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天文 天文学历史 天文学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人类文化的萌芽时代。远古时代，人们为了指示方向、确定时间和季节，而对太阳、月亮和星星进行观察，确定它们的位置、找出它们变化的规律，并据此编制历法。从这一点上来说，天文学是最古老的自然科学学科之一。 古时候，人们通过用肉眼观察太阳、月亮、星星来确定时间和方向，制定历法，指导农业生产，这是天体测量学最早的开端。早期天文学的内容就其本质来说就是天体测量学。从十六世纪中期哥白尼提出日心体系学说开始，天文学的发展进入了全新的阶段。此前包括天文学在内的自然科学，受到宗教神学的严重束缚。哥白尼的学说使天文学摆脱宗教的束缚，并在此后的一个半世纪中从主要纯描述天体位置、运动的经典天体测量学，向着寻求造成这种运动力学机制的天体力学发展。 十八、十九世纪，经典天体力学达到了鼎盛时期。同时，由于分光学、光度学和照相术的广泛应用，天文学开始朝着深入研究天体的物理结构和物理过程发展，诞生了天体物理学。 二十世纪现代物理学和技术高度发展，并在天文学观测研究中找到了广阔的用武之地，使天体物理学成为天文学中的主流学科，同时促使经典的天体力学和天体测量学也有了新的发展，人们对宇宙及宇宙中各类天体和天文现象的认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 天文学就本质上说是一门观测科学。天文学上的一切发现和研究成果，离不开天文观测工具——望远镜及其后端接收设备。在十七世纪之前，人们尽管已制作了不少天文观测仪器，如中国的浑仪、简仪，但观测工作只能靠肉眼。1608年，荷兰人李波尔赛发明了望远镜，1609年伽里略制成第一架天文望远镜，并作出许多重要发现，从此天文学跨入了用望远镜时代。在此后人们对望远镜的性能不断加以改进，以期观测到更暗的天体和取得更高的分辨率。1932年美国人央斯基用他的旋转天线阵观测到了来自天体的射电波，开创了射电天文学。1937年诞生第一台抛物反射面射电望远镜。之后，随着射电望远镜在口径和接收波长、灵敏度等性能上的不断扩展、提高，射电天文观测技术为天文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二十世纪后50年中，随着探测器和空间技术的发展以及研究工作的深入，天文观测进一步从可见光、射电波段扩展到包括红外、紫外、X射线和γ射线在内的电磁波各个波段，形成了多波段天文学，并为探索各类天体和天文现象的物理本质提供了强有力的观测手段，天文学发展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而在望远镜后端的接收设备方面，十九世纪中叶，照相、分光和光度技术广泛应用于天文观测，对于探索天体的运动、结构、化学组成和物理状态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可以说天体物理学正是在这些技术得以应用后才逐步发展成为天文学的主流学科。 人类很早以前就想到太空畅游一番了。1903年人类在地球上开设了第一家月亮公园。花50美分就能登上一个雪茄状、带翼的车，然后车身剧烈摇晃，最后登上一个月亮模型。 同一年，莱特兄弟在空中哒哒作响地飞行了59秒，同时一位名为康斯坦丁·焦乌科夫斯基、自学成才的俄罗斯人发表了题为《利用反作用仪器进行太空探索》的文章。他在文内演算，一枚导弹要克服地球引力就必须以1．8万英里的时速飞行。他还建议建造一枚液体驱动的多级火箭。 50年代，有一个公认的基本思想是，哪个国家第一个成功地建立永久性宇宙空间站，它迟早就能控制整个地球。冯·布劳恩向美国人描述了洲际导弹、潜艇导弹、太空镜和可能的登月旅行。他曾设想建立一个经常载人的、并能发射核导弹的宇宙空间站。他说：“如果考虑到空间站在地球上所有有人居住的地区上空飞行，那么人们就能认识到，这种核战争技术会使卫星制造者在战争中处于绝对优势地位。 1961年，加加林成为进入太空的第一人。俄国人用他说明，在天上飞来飞去的并不是天使，也不是上帝。美国约翰·肯尼迪竞选的口号是“新边疆”。他解释说：“我们又一次生活在一个充满发现的时代。宇宙空间是我们无法估量的新边疆。”对肯尼迪来说，苏联人首先进入宇宙空间是“多年来美国经历的最惨痛的失败”。唯一的出路是以攻为守。1958年美国成立了国家航空航天局，并于同年发射了第一颗卫星“探险者”号。1962年约翰·格伦成为进入地球轨道的第一位美国人。 许多科学家本来就对危险的载人太空飞行表示怀疑，他们更愿意用飞行器来探测太阳系。 而美国人当时实现了突破：三名宇航员乘“阿波罗号”飞船绕月球飞行。在这种背景下，计划在1969年1月实现的两艘载人飞船的首次对接具有特殊的意义。 补充回答： 20世纪的80年代，苏联的第三代空间站“和平”号轨道站使其航天活动达到高峰，都让美国人感到眼热。“和平”号被誉为“人造天宫”，1986年2月20日发射上天，是迄今人类在近地空间能够长期运行的唯一载人空间轨道站。它与其相对接的“量子1号”、“量子2号”、“晶体”舱、“光谱”舱、“自然”舱等舱室形成一个重达140吨、工作容积400立方米的庞大空间轨道联合体。在这一“太空小工厂”相继考察的俄罗斯和外国宇航员有106名，进行的科考项目多达2万个，重点项目600个。 在“和平”号进行的最吸引人的实验是延长人在太空的逗留时间。延长人在空间的逗留时间是人类飞出自己的摇篮地球、迈向火星等天体最为关键的一步，要解决这一难题需克服失重、宇宙辐射及人在太空所产生的心理障碍等。俄宇航员在这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其中宇航员波利亚科夫在“和平”号上创造了单次连续飞行438天的纪录，这不能不被视为20世纪航天史上的一项重要成果。在轨道站上进行了诸如培养鹌鹑、蝾螈和种植小麦等大量的生命科学实验。 如果将和平号空间站看作人类的第三代空间站，国际空间站则属于第四代空间站了。国际空间站工程耗资600多亿美元，是人类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载人航天工程。它从最初的构想和最后开始实施既是当年美苏竞争的产物，又是当前美俄合作的结果，从侧面折射出历史的一段进程。 国际空间站计划的实施分3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是从1994年开始的准备阶段，现已完成。这期间，美俄主要进行了一系列联合载人航天活动。美国航天飞机与俄罗斯“和平”号轨道站8次对接与共同飞行，训练了美国宇航员在空间站上生活和工作的能力；第二阶段从1998年11月开始：俄罗斯使用“质子－K”火箭把空间站主舱——功能货物舱送入了轨道。它还担负着一些军事实验任务，因此该舱只允许美国宇航员使用。实验舱的发射和对接的完成，将标志着第二阶段的结束，那时空间站已初具规模，可供3名宇航员长期居住；第三阶段则是要把美国的居住舱、欧洲航天局和日本制造的实验舱和加拿大的移动服务系统等送上太空。当这些舱室与空间站对接后，则标志着国际空间站装配最终完成，这时站上的宇航员可增至7人。 补充回答： 美、俄等15国联手建造国际空间站，预示着一个各国共同探索和和平开发宇宙空间的时代即将到来。不过，几十年来载人航天活动的成果还远未满足他们对太空的渴求。“路漫漫其休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人类一直都心怀征服太空的欲望和和平利用太空资源的决心。1998年11月，人类第一个进入地球轨道的美国宇航员、77岁的老格伦带着他未泯的雄心再次踏上了太空征程，这似乎在告诉人类：照此下去，征服太空不是梦。
一、科举制度与国家治理(一)科举制度对国家治理的积极作用科举制度兴起于隋唐时期,当时的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封建地主经济进一步繁荣,封建社会开始进入鼎盛阶段,封建制度也日臻完善。随着自身经济力量的壮大,中小地主开始要求政治上的权利。统治者对官僚机构进行了调整,设立了三省六部制,使官僚机构更加完备,分工也更加细密,从而需要补充大量官吏。为迎合中小地主和统治者双方的需要,科举制度应运而生。科举制度作为中国传统社会治理庞大国家过程中的一种理性选择,对于国家治理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科举制度奠定了古代中国“文官制度”的基础。科举考试是选拔官员的主要方法。它所一直坚持的是自由报名、公开考试、平等竞争、择优取士的原则,其基本理念是“至公”,其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公平。不管科举制实际上是否能够真正做到“至公”,但至少其制度设计是体现“至公”精神的。因为科举考试选官制比世卿世禄制及其他选官取士制度(如汉代的察举和征辟制、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更先进,更公平,也更适应当时社会的需求,所以自隋唐以来历代统治者皆将其作为选拔人才的首要途径。它给广大中小地主和平民百姓通过读书入仕登上政治历史舞台提供了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条件和平台。过去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而今是“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可以说,科举制是封建社会的“平民政治”。这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皇族及豪强宗法势力对于政治权力的垄断,促进了社会的良性流动,从而扩大了统治阶级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基础。正因为如此,自五代以后,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或迟或早都采用了科举制。可以说,科举制度是中国历史上、也是世界历史上最具开创性和平等性的官吏和人才选拔制度。科举制度带来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稳定统治者要想更好地治理国家,就需要有一种整合社会的主导思想。秦始皇采用的是法家思想,但由此带来的严刑峻法、横征暴敛使人民不堪忍受,致秦二世而亡。汉初统治者吸取秦代的教训,采用黄老之学,“无为而治”,至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便成为封建专制国家的社会意识形态,有效地发挥着维护封建统治、实现社会整合的作用。美国学者吉尔伯特·罗兹曼在其主编的《中国的现代化》一书中指出:“科举制在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居于中心的地位,是维系儒家意识形态和儒家价值体系之正统地位的根本手段。”统治阶级统治地位的维持,一是凭借国家暴力机器,二是依靠制度的力量,三是通过意识形态的整合,而这些也都离不开儒家思想滋养出来的官员和知识分子。科举制度作为一种国家制度,考试以儒家经典为唯一标准,所谓“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就使得儒学这一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通过科举制度的推行得以制度化。儒家思想与封建专制制度和科举制度相结合,成为维护封建统治的强有力的思想武器,因而科举成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稳定发展的重要制度因素。(二)科举制度对社会进步的消极影响历史地看,科举制度一方面奠定了古代中国文官制度的基础,带来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稳定;另一方面也因其制度设计的价值取向和自身的缺陷,给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带来许多弊端。随着封建制度的日益腐朽,以儒学为基础的科举制度对中国社会的进步也日益成为一种障碍。科举制度是强化封建专制独裁的工具科举制的价值取向首先是维护和强化封建专制制度,它体现的是封建统治阶级的意志,其目的是通过把读书、应考、做官三件事紧密联系在一起,培养和选拔甘心俯首帖耳地服务于封建王权和政治统治的奴才,即所谓“牢笼英才,驱策志士”。由于科举制在封建社会政治生活中具有重要作用,统治者便不断扩大科举范围,相应地造成日益严重的冗官问题。在宋代,每次科考均以几倍、十几倍于唐代的规模大量取士,凡被录取者都要授官,结果是封建官僚机构日趋庞大,人浮于事,效率低下。随着科举制的成熟与发展,读书做官的思想日益凝固化,相伴而生的官本位现象也日趋严重。中国古代社会从先进变落后、从文明变愚昧,与此关系甚大。到了封建社会后期,科举制最终被封建保守派用来抵制思想进步,反对社会变革,成为社会进步的一大障碍。科举制度的公平性并不是无可置疑的随着科举制的不断发展,虽然形成了回避(包括籍贯回避、亲属回避)和保密(包括锁院、糊名、誊录等)制度以防止作弊,保证公平,但这也只是限制了那些没有门路的下层百姓。南宋学者洪迈谈到科举之弊时说:请人代答试卷虽被明文禁止,但“禁之愈急,则代之者获赂谢愈多,其不幸而败者百无一二”。考生夹带、传递、换卷、割卷、顶名、冒籍、贿买、钻营等等,无所不用其极,科场舞弊的现象与科举制度共始终。在很多有关科举的博物馆里就陈列有古代科举考试中用于作弊的各种形式的夹带品,上书蝇头小楷,密密麻麻,令人叹为观止。当权者采取各种防止舞弊的措施,追求细节上、形式上的公平,但这并不意味着真正的公平。事实上,当权者利用手中权力,提拔亲信子弟,培植自己的党羽,致使政治腐败的现象极为普遍。科举在制度设计上也有不少弊端。在唐代,士人可以在考前请托社会名流将自己推荐给主考官,即所谓“行卷”。常科登第后,还要参加吏部的“释褐试”,合格后方能脱去平民服装换上官员衣冠。其言、身、书、判四个环节,除“身”是天生的,其他都取决于主考官的意志。因此,士人钻营、请托、逢迎拍马、趋炎附势、上书献赋、攀附权贵之风极为盛行。所有这些,都使得科考作弊的各种防范措施常常成为掩人耳目的虚文。此外,科举制度还有对考生身份的限制,如从事娼、优、隶、卒等“贱业”者,其子弟不能参加科举考试,而且女性也是被排除在科举考试之外的。科举制的所谓公平性由此可见一斑。二、科举制度与学术发展科举制度在中国的文化和学术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国古代文明与文化学术的发展和繁荣都与科举制密切相关。比如,中国文化在宋代的南移,科举制就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根据徐晓望先生的研究,科举制极大地推进了东南地区的文化普及,促进了该地区理学的发展、出版业的兴盛、文史艺术的繁荣,使长期处于中华文明边缘的“南蛮”之地呈现出“巷南巷北读书声”及“家有诗书,户藏法律”的景象,由此形成了东南地区一直延续到明清时代的文化优势。科举在古代中国的社会生活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正如明末清初在中国居住过22年的葡萄牙人曾昭德(Alvaroz Semedo)所言:中国人热衷科举考试,是因为只有通过科举考试才能取得秀才、举人、进士这三种学位,“这些科举考试构成了国家最重要的事务,因为它事关权位、声望、荣誉及财富。它们是人们全力关注、魂系梦萦的事物”。科举考试凭成绩取士,注重才能,这就在全社会特别是社会中下层形成了一种惜时勉学、自觉求学的风气。无论是仕宦望族、商贾阶层,还是一般平民百姓,都极为重视科举教育。科举制还显然促进了明清时代农、工、商家庭出身的“士人”群体的涌现,使得当时社会知识阶层人数大增,从而对古代中国学术文化与教育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事实上,无论中国古代学术文化兴盛还是衰落,都无法排除科举制的影响。随着封建统治的没落,科举制度的弊病也愈加明显。由于考试内容局限于儒家经义,考试方法注重死记硬背,科举制日益流于形式,不但不能选拔有真才实学之士,而且束缚了学术思想的发展。科举制度下“八股取士”的弊端,抑制了中国学术文化的创新科举制度发展到明清时代,实行八股取士,考试形式越来越程式化、格式化,最终形成“八股文”。八股文是一种非常刻板僵化的文体,限定论题、格式等,被鲁迅先生讽刺为“原是蠢笨的产物”。它极大地束缚了人们的思想,泯灭了人们的个性,销蚀了人们的创造力。考生不能自由发表自己的见解,也无法展示自己的才华,只能熟读四书五经以应付科举考试。八股取士使得天下千万学子都把精力放在学做八股文上,学问由此而衰败,学风也由此而变坏,社会的学术思维创新的环境也因此走到了黑暗的极致。这使得人们即便有了新的思想和创见,也无力或无法彰显于世。科举制度不利于知识创新,将许多知识分子的精力与研究都束缚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这种反对独创,只尊孔孟朱程理学的做法,极大地抑制了读书人的创新精神,甚至到今天还有影响。八股取士所带来的脱离实际的学风,对中国学术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消极的影响。科举制度下考试内容狭窄单一的弊端,阻碍了中国自然科学的进步科举考试的内容狭窄单一,不外四书五经,而且只能为“圣贤”作注,不能越雷池一步。科举考试以儒家经典为基本内容,儒学被封建统治者奉为圣典,其他均被视为异端而排除在科举之外。儒学与科举制结合,显然也大大抑制了中国自然科学的发展。古代中国历来重治术轻技术,人文学科高度发达,自然科学地位低下。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侧重宏观而相对忽视微观,擅长思辨而相对拙于实证,这种现象实际上与科举制互为表里。唐代科举系统中曾设有进士、秀才、明经、明法、明算、武举及吏道等科,虽然对考试内容限制并不太严,但明算科是录取人数最少、地位最低的科目。到了宋代,考试科目的设置变成了“精贡举、罢诸科”,独存进士科,即“诗赋取士”和“经义取士”,法、道等体系的思想受到排斥。明清时期考试范围则进一步缩小,仅限于四书五经。清末受西洋坚船利炮的震撼,曾开设算学科,然而所取人数极少。当时多数人在思想观念上根本就不重视自然科学。明代名医李时珍在三次乡试不第后弃举从医,呕心沥血写成《本草纲目》进献皇帝,却被束之高阁。这种状况除了与中国人传统思维方式有关之外,显然还与科举制度的长期影响密切相关。科举考试在内容上基本把自然科学排除在外,这使得资本主义“分权时代”到来、相应的“分科之学”(西方科学的基本特征)开始主导世界科学发展潮流的时候,富有创新精神的中华民族却无法展现自己的聪明智慧。因此,明清以后中国科技大大落后于西方,科举制或许是难辞其咎的。科举制度“学而优则仕”的官本位弊端,扭曲了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学而优则仕”的价值取向使得人们认为受教育、读书的目的只是为了“做官”,科场功名往往成为读书人的原动力和毕生追求。“白发童生”、“寿星举人”这样的现象不仅仅体现个体的不幸,更是整个社会的悲哀。“学而优则仕”的政治制度和价值取向也极大地缩小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思维空间。特别是到了明代实行的八股文考试,更是把科举制度的弊端推向了极致。同时,因为学习儒家经典的目的是应付科举考试然后做官,所以与之无关的知识都被视为“形下之器”,是君子不屑的“奇技淫巧”。例如经商,许多读书人只是为了改变自己在经济上的贫困地位才“弃儒经商”、“弃文经商”的,一旦他们的经济地位有所改变,他们就往往会由商返儒。自然科学和其他学术文化在中国不发达的原因很多也很复杂,但知识分子只重科举的价值取向无疑是一个重要原因。明朝末年的著名科学家宋应星在其科学巨著《天工开物》的序言中就很有感慨地写道:“此书与功名进取毫不相关”。显然,这是科举时代注重实际的知识分子所发出的充满郁闷的感叹。 三、科举制度与人才培养科举制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取士选官制度,属于文官考试制度,同时还兼有教育考试性质,所以它最直接地作用于教育与人才培养,其进步影响是无法抹杀的。据记载,唐代共开进士科263科,取进士近7000人,有姓名可考的状元148人,10人位至宰相,其他的也多为能人志士。如初唐“四杰”中的杨炯、王勃,其后的陈子昂、岑参、王昌龄、韦应物、白居易,中唐的孟郊、刘禹锡、韩愈、柳宗元,晚唐的杜牧、李商隐、皮日休等等,都是进士出身,王维、柳公权还是登科状元。北宋和南宋共有118榜进士,取进士30000余人、状元118人。北宋71名宰相中,有64名是进士或制科出身。欧阳修、王安石、苏轼、苏辙、曾巩、晏殊、梅尧臣、黄庭坚、范成大、杨万里、朱熹、程颢、文天祥、范仲淹、司马光等都是进士出身。明清时代的进士中也不乏有文韬武略的人才。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科举制度造就了古代中国的人才,塑造了古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群体形象。然而,物盈则亏,法久终弊。科举制度历经千年,正如康有为所说:“凡法虽美,经久必弊。… …而不与时消息,改弦更张,则陷溺人才,不周时用,更非立法求才之初意矣。”虽然历代统治者都对科举制进行过改革,但大都是治标不治本,致使科举制弊端丛生。科举制度在人才培养方面的最大弊端在于:导致人才知识结构有缺陷科举考试对于当时的知识分子来说,是一根强有力的指挥棒。由于考试只限于经书的内容,只注重经义的解释,使得考生脱离实际而专注于那种空疏之学,知识面越来越窄。对此一些西方传教士看得很清楚。英国传教士韦廉臣认为:中国士人在科举的指挥棒下,“谬于一偏之见,而不能达观,拾五经之糟粕,拘八股为文章,而于天文、地理、算学、化学、重学… …置诸不论不议之列”。另一位英国传教士麦嘉温批评那些所谓秀才、举人、进士、翰林:“用西方的观点看,获得以上学位所需要的知识是贫乏而有限的。在我们英国学生的眼里简直少得可怜”。造成知识分子人格扭曲前面已经讲到在科举制下人们读书就是为了做官,这种思想对读书人的危害尤其严重,不仅使他们的知识残缺,而且使他们的人格扭曲。他们梦想着经过十年寒窗,一旦及第就可一步登天。为了实现读书做官的梦想,他们不惜采取夹带、代考、行贿等舞弊手段,却还满嘴讲着正诚格致、修齐治平的漂亮话;或者像范进那样为求取功名,皓首穷经,耗尽了青春年华,最终中举却成了一个疯子。科举制度本身具有非人性化特征科举考试从产生之日起录取率就很低,而且科考间隔时间也很长,竞争异常激烈,在科场上脱颖而出者为数甚少,大部分人终身没有出头之日。因此,科举制的非人性化特征首先在于严重地埋没人才。对此,顾炎武在其《日知录·拟题》中给予了猛烈抨击:“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材,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余人也!”同时,儒家经典常常晦涩难懂,它远离人们的现实生活,更不会激发人们对于自然科学的兴趣,所以在科举制度下,整个学习过程枯燥乏味,成为对读书人身心两方面的折磨。此外,科场考试环境也是非人性化的。为了防止舞弊,作为考场的贡院号舍被设计得狭窄封闭,只给每人约一米见方的空间,形同地狱。更有甚者,“在明英宗年间的一次考试中发生了火灾,由于考生被锁在号舍里不能逃脱,使90余名考生葬身火海”。在科举制度下,教育最主要的功能被异化了,它已经演变成了奴化、禁锢知识分子的工具,使社会的这部分最活跃的精英力量萎缩、沉寂。科举时代出身于八股科举的“人才”,有很多是低眉屏息、蝇营狗苟而绝无信仰、原则可言的庸才。他们除了功名富贵以外别无所求,不想也无力反抗黑暗的朝廷。所以,科举制度在近代教育潮流的冲击之下被废除就是毫不奇怪的事情了。综上所述,科举制度的影响是深远的。可以肯定地说,中国古代文明曾经“先于天下”,“超于亚洲”,但后来落伍了,这都不能排除科举制度的重要影响。科举制度在中国毕竟存在了1300年,这本身就说明它有一定的合理性。科举制度不仅仅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厚重的一笔,还对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亚洲的朝鲜、日本、越南,欧洲的英、法等国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这种影响。孙中山先生曾十分欣赏英国通过考试选拔文官的制度,并设想以此来改造中国的官吏体系。但他考察研究的结果是:“英国行考试制度最早,美国行考试制度才不过二三十年,英国的考试制度就是学我们中国的。中国的考试制度是世界上最早最好的制度。”事实上,真正要评价科举这么一个复杂精细、影响重大的制度,需有一定的时空距离。离废科举越久远,人们越冷静客观,就看得越清晰全面。对科举制这么一个选拔了中国从隋唐到明清大部分政治家、文学家和著名学者的制度,对一个与1300年间几乎所有知识分子、所有地区和绝大部分书籍都有关的制度,对一个中国发明的被西方国家所借鉴的制度,在其存在1300年、废止10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不应仅仅将它作为批判的靶子,而应对它进行全面的清理和研究,把它放入历史的长河中加以理性的考察,过滤其陈腐僵化的东西,肯定其合理积极的因素,并从中吸取对当今社会有益的智慧。以上为有关论述，仅供参考，希望对您有所帮助收起 本回答由提问者推荐
额，这个抱歉我不能帮到你，800字太长了，我没时间啊。不过你向知道团队求助比较稳妥，质量和速度都比较有保障，呵呵。抱歉。
科举制度在中国实行了整整一千三百年，对中国以至东亚、世界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隋唐以后中国的社会结构、政治制度、教育、人文思想，莫不受科举的影响。 科举原来目的是为政府从民间提拔人材。相对于世袭、举荐等选材制度，科举考试无疑是一种公平、公开及公正的方法，改善了用人制度。最初东亚日本、韩国、越南均有效法中国举行科举，越南科举的废除还要在中国之后。十六至十七世纪，欧洲传教士在中国看见科举取士制度，在他们的游记中把它介绍到欧洲。十八世纪时启蒙运动中，不少英国和法国思想家都推崇中国这种公平和公正的制度。英国在十九世纪中至末期建立的公务员叙用方法，规定政府文官通过定期的公开考试招取，渐渐形成后来为欧美各国彷效的文官制度。英国文官制所取的考试原则与方式与中国科举十分相似，很大程度是吸纳了科举的优点。故此有人称科举是中国文明的第五大发明。今天的考试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仍是科举制度的延续。 从宋代开始，科举便做到了不论出身、贫富皆可参加。这样不但大为扩宽了政府选拻人材的基础，还让处于社会中下阶层的知识份子，有机会透过科考向社会上层流动。这种政策对维持整体社会的稳定起了相当的作用。明清两朝的进士之中，接近一半是祖上没有读书、或有读书但未作官的“寒门”出身。但只要他们能“一登龙门”，便自然能“身价十倍”。历年来千万莘莘学子，俯首甘为孺子牛，目的多亦不过希望能一举成名，光宗耀祖。可以说，科举是一种拢络、控制读书人的有效方法，以巩固其统治。 科举为中国历朝发掘、培养了大量人材。一千三百年间科举产生的进士接近十万，举人、秀才数以百万。当然其中并非全是有识之士，但能过五关斩六将，通过科考成进士者，多数都非等闲之辈。宋、明两代以及清朝汉人的名臣能相、国家栋梁之中，进士出身的占了绝大多数。明朝英宗之后的惯例更是“非进士不进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科举成为高级官员必经之路。利玛窦在明代中叶时到中国，所见负责管治全国的士大夫阶层，便是由科举制度所产生。 科举对于知识的普及和民间的读书风气，亦起了相当的推动作用。虽然这种推动是出于一般人对功名的追求，而不是对知识或灵性的渴望；但客观上由于科举入士成为了风尚，中国的文风普遍得到了提高。明清两朝时，中国的读书人以秀才计，大部份时间都不下五十万人；把童生算在内则以百万计。当中除少数人能在仕途上更进一步外，多数人都成为在各地生活的基层知识份子，这样对知识的普及起了一定作用。而且由于这些读书人都是在相同制度下的产物，学习的亦是相同“圣贤书”，故此亦间接维持了中国各地文化及思想的统一和向心力。 科举所造成的恶劣影响主要在其考核的内容与考试形式。由明代开始，科举的考试内容陷入僵化，变成只要求考生能造出合乎形式的文章，反而不重考生的实际学识。大部分读书人为应科考，思想渐被狭隘的四书五经、迂腐的八股文所朿䌸；无论是眼界、创造能力、独立思考都被大大限制。大部份人以通过科考为读书唯一目的，读书变成只为做官，光宗耀祖。另外科举亦局限制了人材的出路。到了清朝，无论在文学创作、或各式技术方面有杰出成就的名家，却多数都失意于科场。可以推想，科举制度为政府发掘人材的同时，亦埋没了民间在其他各方面的杰出人物；百年以来，多少各式菁英被困科场，虚耗光阴。清政府为了奴化汉人，更是严格束缚科举考试内容。清代科举制日趋没落，弊端也越来越多。清代统治者对科场舞弊的处分虽然特别严厉，但由于科举制本身的弊病，舞弊越演越烈，科举制终于消亡。 就算在科举被废除以后，它仍然在中国的社会中留下不少痕迹。例如孙中山所创立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规定五权分立，当中设有的“考试院”便是源出于中国的科举考试传统。另外，时至今日科举的一些习惯仍然可以在中国大陆的高考中看见。例如分省取录、将考卷写有考生身份信息的卷头装订起来，从而杜绝判卷人员和考生串通作弊、称高考最高分者为状元等等，俱是科举残留的遗迹。
已发
文化与国家行为研究论文1、人、文明体与国家行为 （载于《国际政治研究》2013年04期）2、人、文明体与国家间关系 （载于《国际政治研究》2013年04期）3、许烺光的“心理-社会均衡”理论及其中国文化背景（载于《国际政治研究》2006年04期）4、“基本人际状态”的类型、维度与“心理-社会均衡”(PSH)的动力学关系——对许氏理论的若干阐释和补充 （载于《国际政治研究》2007年03期）5、“个人”、“个国”与现代国际秩序——心理文化的视角 （载于《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10期）6、心理文化学：一种对原学问的追求 （载于《中国文化报》2013-06-24）7、“和谐”与“伦人”的心理社会均衡模式——心理文化学角度的探讨 （载于《国际政治研究》2012年02期）8、“伦人”与“天下”——解读以朝贡体系为核心的古代东亚国际秩序 （载于《国际政治研究》2009年02期）9、儒家的战略文化与中国人日本观的深层 （载于《国际政治研究》2004年02期）10、“伦人”与“服国”——从“基本人际状态”的视角解读中国的国家形式（载于《国际政治研究》2008年04期）南亚研究论文1、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印度村社的论断——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载于《南亚研究》1983年01期）2、关于印度封建制问题 （载于《南亚研究》1983年02期）3、种姓的社会流动及其理论 （载于《南亚研究》1986年04期）4、印度“潘查雅特”制度初论 （载于《南亚研究》1989年01期）5、种姓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载于《南亚研究》1989年03期）6、文化整合与种姓的未来 （载于《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年02期）7、阶级、主导种姓与印度乡村的权力结构 （载于《南亚研究季刊》1990年01期）8、“贱民”运动的领袖安培德卡尔——生平及其主要思想 （载于《南亚研究》1990年02期）9、种姓的名称、定义及本质问题 （载于《南亚研究》1991年01期）10、种姓的对立——种姓构造分析之一 （载于《南亚研究》1991年04期）11、孔雀王朝时代的乡村社会 （载于《南亚研究季刊》1992年01期）12、不可接触制的历史与现状 （载于《南亚研究季刊》1992年04期）13、印度教种姓的思想基础——种姓构造分析之三 （载于《南亚研究》1993年01期）14、马克斯·韦伯的印度宗教观、种姓观浅析 （载于《南亚研究》1993年04期）15、文化传统与西方式政治制度在印度的确立 （载于《南亚研究》1994年02期）16、印度种姓的政治化与政治的种姓化——当代印度民主政治悖论之一（载于《南亚研究季刊》1995年01期）17、“解脱”与印度教对理想人生的设计 （载于《南亚研究季刊》1995年04期）18、印度究竟能走多远？——新兴大国共同崛起的可能性分析 （载于《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3年09期）19、“龙”对“象”的魅力——印度民众对中国软实力的认知（载于《国外社会科学》2012年05期）20、文明整合与CHINDIA （载于《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03期）21、中印社会群体凝聚力的对比分析 （载于《南亚研究》1997年01期）日本研究论文1、日本家元制度的特征及其文化心理基础 （载于《日本学刊》1993年06期）2、奥姆真理教与当代日本青年 （载于《青年研究》1995年08期）3、“依赖”、“缘”与“独立”、“契约”——从亚洲金融危机看日本人际关系模式面临的挑战（载于《日本学刊》2000年04期）4、一幅日本民族性的透视图——战后50年再读《菊花与刀》 （载于《日本问题研究》1995年04期）5、日本社会现代化模式的特征及对我国的启示——从个人与集团的角度考察（载于《日本学刊》1996年02期）6、土居健郎的“娇宠”理论与日本人和日本社会 （载于《日本学刊》1997年01期）7、中根千枝的“纵式社会”理论浅析 （载于《日本问题研究》1997年01期）8、《比较文明社会论》与许烺光的日本人理论 （载于《日本学刊》1998年03期）9、文化与日本外交 （载于《日本学刊》2003年03期）10、自民党得票率与日本的米价——对自民党统治与其农业政策关系的数量分析（载于《日本学刊》2004年03期）11、“缘人”：日本人的“基本人际状态” （载于《日本学刊》2006年03期）12、论日本人自我认知的文化特点 （载于《日本学刊》2007年02期）13、论日本人感情模式的文化特征 （载于《日本学刊》2008年01期）14、论日本人的交换模式 （载于《日本学刊》2009年04期）15、日本社会的“个人化”：心理文化视角的考 （载于《日本学刊》2010年02期）16、中日传统家庭制度的比较研究 （载于《日本学刊》1991年04期）17、亲属体系与行为方式——中国人与日本人特点的比较分析（载于《日本学刊》1992年02期）18、中国人的日本观的深层次分析（载于《中日两国的相互认识——第四届日本研究青年论坛论文集》）19、中日文化心理研究的一个视角 （载于《世界知识》1998年06期）20、中国人·日本人：我眼里的你是什么样 （载于《世界知识》2002年14期）中国研究论文1、从“无交往婚”到“半交往婚”——对豫东地区-村落婚前交往变化的考察 （载于《青年研究》1996年03期）2、《论当前中原地区的婚事消费——对西村三个结婚个案的考察》 （载于《青年研究》1996年01期）3、豫东地区婚礼中的“随礼”现象分析 （载于《社会学研究》1996年06期）4、中原地区的“分家”现象与代际关系——以河南省开封县西村为例 （载于《青年研究》1997年01期）5、中原地区的生育婚俗及其社会文化功能——以西村为例（载于《民俗研究》1997年02期）6、中原地区“闹房”习俗的社会功能及其变化——以“西村”为例 （载于《民俗研究》1997年03期）7、中原地区村落社会中青年择偶观及其变化——以西村为例（载于《青年研究》1997年09期）8、中原地区的干亲关系研究——以西村为例 （载于《社会学研究》1997年06期）9、中原地区青年同辈群体“把子”研究——以西村为例 （载于《青年研究》1998年02期）10、中原五村上门女婿及其社会地位问题 （载于《民俗研究》1999年02期）11、乡村社会离婚现象分析——以西村为例 （载于《青年研究》2000年12期）12、藏族一妻多夫婚俗：一项文化人类学分析 （载于《青海民族研究》2009年01期）非正式学术论文1、“初次见面，请多多关照”——日本文化漫谈之一 （载于《当代亚太》1995年02期）2、“单一社会”与“社会的单一化”——日本文化漫谈之二（载于《当代亚太》1995年03期）3、“姬百合之塔”、“耻感文化”与大国梦——日本文化漫谈之三（载于《当代亚太》1995年04期）4、真理!真理!——日本文化漫谈之四 （载于《当代亚太》1995年05期）5、面条、“道”与日本文化——日本文化漫谈之五 （载于《当代亚太》1995年06期）6、日本人的“集团意识”——“日本人意识”漫谈之一 （载于《当代亚太》1996年03期）7、日本人的等级意识——“日本人意识”漫谈之二 （载于《当代亚太》1996年04期）8、日本人的“岛国意识” （载于《当代亚太》1996年06期）9、日本人与“榻榻米” （载于《今日民族》2002年03期）10、日本近期发展趋势 （载于《日本学刊》2003年01期）11、日本人的“恩义意识” （载于《当代亚太》1997年01期）12、诸神的争吵与凡人的迷误——关于南亚次大陆上是非恩怨的对话 （载于《世界知识》1998年18期）13、印度——腾越中的亚洲巨象 （载于《21世纪》2000年06期）14、巴基斯坦：困境中的抉择 （载于《世界知识》2001年21期）15、印度教派冲突的背后 （载于《中国宗教》2002年03期）16、宗教对立缠绕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难解之结 （载于《中国宗教》2003年03期）17、印度：生死热浪 （载于《南风窗》2003年12期）18、印度圣河沐浴惨剧随想 （载于《世界知识》2003年12期）19、印度底层社会有何特点 （载于《人民论坛》2010年21期）20、印度的底层社会 （载于《党政干部参考》2010年09期）21、西丸震哉《食物生态学入门》 （载于《读书》1982年10期）22、沉下去，扎扎实实做点事 （载于《青年研究》1997年02期）中日“历史再认识”的实像与虚像 （日文） 《现代中国事情》 第19号 2008年5月尚会鹏：儒家的战略文化与中国人日本观的深层 《国际政治》2004-2，约11000字日语版发在日本法政大学《日本学研究论文集》 2004-9
我来 稍后收取
中日动漫差距其实我们国家和日本的起跑线是一样的，如果大家看过50年代我们国家投拍的一部有代表性的动画片叫做《美猴王》的就知道了，而和《美猴王》同时代的日本动画片代表是《白蛇》，无论从画风和技巧上来看，我们都比日本的优秀！！！可是为什么从60年代之后，我们的差距却越拉越大了呢？当然，我个人观点是这不排除政治因素，在那文革动荡的岁月里，不可能有很优秀的动画片出现，（电影都没有，何况动画片，试想一下，我们现在在cctv-6里面看到的老电影有几部是文革的时候拍的，《小兵张嘎》，《闪闪的红星》之外就很少了），大部分都是50年代投拍的战争片！！！），而同时代的日本动画业又怎么样了呢？60年代的日本正好是经济发展的启动期，政治经济都在飞速发展，人民对物质文化的需要很强烈，就如我们80年代一样！！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日本的动画业飞速发展，出现了大批的动画高手，其中以手冢治虫为代表的高手，创立了独特的日本漫画风格！！并培养了一大批的动画从业者，今天我们看到的宫崎俊，高田薰等身上都能看到手冢的影子！！！ 可以不客气地说，60年代到80年代这20年是我们动画发展的停滞期，可想而知为什么我们现在的动画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差距，这是没有办法的客观原因，如果只是这种因为政治的原因造成我们的落后，我们没有什么好抱怨的，毕竟动画只是精神生活方面的。经济倒退20年我们都不再悲哀，而改革开放奋起直追！！！动画落后又有什么好抱怨，悲哀的呢？ 可是，果真只有政治原因么？答案未必！！！！想想当年80年代中期的时候，我们的有些动画厂出了一批像《黑猫警长》等既有故事性，又有趣味性，而且美术还相当不错的动画片，可以说是我们动画的复苏，可是以后90年代这十年出了什么呢？可以说-------没有！！！ 为什么？就如上面幻苍狼所说，我们的动画业者的定位有问题，为什么非的定位于5-10岁呢？ 我们已经成年也很爱看动画片么！！！看动画片并不代表幼稚。并且日本美国的动画片定位，虽然也主要是孩子，但是也兼顾了成年人的欣赏水平，宫崎俊的吉比利工作室出产的动画片国内的孩子看过的有几个呢？大部分的观众都是我们这些成年人！！！ 而且中国其实并不缺乏动画制作者，可是由于没有合理而有效的把他们利用起来，而使他们流失到日本或美国在中国的动画部里去了，具体什么情况我也不太清楚，好像从一篇报道上说，深圳有一大批的我国优秀的青年漫画家在替日本公司画画！！他们画出的漫画冠以日本的名义再打到中国来！！！！可悲呀！！！！为什么不加以组织利用呢？为什么我们不能出现像日本吉比利这样的工作室呢？可能与经济环境与人的意识有关。何其悲哀呀！！！！今年可称作漫画年，国内漫画重地上海、广州漫展不断，本年度最大的一次漫展，也是新卡通发展15年来首次举办的大型漫展《中日青少年漫画交流展》即将于国庆期间(10．1—10．7)在北京首都图书馆开展。日本漫画在亚洲乃至世界享有盛誉，已形成巨大且成熟的产业链机制，每年给日本创造的巨大利润使其成为日本的主流产业。但被称作日本漫画最大消费地的中国读者读到的大部分日本漫画亦属盗版，中国读者在盗版中认识并喜爱着日本漫画，而中国的原创漫画却在产业机制和盗版挤压的双重夹缝中艰难的前行，因创作资源、市场潜力和受众资源的巨大，令作者、商家谁也不想放弃，因此中国漫画产业化进程成为漫画人和漫画读者最关心的话题。为此记者采访到本次展览主要策划人漫画作者凉。 张：日本漫画在世界上都是很有名的，实际发展如何? 凉：日本的漫画市场很大，形成也很早，他们第一批漫画读者到现在已六七十岁了。这种阅读趣味一直保留，是一种全民看漫画的形势，日本漫画家是全日本纳税人中收入最高的，在日本被通常认为最有钱的知名流行歌手还排在漫画家之后。 张：为什么会这样? 凉：这是因为日本漫画业完全产业化了，有很成熟的产业链和商业市场。在日本，一套新漫画创作出来，会先在杂志连载，反响好立刻会发行单本，之后会改编动画片，在收视不错的情景下，连带起周边产品如漫画人像贴片、电话卡、杯子、玩具等。紧接着，就会有广告来用这些漫画人物形象，不仅如此，在下一部新漫画还没出来时，这一部漫画还会做成OVA(原创漫画家影片或光碟)和DRAMA—CD(剧场CD)来补充这时期的市场空缺，这两种后续产品因相对较低的成本和便捷的形式也会有很好的市场。此外，还会有电子游戏版，动画影片，而上面这一系列的收入将分摊进入产业链。 张：依你看，国内漫画与日本漫画的差距在哪儿? 凉：最大的差距不在于技术，而在于国内的漫画没有产业化、市场化，没有一个合理的产业链，使市场运营相当艰难。比如国内漫画杂志中很多没有直接的运营权，一套好漫画如果出单行本就涉及书号，一套卡通本有时甚至要几个书号；出动画片的报批又是跨行业的，因利润的走向不一，使报批极为复杂和漫长，这又是作为卡通漫画这个产品特质不能承受的，更不要说制作动画影片，OVA和DRAMA—CD了。这种机制下，国内漫画杂志社被很大程度地局限住了。 张：事实上，漫画家制造出来的偶像明星比真实的明星还具有更稳定的商业回报，比如明星包装出来，还有可能因“隐退”、“毁约”、“变故”等危险使回收利润不能完全保证，而漫画形象会永远忠于作者和承销商家，而且每一个漫画家都可能制造多个偶像，比如日本最畅销的漫画里的F4。 凉：对呀!像日本知名漫画家鸟山明的《七龙珠》、富义博的《幽游白书》和武内直子的《美少女战士》，不仅作品靠成熟的市场化运作衍生出巨大商业利润，而且作者也成为全日本最富有的人之一。张：但有人反映，日本还有很多不良漫画正给国内青少年读者带来很多负面影响? 凉：这种现象出现，完全是唯利是图、不负责的盗版书商造成的。在日本，漫画有严格的限制级，按年龄、性别取向分类，划分很细，还分12岁以下、18岁至20岁、成人等阅读限制，在书店里必须在不同区域摆放，有专人监督。因为日本漫画不是像国内漫画，题材还限制在讽刺、幽默或一些浅显的儿童故事，他们的漫画创作涉及到很深刻的主题，比如这次随展来访的日本有名的漫画家里中满智子的作品就是根据名著《红与黑》改编。国内盗版商不但不管限制级别，还专门将一些不适合儿童的读物以儿童读物面目出版，这对中国青少年的成长是很不负责任的。 张：你能从技术上评价一下中日漫画作者的差距吗? 凉：从最高水准上看，日本漫画的技术不是遥不可及的。国内有很多很棒的漫画作者，比如《北京卡通》的姚非拉原来在武大学计算机，现在很多漫画读者把他当偶像，那情景和一些歌星fans(歌迷)的感觉差不多。 张：但这些作者队伍的整体是不是还不成型，为什么这样? 凉：其实队型还是有的，阵容也不小，由于产业化程度太低，使做这一行的人要先有很多选择，比如当漫画作者一个月只能有3000元收入，去一个好的广告公司就会是8000—10000元的收入；在人才竞争上，目前能留下来的，是一群凭着激情来做的，他们有很多无偿的投入，比如一种爱国热情，不愿中国市场只有日本漫画存在。事实上，国内原创漫画市场发展到今天，几乎是由于这些人存在。但激情不能当饭吃。 张：这次《中日青少年漫画交流展》据说有1100幅日本漫画、600幅中国漫画，还安排了flash动画电影欣赏、漫画人物模仿秀剧场、中日漫画大师签名、漫画评奖、社团交流、漫画讲座等多项活动，对国内卡通漫画的推进会有很大的影响吧? 凉：这次《中日青少年漫画交流展》可能对北方漫画的直接影响更大，几届延续下来才会对国内漫画最火的上海、广州等城市影响更大。现在看上海漫画产业化进程较快，他们的《卡通王》杂志已有了独立运营权。这次展览可以说是试图激活北京一直沉寂的漫画市场，因为这样大型的展览就像一个行业的标志物，会带进很多商业投入。虽然在最初的投入中会“死伤无数”，但是对漫画产业化推进肯定有好处。因为北京是政治、文化中心，因此应该是漫画产业推进巨变的惟一出发城市。 张：希望是个好结果。大家对中日动画差距的评价有多种多样，人才，技术，资金。。等等。不一而足。。 其实中日的动画，我觉得根本就没有什么可比性。。新中国建立50年了。能放到台面上的 动画有几个？一个《黒猫警长》一个《葫芦娃》再加一个《大闹天宫》这个就已经是我们动画事业的全部代表了。。。你们觉得以这几部动画（而且还都是10几年前的作品），我们就能说我们也有自己的动画?我们的动画也不比日本的差。。甚至要比他们好了？？？那不是在说笑嘛？？？ 如果真的要找差距，希望以此来有所觉悟，以至于有所发展的话，我觉得日本动画比中国好的原因很简单： 他们是把动画真正当作一个事业，一个产业来做的！而中国对待动画的态度还只是一个教育幼儿的工具！ 就是那么简单！如果不从观念上扭转过来，即使将来经济再发达，作出的动画依然还是现在的这个水平，最多画的精细一点而已！ 打个比方，这个就好像，你向一个贫困农村放救济款，没有致富观念的农民，就是开个大会，大家把钱都分了;而有经济头脑的村民会大家一起讨论，如果利用这笔钱来赚取更多的钱，直至走上小康。这里面就是一个观念的问题。 事实上，在目前的中国，还是处于那个农民分救济款的阶段。没有人，（也许有）打算把动画当作一个事业来作。看看前不久的中央台的那个什么计划千集动画。。根本就是在浪费钱和精力胡搞嘛！！！ 事实上，我们还依然没有看到我们的主流的社会中（当局者）有什么改变的趋向。诚如中央台哪些没完没了的大头大眼目光呆滞的动画片！ 所以中国的动画最大问题，不是资金，（钱少也可以拍出高质量的动画），也不是人才（中国有很多优秀的动画人才），而是一个的观念。。。我们的当局者，对动画的态度问题，直接制约着动画的发展。这个反映在动画的制作思路，以及与之直接相关的动画剧本写作上。 如果主流的当局无法有所改变，那么真正想作一些真正动画的中国人也是无从着手的。（听说前不久北京的首届独立映像节上，有部一个深圳人作的10分钟的动画《TALK》 获得了一等奖。据说那个动画是真正反应目前中国的动画发展水平） 如果我们的所有的动画都是本着教育人为根本出发点的时候，这个动画在开始就已经毁了。。。而这个恰恰是我们的当局者所最愿意干的事情。。所谓的“思想把关”！ 在这里，我想谈谈我所看到的宫崎峻的最新片《千寻》的制作花絮的观后感。撇开吉卜力他们一丝不苟的严谨工作作风不谈，里面宫崎峻的一句话给我影响很深：他说，我作这个片子，就是为了那些即将10岁，或者现在是10岁，或者已经10岁的人看的。希望大家都能想起那个时候（大意如此）。他的动画是要教育孩子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吗？ 不是。。他的动画更多的是一种回忆，一种叙述。一种对美好，纯真时光的描写。 好的动画，感动人是在不经意间的。。。。那么在这样的感动中，大家也能学到什么是真正我们需要的。。。。。。 最后，我想说一个很早很早以前看到的，我所唯一喜欢的国产动画：《小蝌蚪找妈妈》。。浓浓的中国特色的水墨小动画。很短，但是很有意境。中国人自己的特色！～比起现在的国产动画要好上百倍！ 我再想如果当时我们能坚持这种中国山水似的动画风格。好好发展，是不是就拥有有具有中国独特风格的动画那？试想，如果三国演义，这样的题材，用这样的风格演绎出来，是不是更有味道那？！也许这个只是假设，我们看到的更多的国产动画，更多的是伪日似风格。什么都不是。。。 据日本有关方面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2004年，日本国内电影院上映的动漫片约为81部，日本的电视台每周播放动漫节目80多集，一年播放的动漫作品节目接近4000集。在日本所有的出版物中，漫画读物就占了40%，平均每天有25本漫画单行本问世。据日本经济产业省统计，2002年日本动画片在美国的销售额达6亿美元，是美国进口的日本钢铁产品价值的三倍多。而去年，中国的动漫产业总收入也不过100亿元人民币�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外商支付的加工费。 根据中国国家广电总局要求，国产动画片在电视台的播出应当占动画片播出总量的60%，实际上，2004年，我国国内动画片生产总量只有9万分钟，市场需却在8万分钟，电视台动画片资源严重不足；2005年是动画产业进一步发展的春天，但仅有的几个动画频道几乎都出现了片荒，一部动画片被翻来复去地播放，预示着中国动画尚不能自给自足。众所周知，中日动漫的差距是十分明显的，具体有多明显我就不说了，说出来徒增伤悲。但是中日动漫为什么会有如此之差距呢？这是一个非常值得讨论的问题。有人认为中日动漫差距是由于中国漫画起步晚造成的，诚然，中国的漫画的确在进入商业化上要比日本晚很多，但这并不是问题之所在，中国的足球起步很早吧，中国的乒乓球起步不早吧；还有人认为中日动漫差距是因为中国漫画家的画工问题，这也不是问题的所在——《三毛流浪记》的画风决不是像日本的卡通漫画那样，但是它确是经典的漫画。我个人认为，中日动漫差距是由于中国的漫画家对动漫的认识和态度的问题，一直以来卡通漫画的阅读对象都认为是4—8岁的儿童，因此看看我们市面上所有的中国卡通吧：《蓝猫淘气3000问》、《怪城》、《大头儿子小头爸爸》、《熊猫京京》、《封神榜》、《灰豆儿》（大概是这个名字吧）还有一些我实在是懒得记住它们的名字了，这些无疑例外的把观众范围定在4—8岁上！更说明问题的是在《新世纪福音战士》的引进上，对于这件事我本不想提的，但是不得不提！这是中国引进的外国漫画的最大的败笔！不仅配音的人物语气、性格与原作格格不入，而且对原作的台词、剧情枉加改编，一切的一切都是因为那些人只把EVA定为只面向青少年的卡通。因此原作中对生活，对自我存在，对人际之间的那些深刻的思考避而不谈，只把EVA中的战斗一格不少的放了出来。再看看国人漫画家颜开画的《雪椰》这可以说是中国漫画的成功的代表作了，虽然有人认为颜开的画风极像日本的漫画，没有中国的特色，但是我要问，什么才是中国自己的特色？特色这玩意这是个很抽象的东西，甚至是很不实际的东西。为了“与别人不一样而不一样”和“因为不一样而受人喜欢”是不同的，现在的中国漫画的爱好者除了孩子还有什么，而现在中国的动漫作家还为了他国的孩子喜欢而沾沾自喜，惭愧啊。另外一个影响中国动漫的则是中国动漫制作者对动漫制作的态度问题了。中国的漫画倒还算不错，但中国动画制作上就十分的明显了。中国现在的动画还存在着远近的大小比例不一致（如《蓝猫淘气3000问》），颜色前后不一致甚至溢出边框（如《灰豆儿》）等低级的错误，这些问题只要在监制过程中很容易就能发现。当我第一次看我国和加拿大合作的《鸭子侦探》，虽然从画风上一眼就能认出是中国作品（前面说到的中国特色颇有收效），但在整部影片中却没有一处类似的毛病，甚至我敢说那是一部很好的动画，于是我怀疑它是否是国产动画，但监制中的外国人名似乎可以给我一个答案。没有国外朋友的监督的话，那么《宝莲灯》的成功说明了什么？中国是可以出好游戏的，但是就是要看制作者的工作态度。 再说说日本的动漫，详细的介绍就免了，大家知道的可能比我还多。我要说的是日本人对动漫的认识和态度。日本的动画有专门的声优——我们也有，但是寥寥无几；日本有专业制作动漫的工作室——我们也有，但规模、人员上都不如日本（经费问题很严重）；日本的漫画家有很多，而且许多孩子也都志愿做一名漫画家、日本有完整的动漫运作体系——我们也……。总的来说，中国与日本的动漫差距是显而易见的，抛开这个那个的外界原因，中日动漫的差距就是对动漫认识、态度上的差距，想想我们现在还在为看动漫会不会影响学习而争论，又怎么能让我们的动漫有所发展呢？你要我写这么多字我就不可能写的出。。。不过我还是帮你找了个。。。可不可以你自己看吧。。。我个人的观点就是：中国这样一个混口饭吃都不是很容易的国家能出几个漫画家啊。漫画家最需要的是丰富的想象力和敢于创新以及突破思维限制的大脑，（当然也需要丰富的知识和好点的画功，日本作为亚洲人均读书量（不包括杂志）最大的国家，而且人民普遍比较努力情况下本身就具有产生漫画家的优势）而中国人大部分都还很保守并且知识量也过低，再加上各种政策上的限制，只能中国人的漫画之梦前还有漫漫长路。再说中国一直认为动漫只是给小孩看的这种思想，所以中国的动画画风很幼稚，而人家日本就认为动漫是一个节目，是一个大人小孩都可以看的节目，有多少人会说你看日本的动画会幼稚？人家日本还有一些老人现在还在看动画这是幼稚吗？绝对不是，有老人在看就说明他们的画风很吸引人连老人也被吸引了，而中国你能找到那个老人在追一部动画的？如果有那就只能说那个老人太童真了
虽然我不像承认事实，但是确实是日本动漫好，中国的大部分都是低龄化或者抄袭的
分太少了你知道 灌蓝高手 吗 不错 就是被中广电说的 三流动画 80后的年轻人因为这部动画 疯狂的爱上篮球 这对中国的体育事业的影响不可同日而语的
日本吧。。。。
科举制度在中国实行了整整一千三百年，对中国以至东亚、世界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隋唐以后中国的社会结构、政治制度、教育、人文思想，莫不受科举的影响。 科举原来目的是为政府从民间提拔人材。相对于世袭、举荐等选材制度，科举考试无疑是一种公平、公开及公正的方法，改善了用人制度。最初东亚日本、韩国、越南均有效法中国举行科举，越南科举的废除还要在中国之后。十六至十七世纪，欧洲传教士在中国看见科举取士制度，在他们的游记中把它介绍到欧洲。十八世纪时启蒙运动中，不少英国和法国思想家都推崇中国这种公平和公正的制度。英国在十九世纪中至末期建立的公务员叙用方法，规定政府文官通过定期的公开考试招取，渐渐形成后来为欧美各国彷效的文官制度。英国文官制所取的考试原则与方式与中国科举十分相似，很大程度是吸纳了科举的优点。故此有人称科举是中国文明的第五大发明。今天的考试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仍是科举制度的延续。 从宋代开始，科举便做到了不论出身、贫富皆可参加。这样不但大为扩宽了政府选拻人材的基础，还让处于社会中下阶层的知识份子，有机会透过科考向社会上层流动。这种政策对维持整体社会的稳定起了相当的作用。明清两朝的进士之中，接近一半是祖上没有读书、或有读书但未作官的“寒门”出身。但只要他们能“一登龙门”，便自然能“身价十倍”。历年来千万莘莘学子，俯首甘为孺子牛，目的多亦不过希望能一举成名，光宗耀祖。可以说，科举是一种拢络、控制读书人的有效方法，以巩固其统治。 科举为中国历朝发掘、培养了大量人材。一千三百年间科举产生的进士接近十万，举人、秀才数以百万。当然其中并非全是有识之士，但能过五关斩六将，通过科考成进士者，多数都非等闲之辈。宋、明两代以及清朝汉人的名臣能相、国家栋梁之中，进士出身的占了绝大多数。明朝英宗之后的惯例更是“非进士不进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科举成为高级官员必经之路。利玛窦在明代中叶时到中国，所见负责管治全国的士大夫阶层，便是由科举制度所产生。 科举对于知识的普及和民间的读书风气，亦起了相当的推动作用。虽然这种推动是出于一般人对功名的追求，而不是对知识或灵性的渴望；但客观上由于科举入士成为了风尚，中国的文风普遍得到了提高。明清两朝时，中国的读书人以秀才计，大部份时间都不下五十万人；把童生算在内则以百万计。当中除少数人能在仕途上更进一步外，多数人都成为在各地生活的基层知识份子，这样对知识的普及起了一定作用。而且由于这些读书人都是在相同制度下的产物，学习的亦是相同“圣贤书”，故此亦间接维持了中国各地文化及思想的统一和向心力。 科举所造成的恶劣影响主要在其考核的内容与考试形式。由明代开始，科举的考试内容陷入僵化，变成只要求考生能造出合乎形式的文章，反而不重考生的实际学识。大部分读书人为应科考，思想渐被狭隘的四书五经、迂腐的八股文所朿䌸；无论是眼界、创造能力、独立思考都被大大限制。大部份人以通过科考为读书唯一目的，读书变成只为做官，光宗耀祖。另外科举亦局限制了人材的出路。到了清朝，无论在文学创作、或各式技术方面有杰出成就的名家，却多数都失意于科场。可以推想，科举制度为政府发掘人材的同时，亦埋没了民间在其他各方面的杰出人物；百年以来，多少各式菁英被困科场，虚耗光阴。清政府为了奴化汉人，更是严格束缚科举考试内容。清代科举制日趋没落，弊端也越来越多。清代统治者对科场舞弊的处分虽然特别严厉，但由于科举制本身的弊病，舞弊越演越烈，科举制终于消亡。 就算在科举被废除以后，它仍然在中国的社会中留下不少痕迹。例如孙中山所创立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规定五权分立，当中设有的“考试院”便是源出于中国的科举考试传统。另外，时至今日科举的一些习惯仍然可以在中国大陆的高考中看见。例如分省取录、将考卷写有考生身份信息的卷头装订起来，从而杜绝判卷人员和考生串通作弊、称高考最高分者为状元等等，俱是科举残留的遗迹。
额，这个抱歉我不能帮到你，800字太长了，我没时间啊。不过你向知道团队求助比较稳妥，质量和速度都比较有保障，呵呵。抱歉。
出类拔萃的科举制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有利于选拔人才，那种机会均等，公平竞争，择优录用的原则，达到了“学而优则仕”的境界，有利于中国古代的政治清明、经济繁荣、科技发达，也备受西方人推崇对欧洲文官制度的确立产生积极影响。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说：“中国只有通过严格考试的人才能出任官职‘中国由那些及第的人治理者’，政治清明，经济繁荣。”科举制产生于隋朝，唐朝时得到发展，宋代得以完善。科举制的推行，打击了腐朽的士族的势力，符合庶族地主经济发展的趋势，适应了巩固国家统一的需要。科举制把读书、考试和做官紧密联系起来，从而提高了官员文化素质，也大大加强了中央集权。有利于政局稳定、政治清明廉洁。同时，也推动了教育事业的发展，使唐朝学制完备，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也推动了宋代科技革新，使得宋代科技领先于世界。科举制度对中国封建社会达到高度繁盛发达起着不可磨灭的贡献。新航路开辟以后，来华的西方传教士潜心研究中国的典章制度，不断向欧洲传递东方的信息。16世纪中期来华传教士克鲁兹在他的游记中把中国科举制介绍到欧洲。欧洲人了解到中国科举制度以后，都异口同声的称赞。16世纪的门多萨认为，中国是世界各国中治理得最好的一个，他把原因归于中国竞争性的科举制度，说中国通过竞争开放一切官职，从而利用了所有中国人的聪明才智。牛津大学教授纽曼说：中国行政制度是迄今为止存在于东方的无与伦比的优秀制度。他们认为科举制是一种出类拔萃的制度，值得效法。法国首先师承中国，在1791年进行了文职人员的考试，德国在1800年。1833年，英国确认了通过考试择优录用的原则，但直到1847年，英国某一驻外机构为聘任办事员，才进行了最早的竞争性的考试。1855年，英国成立第一个文官委员会、主持普通文职人员竞争性考试。1855年，英国颁布法令，使文官的竞争性考试正常化，英国文官考试制度最终确立。英国文官考试面向公众，定期举行，强调入选者必须备有良好的品行和确定试用期，与中国科举制度的形式非常相似。《大英百科全书》对英国文官制与中国科举制的渊源关系也有公允的结论：“在历史上，最早的考试制度出现在中国，它用考试来选拔行政官员，并对已经进入仕途的官员进行定期考核。”英国文官制吸收中国科举制的精华，又影响了欧洲其他国家。可见，中国科举制对中国乃至于世界都发挥其积极作用。中国的科举制是一种出类拔萃的制度啊！科举制最大的功,在于给草根平民出人头地提供了一条通道,为维护封建统治立下大功剩下都是过了反观我们当今社会,平民百姓当官到底从何渠道进入?连个游戏规则都没有了,老子当官儿子跟着当,老子种地儿子跟着种,这还不如科举制呢!请诸位注意,我们同学们这些当官当吏的,可还是20年前高考制度的产物,那时还是科举制的残余,"学而优则仕"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