结构，在横向关系上以“鸽笼式”的部门划分塑造专业化的分工体系，两者相互耦合而出一幅“精密仪器”的图象。再次，传统的官僚制以“非人格化”、“中性”和“缺乏激情”的文官作为公共服务提供的规划者、组织者和承办者，以文官的声音而非使用者的愿望、要求和利益作为反馈的回路。Government refers to the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public Governance is the way government gets its job Traditionally, government itself managed most service Toward the end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however, government relied increasingly on nongovernmental partners to do its work, through processes that relied less on authority for We have advanced theories about government, how it works and how we can make it work Our theory for understan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ment and the nongovernmental partners who plays a critical role in executing government policy, on the other hand, is (Donald F Kettl: The Transformation of Governance: Public Administration For Twenty-First Century A Baltimore and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hpreface xi) （2）“治理”与“新公共管理”的区别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一场声势浩大的政府改革浪潮—“新公共管理"运动在世界范围内展开，成为公共部门改革的主导性范式。但是，着重应用市场方式的“新公共管理”存在忽视社会合意性、民主价值等嫌疑，这使它招致多方面的诘难。关注国家一社会关系调整和市民社会价值的治理理沦的兴起，则为修正公共行政中的管理主义弊端提供了理沦资源和实践途径。Such network management involves negotiation and coordination, and it is therefore very different from the new public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ublic and private sector is businesslike in NMP, and the public sector relies on central administrative NMP upholds and sharpens even further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politics and administration, which characterizes the hierarchic On the contrary, governance in policy networks recognizes that politics take place in networks to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ublic and private is blurred and government is not the single dominant actor that can unilaterally impose its will(: 39) ‘Hierarchical, central top-down steering does not work in networks, which have no top’() The sharp distinction between politics and administration is therefore not upheld in network (Anne Mette Kjær，Governance (Cambridge, Polity Press,2004), p45)（3）“治理”与“新公共服务”的区别也有人认为，治理是对“新公共管理”和“新公共服务”的理论整合。（二）治理的层次1、三层次说治理的建设是建立在转型的三个层次的基础上的：在制度层次上创造中立的国家，在社会层次上创造自由的公共圈或曰民间社会，以及在个人层次上创造自由、‘自我’和‘现代’的行为模式。2、四层次说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各国公民为最大限度地增加共同利益而进行的民主协商和合作，是通过建立具有约束力的国际规制来解决全球性问题以维持正常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地区治理(regional governance)——地区是介于国家与全球社会的中间层次，其组织的建立、规则的创制和秩序的维持都具有不同于国家和全球社会的特点，因此，地区治理就其治理方式、运作机制等既不同于政府治理，也不同于全球治理。——EU国家治理（national governance）——组织治理——在特定的社会组织这一层次上，治理适用于分析和解释企业、公司以及社区内部的组织机构的结构关系、决策与执行的运行方式。——World Bank3、五层次说增加——地方治理（local governance——区域治理和公共事务治理）（三）治理理论的基本观点1、主体多元化——治理指出自政府、但又不限于政府的一套社会公共机构和行为者。例如，在美国政府对“棕色地块”的治理过程中，就有包括联邦政府、州政府、地方政府和社区、非政府组织的全面参与。2、权责模糊化——治理理论明确指出在为社会和经济问题寻求解答的过程中存在的界线和责任方面的模糊之点；六重模糊的边界：（1）政策制定者与政策执行者；（2）公共部门与私营和非营利部门；（3）官僚组织内部不同层级；（4）管理者与工作人员之间的层级；（5）不同部门之间的关系；（6）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关系。边界的模糊化不是一个暂时现象。正如世纪之初，英国、欧洲直到世界其他部分在处理“疯牛病”和“口蹄疫”时所发现的，整个世界从中了解到传统边界已经无法包容这样的问题，每个国家都学会了要通过彼此合作来应对日益复杂的公共事务。3、关系伙伴化——治理理论明确肯定涉及集体行为的各个社会公共机构之间存在着权力依赖；4、结构网络化——治理指行为者网络的自主自治；5、管理系统化——治理理论认定，办好事情的能力并不在于政府的权力，不在于政府下命令或运用其权威。政府可以动用新的工具和技术来控制和指引；而政府的能力和责任均在于此。核心概念——网络、互惠、责任、民主
社会系统论是西方治理研究的主要理论基础。治理研究的社会系统学派关注的是制度、程序和机制。治理理论如复杂丛林，如果说美国偏好理性选择及其衍生的新制度主义，那么基于系统理论的治理研究多集中于欧洲。 交互治理理论 库依曼（Jan Kooiman）1993年主编的《现代治理》（Modern Governance），是治理理论的早期代表。他在该书中用多元性、复杂性、动态性三个系统性特征描述了治理的基本属性。治理的任务可以归结为卢曼（Niklas Luhmann）所谓“所有社会系统的基本问题在于降低复杂性”。 为了进一步解释治理为何具有上述特征，库依曼2003年以相互行动为出发点，在分析归纳治理的元素、模式、阶次和能力的基础上，建造了交互治理的社会政治治理理论大厦。其中包括两个重要方面。一方面，交互作用具有意向性和结构性。意向性表现为图景、工具和行动，有相互参照、相互博弈和相互干涉三种类型。相应地，相互作用具有自我治理、合作治理和科层制治理三种模式，这决定了治理具有多元性、动态性和复杂性。另一方面，具有意向性和结构性的交互作用形成三阶次的社会—政治治理。第一阶为解决问题和创造机会的日常治理活动，第二阶为制度，第三阶是作为整个治理基础的规范和原则的元治理。虽然库依曼的交互治理理论中有许多值得重视的论述，对人们理解治理与管理的区别很有帮助，但依然不够透辟。 功能—结构主义 库依曼的问题只是一个典型代表，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自治与合作的关系问题，这是以社会系统论为理论基础的治理研究的共性问题。相比而言，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的社会系统论被称为结构—功能主义。其所谓功能，指社会系统必须适应比它更高一个层级的系统的需求，即本系统各种行为作用的影响（功能）取决于上一层次。用海因斯的话说，帕森斯的功能是“社会系统，而非其（自身的）社会部分或机构（institutions亦译为制度）”。卢曼将帕森斯的行动理论升华为沟通理论，从而将其结构—功能论倒过来形成功能—结构主义。其意指系统首先是功能自足的，它通过类程序的结构性过程，使自身区分于环境，使系统自成为系统。 卢曼从自我参照、自我复制得出系统分化的结论很有见地。但他对于自我参照、自我生产与系统内稳态的内在关联缺乏认识，被系统内各功能运作的“极端复杂性”所迷惑，在系统稳定性上含糊其辞，不承认系统之间的可通约性和可整合性。卢曼的功能—结构主义强调行为功能及子系统的独立地位，这直接孕育了治理理论的自组织观点，这一逻辑下的社会日益分化、多元化和复杂化。卢曼的世界观是多质的、多中心的、大小不同的系统相互交错构成的乱世，各个分立的系统表面看来是在自律地运行，但这种自组织的游戏必然遭遇风险，高度不确定。 控制机制、类程序和社会机制 帕森斯以具有自主意志的人的行动为出发点，但他反对以纯生物的、生理的“行动条件所产生的、与规范无涉的客观影响作为终极说明原因”。在他看来，行动有机体与由规范、价值观、信仰及其他与行动相联系的观念构成的文化系统相联系。行动是使各种成分向着与规范一致的方向改变的过程，规范在社会行动形成社会秩序中起着主导作用，控制机制尤为重要。在帕森斯看来，规范化固然是形成社会秩序的要素，但并非唯一要素。偏重控制机制必然导致强制型治理，这与20世纪60年代后的西方社会思潮相违背，也与帕森斯本人早期关于人的行动是自主的观念相背离。 卢曼的类程序源于两个行动者相互交错的行动，他们各自在自身系统中建构程序来处理对方的复杂性，通过这种不断地作出选择和程序化的化约区分出自我系统。然后，系统内诸要素适当地调整系统中的顺序和网络结构，选择一种符合该系统各种事件有序化的时间结构，通过这种简化程序对系统的结构作出规定。进而，系统可以达到自律和自我参照，系统内诸因素达成功能同一化，作为整体的系统一体化协同运作。借助于类程序的观念，卢曼从功能本身和原初状态出发，从偶然中建立起必然的、初步稳定的动态结构。但他不认同内稳态，片面强调应然意识在过程中的作用，对类程序的实然属性，即机制性没有深入探究。 曾经在1973年与卢曼合作的梅茨（Rudolf Traub-Merz）是治理调控研究的公认权威，亦对机制研究有兴趣。梅茨分析了对关系相关性解释力不足的原因，论证因果重建和机制研究的必要性，然后指出由于机制术语的定义含混导致对机制的研究在质和量上都呈下滑趋势。梅茨在梳理梯利等人关于机制的本体论、认识论、本质主义解释的基础上，强调作为因果连接的机制首先是“生成机制”。同时，他指出以个人行动及其机制为中心概念的“宏观—微观—宏观模式”，虽然关注到了环境机制、认知机制，但忽略了“关系机制”。最后，梅茨总结道：机制所研究的是连接理论，它是对产生某一结果的重复发生过程及其内在关系的一种因果解释；人们有很多集体行为机制的解释模型，但缺乏对制度和结构性配置起关键作用的生成机制的“系统化论述”。 梅茨基于社会系统论的“行动者—机制—模式”分析框架，对社会机制的分析值得关注。在其行动者的认知机制中既有应然意识，也有实在规律，其生成性、过程性都具有自然属性；其环境机制中固然有文化等外在因素，但也不乏自然机制成分。梅茨所谓机制的重复性，正是互补系统治理所强调的本征机制最重要特性。其关于机制恒常性的论断尤为重要，它是人的自然本征机制与具有随机性的意志分立的关键。由于没有引进系统稳态和功能互补这两个关键概念去分析结果及其与行动的关系，梅茨并没有解释机制为什么具有恒常性，没有区分行动者认知中的主观和客观因素。这也最终导致他未能深入辨析环境机制与行动者认知的关系。 综上所述，要想向机制的“系统化论述”的理想迈进一步，则要通过机制的分析更清晰地洞察治理的本质，还要从卢曼偏重于自我分化的社会系统论中跳出来，以一种新的互补系统治理的视角重新审查从帕森斯到卢曼再到梅茨的机制概念中所隐含的实然与应然关系，建立机制—程序互动的基本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