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云：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研究古典文献的意义就在于以史为镜也，古人的智慧有许多是这个时代望尘莫及的先进，有她的借鉴与引人深思的意义，这是其一。其二，作为中华民族灿烂文明的直接继承者，我们有责任、有必要了解祖先的历史，这是国家的归属感和历史的使命感造就的。其三，研究古文明和古代文献也是世界寻根探源的参考，我们生活在时间长河的末端，研究这个河流前面是怎样取道的，或许有助于我们判断未来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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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古以来即重视文献及其整理,古典文献学渊源流长。学术界关于“校雠学即文献学”之论并不全面,校雠学和目录学都是古代的文献学。中国古典文献学有校雠文献学、目录文献学、广校雠文献学三大流派,三派均来源于孔子的整理典籍,至汉开始分流。校雠文献学注重文献的甄别与整理,以校勘为中心;目录文献学注重收集与整理、揭示与利用,以目录为中心;广校雠文献学重视文献的阐释与整理、编纂,以学科为中心,目录、校勘、版本只是其工具。中国古典文献学的主体是文献整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是古典文献学的精华。中国自古以来重视文献及其整理,文献起源之久远、种类之众多、数量之浩广、整理之频繁,蔚为大观。自孔子整理图书,由此产生了关于文献及其整理的专门学问——文献学。然而中国文献学的源流甚为复杂,大而论之,有古典文献学与现代文献学之分,笔者已作过专题研究。具体来说,古典文献学较现代文献学复杂,由于古典文献学之中门派交叉较多,学科争议不断,理清其源流本末,还需要作专门研究。中国古典文献学有校雠文献学、目录文献学、广校雠文献学三大流派,三派均来源于孔子的整理典籍,到汉而开始分流。从三派的发展看,有一个共同特点:三派均始于汉,兴于宋,至清而鼎盛。由此可划分出中国古典文献学发展的四个时期:初创(先秦)、分化(汉—隋)、成熟(唐宋)、集成(元—清)。校雠文献学与目录文献学同时产生于汉刘向、刘歆,在其发展中虽有不同侧重,但其关系甚密,并相互影响,只是因学派不同,理解各异,各自努力扩张并寻求分离,校雠目录之争由是而生。明确学派之分野,有利于解决纷争,取长补短。这两派各以校雠学、目录学自居,是近现代校勘学、目录学、版本学之本源。广校雠文献学产生于汉郑玄,几经扩大,直至以文献命名,现代“文献学”的产生与此不无关系。校雠文献学讲文献甄别与整理,以校勘为中心；目录文献学讲收集与整理、揭示与利用,以目录为中心；广校雠文献学重视文献阐释与整理、编纂,以学科为中心,目录、校勘、版本只是其工具。校雠文献学侧重文献的内容方面,包括文字订正、探讨学术价值等,编定篇目是其成果之一；目录文献学侧重文献的形式方面,兼及校勘,群书目录是其主要成果；广校雠文献学侧重文献的编纂,包括文献的解释与重组。校雠文献学与目录文献学关心各门学术流别,重视学术广度,考百科之源流,具有学术史的功能,学术分类与文献分类密不可分；而广校雠文献学通常关系某一学科,重视学术深度,考一科之源流,体现学科史的功能,文献整理与学术思想融为一体。中国古典文献学的主体是文献整理,校勘、版本、目录是文献整理的三个基点,“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是古典文献学的精华。经过文献学家各派的发展,积淀了丰厚的文献学思想,成熟了各分支学科,构筑了中国古典文献学的体系。继承中国古典文献学的优秀传统,开拓现代文献学,是中国文献学发展的必由之路。
我国古代文bai献典籍的保存和流传，即du单本的图书、零zhi散的著述，往往容易散失亡佚，而凡是dao编纂或汇刻为一部大书的，则比较容易保存和流传下来。我国古代的许多文献是通过汇入、编入丛书和类书等途径保存下来的。除此之外还有史书、方志、笔记、别集、杂著、诗赋。文献出现于文字产生之后，当时，记言记事有的刻在龟甲兽骨上，有的刻在铜器上，也有的刻在石头上。这些构成了中国古代书籍中主要的胚胎形式，主要有“青铜书”和石头书。在纸出现之前。在纸出现之前，文献载体主要有简策、帛书、版牍。纸出现以后，出现了写本纸书与印本纸书。写本纸书的形态主要有三种：(1)卷轴式，东汉至唐通行。(2)经折装(也称梵夹装)，即把长卷正反折叠，使之成为方形的书本形式前后用硬纸保护。(3)旋风装，即把长卷折成经折装，再用纸把首末页相连，可以循环翻阅不致失散。印本纸书是随着雕版印刷术的发明而出现的一种全新质态的书籍形式。雕版印刷术对于书籍形态的更新说来是一场伟大的革命，它不但极大地提高了书籍的发行量，更主要地是极大提高了书籍形态的质量，极大地促进了社会文化的繁荣。印本纸书形态始于唐代中后期，中经宋代的普及与完善，至明清时终于达到了我国古代书籍形态的最高水准。
（1）首先，学习古典文献学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任务。整理古籍，对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有着不可忽视的战略意义。是一项重要的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工作。最起码的一点是，灿烂的中华文化可以提高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这是我们的精神支柱。因此，整理古籍，为了让更多的人看懂，仅作标点，注释，校勘，训诂还不够，要有今译，争取更多的人能看懂。（2）其次，学习古典文献学是专业学习的需要。对于学习和研究中国古代语言文学，古代历史和哲学的人来说，中国古典文献学是一门重要的必修课，是为专业课的学习服务的一门基础课。由于在学习中要涉及大量的文献典籍，因此，有必要学习和掌握古典文献学的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 以便使自己在学习中能顺利地找到材料，正确地运用材料，进而分析批判材料，得出科学的结论。总之，系统地学习和掌握古典文献学的基本知识，才能为今后的学习和研究奠定坚实的基础，才能在科学研究中有所成就。
一、古代文献学基础知识1、 文献一词首见于《论语·八佾》。2、 传统文献学又叫做校雠学，由西汉末年的刘向、刘歆所开创。3、 古典文献学的传统主干知识包括目录、版本、校勘。4、 目录学在学术研究中最大的功用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5、 古典文献按照问世或流传的方式来划分，可以分为两大类：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迄今为止所能见到的最早的出土文献是商代的甲骨文，最早的传世文献是《易经》《诗经》《尚书》。6、 刘向开始了中国古典文献学史上第一次有政府组织的大规模有计划的文献整理工作，著有〈别录〉一书。刘歆在刘向〈别录〉的基础上，撮其指要，著为〈七略〉。7、 两汉古典文献学的集大成者是郑玄。8、 魏晋玄学以谈论三玄《周易》《老子》《庄子》为风尚。9、 魏晋南北朝时期在古典文献的传播与发现上两件值得关注的大事是魏正始三体石经的刊刻和汲冢竹书的发现。10、单行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著作。如《文心雕龙》《诗品》《沧浪诗话》《词律》。11、最早的诗文总集是《文选》12、《百川学海》刻于宋度宗咸淳九年（1273），流传较广，是中国最早刻印的一部丛书。13、《古今说海》是我国最早的小说专门丛书。14、《四库全书》，是中国古代最大型的综合性丛书。15、我国最早的书目是西汉刘向、刘歆父子编撰的《别录》《七略》；中国古代最重要的书目是《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制》《四库全书总目》16、中国最早的字典和词典分别是《说文解字》《尔雅》；古代最常见的韵书是《广韵》，它代表了汉语中古语音系统。古代规模最大的词典兼韵书是清人编撰的《佩文韵府》；收汉字最多的现代字典是《汉语大字典》。17、类书是我国古代分类式的资料汇编性的工具书。最早的类书是魏文帝曹丕时编的《皇览》，历代著名的类书有宋代的《太平广记》《太平御览》《册府元龟》《玉海》，明代的《永乐大典》，清代的《古今图书集成》。18、十通是指杜佑的《通典》、郑樵的《通志》、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三通）《清通典》、《清通志》、《清文献通考》《续通典》、《续通志》、《续文献通考》《清续文献通考》19、我国最早的一书目录是《易·序卦传》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综合性群书目录是《汉书·艺文志》。我国最早的目录书是《别录》。古典文献发生错误的类型有讹、脱、衍、倒。旋风装又叫做龙鳞装 。23．东汉蔡邕的《蔡中郎集》，题“汉左中郎将蔡邕伯喈撰”，“左中郎将”是官职，“伯喈”是字；三国魏曹植的《曹子建集》，题“魏陈思王曹植撰”，“陈”是封地，“陈王”是封爵名，“思”谥号；南宋张炎的《山中白云词》，题“西秦玉田生张炎叔夏”，“西秦”（今甘肃天水）是他的原籍，“玉田生”是号，“叔夏”是字。 正史中只有欧阳修的《新五代史》为私人修撰，其余均是官修。辨伪的核心内容是考证认定图书文献形成的真实年代。纪传本末体创始于南宋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27、我国著录甲骨文第一书是刘鹗的《铁云藏龟》28、金文，又叫铭文、钟鼎文、彝器款识29、孙诒让是最早研究甲骨文的学者，其《契文举例》是我国第一部考释甲骨文字的专著。30、汉代人将《左传》与《国语》看作《春秋》的内、外传，认为皆左丘明所作。31、古书注音方式有直音，反切，注解术语读若、读如、如字。编年体史书代表作有《春秋》《左传》《资治通鉴》纪传体三史是指《史记》《汉书》《后汉书》东汉荀悦所编的《汉纪》全称《东观汉纪》，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官修国史，也是第一部编年体断代史，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是《史记》，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是《汉书》。古书一般格式是小题在上，大题在下。“周南关雎古训传第一”是小题，列于上；毛诗是大题，列于此行之下。汉代人将《左传》《国语》看做是《春秋》的内外传，作者都是左丘明。38、文献文字在传写中脱去一字或数字，称脱文，也叫夺文、阙文。39、蜀本是指宋代四川地区所刻的书，字体多使用颜体。40、杭本是指宋代浙江地区所刻的书，字体多使用柳体。二、名词解释1、十家九流：「九流」是指： 儒家，代表人物是孔子、孟子、荀子； 道家，代表人物是老子、庄子； 墨家，代表人物是墨子； 法家，代表人物是李悝、慎到(重势)、申不害(重术)、商鞅(重法)、韩非； 名家，代表人物是公孙龙、惠施、邓析子； 阴阳家，代表人物是邹衍； 纵横家，代表人物是苏秦、张仪、鬼谷子； 杂家，代表人物是吕不韦、淮南王； 农家，代表人物是许行。 「九流」之上再加上小说家 (代表人物是青史子)，就是「十家」了。由于小说家只是道听途说，没有有系统的理论，因而不大受世人重视，所以不入流，只能称做「家」。2、本校法：就是将本书前后文字互证，比较其异同，从而断定其中的错误的校勘方法。在没有同书别本可以对校的情况下，采用本校法是一种较好的方法。历代校勘学家根据本书的上下文义，相同的词语，相同相近的句式，校勘出本书错误的例子很多。3、祖本：即初刻本，是最早成书刻印的版本，为后来衍生的同一著作各种不同版本的来源和依据。4、善本：是指文物价值、艺术价值或学术价值较高的本子。5、写本：又称手写本，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是指非经制版印刷而由手写成书的本子，狭义的写本是指人们约定俗成的唐以前的本子。6、九经正义：为了统一南北经学，解决“儒学多门，章句繁杂”之弊，唐太宗命令孔颖达等人撰写《易》《诗》《书》《左传》《礼记》的义疏，书成名为《五经正义》。高宗时作为官府教材和考试取士的标准经说。后来又有贾公彦作《周礼疏》《仪礼疏》，杨士勋作《谷梁传疏》，徐彦作《公羊传疏》，合成九经正义。7、别集：是指汇集某一个作者所著多种文体作品为一书的文献著作，与“总集”相对而言。如《陆放翁全集》《韩昌黎集》《文山先生集》《杜少陵集》等。别集比较系统地收载了某一个作者的著作，所以这就为研究该作者的生平事迹和他的创作提供了较重要的材料，为研究所涉及的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也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资料，它对保存历史文献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它也是编辑总集不可缺少的重要的依据。8、《十三经注疏》：宋佚名编，清阮元撰校勘记，嘉庆二十年（1815年）南昌府学刊本，中华书局1982年据原世界书局缩印本影印出版。十三经为儒家的经典著作，历代注疏本甚多，且单独成书。南宋绍兴间始有合刊本，共416卷。包括：《周易正义》、《尚书正义》、《毛诗正义》、《周礼注疏》、《仪礼注疏》、《礼记正义》、《春秋左传正义》、《春秋公羊传注疏》、《春秋谷梁传注疏》、《论语注疏》、《孝经注疏》、《尔雅注疏》、《孟子注疏》。9、十通：是指我国古代十部著名的政书，包括：唐代杜佑根据刘秩所编《通典》，宋代郑樵编纂的《通志》，元代马端临的《文献通考》，清朝的《续通典》、《续通志》、《续文献通考》、《皇朝（清）通典》、《皇朝（清）通志》、《皇朝（清）文献通考》和清末刘锦藻所编《皇朝（清）续文献通考》。“十通”使我国几千年的古代典章制度有了系统完整的记载。10、三体石经：魏正始年间在石头上刊刻的经书。魏废帝齐王芳正始二年，按照古文、篆文、隶书三种字体刊刻儒家经典，故称三体石经或三字石经。其中完整刊立的有《尚书》《春秋》，未刊完的有《左传》。三体石经在古文字学和校勘学上都有很大价值。11、蜀本：宋代四川地区所刻的书，世称“蜀本”。蜀本特点是：字体多似颜体，字画肥劲朴厚，结构架势雄浑壮丽，版式疏朗悦目。版心大都是白口，左右双栏，没有耳子。版心下端多有刊工姓名。纸张洁白，校勘精当，可与浙本相媲美。由于在宋末元军进攻四川时大肆焚毁抢掠，因而蜀本流传至今，比浙本、建本要少得多了。蜀本中又可分为成都本、眉山本。
自古及今的任何门类鉴赏,既是与时代风潮相关的审美转换,同时也隐含着一些实证性的逻辑推理目录学的目的,就是很快速查阅标题性历史记录,由此作为线索你再去查找详细的资料版本学在书画鉴定中所起的作用就是排比对同一史实历史记载相异的,对记录时间的前后判断,当然,这种判断是在这两种或两种以上记录都属确凿的情况下的对比\甄别；校勘，实质上是对文字文本而言的，于书画鉴赏作用较小。以上几种情况账本都是围绕书画辨伪而展开的。辨伪工作因具体作品而很复杂。比如，你遇见一幅古代大家字画，但不是见于记载的，你就得查此作作于哪一年（作者多少岁），是否是此人画风等等。如果流传有绪（有记载）的名迹，你就要查《宣和书谱》、《宣和画谱》、《秘殿珠琳》、《石渠宝笈》等内府真实记录，当然历史大鉴定家的印鉴也是作品流传有绪的一个重要方面。另，历代善鉴者之笔记资料也是不可不阅的。总之，这是很复杂，很专业的学术研究。“目录学，版本学，校勘以及辨伪”是着重于鉴定而言，要说到你说的“鉴赏”就比较普通了，阅目赏玩就行，有些古代伪迹也是很美的。当然,你所提出的"不少于5000字",实际是在通过百度索取别人论文!余姚人草此
中国自古以来即重视文献及其整理,古典文献学渊源流长。学术界关于“校雠学即文献学”之论并不全面,校雠学和目录学都是古代的文献学。中国古典文献学有校雠文献学、目录文献学、广校雠文献学三大流派,三派均来源于孔子的整理典籍,至汉开始分流。校雠文献学注重文献的甄别与整理,以校勘为中心;目录文献学注重收集与整理、揭示与利用,以目录为中心;广校雠文献学重视文献的阐释与整理、编纂,以学科为中心,目录、校勘、版本只是其工具。中国古典文献学的主体是文献整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是古典文献学的精华。中国自古以来重视文献及其整理,文献起源之久远、种类之众多、数量之浩广、整理之频繁,蔚为大观。自孔子整理图书,由此产生了关于文献及其整理的专门学问——文献学。然而中国文献学的源流甚为复杂,大而论之,有古典文献学与现代文献学之分,笔者已作过专题研究。具体来说,古典文献学较现代文献学复杂,由于古典文献学之中门派交叉较多,学科争议不断,理清其源流本末,还需要作专门研究。中国古典文献学有校雠文献学、目录文献学、广校雠文献学三大流派,三派均来源于孔子的整理典籍,到汉而开始分流。从三派的发展看,有一个共同特点:三派均始于汉,兴于宋,至清而鼎盛。由此可划分出中国古典文献学发展的四个时期:初创(先秦)、分化(汉—隋)、成熟(唐宋)、集成(元—清)。校雠文献学与目录文献学同时产生于汉刘向、刘歆,在其发展中虽有不同侧重,但其关系甚密,并相互影响,只是因学派不同,理解各异,各自努力扩张并寻求分离,校雠目录之争由是而生。明确学派之分野,有利于解决纷争,取长补短。这两派各以校雠学、目录学自居,是近现代校勘学、目录学、版本学之本源。广校雠文献学产生于汉郑玄,几经扩大,直至以文献命名,现代“文献学”的产生与此不无关系。校雠文献学讲文献甄别与整理,以校勘为中心；目录文献学讲收集与整理、揭示与利用,以目录为中心；广校雠文献学重视文献阐释与整理、编纂,以学科为中心,目录、校勘、版本只是其工具。校雠文献学侧重文献的内容方面,包括文字订正、探讨学术价值等,编定篇目是其成果之一；目录文献学侧重文献的形式方面,兼及校勘,群书目录是其主要成果；广校雠文献学侧重文献的编纂,包括文献的解释与重组。校雠文献学与目录文献学关心各门学术流别,重视学术广度,考百科之源流,具有学术史的功能,学术分类与文献分类密不可分；而广校雠文献学通常关系某一学科,重视学术深度,考一科之源流,体现学科史的功能,文献整理与学术思想融为一体。中国古典文献学的主体是文献整理,校勘、版本、目录是文献整理的三个基点,“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是古典文献学的精华。经过文献学家各派的发展,积淀了丰厚的文献学思想,成熟了各分支学科,构筑了中国古典文献学的体系。继承中国古典文献学的优秀传统,开拓现代文献学,是中国文献学发展的必由之路。
文献学是一个工具属性偏强的学科。它的本质其实只有两点：整理资料和甄别资料。如果广义的讲，任何学科的研究其实都离不开文献方面的功夫，即使是理工类学科，你在确定一个课题之初，也需要进行大量地研究资料整理，例如前人的研究方法、角度，现阶段已经确定的结论，以及尚待研究的问题，等等。这是搜集资料的方面。而甄别也是文献学经常需要处理的问题，举个例子。国内书摊上经常有“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的《老子》、《论语》这些书籍，相对于“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这些书社，这一类书籍无论是备查还是待读都不可取。这种情况在古人那里也是存在的，明代书商经常干这一类事情。并且，古代还有一种重要的风气叫“拟古”、“仿作”，他们的初始目的可能并非作伪，只是练习或者竞赛。但因为时代久远，传到后世往往不能分辨，这时候就需要运用文献学的知识来进行甄别。历史上比较有名的这类情况如“苏李诗”、“古诗十九首”“二十四诗品”，至今仍在争论。
……从学术上当然是紧密关联的，缺少文献学意识就不可能做好古典文学研究……
·人物与书林·历史学家吴枫的古典文献学成就初探纪晓平 (东北师范大学传媒科学学院信息管理系 吉林长春 130117 )王凤华 (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 吉林长春 130117 )【摘 要】历史学家吴枫先生在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方面颇有建树。《中国古典文献学》一书记载了吴先生文献学术成就,被誉为“中国文献学研究的又一力作[ 1 ] ”。文章对《中国古典文献学》及吴枫先生的其它文献学研究成果给予了评述。【关键词】吴枫 古典文献学 辞典【中图分类号】G25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 - 6938 (2005) 06 - 0108 - 03 吴枫( 1926—2001) ,原名吴春城,辽宁省兴城市人,著名唐史学家、古文献学家。吴枫先生1951年毕业于原东北大学历史系后留校任教, 1953年起开始从事隋唐五代史的教学和研究, 1955年编写完成了《隋唐五代史》,作为校内历史系本科生、函授生“中国古代史”课程的教材, 1958年由中华书局正式出版。该书是新中国出版较早的大学历史系教科书,在20世纪50—60年代的历史学界和高等院校产生过较大的影响。吴枫先生也由此一举成名,走进隋唐史研究领先地位的专家行列。20世纪80年代以后,吴枫先生在继续研究隋唐五代史的同时,将更大的注意力转向古典文献学方面。这是因为当代学术的发展进入新时期,中国文献学的研究和建设提到重要位置,需要构筑新的框架体系,需要学科理论总结,需要对传统观念的更新和突破。吴枫先生顺应了时代的潮流,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了古典文献学研究领域,成就卓著,成为国内为数不多的领军人物之一。1 《中国古典文献学》的出版“盛世修书”是中国历史上的优良传统。从解放初期有关部门就组织许多专家学者整理校勘古典文献。进入80年代以后,古籍整理工作的规模更为巨大,任务更为繁重。1982年经国家教育部批准,东北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成立,吴枫教授出任所长。在此之前,吴枫先生就已承担了大学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古典文献学教学任务。他根据多年的知识积累,撰写了《中国古典文献学》一书,于1982年由齐鲁书社出版发行。吴枫先生在该书的《前言》中写道:“1978年9月,因指导进修教师工作需要,根据手边现有资料,写出一份讲授提要,向青年教师介绍有关古文献的知识。1980年,又先后为东北师大图书馆学系、历史系开设古典文献学课程,系统讲授有关古文献的源流、部类、数量、考释、注疏、版本、校勘与流通阅读以及四部书、类书、丛书、辑佚书等专题,于是,边整理旧稿,边补充搜集若干新资料,几经修订改写,终于在年底完成了这部书稿。”[ 2 ]吴枫先生的《中国古典文献学》不仅是一部条理清晰,文字简练的大学教科书,也成为当时社会大众读者学习古典文献的参考书,是文献学的奠基之作。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文化历史的国家,文献典籍浩如烟海,汗牛充栋。如何寻找、阅读,进而研究利用,继承和总结丰富的文化遗产,是青年一代难以把握,又急于求解的方程。关于这方面的基本知识书,解放前曾有郑鹤声、郑鹤春两先生所著《中国文献学概要》一书,较有影响,但是,由于出版年代久远,新中国建立以后,一般读者难以找到。解放后,又很少出版系统的文献学著作。吴枫先生所著108200516《中国古典文献学》一书,填补了新中国文献学出版的空白点,及时地满足了当时社会读者的需要,也解决了大学文献学课程的教材问题。在吴枫先生的《中国古典文献学》出版以后,陆续有几种文献学出版物面世,而且各有长短,促使这个学科的园地更为绚丽多彩。吴枫先生的书,自然是百花园里的一朵奇葩。诚然,吴枫先生的《中国古典文献学》一书并非完美无缺,其中有的地方,在今天来看仍需要补充和修订。例如,关于现存古典文献数量问题,解放前,郑鹤声先生说,今日可读之书,盖亦不下40万卷。[ 3 ]解放后60年代初期,李诗先生在《谈谈我国古籍》一文中,估计我国现存古典文献约有7、8万种。[ 4 ]吴枫先生说,我们根据一些新资料,加以补充,得知现存古典文献不能少于8 万种。他列举1959年上海图书馆编《中国丛书综录》,孙殿起编《贩书偶记》与《续编》,朱士嘉先生编的《中国地方志综录》以及除此而外的小说、戏曲、唱本、佛经、道藏、谱牒、金石拓本等,说明目前我国现存古典文献约为8万种的估计是可信的。然而,几乎是与吴枫先生同时,王树伟先生在《我国古籍知多少》一文中说:“今存世的中文古籍,总数在20万种以上。”并说,待“将来编出全国古籍总目时,会发现这一数字仍是保守的。”[ 5 ]王先生的估计很有余地。伴随人们的不断发现与总结,对中国古籍的数量估计会逐渐接近实际。山东大学王绍曾先生编著的《清史稿艺文志拾遗》一书,于2000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增补《清史稿艺文志及其补编》以外的清代著作达54880种,可以说是古典文献数量的最新补充。如果1981年王树伟先生的统计在20万种以上,那么增加《清史稿艺文志拾遗》收录的5万余种,应该说现存古籍可能在25万种以上。[ 6 ]这个数字超过了吴枫先生当年统计数量的两倍。2 主持《简明中国古籍辞典》、《中华古文献大辞典》等多项文化工程吴枫先生主编了《简明中国古籍辞典》一书,于1987年由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该书简明介绍现存的中国古代主要典籍近5000种,内容包括文学、史学、哲学、宗教、政治、法律、经济、地理、民族、文化艺术、教育、体育、医学、农学、科学技术、语言文字以及工具书等。其中侧重文史及综合参考类古籍。这是一部适合大学生、研究生、中学教师和社会青年读者的工具书。这部辞典从选目到解题,不仅参考了前人的有关著述,而且也汲取了今人的研究成果。每一辞条都对作者、时代、著书缘起、成书时间、主要内容、文献特征、价值、影响以及版本流传等逐项解释,尤其对各书的初刻本、善本、新版本,力求标注,便于读者检索。这部古籍辞典充分汲取了前人治目录学的长处,克服古人的缺点,弥补古人的不足之处,在许多方面具有超越前人的优点。该书是东北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内外30余名专业人员集体的劳动成果,文字功底参差不齐实属自然。例如,“校点”,还是“点校”,用词缺乏一律,所注新版也有疏漏。然而,《简明中国古籍辞典》的编辑和出版,为《中华古文献大辞典》的编辑工作积累了经验。自1983年3月,东北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成立不久,便决定组织人力编写《中华古文献大辞典》。这是一项浩大的文化工程,计划分为文学、历史、哲学、政法、文教、地理、民族、科技、医药、综合10个分卷编辑出版。吉林文史出版社于1990年出版了《中华古文献大辞典·医药卷》, 1991年出版了《中华古文献大辞典·地理卷》, 1994年出版了《中华古文献大辞典·文学卷》。吴枫先生撰写了《中华古文献大辞典总序》一文,转载于1994年8月6日《深圳日报》,题目为《繁衍文化的壮举》,表述了他主持编辑这项巨大文化工程的豪情壮志与宏伟蓝图。吴枫先生主编的文化工程还有1992年南海出版公司出版的《中华儒学通典》、1994年出版的《中华道学通典》、1998年出版的《中华佛学通典》以及2000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与吉林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的《十三经大辞典》。此外,他还主编《中华思想宝库》、《中华野史大博览》、《中国历史大辞典·隋唐五代史卷》,著有《隋唐文献集释》等多种大部头的文献学作品。正当先生踌躇满志、丰收在望的时候,却猝死于2001 年3 月22 日。终年75岁。10卷本的《中华古文献大辞典》还有一多半没有面世,这是学界无法弥补的损失。3 《吴枫学术文存》吴枫先生是一位学识渊博,勤奋努力,颇多建树的人。他的学术见解集中反映在中华书局2002年11月出版的《吴枫学术文存》一书中。该书为国家 6 历史学家吴枫的古典文献学成就初探211工程重点项目“中外文明比较研究系列丛书”之一,收录了吴枫教授平生所写论文,内容涉及隋唐五代史、古文献学和历史研究方法论等研究领域,基本反映了作者的治学特色和学术成就。在全书45篇论文中,有20余篇涉及历史文献学的系统论述。他认为历史文献学工作是历史研究中的基础工程,直接影响到历史学研究的质量与水平。因此,史学工作者要从历史文献工作入手,在实践中不断提高对文献史料的收集、整理与运用的能力,以期达到最佳的研究效果。凡有成就的史学家都在这一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指出,历史文献学在新中国已经有了质的飞跃, [ 7 ]改变了以往被人们认为是历史学研究的副产品状态,逐步成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吴枫先生总结了新中国40年来文献学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做出了超越前人的贡献。同时,他也提出学科建设的迫切任务,希望新一代学人继续努力工作,在新的历史时期做出更大的成绩。吴枫先生作为老一代文献学的巨擘,在学科建设方面开拓了道路,为后人树立了光辉的典范。我们在赞叹吴枫先生留下总计约3000余万字的巨大学术文存的同时更应该学习他的学术态度和治学精神,为文献学建设做出不懈的努力。2006年3月22日,是吴枫先生辞世5周年纪念日,谨以此文略表哀思。【参考文献】[ 1 ]王余光等 中国文献学理论百年概述[ J ] 图书与情报, 1999, (3) : [ 2 ]吴枫 古典文献学[M ] 济南:齐鲁书社, [ 3 ]郑鹤声,郑鹤春 中国文献学概要[M ]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 4 ]李诗 谈谈我国古籍[N ] 文汇报, 1961 - 01 -[ 5 ]王树伟 我国古籍知多少[ J ] 百科知识, 1981,(12)[ 6 ]纪晓平 四库文化工程与古籍数量问题[ J ] 周书馆杂志, 2001, (11)[ 7 ]吴枫 吴枫学术文存[M ] 北京: 中华书局,【收稿日期: 2005 - 03 - 04;责任编辑:党燕妮】(上接第84页)占当年关键词总数的 43%。随后的2001 年和2002 年,“检索”频次持续减少,2002年频次最低,仅出现了362次,占当年关键词总数的 94%。2003年有所增加,达538次,其中“检索方法、技术”的频次明显上升,“检索功能”的频次也有较大增加。改进检索方法和技术、增强检索功能逐渐成为情报界关注的热点。 3 “情报方法”频次分析从1999年到2003年,“情报方法”的频次几乎是逐年上升。1999年频次仅为50次, 2000年一跃为151次, 2001年继续增加到183次, 2002年则下降为156次, 2003年增幅最大,为 73% ,共出现了239次。从具体内容来看,主要是“文献计量”的频次大幅度增加,其原因在于随着网络的普及,网络技术逐渐深入整个情报学科,文献计量获得了新的发展,出现了“信息计量学”和“网络计量学”等新的内容。2003年“网络计量学”共出现了22次,具有较猛的发展势头。 4 “竞争情报”频次分析在统计中,“竞争情报”归到了“情报学”下,由于它是情报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因此有必要重点分析一下。从总体上来看, 1999年到2003年“竞争情报”的出现频次呈上升的趋势,特别是2003年,出现了58次。按这种趋势发展下去,“竞争情报”将成为情报领域重要的研究热点。【参考文献】[ 1 ]周晓英 情报学概论[M ]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2 ]王欣,孟连生 互联网上3种中文期刊全文数据库比较研究[ J ] 图书情报工作, 2002, (6)[ 3 ]杨祖国,李秋实 中国情报学期刊论文篇名词统计与分析[ J ] 情报科学, 2000, 18, (9)[ 4 ]安秀芬等 期刊工作文献计量学学术论文的关键词分析[ J ] 中国科技期刊研究, 2002, 13,(6)【收稿日期: 2005 - 01 - 09;责任编辑:陈笑悦】110历史学家吴枫的古典文献学成就初探 6
自古及今的任何门类鉴赏,既是与时代风潮相关的审美转换,同时也隐含着一些实证性的逻辑推理目录学的目的,就是很快速查阅标题性历史记录,由此作为线索你再去查找详细的资料版本学在书画鉴定中所起的作用就是排比对同一史实历史记载相异的,对记录时间的前后判断,当然,这种判断是在这两种或两种以上记录都属确凿的情况下的对比\甄别；校勘，实质上是对文字文本而言的，于书画鉴赏作用较小。以上几种情况账本都是围绕书画辨伪而展开的。辨伪工作因具体作品而很复杂。比如，你遇见一幅古代大家字画，但不是见于记载的，你就得查此作作于哪一年（作者多少岁），是否是此人画风等等。如果流传有绪（有记载）的名迹，你就要查《宣和书谱》、《宣和画谱》、《秘殿珠琳》、《石渠宝笈》等内府真实记录，当然历史大鉴定家的印鉴也是作品流传有绪的一个重要方面。另，历代善鉴者之笔记资料也是不可不阅的。总之，这是很复杂，很专业的学术研究。“目录学，版本学，校勘以及辨伪”是着重于鉴定而言，要说到你说的“鉴赏”就比较普通了，阅目赏玩就行，有些古代伪迹也是很美的。当然,你所提出的"不少于5000字",实际是在通过百度索取别人论文!余姚人草此
自古及今的任何门类鉴赏,既是与时代风潮相关的审美转换,同时也隐含着一些实证性的逻辑推理目录学的目的,就是很快速查阅标题性历史记录,由此作为线索你再去查找详细的资料版本学在书画鉴定中所起的作用就是排比对同一史实历史记载相异的,对记录时间的前后判断,当然,这种判断是在这两种或两种以上记录都属确凿的情况下的对比\甄别；校勘，实质上是对文字文本而言的，于书画鉴赏作用较小。以上几种情况账本都是围绕书画辨伪而展开的。辨伪工作因具体作品而很复杂。比如，你遇见一幅古代大家字画，但不是见于记载的，你就得查此作作于哪一年（作者多少岁），是否是此人画风等等。如果流传有绪（有记载）的名迹，你就要查《宣和书谱》、《宣和画谱》、《秘殿珠琳》、《石渠宝笈》等内府真实记录，当然历史大鉴定家的印鉴也是作品流传有绪的一个重要方面。另，历代善鉴者之笔记资料也是不可不阅的。总之，这是很复杂，很专业的学术研究。“目录学，版本学，校勘以及辨伪”是着重于鉴定而言，要说到你说的“鉴赏”就比较普通了，阅目赏玩就行，有些古代伪迹也是很美的。当然,你所提出的"不少于5000字",实际是在通过百度索取别人论文!余姚人草此
傅斯年创办《新潮》时所谦称“妄自负荷”的历史责任，于思想革命之外，又包括推动学术进步的追求。对文献学研究来说，他有关认真“整理中国历史上的一切学问”，积极倡导“朴学家的方法和精神”，借鉴“西洋人的研究学问法”的主张，以及所提出的“要必以科学方法为之条理，近代精神为之宰要，批评手段为之术御”的学术原则，也有积极的意义。傅斯年《故书新评》中透露出的务求其“真”的科学思想，可以看作五四新文化洪潮中的一派清流，对于二十世纪的文献学研究，也是澄湛的来源之一。一、“真精神”与“真学者”1918年秋，傅斯年创立北京大学新潮社。1919年1月1日，傅斯年任主任编辑的《新潮》第一卷第一号问世。其文化作用，确如傅斯年在《新潮发刊旨趣书》中所预言，“未必不可普遍国中，影响无量”（注：《新潮》第一卷第一号，第一册第1页。），一时果然掀起了新文化的洪波。《新潮》第一卷第五号刊出鲁迅的来信。其中就傅斯年对于《狂人日记》的赞美，自谦地说，“大约是夜间飞禽都归巢睡觉，所以单见蝙蝠能干了。”并且不无含蓄地申说其著说之用意，“我自己知道实在不是作家，现在的乱嚷，是想闹出几个新的创作家来，——我想中国总该有天才，被社会挤到在底下，——破破中国的寂寞”。傅斯年在复信中针对“破破中国的寂寞”一语，也有一番议论。他说：“先生想闹出几个新的创作家来，实在是我们《新潮》创立的目的了。平情而论，我们正当求学的时代，知识才力都不充足，不去念书，而大叫特叫，实在对不起自己。但是现在的中国是再要寂寞没有的，别人都不肯叫，只好我们叫叫，大家叫得醒了，有人大叫就是我们的功劳。有人说我们是夜猫，其实当夜猫也是很好的；晚上别的叫声都沉静了，乐得有他叫叫，解解寂寞，况且夜猫可以叫醒了公鸡，公鸡可以叫明了天，天明就好了。”（注：《新潮》第一卷第五号，第一册第945页至第946页。）新文化运动主力们的呐喊或者叫嚷，是要唤醒中国文化的光明，中国社会的光明。但是他们谦称“妄自负荷”的历史责任，于思想革命之外，又包括推动学术进步的追求。《新潮》健将们的文化理想，据傅斯年所说，“一则以吾校真精神喻于国人，二则为将来之真学者鼓动兴趣。”他们又宣称：“同人等深渐不能自致于真学者之列，特发愿为人作前驱而已。名曰‘新潮’，其义可知也。”所谓一则“真精神”，二则“真学者”，其实二者之间相互关连。甚至如果没有“真学者”的存在与努力，则“新精神”的焕发与鼓舞亦无从谈起。傅斯年说，“今日出版界之职务，莫先于唤起国人对于本国学术之自觉心。”他认为，“群众对于学术无爱好心，其结果不特学术销沉而已，堕落民德为尤巨。”作为对于这一认识的说明，傅斯年又写道：“不曾研诣学问之人恒味于因果之关系；审理不了而后有苟且之行。又学术者深入其中，自能率意而行，不为情牵。对于学术负责任，则外务不足萦惑；以学业所得为辛劳疾苦莫大之酬，则一切牺牲尽可得精神上之酬偿。试观吾国宋明之季甚多独行之士；虽风俗堕落，政治沦胥，此若干‘阿其所好”之人终不以众浊易其常节。又观西洋'Renaissance'与'Reformation'时代，学者奋力与世界魔力战，辛苦而不辞，死之而不悔。若是者岂真好苦恶乐，夫人之情耶？彼能于真理真知灼见，故不为社会所征服；又以有学业鼓舞其气，故能称心而行，一往不返。”于是傅斯年表示：“同人不敏，窃愿鼓动学术上之兴趣。”于是学术建设方面的努力，被看作《新潮》的主要责任之一。《新潮发刊旨趣书》中特别指出，《新潮》将“特辟《出版界评》《故书新评》两栏，商榷读书之谊”，并且注明：“此两栏中就书籍本身之价值批评者甚少，借以讨论读书之方法者甚多。”（注：《新潮》第一卷第一号，第一册第1页至第3页。）其中《故书新评》，《新潮》第一卷第一号发表了署名“孟真”的（一）《清梁玉绳之〈史记志疑〉》，（二）《宋郭茂倩之〈乐府诗集〉》，（三）《英国耶芳斯之〈科学原理〉》。此后，1919年2月1日出刊的第一卷第二号目录后有一“附告”，宣示读者：“本号因稿件过多，《出版界评》《故书新评》两栏暂缺。”然而，随后1919年3月1日出刊的第一卷第三号这两栏依然“暂缺”。1919年4月1日出刊的第一卷第四号则有《故书新评》一栏，发表了署名“傅斯年”的两篇文章：《宋朱熹的〈诗经集传〉》，《清代学问的门径书数种》。《出版界评》依然阙如。1919年5月1日出刊的第一卷第五号以后不再出现《出版界评》《故书新评》两栏。而1919年10月出刊的第二卷第一号开始开辟的《书报评论》栏目，可能即原《出版界评》的替代。自1920年9月出刊的第二卷第五号起，《书报评论》亦不再出现。不过，1922年3月出刊的第三卷第二号为“一九二○年世界名著介绍专号”，说明《出版界评》和《书报评论》的内容仍然受到重视，但是《故书新评》则永远消逝了。《故书新评》前后只有两期面世，共发表了傅斯年的五篇文章。事实上，这一主题，至少在《新潮》这一新思想的园地中，似乎并没有得到其他学者的响应。我们所看到的，只是傅斯年独树一帜，孤力支撑。《故书新评》的命运，或许也与傅斯年在《新潮之回顾与前瞻》中所说的“自从五四运动以后，我们的杂志停顿了”以及“我往英国去”（注：《新潮》第二卷第一号，第二册第203页。）等情形有关。而更重要的因素，可能也在于主持者本人倾重的方向。傅斯年在《新潮》第一卷第四号《故书新评》栏下有这样的解释：“我们杂志的第一号里，曾有过这《故书新评》一栏。一般读者对这一栏的意见很不同：有的人很欢迎；有的人以为《新潮》里不必有他。为这缘故，我有两层意思要说明：——(1)我以为中国人读故书实在是件不急的事：因为披沙拣金是件不容易的事，所以照真正囗理说起来，应当先研究西洋的有系统的学问等到会使唤求学问的方法了，然后不妨分点余力去读旧书。只可惜这件事很不容易办到。一般的人对于故书，总有非常的爱情，总不肯稍须放后些。所以不得不‘因利乘便’，就读故书的方法讨论一番了。(2)我做这《故书新评》并不得就一部旧书的本身批评，只是取一部旧书来，借题发挥，讨论读故书的方法。简捷说来，不是做‘提要’，是做‘读书入门’。倘若照着一部旧书的本身仔细考察起来，我们杂志岂不要变成《旧潮》了吗？”（注：《新潮》第一卷第四号，第一册第691页。）事实上，傅斯年要说明的，是策划和主持《故书新评》的动机，与提倡保存国粹的学者有所不同，是要讲究“读故书的方法”，“求学问的方法”。在当时，傅斯年和他的同志们的文化态度，是“应当先研究西洋的有系统的学问等到会使唤求学问的方法了，然后不妨分点余力去读旧书”。于是，对于《故书新评》的主旨，其意识的深层，其实仍然不能不顾忌所谓“《新潮》里不必有他”以及所谓“我们杂志岂不要变成《旧潮》了吗”的意见。这一现象，可以作为分析当时思想界和学术界基本文化倾向的重要轨迹。另一方面，傅斯年所谓“同人等深惭不能自致于真学者之列，特发愿为人作前驱而已”，其向往自致于“真学者”之列以及发愿为“真学者”作前驱的心志，在《故书新评》中也有集中的反映。《故书新评》五种中，四篇以中国“故书”作为评论对象，是我们在总结二十世纪中国文献学研究时应当注意的。（注：《故书新评》记者前言说：“学术原无所谓国别。故本所评故书，不限此土。”《新潮》第一卷第一号，第一册第139页。然而本文所关注的范围限于中国文献研究，因而对于傅斯年《英国耶芳斯之〈科学原理〉》一文不作讨论。）二、“因其疑可见其真”《故书新评》五种中首列清梁玉绳撰《史记志疑》三十六卷。题注：“《史学丛书》本最易得。”傅斯年开篇就写道：“世之非难此书者，恒以为疑所不当疑。自我观之，与其过而信之，毋庸过而疑之。”在“与其过而信之，毋庸过而疑之”句下，特别标有着重号，用意是明显的。傅斯年又指出：“中国人之通病，在乎信所不当信，此书独能疑所不当疑。无论所疑诸端，条理毕张，即此敢于疑古之精神，已可以作范后昆矣。”对于这一观点，又有较为详切的论说。傅斯年说：“读者以吾言为过乎，则请详其说。中国学术，壅塞无过唐代。唐代所以独敝者，实缘拘泥成说，信守师法，《五经正义》之伦，‘例不破注’，直类清朝‘高兴讲章’耳。赵啖《春秋》之妄，韩李《论语》之陋，虽不可以为是，而自信之风，以启其端。宋代学术再兴，则以此精神为之本也。《老学庵笔记》云：‘唐及国初学者，不敢议及孔安国、郑康成，况圣人乎？自庆历后，诸儒发明经旨，非前人所及；然排《系辞》，毁《周礼》，疑《孟子》，讥《书》之《胤征》、《顾命》，黜《诗》之序，不难于议经，况传注乎？’嗟乎，陆游、王应麟以此致憾，不解宋庆历后，诸儒发明经旨，所以非前人所及者，正赖不难疑经之精神，树其本也！”对于宋儒“不难疑经之精神”，傅斯年又评论说：“论《诗》至王安石，可谓斯文扫地矣。‘视尔如翘，贻我握椒’之解，难为他说得出来。然安石不云乎，‘原欲变学究为秀才，不想变秀才为学究。’王氏五经说之作，正教人敢于自用，虽逾轨物无伤也。”对于宋代学术总的评价，傅斯年说：“宋儒所蔽，在于观察不肯精密，不能为客观的研究。若其疑古之处，正其所以超越汉唐处。”有清以来的疑古之风，傅斯年也有所总结。他说：“再就清代学术而论，顾炎武、阎若醵（璩），皆善于疑古者。毛奇龄辟草莱，斩荆棘，阮元推之，谅矣。降及乾嘉而有古文之学，及于嘉道而有今文之派。凡此所以造诣独深者，皆以变古为其内心所有发明，乃敢于自信，不轻信古人之效也。于是可知学术之用，始于疑而终于信，不疑无以见信。若《史记志疑》者，原非创造之才，独此过疑之精神诚哉不可没也。姚际恒《古今伪书考》一书，不伪者亦伪之；然较之伪者亦不伪之，度量相越，不可以道里计其短长也。”傅斯年所说“敢于自信，不轻信古人”，方可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