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章士钊、章太炎、陈独秀、林白水、劭飘萍、张季鸾、王芸生、陈布雷等
著名科普作家、编辑家贾祖璋（1901～1988）系浙江海宁人，是我国近现代科学小品的先驱和开拓者之一。在长达60多年的科普生涯中，他创作了大量脍炙人口的科普佳作。他的科普作品集《鸟与文学》自1931年初出版后多次重印，影响了几代读者。他的许多科普名篇如《花儿为什么这么红》、《南州六月荔枝丹》、《兰与兰花》等多次作为范文被选入中学和大学的语文课本。 《贾祖璋全集》共分五卷，约300多万字，由福建科技出版社出版。贾祖璋先生的科普作品具有严谨的科学性、优美的文学性和较高的文化积累价值等三大鲜明特点，这正是贾祖璋作品能够长久传诵之原因所在。
贾祖璋（1901－1988）浙江海宁人。1920年毕业于浙江省第一师范学校。曾任商务印书馆、开明书店编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国青年出版社副总编辑兼编辑室主任、科学普及出版社副总编辑、福建省科协顾问、福建省出版工作者协会顾问、中国科普创作协会副理事长、福建省科普创作协会理事长、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参议委员会常委等职。贾祖璋先生是著名的科普作家。早在30年代，他就已是我国科学小品的开拓者之一，60多年笔耕不止。他的作品以多姿多彩的文学形式，生动活泼地传播以生物学为主的科学知识，实现科学与文学的联姻。他的科普作品对普及科学知识，激发人们的爱国主义思想，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凝聚力，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他以绚丽多彩的自然界为描述对象，把丰富的科学知识，历史知识和文学知识融为一体。用生动的独具风格的科学小品体裁，向读者描绘了奇妙的生物世界中的种种珍闻趣事。贾祖璋在清王朝度过了少年时代，目睹并体验了老百姓的种种苦难，深感民智未开、国家落后，皆因政治腐败、科学不昌明所致。因此，自从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后，从22岁起开始科普创作，28岁出版第一本科普读物。从1931年《鸟与文学》问世到临终前出版的《花与文学》为止，贾祖璋先生60年间一共创作、翻译近300万字作品。他的作品总是将科学与艺术融为一体，许多篇章成为范文精品，在社会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可以说，当今中国的读书人没有几个没研读过贾祖璋的作品的。他的《劳动创造了人》是建国初期干部学习社会发展史的必读书籍之一。他的《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南州六月荔枝丹》、《兰和兰花》、《蝉》均被选入高中和初中课本。1934年《太白》杂志，开辟“科学小品”专栏，贾祖璋与周建人、顾正均等人，就为这个栏目撰稿。同时，为开明书店编写了多种动植物学课本，为科学在中国的普及做了大量的拓荒工作。也就是从此他走上了从事科普创作、编辑、翻译的艰辛道路。他平生的著作出版了《鸟类研究》、《鸟与文学》、《生物素描》、《碧血丹心》、《生命的韧性》、《生物学碎锦》、《花与文学》、《贾祖璋科普创作选集》、《贾祖璋科普文选》等等科学小品集和科普读物26种,还编著过《开明新编高中生物学》、《高中生物学纲要》等中小学教材。他奋斗一生，向人民奉献了大量科学的、民族的、大众的科普作品。同时，贾祖璋又是著名的出版家，曾编了10种自然、动物、植物、生物、博物方面的中、小学教科书，使几代学子从中受到启蒙教育。他从1936年开始期刊编辑工作，其中著名的期刊有《中学生》、《进步青年》、《旅行家》、《农村青年》、《知识就是力量》、《科学大众》、《学科学》等，这也是他献身科普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生活实践是贾祖璋写作的基础和源泉。贾祖璋写的科学小品，以花鸟鱼虫为描述对象，以他独到、深入的观察，细腻、精确的笔触，朴实、简炼的语言，勾勒出瑰丽多彩、千姿百态的生物世界。贾祖璋毕生还酷爱书籍，他读书、编书、著书，终身与书为伍。他长年从事编辑工作的余暇，就孜孜不倦，手不释卷地阅读有关生物、文学、历史方面的书籍，从中汲取营养，积累知识，拓展思路，发掘和充实写作的素材。他的许多作品，涉及人与自然、生态环境，倡导科学、破除伪科学和迷信邪说等诸多方面。在《金鱼》、《萤火虫》中批判“蚕子变金鱼”、“腐草化萤”;在《鸟类面面观》里，从分析麻雀的杂食习性与农作物的关系，判别它对人类的利害关系，其中所体现的科学的求实精神，对于今天保护生态环境、保护野生动物等，仍有现实意义和有益的启示。1931年，贾祖璋先生的《鸟与文学》,它是把鸟类的科学知识（包括形态、习性、种类等）同有关文学方面的内容（包括历来的诗词、神话，民间传说等）结合起来，用作者的话说,"这是想用较有趣味的文字来写科学书”的一种“尝试”。当时发表这些文章的《自然界》杂志，辟出一个栏目叫“趣味科学”。并第一次揭出了“科学小品”这一新文体的名称。因此，无论是《鸟与文学》,还是《生物素描》,都是我国“科学小品"这一体裁的早期创作成果。现在看来，贾祖璋先生的这一系列作品。在我国科普创作的历史上的确具有奠基性和首创性的意义。时至今日，千千万万的中学生还可以从课本上读到他的《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南州六月荔枝丹》这样精美的名篇。他写的《鸟与文学》和《花与文学》，这两本书应该成为我国科学小品创作的双壁。它不但反映了贾老毕生的创作历程，而且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科普创作的发展轨迹。贾祖璋的科普创作写作，大体分为三个时期：一、20年代到40年代，他以旺盛的精力，写下了大量作品。《鸟与文学》、《生物素描》、《碧血丹心》等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作;二、新中国成立到“文革”前，写过一些短文。如《夕餐秋菊之落英》、《白丝翎羽丹砂顶》、《一种似蟹非蟹的动物》等;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贾祖璋虽已耄耋之年；沐浴科学春天的阳光雨露，再度焕发创作青春，写下许多作品。《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获得全国新长征科普创作一等奖，连同《南州六月荔枝丹》、《蝉》、《兰和兰花》作为范文被选入高初中和中专课本。十年动乱期间,身处逆境的贾祖璋，此时的心情虽说无奈，但他又不愿意虚度年华、浪费时光。他只身到野外的稻田、菜园、果园，观察植物生长、昆虫活动和鸟类繁衍的动态。同时，还大量阅读当时所能找到的科学和农技书籍，从1970年到1976年的6年间，共写了50本读书笔记。这段时间的实践和阅读，为科学春天到来后的科普创作积累了大量的素材，也才有了荣获“新长征科普创作”一等奖的《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以及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的范文《南州六月荔枝丹》、《兰和兰花》、《蝉》等名篇的问世。当《福建卫生报》刚刚复刊，是一张4开4版的小报。身为中国科普创作协会副理事长、福建省科普创作协会理事长、福建省科学技术协会顾问的贾老十分关心这张报纸的成长，不仅经常阅读本报，提出了不少宝贵的意见和建议，而且还亲自撰写科普文章。先后在本报科普版发表了“怎样种树”、“从恐龙时代繁衍到现在的蟑螂”、“青年人的生理变化”、“重视心理卫生”、“从感冒说到肺结核”、“病从口入”等十余篇文章，使本报增色不少，编辑人员留下了严谨求实、勤奋耕耘的深刻印象。 开放分类：人物、作家、科普、科普作家
叶圣陶原名叶绍均字圣陶江苏苏州人
贾祖璋（1901－1988）浙江海宁人。1920年毕业于浙江省第一师范学校。曾任商务印书馆、开明书店编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国青年出版社副总编辑兼编辑室主任、科学普及出版社副总编辑、福建省科协顾问、福建省出版工作者协会顾问、中国科普创作协会副理事长、福建省科普创作协会理事长、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参议委员会常委等职。贾祖璋先生是著名的科普作家。早在30年代，他就已是我国科学小品的开拓者之一，60多年笔耕不止。他的作品以多姿多彩的文学形式，生动活泼地传播以生物学为主的科学知识，实现科学与文学的联姻。他的科普作品对普及科学知识，激发人们的爱国主义思想，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凝聚力，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他以绚丽多彩的自然界为描述对象，把丰富的科学知识，历史知识和文学知识融为一体。用生动的独具风格的科学小品体裁，向读者描绘了奇妙的生物世界中的种种珍闻趣事。贾祖璋在清王朝度过了少年时代，目睹并体验了老百姓的种种苦难，深感民智未开、国家落后，皆因政治腐败、科学不昌明所致。因此，自从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后，从22岁起开始科普创作，28岁出版第一本科普读物。从1931年《鸟与文学》问世到临终前出版的《花与文学》为止，贾祖璋先生60年间一共创作、翻译近300万字作品。他的作品总是将科学与艺术融为一体，许多篇章成为范文精品，在社会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可以说，当今中国的读书人没有几个没研读过贾祖璋的作品的。他的《劳动创造了人》是建国初期干部学习社会发展史的必读书籍之一。他的《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南州六月荔枝丹》、《兰和兰花》、《蝉》均被选入高中和初中课本。1934年《太白》杂志，开辟“科学小品”专栏，贾祖璋与周建人、顾正均等人，就为这个栏目撰稿。同时，为开明书店编写了多种动植物学课本，为科学在中国的普及做了大量的拓荒工作。也就是从此他走上了从事科普创作、编辑、翻译的艰辛道路。他平生的著作出版了《鸟类研究》、《鸟与文学》、《生物素描》、《碧血丹心》、《生命的韧性》、《生物学碎锦》、《花与文学》、《贾祖璋科普创作选集》、《贾祖璋科普文选》等等科学小品集和科普读物26种,还编著过《开明新编高中生物学》、《高中生物学纲要》等中小学教材。他奋斗一生，向人民奉献了大量科学的、民族的、大众的科普作品。同时，贾祖璋又是著名的出版家，曾编了10种自然、动物、植物、生物、博物方面的中、小学教科书，使几代学子从中受到启蒙教育。他从1936年开始期刊编辑工作，其中著名的期刊有《中学生》、《进步青年》、《旅行家》、《农村青年》、《知识就是力量》、《科学大众》、《学科学》等，这也是他献身科普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生活实践是贾祖璋写作的基础和源泉。贾祖璋写的科学小品，以花鸟鱼虫为描述对象，以他独到、深入的观察，细腻、精确的笔触，朴实、简炼的语言，勾勒出瑰丽多彩、千姿百态的生物世界。贾祖璋毕生还酷爱书籍，他读书、编书、著书，终身与书为伍。他长年从事编辑工作的余暇，就孜孜不倦，手不释卷地阅读有关生物、文学、历史方面的书籍，从中汲取营养，积累知识，拓展思路，发掘和充实写作的素材。他的许多作品，涉及人与自然、生态环境，倡导科学、破除伪科学和迷信邪说等诸多方面。在《金鱼》、《萤火虫》中批判“蚕子变金鱼”、“腐草化萤”;在《鸟类面面观》里，从分析麻雀的杂食习性与农作物的关系，判别它对人类的利害关系，其中所体现的科学的求实精神，对于今天保护生态环境、保护野生动物等，仍有现实意义和有益的启示。1931年，贾祖璋先生的《鸟与文学》,它是把鸟类的科学知识（包括形态、习性、种类等）同有关文学方面的内容（包括历来的诗词、神话，民间传说等）结合起来，用作者的话说,"这是想用较有趣味的文字来写科学书”的一种“尝试”。当时发表这些文章的《自然界》杂志，辟出一个栏目叫“趣味科学”。并第一次揭出了“科学小品”这一新文体的名称。因此，无论是《鸟与文学》,还是《生物素描》,都是我国“科学小品"这一体裁的早期创作成果。现在看来，贾祖璋先生的这一系列作品。在我国科普创作的历史上的确具有奠基性和首创性的意义。时至今日，千千万万的中学生还可以从课本上读到他的《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南州六月荔枝丹》这样精美的名篇。他写的《鸟与文学》和《花与文学》，这两本书应该成为我国科学小品创作的双壁。它不但反映了贾老毕生的创作历程，而且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科普创作的发展轨迹。贾祖璋的科普创作写作，大体分为三个时期：一、20年代到40年代，他以旺盛的精力，写下了大量作品。《鸟与文学》、《生物素描》、《碧血丹心》等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作;二、新中国成立到“文革”前，写过一些短文。如《夕餐秋菊之落英》、《白丝翎羽丹砂顶》、《一种似蟹非蟹的动物》等;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贾祖璋虽已耄耋之年；沐浴科学春天的阳光雨露，再度焕发创作青春，写下许多作品。《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获得全国新长征科普创作一等奖，连同《南州六月荔枝丹》、《蝉》、《兰和兰花》作为范文被选入高初中和中专课本。十年动乱期间,身处逆境的贾祖璋，此时的心情虽说无奈，但他又不愿意虚度年华、浪费时光。他只身到野外的稻田、菜园、果园，观察植物生长、昆虫活动和鸟类繁衍的动态。同时，还大量阅读当时所能找到的科学和农技书籍，从1970年到1976年的6年间，共写了50本读书笔记。这段时间的实践和阅读，为科学春天到来后的科普创作积累了大量的素材，也才有了荣获“新长征科普创作”一等奖的《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以及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的范文《南州六月荔枝丹》、《兰和兰花》、《蝉》等名篇的问世。当《福建卫生报》刚刚复刊，是一张4开4版的小报。身为中国科普创作协会副理事长、福建省科普创作协会理事长、福建省科学技术协会顾问的贾老十分关心这张报纸的成长，不仅经常阅读本报，提出了不少宝贵的意见和建议，而且还亲自撰写科普文章。先后在本报科普版发表了“怎样种树”、“从恐龙时代繁衍到现在的蟑螂”、“青年人的生理变化”、“重视心理卫生”、“从感冒说到肺结核”、“病从口入”等十余篇文章，使本报增色不少，编辑人员留下了严谨求实、勤奋耕耘的深刻印象。 开放分类：人物、作家、科普、科普作家
著名科普作家、编辑家贾祖璋（1901～1988）系浙江海宁人，是我国近现代科学小品的先驱和开拓者之一。在长达60多年的科普生涯中，他创作了大量脍炙人口的科普佳作。他的科普作品集《鸟与文学》自1931年初出版后多次重印，影响了几代读者。他的许多科普名篇如《花儿为什么这么红》、《南州六月荔枝丹》、《兰与兰花》等多次作为范文被选入中学和大学的语文课本。 《贾祖璋全集》共分五卷，约300多万字，由福建科技出版社出版。贾祖璋先生的科普作品具有严谨的科学性、优美的文学性和较高的文化积累价值等三大鲜明特点，这正是贾祖璋作品能够长久传诵之原因所在。
贾祖璋（1901－1988）浙江海宁人。1920年毕业于浙江省第一师范学校。曾任商务印书馆、开明书店编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国青年出版社副总编辑兼编辑室主任、科学普及出版社副总编辑、福建省科协顾问、福建省出版工作者协会顾问、中国科普创作协会副理事长、福建省科普创作协会理事长、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参议委员会常委等职。 贾祖璋先生是著名的科普作家。早在30年代，他就已是我国科学小品的开拓者之一，60多年笔耕不止。他的作品以多姿多彩的文学形式，生动活泼地传播以生物学为主的科学知识，实现科学与文学的联姻。他的科普作品对普及科学知识，激发人们的爱国主义思想，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凝聚力，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他以绚丽多彩的自然界为描述对象，把丰富的科学知识，历史知识和文学知识融为一体。用生动的独具风格的科学小品体裁，向读者描绘了奇妙的生物世界中的种种珍闻趣事。 贾祖璋在清王朝度过了少年时代，目睹并体验了老百姓的种种苦难，深感民智未开、国家落后，皆因政治腐败、科学不昌明所致。因此，自从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后，从22岁起开始科普创作，28岁出版第一本科普读物。从1931年《鸟与文学》问世到临终前出版的《花与文学》为止，贾祖璋先生60年间一共创作、翻译近300万字作品。他的作品总是将科学与艺术融为一体，许多篇章成为范文精品，在社会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可以说，当今中国的读书人没有几个没研读过贾祖璋的作品的。他的《劳动创造了人》是建国初期干部学习社会发展史的必读书籍之一。他的《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南州六月荔枝丹》、《兰和兰花》、《蝉》均被选入高中和初中课本。 1934年《太白》杂志，开辟“科学小品”专栏，贾祖璋与周建人、顾正均等人，就为这个栏目撰稿。同时，为开明书店编写了多种动植物学课本，为科学在中国的普及做了大量的拓荒工作。也就是从此他走上了从事科普创作、编辑、翻译的艰辛道路。 他平生的著作出版了《鸟类研究》、《鸟与文学》、《生物素描》、《碧血丹心》、《生命的韧性》、《生物学碎锦》、《花与文学》、《贾祖璋科普创作选集》、《贾祖璋科普文选》等等科学小品集和科普读物26种,还编著过《开明新编高中生物学》、《高中生物学纲要》等中小学教材。他奋斗一生，向人民奉献了大量科学的、民族的、大众的科普作品。同时，贾祖璋又是著名的出版家，曾编了10种自然、动物、植物、生物、博物方面的中、小学教科书，使几代学子从中受到启蒙教育。他从1936年开始期刊编辑工作，其中著名的期刊有《中学生》、《进步青年》、《旅行家》、《农村青年》、《知识就是力量》、《科学大众》、《学科学》等，这也是他献身科普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生活实践是贾祖璋写作的基础和源泉。贾祖璋写的科学小品，以花鸟鱼虫为描述对象，以他独到、深入的观察，细腻、精确的笔触，朴实、简炼的语言，勾勒出瑰丽多彩、千姿百态的生物世界。贾祖璋毕生还酷爱书籍，他读书、编书、著书，终身与书为伍。他长年从事编辑工作的余暇，就孜孜不倦，手不释卷地阅读有关生物、文学、历史方面的书籍，从中汲取营养，积累知识，拓展思路，发掘和充实写作的素材。 他的许多作品，涉及人与自然、生态环境，倡导科学、破除伪科学和迷信邪说等诸多方面。在《金鱼》、《萤火虫》中批判“蚕子变金鱼”、“腐草化萤”;在《鸟类面面观》里，从分析麻雀的杂食习性与农作物的关系，判别它对人类的利害关系，其中所体现的科学的求实精神，对于今天保护生态环境、保护野生动物等，仍有现实意义和有益的启示。 1931年，贾祖璋先生的《鸟与文学》,它是把鸟类的科学知识（包括形态、习性、种类等）同有关文学方面的内容（包括历来的诗词、神话，民间传说等）结合起来，用作者的话说,"这是想用较有趣味的文字来写科学书”的一种“尝试”。当时发表这些文章的《自然界》杂志，辟出一个栏目叫“趣味科学”。并第一次揭出了“科学小品”这一新文体的名称。因此，无论是《鸟与文学》,还是《生物素描》,都是我国“科学小品"这一体裁的早期创作成果。现在看来，贾祖璋先生的这一系列作品。在我国科普创作的历史上的确具有奠基性和首创性的意义。时至今日，千千万万的中学生还可以从课本上读到他的《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南州六月荔枝丹》这样精美的名篇。他写的《鸟与文学》和《花与文学》，这两本书应该成为我国科学小品创作的双壁。它不但反映了贾老毕生的创作历程，而且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科普创作的发展轨迹。 贾祖璋的科普创作写作，大体分为三个时期：一、20年代到40年代，他以旺盛的精力，写下了大量作品。《鸟与文学》、《生物素描》、《碧血丹心》等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作;二、新中国成立到“文革”前，写过一些短文。如《夕餐秋菊之落英》、《白丝翎羽丹砂顶》、《一种似蟹非蟹的动物》等;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贾祖璋虽已耄耋之年；沐浴科学春天的阳光雨露，再度焕发创作青春，写下许多作品。《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获得全国新长征科普创作一等奖，连同《南州六月荔枝丹》、《蝉》、《兰和兰花》作为范文被选入高初中和中专课本。 十年动乱期间,身处逆境的贾祖璋，此时的心情虽说无奈，但他又不愿意虚度年华、浪费时光。他只身到野外的稻田、菜园、果园，观察植物生长、昆虫活动和鸟类繁衍的动态。同时，还大量阅读当时所能找到的科学和农技书籍，从1970年到1976年的6年间，共写了50本读书笔记。这段时间的实践和阅读，为科学春天到来后的科普创作积累了大量的素材，也才有了荣获“新长征科普创作”一等奖的《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以及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的范文《南州六月荔枝丹》、《兰和兰花》、《蝉》等名篇的问世。 当《福建卫生报》刚刚复刊，是一张4开4版的小报。身为中国科普创作协会副理事长、福建省科普创作协会理事长、福建省科学技术协会顾问的贾老十分关心这张报纸的成长，不仅经常阅读本报，提出了不少宝贵的意见和建议，而且还亲自撰写科普文章。先后在本报科普版发表了“怎样种树”、“从恐龙时代繁衍到现在的蟑螂”、“青年人的生理变化”、“重视心理卫生”、“从感冒说到肺结核”、“病从口入”等十余篇文章，使本报增色不少，编辑人员留下了严谨求实、勤奋耕耘的深刻印象。
鲁迅原名（周樟寿）字（ 豫才）．第一篇白话文小说是（ 狂人日记）散文集有（朝花夕拾），杂文集有（华盖集）和（二心集）2．叶圣陶是我国著名的（作）家（教育）家（编辑）家，代表作主要有童话（错别字）集（稻草人），长篇小说（倪焕之）3．郭沫若是著名的（历史学家）．（书法家）．（学者）［学术上和书法上都有较高的成就］，原名（郭开贞）
鲁迅原名周樟寿，1898年改为周树人，字豫才。第一篇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散文集有《野草》和《朝花夕拾》，杂文集有《坟》《热风》《华盖集》《而已集》和《二心集》。叶圣陶是我国著名的作家、教育家、编辑家，代表作主要有童话集《稻草人》《古代英雄的石像》，长篇小说《《倪焕之》。郭沫若是著名的文学家，剧作家，诗人，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书法家，学者，社会活动家。成就：郭沫若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主要创建者之一；郭沫若是甲骨学四堂之一：鼎堂；在书法艺术方面，郭沫若同样成就璀璨，在现代书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郭沫若以“回锋转向，逆入平出”为学书执笔 8字要诀。其书体既重师承，又多创新，展现了大胆的创造精神和鲜活的时代特色，被世人誉为“郭体”；文学上发表了许多著名的著作，并翻译了十多本外国的小说、诗集、理论等，成就较高，原名郭开贞
鲁迅原名（周樟寿）字（ 豫才）．第一篇白话文小说是（ 狂人日记）散文集有（朝花夕拾），杂文集有（华盖集）和（二心集）2．叶圣陶是我国著名的（作）家（教育）家（编辑）家，代表作主要有童话（错别字）集（稻草人），长篇小说（倪焕之）3．郭沫若是著名的（历史学家）．（书法家）．（学者）［学术上和书法上都有较高的成就］，原名（郭开贞）都是网上搜的，希望能帮到你
叶圣陶是我国著名作家、教育家、编辑家、文学出版家和社会活动家。
现当代著名作家、小说家。原名曹汉文，又名曹京平，曾用笔名黄叶、罗旋、叶之林、曹坪等。辽宁昌图人。1912年 9月25日生。中学时代就接受了进步思想的影响，1932年在清华大学学习期间，加入北平左翼作家联盟，同时开始文学创作活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先后在山西、重庆等处任教，在重庆、香港、上海等地编辑《文摘》副刊、《时代文学》杂志、《大刚报》副刊《大江》、《求是》，长期从事进步的文化工作。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科尔沁旗草原》《大地的海》《大江》《江南风景》，短篇小说集《憎恨》《风陵渡》，童话《星星记》，京剧《戚继光斩子》《除三害》，评剧《罗汉钱》《梁山伯与祝英台》及长篇历史小说集《曹雪芹》等。 端木蕻良这个名字到底是怎么来的呢？中国的30年代，是动荡不安的年代，国民党的白色恐怖，日本侵华战争的蹂躏，把中国折腾得千疮百孔。曹京平为了掩人耳目，避免国民党迫害，在写完小说之后，突发奇想，决定给自己起个既不被人猜疑，又让人难以模仿的名字。于是，用了“端木”这个复姓，又把他印象很深的东北红高粱中的“红粱”移作名子。这样他的名字就成了“端木红粱”。可是，他当时身处白色恐怖之中，公开使用“红”字，很容易招来嫌疑。所以，他灵机一动，就将“端木红粱”中的“红”字改为“蕻”了。但是“端木蕻粱”又不像人名，就又把“粱”改作了“良”。这样“端木蕻良”就成了曹京平的笔名。 端木蕻良的作品，从第一部长篇小说《科尔沁旗草原》(1934)开始，包括《大地的海》，中、短篇小说《鹭湖的忧郁》、《遥远的风砂》、《憎恨》、《爷爷为什么不吃高粱米粥》等，大都以东北故乡为背景，展现出在民族与阶级的双重压迫下人民的灾难和战斗。作家怀著忧郁的心情眷恋故乡的土地，为人民所遭受的苦难而愤怒。爱与憎交织的思想基调，贯穿於他的主要作品和人物身上。作品场面宏伟，笔调细致，有些细节描写十分突出；以浓郁的风土人情和方言，渲染出强烈的地方色彩。早期有些短篇小说，表现手法简练而含蓄，富有抒情色彩。后期某些长篇小说，过多地追求场景宏大，开掘不深，显得庞杂，但仍然保持著鲜明的地方色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端木蕻良主要从事历史题材的戏曲和小说创作，曾在北京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工作，编辑《北京文艺》，1980年发表长篇小说《曹雪芹》(上卷)。 1928年入天津南开中学读书，并从事进步学生运动。1932年考入清华大学历史系，同年加入“左联”，发表小说处女作《母亲》。1933年开始创作长篇小说《科尔沁旗草原》，1935年完成的，成为三十年代东北作家群产生重要影响的力作之一。从1936年至1938年，他在上海和武汉等地从事抗战文学活动，创作亦走向成熟与多产，计有长篇小说《大地的海》，以及《鴜鹭湖的忧郁》、《遥远的风沙》等一系列风格独异的短篇小说，奠定了他在中国现代文坛的位置。 1938年5月，端木与萧红在武汉结婚。 1942年萧红在香港病逝后，端木旅居桂林，后又辗转于重庆、上海和香港等地，积极投身于新品有长新品有长篇小说《大江》、《大时代》、《上海潮》、《科尔沁旗草原》第二部和诸多中短篇小说，其中《新都花絮》、《风陵渡》、《红灯》、《红夜》、《雕鹗堡》等篇都是有影响的佳作。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端木从香港回到北京。从50年代到60年代初，他多次到农村、工厂和部队深入生活，并创作了《墨尔格勒河》、《风从草原来》、《花一样的石头》等大量讴歌新生活的散文作品。1960年5月与钟耀群结婚。十年浩劫后，端木以更大的热情和更勤奋和更勤奋的创作加入了新时期文学的发展历程，先后写出了《怀念老舍》第一批散文和文化随笔，《江南风景》等一批中短篇小说，而尤以长篇小说《曹雪芹》影响卓著。1979年《曹雪芹》上卷行世，海内外颇多赞誉。1980年，端木当选为北京市作家协会副主席，1984年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理事。1985年，《曹雪芹》中卷（与夫人钟耀群合著）出版，在我国当代文学史上又添重笔。1996年10月5日，这位跨越现当代文坛的辽宁籍著名作家，因病于北京逝世，享年84岁。 [编辑本段]端木蕻良主要著译书目 [创作书目] 憎恨（短篇小说集） 1937年6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 大地的海（长篇小说） 1938年5月，上海，生活书店 科尔泌旗草原（长篇小说） 1939年5月，上海，开明书店 风陵渡（短篇小说集） 1939年12月，重庆，上海杂志公司 江南风景（中篇小说集） 1940年5月，重庆，大时代公司 新都花絮（长篇小说） 1940年9月，上海，知识出版社 大江（长篇小说） 1944年4月，桂林，良友复兴图书印刷公司 罗汉堂（河北梆子剧本） 1952年2月，北京，宝文堂书店 梁祝、除三害、戚继光斩子（京剧剧本） 1952年10月，北京，大众出版社 此鹭洒湖的忧郁（短篇小说集） 1956年6月，香港，艺美图书公司 钢铁的凯歌（长篇小说，未完成） 1958年，北京，北京出版社 端木蕻良选集 1978年6月，香港，文学研究所 曹雪芹（上卷） 1980年4月，北京，北京出版社 火鸟之羽（散文集）1981年7月，香港，文学研究会 端木蕻良小说选取 1982年3月，湖南人民出版社 端木蕻良近作 1983年1月，重庆，花城出版社 曹雪芹（中卷，与钟耀群合著） 1985年5月，北京，北京出版社 中国现代作家选集--端木蕻良 1988年11月，香港，三联书店有限公司 友情的丝（散文集） 1993年1月，重庆，花城出版社 大时代--端木蕻良四十年代作品选取 1996年11月，台湾，立渚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土地的誓言 “九一八”十周年写 [译著书目] 苹果树 1945年7月，重庆，建国书店 端木蕻良，（25?/FONT>5）原名曹汉文、曹京平，辽宁省昌图县人。1928年入天津南开中学读书，并从事进步学生运动。1932年考入清华大学历史系，同年加入“左联”，发表小说处女作《母亲》。1933年开始创作长篇小说《科尔沁旗草原》，1935年完成，成为三十年代东北作家群产生重要影响的力作之一。从1936年至1938年，他在上海和武汉等地从事抗战文学活动，创作亦走向成熟与多产，计有长篇小说《大地的海》，以及《鴜鹭湖的忧郁》、《遥远的风沙》等一系列风格独异的短篇小说，奠定了他在中国现代文坛的位置。 1938年5月，端木与萧红在武汉结婚。 1942年萧红在香港病逝后，端木旅居桂林，后又辗转于重庆、上海和香港等地，积极投身于新品有长新品有长篇小说《大江》、《大时代》、《上海潮》、《科尔沁旗草原》第二部和诸多中短篇小说，其中《新都花絮》、《风陵渡》、《红灯》、《红夜》、《雕鹗堡》等篇都是有影响的佳作。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端木从香港回到北京。从50年代到60年代初，他多次到农村、工厂和部队深入生活，并创作了《墨尔格勒河》、《风从草原来》、《花一样的石头》等大量讴歌新生活的散文作品。1960年5月与钟耀群结婚。十年浩劫后，端木以更大的热情和更勤奋和更勤奋的创作加入了新时期文学的发展历程，先后写出了《怀念老舍》第一批散文和文化随笔，《江南风景》等一批中短篇小说，而尤以长篇小说《曹雪芹》影响卓著。1979年《曹雪芹》上卷行世，海内外颇多赞誉。1980年，端木当选为北京市作家协会副主席，1984年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理事。1985年，《曹雪芹》中卷（与夫人钟耀群合著）出版，在我国当代文学史上又添重笔。1996年10月5日，这位跨越现当代文坛的辽宁籍著名作家，因病于北京逝世，享年84岁。
我国近代以来编辑出版事业的重大成就之一，是出现了一大批学有专长、精于编辑业务、成绩卓著的编辑家、出版家，人才辈出，前后相望。在现代出版界中，王子野同志就是这样一位著名的编辑家、学者和评论家。王子野，原名程扶铎，1916年出生于安徽绩溪。1930年小学毕业后，因家境贫寒辍学，不久到上海亚东图书馆当练习生。由于他勤奋学习，博览群书，学问日增，思想上也不断进步。抗日战争爆发后，积极参加抗日救亡宣传工作。1938年入延安陕北公学高级研究班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第二秘书处秘书，兼任军政学院哲学助教。1941年任中央政治研究室组长。1942年后曾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图书资料室副主任，中央军委编译局翻译处处长，《晋察冀日报》编委，1948年任中共中央华北局宣传部出版科科长、出版委员会委员，从此一直在编辑出版岗位上工作。60多年来他对我国现代出版事业做出极大努力，有着重要的业绩和贡献，赢得很高的声誉。建国后，王子野任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编审局处长，在胡愈之的领导下，曾积极参与创办新中国第一个大型文献性刊物——《新华月报》，总揽编辑、出版业务全局，并负责编委会，奠定了该刊的编辑宗旨和编辑风格。1950年12月，人民出版社成立后，王子野任该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在50、60年代长期担任领导编辑职务，对有系统地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与大量理论翻译读物，做出了重要贡献。虽然在文革中受到不公正对待，但他对党、对马克思主义坚信不移，坚持做学问，追求真理。1975年，从文化部咸宁“五七干校”调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任理论组组长。1977年至1982年任国家出版局副局长、党组副书记。在国家编辑事业领导岗位上，拨乱反正，落实出版政策，重视出版人才和出版物质量，关心和提倡书籍装帧艺术，并多次撰文评论，起过很好的作用。80年代以后，兼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副组长，国家出版委员会主任委员和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第一届副主席、第二届副主席、第三届名誉主席，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第一、二届副会长，仍一如既往，关心出版工作。他亲自为《当代中国的出版事业》一书审同，并撰写该书“绪论”部分；经常在中央级报刊上推荐好书、评论作品。他关心和支持编辑学、出版学的研究，为多咱编辑著述撰写序文。他说：“社会上各种行业都有自己的专门学问，经济有经济学，教育有教育学，新闻有新闻学，书刊出版后也有专门的目录学、版本学、图书馆学，惟独出版工作本身缺少专门研究。是出版工作没有东西可研究吗？不是的。出版的历史起码可以追溯到1000多年以前，反正比新闻早得多。要研究的东西不是很少，而是很多。就是因为不被重视，所以才留下缺门。这空白总不能永远留下去，出版学早晚总要在众多的学科中占一席应的位置。”（1982年《韬奋与出版》一书序）王子野鼓励编辑进行出版理论研究，曾主持全国出版研究年会和编辑出版理论优秀论文的评奖工作。还提倡编辑要读书学习、博学多能，成为通才，并要继承和发扬出版的优良传统。1990年王子野向《出版工作》编辑部建议，约请一些老编辑写一写自己是怎样做编辑工作的。之后该刊开辟“我怎样做编辑工作”专栏，陆续发表了许多著名编辑所写的具体经验和切实体会，在编辑出版界起到了广泛的有益作用。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王子野为出版对外交流，做了大量的工作。先后访问日本、美国、意大利等国，跟这些国家的出版界人士广泛接触，宣传了我国出版事业的成绩，促进国际合作出版的开展。王子野是国内外公认的享有盛誉的出版家、编辑家。一王子野的编辑出版工作是跟人民出版社的建立与发展分不开的。自人民出版社成立起，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止，他一直是该社的主要领导，长期主持编辑工作，1960年起任社长兼总编辑。有系统地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著是人民出版社一项重要的任务。建国初期，除出版《马恩文选》外，还有马列原著单行本，王子野重视序言的校订工作，特别是列入“干部必读”的部分，经常亲自跟译者联系（曹葆华等）。1954年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成立后，马列原著的翻译出版进入更有计划、有系统的新阶段。继《斯大林全集》出版以后，《列宁全集》中文第一版39卷的出版工作，仅用两年时间就完成，60年代，又开始了出版《列宁选集》的工作，王子野亲自撰文在《人民日报》上介绍。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原著的翻译出版工作，王子野有一种真挚的感情和执着的追求。1984年9月在新版的《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出版发行座谈会上，王子野满腔热情地发言，希望译文精益求精，新版能反映出我国自己的特点，要有自己写的前方和注释；对《全集》的装帧设计要求成为善本书。这些真诚的意见，也是他一贯的主张。王子野在人民出版社时多次讲到普列汉诺夫翻译马恩著作时增加自己注释的做法。因此人民出版社出版《费尔巴哈论纲》时，就附了普列汉诺夫写的注释。在“文革”中陈伯达曾以此作为批判王子野叛徒哲学的根据，王子野因此而受到迫害。作为编辑家的王子野，认真贯彻出版方针。人民出版社建社不久，为了执行编辑出版分工原则，他坚决主张不出版专业分工以外的书籍，得到上级领导机关的支持。在编辑工作中，王子野十分重视出版物的质量。他主持出版社的编辑业务，亲自审稿，对各级编辑的审稿意见，总是写上自己意见、看法，或毫不留情地进行批评，但很有说服力。有一部关于辩证法的翻译书稿，编辑的审稿意见很简单，王子野看了书稿以后，写道：“虽然你们三番四覆地修改，然而遗留下的问题还不知有多少（而且都是十分严重的）。我对你们的校定者和审稿者也是有意见的。”接着指出该稿译文上的不妥之处、译者杜撰的名词术语，以及误译的例子。然后又说：“希望你们从这部稿子的校定、审读的错误中得出必要的教训，以改正今后的工作。我的意见如不对，也可批评。”（见“人民出版社书稿档案”）往往有些译稿原文比较粗疏，即使译者是名家，王子野总是要编辑把审稿意见告诉译者，让译者自己了解后进行校改。1954年以前，人民出版社曾经出版过不少从苏联翻译的哲学、社会方面的小册子。后来认识提高了，1954年9月间，王子野在一本重印书上批语：“不要重印苏联一些教条主义的小册子。”对于选题，指出“在目前的情况下，一般书的选译，必须十分慎重，可缓就缓，可不译就不译，这样做，不会吃亏”（见“人民出版社书稿档案”）。王子野对于国内一些学者的著作稿，同样认真审读。一部阐述新中国初期建设成就的书稿。王子野的审稿意见是：“这部稿子只是一些数字的堆积，再插进一些《共同纲领》的引文，使人无法读下去。照此样子不作较大的修改不能出版。我想修改的主要要求是充实血肉，每一个问题都必须讲清道理。材料是很多的，……有血有肉又有骨头，才能读下去。”另一部学术著作的审稿意见，是这样写的：“对苏联学者的见解要认真加上一番消化功夫，不要信手大段大段地抄录。但是参考书在文末须作交代。”（以上均见“人民出版社书稿档案”）王子野还经常提醒编辑部的同志，编辑工作是一项政治性很强的工作，一定要认真掌握好政策，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作指导。而他自己在编辑工作中的认真严肃、严格细致的工作态度与作风，也是直接影响到全社编辑的业务素质与工作作风的。王子野除了审稿，还要审读、修改编辑撰写的图书“内容提要”文字，有时改动得几乎是重新撰写的。人民出版社在建社后就建立总编辑在审读、签发书稿时，同时要审读、签发书稿的“内容提要”的制度。王子野还重视出版社的书刊资料工作，认为做好藏书资料工作，对培养出版社编辑人员有很大作用。人民出版社初期的内部刊物《出版周报》，刊载上级有关编辑出版工作的指示、选登读者对出版物的批评与建议，以及社内人员在编辑出版工作中失误的检查。诸如“新华时事丛刊”的编辑工作，书刊中重大的校对错误等，都刊出有关编辑、校对人员做出的检查和认识。对于提高工作人员的业务素质和培养严肃认真的工作作风，起了很好的作用。60年代初，王子野在全社人员大会上提出编辑出版工作中的“三风”、“一严”问题。“三风”就是：勤俭朴素的作风、谦逊团结的作风、踏实细致的作风。“一严”就是一切从严，首先是政治上从严。从编辑出版到行政管理，每一环节都要求严字当头。选题组稿、审稿、加工要严，出版校对也要从严，行政管理制度的执行也要从严。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出版质量的不断提高。王子野还认为，提高书稿质量，首先必须领先著者、译者、编辑的努力。因此，出版社除了加强编辑工作，在社内培养出更多的好编辑外，同时还应当推动著者、译者和编者也积极改进自己应做的工作，双方努力才能达到书稿质量的普遍提高。讲到出版社要团结一大批认真著译的作者，总是王子野自己是做得很好的。他亲自在编辑访问作者的“访问记录”上写意见、作提示，有时还在全社人员大会上表扬或批评，还提倡请各方面的专家学者到出版社做学术报告；他自己跟曹葆华、曹汀、朱光潜、吕振羽、季羡林、戈宝权等一大批学者专家——作者都有很好的交往。其实，王子野对于社会上人才的重视与爱护，也是很突出的。60年代中期，他在出版社时，将一位研究普列汉诺夫的专家王荫庭，请到出版社来让他翻译作品，发挥专长。粉碎“四人帮”以后，王子野满腔热情、鼓励安徽一位美学家郭因出版学术著作。郭因的两本专著《中国绘画美学史稿》和《艺廊思絮》，分别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和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作者在后记和向王子野的赠书中表示了他的感激之情。安徽有位青年学者徐学林，研究徽学，学有专长，对安徽出版史情有独钟，写出过大量的论文。王子野对他十分关心和鼓励。我很了解王子野对于人才的爱护和对有价值书稿的重视，只是他不愿意多说自己是怎样做的。图书质量是由内容与形式两部分构成的。王子野对于图书的外观形式——装帧设计也是十重视的。无疑，这和他的哲学、美学素养，以及对艺术的爱好是分不开的。他在总编辑岗位上经常关心图书的封面设计和装帧形式，为封面设计出主意。所有这些，可以看出在人民出版社的发展过程中，终结着王子野的心血和贡献。1985年纪念人民出版社建社35周年时，王子野用秀丽的行书写下这样的题词：“乐为他人作嫁衣。”这也是对他自己服务、献身编辑出版工作的真实写照。二早在建国前后，王子野有过做研究工作的想法。他曾经说到自己对哲学、美学的爱好，到北京以后，想从事学术研究工作，而不是编辑出版工作。不过，王子野又确实干了一辈子的编辑。王子野是编辑家，然而他又是学者和评论家，也是位勤奋的翻译家。他对中外文学、哲学、历史有很深的修养，对翻译工作也很有造诣，。在延安时期就译过哲学、社会科学著作以及文艺理论方面的书籍，如《西洋哲学史简编》、《历史唯物论》、拉法格的《思想起源论》、《邓肯自传——补篇》等。撰写哲学、美学、文学评论、戏剧评论，以及杂文作品和读书笔记，出版过多种著译单行本。1984年三联书店出版的《槐下居丛稿》就是他几十年在编辑工作之余创作的结集。1991年11月，首次胡适学术讨论会在安徽绩溪召开。王子野被邀请参加了这次会议。作为胡适的同乡和后辈，他作了题为《以辩证观点研究胡适》的发言。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胡适在文化学术领域的多方面开拓工作予以肯定。因此提出：“对胡适的学术思想采取探讨，也就是把以前倒污水时倒掉的婴儿捡回来。当然应当小心，在捡婴儿的时候不要把污水带回来。……我以为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坚持双百方针，允许大家发表不同意见，做到畅所欲言，心情舒畅。”这个发言受到与会同志的好评。作为学者，王子野博览群书，勤于钻研，他藏册极富，坐拥书城。他是珍爱图书的藏书家，又是广泛涉猎的学问家。人们很惊奇地发现，王子野面对大量藏书，但又随时能够找出来使用。在王子野的读书习惯中，对于外国文学的若干名著往往喜欢对照外文原文进行阅读。他懂得俄、英两种文字，去世前几年还在自学法文和日文。一次我去看望他时，这位白发老人正面对着电视机认真地学外文。他对学问的执着追求，数十年如一日，乐此不疲，老而弥坚。这也是编辑家一种极其宝贵的品质，是使他集编辑家与学者、评论家于一身的重要原因。80年代以后，人们经常能够见到王子野的书法作品。从图书刊名题字、题词到条幅，生动的行草或古朴的篆隶，似乎突然出现了一个书法家的王子野。其实王子野的书法是很有功底的，只是过去忙于编辑业务和出版领导工作，无暇顾及。这几年他有更多的时间追摹金石、研修魏碑；草书则倾慕于右任体，而又着意融合诸家，化为己长。需要说明的是，王子野在书法上的成就，有着深厚艺术修养的基础。他很喜爱中西绘画，他的藏书有大量的中外画册，对作品有很高的鉴赏能力，曾经为画家袁运甫等人的作品作序评论。他能刻竹、治印，这些艺术修养使他的书法别具神韵，我曾见到过他挥毫书写碑记。三跟王子野共事合作过的，或者在他领导下工作过的人们，都会一致称颂他写得一手好文章，清新流利、通畅晓达；同时也会觉得他讲着带有浓重乡音的普通话，讲话、做报告时往往缺少鼓动性和条理性。平时相处，容易见到他不苟言笑、严肃庄重的一面，不易发觉他平易近人、风趣幽默的一面。50年代在出版社时，王子野在食堂跟大家一起排队买饭，很爱聊天、说笑话。他称赞一个工友的工作有条理，说他有“大将风度”。一次，北京东城智化寺举办个人采集的蝴蝶标本展览，他见人就介绍。只要读一本好书，不住地向人推荐；如果是一本不满意的书，也要说出批评意见。跟他在一起开会，晚上喝了点酒，就会闲聊，从学问到生活，无所不谈。王子野平日生活相互做事极其认真、细致而又有条理。他日常伏案读书、写作的书桌，总是干干净净，书本和笔纸放得很有规律。书桌抽屉里的东西，也是井井有序。明窗净几，为他创造了文思如涌、学问日进的良好环境。1993年春天，我去拜访王子野同志，正巧王子野同志不在家，出来开门的是他的在初中学习的孙子小遥。在小遥居室的墙上，我见到王子野用工整楷书写的几句话：多做好事，少说空话，先做后讲，做了不讲；别人的好事，一件不忘，自己好事，做了就忘。这是王子野赠给他后辈的座右铭。我觉得正是他自己的思想境界和道德标准的表现。应该说，也是王子野自己的座右铭。这种高尚的情操和职业道德，同样需要在编辑出版界大大提倡和发扬的。[2]
著名的编辑人，这个的话相对来说还可以吧，编辑人相对来说比较少
我有很多著名的编辑人，比如说李开德就非常有名，他特别有才华
孙犁（6-11）现、当代小说家、散文家，被誉为“荷花淀派”的创始人。原名孙树勋，曾用笔名芸夫，河北安平人。1927年开始文学创作。1933年毕业于保定育德中学，研究生。1937年参加工作，任安新县同口镇小学教师，1939年后参加抗日工作，曾任河北抗战学院教官，晋察通讯社、晋察冀边区文联、晋察冀日报社及华北联合大学编辑、教师，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教师，《平原杂志》编辑。194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4年在延安发表《荷花淀》《芦花荡》等短篇小说，以其清新的艺术风格引起了文艺界的注意。此外，还有长篇小说《风云初记》（三集），中篇小说《铁木前传》，文学评论集《文学短评》。《白洋淀纪事》是作者最负盛名的一部小说和散文合集，其中的《荷花淀》《芦花荡》等作品，成为“荷花淀派”的主要代表作品。1949年后历任天津日报社副刊科副科长、报社编委，中国作家协会天津分会主席，天津市文联名誉主席，中国作协第一至三届理事、作协顾问，中国作家协会第四届顾问、第五届名誉副主席，中国文联荣誉委员。孙犁(1913-- )、赵树理、周立波和柳青四位作家，被誉为描写农村生活的“四大名旦”和“四杆铁笔”。
我国近代以来编辑出版事业的重大成就之一，是出现了一大批学有专长、精于编辑业务、成绩卓著的编辑家、出版家，人才辈出，前后相望。在现代出版界中，王子野同志就是这样一位著名的编辑家、学者和评论家。王子野，原名程扶铎，1916年出生于安徽绩溪。1930年小学毕业后，因家境贫寒辍学，不久到上海亚东图书馆当练习生。由于他勤奋学习，博览群书，学问日增，思想上也不断进步。抗日战争爆发后，积极参加抗日救亡宣传工作。1938年入延安陕北公学高级研究班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第二秘书处秘书，兼任军政学院哲学助教。1941年任中央政治研究室组长。1942年后曾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图书资料室副主任，中央军委编译局翻译处处长，《晋察冀日报》编委，1948年任中共中央华北局宣传部出版科科长、出版委员会委员，从此一直在编辑出版岗位上工作。60多年来他对我国现代出版事业做出极大努力，有着重要的业绩和贡献，赢得很高的声誉。建国后，王子野任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编审局处长，在胡愈之的领导下，曾积极参与创办新中国第一个大型文献性刊物——《新华月报》，总揽编辑、出版业务全局，并负责编委会，奠定了该刊的编辑宗旨和编辑风格。1950年12月，人民出版社成立后，王子野任该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在50、60年代长期担任领导编辑职务，对有系统地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与大量理论翻译读物，做出了重要贡献。虽然在文革中受到不公正对待，但他对党、对马克思主义坚信不移，坚持做学问，追求真理。1975年，从文化部咸宁“五七干校”调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任理论组组长。1977年至1982年任国家出版局副局长、党组副书记。在国家编辑事业领导岗位上，拨乱反正，落实出版政策，重视出版人才和出版物质量，关心和提倡书籍装帧艺术，并多次撰文评论，起过很好的作用。80年代以后，兼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副组长，国家出版委员会主任委员和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第一届副主席、第二届副主席、第三届名誉主席，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第一、二届副会长，仍一如既往，关心出版工作。他亲自为《当代中国的出版事业》一书审同，并撰写该书“绪论”部分；经常在中央级报刊上推荐好书、评论作品。他关心和支持编辑学、出版学的研究，为多咱编辑著述撰写序文。他说：“社会上各种行业都有自己的专门学问，经济有经济学，教育有教育学，新闻有新闻学，书刊出版后也有专门的目录学、版本学、图书馆学，惟独出版工作本身缺少专门研究。是出版工作没有东西可研究吗？不是的。出版的历史起码可以追溯到1000多年以前，反正比新闻早得多。要研究的东西不是很少，而是很多。就是因为不被重视，所以才留下缺门。这空白总不能永远留下去，出版学早晚总要在众多的学科中占一席应的位置。”（1982年《韬奋与出版》一书序）王子野鼓励编辑进行出版理论研究，曾主持全国出版研究年会和编辑出版理论优秀论文的评奖工作。还提倡编辑要读书学习、博学多能，成为通才，并要继承和发扬出版的优良传统。1990年王子野向《出版工作》编辑部建议，约请一些老编辑写一写自己是怎样做编辑工作的。之后该刊开辟“我怎样做编辑工作”专栏，陆续发表了许多著名编辑所写的具体经验和切实体会，在编辑出版界起到了广泛的有益作用。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王子野为出版对外交流，做了大量的工作。先后访问日本、美国、意大利等国，跟这些国家的出版界人士广泛接触，宣传了我国出版事业的成绩，促进国际合作出版的开展。王子野是国内外公认的享有盛誉的出版家、编辑家。一王子野的编辑出版工作是跟人民出版社的建立与发展分不开的。自人民出版社成立起，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止，他一直是该社的主要领导，长期主持编辑工作，1960年起任社长兼总编辑。有系统地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著是人民出版社一项重要的任务。建国初期，除出版《马恩文选》外，还有马列原著单行本，王子野重视序言的校订工作，特别是列入“干部必读”的部分，经常亲自跟译者联系（曹葆华等）。1954年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成立后，马列原著的翻译出版进入更有计划、有系统的新阶段。继《斯大林全集》出版以后，《列宁全集》中文第一版39卷的出版工作，仅用两年时间就完成，60年代，又开始了出版《列宁选集》的工作，王子野亲自撰文在《人民日报》上介绍。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原著的翻译出版工作，王子野有一种真挚的感情和执着的追求。1984年9月在新版的《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出版发行座谈会上，王子野满腔热情地发言，希望译文精益求精，新版能反映出我国自己的特点，要有自己写的前方和注释；对《全集》的装帧设计要求成为善本书。这些真诚的意见，也是他一贯的主张。王子野在人民出版社时多次讲到普列汉诺夫翻译马恩著作时增加自己注释的做法。因此人民出版社出版《费尔巴哈论纲》时，就附了普列汉诺夫写的注释。在“文革”中陈伯达曾以此作为批判王子野叛徒哲学的根据，王子野因此而受到迫害。作为编辑家的王子野，认真贯彻出版方针。人民出版社建社不久，为了执行编辑出版分工原则，他坚决主张不出版专业分工以外的书籍，得到上级领导机关的支持。在编辑工作中，王子野十分重视出版物的质量。他主持出版社的编辑业务，亲自审稿，对各级编辑的审稿意见，总是写上自己意见、看法，或毫不留情地进行批评，但很有说服力。有一部关于辩证法的翻译书稿，编辑的审稿意见很简单，王子野看了书稿以后，写道：“虽然你们三番四覆地修改，然而遗留下的问题还不知有多少（而且都是十分严重的）。我对你们的校定者和审稿者也是有意见的。”接着指出该稿译文上的不妥之处、译者杜撰的名词术语，以及误译的例子。然后又说：“希望你们从这部稿子的校定、审读的错误中得出必要的教训，以改正今后的工作。我的意见如不对，也可批评。”（见“人民出版社书稿档案”）往往有些译稿原文比较粗疏，即使译者是名家，王子野总是要编辑把审稿意见告诉译者，让译者自己了解后进行校改。1954年以前，人民出版社曾经出版过不少从苏联翻译的哲学、社会方面的小册子。后来认识提高了，1954年9月间，王子野在一本重印书上批语：“不要重印苏联一些教条主义的小册子。”对于选题，指出“在目前的情况下，一般书的选译，必须十分慎重，可缓就缓，可不译就不译，这样做，不会吃亏”（见“人民出版社书稿档案”）。王子野对于国内一些学者的著作稿，同样认真审读。一部阐述新中国初期建设成就的书稿。王子野的审稿意见是：“这部稿子只是一些数字的堆积，再插进一些《共同纲领》的引文，使人无法读下去。照此样子不作较大的修改不能出版。我想修改的主要要求是充实血肉，每一个问题都必须讲清道理。材料是很多的，……有血有肉又有骨头，才能读下去。”另一部学术著作的审稿意见，是这样写的：“对苏联学者的见解要认真加上一番消化功夫，不要信手大段大段地抄录。但是参考书在文末须作交代。”（以上均见“人民出版社书稿档案”）王子野还经常提醒编辑部的同志，编辑工作是一项政治性很强的工作，一定要认真掌握好政策，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作指导。而他自己在编辑工作中的认真严肃、严格细致的工作态度与作风，也是直接影响到全社编辑的业务素质与工作作风的。王子野除了审稿，还要审读、修改编辑撰写的图书“内容提要”文字，有时改动得几乎是重新撰写的。人民出版社在建社后就建立总编辑在审读、签发书稿时，同时要审读、签发书稿的“内容提要”的制度。王子野还重视出版社的书刊资料工作，认为做好藏书资料工作，对培养出版社编辑人员有很大作用。人民出版社初期的内部刊物《出版周报》，刊载上级有关编辑出版工作的指示、选登读者对出版物的批评与建议，以及社内人员在编辑出版工作中失误的检查。诸如“新华时事丛刊”的编辑工作，书刊中重大的校对错误等，都刊出有关编辑、校对人员做出的检查和认识。对于提高工作人员的业务素质和培养严肃认真的工作作风，起了很好的作用。60年代初，王子野在全社人员大会上提出编辑出版工作中的“三风”、“一严”问题。“三风”就是：勤俭朴素的作风、谦逊团结的作风、踏实细致的作风。“一严”就是一切从严，首先是政治上从严。从编辑出版到行政管理，每一环节都要求严字当头。选题组稿、审稿、加工要严，出版校对也要从严，行政管理制度的执行也要从严。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出版质量的不断提高。王子野还认为，提高书稿质量，首先必须领先著者、译者、编辑的努力。因此，出版社除了加强编辑工作，在社内培养出更多的好编辑外，同时还应当推动著者、译者和编者也积极改进自己应做的工作，双方努力才能达到书稿质量的普遍提高。讲到出版社要团结一大批认真著译的作者，总是王子野自己是做得很好的。他亲自在编辑访问作者的“访问记录”上写意见、作提示，有时还在全社人员大会上表扬或批评，还提倡请各方面的专家学者到出版社做学术报告；他自己跟曹葆华、曹汀、朱光潜、吕振羽、季羡林、戈宝权等一大批学者专家——作者都有很好的交往。其实，王子野对于社会上人才的重视与爱护，也是很突出的。60年代中期，他在出版社时，将一位研究普列汉诺夫的专家王荫庭，请到出版社来让他翻译作品，发挥专长。粉碎“四人帮”以后，王子野满腔热情、鼓励安徽一位美学家郭因出版学术著作。郭因的两本专著《中国绘画美学史稿》和《艺廊思絮》，分别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和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作者在后记和向王子野的赠书中表示了他的感激之情。安徽有位青年学者徐学林，研究徽学，学有专长，对安徽出版史情有独钟，写出过大量的论文。王子野对他十分关心和鼓励。我很了解王子野对于人才的爱护和对有价值书稿的重视，只是他不愿意多说自己是怎样做的。图书质量是由内容与形式两部分构成的。王子野对于图书的外观形式——装帧设计也是十重视的。无疑，这和他的哲学、美学素养，以及对艺术的爱好是分不开的。他在总编辑岗位上经常关心图书的封面设计和装帧形式，为封面设计出主意。所有这些，可以看出在人民出版社的发展过程中，终结着王子野的心血和贡献。1985年纪念人民出版社建社35周年时，王子野用秀丽的行书写下这样的题词：“乐为他人作嫁衣。”这也是对他自己服务、献身编辑出版工作的真实写照。二早在建国前后，王子野有过做研究工作的想法。他曾经说到自己对哲学、美学的爱好，到北京以后，想从事学术研究工作，而不是编辑出版工作。不过，王子野又确实干了一辈子的编辑。王子野是编辑家，然而他又是学者和评论家，也是位勤奋的翻译家。他对中外文学、哲学、历史有很深的修养，对翻译工作也很有造诣，。在延安时期就译过哲学、社会科学著作以及文艺理论方面的书籍，如《西洋哲学史简编》、《历史唯物论》、拉法格的《思想起源论》、《邓肯自传——补篇》等。撰写哲学、美学、文学评论、戏剧评论，以及杂文作品和读书笔记，出版过多种著译单行本。1984年三联书店出版的《槐下居丛稿》就是他几十年在编辑工作之余创作的结集。1991年11月，首次胡适学术讨论会在安徽绩溪召开。王子野被邀请参加了这次会议。作为胡适的同乡和后辈，他作了题为《以辩证观点研究胡适》的发言。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胡适在文化学术领域的多方面开拓工作予以肯定。因此提出：“对胡适的学术思想采取探讨，也就是把以前倒污水时倒掉的婴儿捡回来。当然应当小心，在捡婴儿的时候不要把污水带回来。……我以为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坚持双百方针，允许大家发表不同意见，做到畅所欲言，心情舒畅。”这个发言受到与会同志的好评。作为学者，王子野博览群书，勤于钻研，他藏册极富，坐拥书城。他是珍爱图书的藏书家，又是广泛涉猎的学问家。人们很惊奇地发现，王子野面对大量藏书，但又随时能够找出来使用。在王子野的读书习惯中，对于外国文学的若干名著往往喜欢对照外文原文进行阅读。他懂得俄、英两种文字，去世前几年还在自学法文和日文。一次我去看望他时，这位白发老人正面对着电视机认真地学外文。他对学问的执着追求，数十年如一日，乐此不疲，老而弥坚。这也是编辑家一种极其宝贵的品质，是使他集编辑家与学者、评论家于一身的重要原因。80年代以后，人们经常能够见到王子野的书法作品。从图书刊名题字、题词到条幅，生动的行草或古朴的篆隶，似乎突然出现了一个书法家的王子野。其实王子野的书法是很有功底的，只是过去忙于编辑业务和出版领导工作，无暇顾及。这几年他有更多的时间追摹金石、研修魏碑；草书则倾慕于右任体，而又着意融合诸家，化为己长。需要说明的是，王子野在书法上的成就，有着深厚艺术修养的基础。他很喜爱中西绘画，他的藏书有大量的中外画册，对作品有很高的鉴赏能力，曾经为画家袁运甫等人的作品作序评论。他能刻竹、治印，这些艺术修养使他的书法别具神韵，我曾见到过他挥毫书写碑记。三跟王子野共事合作过的，或者在他领导下工作过的人们，都会一致称颂他写得一手好文章，清新流利、通畅晓达；同时也会觉得他讲着带有浓重乡音的普通话，讲话、做报告时往往缺少鼓动性和条理性。平时相处，容易见到他不苟言笑、严肃庄重的一面，不易发觉他平易近人、风趣幽默的一面。50年代在出版社时，王子野在食堂跟大家一起排队买饭，很爱聊天、说笑话。他称赞一个工友的工作有条理，说他有“大将风度”。一次，北京东城智化寺举办个人采集的蝴蝶标本展览，他见人就介绍。只要读一本好书，不住地向人推荐；如果是一本不满意的书，也要说出批评意见。跟他在一起开会，晚上喝了点酒，就会闲聊，从学问到生活，无所不谈。王子野平日生活相互做事极其认真、细致而又有条理。他日常伏案读书、写作的书桌，总是干干净净，书本和笔纸放得很有规律。书桌抽屉里的东西，也是井井有序。明窗净几，为他创造了文思如涌、学问日进的良好环境。1993年春天，我去拜访王子野同志，正巧王子野同志不在家，出来开门的是他的在初中学习的孙子小遥。在小遥居室的墙上，我见到王子野用工整楷书写的几句话：多做好事，少说空话，先做后讲，做了不讲；别人的好事，一件不忘，自己好事，做了就忘。这是王子野赠给他后辈的座右铭。我觉得正是他自己的思想境界和道德标准的表现。应该说，也是王子野自己的座右铭。这种高尚的情操和职业道德，同样需要在编辑出版界大大提倡和发扬的。[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