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世谛，那叫俗谛。二谛就是真谛和俗谛，也叫做胜义谛和世俗谛。涉及这方面的典籍很多，如：般若摄颂、现观庄严论、中观论、天台宗史、教观纲宗等。你也可以下载一个佛学电子词典，里面有二十多种词典，相应的名词法相都有详尽的解释。
1。该论在中国影响很大，曾依其建立中国汉传佛教十宗之俱舍宗。后虽归入法相宗，但其在法相宗内仍是非常高。亦是藏密格鲁派五大论之一。2。大智度论。瑜伽师地论。百法明门论。中论。肇论。金刚般若论
苏轼一生在政治上颇不得志，曾饱经忧患，倍尝颠沛流离贬黜放逐之苦。他的思想成分相当复杂，早年是儒家积极用世的思想占主导地位，中年以后历经坎坷，释道思想的影响越来越大，他所到之处，多与高僧大德密切往来。晚年，佛学思想对他的影响越来越大，在其文学作品中的反映也越来越明显，佛学思想使苏轼在痛苦的人生忧患之中得到精神慰藉和解脱。在参透荣辱得失苦乐进退利害安危等世俗烦恼之后，他的思想有了超凡脱俗的升华，其乐观旷达的博大胸怀，其空灵澄彻的精神境界，使其作品具有一种特殊的感染力。 苏轼信仰佛学是有一定家庭渊源的。在元丰八年50岁时所写《真相院释迦舍利塔铭并叙》中，他曾追忆： 昔予先君文安主簿赠中大夫讳洵、先夫人武昌太君程氏，皆性仁行廉，崇信三宝。 捐馆之日，追述遗意，舍所爱作佛事，虽力有所止，而志则无尽。苏轼曾“敬舍亡母蜀郡太君程氏遗留簪珥，命工胡锡采画佛像，以荐父母冥福”，并为此写了《阿弥陀佛颂》，颂中说： 我造无始业，本从一念生。既从一念生，还从一念灭。生灭灭尽处，则与我佛同。深得净土宗真趣。苏轼盟岁时为亡褰王闰之作锕弥陀佛赞》其中说到：丈六长身不为大，方寸千佛夫岂小，此心平处是西方，闭眼使到无魔娆。这说明苏轼对《阿弥陀佛绎》确有比较深刻的研究，也表明他对西方净土的真心向往。 苏轼认真重视和研究佛学，始于他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之后，这在写于元丰七年的《黄州安国寺记》中有明确的记载。 元丰二年十二月，余自昊兴守得罪，上不忍诛，以为黄州团练副使，使思过而自新 焉。 他反观从来举意动作皆不中道，觉得自己， 道不足以御气，性不足以胜习，不锄其本而耘其末，今虽改之，后必复作，盍归诚佛 僧，求一洗之。于是他找到了安国寺， 间一二日辄往焚香默坐，深自省查，则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求罪妬所从生而不可 得；一念清净，染污自落，表里修然，无所附丽，私窃乐之。苏轼同时期写的《答毕仲举书》也写到此事。毕仲举远在罗山，写信给苏轼，建议他读佛书及合药救人。苏轼说： 佛书旧亦尝看，但暗塞不能通其妙，独时取其粗浅假说以自洗灌，若农夫之去草，旋 去旋生，虽若无益，然终愈于不去也。除了“暗塞”云云是自谦之语外，从这一段话里可以看出苏轼对佛经义理是真诚信仰实地奉行的。这和那些附庸风雅、高谈阔论佛理禅机而并不真正奉行的人是完全不同的。苏轼把这一类自命“超然玄悟”的“世之君子”讽刺为谈食龙肉者。他说：“终日说龙肉，不如仆之食猪肉，实美而真饱也。”真是一语破的，揭穿了那些高雅之士专事空谈的假面。 (毕仲举)来书云，处世得安稳无病，粗衣饱饭，不造冤业，乃为至足。苏轼“三复斯言，感叹无穷”。他不完全同意毕仲举的粗浅认识，而是深入一步地阐释说： 世人所作，举足动念，无非是业；不必刑杀无罪，取非其有，然后为冤业也。从这段话里可以看出，苏轼对佛教业报理论的领会要比毕仲举深刻透彻得多。 苏轼重视《楞伽经》，他认为这部经是微妙第一的“佛语心品”，是“句句皆理，字字皆法”的神圣经典，但由于它义趣幽眇，文字简古，非反复诵读认真领会不能得其真意。元丰八年二月，50岁的苏轼过南都时，拜访年已79岁的张安道先生，张安道先生比起苏氏兄弟来要年长近三十岁，却是他们兄弟二人难得的知已。苏轼、苏辙二人年轻时首次离川赴京应试，就受到当时任成都尹的张安道的赏识，从此结为忘年交。苏辙曾写诗说：“少年便识成都尹，中年仍为幕下宾，待我江西徐孺子，一生知已有斯人。”《楞伽经》授于当时“亦老于忧患，百念灰冷”的苏轼，苏轼应金山长老佛印大师了元的请求，亲手书写此经一遍，用张安道施舍印经的30万钱，求善工刻之板，在元丰八年九月所写《书楞伽经后》，苏轼严厉批评了当时游谈无根的不正的学风风。他说：“若有新意而弃旧学，以为无用，非愚无知，则狂而已。”他强调必须坚持认真学习佛教经论，这是基础，是根本。他打比方说：“譬如俚俗医师，，不由经论，直授方药，以之疗病，非不或中，至于遇病辄应，悬断生死，则与知经学古者不可同日而语矣。世人徒见其有一至之功，或捷于古人，因谓《难经》不学而可，岂不误哉!”这个比喻是非常贴切而击中要害的，道出了某些标榜禅宗实则不学无术的人的浮夸与浅薄。苏轼批评说： 近岁学者各宗其师，务从简便，得一句一偈，自谓了证，至使妇人孺子，抵掌嬉笑，争 谈禅悦，高者为名，下者为利，余波末流，无所不至，而佛法微矣。 这是禅宗的危机，也是佛教的危机。不坚决纠正这种“遣文以得义、忘义以下心者”的偏失，佛教的传统就有中断的危险。在苏轼为杭州盐官安国寺僧居则撰写的《大悲阁记》中，他讲得很明确： 斋戒持律，讲诵其书，而崇饰塔庙，此佛之所以日夜教人者也，而其徒或者以为斋戒 持律不如无心，讲诵其书不如无言，崇饰塔庙不如无为。其中无心，其口无言，其身无 为，则饱食而嬉而已，是为大以欺佛者也。 他对这种故作高深玄妙实则空洞无物的欺世盗名者作了无情的揭露，称这种人是“大以欺佛者”，把他们思想行为的实质概括为“饱食而嬉而已”。这种批评是十分深刻有力的，令人有痛快淋漓之感。 苏轼晚年还希望能有条件对佛教经典做比较深入系统的研究。在绍圣二年(苏轼那年60岁)五月所作《虞州崇庆禅院新经藏记》中，他抒发了自己有志无书的感叹，他说： 呜呼，吾老矣，安得数年之暇，托于佛僧之宇，尽发其书，以无所思心，会如来意，庶 几于无所得故而得者，谪居惠州，终岁无事，宜若得行其志，而州之僧舍无所谓经藏者， 独榜其居室曰“思无邪斋”，而铭之致其志焉。 他没有找到经藏，无法遍读佛教经论，做不到“博学”佛典，但他对到手的佛经却做到了“深思”，做到了好学深思，心知其意。这从他给某些重要佛教经论所做的题跋中可以看得很清楚，例如前举《书楞伽经后》。另外写于绍圣二年八月的《书金光明经后》，对佛经奥义的阐释也是非常深刻的。苏轼以一代大儒，历经人世坎坷而归诚佛教，常好以佛论儒，以儒论佛，触类旁通而深入求之。在前面提到的《大悲阁记》中，苏轼就是先引证了孔子的话：“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论证得出结论：“废学而徒思者，孔子之所禁”，然后引申批判到那些标榜禅悦糟践佛法的人。在元佑八年所写《书孙元忠所书华严经后》中，苏轼说： 公之爱龙，如爱其身，只令作祸，不令造业。若椎此心，以及世间，待物如我，待我如 物，予知此人与佛无二。这是以儒家的恕道阐释佛家的仁慈，是苏轼贯通儒释的一个明证。苏轼临终那年(建中靖国元年)正月一日所写《南华长老题名记》在论述佛教修行成就的高低大小在于一念之差时，他引证了孟子、子思论圣人之道的有关言论，从“不欲为之心”与“不能免之过”两方面论述了一念之差的巨大影响，认为“是二法者，相反而要为用，儒与释皆然。”在文章末尾，苏轼特意声明“乃为论儒释不谋而同者以为记”。可以说兼通儒释表里为用是苏轼佛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至于苏轼佛学思想对其文艺创作的深刻影响，以及苏轼杰出的文艺成就与其佛学思想的相互关系，来不及详加论述，只能留待他日另文予以专论了。
楼上不要妄语，影响修行。建议你历史课的论文，要写深入点的话，可以写写乔达摩悉达多，本身是太子，生活优越，家有贤妻。为什么要出家苦行。手头没有合适的文章，抱歉了。
大把的，你在google上用英文关键词搜索就可以了。现在JIABS（国际印度佛教研究期刊）也开放2005年之前的论文下载了，都是关于佛教研究的英文论文。而且很多是藏传佛教的。你可以按图索骥。这是JIABS的网站-de/ojs/php/jiabs/index 这是JSTOR数据库里的资料+buddhism&Search=Search&gw=jtx&prq=tibetean+buddhism&hp=25&acc=off&aori=off&wc=on&fc=off 还有日本南山宗教研究所的网站里也提供论文下载。日文的和英文都有。哦，忘了说，豆瓣小组里也有”佛教文献“小组，也提供很多国外的学术研究论文下载的。
这个是有的哦，，亲你什么时间要呢。。我给你
百度搜索“般若文海”里面应有尽有！
佛教(Buddhism)：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由公元前6-前5世纪古印度的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境内）王子所创，他的名字是悉达多 (SSiddhārtha, P Siddhattha)，他的姓是乔达摩(S Gautama, P Gotama)。因为他属于释迦 (Sākya)族，人们又称他为释迦牟尼，意思是释迦族的圣人。广泛流传于亚洲的许多国家。东汉时自西向东传入我国。 佛教简介 佛教与基督教、伊斯兰教并称为世界三大宗教。佛教是佛陀的教育，而不是拜佛的宗教，佛教非宗教，非哲学，讲佛教是宗教只是一种通俗的权宜方便说而已，实则以般若的智慧自内证打破无明烦恼，成就菩提（觉悟）之道，佛教在历史上曾对世界文化传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至今依然深深的影响着我们。 以下“简单给佛下个定义”选自 林世敏教授 著 之《佛教的精神与特色》 佛的定义 简单给佛下个定义：我这里所要向各位介绍的“佛”，是无量诸佛的通义，是广义的。我试将“佛”的定义如下： “佛”是一个理智、情感和能力都同时达到最圆满境地的人格。让我重复一遍：“佛”是理智、情感和能力都同时达到最圆满境地的人格，换句话说：佛是大智、大悲（或谓全智、全悲）与大能的人。这里请注意佛法与其他宗教的不同点：佛不是万能，佛不能赐我们以解脱，他只能教导我们，我们还是要凭自己的努力才得解脱。佛不能使我们上天堂，或判我们入地狱。要为“佛”下一个定义，委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简单的说，佛就是“觉者”，“一个觉悟的人”。 也许更明确一点，应该说佛是一个对宇宙人生的根本道理有透彻觉悟的人。 还有一个简明扼要的定义，普遍地为一般人所接受，就是说：佛是一个自觉觉他、觉行圆满的人。换句话说，佛就是一个自己已经觉悟了，而且进一步帮助其他的人也能够觉悟，而这种自觉（觉）和觉他（行）的工作，已同时达到最圆满境地的人。 佛教发源 佛教发源于距今约2553年前的古印度。佛教的创始人是释迦牟尼佛，这个名号是印度梵语音译过来的，释迦是仁慈的意思，牟尼是寂默的意思，寂默也就是清净的意思，佛是觉悟的意思。释迦牟尼佛是北印度人，就是现在的尼泊尔，它在印度的北方，西藏的南部。 据经典记载，佛圆寂时，世寿80岁。佛教发源于公元前1500多年的古印度。当时印度有八个小国，其中一国王名净饭王，有太子名悉达多。悉达多太子见众生轮回生老病死，生起大悲心，19岁时舍弃王位，出家修行，为了寻求解脱众生生老病死烦恼的办法，苦行六年，而后圆满究竟觉悟人生真谛宇宙真相，是名为佛陀，意为觉者。后来佛陀应周围的弟子、国王、大臣、人民百姓的请问，而为阐明人生真谛宇宙真相，为说解脱生老病死苦烦的办法，后来被其弟子记录下来，是为经典。 佛陀于世间说法四十九年，说大乘佛法经典约三千部，小乘经典约二千部。佛陀于八十岁时，度缘已尽，即入涅盘。 之后约一千年，于汉明帝时，佛经传入中国。之后中国历朝皆有人往印度取经。 流传入中国的多数为大乘经典，流传入泰国缅甸越南等东南亚国家的多为小乘经典。随后中国又将佛经传往日本朝鲜等国。现在全世界的大乘佛法主要集中在中国。 佛教是现今世界三大宗教中最早的宗教。佛教是世界上唯一不参与政治、军事的宗教，是世界上唯一不与其他宗教信仰的地区和国家发生冲突和争端及战争的宗教。佛教是唯一主张平等慈悲和最早提出因果报应的宗教。佛教是唯一主张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皆可以修行成佛的宗教。
佛教就是中国的，是象雄宗教的后承者，释佛自己都有相关语述。印度良知学者自己都是严正否定了臆断式“印度创立佛教说”，印度的佛教也是从中国传过去的，尼泊尔专家也同样结论佛教是起源中国西藏的万年古象雄。西藏近边所有大小宗教都是受到了象雄大宗教的影响，都能找到象雄万年苯波教的痕迹。至于很多人认为是印度创立了佛教的等邪说，都是后来名称上及宗教氛围等尤其是异域宣传我国历史上最不同，人家是张扬世界我们是保守不宣“家传”风格。很多特殊情况都导致佛教创立及起源混淆的。当然，很多是异叫大规模阴谋宗叫宣传，还有网络时代的雇佣洋网军更大大规模的劳动，这也正是到处都是相关歪论邪说的原因。
有两个历史记录，一说3000多年，一说2500年，我们通常取后者。即佛教在印度公元前六世纪被创建。 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生于公元前565年，逝世于公元前486年。俗名：乔答摩·悉达多。释迦牟尼是佛教徒对他的尊称，意为释迦族的圣人。他生于今尼泊尔境内的迦比罗卫城，是净饭王的长子。他在青年时期就受到社会动荡的影响，痛感人世苦难深重，变幻无常，努力寻求解脱人生苦难之道。29岁出家修行，历时6年，终于得道成佛。之后，在印度恒河流域中部地区向大众宣传自己的思想，逐渐拥有众多信徒，进而组织教团，形成佛教。80岁时，在拘尸那迦逝世。——因此，公元前565-29岁悟道成佛=536年，是佛教创立那一年。
佛教诞生距今已有两千五百多年，是由古印度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境内）王子乔达摩·悉达多所创（参考佛诞）。西方国家普遍认为佛教起源于印度，而印度事实上也在努力塑造“佛教圣地”形象。佛教的传入和发展大约在汉明帝时期（约在公元纪67年左右），佛教传入中国被称为浮屠教。据文献记载，佛像可能于此同时传入。但在中国西部的新疆以及甘肃河西走廊地区（古代称之为西域），佛教和佛教艺术的传入则更要早一些。印度的佛教艺术，经过中国的艺术家和民间工匠的吸收、融合和再创造，形成了更具中国特点的佛教艺术，从而更容易在中国社会流传和发展。 形形式式的佛像，主要是作为佛教徒供奉和礼拜的对象，因此佛像艺术的发展和流行，基本上是伴随着中国佛教的兴衰而兴衰，两者之间的密切关系是显而易见的。中国佛教史开始于公历纪元前后，佛教开始由古印度传入中国，经长期传播发展，而形成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中国佛教。由于传入的时间、途径、地区和民族文化、社会历史背景的不同，中国佛教形成三大系，即汉地佛教（汉语系）、藏传佛教（藏语系）和云南地区上座部佛教（巴利语系）。佛教西汉末年东汉初年传入我国。扩展资料：佛教指的是印度的佛教，传到中国，变成中国的佛教，这工作称为“佛教的中国化“。佛教起源于古印度，西汉未年开始传入中国时，先依附于流行于汉代的道术（方术），魏晋时，又依附于玄学。发展缓慢，仅流行于宫廷。这时的佛教学说大体上为神不灭说和因果报应说，佛成为中国传说中的天地神仙。佛教到中国，特别强调因果报应，跟中国原有的福善祸淫思想相通，传佛教者学习中国方术，以方便传佛教。佛教在中国经过四、五个世纪的流传，到隋唐后，达到了鼎盛时期，这时南北政治统一，国家经济发达，文化交流融合，佛教也随着异说求同求通的趋势，表现为：出现中国化佛教——天台宗、三论宗、法相唯识宗、律宗、华严宗、密宗、净土宗、禅宗等并传播到日本、朝鲜，并在那里又产生了新的流派。到此，佛教中国化完成，提出顿悟成佛的禅宗的出现是佛教中国化的主要标志。取经的第一法人是法显，法显3岁出家。于东晋隆安三年从长安出发，经河西走廊、敦煌以西的沙漠到焉夷（今新疆焉耆附近），向西南穿过今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抵于阗（今新疆和田），南越葱岭，取道今印度河流域，经今巴基斯坦入阿富汗境；再返巴基斯坦境内，后东入恒河流域，达天竺（今印度）境，又横穿尼泊尔南部，至东天竺，在摩竭提国（即摩揭陀）首都巴达弗邑（今巴特那）留住3年，学梵书佛律。与他同行的僧人或死或留天竺，法显乃取海路单身回国。他由东天竺著名海港多摩梨帝（今加尔各答西南之德姆卢克）乘商船到师子国（今斯里兰卡），留2年，续得经本，再乘商船东归，中途经耶婆提（今苏门答腊岛或爪哇岛），换船北航。在今山东半岛南部的崂山附近登陆，转取陆路，于义熙九年到达建康（今南京）。义熙十年，他写出历时15年远赴天竺的旅行经过，两年后增补为流传至今的《法显传》。现存较早的版本是宋代藏本。佛教最初传入从依附方术→渗透→变形→流传 矛盾冲突→ 互适交流→融合入中国文化，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中国文化融合印度佛教文化用了一千多年时间，历朝历代都体现着中国文化的包容心态。因此，我们在当今世界多元文化的背景下，应该以开放的胸怀，长远的眼光，大胆吸纳古今中外人类优秀的文明成果，才能创造出更绚烂的中国文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任何一种文化与其他文化相比较，都有其不足的地方，因此，在他的发展过程中要保持活力，只有不断吸收外来活力，以滋养自己，丰富自己。中国文化因为吸收佛教等外来文化，才能壮大，更新自己，由此可见，吸收外来文化的重要性。参考资料：百度百科-中国佛教史参考资料：百度百科-佛教
南怀瑾先生的著作参考一下吧。
凡夫到成佛的经典“菩提道次第”一书“掌中解脱”
佛教有大藏经。
浅谈佛教艺术中飞天形象的变迁 【摘 要】飞天是佛教艺术中的重要形象之一，其形象随佛教艺术的产生和发展广泛传播，并随佛教从印度传播到中国，在这个过程中渐渐脱去印度艺术风格，糅合进中国的艺术特色。 【关键词】佛教艺术 飞天形象的变迁。 飞天是佛教艺术中多见的艺术形象，以轻快优美的动态和流转飘动的舞姿吸引观众。飞天出现在经变、佛传等故事壁画中，一般分布于佛教石窟窟顶、壁面上方，以及佛像的背光之中。佛经中没有对飞天进行正式的记录，没有明确出现过“飞天”这个词语。关于这种现象，通常的看法是，“飞天”并不是一个佛教的词汇，而是一种世俗的称谓。 关于飞天形象所包含的人物内容，有多种不同观点，最早正式提出“飞天”名词的是日本学者长广敏雄。长广敏雄在1949年出版的《飞天艺术》中正式提出这个名词，是学术意义的角度上系统探讨飞天艺术的开端。长广敏雄认为佛经中“飞天”所描述的形象，总的来说是佛教诸天形象，而在佛教艺术中，飞天的形象大部分与演奏音乐和表现歌舞有关。在佛教诸神中，乾闼婆和紧那罗是音乐神，在佛说法时以音乐来供养佛，即凡是诸天举行法会，都是他们担任奏乐的工作，所以佛教艺术中的飞天形象通常以乾闼婆及妻子阿卜莎罗以及紧那罗的形象来表现。 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在不同方面有不同差异的观点。如认为“广义的飞天，包括飞行无碍的诸天神，如侍从护法、歌舞散花、供养礼赞佛、帝释天等等。狭义的来讲，则是乾闼婆、阿卜莎罗、紧那罗、歌舞散花供养礼赞佛、菩萨，凌空飞舞的天神等。” 在关于飞天形象的描绘范围上，把飞天确认为乾闼婆、阿卜莎罗和紧那罗的观点影响较广。但无论是古代传说，还是佛教经典的记述，都能看到佛本生故事、佛传故事以及佛说法的场景中有诸天人、天女歌舞供养。当用艺术手法表现这些记述时，就是我们看到的飞天，其中自然包括乾闼婆、阿卜莎罗、紧那罗的形象，但很明显，飞天所代表的形象不仅仅局限于此。因此以乾闼婆、紧那罗的形象来认识飞天所象征的人物相对便利，而用“佛教诸天”来理解飞天所代表的广泛含义更加准确。 印度的佛教艺术在很早的时候就有了飞天的形象，例如巴尔胡特佛塔的浮雕、桑奇大塔的佛经故事中。巴尔胡特佛塔的两片浮雕描述的是凡人礼拜佛塔的画面，这一时期还没有出现佛陀的形象，而以佛塔、菩提树或者佛座来象征佛，在表现供养或者礼拜佛塔的场景里，往往在佛塔或者菩提树之上雕出飞天形象。 马拉图雕刻中，飞天出现在佛说法的场面，并有了较规范的表现，在佛尊上部，佛光外围的两侧各有一身飞天。公元1世纪，出现了最早的佛陀形象，2世纪到5世纪的马拉图雕刻中，飞天所环绕的形象也表现为佛陀的形象。这时候的雕刻技法也有了进步，以体型大小差异来表示不同人物的地位，飞天形象在画面中以较小的体型表现。马拉图的雕刻是在深度空间中表现人物排列的前后顺序，而相对小的体型和在佛光外围的布局也可以显示出飞天飞动的高度，人物排列方式显示出更加生动真实的空间感。 阿旃陀石窟是印度佛教艺术品内容最为丰富的石窟之一，石窟群内的飞天形象既出现在雕刻中，也出现在石窟的壁画中。阿旃陀石窟中的飞天场景基本沿袭马图拉雕刻的范式。飞天形象肢体刻画得像可爱的小孩，配以较大的动作，身形生动，服饰以较短的飘带体现飞动的感觉。阿旃陀石窟不仅有单身飞天，还出现双身飞天的对称表现。这种双身飞天并不出现在每身佛尊的上方，而是出现在相对更庄重的佛说法场面中。双飞天形象大多裸体，或仅有飘带缠身，特别突出女性的胸部和臀部，这种丰润圆满的表现是印度佛教艺术的特征之一。 阿旃陀壁画中的飞天多集中在窟顶图案中。一般在方形单元内，中央圆形图案与外侧方形之间的夹角中，有单身的天人，也有男女成组的天人。多用晕染法，人物效果真实，男女成组的飞天形象依偎，好像一对恋人。壁画中的飞天形象大都看不出飞行的姿态，更像坐在地上。埃洛拉石窟也存有有丰富的飞天形象，大都是男女成组，表现欢乐腾飞的姿态。在第10窟外的门楣两旁，有两组飞天对称向中央飞来。 此处不同之处在于，飞天既不是单身，也不是双身，而是各有两女一男共三身飞天，形象依然裸体，女性飞天上部有刻划为弧形的飘带。 随佛教东传，飞天形象伴随佛教艺术传入中国。传播的过程中，受到中国神仙思想影响，飞天与中国式神仙逐渐结合，形象更加飘逸。佛教中诸天形象，如龙神、乾闼婆、人头鸟身的紧那罗、阿修罗、迦楼罗等形象特征都逐渐难见，演变为飞行于天空的人形。在组合形式上，飞天保持着来自印度的因素，既有单身飞天、双身飞天，也有多身飞天，一部分保持对称的格局，同时出现不完全对称的变化。 龟兹石窟中的飞天图像是石窟壁画中的主要内容之一，比重大大增加。飞天本身没有承载深厚的内容，却在气氛的渲染中起重要作用。 龟兹石窟飞天图画出现在主室正壁、后室券顶处较为重要和面积较大的壁画中。形体比例明显增大，多呈V字形弯曲。龟兹飞天形体的力量构成画面中的浑重气势，如克孜尔1窟后室券顶飞天，虽然券顶较低，但飞天与真人尺寸相同。龟兹飞天的姿态可分两种，一种是飞天双腿坐奔腾跳跃的动作，是一种舞蹈化了的运动动作；另一种是飞天动作中双腿动态幅度较少，整个形体的飞动感主要靠腰部的动态变化体现。 在飞天的服饰中，龟兹飞天较少使用飘带传达飞动的效果，而是由人物动作呈现雄浑跃起的状态。伎乐飞天形象大量出现，在空中持各种乐器，强化了龟兹石窟浓郁的乐舞氛围。 敦煌石窟是中国佛教艺术的宝库，留存有最丰富的飞天艺术。敦煌北凉272窟的南北壁说法图，有对称的双飞天，北魏254、260等窟至北周428窟说法图中在佛上部出现对称的双飞天。绘画依然采用凹凸画法，人体丰满程度低于印度绘画。从西魏开始，受中原风格影响，飞天多为结队飞行，如285窟南壁共12身飞天，排成一行随流动的云朵而轻盈飞翔。出现在同一场面的飞天数目呈增长趋势，如北周和隋代，常在窟顶相连的地方，绘一周飞天；隋代佛龛扩大，佛像的上部，也画出大量飞天，如412窟的佛龛，飞天多达20多身；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唐，如初唐321窟中，在象征天空的蓝色背景中画出成群的飞天。云冈北魏7、8窟，窟内顶部藻井部分的飞天，两两紧身相靠，行动一致，使人联想到印度男女飞天组合的形式，但此处无明显男女差异。类似的还有敦煌北周428窟。 飞天从形象到服饰，从数量到布局的变化可简要归纳为以下几点： 人物身体描绘上由丰满逐渐转向俊逸；动作由较为僵硬机械逐渐转向流畅婉转。印度佛教艺术中裸体的女性飞天形象在中国基本消失。 人物服饰由裸体缠裹飘带转为衣裙伴以飘带，衣饰刻画由较死板的刻画发展为生动的飘动。这些绘画技法的提升与中国画技法发展紧密相连，例如唐代飞天飞舞的飘带，明显给人“莼菜条”技法的印象。 飞天形态由散花发展为舞蹈、伎乐等多种供养形态。 飞天组合由单身飞天、双身飞天发展为多身飞天，成群的飞天，表现效果更加辉煌。 总体来说，无论是人物身体、服饰或是动作、表现场面，都是由简单发展为繁复而华丽。 飞天在中国，其数量远超过印度，飞天在中国的变迁反映了中印两国审美精神的差异。印度所欣赏的注重肉体感官之美的形态在中国几乎消失殆尽，而代以自魏晋以来对神仙境界的追求，在形式上则追求流动飘逸的美。中国画的流畅舒展的线条美在飞天身上淋漓尽致的表现，也是中国艺术所追求的目标之一。 参考文献： [1]王志强《美术大观》10自由飘洒话飞天--佛教艺术形象解析。 [2]陈剑《艺术探索》21（2）飞天的美学意蕴。 [3]师娟《莫高窟艺术中“飞天”的本土化研究》。
佛教发源于距今约2553年前的古印度。佛教的创始人是释迦牟尼佛，这个名号是印度梵语音译过来的，释迦是仁慈的意思，牟尼是寂默的意思，寂默也就是清净的意思，佛是觉悟的意思。释迦牟尼佛是北印度人，就是现在的尼泊尔，它在印度的北方，西藏的南部。 据经典记载，佛圆寂时，世寿80岁。 明帝永平十年（67年）明帝夜梦金人飞行殿庭，明晨问于群臣。太史傅毅答说：西方大圣人，其名曰佛；陛下所梦恐怕就是他。帝就派遣中郎将蔡愔等十八人去西域，访求佛道。蔡愔等于西域遇竺法兰，摄摩腾两人，并得佛像经卷，用白马驮着共还洛阳。帝特为建立精舍给他们居住，称做白马寺。于是摩腾与竺法兰在寺里译出《四十二章经》。这几乎是汉地佛教初传的普遍说法，也为我国历史教科书所采用。 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到了后汉末叶桓灵二帝的时代（147—189年），记载才逐渐翔实，史料也逐渐丰富。其时西域的佛教学者相继来到中国，如安世高、安玄从安息来，支娄迦谶、支曜从月氏来，竺佛朔从天竺来，康孟详从康居来。由此译事渐盛，法事也渐兴。 一、汉人出家之始：汉人由信佛而出家修道的，如赞宁《僧史略》卷上《东夏出家》题下，有“汉明帝听阳城侯刘峻等出家，僧之始也；洛阳妇女阿潘等出家，尼之始也”等语。按刘峻等出家事出《汉法本内传》。《内传》伪书，不足置信。可是《高僧传佛图澄传》中，有“往汉明感梦，初传其道，唯听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其汉人皆不得出家”等语，似乎其时已经有汉人出家，然后才有此项禁令。而汉人出家为沙门见于载籍的，是从严佛调开始，如《出三藏记集安玄传》中称“沙门严佛调”，又说他“出家修道”；《出三藏记集》又转载《沙弥十慧章句序》，下题“严阿只黎（即阿奢黎）浮调所造”。然而《释氏稽古略》说，在佛调以后八、九十年的朱士行，是汉土最初为沙门的；《历代三宝记》也称佛调为清信士。这大概是因为从汉代以来，虽然佛法已经流行，但道风未纯，比丘出家只以剪落须发作区别，未禀律仪；到魏嘉平二年（249年），中天竺沙门昙柯迦罗（法时）来到洛阳，建立羯磨法，创行受戒，中土才有正式的沙门，而登坛受戒的朱士行为最早，因此把他作为中土沙门之始。 二、民间建寺造像之始：《后汉书西域传》中叙述桓帝奉佛之后说，“百姓稍有奉佛者，后遂转盛”，可见当时民间的奉佛也由少数而逐渐增多；但其具体情况，只笮融奉佛一事见于现存的文献。据《后汉书陶谦传》和《吴志刘繇传》说：献帝时，丹阳人笮融聚众数百人，往依徐州牧陶谦，谦使督广陵、下邳、彭城三郡的运漕。融于是断三郡的委输，“大起浮屠寺，上累金盘，下为重楼，又堂阁周回可容三千余人。作黄金涂像，衣以锦彩。每浴佛辄多设饮饭，布席于路，其有就席及观者且万余人”。又依《出三藏记集》所载《般舟三昧经记》载，说明献帝时洛阳也有佛寺。从《吴志刘繇传》所述笮融事看起来，后汉末民间的奉佛，有其种种原因，这和宫廷中只以求长寿祈福为目的者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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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Buddhism)：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由公元前6-前5世纪古印度的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境内）王子所创，他的名字是悉达多 (SSiddhārtha, P Siddhattha)，他的姓是乔达摩(S Gautama, P Gotama)。因为他属于释迦 (Sākya)族，人们又称他为释迦牟尼，意思是释迦族的圣人。广泛流传于亚洲的许多国家。东汉时自西向东传入我国。 佛教简介 佛教与基督教、伊斯兰教并称为世界三大宗教。佛教是佛陀的教育，而不是拜佛的宗教，佛教非宗教，非哲学，讲佛教是宗教只是一种通俗的权宜方便说而已，实则以般若的智慧自内证打破无明烦恼，成就菩提（觉悟）之道，佛教在历史上曾对世界文化传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至今依然深深的影响着我们。 以下“简单给佛下个定义”选自 林世敏教授 著 之《佛教的精神与特色》 佛的定义 简单给佛下个定义：我这里所要向各位介绍的“佛”，是无量诸佛的通义，是广义的。我试将“佛”的定义如下： “佛”是一个理智、情感和能力都同时达到最圆满境地的人格。让我重复一遍：“佛”是理智、情感和能力都同时达到最圆满境地的人格，换句话说：佛是大智、大悲（或谓全智、全悲）与大能的人。这里请注意佛法与其他宗教的不同点：佛不是万能，佛不能赐我们以解脱，他只能教导我们，我们还是要凭自己的努力才得解脱。佛不能使我们上天堂，或判我们入地狱。要为“佛”下一个定义，委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简单的说，佛就是“觉者”，“一个觉悟的人”。 也许更明确一点，应该说佛是一个对宇宙人生的根本道理有透彻觉悟的人。 还有一个简明扼要的定义，普遍地为一般人所接受，就是说：佛是一个自觉觉他、觉行圆满的人。换句话说，佛就是一个自己已经觉悟了，而且进一步帮助其他的人也能够觉悟，而这种自觉（觉）和觉他（行）的工作，已同时达到最圆满境地的人。 佛教发源 佛教发源于距今约2553年前的古印度。佛教的创始人是释迦牟尼佛，这个名号是印度梵语音译过来的，释迦是仁慈的意思，牟尼是寂默的意思，寂默也就是清净的意思，佛是觉悟的意思。释迦牟尼佛是北印度人，就是现在的尼泊尔，它在印度的北方，西藏的南部。 据经典记载，佛圆寂时，世寿80岁。佛教发源于公元前1500多年的古印度。当时印度有八个小国，其中一国王名净饭王，有太子名悉达多。悉达多太子见众生轮回生老病死，生起大悲心，19岁时舍弃王位，出家修行，为了寻求解脱众生生老病死烦恼的办法，苦行六年，而后圆满究竟觉悟人生真谛宇宙真相，是名为佛陀，意为觉者。后来佛陀应周围的弟子、国王、大臣、人民百姓的请问，而为阐明人生真谛宇宙真相，为说解脱生老病死苦烦的办法，后来被其弟子记录下来，是为经典。 佛陀于世间说法四十九年，说大乘佛法经典约三千部，小乘经典约二千部。佛陀于八十岁时，度缘已尽，即入涅盘。 之后约一千年，于汉明帝时，佛经传入中国。之后中国历朝皆有人往印度取经。 流传入中国的多数为大乘经典，流传入泰国缅甸越南等东南亚国家的多为小乘经典。随后中国又将佛经传往日本朝鲜等国。现在全世界的大乘佛法主要集中在中国。 佛教是现今世界三大宗教中最早的宗教。佛教是世界上唯一不参与政治、军事的宗教，是世界上唯一不与其他宗教信仰的地区和国家发生冲突和争端及战争的宗教。佛教是唯一主张平等慈悲和最早提出因果报应的宗教。佛教是唯一主张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皆可以修行成佛的宗教。
苏轼一生在政治上颇不得志，曾饱经忧患，倍尝颠沛流离贬黜放逐之苦。他的思想成分相当复杂，早年是儒家积极用世的思想占主导地位，中年以后历经坎坷，释道思想的影响越来越大，他所到之处，多与高僧大德密切往来。晚年，佛学思想对他的影响越来越大，在其文学作品中的反映也越来越明显，佛学思想使苏轼在痛苦的人生忧患之中得到精神慰藉和解脱。在参透荣辱得失苦乐进退利害安危等世俗烦恼之后，他的思想有了超凡脱俗的升华，其乐观旷达的博大胸怀，其空灵澄彻的精神境界，使其作品具有一种特殊的感染力。 苏轼信仰佛学是有一定家庭渊源的。在元丰八年50岁时所写《真相院释迦舍利塔铭并叙》中，他曾追忆： 昔予先君文安主簿赠中大夫讳洵、先夫人武昌太君程氏，皆性仁行廉，崇信三宝。 捐馆之日，追述遗意，舍所爱作佛事，虽力有所止，而志则无尽。苏轼曾“敬舍亡母蜀郡太君程氏遗留簪珥，命工胡锡采画佛像，以荐父母冥福”，并为此写了《阿弥陀佛颂》，颂中说： 我造无始业，本从一念生。既从一念生，还从一念灭。生灭灭尽处，则与我佛同。深得净土宗真趣。苏轼盟岁时为亡褰王闰之作锕弥陀佛赞》其中说到：丈六长身不为大，方寸千佛夫岂小，此心平处是西方，闭眼使到无魔娆。这说明苏轼对《阿弥陀佛绎》确有比较深刻的研究，也表明他对西方净土的真心向往。 苏轼认真重视和研究佛学，始于他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之后，这在写于元丰七年的《黄州安国寺记》中有明确的记载。 元丰二年十二月，余自昊兴守得罪，上不忍诛，以为黄州团练副使，使思过而自新 焉。 他反观从来举意动作皆不中道，觉得自己， 道不足以御气，性不足以胜习，不锄其本而耘其末，今虽改之，后必复作，盍归诚佛 僧，求一洗之。于是他找到了安国寺， 间一二日辄往焚香默坐，深自省查，则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求罪妬所从生而不可 得；一念清净，染污自落，表里修然，无所附丽，私窃乐之。苏轼同时期写的《答毕仲举书》也写到此事。毕仲举远在罗山，写信给苏轼，建议他读佛书及合药救人。苏轼说： 佛书旧亦尝看，但暗塞不能通其妙，独时取其粗浅假说以自洗灌，若农夫之去草，旋 去旋生，虽若无益，然终愈于不去也。除了“暗塞”云云是自谦之语外，从这一段话里可以看出苏轼对佛经义理是真诚信仰实地奉行的。这和那些附庸风雅、高谈阔论佛理禅机而并不真正奉行的人是完全不同的。苏轼把这一类自命“超然玄悟”的“世之君子”讽刺为谈食龙肉者。他说：“终日说龙肉，不如仆之食猪肉，实美而真饱也。”真是一语破的，揭穿了那些高雅之士专事空谈的假面。 (毕仲举)来书云，处世得安稳无病，粗衣饱饭，不造冤业，乃为至足。苏轼“三复斯言，感叹无穷”。他不完全同意毕仲举的粗浅认识，而是深入一步地阐释说： 世人所作，举足动念，无非是业；不必刑杀无罪，取非其有，然后为冤业也。从这段话里可以看出，苏轼对佛教业报理论的领会要比毕仲举深刻透彻得多。 苏轼重视《楞伽经》，他认为这部经是微妙第一的“佛语心品”，是“句句皆理，字字皆法”的神圣经典，但由于它义趣幽眇，文字简古，非反复诵读认真领会不能得其真意。元丰八年二月，50岁的苏轼过南都时，拜访年已79岁的张安道先生，张安道先生比起苏氏兄弟来要年长近三十岁，却是他们兄弟二人难得的知已。苏轼、苏辙二人年轻时首次离川赴京应试，就受到当时任成都尹的张安道的赏识，从此结为忘年交。苏辙曾写诗说：“少年便识成都尹，中年仍为幕下宾，待我江西徐孺子，一生知已有斯人。”《楞伽经》授于当时“亦老于忧患，百念灰冷”的苏轼，苏轼应金山长老佛印大师了元的请求，亲手书写此经一遍，用张安道施舍印经的30万钱，求善工刻之板，在元丰八年九月所写《书楞伽经后》，苏轼严厉批评了当时游谈无根的不正的学风风。他说：“若有新意而弃旧学，以为无用，非愚无知，则狂而已。”他强调必须坚持认真学习佛教经论，这是基础，是根本。他打比方说：“譬如俚俗医师，，不由经论，直授方药，以之疗病，非不或中，至于遇病辄应，悬断生死，则与知经学古者不可同日而语矣。世人徒见其有一至之功，或捷于古人，因谓《难经》不学而可，岂不误哉!”这个比喻是非常贴切而击中要害的，道出了某些标榜禅宗实则不学无术的人的浮夸与浅薄。苏轼批评说： 近岁学者各宗其师，务从简便，得一句一偈，自谓了证，至使妇人孺子，抵掌嬉笑，争 谈禅悦，高者为名，下者为利，余波末流，无所不至，而佛法微矣。 这是禅宗的危机，也是佛教的危机。不坚决纠正这种“遣文以得义、忘义以下心者”的偏失，佛教的传统就有中断的危险。在苏轼为杭州盐官安国寺僧居则撰写的《大悲阁记》中，他讲得很明确： 斋戒持律，讲诵其书，而崇饰塔庙，此佛之所以日夜教人者也，而其徒或者以为斋戒 持律不如无心，讲诵其书不如无言，崇饰塔庙不如无为。其中无心，其口无言，其身无 为，则饱食而嬉而已，是为大以欺佛者也。 他对这种故作高深玄妙实则空洞无物的欺世盗名者作了无情的揭露，称这种人是“大以欺佛者”，把他们思想行为的实质概括为“饱食而嬉而已”。这种批评是十分深刻有力的，令人有痛快淋漓之感。 苏轼晚年还希望能有条件对佛教经典做比较深入系统的研究。在绍圣二年(苏轼那年60岁)五月所作《虞州崇庆禅院新经藏记》中，他抒发了自己有志无书的感叹，他说： 呜呼，吾老矣，安得数年之暇，托于佛僧之宇，尽发其书，以无所思心，会如来意，庶 几于无所得故而得者，谪居惠州，终岁无事，宜若得行其志，而州之僧舍无所谓经藏者， 独榜其居室曰“思无邪斋”，而铭之致其志焉。 他没有找到经藏，无法遍读佛教经论，做不到“博学”佛典，但他对到手的佛经却做到了“深思”，做到了好学深思，心知其意。这从他给某些重要佛教经论所做的题跋中可以看得很清楚，例如前举《书楞伽经后》。另外写于绍圣二年八月的《书金光明经后》，对佛经奥义的阐释也是非常深刻的。苏轼以一代大儒，历经人世坎坷而归诚佛教，常好以佛论儒，以儒论佛，触类旁通而深入求之。在前面提到的《大悲阁记》中，苏轼就是先引证了孔子的话：“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论证得出结论：“废学而徒思者，孔子之所禁”，然后引申批判到那些标榜禅悦糟践佛法的人。在元佑八年所写《书孙元忠所书华严经后》中，苏轼说： 公之爱龙，如爱其身，只令作祸，不令造业。若椎此心，以及世间，待物如我，待我如 物，予知此人与佛无二。这是以儒家的恕道阐释佛家的仁慈，是苏轼贯通儒释的一个明证。苏轼临终那年(建中靖国元年)正月一日所写《南华长老题名记》在论述佛教修行成就的高低大小在于一念之差时，他引证了孟子、子思论圣人之道的有关言论，从“不欲为之心”与“不能免之过”两方面论述了一念之差的巨大影响，认为“是二法者，相反而要为用，儒与释皆然。”在文章末尾，苏轼特意声明“乃为论儒释不谋而同者以为记”。可以说兼通儒释表里为用是苏轼佛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至于苏轼佛学思想对其文艺创作的深刻影响，以及苏轼杰出的文艺成就与其佛学思想的相互关系，来不及详加论述，只能留待他日另文予以专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