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前145年-前90年)西汉“世界历史之父” 汉代伟大的编辑学家，司马迁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完成《史记》编纂工作，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全书130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史记》全书包括十二本纪（记历代帝王政绩）、三十世家（记诸侯国和汉代诸侯、勋贵兴亡）、七十列传（记重要人物的言行事迹，主要叙人臣，其中最后一篇为自序）、十表（大事年表）、八书（记各种典章制度记礼、乐、音律、历法、天文、封禅、水利、财用）对后世的影响极为巨大，被称为“实录、信史”，被鲁迅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列为前“四史”之首，与《资治通鉴》并称为史学“双璧”。因此司马迁被后世尊称为史迁、史圣、太史公、历史之父。1957年，司马迁被联合国命名为“世界历史之父”。
是的，叶圣陶是我国著名作家、教育家、编辑家、文学出版家和社会活动家。
姓名：孙犁 原名：孙树勋 性别：男 出生年月：1913年 籍贯：河北安平 孙犁（男）（1913—）原名孙树勋。河北安平人。1927年考入保定育德中学，高中毕业后任职员、小学教员。抗战爆发后，在冀中从事抗日宣传、教育。文化工作，并开始文学创作。1944年到延安，在鲁迅艺术文学院从事研究和教学，这时发表的《荷花淀》等作品受到称赏。抗战胜利后回冀中编杂志、写小说散文并参加土改工作。1949年1月随军入天津，在《天津日报》主编文艺副刊。早期作品后选编、修改收入小说散文合集《白洋淀纪事》（中国青年出版社1958年初版）。50年代初出版反映抗战的长篇小说《风云初记》。1959年出版中篇小说《铁木前传》。历任中国作协理事、天津作协副主席、主席、名誉主席。1955年后因病远离文坛的主流，并开始阅读大量传统文化典籍。1977年以来，主要以散文创作为主。因自成风格而被称为“荷花淀派”开创者，有诸多后人效仿。“文革”后出版了《芸斋小说》、《秀露集》、《耕堂杂录》、《尺泽集》、《老荒集》、《陋巷集》、《无为集》《曲终集》等散文集。《孙犁散文选》于1989年获新时期全国优秀散文（集）荣誉奖。早期作品明净质朴，勾勒出乡土民风，继承了废名一脉的抒情风格，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荷花淀》、《吴召儿》、《嘱咐》等流传不衰。晚近所作由清新入于平淡，而在简洁之中更富于蕴藉。
现当代著名作家、小说家。原名曹汉文，又名曹京平，曾用笔名黄叶、罗旋、叶之林、曹坪等。辽宁昌图人。1912年 9月25日生。中学时代就接受了进步思想的影响，1932年在清华大学学习期间，加入北平左翼作家联盟，同时开始文学创作活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先后在山西、重庆等处任教，在重庆、香港、上海等地编辑《文摘》副刊、《时代文学》杂志、《大刚报》副刊《大江》、《求是》，长期从事进步的文化工作。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科尔沁旗草原》《大地的海》《大江》《江南风景》，短篇小说集《憎恨》《风陵渡》，童话《星星记》，京剧《戚继光斩子》《除三害》，评剧《罗汉钱》《梁山伯与祝英台》及长篇历史小说集《曹雪芹》等。 端木蕻良这个名字到底是怎么来的呢？中国的30年代，是动荡不安的年代，国民党的白色恐怖，日本侵华战争的蹂躏，把中国折腾得千疮百孔。曹京平为了掩人耳目，避免国民党迫害，在写完小说之后，突发奇想，决定给自己起个既不被人猜疑，又让人难以模仿的名字。于是，用了“端木”这个复姓，又把他印象很深的东北红高粱中的“红粱”移作名子。这样他的名字就成了“端木红粱”。可是，他当时身处白色恐怖之中，公开使用“红”字，很容易招来嫌疑。所以，他灵机一动，就将“端木红粱”中的“红”字改为“蕻”了。但是“端木蕻粱”又不像人名，就又把“粱”改作了“良”。这样“端木蕻良”就成了曹京平的笔名。 端木蕻良的作品，从第一部长篇小说《科尔沁旗草原》(1934)开始，包括《大地的海》，中、短篇小说《鹭湖的忧郁》、《遥远的风砂》、《憎恨》、《爷爷为什么不吃高粱米粥》等，大都以东北故乡为背景，展现出在民族与阶级的双重压迫下人民的灾难和战斗。作家怀著忧郁的心情眷恋故乡的土地，为人民所遭受的苦难而愤怒。爱与憎交织的思想基调，贯穿於他的主要作品和人物身上。作品场面宏伟，笔调细致，有些细节描写十分突出；以浓郁的风土人情和方言，渲染出强烈的地方色彩。早期有些短篇小说，表现手法简练而含蓄，富有抒情色彩。后期某些长篇小说，过多地追求场景宏大，开掘不深，显得庞杂，但仍然保持著鲜明的地方色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端木蕻良主要从事历史题材的戏曲和小说创作，曾在北京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工作，编辑《北京文艺》，1980年发表长篇小说《曹雪芹》(上卷)。 1928年入天津南开中学读书，并从事进步学生运动。1932年考入清华大学历史系，同年加入“左联”，发表小说处女作《母亲》。1933年开始创作长篇小说《科尔沁旗草原》，1935年完成的，成为三十年代东北作家群产生重要影响的力作之一。从1936年至1938年，他在上海和武汉等地从事抗战文学活动，创作亦走向成熟与多产，计有长篇小说《大地的海》，以及《鴜鹭湖的忧郁》、《遥远的风沙》等一系列风格独异的短篇小说，奠定了他在中国现代文坛的位置。 1938年5月，端木与萧红在武汉结婚。 1942年萧红在香港病逝后，端木旅居桂林，后又辗转于重庆、上海和香港等地，积极投身于新品有长新品有长篇小说《大江》、《大时代》、《上海潮》、《科尔沁旗草原》第二部和诸多中短篇小说，其中《新都花絮》、《风陵渡》、《红灯》、《红夜》、《雕鹗堡》等篇都是有影响的佳作。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端木从香港回到北京。从50年代到60年代初，他多次到农村、工厂和部队深入生活，并创作了《墨尔格勒河》、《风从草原来》、《花一样的石头》等大量讴歌新生活的散文作品。1960年5月与钟耀群结婚。十年浩劫后，端木以更大的热情和更勤奋和更勤奋的创作加入了新时期文学的发展历程，先后写出了《怀念老舍》第一批散文和文化随笔，《江南风景》等一批中短篇小说，而尤以长篇小说《曹雪芹》影响卓著。1979年《曹雪芹》上卷行世，海内外颇多赞誉。1980年，端木当选为北京市作家协会副主席，1984年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理事。1985年，《曹雪芹》中卷（与夫人钟耀群合著）出版，在我国当代文学史上又添重笔。1996年10月5日，这位跨越现当代文坛的辽宁籍著名作家，因病于北京逝世，享年84岁。 [编辑本段]端木蕻良主要著译书目 [创作书目] 憎恨（短篇小说集） 1937年6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 大地的海（长篇小说） 1938年5月，上海，生活书店 科尔泌旗草原（长篇小说） 1939年5月，上海，开明书店 风陵渡（短篇小说集） 1939年12月，重庆，上海杂志公司 江南风景（中篇小说集） 1940年5月，重庆，大时代公司 新都花絮（长篇小说） 1940年9月，上海，知识出版社 大江（长篇小说） 1944年4月，桂林，良友复兴图书印刷公司 罗汉堂（河北梆子剧本） 1952年2月，北京，宝文堂书店 梁祝、除三害、戚继光斩子（京剧剧本） 1952年10月，北京，大众出版社 此鹭洒湖的忧郁（短篇小说集） 1956年6月，香港，艺美图书公司 钢铁的凯歌（长篇小说，未完成） 1958年，北京，北京出版社 端木蕻良选集 1978年6月，香港，文学研究所 曹雪芹（上卷） 1980年4月，北京，北京出版社 火鸟之羽（散文集）1981年7月，香港，文学研究会 端木蕻良小说选取 1982年3月，湖南人民出版社 端木蕻良近作 1983年1月，重庆，花城出版社 曹雪芹（中卷，与钟耀群合著） 1985年5月，北京，北京出版社 中国现代作家选集--端木蕻良 1988年11月，香港，三联书店有限公司 友情的丝（散文集） 1993年1月，重庆，花城出版社 大时代--端木蕻良四十年代作品选取 1996年11月，台湾，立渚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土地的誓言 “九一八”十周年写 [译著书目] 苹果树 1945年7月，重庆，建国书店 端木蕻良，（25?/FONT>5）原名曹汉文、曹京平，辽宁省昌图县人。1928年入天津南开中学读书，并从事进步学生运动。1932年考入清华大学历史系，同年加入“左联”，发表小说处女作《母亲》。1933年开始创作长篇小说《科尔沁旗草原》，1935年完成，成为三十年代东北作家群产生重要影响的力作之一。从1936年至1938年，他在上海和武汉等地从事抗战文学活动，创作亦走向成熟与多产，计有长篇小说《大地的海》，以及《鴜鹭湖的忧郁》、《遥远的风沙》等一系列风格独异的短篇小说，奠定了他在中国现代文坛的位置。 1938年5月，端木与萧红在武汉结婚。 1942年萧红在香港病逝后，端木旅居桂林，后又辗转于重庆、上海和香港等地，积极投身于新品有长新品有长篇小说《大江》、《大时代》、《上海潮》、《科尔沁旗草原》第二部和诸多中短篇小说，其中《新都花絮》、《风陵渡》、《红灯》、《红夜》、《雕鹗堡》等篇都是有影响的佳作。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端木从香港回到北京。从50年代到60年代初，他多次到农村、工厂和部队深入生活，并创作了《墨尔格勒河》、《风从草原来》、《花一样的石头》等大量讴歌新生活的散文作品。1960年5月与钟耀群结婚。十年浩劫后，端木以更大的热情和更勤奋和更勤奋的创作加入了新时期文学的发展历程，先后写出了《怀念老舍》第一批散文和文化随笔，《江南风景》等一批中短篇小说，而尤以长篇小说《曹雪芹》影响卓著。1979年《曹雪芹》上卷行世，海内外颇多赞誉。1980年，端木当选为北京市作家协会副主席，1984年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理事。1985年，《曹雪芹》中卷（与夫人钟耀群合著）出版，在我国当代文学史上又添重笔。1996年10月5日，这位跨越现当代文坛的辽宁籍著名作家，因病于北京逝世，享年84岁。
我国近代以来编辑出版事业的重大成就之一，是出现了一大批学有专长、精于编辑业务、成绩卓著的编辑家、出版家，人才辈出，前后相望。在现代出版界中，王子野同志就是这样一位著名的编辑家、学者和评论家。王子野，原名程扶铎，1916年出生于安徽绩溪。1930年小学毕业后，因家境贫寒辍学，不久到上海亚东图书馆当练习生。由于他勤奋学习，博览群书，学问日增，思想上也不断进步。抗日战争爆发后，积极参加抗日救亡宣传工作。1938年入延安陕北公学高级研究班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第二秘书处秘书，兼任军政学院哲学助教。1941年任中央政治研究室组长。1942年后曾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图书资料室副主任，中央军委编译局翻译处处长，《晋察冀日报》编委，1948年任中共中央华北局宣传部出版科科长、出版委员会委员，从此一直在编辑出版岗位上工作。60多年来他对我国现代出版事业做出极大努力，有着重要的业绩和贡献，赢得很高的声誉。建国后，王子野任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编审局处长，在胡愈之的领导下，曾积极参与创办新中国第一个大型文献性刊物——《新华月报》，总揽编辑、出版业务全局，并负责编委会，奠定了该刊的编辑宗旨和编辑风格。1950年12月，人民出版社成立后，王子野任该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在50、60年代长期担任领导编辑职务，对有系统地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与大量理论翻译读物，做出了重要贡献。虽然在文革中受到不公正对待，但他对党、对马克思主义坚信不移，坚持做学问，追求真理。1975年，从文化部咸宁“五七干校”调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任理论组组长。1977年至1982年任国家出版局副局长、党组副书记。在国家编辑事业领导岗位上，拨乱反正，落实出版政策，重视出版人才和出版物质量，关心和提倡书籍装帧艺术，并多次撰文评论，起过很好的作用。80年代以后，兼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副组长，国家出版委员会主任委员和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第一届副主席、第二届副主席、第三届名誉主席，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第一、二届副会长，仍一如既往，关心出版工作。他亲自为《当代中国的出版事业》一书审同，并撰写该书“绪论”部分；经常在中央级报刊上推荐好书、评论作品。他关心和支持编辑学、出版学的研究，为多咱编辑著述撰写序文。他说：“社会上各种行业都有自己的专门学问，经济有经济学，教育有教育学，新闻有新闻学，书刊出版后也有专门的目录学、版本学、图书馆学，惟独出版工作本身缺少专门研究。是出版工作没有东西可研究吗？不是的。出版的历史起码可以追溯到1000多年以前，反正比新闻早得多。要研究的东西不是很少，而是很多。就是因为不被重视，所以才留下缺门。这空白总不能永远留下去，出版学早晚总要在众多的学科中占一席应的位置。”（1982年《韬奋与出版》一书序）王子野鼓励编辑进行出版理论研究，曾主持全国出版研究年会和编辑出版理论优秀论文的评奖工作。还提倡编辑要读书学习、博学多能，成为通才，并要继承和发扬出版的优良传统。1990年王子野向《出版工作》编辑部建议，约请一些老编辑写一写自己是怎样做编辑工作的。之后该刊开辟“我怎样做编辑工作”专栏，陆续发表了许多著名编辑所写的具体经验和切实体会，在编辑出版界起到了广泛的有益作用。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王子野为出版对外交流，做了大量的工作。先后访问日本、美国、意大利等国，跟这些国家的出版界人士广泛接触，宣传了我国出版事业的成绩，促进国际合作出版的开展。王子野是国内外公认的享有盛誉的出版家、编辑家。一王子野的编辑出版工作是跟人民出版社的建立与发展分不开的。自人民出版社成立起，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止，他一直是该社的主要领导，长期主持编辑工作，1960年起任社长兼总编辑。有系统地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著是人民出版社一项重要的任务。建国初期，除出版《马恩文选》外，还有马列原著单行本，王子野重视序言的校订工作，特别是列入“干部必读”的部分，经常亲自跟译者联系（曹葆华等）。1954年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成立后，马列原著的翻译出版进入更有计划、有系统的新阶段。继《斯大林全集》出版以后，《列宁全集》中文第一版39卷的出版工作，仅用两年时间就完成，60年代，又开始了出版《列宁选集》的工作，王子野亲自撰文在《人民日报》上介绍。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原著的翻译出版工作，王子野有一种真挚的感情和执着的追求。1984年9月在新版的《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出版发行座谈会上，王子野满腔热情地发言，希望译文精益求精，新版能反映出我国自己的特点，要有自己写的前方和注释；对《全集》的装帧设计要求成为善本书。这些真诚的意见，也是他一贯的主张。王子野在人民出版社时多次讲到普列汉诺夫翻译马恩著作时增加自己注释的做法。因此人民出版社出版《费尔巴哈论纲》时，就附了普列汉诺夫写的注释。在“文革”中陈伯达曾以此作为批判王子野叛徒哲学的根据，王子野因此而受到迫害。作为编辑家的王子野，认真贯彻出版方针。人民出版社建社不久，为了执行编辑出版分工原则，他坚决主张不出版专业分工以外的书籍，得到上级领导机关的支持。在编辑工作中，王子野十分重视出版物的质量。他主持出版社的编辑业务，亲自审稿，对各级编辑的审稿意见，总是写上自己意见、看法，或毫不留情地进行批评，但很有说服力。有一部关于辩证法的翻译书稿，编辑的审稿意见很简单，王子野看了书稿以后，写道：“虽然你们三番四覆地修改，然而遗留下的问题还不知有多少（而且都是十分严重的）。我对你们的校定者和审稿者也是有意见的。”接着指出该稿译文上的不妥之处、译者杜撰的名词术语，以及误译的例子。然后又说：“希望你们从这部稿子的校定、审读的错误中得出必要的教训，以改正今后的工作。我的意见如不对，也可批评。”（见“人民出版社书稿档案”）往往有些译稿原文比较粗疏，即使译者是名家，王子野总是要编辑把审稿意见告诉译者，让译者自己了解后进行校改。1954年以前，人民出版社曾经出版过不少从苏联翻译的哲学、社会方面的小册子。后来认识提高了，1954年9月间，王子野在一本重印书上批语：“不要重印苏联一些教条主义的小册子。”对于选题，指出“在目前的情况下，一般书的选译，必须十分慎重，可缓就缓，可不译就不译，这样做，不会吃亏”（见“人民出版社书稿档案”）。王子野对于国内一些学者的著作稿，同样认真审读。一部阐述新中国初期建设成就的书稿。王子野的审稿意见是：“这部稿子只是一些数字的堆积，再插进一些《共同纲领》的引文，使人无法读下去。照此样子不作较大的修改不能出版。我想修改的主要要求是充实血肉，每一个问题都必须讲清道理。材料是很多的，……有血有肉又有骨头，才能读下去。”另一部学术著作的审稿意见，是这样写的：“对苏联学者的见解要认真加上一番消化功夫，不要信手大段大段地抄录。但是参考书在文末须作交代。”（以上均见“人民出版社书稿档案”）王子野还经常提醒编辑部的同志，编辑工作是一项政治性很强的工作，一定要认真掌握好政策，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作指导。而他自己在编辑工作中的认真严肃、严格细致的工作态度与作风，也是直接影响到全社编辑的业务素质与工作作风的。王子野除了审稿，还要审读、修改编辑撰写的图书“内容提要”文字，有时改动得几乎是重新撰写的。人民出版社在建社后就建立总编辑在审读、签发书稿时，同时要审读、签发书稿的“内容提要”的制度。王子野还重视出版社的书刊资料工作，认为做好藏书资料工作，对培养出版社编辑人员有很大作用。人民出版社初期的内部刊物《出版周报》，刊载上级有关编辑出版工作的指示、选登读者对出版物的批评与建议，以及社内人员在编辑出版工作中失误的检查。诸如“新华时事丛刊”的编辑工作，书刊中重大的校对错误等，都刊出有关编辑、校对人员做出的检查和认识。对于提高工作人员的业务素质和培养严肃认真的工作作风，起了很好的作用。60年代初，王子野在全社人员大会上提出编辑出版工作中的“三风”、“一严”问题。“三风”就是：勤俭朴素的作风、谦逊团结的作风、踏实细致的作风。“一严”就是一切从严，首先是政治上从严。从编辑出版到行政管理，每一环节都要求严字当头。选题组稿、审稿、加工要严，出版校对也要从严，行政管理制度的执行也要从严。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出版质量的不断提高。王子野还认为，提高书稿质量，首先必须领先著者、译者、编辑的努力。因此，出版社除了加强编辑工作，在社内培养出更多的好编辑外，同时还应当推动著者、译者和编者也积极改进自己应做的工作，双方努力才能达到书稿质量的普遍提高。讲到出版社要团结一大批认真著译的作者，总是王子野自己是做得很好的。他亲自在编辑访问作者的“访问记录”上写意见、作提示，有时还在全社人员大会上表扬或批评，还提倡请各方面的专家学者到出版社做学术报告；他自己跟曹葆华、曹汀、朱光潜、吕振羽、季羡林、戈宝权等一大批学者专家——作者都有很好的交往。其实，王子野对于社会上人才的重视与爱护，也是很突出的。60年代中期，他在出版社时，将一位研究普列汉诺夫的专家王荫庭，请到出版社来让他翻译作品，发挥专长。粉碎“四人帮”以后，王子野满腔热情、鼓励安徽一位美学家郭因出版学术著作。郭因的两本专著《中国绘画美学史稿》和《艺廊思絮》，分别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和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作者在后记和向王子野的赠书中表示了他的感激之情。安徽有位青年学者徐学林，研究徽学，学有专长，对安徽出版史情有独钟，写出过大量的论文。王子野对他十分关心和鼓励。我很了解王子野对于人才的爱护和对有价值书稿的重视，只是他不愿意多说自己是怎样做的。图书质量是由内容与形式两部分构成的。王子野对于图书的外观形式——装帧设计也是十重视的。无疑，这和他的哲学、美学素养，以及对艺术的爱好是分不开的。他在总编辑岗位上经常关心图书的封面设计和装帧形式，为封面设计出主意。所有这些，可以看出在人民出版社的发展过程中，终结着王子野的心血和贡献。1985年纪念人民出版社建社35周年时，王子野用秀丽的行书写下这样的题词：“乐为他人作嫁衣。”这也是对他自己服务、献身编辑出版工作的真实写照。二早在建国前后，王子野有过做研究工作的想法。他曾经说到自己对哲学、美学的爱好，到北京以后，想从事学术研究工作，而不是编辑出版工作。不过，王子野又确实干了一辈子的编辑。王子野是编辑家，然而他又是学者和评论家，也是位勤奋的翻译家。他对中外文学、哲学、历史有很深的修养，对翻译工作也很有造诣，。在延安时期就译过哲学、社会科学著作以及文艺理论方面的书籍，如《西洋哲学史简编》、《历史唯物论》、拉法格的《思想起源论》、《邓肯自传——补篇》等。撰写哲学、美学、文学评论、戏剧评论，以及杂文作品和读书笔记，出版过多种著译单行本。1984年三联书店出版的《槐下居丛稿》就是他几十年在编辑工作之余创作的结集。1991年11月，首次胡适学术讨论会在安徽绩溪召开。王子野被邀请参加了这次会议。作为胡适的同乡和后辈，他作了题为《以辩证观点研究胡适》的发言。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胡适在文化学术领域的多方面开拓工作予以肯定。因此提出：“对胡适的学术思想采取探讨，也就是把以前倒污水时倒掉的婴儿捡回来。当然应当小心，在捡婴儿的时候不要把污水带回来。……我以为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坚持双百方针，允许大家发表不同意见，做到畅所欲言，心情舒畅。”这个发言受到与会同志的好评。作为学者，王子野博览群书，勤于钻研，他藏册极富，坐拥书城。他是珍爱图书的藏书家，又是广泛涉猎的学问家。人们很惊奇地发现，王子野面对大量藏书，但又随时能够找出来使用。在王子野的读书习惯中，对于外国文学的若干名著往往喜欢对照外文原文进行阅读。他懂得俄、英两种文字，去世前几年还在自学法文和日文。一次我去看望他时，这位白发老人正面对着电视机认真地学外文。他对学问的执着追求，数十年如一日，乐此不疲，老而弥坚。这也是编辑家一种极其宝贵的品质，是使他集编辑家与学者、评论家于一身的重要原因。80年代以后，人们经常能够见到王子野的书法作品。从图书刊名题字、题词到条幅，生动的行草或古朴的篆隶，似乎突然出现了一个书法家的王子野。其实王子野的书法是很有功底的，只是过去忙于编辑业务和出版领导工作，无暇顾及。这几年他有更多的时间追摹金石、研修魏碑；草书则倾慕于右任体，而又着意融合诸家，化为己长。需要说明的是，王子野在书法上的成就，有着深厚艺术修养的基础。他很喜爱中西绘画，他的藏书有大量的中外画册，对作品有很高的鉴赏能力，曾经为画家袁运甫等人的作品作序评论。他能刻竹、治印，这些艺术修养使他的书法别具神韵，我曾见到过他挥毫书写碑记。三跟王子野共事合作过的，或者在他领导下工作过的人们，都会一致称颂他写得一手好文章，清新流利、通畅晓达；同时也会觉得他讲着带有浓重乡音的普通话，讲话、做报告时往往缺少鼓动性和条理性。平时相处，容易见到他不苟言笑、严肃庄重的一面，不易发觉他平易近人、风趣幽默的一面。50年代在出版社时，王子野在食堂跟大家一起排队买饭，很爱聊天、说笑话。他称赞一个工友的工作有条理，说他有“大将风度”。一次，北京东城智化寺举办个人采集的蝴蝶标本展览，他见人就介绍。只要读一本好书，不住地向人推荐；如果是一本不满意的书，也要说出批评意见。跟他在一起开会，晚上喝了点酒，就会闲聊，从学问到生活，无所不谈。王子野平日生活相互做事极其认真、细致而又有条理。他日常伏案读书、写作的书桌，总是干干净净，书本和笔纸放得很有规律。书桌抽屉里的东西，也是井井有序。明窗净几，为他创造了文思如涌、学问日进的良好环境。1993年春天，我去拜访王子野同志，正巧王子野同志不在家，出来开门的是他的在初中学习的孙子小遥。在小遥居室的墙上，我见到王子野用工整楷书写的几句话：多做好事，少说空话，先做后讲，做了不讲；别人的好事，一件不忘，自己好事，做了就忘。这是王子野赠给他后辈的座右铭。我觉得正是他自己的思想境界和道德标准的表现。应该说，也是王子野自己的座右铭。这种高尚的情操和职业道德，同样需要在编辑出版界大大提倡和发扬的。[2]
著名的编辑人，这个的话相对来说还可以吧，编辑人相对来说比较少
我有很多著名的编辑人，比如说李开德就非常有名，他特别有才华
孙犁（6-11）现、当代小说家、散文家，被誉为“荷花淀派”的创始人。原名孙树勋，曾用笔名芸夫，河北安平人。1927年开始文学创作。1933年毕业于保定育德中学，研究生。1937年参加工作，任安新县同口镇小学教师，1939年后参加抗日工作，曾任河北抗战学院教官，晋察通讯社、晋察冀边区文联、晋察冀日报社及华北联合大学编辑、教师，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教师，《平原杂志》编辑。194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4年在延安发表《荷花淀》《芦花荡》等短篇小说，以其清新的艺术风格引起了文艺界的注意。此外，还有长篇小说《风云初记》（三集），中篇小说《铁木前传》，文学评论集《文学短评》。《白洋淀纪事》是作者最负盛名的一部小说和散文合集，其中的《荷花淀》《芦花荡》等作品，成为“荷花淀派”的主要代表作品。1949年后历任天津日报社副刊科副科长、报社编委，中国作家协会天津分会主席，天津市文联名誉主席，中国作协第一至三届理事、作协顾问，中国作家协会第四届顾问、第五届名誉副主席，中国文联荣誉委员。孙犁(1913-- )、赵树理、周立波和柳青四位作家，被誉为描写农村生活的“四大名旦”和“四杆铁笔”。
我国近代以来编辑出版事业的重大成就之一，是出现了一大批学有专长、精于编辑业务、成绩卓著的编辑家、出版家，人才辈出，前后相望。在现代出版界中，王子野同志就是这样一位著名的编辑家、学者和评论家。王子野，原名程扶铎，1916年出生于安徽绩溪。1930年小学毕业后，因家境贫寒辍学，不久到上海亚东图书馆当练习生。由于他勤奋学习，博览群书，学问日增，思想上也不断进步。抗日战争爆发后，积极参加抗日救亡宣传工作。1938年入延安陕北公学高级研究班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第二秘书处秘书，兼任军政学院哲学助教。1941年任中央政治研究室组长。1942年后曾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图书资料室副主任，中央军委编译局翻译处处长，《晋察冀日报》编委，1948年任中共中央华北局宣传部出版科科长、出版委员会委员，从此一直在编辑出版岗位上工作。60多年来他对我国现代出版事业做出极大努力，有着重要的业绩和贡献，赢得很高的声誉。建国后，王子野任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编审局处长，在胡愈之的领导下，曾积极参与创办新中国第一个大型文献性刊物——《新华月报》，总揽编辑、出版业务全局，并负责编委会，奠定了该刊的编辑宗旨和编辑风格。1950年12月，人民出版社成立后，王子野任该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在50、60年代长期担任领导编辑职务，对有系统地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与大量理论翻译读物，做出了重要贡献。虽然在文革中受到不公正对待，但他对党、对马克思主义坚信不移，坚持做学问，追求真理。1975年，从文化部咸宁“五七干校”调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任理论组组长。1977年至1982年任国家出版局副局长、党组副书记。在国家编辑事业领导岗位上，拨乱反正，落实出版政策，重视出版人才和出版物质量，关心和提倡书籍装帧艺术，并多次撰文评论，起过很好的作用。80年代以后，兼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副组长，国家出版委员会主任委员和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第一届副主席、第二届副主席、第三届名誉主席，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第一、二届副会长，仍一如既往，关心出版工作。他亲自为《当代中国的出版事业》一书审同，并撰写该书“绪论”部分；经常在中央级报刊上推荐好书、评论作品。他关心和支持编辑学、出版学的研究，为多咱编辑著述撰写序文。他说：“社会上各种行业都有自己的专门学问，经济有经济学，教育有教育学，新闻有新闻学，书刊出版后也有专门的目录学、版本学、图书馆学，惟独出版工作本身缺少专门研究。是出版工作没有东西可研究吗？不是的。出版的历史起码可以追溯到1000多年以前，反正比新闻早得多。要研究的东西不是很少，而是很多。就是因为不被重视，所以才留下缺门。这空白总不能永远留下去，出版学早晚总要在众多的学科中占一席应的位置。”（1982年《韬奋与出版》一书序）王子野鼓励编辑进行出版理论研究，曾主持全国出版研究年会和编辑出版理论优秀论文的评奖工作。还提倡编辑要读书学习、博学多能，成为通才，并要继承和发扬出版的优良传统。1990年王子野向《出版工作》编辑部建议，约请一些老编辑写一写自己是怎样做编辑工作的。之后该刊开辟“我怎样做编辑工作”专栏，陆续发表了许多著名编辑所写的具体经验和切实体会，在编辑出版界起到了广泛的有益作用。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王子野为出版对外交流，做了大量的工作。先后访问日本、美国、意大利等国，跟这些国家的出版界人士广泛接触，宣传了我国出版事业的成绩，促进国际合作出版的开展。王子野是国内外公认的享有盛誉的出版家、编辑家。一王子野的编辑出版工作是跟人民出版社的建立与发展分不开的。自人民出版社成立起，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止，他一直是该社的主要领导，长期主持编辑工作，1960年起任社长兼总编辑。有系统地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著是人民出版社一项重要的任务。建国初期，除出版《马恩文选》外，还有马列原著单行本，王子野重视序言的校订工作，特别是列入“干部必读”的部分，经常亲自跟译者联系（曹葆华等）。1954年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成立后，马列原著的翻译出版进入更有计划、有系统的新阶段。继《斯大林全集》出版以后，《列宁全集》中文第一版39卷的出版工作，仅用两年时间就完成，60年代，又开始了出版《列宁选集》的工作，王子野亲自撰文在《人民日报》上介绍。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原著的翻译出版工作，王子野有一种真挚的感情和执着的追求。1984年9月在新版的《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出版发行座谈会上，王子野满腔热情地发言，希望译文精益求精，新版能反映出我国自己的特点，要有自己写的前方和注释；对《全集》的装帧设计要求成为善本书。这些真诚的意见，也是他一贯的主张。王子野在人民出版社时多次讲到普列汉诺夫翻译马恩著作时增加自己注释的做法。因此人民出版社出版《费尔巴哈论纲》时，就附了普列汉诺夫写的注释。在“文革”中陈伯达曾以此作为批判王子野叛徒哲学的根据，王子野因此而受到迫害。作为编辑家的王子野，认真贯彻出版方针。人民出版社建社不久，为了执行编辑出版分工原则，他坚决主张不出版专业分工以外的书籍，得到上级领导机关的支持。在编辑工作中，王子野十分重视出版物的质量。他主持出版社的编辑业务，亲自审稿，对各级编辑的审稿意见，总是写上自己意见、看法，或毫不留情地进行批评，但很有说服力。有一部关于辩证法的翻译书稿，编辑的审稿意见很简单，王子野看了书稿以后，写道：“虽然你们三番四覆地修改，然而遗留下的问题还不知有多少（而且都是十分严重的）。我对你们的校定者和审稿者也是有意见的。”接着指出该稿译文上的不妥之处、译者杜撰的名词术语，以及误译的例子。然后又说：“希望你们从这部稿子的校定、审读的错误中得出必要的教训，以改正今后的工作。我的意见如不对，也可批评。”（见“人民出版社书稿档案”）往往有些译稿原文比较粗疏，即使译者是名家，王子野总是要编辑把审稿意见告诉译者，让译者自己了解后进行校改。1954年以前，人民出版社曾经出版过不少从苏联翻译的哲学、社会方面的小册子。后来认识提高了，1954年9月间，王子野在一本重印书上批语：“不要重印苏联一些教条主义的小册子。”对于选题，指出“在目前的情况下，一般书的选译，必须十分慎重，可缓就缓，可不译就不译，这样做，不会吃亏”（见“人民出版社书稿档案”）。王子野对于国内一些学者的著作稿，同样认真审读。一部阐述新中国初期建设成就的书稿。王子野的审稿意见是：“这部稿子只是一些数字的堆积，再插进一些《共同纲领》的引文，使人无法读下去。照此样子不作较大的修改不能出版。我想修改的主要要求是充实血肉，每一个问题都必须讲清道理。材料是很多的，……有血有肉又有骨头，才能读下去。”另一部学术著作的审稿意见，是这样写的：“对苏联学者的见解要认真加上一番消化功夫，不要信手大段大段地抄录。但是参考书在文末须作交代。”（以上均见“人民出版社书稿档案”）王子野还经常提醒编辑部的同志，编辑工作是一项政治性很强的工作，一定要认真掌握好政策，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作指导。而他自己在编辑工作中的认真严肃、严格细致的工作态度与作风，也是直接影响到全社编辑的业务素质与工作作风的。王子野除了审稿，还要审读、修改编辑撰写的图书“内容提要”文字，有时改动得几乎是重新撰写的。人民出版社在建社后就建立总编辑在审读、签发书稿时，同时要审读、签发书稿的“内容提要”的制度。王子野还重视出版社的书刊资料工作，认为做好藏书资料工作，对培养出版社编辑人员有很大作用。人民出版社初期的内部刊物《出版周报》，刊载上级有关编辑出版工作的指示、选登读者对出版物的批评与建议，以及社内人员在编辑出版工作中失误的检查。诸如“新华时事丛刊”的编辑工作，书刊中重大的校对错误等，都刊出有关编辑、校对人员做出的检查和认识。对于提高工作人员的业务素质和培养严肃认真的工作作风，起了很好的作用。60年代初，王子野在全社人员大会上提出编辑出版工作中的“三风”、“一严”问题。“三风”就是：勤俭朴素的作风、谦逊团结的作风、踏实细致的作风。“一严”就是一切从严，首先是政治上从严。从编辑出版到行政管理，每一环节都要求严字当头。选题组稿、审稿、加工要严，出版校对也要从严，行政管理制度的执行也要从严。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出版质量的不断提高。王子野还认为，提高书稿质量，首先必须领先著者、译者、编辑的努力。因此，出版社除了加强编辑工作，在社内培养出更多的好编辑外，同时还应当推动著者、译者和编者也积极改进自己应做的工作，双方努力才能达到书稿质量的普遍提高。讲到出版社要团结一大批认真著译的作者，总是王子野自己是做得很好的。他亲自在编辑访问作者的“访问记录”上写意见、作提示，有时还在全社人员大会上表扬或批评，还提倡请各方面的专家学者到出版社做学术报告；他自己跟曹葆华、曹汀、朱光潜、吕振羽、季羡林、戈宝权等一大批学者专家——作者都有很好的交往。其实，王子野对于社会上人才的重视与爱护，也是很突出的。60年代中期，他在出版社时，将一位研究普列汉诺夫的专家王荫庭，请到出版社来让他翻译作品，发挥专长。粉碎“四人帮”以后，王子野满腔热情、鼓励安徽一位美学家郭因出版学术著作。郭因的两本专著《中国绘画美学史稿》和《艺廊思絮》，分别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和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作者在后记和向王子野的赠书中表示了他的感激之情。安徽有位青年学者徐学林，研究徽学，学有专长，对安徽出版史情有独钟，写出过大量的论文。王子野对他十分关心和鼓励。我很了解王子野对于人才的爱护和对有价值书稿的重视，只是他不愿意多说自己是怎样做的。图书质量是由内容与形式两部分构成的。王子野对于图书的外观形式——装帧设计也是十重视的。无疑，这和他的哲学、美学素养，以及对艺术的爱好是分不开的。他在总编辑岗位上经常关心图书的封面设计和装帧形式，为封面设计出主意。所有这些，可以看出在人民出版社的发展过程中，终结着王子野的心血和贡献。1985年纪念人民出版社建社35周年时，王子野用秀丽的行书写下这样的题词：“乐为他人作嫁衣。”这也是对他自己服务、献身编辑出版工作的真实写照。二早在建国前后，王子野有过做研究工作的想法。他曾经说到自己对哲学、美学的爱好，到北京以后，想从事学术研究工作，而不是编辑出版工作。不过，王子野又确实干了一辈子的编辑。王子野是编辑家，然而他又是学者和评论家，也是位勤奋的翻译家。他对中外文学、哲学、历史有很深的修养，对翻译工作也很有造诣，。在延安时期就译过哲学、社会科学著作以及文艺理论方面的书籍，如《西洋哲学史简编》、《历史唯物论》、拉法格的《思想起源论》、《邓肯自传——补篇》等。撰写哲学、美学、文学评论、戏剧评论，以及杂文作品和读书笔记，出版过多种著译单行本。1984年三联书店出版的《槐下居丛稿》就是他几十年在编辑工作之余创作的结集。1991年11月，首次胡适学术讨论会在安徽绩溪召开。王子野被邀请参加了这次会议。作为胡适的同乡和后辈，他作了题为《以辩证观点研究胡适》的发言。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胡适在文化学术领域的多方面开拓工作予以肯定。因此提出：“对胡适的学术思想采取探讨，也就是把以前倒污水时倒掉的婴儿捡回来。当然应当小心，在捡婴儿的时候不要把污水带回来。……我以为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坚持双百方针，允许大家发表不同意见，做到畅所欲言，心情舒畅。”这个发言受到与会同志的好评。作为学者，王子野博览群书，勤于钻研，他藏册极富，坐拥书城。他是珍爱图书的藏书家，又是广泛涉猎的学问家。人们很惊奇地发现，王子野面对大量藏书，但又随时能够找出来使用。在王子野的读书习惯中，对于外国文学的若干名著往往喜欢对照外文原文进行阅读。他懂得俄、英两种文字，去世前几年还在自学法文和日文。一次我去看望他时，这位白发老人正面对着电视机认真地学外文。他对学问的执着追求，数十年如一日，乐此不疲，老而弥坚。这也是编辑家一种极其宝贵的品质，是使他集编辑家与学者、评论家于一身的重要原因。80年代以后，人们经常能够见到王子野的书法作品。从图书刊名题字、题词到条幅，生动的行草或古朴的篆隶，似乎突然出现了一个书法家的王子野。其实王子野的书法是很有功底的，只是过去忙于编辑业务和出版领导工作，无暇顾及。这几年他有更多的时间追摹金石、研修魏碑；草书则倾慕于右任体，而又着意融合诸家，化为己长。需要说明的是，王子野在书法上的成就，有着深厚艺术修养的基础。他很喜爱中西绘画，他的藏书有大量的中外画册，对作品有很高的鉴赏能力，曾经为画家袁运甫等人的作品作序评论。他能刻竹、治印，这些艺术修养使他的书法别具神韵，我曾见到过他挥毫书写碑记。三跟王子野共事合作过的，或者在他领导下工作过的人们，都会一致称颂他写得一手好文章，清新流利、通畅晓达；同时也会觉得他讲着带有浓重乡音的普通话，讲话、做报告时往往缺少鼓动性和条理性。平时相处，容易见到他不苟言笑、严肃庄重的一面，不易发觉他平易近人、风趣幽默的一面。50年代在出版社时，王子野在食堂跟大家一起排队买饭，很爱聊天、说笑话。他称赞一个工友的工作有条理，说他有“大将风度”。一次，北京东城智化寺举办个人采集的蝴蝶标本展览，他见人就介绍。只要读一本好书，不住地向人推荐；如果是一本不满意的书，也要说出批评意见。跟他在一起开会，晚上喝了点酒，就会闲聊，从学问到生活，无所不谈。王子野平日生活相互做事极其认真、细致而又有条理。他日常伏案读书、写作的书桌，总是干干净净，书本和笔纸放得很有规律。书桌抽屉里的东西，也是井井有序。明窗净几，为他创造了文思如涌、学问日进的良好环境。1993年春天，我去拜访王子野同志，正巧王子野同志不在家，出来开门的是他的在初中学习的孙子小遥。在小遥居室的墙上，我见到王子野用工整楷书写的几句话：多做好事，少说空话，先做后讲，做了不讲；别人的好事，一件不忘，自己好事，做了就忘。这是王子野赠给他后辈的座右铭。我觉得正是他自己的思想境界和道德标准的表现。应该说，也是王子野自己的座右铭。这种高尚的情操和职业道德，同样需要在编辑出版界大大提倡和发扬的。[2]
回答 您好，我是王建红老师，我已经看到你的问题了，我会马上回复你的消息的，请及时关注信息。 您好 朱熹（1130年10月18日－1200年4月23日），字元晦，又字仲晦，号晦庵，晚称晦翁。祖籍徽州府婺源县（今江西省婺源），生于南剑州尤溪（今属福建省尤溪县）。中国南宋时期理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诗人。 朱熹十九岁考中进士，曾任江西南康、福建漳州知府、浙东巡抚等职，做官清正有为，振举书院建设。官拜焕章阁侍制兼侍讲，为宋宁宗讲学。晚年遭遇庆元党禁，被列为“伪学魁首”，削官奉祠。庆元六年（1200年）逝世，享年七十一岁。后被追赠为太师、徽国公，赐谥号“文”，故世称朱文公。 朱熹是“二程”（程颢、程颐）的三传弟子李侗的学生，与二程合称“程朱学派”。他是唯一非孔子亲传弟子而享祀孔庙，位列大成殿十二哲者。[1]朱熹是理学集大成者，闽学代表人物，被后世尊称为朱子。他的理学思想影响很大，成为元、明、清三朝的官方哲学。 朱熹著述甚多，有《四书章句集注》《太极图说解》《通书解说》《周易读本》《楚辞集注》，后人辑有《朱子大全》《朱子集语象》等。其中《四书章句集注》成为钦定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标准。 请查看～亲 更多5条
朱 熹（Zhu Xi） 朱熹（15～9） 字元晦，南宋徽州婺源（今属江西省）人。19岁进士及第，曾任荆湖南路安抚使，仕至宝文阁待制。为政期间，申敕令，惩奸吏，治绩显赫。南宋著名的理学家和教育家，闽学派的代表人物，世称朱子，是孔子、孟子以来最杰出的弘扬儒学的大师。人们曾用这样的话赞美他：“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乾道三年（1167），偕学生林用中、范念德从福建赶赴岳麓书院，与张栻会讲三月，会讲的主要议题是“太极”和“中和”，然后同游南岳。朱张会讲，盛况空前，学生多达千人之众，其声势为全国之最，史称湖湘学派自此之后，才去短集长，臻于成熟。淳熙十二年（1185），他还动员衡州官府重修石鼓书院，提出把书院办成德行道义之实的教育机构的方针，使书院教育走上正轨。在石鼓书院复兴后，应湖南提刑宋若水之请，撰写了一篇名垂千秋的《石鼓书院记》，由张栻亲书，后人镌制成石碑，置于石鼓书院内，使“石鼓有声于天下”。他一生三次监南岳庙，但都只是遥领食俸，并未亲临南岳。明万历中（1587～1598），与李宽、韩愈、李士真、周敦颐、张栻、黄干同祀石鼓书院七贤祠，世称石鼓七贤。
朱熹（1130—1200），字元晦（一作仲晦），江西婺源人，南宋时期的理学家和教育家。父亲朱松是岳飞、秦桧同时人，曾得充福建政和县尉小官，携全家赴任，后调任尤溪县尉。宋高宗建炎四年（1130年）朱熹出生于尤溪，降世不久，其父升任朝廷秘书省正字职，但因反对秦桧主和，被逐出朝廷。朱松回到福建建阳家中。朱熹随父在建阳度过了他的童年。 相传朱松曾求人算命。卜者说：“富也只如此，贵也只如此，生个小孩儿，便是孔夫子。”恐是后人附会，朱熹学成大儒则是事实。建阳近邻有个南剑州，是道学最初在南方的传播中心，朱松十分热衷道学，与当地道 学家交往甚密。这种环境对朱熹的一生有着深刻的影响。 朱熹受教于父，聪明过人。四岁时其父指天说：“这是天。”朱熹则问：“天上有何物？”其父大惊。他勤于思考，学习长进，八岁便 能读懂《孝经》，在书题字自勉曰：“苦不如此，便不成人。”朱熹十上岁时父亲去世，其父好参刘子、刘勉子、胡宪等人，这三人皆是道学家。当时的道学家一部分排佛，一部分醉心学佛，他们皆属后者。因此朱熹既热衷于道学，同时于佛学也有浓厚兴趣。绍兴十七年（1147年），十八的朱熹参加乡贡，据说就是以佛学禅宗的学说被录取的。主考官蔡兹还对人说：“吾取一后生，三策皆欲为朝廷措置大事，他日必非常人。” 绍兴十八年（1148年），朱熹考中进士，三年被派任泉州同安县主簿，从此开始仕途生涯。赴任途中拜见了著名道学家、程颐的丙传弟子李侗。绍兴三十年（1160年），三十岁的朱熹决心向要侗求学，为表诚意，他步行几百时从崇安走到延平。李侗非常欣赏这个学生，替他取一字曰元晦。从此，朱熹开始建立自己的一套客观唯心主义思想——理学。 朱熹认为在超现实、超社会之上存在一种标准，它是人们一切行为的标准，即“天理”。只有去发现（格物穷理）和遵循天理，才是真、善、美。而破坏这种真、善、美的是“人欲”。因此，他提出“存在理，灭人欲”。这就是朱熹客观唯心主义思想的核心。淳熙三年（1176年），朱熹与当时著名学者陆九渊相会于江西上饶鹅湖寺，交流思想。但陆属主观唯心论，他认为人们心中先天存在着真、善、美，主张“发明本心”，即要求人们自己在心中去发现真、善、美，达到自我完善。这与朱的客观唯心说的主张不同。因此，二人辩论争持，以至互相嘲讽，不欢而散。这就是中国思想史上有名的“鹅湖会”。从此有了“理学”与“心学”两大派别。 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秋，宋金关系紧张，金统治者完颜亮分兵四路南进，马踏长江北岸。宋高宗准备出海南逃，由于右相陈康伯竭力劝阻而作罢。不久宋军击溃金兵，消息传至当时朱熹求学的延平，朱熹为民族的胜利欣喜若狂，写下了庆贺的诗篇，表达他不可抑制喜悦心情。同时，他又给负责军事的大臣写信，指出必须乘胜出击，坐视中原而不进取是不明智的。不久高宗退位，孝宗继立，在广大军民要求的压力下，起用了掂抗战派张浚，平反了岳飞的冤案，贬退了秦桧党人朱熹这时上奏孝宗，提了三项建议：（一）讲求格物致知之学；（二）罢黜和议；（三）任用贤能。在奏章中鲜明表达了他的反和主张。 这一奏章使朱熹得幸被召。他赶至杭州，正值宋军失利，朝廷派人议和，朱熹仍强烈反对，在孝宗接见时连上几道奏章，慷慨陈词。孝宗有感朱熹的忠心，命其为开学博士侍次，此职非其所长，未免有点讽刺。朱熹乘机面见张浚，提出北伐中原的具体想法。但不久张浚罢相，出任外地，病死途中。朱熹专程赶至豫章（今南昌）哭灵，痛惜抗金受挫。此时朝廷内主和派势力猖獗，金兵渡过淮水。朱熹对此忧心如焚，但难有所为。隆兴元年（1163年），朱熹回福建崇安，临行前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夫沮（阻）国家恢复之大计者，讲和之说也；坏边陲备御之常规者，讲和之说也；内（拂）吾民忠义之心，而外绝故国来苏之望者，讲和之说也……尖锐地抨击了那些议和投降派。 1164年隆兴和议之后，宋金结为侄叔，关系暂时缓和下来，朱熹便一头钻进理学中去了。他在故里修起“寒泉精舍”，住此十余年，编写了大量的道学书籍，并从事讲学活动，生徒盈门。这一期间他对朝廷屡诏不应。 1178年朱熹东山再起，出任“知南康军”，尽管他重新入仕，却未忘自己的学者身份。在庐山唐代李渤隐居旧址，建立“白鹿洞书院”进行讲学，并制定一整套学规。即： “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教之目”。 “博学之，审问之，谨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为学之序”。 “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的“修身之要”。 “政权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处事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的“接物之要”。 这个“白鹿洞书院”后来成为我国著名的四大书院之一，而其“学规”则成为各书院的楷模，对后世发生了巨大影响。 1181年朱熹解职回乡，在武夷山修建“武夷精舍”，广召门徒，传播理学。为了帮助人们学习儒家经典，他又于儒家经典中精心节选出“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并刻印发行。这是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四书影响深远，后来成为封建教育的教科书，使得儒家思想更进一步成为全面地控制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思想。 1193年朱熹任职于湖南，不顾政务缠身，又主持修复了四大书院之一的另一著名书院——岳麓书院。使之与白鹿油书院一样，成为朱熹讲学授徒、传播理学的场所。书院在南宋发展盛行，几乎取代官学，这种盛况是与朱熹的提倡直接有关的。 朱熹一生虽然为官时间不多，但总是努力设法缓和社会矛盾，或多或少地为下层人民办好事。他退居崇安时期，崇安因水灾发生饥荒，爆发农民起义。有鉴于此，朱熹主张设“社仓”，以官粟为本，“俾愿贷者出息什二，……岁或不幸小饥，则驰半息，大俊则尽”。设立社仓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地主豪绅在灾荒时期用高利贷剥削农民，无疑是有惠于民的。此后，朱熹并在多处推行。1178年朱熹任“知南康军”（今江西星子一带），上任不久发生灾荒，朱熹上疏要求减免租税。同时，请求政府兴修长江石堤，一方面解决石堤失修问题，另一方面可以雇用饥民，解决他们缺食问题，饥民称善。1190年朱熹知福建漳州，时值土地兼并盛行，官僚地主倚势吞并农民耕地，而税额没有随地划归地主，至使“田税不均”，失地农民受到更为沉重的剥削，阶级矛盾激化。为此，朱熹提出“经界”，即核实田亩，随地纳税。这一建议势必减轻农民负担，损害大地主的利益，所以遭到后者的强烈反对。“经界”终于未能推行，朱熹愤怒不已，辞职离去，以示抗议。 朱熹的一生志在树立理学，使之成为统治思想。但因理学初出，影响不深。同时，朱熹在官场上因品性耿直而得罪权臣，致使朱熹晚年落得一个悲剧的结局。 1181年8月浙东饥荒，朱熹由宰相王淮推荐任提举两浙东路常平茶盐公事。途经杭州，入对七札，陈述时弊。到职后，微服下访，调查时弊和贪官污吏的劣迹，弹劾了一批贪官以及大户豪右。他不徇私情，牵连攻击了王淮等人。于是，王淮指使人上书抨击理学，斥其为“伪学”，朱熹被解职加乡。 1187的朱熹出任江南西路提点刑狱公事，管理赣州（今赣县）、江州（今九江）一带地方的司法、刑狱、监察、农事等方面的事务。不久王淮罢去，理学一时得势，朱熹更是仕途顺利。几年后受宰相赵汝愚推荐，当上焕章阁侍制兼侍讲，即皇帝的顾问和教师。刚即位不久的宁宗全面肯定了理学，称朱为“儒宗”，这反映了苟安江南的南宋企图以理学加强内部团结的希望。朱熹为宁宗进讲《大学》，每逢双日早晚进讲，但他借此机会对朝政多有批评，终于使宁宗不满，加以干预朝政的罪名，被逐出朝廷。 庆元元年（1195年）朱熹在朝廷的支持者赵汝愚受韩胄排挤被罢相位，韩势盛极一时。韩因朱熹曾参与赵汝愚攻击自己的活动，于是发动了一场抨击“理学”的运动。庆元二年叶翥上书，要求把道学家的书“除毁”，科举取士，凡涉程朱义理不取。监察御史沈继祖指控朱熹十罪，请斩。朱熹的得意门生蔡元定被逮捕，解送道州。一时理学威风扫地，被斥为“伪学”，朱熹被斥为“伪师”，学生被斥为“伪徒”。宁宗一改旧态，下诏命凡荐举为官，一律不取“伪学”之士。 庆元六年（1200年）三月初九，朱熹终于在家里忧愤而死，享年七十一岁。临死还在修改《大学诚意章 》，可见他是如何矢志于树立自己的理学，然而生前终未如愿。 朱熹生前对家乡不胜怀念，曾两次回归婺源故里。绍兴二十年（1150年），朱熹二十一岁，在中进士不久回故乡扫墓。淳熙三年（1176年）三月春，朱熹四十七岁，再次回故乡扫墓并讲学。为了寄托乡思，他曾写下下面这首诗，至今也还是感人的。 对月思故乡 沉沉新秋夜，凉月满荆扉。 露泫凝余彩，川明澄素晖。 中林竹树明，疏星河汉稀。 此夕情无限，故园何日归？
司马迁(前145年-前90年)西汉“世界历史之父” 汉代伟大的编辑学家，司马迁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完成《史记》编纂工作，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全书130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史记》全书包括十二本纪（记历代帝王政绩）、三十世家（记诸侯国和汉代诸侯、勋贵兴亡）、七十列传（记重要人物的言行事迹，主要叙人臣，其中最后一篇为自序）、十表（大事年表）、八书（记各种典章制度记礼、乐、音律、历法、天文、封禅、水利、财用）对后世的影响极为巨大，被称为“实录、信史”，被鲁迅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列为前“四史”之首，与《资治通鉴》并称为史学“双璧”。因此司马迁被后世尊称为史迁、史圣、太史公、历史之父。1957年，司马迁被联合国命名为“世界历史之父”。
我国近代以来编辑出版事业的重大成就之一，是出现了一大批学有专长、精于编辑业务、成绩卓著的编辑家、出版家，人才辈出，前后相望。在现代出版界中，王子野同志就是这样一位著名的编辑家、学者和评论家。王子野，原名程扶铎，1916年出生于安徽绩溪。1930年小学毕业后，因家境贫寒辍学，不久到上海亚东图书馆当练习生。由于他勤奋学习，博览群书，学问日增，思想上也不断进步。抗日战争爆发后，积极参加抗日救亡宣传工作。1938年入延安陕北公学高级研究班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第二秘书处秘书，兼任军政学院哲学助教。1941年任中央政治研究室组长。1942年后曾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图书资料室副主任，中央军委编译局翻译处处长，《晋察冀日报》编委，1948年任中共中央华北局宣传部出版科科长、出版委员会委员，从此一直在编辑出版岗位上工作。60多年来他对我国现代出版事业做出极大努力，有着重要的业绩和贡献，赢得很高的声誉。建国后，王子野任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编审局处长，在胡愈之的领导下，曾积极参与创办新中国第一个大型文献性刊物——《新华月报》，总揽编辑、出版业务全局，并负责编委会，奠定了该刊的编辑宗旨和编辑风格。1950年12月，人民出版社成立后，王子野任该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在50、60年代长期担任领导编辑职务，对有系统地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与大量理论翻译读物，做出了重要贡献。虽然在文革中受到不公正对待，但他对党、对马克思主义坚信不移，坚持做学问，追求真理。1975年，从文化部咸宁“五七干校”调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任理论组组长。1977年至1982年任国家出版局副局长、党组副书记。在国家编辑事业领导岗位上，拨乱反正，落实出版政策，重视出版人才和出版物质量，关心和提倡书籍装帧艺术，并多次撰文评论，起过很好的作用。80年代以后，兼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副组长，国家出版委员会主任委员和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第一届副主席、第二届副主席、第三届名誉主席，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第一、二届副会长，仍一如既往，关心出版工作。他亲自为《当代中国的出版事业》一书审同，并撰写该书“绪论”部分；经常在中央级报刊上推荐好书、评论作品。他关心和支持编辑学、出版学的研究，为多咱编辑著述撰写序文。他说：“社会上各种行业都有自己的专门学问，经济有经济学，教育有教育学，新闻有新闻学，书刊出版后也有专门的目录学、版本学、图书馆学，惟独出版工作本身缺少专门研究。是出版工作没有东西可研究吗？不是的。出版的历史起码可以追溯到1000多年以前，反正比新闻早得多。要研究的东西不是很少，而是很多。就是因为不被重视，所以才留下缺门。这空白总不能永远留下去，出版学早晚总要在众多的学科中占一席应的位置。”（1982年《韬奋与出版》一书序）王子野鼓励编辑进行出版理论研究，曾主持全国出版研究年会和编辑出版理论优秀论文的评奖工作。还提倡编辑要读书学习、博学多能，成为通才，并要继承和发扬出版的优良传统。1990年王子野向《出版工作》编辑部建议，约请一些老编辑写一写自己是怎样做编辑工作的。之后该刊开辟“我怎样做编辑工作”专栏，陆续发表了许多著名编辑所写的具体经验和切实体会，在编辑出版界起到了广泛的有益作用。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王子野为出版对外交流，做了大量的工作。先后访问日本、美国、意大利等国，跟这些国家的出版界人士广泛接触，宣传了我国出版事业的成绩，促进国际合作出版的开展。王子野是国内外公认的享有盛誉的出版家、编辑家。一王子野的编辑出版工作是跟人民出版社的建立与发展分不开的。自人民出版社成立起，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止，他一直是该社的主要领导，长期主持编辑工作，1960年起任社长兼总编辑。有系统地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著是人民出版社一项重要的任务。建国初期，除出版《马恩文选》外，还有马列原著单行本，王子野重视序言的校订工作，特别是列入“干部必读”的部分，经常亲自跟译者联系（曹葆华等）。1954年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成立后，马列原著的翻译出版进入更有计划、有系统的新阶段。继《斯大林全集》出版以后，《列宁全集》中文第一版39卷的出版工作，仅用两年时间就完成，60年代，又开始了出版《列宁选集》的工作，王子野亲自撰文在《人民日报》上介绍。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原著的翻译出版工作，王子野有一种真挚的感情和执着的追求。1984年9月在新版的《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出版发行座谈会上，王子野满腔热情地发言，希望译文精益求精，新版能反映出我国自己的特点，要有自己写的前方和注释；对《全集》的装帧设计要求成为善本书。这些真诚的意见，也是他一贯的主张。王子野在人民出版社时多次讲到普列汉诺夫翻译马恩著作时增加自己注释的做法。因此人民出版社出版《费尔巴哈论纲》时，就附了普列汉诺夫写的注释。在“文革”中陈伯达曾以此作为批判王子野叛徒哲学的根据，王子野因此而受到迫害。作为编辑家的王子野，认真贯彻出版方针。人民出版社建社不久，为了执行编辑出版分工原则，他坚决主张不出版专业分工以外的书籍，得到上级领导机关的支持。在编辑工作中，王子野十分重视出版物的质量。他主持出版社的编辑业务，亲自审稿，对各级编辑的审稿意见，总是写上自己意见、看法，或毫不留情地进行批评，但很有说服力。有一部关于辩证法的翻译书稿，编辑的审稿意见很简单，王子野看了书稿以后，写道：“虽然你们三番四覆地修改，然而遗留下的问题还不知有多少（而且都是十分严重的）。我对你们的校定者和审稿者也是有意见的。”接着指出该稿译文上的不妥之处、译者杜撰的名词术语，以及误译的例子。然后又说：“希望你们从这部稿子的校定、审读的错误中得出必要的教训，以改正今后的工作。我的意见如不对，也可批评。”（见“人民出版社书稿档案”）往往有些译稿原文比较粗疏，即使译者是名家，王子野总是要编辑把审稿意见告诉译者，让译者自己了解后进行校改。1954年以前，人民出版社曾经出版过不少从苏联翻译的哲学、社会方面的小册子。后来认识提高了，1954年9月间，王子野在一本重印书上批语：“不要重印苏联一些教条主义的小册子。”对于选题，指出“在目前的情况下，一般书的选译，必须十分慎重，可缓就缓，可不译就不译，这样做，不会吃亏”（见“人民出版社书稿档案”）。王子野对于国内一些学者的著作稿，同样认真审读。一部阐述新中国初期建设成就的书稿。王子野的审稿意见是：“这部稿子只是一些数字的堆积，再插进一些《共同纲领》的引文，使人无法读下去。照此样子不作较大的修改不能出版。我想修改的主要要求是充实血肉，每一个问题都必须讲清道理。材料是很多的，……有血有肉又有骨头，才能读下去。”另一部学术著作的审稿意见，是这样写的：“对苏联学者的见解要认真加上一番消化功夫，不要信手大段大段地抄录。但是参考书在文末须作交代。”（以上均见“人民出版社书稿档案”）王子野还经常提醒编辑部的同志，编辑工作是一项政治性很强的工作，一定要认真掌握好政策，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作指导。而他自己在编辑工作中的认真严肃、严格细致的工作态度与作风，也是直接影响到全社编辑的业务素质与工作作风的。王子野除了审稿，还要审读、修改编辑撰写的图书“内容提要”文字，有时改动得几乎是重新撰写的。人民出版社在建社后就建立总编辑在审读、签发书稿时，同时要审读、签发书稿的“内容提要”的制度。王子野还重视出版社的书刊资料工作，认为做好藏书资料工作，对培养出版社编辑人员有很大作用。人民出版社初期的内部刊物《出版周报》，刊载上级有关编辑出版工作的指示、选登读者对出版物的批评与建议，以及社内人员在编辑出版工作中失误的检查。诸如“新华时事丛刊”的编辑工作，书刊中重大的校对错误等，都刊出有关编辑、校对人员做出的检查和认识。对于提高工作人员的业务素质和培养严肃认真的工作作风，起了很好的作用。60年代初，王子野在全社人员大会上提出编辑出版工作中的“三风”、“一严”问题。“三风”就是：勤俭朴素的作风、谦逊团结的作风、踏实细致的作风。“一严”就是一切从严，首先是政治上从严。从编辑出版到行政管理，每一环节都要求严字当头。选题组稿、审稿、加工要严，出版校对也要从严，行政管理制度的执行也要从严。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出版质量的不断提高。王子野还认为，提高书稿质量，首先必须领先著者、译者、编辑的努力。因此，出版社除了加强编辑工作，在社内培养出更多的好编辑外，同时还应当推动著者、译者和编者也积极改进自己应做的工作，双方努力才能达到书稿质量的普遍提高。讲到出版社要团结一大批认真著译的作者，总是王子野自己是做得很好的。他亲自在编辑访问作者的“访问记录”上写意见、作提示，有时还在全社人员大会上表扬或批评，还提倡请各方面的专家学者到出版社做学术报告；他自己跟曹葆华、曹汀、朱光潜、吕振羽、季羡林、戈宝权等一大批学者专家——作者都有很好的交往。其实，王子野对于社会上人才的重视与爱护，也是很突出的。60年代中期，他在出版社时，将一位研究普列汉诺夫的专家王荫庭，请到出版社来让他翻译作品，发挥专长。粉碎“四人帮”以后，王子野满腔热情、鼓励安徽一位美学家郭因出版学术著作。郭因的两本专著《中国绘画美学史稿》和《艺廊思絮》，分别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和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作者在后记和向王子野的赠书中表示了他的感激之情。安徽有位青年学者徐学林，研究徽学，学有专长，对安徽出版史情有独钟，写出过大量的论文。王子野对他十分关心和鼓励。我很了解王子野对于人才的爱护和对有价值书稿的重视，只是他不愿意多说自己是怎样做的。图书质量是由内容与形式两部分构成的。王子野对于图书的外观形式——装帧设计也是十重视的。无疑，这和他的哲学、美学素养，以及对艺术的爱好是分不开的。他在总编辑岗位上经常关心图书的封面设计和装帧形式，为封面设计出主意。所有这些，可以看出在人民出版社的发展过程中，终结着王子野的心血和贡献。1985年纪念人民出版社建社35周年时，王子野用秀丽的行书写下这样的题词：“乐为他人作嫁衣。”这也是对他自己服务、献身编辑出版工作的真实写照。二早在建国前后，王子野有过做研究工作的想法。他曾经说到自己对哲学、美学的爱好，到北京以后，想从事学术研究工作，而不是编辑出版工作。不过，王子野又确实干了一辈子的编辑。王子野是编辑家，然而他又是学者和评论家，也是位勤奋的翻译家。他对中外文学、哲学、历史有很深的修养，对翻译工作也很有造诣，。在延安时期就译过哲学、社会科学著作以及文艺理论方面的书籍，如《西洋哲学史简编》、《历史唯物论》、拉法格的《思想起源论》、《邓肯自传——补篇》等。撰写哲学、美学、文学评论、戏剧评论，以及杂文作品和读书笔记，出版过多种著译单行本。1984年三联书店出版的《槐下居丛稿》就是他几十年在编辑工作之余创作的结集。1991年11月，首次胡适学术讨论会在安徽绩溪召开。王子野被邀请参加了这次会议。作为胡适的同乡和后辈，他作了题为《以辩证观点研究胡适》的发言。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胡适在文化学术领域的多方面开拓工作予以肯定。因此提出：“对胡适的学术思想采取探讨，也就是把以前倒污水时倒掉的婴儿捡回来。当然应当小心，在捡婴儿的时候不要把污水带回来。……我以为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坚持双百方针，允许大家发表不同意见，做到畅所欲言，心情舒畅。”这个发言受到与会同志的好评。作为学者，王子野博览群书，勤于钻研，他藏册极富，坐拥书城。他是珍爱图书的藏书家，又是广泛涉猎的学问家。人们很惊奇地发现，王子野面对大量藏书，但又随时能够找出来使用。在王子野的读书习惯中，对于外国文学的若干名著往往喜欢对照外文原文进行阅读。他懂得俄、英两种文字，去世前几年还在自学法文和日文。一次我去看望他时，这位白发老人正面对着电视机认真地学外文。他对学问的执着追求，数十年如一日，乐此不疲，老而弥坚。这也是编辑家一种极其宝贵的品质，是使他集编辑家与学者、评论家于一身的重要原因。80年代以后，人们经常能够见到王子野的书法作品。从图书刊名题字、题词到条幅，生动的行草或古朴的篆隶，似乎突然出现了一个书法家的王子野。其实王子野的书法是很有功底的，只是过去忙于编辑业务和出版领导工作，无暇顾及。这几年他有更多的时间追摹金石、研修魏碑；草书则倾慕于右任体，而又着意融合诸家，化为己长。需要说明的是，王子野在书法上的成就，有着深厚艺术修养的基础。他很喜爱中西绘画，他的藏书有大量的中外画册，对作品有很高的鉴赏能力，曾经为画家袁运甫等人的作品作序评论。他能刻竹、治印，这些艺术修养使他的书法别具神韵，我曾见到过他挥毫书写碑记。三跟王子野共事合作过的，或者在他领导下工作过的人们，都会一致称颂他写得一手好文章，清新流利、通畅晓达；同时也会觉得他讲着带有浓重乡音的普通话，讲话、做报告时往往缺少鼓动性和条理性。平时相处，容易见到他不苟言笑、严肃庄重的一面，不易发觉他平易近人、风趣幽默的一面。50年代在出版社时，王子野在食堂跟大家一起排队买饭，很爱聊天、说笑话。他称赞一个工友的工作有条理，说他有“大将风度”。一次，北京东城智化寺举办个人采集的蝴蝶标本展览，他见人就介绍。只要读一本好书，不住地向人推荐；如果是一本不满意的书，也要说出批评意见。跟他在一起开会，晚上喝了点酒，就会闲聊，从学问到生活，无所不谈。王子野平日生活相互做事极其认真、细致而又有条理。他日常伏案读书、写作的书桌，总是干干净净，书本和笔纸放得很有规律。书桌抽屉里的东西，也是井井有序。明窗净几，为他创造了文思如涌、学问日进的良好环境。1993年春天，我去拜访王子野同志，正巧王子野同志不在家，出来开门的是他的在初中学习的孙子小遥。在小遥居室的墙上，我见到王子野用工整楷书写的几句话：多做好事，少说空话，先做后讲，做了不讲；别人的好事，一件不忘，自己好事，做了就忘。这是王子野赠给他后辈的座右铭。我觉得正是他自己的思想境界和道德标准的表现。应该说，也是王子野自己的座右铭。这种高尚的情操和职业道德，同样需要在编辑出版界大大提倡和发扬的。[2]
答案吗？乂我感觉我好像是不是还是，
叶圣陶原名叶绍均字圣陶江苏苏州人
很多了，只要是写书的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