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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类学术期刊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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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电影》、《看电影》等电影杂志都接收读者的稿件的。

美国梦、乐观主义——美国电影《阿甘正传》反映的思想观念和价值观  【摘 要】电影反映人们的生活,思想观念和价值观。透过电影,观赏者可以了解到不同国家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他们对待生活的态度。美国电影《阿甘正传》中的主人公阿甘一生的传奇经历,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通过这部电影,我们了解到了美国世代传承的思想观念和价值观。本文旨在分析《阿甘正传》这部电影所反映的这些美国思想观念和价值观,包括美国梦和美国人的乐观主义。  【关键词】美国电影 《阿甘正传》 美国梦 乐观主义  20世纪以来的100年,世界传播事业和信息产业飞速发展。科学技术不断进步,将人类带入了信息社会。在信息时代,媒介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报纸、杂志、电视、电影等是较为先进的信息传播活动形态。其中电影也许是最具影响力的传媒。电影就像一个微观世界,表现出不同的社会价值观和思想观念。  在美国电影中,“美国梦”和“乐观主义”是常被涉及的主题。那什么是“美国梦”呢?最具代表的关于“美国梦”的电影就是《阿甘正传》。《阿甘正传》 (1994)是由罗伯特•泽梅基斯导演,汤姆•汉克斯主演的一部“愚人电影”(反智电影)。该电影获得了巨大成功——在1995年的第67届奥斯卡金像奖角逐中,《阿甘正传》一举获得13项提名,包揽最佳影片、最佳男主角、最佳导演、最佳改编剧本、最佳剪辑和最佳视觉效果六项大奖,还夺得了当年全美10大票房影片的首位,并在有史以来最卖座的影片排行榜上名列第四,4年后该片又进入美国史上最伟大的百部电影之列。因此《阿甘正传》可以说是美国电影史上一部愚人电  影的神话。  一、《阿甘正传》简介  福瑞斯特•甘(阿甘)出生在上世纪中叶、美国南部阿拉巴马州的绿茵堡镇,由于父亲早逝,他的母亲独自将他抚养长大。阿甘的智商只有75,但凭借跑步的天赋,他顺利地完成大学学业并参了军,随后开赴越南战场。在军营里,他结识了“捕虾迷”布巴和神经兮兮的丹•泰勒中尉。布巴在越战中丧生,丹中尉失去了双腿,阿甘则因为救人成了战斗英雄。回国后,阿甘为了履行对布巴的承诺,买下了一艘破船开始捕虾。一系列机缘巧合后,他不但化解了丹中尉的怨气,还莫名其妙地累积了大量资产。不过,钱并不是阿甘所看重的东西。阿甘和女孩珍妮青梅竹马,可珍妮有自己的梦想,不愿平淡地度过一生……  二、《阿甘正传》的主题  亲情、友情和爱情一直是人类历史上永恒的话题。围绕着愚人文化这一背景,影片讲述了发生在阿甘身上的亲情、友情和爱情故事。阿甘自幼腿部残疾而且智商低下,小镇上的人都用异样的目光看待阿甘,只有两位女性关心、爱护他:母亲给予了他伟大的母爱,珍妮则以纯真的少女情怀温暖着他的心。在母亲心目中,阿甘不是负担,而是上天对她的馈赠,她倾尽全力抚养阿甘,总有办法找到最通俗易懂的语言让他明白生活中的一些道理人生就如同一盒巧克力,你永远无法知道你会尝到什么样的味道”,“笨有笨的作为(傻人有傻福)”,并且为了能够为他争取于正常儿童同样的生活学习机会,她甚至答应陪校长睡觉。  《阿甘正传》表达了许多不同的主题,其中被导演反复强调的就是对生活永不放弃。这部电影不仅给人以情感上的教育,而且也是一部关于美国 20世纪50年代到1982年的社会史,非常值得一看。阿甘智商虽低,但他心地单纯,信念坚定,做到了很多正常人想不到、做不到的事,在运动、战场、商场都取得了非凡的成就。阿甘的人生历程中穿插着美国战后的一些重大事件,如猫王、披头士乐队、种族问题、越战与反战、水门事件、乒乓外交等等。阿甘的故事象一面多棱镜一样折射出生活的各个方面,引发观众对自己生活的思考。  三、《阿甘正传》反映的美国思想观念和价值观——“美国梦”和“乐观主义”  从《阿甘正传》中我们能够想到人们追逐已久的美国梦以及乐观主义。美国梦是上个世纪的神话,是许多欧洲人为了追寻更好的生活而来到美国的目标。美国地广人稀,到处都充满着爆富的机会。今天,美国梦依然存在,大量亚洲人和拉美人把美国看成是实现梦想的摇篮。那到底什么是美国梦呢?虽然已有些许变化,但却有一个永不变化的主题:或成为富人,或成为体育英雄,或成为著名演员,或有参观白宫和得到美国总统接见的机会 ,或通过勤奋刻苦成为一家跨国公司的董事。怎样来实现这些梦想呢?人们需要做什么呢?人们应该成为世界上跑得最快的人,或者要有最高的智商吗?谁能回答这些问题?看过《阿甘正传》后你就能知道,有这样一个人,他参与了几乎所有的美国大事,他很富有,参观过白宫,还是一个体育英雄。他的生活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告诉人们,在美国任何人都可以成功,即使你的智商极低。他就是阿甘。美国是一个具有“未来取向”的国家,这也决定了美国人的乐观向上、积极进取等价值观。但在60年代,青年一代为了表达对美国社会的种种黑暗和越南战争的不满和反叛,以及对现实和未来的迷惘与困惑选择的是一种逃避现实、追求享乐、否定理性、强调本能的幻灭之路。性的解放、毒品带来的幻游和远离现实社会的流浪和群居生活是他们所选择的生活方式。这也就是影片中珍妮和她的“嬉皮士”同伴的生活方式。但低智商的阿甘与他们完全不同。也许他的智商使他无法了解珍妮和那个时代的青年所做的事情,但他身上一直洋溢着一种美国人所特有的乐观向上、积极进取。  虽然阿甘的智商极低,但另一方面,阿甘又是聪明的。他参观了一所退伍兵专用医院,用他高超的乒乓球技艺来愉悦他们。与此同时,电视里正在报道阿姆斯特朗登上月球的消息。然而没人观看这个人类的世纪创举,他们都被这个低能儿的球技深深吸引。此时科学是乏味的,体育更加伟大。阿甘相信,蠢人才做蠢事,傻人有傻福。这也正是电影导演对阿甘成功生活的诠释。他自己不认为自己是蠢人,他可以做任何他想做的事。这就是在美国成就一番事业,取得成功的砝码。无论你是白人还是黑人,聪明还是愚蠢,你只需做到最好,然后取得成功。阿甘教给人们成功的钥匙就是:你自己去决定你是做聪明人还是傻子吧。  美国人总是思考着未来的目标,他们说:“我们要把人类送到月球上去。”他们做到了。他们的国家在一片狭小的土地上由十三个殖民地建立起来,如今美国却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之一。美国梦是真实的,古巴人来到美国成为棒球明星;每天数以千计的墨西哥人越过边境线寻找工作,寻求更好的生活。只要你做出决定,拥有自己的目标,一切都能实现。  参考文献:  [1]顾宁美国文化与现代化北京:辽海出版社,  [2]张奎武英美概况长春: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3]赵英男英文影视赏析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4]朱永涛英语国家社会与文化入门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5]董力燕,刘铭《阿甘正传》中的成功哲学[J]文教资料,  [6]端木义万美国社会文化透视[J]南京大学出版社,  [7]刘洋寻找迷失的英雄——《阿甘正传》的新英雄观及其文学内涵[J]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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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电影 《看电影》是以学刊转型的杂志的成功代表。其前身是电影理论杂志《电影作品》,原刊物极具艺术性和风格,但是也由于太小众,几年前开始“变脸”,利用封面设计巧妙淡化“作品”二字,凸显“看电影”,内容上迎合、满足DVD碟友的需求,以国外最新的碟片资讯、超级碟虫的影评、鲜艳清晰的海报和剧照,帮助碟友淘碟、读碟、品碟。与广大影迷形成了十分良好的交流。 该杂志经常能采访到电影界重量级的人物和重要的电影事件。 《看电影》为旬刊,全铜版纸彩色印刷,品牌广告连篇累牍,在报摊上畅销,被誉为“中国影迷第一刊”。每月发行的三本刊物中,两本普通版,每月5日和15日发行,8元/本;一本看电影午夜场,每月30日发行,16元/本,集中推出电影的各类专题。 总体来说,《看电影》是份很大众也很出色的电影杂志。PS:普通版主要介绍一些当下热门影片 一些即将上映的大片 还有一些影视资讯 午夜场则着重介绍一些老片 每集都有一些很好的策划-如《法国新浪潮500部电影》 虽然环球影幕也是很受欢迎的杂志 但是我感觉还是看电影的评论写得更好 有深度也有一些新鲜的见解

相对容易发的《电影评介》《电影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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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一类的。从物质载体上来说,电视在家中客厅,卧室甚至厨房中被观看,它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电影,要特意离开家,到电影院中去看,它具有仪式性。以前,在学术界,电影被比作梦,精神分析的研究方法非常流行,电视,被类比为传统中的游吟诗人,讲故事者,家庭中的新壁炉,对观看的研究采用传播学的方法,研究观众反映。但是,随着录像带以来电影家庭观看方式的普及,甚至是今天人们更多地是在家中而非影院看电影,以及电影产业链的巨大变化--对好莱坞来说,利润的主要来源不是影院放映,而是从DVD到商品授权等一系例扩展窗口,电视和电影的这一区别开始模糊。还有,以前电影用胶片,电视用录像带,而今天,电影也很少用胶片,而是数码摄影机拍摄,从物质载体上,和电视剧差别变小,或者说,电影从物质层面上与电视剧差别变小。但是基本的原则仍然在,电影注重事件性,比如大制作,比如所谓艺术电影的探索,以及挑战伦理的题材,而电视剧,则在日常性,因为一家老小要围着看,血腥,色情什么的都不行,但电影尺度就大多了。即使在电影审查尺度比电视严的天朝,也是如此。

我认为你应该避开那些战斗场面,从高出起点,写贫穷给一个国家带来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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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产业特征看韩国电影振兴韩国电影振兴现象产生的社会背景经济领域,韩国接受了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自60年代以后,经济得到了飞速的发展。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金大中政府采取一系列务实性对策,不仅迅速从金融危机的阴影中走出来,经济发展还出现了新的局面。韩国成功地从一个农业国进入现代化国家,创造了所谓“汉江奇迹”。现代化是和都市化、工业化、教育的普及、职业分工的专业化、通信的发达等经济发展现象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和特定的社会政治变革联系在一起的。在这个过程中,韩国城市的发展显著,都市化率从1950年的4%,发展到1995年的3%。政治领域,80年代韩国进入政治解冻期,1980年的光州事件和1986年的民主运动(注:以大学生为核心发起的两次民众民主运动,抗议军人专制政权,曾得到韩国社会各界响应,但最终被军政府血腥镇压。前者亦称光州民众斗争,后者亦称六月抗争。)使韩国独裁政府恶名昭著。1988年通过国民投票实现了向民主政权的过渡;1993年文人政府上台;接着1998年出现了堪称韩国政治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在野党交接政府”(注:1997年12月18日金大中在总统竞选中获胜,标志了韩国建国起第一次“政权交替”,在野党第一次成为执政党,少数党第一次战胜多数党。)的政治发展进程。笔者认为,造成这种民族特质的原因有多种:一、有史以来,韩国即为单一民族国家,没有像中国、美国等民族大融合的历史;他们认为自己的血脉最纯洁,最干净,在韩国最常见的标语是“身土不二”(注:“身土不二”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笔者根据所阅资料整理出以下两层意义:其一,它是热爱本民族的象征,对生养自己的土地抱有依恋与敬畏的复杂情感。体现在微观的经济领域上,韩国出产的商品上多印有“身土不二”,尤其是农副产品一律如此,其意类同于中国的“提倡国货”。其二,它从人与土地(自然)的关系应和谐共处而延伸成为一种民族文化精神,与我国的“天人合一”有相通之处。“身土不二”不仅是韩国传统,还是自70年代起由政府发起的“新生活运动”的具体内容,包含有城市民族化、乡村现代化的意味。);二、20世纪屈辱的被侵占、被分裂的历史,使现代韩国人具有强烈的独立意识和民族自尊心;三、地理生存环境——如金大中所说,韩国为美、日、中、俄四大列强所包围,本身又是山多地少、资源匮乏的小国(注:李立绪:《韩国启示录——韩国经济危机实录》,企业管理出版社1998年,第385—386页。);四、经济领域内的“汉江奇迹”所赋予的自信心;五、韩国儒教传统影响(注:中国儒教传统中,有以道德之有无来作“华夷”之辨的言论,韩国儒教继承了这种说法,甚至在某些历史阶段,把受西洋沾染的中国也视为夷。)。了解这种民族特质或者说民族文化心理现象,对于解释某些韩国电影现象是非常必要的。这种民族文化特质不是始自90年代的电影振兴现象,而是一以贯之于包括韩国电影在内的韩国民族文化当中。“从20世纪中叶以后的情况就可以看出:在朝鲜战争的危机中生存问题成为绝对的问题,从60年代到70年代,国家成为支配性的生产主体,以‘民族文化’为中心形成了‘国家主义意识形态’。相应地,韩国的现代化就意味着‘独裁下的开发’,接下来就出现了到70年代与80年代为止仍旧是‘政治问题’独占主导性言论的现象。换言之,60年代以后,文化主要是在‘理念上’被消费,而没有确保其大众性这种状况。忠武路(注:忠武路是汉城市中心的一个地名,上世纪20年代韩国电影开始以来,主要电影制片公司和主要电影院都集中于此,既是韩国电影的摇篮,在90年代中期之前也是韩国电影制作方的代名词。)是自20年代以来韩国电影制片公司的主要集中地。半个多世纪以来,他们以中小资本对抗好莱坞电影,勉强维持生产。电影资金的两大来源,一是地方发行人的预付款,二是录像版税。80年代末期的“电影自由化”政策打破了20家电影公司垄断本土电影的局面,一时间有一百家电影公司成立,活泼多姿,自由竞争,但规模既小,秩序全无,根本无力回天。韩国的电影文化也深受好莱坞电影模式影响。忠武路电影街制片模式下的商业片,多运用好莱坞的叙事策略,来服膺儒家思想,一方面取悦观众,一方面不触犯严格的电影审查制度。类型基本是通俗情节剧、古装历史剧、B级动作片和软性色情片。大企业涉足电影业财阀体制是韩国经济发展中的一大特色,现代、大宇等等大企业在韩国政府的支持下,对韩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曾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政府同样支持它们对文化事业的扩张。90年代初期每年都有一部绝无仅有的高票房电影,1991年是李明世执导的《我的爱,我的新娘》,1992年是金义锡执导的《结婚的故事》,1993年是创造了100万观众人次的《西篇记》。这三个由新导演创造出的票房神话,赋予了大企业信心。他们相信只要方式得当,投资电影一定可以盈利。韩国大财团纷纷投资电影业。他们首先买断版权,继而染指影院的运营、制作、流通、配送等相关环节,参与步骤比较有序。如三星、大宇、鲜京都从录像带的营销开始,在较短时间内掌握了大部分主要国外电影公司的录像带版权,在制作领域,他们则首先以购买韩国电影的录像带版权的方式来参与。大企业为迎接多媒体时代而忙于兴建新剧场或租赁已有剧场。三星、大宇、鲜京和壁山等大企业在大城市里买入主要电影院,或是建立新的复合电影院,来形成连锁的放映系统。以1997年为例,刚刚成立电影事业公司的现代集团就租赁了汉城名宝剧场的5个电影馆。有的大企业则通过与国外的电影公司联手来进军电影业。第一制糖公司向美国的梦工场投资三亿美元,得到其出品影片的亚洲地区版权;并和香港的嘉禾电影公司合作,在韩国设立了JACOM电影制作公司。大企业的介入对于只有好的创意却没有足够资金的新导演和独立制片人来说,无疑相当于雪中送炭。以前忠武路制片体系中“论资排辈、熬年头”的惯例被打破,那些从电影学校毕业或者留学归来的新导演,获得了一显身手的机会,怀才不遇的副导演、商业广告的导演们也有了意想不到的机会。李光熏由此导演了《封大夫》——1995年票房最高的国产影片;李民勇导演了《炎热的下午》——一部风格独特的女性主义影片。1994-1996年间,大企业在电影业的投资蓬勃发展,完全激活了电影市场(也为日后的不稳定埋下隐患)。电影制作体系迅速分化,出现了四种不同的电影制作体系:原有忠武路制片方式,独立制片人制,大企业直接制作方式以及独立电影。不少年轻的导演和制作人脱离了忠武路制作系统,建立了以导演为中心的独立制片人制度,如朴光洙制片、企划时代、张宇锡制片等公司。大企业都喜欢票房价值高的电影,注重迎合年轻一代观众的兴趣,对这样的电影不仅投入资金,并且要造成良好的土壤,使制作以创意为主的新电影的独立制片人能够扎下根来。他们既制作出了相对高投资的商业电影,也促使独立制作方式的低成本电影向商业领域迈进。这三年间电影面貌为之一新,既有大制作、高票房的动作喜剧片《两个警察》(Ⅰ、Ⅱ姜禹石)、浪漫喜剧片《封大夫》(李光勋)、以特技制作闻名的《银杏木床》(姜齐奎)、科幻片《木槿花开》,也有票房评论双丰收的低成本之作《时间长久持续》(金应寿)、《猪掉进井里的那一天》(洪尚秀)、《鳄鱼》(金基德)、《恐怖分子》(金永斌)、《千年的爱》,也有艺术电影如《黑土地白百姓》(裴庸均)、《花瓣》(张善宇),女性电影如《像犀牛角一样一个人走》(吴丙哲)、《炎热的下午》(李民勇)、《妈妈有了男朋友》(金东斌)。大企业的进入,最重要的后果是,直接促成了韩国制片人制度的形成。风险投资进入电影业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大企业自身难保,对电影的投入迅速减少,很多大企业纷纷退出电影业。只有三星是个例外,在1998年投资了6部影片,获得相当大的成功。金融危机后,财阀集团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逐渐下降,政府积极扶植中小企业。尤其是在风险投资中小企业的政策引导下,中小企业逐步开始取代财阀集团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以高科技密集为特征的风险投资中小企业给韩国以往比较臃肿与僵化的产业结构注入新的活力1997年11月,通商事业部宣布电影业及相关产业属于风险投资产业。这意味着电影融资比较容易,并且可以享受减免税等优惠待遇。风险投资公司迅速占据了大企业撤资后的空缺。他们带来全新的投资概念,同时引导独立制作公司制作题材更集中的片子,并加强营销概念,电影市场日趋专业化。日信创投是忠武路上最知名的投资公司。它不仅作投资还充当投资管理者的角色。它的收益分配比例相当优惠:5∶5,而一般大企业都是6∶4。仅在1996年到1998年间,他们投资的电影就有《银杏木床》《上网》《哈利路亚》《八月圣诞节》《安静的家庭》《驱魔录》。电影政策及电影文化对电影的影响电影政策电影审查制度韩国电影审查制度形成于20年代日占期。八九十年代严格的审查制度严重阻碍了电影的健康发展。1996年10月4日,法庭宣布电影公映伦理委员会的审查违反宪法。这结束了70多年的电影审查制度,同时提出了新的迫切问题:建立等级分类制度。1998年,围绕新的电影法(1994年制定的《电影振兴法》),年轻一代和保守派的分歧越来越大,问题焦点在于等级外电影专用馆和电影振兴委员会的设立。对于韩国电影来说,目前的等级分类制度毕竟提供了更宽广的题材空间和表现空间。《两个警察》系列揭露警察的违法勾当,《美丽青年全太一》批判70年代的军事独裁体制,《花瓣》揭示了80年代群众遭到镇压的“光州事件”。1999年有两部影片《黄头发》和《谎言》(张先禹),因暴露镜头被禁,引起广泛争议。但是影片经修改勉强通过审查后,却在市场上获得巨大成功。电影放映限额制度朴正熙的军政府在1966年开始施行限额放映制度,本意是过滤掉西方的某些影响,但在以后的数年中,它却成了保护民族电影的一张安全网——政府立法规定每家电影院每年至少放映146天(具体天数后有变化)的本国电影,这就是所谓“电影季节制度”(Screen Quarter System),本文译为“电影放映限额制度”。90年代中期以后,韩国国内几度出现主张缩小甚至取消电影放映限额制度的论调。1998年12月2日,韩国外交通商部提议,参照与美国的双边投资协议,从2002年起将106天的限额降至92天。电影界担心,如果这项提议获通过,好莱坞洪水猛兽般的商业大片将逐渐淹没本土电影。由此爆发了一场知名导演、明星发起的电影界大规模游行示威。1999年6月电影界又两次举行示威活动。韩国政府被迫让步,暂定在本土电影占有市场40%的份额之前,维持限额制度。尽管限额放映制度一定程度上损害韩国电影业的利益——韩国的电影放映量从1993年的640部降至1997年的502部,生产量从1993年的63部降至1997年的59部。但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性极强、国家民族特性浓厚的特殊文化产品,电影应独立于自由贸易协定之外,似乎在美国以外的国家已达成一种共识。经济政策调控为振兴民族电影,韩国政府在90年代至少三度启动政策调控。90年代初期为鼓励大财团进入电影界制定了减免税收的电影振兴政策。1997年后实行抵押版权融资制,比如1998年,国有的电影振兴公司为10部电影作抵押版权融资,共提供30亿元韩币。这10部电影其中就有林权泽参加戛纳电影节的《春香传》。第三种举措同样重要,即是在1997年将电影业列入风险投资行业。电影文化的普及前文已简要提到,90年代上半期大众文化及其他娱乐媒介对电影的双重影响。流行音乐、电视剧等大众流行文化日益繁盛,观众普遍的文化素质提高,明星制初步建立等等,对电影呼唤与支持的一面毕竟大于抢夺电影观众的一面。从1995开始,韩国电影文化迎来充满活力的时期。借纪念电影诞生100周年的机会,进入90年代后一直在上升的热情终于爆发出来。1995年3月大钟奖电影节上放映了7部国外艺术电影。同年11月,电影制作公司“白头大杆”设立艺术电影专业馆,放映了前苏联电影《牺牲》、伊朗电影《何处是我朋友的家》、《橄榄树下的情人》等国际一流的艺术电影。仅仅《牺牲》一片,在一个月内就吸引了两万名以上的观众。电影发行商开始注意“艺术电影”商业化的可能。这一年,王家卫的《东邪西毒》等三部影片在韩国上映,每部电影的观众人次都达到十万以上。同时期开始,电影史上的经典影片通过有线电视进入了千家万户。借助于这些积极的市场引导与开发,以前只熟悉好莱坞和香港商业片的观众,对电影的印象和理解开始改变。大众媒体开始积极报道电影新闻和介绍电影知识。就在这一年,电影月刊《KINO》和电影周刊《CINE21》创刊,他们把韩国和国际电影界的最新消息以一种雅俗共赏的方式介绍给韩国民众。《KINO》目前已经成为韩国最权威的电影杂志。90年代中期以后在韩国掀起的电影热演变成一种电影文化热,韩国各大学相继开设了四十多个与电影相关的专业。大学里的电影讲座挤满了来自不同专业的学生。韩国国立综合艺术学院设立了电影学校,购买了完备的电影制作设备。电影节在短时期内韩国还举办了釜山和富川两个大型的电影节以及数十个小型电影节。其中釜山电影节至今已举办6届,成为亚洲最重要的国际电影节之一。釜山国际电影节创始于1996年,由釜山艺术学校、中央大学二校的电影系提议,在釜山电影界和釜山市政府的支持下获成。1996年10月的第一届釜山国际电影节就达到4万观众人次的良好效果。(注:金东虎(韩):《亚洲电影发展的后盾——记釜山国际电影节》,(韩)《高丽亚那》杂志2000年春季号,中文版,第24页。)在诸多亚洲国家的电影节中,釜山电影节与众不同的战略值得重视。第一是它最初就定位于“非竞赛性电影节”,避开了与其他电影节(如国际一流电影节和同时间的东京国际电影节)之间不必要的竞争,而专注于作为亚洲电影展台和展映国际最优秀电影的作用。第二是它推出的两项特别计划。“新浪潮电影”及其扶持制度:选择亚洲新导演的第一二部作品展映,把它们推向国际舞台,并为保障这些影片在韩国境内的发行放映,给予发行商3万美元的资助;釜山振兴计划(PPP计划,开始于1998年第三届釜山电影节):为有电影制作计划的亚洲导演和世界级的发行公司、制片人、赞助商创造合作机会,促成合作投资或共同制作或对影片后期制作提供赞助。香港的陈果、台湾的林正盛、日本的筱崎诚、中国大陆的贾樟柯、张元、王小帅等导演都从PPP计划中获益。釜山电影节对亚洲电影新人的成长,作出了切实的贡献。釜山电影节不仅为韩国电影和亚洲艺术电影提供了制作机会、拓展了电影市场,还和众多的国际电影节达至沟通,使韩国电影大批进军国际展台。仅1999年就有80部韩国电影计150次在73个国家和地区参展,其中包括戛纳电影节和柏林电影节。此外,釜山电影节本身产生了相当可观的经济效益,为釜山影视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釜山市政府选择影视业为战略产业,组建釜山电影委员会,推动了釜山文献电影馆、数家多功能影院的相继建成,陆续筹建影视信息城、主题公园、动画片中心,并对与釜山相关的电影行政和财政的支持。(注:金东虎(韩):《亚洲电影发展的后盾——记釜山国际电影节》,(韩)《高丽亚那》杂志2000年春季号,中文版,第29页。)其中包括以釜山为影片背景的《朋友》。总体来说,电影节最根本的作用在于它成为韩国大众文化生活中的一个“事件”。与报刊、电视、流行音乐等大众传媒一起,它们构筑了韩国电影振兴现象得以发生、发展的意识形态背景。纪录片与短片的繁盛短片和纪录片的发展,是90年代韩国电影界一个异乎寻常的重要现象。截至1999年,韩国年产短故事片300多部,并通过国内外各种电影节上映。纪录片80年代韩国曾出现一批源自大学校园的电影团体,他们标榜“独立”和“进步”,既反对官方和商业电影,也反对实验电影和作者电影,而是试图与进步的文化团体、工人阶级联合起来,拍摄纪录片,并以录像带的流通来代替商业电影发行。政治动荡的80年代末,他们在政治活跃团体、进步工会、学生会等群众团体的支持下,制作出了一批反映韩国社会矛盾的影片。“电影制作所”(1987年成立)和“劳动者制作团”(1989年成立)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两个地下电影团体。前者拍摄的《理想国》(16mm,110分钟),第一次以剧情片方式处理光州事件;1990年的《罢工前夕》(16mm,100分钟)则是以忠实刻画工人运动为内容的剧情片,成为独立电影的里程碑。因政府禁映,该片通过校园和工会礼堂自办放映,而警方甚至出动直升机投掷催泪弹来驱散观众。“劳动者制作团”则是进步纪录片的突破,他们制作了十数集每集1小时的《新闻电影》,专注于韩国工人运动的最新话题。事实上,这些电影团体建立了校园、工厂放映和录像带流通的独立发行渠道。如果说80年代的独立影片内容上着眼于工人运动,政治导向上具有强烈的反政府性,价值取向偏于集体价值、共同空间优先个人、日常空间。那么自90年代开始的独立电影则远为多元和复杂,尝试着以多种方式去反映丰富的社会生活。在纪录片方面,边英珠的《嗫嚅三重奏》(1994-1999)用二战期间沦为日军慰安妇的妇女证词来揭露性暴力和军国主义问题;李庆顺的《蒲公英》(1999)表现一位父亲在民主化斗争中痛失爱子的悲伤和勇气;洪亨淑的《本名宣言》(1998)描写一位旅日韩侨的流浪经历;朴基福的《别管我们》(1999)则以离家出走的少年和家庭暴力为素材,描写体制和反体制势力都漠然无视的社会边缘阶层。这些纪录片普遍不再以旁白或采访来引导观众,而代之以客观纪录的方式来试图还原生活本身。导演金东元自80年代末一直追踪城市开发区拆迁户的居住权问题,已拍出《上溪洞奥林匹克》(1988)、《杏堂洞的人们》(1995)和《另一个世界》(1999)三部曲。《另一个世界》拍摄了拆迁户争取到开发区居住权之后的生活,关心的焦点从特权化的意识形态转向日常生活的政治学,其关注的核心问题乃是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认识与沟通。笔者认为,不了解这些信息,就不可能充分认识韩国电影振兴现象,不可能细致读解韩国的类型片,如作者化的黑帮片《绿鱼》、《搏动》。短片短片的繁荣是90年代另一个重要的电影现象。80年代的年均产量不超过50部,而90年代却达到300部以上(注:南仁英(韩):《差别美学,日常生活的政治学——评90年代韩国电影短片和纪录片》,(韩)《高丽亚那》杂志2000年春季号,中文版,第30—35页。),其中大部分出自电影专业学生和业余电影爱好者。90年代初由三星公司出资举办的汉城短片电影节,既是短片的盛会,也是商业电影公司挖掘新人的地方。(2002年4月三星出资在北京举办了DV短片电影节。)90年代后期,韩国短片电影节增多,主要有独立电影论坛、独立短片电影节、釜山亚洲短片电影节等,很多韩国短片还参展戛纳等大量国际短片电影节,获得了较好的成绩。韩国90年代的纪录片和短片具有三个层面的重要意义:为主流电影业提供新的电影人才和活化电影氛围,一定程度上直接催生了韩国电影振兴现象并刺激其发展;在题材和表现领域上有效弥补了商业影片不敢涉足的领域,与主流商业片互为补充,并成为新的电影美学的催化剂;使电影产业和社会文化、艺术保持着良好的互动关系,平衡着电影作为产业、艺术和意识形态的三重功效,是韩国电影能够健康发展的深层原因之一。制片人的时代——韩国电影产业格局特点制片人制度的确立难以确切统计目前韩国有多少家电影制作公司,1997年至今,每年的五六十部电影分别是由30家左右的电影制作公司制作出来的。很多导演成名后即成立自己的制片公司,并常以姓名来命名公司。可以确定的是,进入90年代后的韩国电影,制片人控制着从管理资金、策划到制作的全过程,这一制作系统已经完备。这十年可以说是制片人的时代,成功的大部分电影如果说是“制作人的电影”也毫不夸张。此处所说的制片人,主要指前述90年代后兴起的独立制片人。首先,制片人的融资渠道多种多样。他们通过向发行公司销售地方发行权,或者销售录像带版权来获得投资,90年代以后则主动向大企业或风险资金拉投资,向政府的电影振兴公司做抵押版权融资。近两三年甚至出现通过互联网募集社会资金的情况,如后来在票房上大获成功的《犯规王》,在互联网上公开募集1亿元韩币,每位影迷都可以从自己的账号上投资5万元韩币,极大地活跃了制片机制,推动了参与意识和消费互动。其次,制片人以经济利益为导向,注重商业类型片的生产(包括策划、制作、控制)和宣传营销,并将主体受众瞄向年轻观众。他们极为重视影片的前期策划和精密控制,以迎合或引导市场。80年代的重要导演裴昌浩和李长镐在90年代上半期拍出的艺术电影在商业上完全失利,使独立制片人认为必须把握观众迅速变化着的消费趣味。各独立制片公司负责策划和营销的部门日益专业化。1995年的《301,302》、《炎热的午后》、《低声》等几部女性影片把高学历的年轻女性作为目标观众,获得较好的收益。然而1995、1996年间,曾被寄予厚望的大部分的低预算影片终归失败,因为观众并不理会什么“低成本”和“新导演”之类的说法。于是制片人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分析市场趋势、把握观众趣味和严密监控制作过程中去。1998年开始兴起的伤感类型的爱情文艺片热和恐怖片热,正迎合了经济低潮期的观众,大获成功。如《信》、《女校怪谈》。为确保商业利益,制片人不得不效仿市场上已经成功的影片,而这种“效仿”、“跟风”,实际上即是类型的重复、成规化和深入、革新的过程。“跟风”使得韩国国产电影的市场占有率提高,类型模式生成,同时,电影受众的年龄层相对向低龄化发展,因为他们相对容易趋附和引导。除了像《西篇记》、《生死谍变》和《共同警备区》依靠媒体的成功宣传,在全国获得巨大反响的影片外,其它能使中年以上的观众也能来到剧场观看的电影几乎没有。这其实是一把双刃剑,利弊兼有。韩国制片人制度的第三个标志是,大片的出现和制作费的普遍提高。经济利益决定了大财团和风险投资、独立制片公司喜欢票房价值高的电影,如同好莱坞的“重磅炸弹”策略,制片公司和发行公司为了吸引更多观众的眼球,影片投资不得不与日俱增。为了保证票房,或者说为了拥有更多的票房安全感,商业片中普遍起用明星,无疑也增加了制片费用。 韩国国产电影制作费变化表(1995—2000)(注:根据韩国电影振兴委员会网站英文资料 ,笔者翻译、绘制。)年度 19951997199819992000平均制作费用(千美元) 769 1000115414621654 韩国电影发行网的扩大使韩国电影也可以成为“大片”——大投资的电影在数十个、上百个影院同时上映,在短时期内迅速获取高额票房收入。而原来大片的概念是只属于好莱坞电影和少数香港动作片的。然而韩国电影业的资金与人才毕竟有限,一家公司要制作10部影片,其中两三部能引起关注是正常状态,但在韩国电影制作系统内部,事实上往往把所有的力量倾力于其中一两部影片的成败,剩余的作品则干脆被视为没有价值的产物。一两部高票房的电影可以成就一个公司(制片人)和一个导演,而一两部影片受挫则拖垮一个公司和埋没一个导演,也是屡见不鲜的事。许多80年代重要的电影导演现在没有机会拍片,不能不说是韩国电影业的一个损失,也是一种潜在的危险。大片和高票房策略还助长了观众和媒体对韩国本土电影的盲目热爱,韩国电影振兴现象的“过热”病值得警惕。此外,制片人中心制下的演员明星制或者称明星效应,在韩国电影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与好莱坞、香港相比,韩国明星的类型化情况不明显,这是一个重要的产业特征。朴中勋是韩国最为杰出的喜剧演员代表,创造了90年代上半期最为成功的商业片(《我的爱,我的新娘》、《两个警察》等),但他也出演《冷酷无情》这样的动作片。影院联合集成统一院线,并和发行公司达成更为密切的关系,使韩国放映系统趋于规范。影院的普遍改造和多厅影院的出现,满足了观众的多样化需求。在经历了90年代初期的影院萧条后,90年代后期,韩国的银幕数量开始不断增多。 韩国90年代银幕数量变化表(注:根据韩国电影振兴委员会网站英文资料,笔者翻译。)年份银幕数量观众人次(百万)1991 21992 111993 231994 351995 131996 21997 521998 181999 722000 62韩国电影振兴现象是在政治民主化、经济发达、大众文化普及的社会背景下,由资金来源变化、电影政策宽松、电影文化普及和新型电影人才出现所带来的电影繁荣现象。其主要标志是制片人制度的形成和商业类型片的繁荣。90年代后期韩国电影的成功,首先证实了电影的经济原则:电影是在资方、观众、制片方、发行方、院线——而且主要是观众和制片方——之间不断交流、协调的结果。制片人作生产的主要控制者,将商业利益置于首要地位,将类型片作为主要生产品种,在成规化生产的同时不断提高工艺水准和拓展类型品种,以满足和引导观众新的消费需求,同时不断提高生产费用并采用大片战略以获取更高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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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梦、乐观主义——美国电影《阿甘正传》反映的思想观念和价值观  【摘 要】电影反映人们的生活,思想观念和价值观。透过电影,观赏者可以了解到不同国家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他们对待生活的态度。美国电影《阿甘正传》中的主人公阿甘一生的传奇经历,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通过这部电影,我们了解到了美国世代传承的思想观念和价值观。本文旨在分析《阿甘正传》这部电影所反映的这些美国思想观念和价值观,包括美国梦和美国人的乐观主义。  【关键词】美国电影 《阿甘正传》 美国梦 乐观主义  20世纪以来的100年,世界传播事业和信息产业飞速发展。科学技术不断进步,将人类带入了信息社会。在信息时代,媒介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报纸、杂志、电视、电影等是较为先进的信息传播活动形态。其中电影也许是最具影响力的传媒。电影就像一个微观世界,表现出不同的社会价值观和思想观念。  在美国电影中,“美国梦”和“乐观主义”是常被涉及的主题。那什么是“美国梦”呢?最具代表的关于“美国梦”的电影就是《阿甘正传》。《阿甘正传》 (1994)是由罗伯特•泽梅基斯导演,汤姆•汉克斯主演的一部“愚人电影”(反智电影)。该电影获得了巨大成功——在1995年的第67届奥斯卡金像奖角逐中,《阿甘正传》一举获得13项提名,包揽最佳影片、最佳男主角、最佳导演、最佳改编剧本、最佳剪辑和最佳视觉效果六项大奖,还夺得了当年全美10大票房影片的首位,并在有史以来最卖座的影片排行榜上名列第四,4年后该片又进入美国史上最伟大的百部电影之列。因此《阿甘正传》可以说是美国电影史上一部愚人电  影的神话。  一、《阿甘正传》简介  福瑞斯特•甘(阿甘)出生在上世纪中叶、美国南部阿拉巴马州的绿茵堡镇,由于父亲早逝,他的母亲独自将他抚养长大。阿甘的智商只有75,但凭借跑步的天赋,他顺利地完成大学学业并参了军,随后开赴越南战场。在军营里,他结识了“捕虾迷”布巴和神经兮兮的丹•泰勒中尉。布巴在越战中丧生,丹中尉失去了双腿,阿甘则因为救人成了战斗英雄。回国后,阿甘为了履行对布巴的承诺,买下了一艘破船开始捕虾。一系列机缘巧合后,他不但化解了丹中尉的怨气,还莫名其妙地累积了大量资产。不过,钱并不是阿甘所看重的东西。阿甘和女孩珍妮青梅竹马,可珍妮有自己的梦想,不愿平淡地度过一生……  二、《阿甘正传》的主题  亲情、友情和爱情一直是人类历史上永恒的话题。围绕着愚人文化这一背景,影片讲述了发生在阿甘身上的亲情、友情和爱情故事。阿甘自幼腿部残疾而且智商低下,小镇上的人都用异样的目光看待阿甘,只有两位女性关心、爱护他:母亲给予了他伟大的母爱,珍妮则以纯真的少女情怀温暖着他的心。在母亲心目中,阿甘不是负担,而是上天对她的馈赠,她倾尽全力抚养阿甘,总有办法找到最通俗易懂的语言让他明白生活中的一些道理人生就如同一盒巧克力,你永远无法知道你会尝到什么样的味道”,“笨有笨的作为(傻人有傻福)”,并且为了能够为他争取于正常儿童同样的生活学习机会,她甚至答应陪校长睡觉。  《阿甘正传》表达了许多不同的主题,其中被导演反复强调的就是对生活永不放弃。这部电影不仅给人以情感上的教育,而且也是一部关于美国 20世纪50年代到1982年的社会史,非常值得一看。阿甘智商虽低,但他心地单纯,信念坚定,做到了很多正常人想不到、做不到的事,在运动、战场、商场都取得了非凡的成就。阿甘的人生历程中穿插着美国战后的一些重大事件,如猫王、披头士乐队、种族问题、越战与反战、水门事件、乒乓外交等等。阿甘的故事象一面多棱镜一样折射出生活的各个方面,引发观众对自己生活的思考。  三、《阿甘正传》反映的美国思想观念和价值观——“美国梦”和“乐观主义”  从《阿甘正传》中我们能够想到人们追逐已久的美国梦以及乐观主义。美国梦是上个世纪的神话,是许多欧洲人为了追寻更好的生活而来到美国的目标。美国地广人稀,到处都充满着爆富的机会。今天,美国梦依然存在,大量亚洲人和拉美人把美国看成是实现梦想的摇篮。那到底什么是美国梦呢?虽然已有些许变化,但却有一个永不变化的主题:或成为富人,或成为体育英雄,或成为著名演员,或有参观白宫和得到美国总统接见的机会 ,或通过勤奋刻苦成为一家跨国公司的董事。怎样来实现这些梦想呢?人们需要做什么呢?人们应该成为世界上跑得最快的人,或者要有最高的智商吗?谁能回答这些问题?看过《阿甘正传》后你就能知道,有这样一个人,他参与了几乎所有的美国大事,他很富有,参观过白宫,还是一个体育英雄。他的生活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告诉人们,在美国任何人都可以成功,即使你的智商极低。他就是阿甘。美国是一个具有“未来取向”的国家,这也决定了美国人的乐观向上、积极进取等价值观。但在60年代,青年一代为了表达对美国社会的种种黑暗和越南战争的不满和反叛,以及对现实和未来的迷惘与困惑选择的是一种逃避现实、追求享乐、否定理性、强调本能的幻灭之路。性的解放、毒品带来的幻游和远离现实社会的流浪和群居生活是他们所选择的生活方式。这也就是影片中珍妮和她的“嬉皮士”同伴的生活方式。但低智商的阿甘与他们完全不同。也许他的智商使他无法了解珍妮和那个时代的青年所做的事情,但他身上一直洋溢着一种美国人所特有的乐观向上、积极进取。  虽然阿甘的智商极低,但另一方面,阿甘又是聪明的。他参观了一所退伍兵专用医院,用他高超的乒乓球技艺来愉悦他们。与此同时,电视里正在报道阿姆斯特朗登上月球的消息。然而没人观看这个人类的世纪创举,他们都被这个低能儿的球技深深吸引。此时科学是乏味的,体育更加伟大。阿甘相信,蠢人才做蠢事,傻人有傻福。这也正是电影导演对阿甘成功生活的诠释。他自己不认为自己是蠢人,他可以做任何他想做的事。这就是在美国成就一番事业,取得成功的砝码。无论你是白人还是黑人,聪明还是愚蠢,你只需做到最好,然后取得成功。阿甘教给人们成功的钥匙就是:你自己去决定你是做聪明人还是傻子吧。  美国人总是思考着未来的目标,他们说:“我们要把人类送到月球上去。”他们做到了。他们的国家在一片狭小的土地上由十三个殖民地建立起来,如今美国却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之一。美国梦是真实的,古巴人来到美国成为棒球明星;每天数以千计的墨西哥人越过边境线寻找工作,寻求更好的生活。只要你做出决定,拥有自己的目标,一切都能实现。  参考文献:  [1]顾宁美国文化与现代化北京:辽海出版社,  [2]张奎武英美概况长春: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3]赵英男英文影视赏析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4]朱永涛英语国家社会与文化入门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5]董力燕,刘铭《阿甘正传》中的成功哲学[J]文教资料,  [6]端木义万美国社会文化透视[J]南京大学出版社,  [7]刘洋寻找迷失的英雄——《阿甘正传》的新英雄观及其文学内涵[J]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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