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综述的引言：包括撰写文献综述的原因、意义、文献的范围、正文的标题及基本内容提要；文献综述的正文：是文献综述的主要内容，包括某一课题研究的历史 (寻求研究问题的发展历程)、现状、基本内容 (寻求认识的进步)， 研究方法的分析(寻求研究方法的借鉴)，已解决的问题和尚存的问题，重点、详尽地阐述对当前的影响及发展趋势，这样不但可以使研究者确定研究方向，而且便于他人了解该课题研究的起点和切入点，是在他人研究的基础上有所创新；文献综述的结论：文献研究的结论，概括指出自己对该课题的研究意见，存在的不同意见和有待解决的问题等；文献综述的附录：列出参考文献，说明文献综述所依据的资料，增加综述的可信度，便于读者进一步检索。一、文献综述不应是对已有文献的重复、罗列和一般性介绍，而应是对以往研究的优点、不足和贡献的批判性分析与评论。因此，文献综述应包括综合提炼和分析评论双重含义。文献综述范文1：“问题——探索——交流”小学数学教学模式的研究
中国法学历史法学产生的两个基础性条件。1、律发展到一定程度 。 2、一批专门研究法律的人。中国法学历史大致分为四个阶段。1、先秦时期。2、秦汉至清末。3、清末至中华民国。4、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从秦朝到清朝的法律思想概述-----以律学为主干·从公元前211年到19世纪中叶，两千多年历史中，中国法学走过了一个以儒家学说为主导，融合法家道家等诸多学说的发展过程，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法律文化系统，典型表现在儒家化的律学的兴起与发展。秦代开始法学领域出现律学。它是根据儒学原则对以律学为主的成文法进行讲习、注释的法学。律学滥觞于秦，发展于两汉，昌盛于魏晋，至唐达到巅峰，唐以后逐渐衰落。三、近代中国法学发展概述。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法学发展概述 。马克思主义法学历史。一、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创立。二、列宁对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心贡献。三、马克思主义法学的中国化中编 。法律基本知识法律的本质 狭义方面 人定法：由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主要反映掌握国家政权的社会阶层的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由国家制定和认可并由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通过规定权利、义务，设定权利、职责以维护社会秩序的一种特殊行为规范。一法律是国家意识的一种表现形式二法律体现为掌握国家政权的社会集团和意志，同时也保障社会公共利益三法律所体现的意志归根结底源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法律特征一法律作为一种社会规范的一般特征（一） 法律的规范性 指法律作为调整人们行为的社会规范而具有的，规定人们可以做什么，应该做什么或不应该做什么，从而，为人们的行为提供一个模式标准或方向的属性。（二） 法律的概括性 指法律的对象是一般的或抽象的某一类的人和事，而不是具体的、特定的个人和事法律在同样的条件下可以反复适用，而不仅适用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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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综述的引言：包括撰写文献综述的原因、意义、文献的范围、正文的标题及基本内容提要；文献综述的正文：是文献综述的主要内容，包括某一课题研究的历史 (寻求研究问题的发展历程)、现状、基本内容 (寻求认识的进步)， 研究方法的分析(寻求研究方法的借鉴)，已解决的问题和尚存的问题，重点、详尽地阐述对当前的影响及发展趋势，这样不但可以使研究者确定研究方向，而且便于他人了解该课题研究的起点和切入点，是在他人研究的基础上有所创新；文献综述的结论：文献研究的结论，概括指出自己对该课题的研究意见，存在的不同意见和有待解决的问题等；文献综述的附录：列出参考文献，说明文献综述所依据的资料，增加综述的可信度，便于读者进一步检索。一、文献综述不应是对已有文献的重复、罗列和一般性介绍，而应是对以往研究的优点、不足和贡献的批判性分析与评论。因此，文献综述应包括综合提炼和分析评论双重含义。文献综述范文1：“问题——探索——交流”小学数学教学模式的研究
楼主，俺有啊，因为我的本科和研究生都是法律专业的。如果你需要的话，我可以帮你，把我以前的发给你，或者帮你写。记得给我最佳答案啊，联系方式见我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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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简单啊，我这里有一篇现成的，你可以拿去参考下一、引言 大数据技术的发展给科技进步、信息共享、商业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变革，社会活动网络化的发展趋势更给予了个人信息丰富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使它成为对于国家、社会、组织乃至个人都具有重要意义的战略资源。与此同时，与个人信息相关的犯罪活动也呈现出高发态势。2009年《刑法修正案（七）》增设“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将两个罪名整合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并扩大了主体范围，加大了处罚力度。2017年3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2017年解释》）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司法适用做出了具体规定。笔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对判决结果包含“公民个人信息”的刑事一审判决逐年进行检索，2009-2019年间各年份相关判决数如图表 1所示。我国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发展可为四个阶段：2009～2012年，此类判决数为零，与个人信息相关的犯罪案件在实践中鲜有发生；2012～2016年，判决数量开始缓速增长，总量尚较少；2016～2017 年判决数量激增 6%，呈现出高发态势；2016～2019年，犯罪数量增速放缓。 图表 1作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行为对象，公民个人信息的内涵、范围、判断标准对立法和司法适用具有重要意义。《2017年解释》第1条对其概念做了明确的规定，但实践中对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仍存在一些模糊的地方。如，如何把握行踪轨迹信息的范围、如何把握财产信息的范围和如何认定公民个人信息的可识别性等。由此观之，要实现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准确认定，我们应该对其行为对象的内涵、外延进行深入研究。本文拟对《刑法》二百五十三条“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进行深入分析，希望能对司法实践中该罪的认定提供有益参考。 二、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合理保护限度的设定原则 信息网络时代，我们要在推动信息科技的发展应用和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之间寻求适度的平衡。刑法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力度过小或者过大，都不利于社会的正常发展。笔者认为，应当基于以下三项原则设定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的合理限度。（一）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刑法的谦抑性,是指刑法应合理设置处罚的范围与程度,当适用其他法律足以打击某种违法行为、保护相应合法权益时,就不应把该行为规定为犯罪;当适用较轻的制裁方式足以打击某种犯罪、保护相应合法权益时,就不应规定更重的制裁方式。此原则同样是刑法在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进行规制时应遵循的首要原则。在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律体系尚未健全、前置法缺失的当下，刑法作为最后保障法首先介入个人信息保护领域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进行规制时，要格外注意秉持刑法的谦抑性原则，严格控制打击范围和力度。对于公民个人信息的认定，范围过窄，会导致公民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护，不能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进行有效的打击；范围过宽，则会使刑法打击面过大，导致国家刑罚资源的浪费、刑罚在实践中可操作性的降低，阻碍信息正常的自由流通有违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在实践中，较常见的是认定范围过宽的问题，如公民的姓名、性别等基础性个人信息，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识别个人身份，但大多数人并不介意此类个人信息被公开，且即便造成了一定的危害结果，也不必动用刑罚手段，完全可以利用民法、行政法等前置法予以救济。（二）权利保护与信息流通相平衡原则大数据时代，随着信息价值的凸显，个人信息保护与信息流通之间的价值冲突也逐渐凸显。一方面，信息的自由流通给国家、社会、个人都带来了多方面的便利，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对个人生命和财产安全、社会正常秩序甚至国家安全带来了一定的威胁。科技的进步和社会的需要使得数据的自由流通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如何平衡好其与个人权益保护的关系，是运用刑法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进行规制时必须要考虑的问题。个人信息保护不足，则会导致信息流通的过度自由，使公民的人身、财产安全处于危险境地、社会的正常经济秩序遭到破坏；保护过度，则又走入了另一个极端，妨碍了信息正常的自由流通，使社会成员成为一座座“信息孤岛”，全社会也将成为一盘散沙，也将信息化可以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拒之门外。刑法要保护的应当仅仅是具有刑法保护的价值和必要，并且信息主体主动要求保护的个人信息。法的功能之一便是协调各种相互矛盾的利益关系，通过立法和司法，平衡好个人信息权利保护与信息自由流通，才可以实现双赢。应努力构建完备的个人信息保护体系，既做到保障公民人身、财产权利不受侵犯，又可促进信息应有的自由流动，进而推动整个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三）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相协调原则个人利益对公共利益做出适当让渡是合理的且必须，因为公共利益往往涉及公共安全与社会秩序，同时也是实现个人利益的保障。但是这种让渡的前提是所换取的公共利益是合法、正当的，并且不会对个人隐私和安全造成不应有的侵害。公共安全是限制公民个人信息的典型事由。政府和司法部门因为社会管理的需要往往会进行一定程度的信息公开，信息网络的发展也使得大数据技术在社会安全管理活动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对于公民个人利益边界的触碰，由此产生公共管理需要与个人权益维护之间的冲突。相对于有国家机器做后盾的公权力，公民个人信息安全处于弱势地位，让个人信息的保护跟得上信息化的发展，是我们应该努力的方向。公众人物的个人信息保护是此原则的另一重要体现，王利明教授将公众人物划分为政治性公众人物和社会性公众人物两类。对于前者，可将其个人信息分为两类：一类是与公民监督权或公共利益相关的个人信息，此类个人信息对公共利益做出适当的让步是必须的；另一类是与工作无关的纯个人隐私类信息，由于这部分个人信息与其政治性职务完全无关，所以应受与普通人一样的完全的保护。对于社会性公众人物，其部分个人信息是自己主动或是希望曝光的，其因此可获得相应的交换利益，对于这部分信息，刑法不需要进行保护；也有部分信息，如身高、生日、喜好等虽然被公开，但符合人们对其职业的合理期待，且不会有损信息主体的利益，对于此类信息，也不在刑法保护范围内；但对于这类信息主体的住址、行踪轨迹等个人信息，因实践中有很多狂热的粉丝通过人肉搜索获得明星的住址、行程信息，对明星的个人隐私进行偷窥、偷拍，此类严重影响个人生活安宁和基本权益的行为应当受到刑法的规制。 三、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概念、特征及相关范畴 （一）公民个人信息的概念“概念是解决法律问题必不可少的工具”。“公民”的含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是指具有我国国籍的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罪名和罪状中都使用了“公民”一词，对于其含义的一些争议问题，笔者持以下观点：（1）应包括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从字面上和常理来看，中国刑法中的“公民”似乎应专门指代“中国的公民”。但笔者认为，任何人的个人信息都可以成为该罪的犯罪对象，而不应当把我国刑法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局限于中国公民。第一，刑法一百五十三条采用的并非“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个人信息”的表述，而是了“公民个人信息”，对于刑法规范用语的理解和适用，我们不应人为地对其范围进行不必要的限缩，在没有明确指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情况下，不应将“公民”限定为中国公民。第二，全球互联互通的信息化时代，将大量外国人、无国籍人的个人信息保护排除在我国刑法之外，会放纵犯罪，造成对外国籍人、无国籍人刑法保护的缺失，这既不合理，也使得实践中同时涉及侵犯中国人和非中国人的个人信息的案件的处理难以操作。第三，刑法分则第三章“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并不限于仅对“中国公民”的保护，也同等地对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的此类权利进行保护。因此，处于我国刑法第三章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保护对象，也包括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的个人信息，“我国对中国公民、处在中国境内的外国人和无国 籍人以及遭受中国领域内危害行为侵犯的外国人和无国籍人，一视同仁地提供刑法的保护，不主张有例外。”（2）不应包括死者和法人对于死者，由于其不再具有人格权，所以不能成为刑法上的主体。刑法领域上，正如对尸体的破坏不能构成故意杀人罪一样，对于死者个人信息的侵犯，不应成立侵犯个人信息罪。对死者的个人信息可能涉及的名誉权、财产权，可以由死者的近亲属主张民法上的精神损害赔偿或继承财产来进行保护。对于法人，同样不能成为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信息主体。一方面，自然人具有人格权，而法人不具有人格权，其只是法律拟制概念，不会受到精神上的损害。另一方面，法人的信息虽然可能具有很大的商业价值和经济效益，但是已有商业秘密等商法领域的规定对其进行保护。因此，法人的信息不适用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个人信息”的含义法学理论上对于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主要识别说、关联说和隐私说。识别说，是指将可以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或者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作为公民个人信息的关键属性。可识别性根据识别的程度又可以分为两种方式，即通过单个信息就能够直接确认某人身份的直接识别，和通过与其他信息相结合或者通过信息对比分析来识别特定个人的间接识别。学界支持识别说观点的学者大多指的是广义的识别性，既包括直接识别，又包括间接识别。关联说认为所有与特定自然人有关的信息都属于个人信息，包括“个人身份信息、个人财产情况、家庭基本情况、动态行为和个人观点及他人对信息主体的相关评价”。根据关联说的理论，信息只要与主体存在一定的关联性，就属于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隐私说认为，只有体现个人隐私的才属于法律保障的个人信息内容。隐私说主要由美国学者提倡，主张个人信息是不愿向他人公开，并对他人的知晓有排斥心理的信息。笔者认为，通过识别说对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进行界定最为可取。关联说导致了刑法保护个人信息的范围过分扩大，而隐私说则只将个人信息局限在个人隐私信息的范围内，忽略了不属于个人隐私但同样具有刑法保护价值的个人信息，同时由于对隐私的定义受个人主观影响，所以在实践中难以形成明确的界定标准。相比之下，识别说更为可取，不仅能反应需刑法保护的公民个人信息的根本属性，又具有延展性，能更好的适应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而导致的公民个人信息类型的不断增多。且通过梳理我国关于个人信息的立法、司法，识别说的观点贯穿其中。名称 生效年份 对“个人信息”核心属性的界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 2012年 可识别性、隐私性《关于依惩处侵害公民个人信息犯罪活动的通知》 2013年 可识别性、隐私性《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2014年 隐私性《网络安全法》 2016年 可识别性《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017年 可识别性、可反映活动情况图表 2《网络安全法》和《2017年解释》中关于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无疑最具权威性。《网络安全法》采用了识别说的观点，将可识别性规定为公民个人信息的核心属性。而后者采用了广义的“可识别性”的概念,既包括狭义可识别性 (识别出特定自然人身份) , 也包括体现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两者之所以采用了不同的表述，是因为《网络安全法》对公民个人信息做了整体而基础性的保护，而《2017年解释》考虑到，作为高度敏感信息的活动情况信息，随着定位技术的不断进步逐渐成为本罪保护的一个重点，因此在采用了狭义的身份识别信息概念的基础之上，增加了对活动情况信息的强调性规定，但其本质仍是应涵括在身份识别信息之内的。所以，应以可识别性作为判断标准对公民个人信息进行界定。（二）公民个人信息的特征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体现了其区别于广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价值。明确刑法领域个人信息的特征，有助于在司法中更好的对个人信息进行认定。可识别性这是公民个人信息的本质属性。可识别是指可以通过信息确定特定的自然人的身份，具体包括直接识别和间接识别。直接识别，是指通过单一的信息即可直接指向特定的自然人，如身份证号、指纹、DNA等信息均可与特定自然人一一对应。间接识别，是指需要将某信息与其他信息相结合或者进行对比分析才能确定特定自然人，比如学习经历、工作经历、兴趣爱好等信息均需要与其他信息相结合才能识别出特定的信息主体。客观真实性客观真实性是指公民个人信息必须是对信息主体的客观真实的反映，。一方面，主观上的个人信息对特定个人的识别难度极大；另一方面，现行刑法关于侮辱罪或诽谤罪的相关规定足以对此类主观信息进行规制。司法实践中，如何判断信息的客观真实性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如何实现科学、高效鉴别个人信息客观真实性，是司法机关应努力的方向。现有的随机抽样的方法有一定可取性，但不够严谨。笔者认为，可以考虑采取举证责任倒置的方式，若嫌疑人能证明其所侵犯的个人信息不具有客观真实性，则不构成本罪。价值性刑法的两大机能是保护法益和保障人权。从保护法益的机能出发，对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这一自然犯，只有侵犯到公民法益的行为，才能纳入刑法规制的范围。而判断是否侵犯公民法益的关键就在于该信息是否具有价值。价值性不仅包括公民个人信息能够产生的经济利益，还包括公民的人身权利。从个人信息的人格权属性角度分析，个人隐私类信息的公开，会侵犯公民的隐私权、名誉权，行踪轨迹类信息的公开，会对公民人身安全带来威胁。从个人信息的财产权属性角度分析，信息化时代，信息就是社会的主要财产形式,能够给人们带来越来越大的经济利益。“信息价值仅在当行为人主张其个人价值时才被考虑”，只有具有刑法保护价值的信息，才值得国家动用刑事司法资源对其进行保护。（三）个人信息与相关概念的区分很多国家和地区制定了专门的法律保护个人信息，但部分国家和地区没有采用“个人信息”的概念，美国多采用“个人隐私”的概念，欧洲多采用“个人数据”的概念，而“个人信息”的表述则在亚洲较为常见。对于这三个概念是可以等同，存在观点分歧。有观点认为，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有重合，但不能完全混同，也有观点认为个人信息包含个人隐私，以个人数据为载体。笔者认为，有必要对三个概念进行明确区分。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关于这两个概念的关系，有学者主张前者包含后者，有学者主张后者包含前者，还有学者认为两者并不是简单的包含关系。笔者认为，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相互交叉，个人信息包括一般信息和隐私信息，个人隐私包括隐私信息、私人活动和私人空间，所以两者的交叉在于隐私信息。两者制建有很大的区别，不能混淆。首先，私密程度不同，个人信息中除隐私信息以外的一般信息在一定程度上是需要信息主体进行公开的，如姓名、手机号、邮箱地址等，而个人隐私则具有高度的私密性，个人不愿将其公开；其次，判断标准不同，个人信息的判断标准是完全客观的，根据其是否具有识别性、真实性、价值性来进行判断即可，而个人隐私在判断上具有更多的主观色彩，不同主体对个人隐私的界定是不同的；最后，个人信息既具有消极防御侵犯的一面，也具有主动对外展示的一面，信息主体通过主动公开其部分个人信息，可能会获得一定的利益，而个人隐私则侧重消极防御，主体的隐私信息和隐私活动不希望被公开，隐私空间不希望被侵犯。个人信息与个人数据笔者认为，个人信息（personal information）和个人数据（personal Data）的区别在于，个人数据是以电子信息系统为载体的对信息主体的客观、未经过处理的原始记录，如个人在医院体检后从自助机取出的血液化验报告单；后者是指，数据中可对接收者产生一定影响、指导其决策的内容，或是数据经过处理和分析后可得到的上述内容，如血液化验报告数据经系统或医生的分析，形成的具有健康指导作用的结果报告，换言之，个人信息＝个人数据＋分析处理。 四、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司法认定 在司法实践中，对于概念和原则的把握必然有一定的差异性，需要具体情况具体讨论。在本部分，笔者对一般个人信息的认定进行总结归纳，并对一些存在争议的情况进行分析。 （一）公民个人信息可识别性的认定“可识别性是指个人信息能够直接或者间接地指向确定的主体。”经过上文中的讨论，根据《网络安全法》和《2017年解释》对公民个人信息的定义，我们能够得出，“识别性”是公民个人信息的核心属性，解释第3条第2款印证了这一观点。对于能够单独识别特定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往往比较容易判断，而对于需要与其他信息结合来间接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或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的信息，往往是个案中控辩双方争议的焦点，也是本罪的认定中最为复杂的问题。面对实践中的具体案情，对于部分关联信息是否可以认定为“公民个人信息”时，可从行为人主观目、信息对特定自然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的重要程度和信息需要结合的其他信息的程度三个方面综合分析加以判断。以此案为例：某地一医药代表为了对医生给予用药回扣，非法获取了某医院某科室有关病床的病床号、病情和药品使用情况。此案中所涉及的非法获取的信息不宜纳入刑法中“公民个人信息”的范畴。首先，从行为人主观目的上看，并没有识别到特定自然人的目的，而仅仅是为了获取用药情况；其次，从以上信息对病人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以及生活安宁的重要性上来看，行为人获取以上信息并不会对病人权益造成侵犯；最后，从这些信息需要与其他信息结合的程度来看，病床号、用药情况等信息并不能直接识别到个人，需要结合病人的身份证号等才能起到直接识别的作用。所以，此案中的涉案信息不属于刑法所保护的“公民个人信息”。（二）敏感个人信息的认定《2017年解释》第五条根据信息的重要程度、敏感程度，即信息对公民人身、财产安全的影响程度，将“公民个人信息”分为三类，并设置了不同的定罪量刑标准。类别列举 “情节严重”标准（非法获取、出售或提供） “情节特别严重“标准（非法获取、出售或提供）特别敏感信息 踪轨迹信息、通信内容、征信信息、财产信息五十条以上五百条以上敏感信息 住宿记录、通信记录、健康生理信息、交易信息五百条以上五千条以上其他信息五千条以上 五万条以上图表 3但是在司法实践中，仍存在对标准适用的争议，主要表现在对敏感个人信息的认定。如何把握“行踪轨迹信息”的范围行踪轨迹信息敏感程度极高，一旦信息主体的行踪轨迹信息被非法利用，可能会对权利人的人身安全造成紧迫的威胁。《2017年解释》中对于行踪轨迹信息入罪标准的规定是最低的：“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行踪轨迹信息50以上”的，即构成犯罪。由于《2017年解释》中对行踪轨迹信息规定了极低的入罪标准，所以司法认定时应对其范围做严格把控，应将其范围限制在能直接定位特定自然人具体位置的信息，如车辆轨迹信息和GPS定位信息等。实践中，信息的交易价格也可以作为判定其是否属于“行踪轨迹信息”的参考，因为行踪轨迹信息的价格通常最为昂贵。对于行为人获取他人车票信息后判断出他人的行踪的情况，载于车票的信息不宜被认定为《2017年解释》所规定的“行踪轨迹信息”，因为该信息只能让行为人知道信息主体大概的活动轨迹，并不能对其进行准确定位。如何把握“财产信息”的范围财产信息是指房产、存款等能够反映公民个人财产状况的信息。对于财产信息的判断，可以从两方面进行把握：一是要综合考量主客观因素，因为犯罪应是主客观相统一的结果；而是考虑到敏感个人信息的入罪门槛已经极低，实践中应严格把握其范围。以此案为例：行为人为了推销车辆保险，从车辆管理机构非法获取了车主姓名、电话、车型等信息。此案中的信息不宜认定为“财产信息”。因为行为人的主观目的不是侵犯信息主体的人身、财产安全，最多只会对行为人的生活安宁带来一定的影响，因而应适用非敏感公民个人信息的入罪标准。（三）不宜纳入本罪保护对象的公开的个人信息的认定 信息主体已经公开的个人信息是否属于 “公民个人信息”的范畴，理论界存在观点分歧。笔者认为，“公民个人信息”不以隐私性为必要特征，因为《2017年解释》第1条并为采用“涉及个人隐私信息”的表述，而是以识别性作为判断标准。因此，信息的公开与否并不影响其是否可以被认定为“公民个人信息”。对于权利人主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获取相关信息的行为显然合法，且其后出售、提供的行为，当前也不宜认定为犯罪。理由如下：第一，在我国的立法和司法中，曾以“隐私性”作为界定公民个人信息的核心属性，可见公民个人信息在一定程度上是从隐私权中分离出来的权利，所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侧重于对公民隐私和生活安宁的保护。权利人之所以自愿甚至主动公开其个人信息，说明这部分信息即便被获取、出售，也通常不会对其个人隐私和生活安宁造成侵犯，因此不应纳入刑法保护范围内；第二，根据刑法第253条之一的规定，向他人出售或提供公民个人信息，只有在违反国家有关规定的前提下才构成犯罪。对于已经公开的公民个人信息，行为人获取后向他人出售或提供的行为在我国缺乏相关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应推定为存在权利人的概括同意，不需要二次授权，也就是说不应认定行为人对获取的已经由权利人公开的个人信息的出售和提供行为系“违法国家有关规定”。第三，在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机制尚未健全、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高发的背景下，应将实践中较为多发的侵犯权利人未公开的个人信息的案件作为打击的重点。对于权利人被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获取相关信息的行为可以认定为合法，但如果后续的出售或提供行为违背了权利人意愿，侵犯到了其个人隐私和生活安宁，或是对权利人人身安全、财产安全造成了威胁，则应根据实际情况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论处。对于权利人被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对相关信息的获取一般来说是合法的，但是获取信息之后的出售、提供行为如果对信息主体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或是私生活安宁造成了侵犯，且信息主体对其相关个人信息有强烈保护意愿，则应据其情节认定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 五、结语 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对个人、组织、社会乃至国家均具有重要价值，由此也滋生了越来越多的侵犯个人信息犯罪。“公民个人信息”作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犯罪对象，其概念界定、特征分析、与相关概念的区分以及司法认定对于打击相关犯罪、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本文的研究，形成以下结论性的认识：第一，界定公民个人信息的原则。一是应遵循刑法的谦抑性原则，保证打击范围既不过宽而导致国家刑罚资源的浪费和可操作性的降低，也不过窄而使公民个人信息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障。二是应遵循权利保护与信息流通相平衡原则，在保障公民人身、财产权利不受侵犯的同时不妨碍信息正常的流通。三是应遵个人利益与公众利益相协调原则，允许个人利益对公共利益做出适当让步，但杜绝对个人利益的侵害和过度限制。第二，公民个人信息之“公民”应包括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不应包括死者和法人。公民个人信息之“个人信息”应采取“识别说”进行界定，可以识别特定自然人是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根本属性。除了可识别性，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还应具有客观真实性、价值性等特征可作为辅助判断标准。还应注意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个人数据等相关概念的区分，避免在司法实践中出现混淆。第三，一般个人信息的认定。“可识别性”是其判断的难点，可以从行为人主观目的、信息对其主体人身和财产安全的重要程度和信息需与其他信息的结合程度这三个方面综合分析判断；对于行踪轨迹信息、财产信息等敏感个人信息，由于其入罪门槛低、处罚力度大，应严格把控其范围并结合行为人主观心理态度进行考量；对于信息主体已经公开的个人信息，应分情况讨论，对于信息主体主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对其获取、出售和提供，不应认定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对于信息主体被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对信息的获取是合法的，但其后出售、提供的行为，可以依实际情况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论处。希望本文的论述能够对我国个人信息保护体系的完善贡献微小的力量。
习惯法跟习惯的区别就在于习惯法是一种规则，但是习惯有规则的成分，也有非规则的成分，只有当习惯被社会所认知时，才能规范社会成员，成为一种具有法律规范性质的东西习惯法和成文法的定义实在不好下，不好意思，无能为力，但是你可以自己把握啊，个人感觉国字号的文件就可以理解为成文法，成文法可以理解为制定法习惯法不等同于不成文法，不成文法是英美法系的一个概念，主要就是指判例制度了，虽然习惯法也不成文，但是不能称为不成文法
第一讲 中国历代立法制度 一、中国法制的起源 二、中国法制的类型中国法制史的发展，经历了奴隶制时期，封建制时期，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和社会主义时期。每一时期，出现代表不同阶级利益的不同类型的法制。 三、中国历代法制的思想法制思想指导了某一个时代的法制，也就指导了某一个时代的立法和司法，所以应对其有一个清楚的认识。 （一）夏、商、西周的法制思想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天命神权的思想。夏朝，“奉天罚罪”，商朝，除此还有“君权神授”，在西周，出现新的天命观，就是“敬天保民，明德慎罚”，同时还加上了宗法思想“亲亲、尊尊”。 （二）春秋春秋时期是过渡时期，这时期的法制思想特点用夫子的话来讲，就是“礼崩乐坏”，从礼制思想向法制思想过渡。 （三）战国及其战国以后的秦朝这个时期的法制思想主要是法家的法治思想，代表人物有商鞅，韩非等人，主要观点为“重刑轻罪”，“刑无等级”，“事断于法”，等等。这一时期，列国争雄，由于法家思想是积极进取的思想，讲耕战，依法治国，刑无等级，所以被采用。 （四）西汉及以后（重点） 1．西汉初期不再采用法家的法制思想，改用黄老思想（黄帝，老聃），也就是道家思想，其核心是清静无为。这时期的法制思想为“轻徭薄赋，约法省刑，安定百姓，与民休息”。因为用法家思想取天下，是可以的，而无法用以守天下。而且，经过秦末战乱，土地荒芜，百姓不堪重负，所以要用黄老思想安定百姓，巩固统治。这一时期，经历了高祖，文帝，惠帝，景帝几代帝王。 2．西汉中期汉武帝当政的时候，汉武帝希望建立大一统的局面，需要大一统的思想。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这时的儒家思想不同于孔孟之儒。按照宋朝的儒生的观点，称此为杂儒。这时的儒家思想，融合了儒家的德、礼、教和法家的政、刑、罚等思想，还搀杂了阴阳家等其他的思想。所以这时的法制思想可以概括为“德主刑辅，礼法并用”。这一思想对以后的中国古代社会乃至近代社会影响深远。 四、中国历史上的各类法律形式（主要介绍1840年以前的法律形式） （一）习惯法 （二）刑、辟、法、律、条画、条例（可以归到法一类） 夏、商、周三代用“刑”，有时用“辟”，还有时“刑辟”连用；春秋时期用“法”；战国商鞅时，改“法”为“律”，对后世影响深远；元朝称为“条画”；明清时期把单行的法称为“条例”。 （三）誓、诰、命、遗训、令、制、诏、敕、条格、谕（属于令的一类） （四）课、科、格（指具体的法律形式） 如牛羊课，讲如何养牛羊的具体规定。秦有课，汉有科条，南北朝时期有麟趾格。 （五）程、式战国时秦国和秦朝时开始有，如《工人程》、《封诊式》，也是官府的具体法规。 （六）典、会典、则例（属于行政法一类） （七）故事、廷行事、比、例、断例、判例（指的是各个时期对判例的不同称谓） 西周称故事，秦称廷行事，汉朝称比或决事比，例是泛称，宋朝称为断例，近代称判例。 （八）法律解释秦有法律答问；汉朝的大杜律，小杜律，郑氏章句；晋朝的张杜律；唐朝称为律疏。这个作为知识，一般掌握。 掌握几个朝代的主要法律形式，如汉朝的律、令、科、比；唐朝的律、令、格、式；宋朝的敕、令、格、式。 五、中国历史上的立法机关 （一）古代法自君出 （二）近代南京临时政府的参议院 第二讲 中国历代主要法律 一、奴隶制社会的主要法律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吕命穆王，训夏赎刑，作吕刑。此外，注意郑国铸刑书；竹刑。 二、封建社会的主要法律 （一）战国时期——《法经》掌握其作者、篇目、意义，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最系统的封建法典。 （二）秦朝——《睡虎地秦墓竹简》 （三）汉朝——约法三章的原始意义；九章律；其余作一般性了解。 （四）三国、两晋、南北朝主要是分裂割据的时期，但法制建树较大1．魏律注意改具律为刑名2．晋律又称泰始律，分刑名为刑名和法例两篇。 3．南朝法律沿用晋律 4．北朝律 5．麟趾格改科为格 6．大统式提高式的地位 7．北齐律定律12篇，影响深远；合刑名、法例为名例律；规定重罪十条；规范刑罚。 注意从战国法经的具法；战国秦以及秦汉的具律；到曹魏时改为刑名；到晋律中分为刑名和法例两篇；北齐律又合为名例律的发展过程。 8．北周律建树不大（五）隋 1．开皇律定十恶；定五刑（笞、杖、徒、流、死） 2．大业律（六）唐（七）五代（略） （八）宋掌握宋刑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刊版印刷的法典；编敕；编例（九）元 1．《至元新格》元朝第一部法律2．《风宪宏纲》有关纲纪、吏治3．《大元通制》元朝比较完备的法律4．《元典章》地方官府所汇的法律5．《至正条格》最后一部（十）明1．《大明律》改篇目为7篇，被后世沿用。 2．明大诰重典治民，重典治吏的体现3．大明会典（十一）清1．《大清律例》共7篇，436条2．《大清会典》三、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一）太平天国1．《天朝田亩制度》体现平等、平均的思想。 2．《太平刑律》主要规定太平天国所定的一些罪名和一些刑罚。 3．《资政新篇》超前的成分很大，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尤其是战乱的环境下，无法实现。 （二）清末（1840——1912年） 1．宪法性法律钦定宪法大纲；十九信条 2．刑法大清现行刑律的特点：根据大清律例删改而成；对民事条款予以分出，不再科刑；解除同姓相婚的禁令。它是过渡性的刑律。 大清新刑律是新型刑律。分总则和分则两编；规定了新式的刑法原则；规定新刑罚，区分主刑，从刑；规定了一些新罪名。这些内容要重点掌握。 3．民律草案共五编，1911年完成，未及公布实行。 4．商律（略） 5．《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 6．《法院编制法》规定各级审判厅的设置，实行四级三审制。 （三）南京临时政府 1．宪法性法律临时政府组织大纲。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1）重点掌握：背景，公布时间，五点内容，三个特点，意义； （2）不要认为是孙中山亲自制定的第一部正式宪法——孙中山没有亲自制定；也不是第一部正式宪法（尽管革命派说相当于宪法，但毕竟不是宪法）。 2．其他法令：保护人权，保护私产，废除陋习，保护华侨，废除刑讯逼供，废除体罚，反对株连等。（大体上看一下） （四）北洋政府（1912-1928） 1．宪法性法律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天坛宪草） 中华民国约法（袁记约法） 中华民国宪法（贿选宪法）（1923年10月10号）：它是中国近代第一部正式宪法——虽然在程序上是贿赂的结果，但在形式上和名称上，并非一无是处。 2．刑事法律暂行新刑律：基础是《大清新刑律》，其刑法原则，刑罚制度都一样，仅仅把一些帝制下的用语，改成民国下的用语。 （五）国民政府1．宪法性法律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党治下的产物，其基本精神是维护国民党的一党专政。 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五五宪草）：虽于1936年5月5号公布了，但没有实施，理由是日本侵华使得没有条件实施。 中华民国宪法：了解基本内容及条文。 2．民法五编。注意与清朝的五编（总则，债权，物权，亲属，继承）不一样，而是总则，债，物权，亲属，继承。采取国家本位主义和民商合一制，大量抄袭外国的。 3．刑法1928年和1935年两部。新的内容主要是规定了保安处分。 4．民事诉讼法注意其当事人进行主义。 5．刑事诉讼法注意自由心证原则。 其他如行政法和法院组织法，一般性了解。 （六）人民民主政权 1．工农民主政权时期中华苏维埃宪法大纲：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制定的第一部宪法性法律文件，其特点是由劳动人民当家作主；规定的政治制度是工农兵代表大会制。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主要掌握它反映了一些左倾的影响，即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 2．抗日民主政权时期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为代表规定的参议会制。 3．人民民主政权时期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最大的建树是规定了人民代表会议制度，奠定了以后共和国政治制度的基础。 第三讲 中国历代刑事法制一、罪名 1．昏、墨、贼、杀（夏） 2．寇攘奸宄（西周） 3．五过之疵：审判官在五等过失免人之罪时所出现的五种弊病：惟官（旧僚属） 惟反（恩人） 惟内（亲属） 惟货（行贿） 惟来（故交），从而把不该开脱的人开脱了，这要以开脱之罪治之。（西周） 4．漏泄省中语：泄密（汉） 5．重罪十条（北齐） 6．十恶（隋开皇律） 二、刑罚旧五刑；新五刑（笞、杖、徒、流、死）；清末过渡刑罚（现行刑律规定的：罚金、徒、 流、遣、死）；近代刑罚（主刑：死刑、无期徒刑、有期徒刑、拘役、罚金；从刑） 三、刑法原则 1．区分过失和故意：惟眚和非眚（眚即过失）（西周） 2．区分偶犯和惯犯：惟终和非终（西周） 3．区分主犯和从犯：造意和非造意（汉） 4．罪疑惟轻（吕刑） 5．株连：缘坐（株连亲属）；连坐（株连非亲属） 6．赎：也可以认为是刑罚，区别罚金 7．宽严适中 8．诉讼时效和法律时效 9．因时因地制宜：“刑罚世轻世重”（因时）；“三国三典”（因地）：刑新国用轻典，刑平国用中典，刑乱国用重典。 10．老幼残疾犯罪减免刑罚 11．据实定罪和论心（动机）定罪：汉武帝独尊儒术后至唐朝之前的春秋决狱，特别强调当事人的动机。 12．考虑犯罪的情节和认罪的态度 13．类推：吕刑中的“上下比罪”，一直沿用到新刑法的颁布前。 14．正当防卫原则：最早可以推到西周 15．诬告反坐：最早起码可追溯到战国的秦国 16．更犯（累犯）加重 17．数罪并罚 18．自首减刑或免刑 19．上请（请）：某些人的犯罪和某些情况下的犯罪必须报请皇帝裁决的原则，起源于西汉汉高祖刘邦，一直到清朝。 20．议（八议）：周礼中有“八辟”，三国《曹魏律》始入律；八种贵族官僚犯罪可免死，一般犯罪可减等；亲故贤能功勤贵宾。重点 21．亲亲得相首匿（汉）和同居有罪相为隐（唐朝及以后）：后者的范围更大，甚至包括部曲和奴婢。其共同的理论源头：孔子的父子相隐的思想。反映了中国古代法律重视伦理的特点 22．五服治罪：晋律首先将服制作为定罪量刑的规定。 23．区分公罪和私罪（唐律）：前者是官吏因公事而犯，可以从轻处罚，保障官吏积极履行公务；后者是官吏因私事或因假公济私而犯，要从严惩处，打击官吏徇私枉法和贪赃枉法。 24．官当：用官品抵销刑罚。最早由南朝的陈律规定下来，在后来唐律和宋律中也有反映，但在明清律中就没有了。因为当徒刑的比较多，故又称“以官当徒”，但不仅仅是这样。 25．外国人在中国犯罪的处理原则：唐律：诸化外人同类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异类相犯者，以法律论。（表现了既尊重外国习俗和法律的友好态度，又坚决维护主权的精神。原因在于唐的强大。）明朝：化外人犯罪以律拟断。清末：《中英五口通商章程》首先攫取领事裁判权；大清新刑律第八条承认了领事裁判权；1943年才真正废除。 26．同罪异罚：在我国存在了很久，从奴隶社会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甚至民主政权时期，都有此类规定。 27．罪刑法定：最先由大清新刑律规定 第四讲中国历代民事法制 一、所有权制度（主要是土地所有权问题） （一）奴隶制时期土地王有制，土地不可以买卖。 （二）封建制时期私田可以买卖，国家保有一部分官田。 （三）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在民法的物权编里具体规定。 二、契约 （一）奴隶制时期西周时期买卖契约：质，剂；借贷契约：傅别 （二）封建社会（略） （三）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略） 三、婚姻制度历史上变化不大掌握内容：六礼的内容和影响。在这部分，教材上的第七到第十二部分属于误印，应删去。同姓不婚的内容和目的。目的:生育健康的后代；附远，扩大本家族的势力；厚别，严格区别同宗，防止紊乱纲常。这一规定影响深远，到大清现行刑律才开禁。七去和三不去的具体内容。 四、家庭制度：父权制、夫权制五、继承制度：嫡长子继承制度（始于西周成王后），与古代一夫一妻多妾制的婚姻家庭制度有关。 第五讲 中国历代司法制度 一、司法机关 （一）奴隶制社会传说的成分较重。西周的内容较肯定，西周的大司寇，小司寇，士师。 （二）封建制社会战国时期：秦的廷尉；齐的大理；楚国的廷理。 秦朝至南北朝的北齐前：基本上是廷尉。 北齐改为大理寺。在隋、唐、宋时期，主要是三法司，大理寺负责审判，刑部负责复核，御史台负责监察。元朝较特殊。在明清时期，大理寺负责复核，刑部负责审判，都察院负责监察。 （三）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主要类型：清末，中央刑部改为法部，负责司法行政；大理寺改为大理院，负责审判。地方省设高等审判厅，府设地方审判厅，县设初级审判厅。审级制度为四级三审。与此相对应，设立了四级检察机关，分别是总检察厅，高等检察厅，地方检察厅，初级检察厅。北洋政府普通法院的设置与清末相同，北洋政府实行审检合一制，在各级审判厅设立各级检察厅。在中华民国的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审判机关中央设最高法院，省设高等法院，县市设地方法院，实行三级三审制。人民民主政权时期设置较复杂。 注意隋唐和明清三法司的区别；廷尉到大理寺的变化；清末，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的变化。 第六讲中国历代司法制度 一、司法机关 二、诉讼制度 （一）奴隶制社会重点掌握五听 （二）封建制社会重点掌握：秦的公室告和非公室告。汉朝的秋冬行刑，春秋决狱。登闻鼓制度确立于西晋。北魏开始实行死刑奏报制度。明清时期的三司会审，九卿圆审，热审，秋审，朝审及厂卫制度。 （三）半殖民地半封建制度重点掌握领事裁判权、会审公廨。 此外掌握马锡五审判方式。 中国古代主要立法思想概述 一、夏商时期 1、“天讨”、“天罚”的神权政治法律观 二、西周时期 1、“以德配天”说。(皇天无亲，惟德是辅) 2、“明得慎罚”的法律主张。 三、秦朝 1、法自君出，君主独断。 2、以法为本，严刑峻罚。 3、统一法律法令，注重法律宣传。 三、汉朝 1、“与民休息”、“宽省刑罚”的指导思想。 2、“礼法并用”、“德主刑辅”的指导思想。 四、隋初的立法思想 1、 以德为主，德刑并用的正统法律思想。（以轻代重，化死为生。） 2、 严格执行法律，依法办事，不徇私情，也是隋初君臣的法律思想之一。 五、唐朝 1、“德本刑用”的指导思想 “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 2、立法要求宽简、稳定、划一的思想。 3、严格守法与执法的思想。 六、宋代 1、 重惩“贼盗”的法制指导思想。主张采用重法，使用酷刑严厉镇压“贼盗”犯罪。“太祖、太宗颇用重典，以绳奸慝”。 2、 强干弱枝，集权中央。 七、元代 1、 参照唐宋之制，附会汉法。 2、 沿用本民族习惯法。 八、明代 1、 朱元璋重典治乱的思想。 2、 “重典治吏”与“重典治民”的思想。 3、 礼法并用的指导思想。 九、清代 1、清初“详译明律，参与国制”的立法思想。 2、“参汉酎金”的立法思想。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法制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 首先，长期的分裂割据使立法受到时间与空间的限制，除西晋《泰始律》曾一度成为适用于全国的统一法典外，其它各个时期的法律制度都仅限于某一狭小的时间与空间范围。其次，各种法律思想比较活跃，律学的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立法技术与律典的篇章体例结构日趋成熟，刑罚制度及法律体系得到新的发展。再次，汉末魏晋以来氏族门阀制度的形成，使官僚贵族特权法进一步膨胀，也使法律制度出现进一步儒家化的趋势。 一 立法概况 (一)三国时期的立法概况 在鼎立形势下的三国法制，一般沿用汉制，承袭汉律。但都有自己编纂的法律，尤以魏国法律较详备。魏明帝时制定的魏律对后世有较大的影响。魏明帝曹睿下诏改定刑制，由陈群、刘邵等人参酌汉律，“作新律十八篇”，这就是三国时期著名的《魏律》。魏国这次大规模的修律活动，实际上是对秦汉相沿的旧律作了一次较大的改革。魏律内容与条文更加统一，结构更加严密。对晋律的制定有直接影响。蜀国定都于成都之后，曾由伊籍与诸葛亮、法政等人“共造蜀科”，作为蜀国的重要法典。 在吴国，据《文献通考》记载，“吴之律令，多依汉制”。其立法活动。 (二)两晋的立法概况 西晋时颁行过律、令、故事、式，皆为东晋所沿用。《晋律》（又称《泰始律》）对后世的影响最大。《晋律》与汉、魏律相比具有如下特点： 1、法律概念更加规范、准确。由于律学的发达，晋代统治者对律之“理”的研究格外深入，他们首次区别了律与令的性质。《晋律》颁行后，张斐、杜预两大律学家为之作注，经朝廷批准，颁行天下，与《晋律》具有同等效力，称为《张杜律》。 2、体例设置更加合理。《晋律》将《新律》的《刑名》篇分为《刑名》与《法例》两篇，置于律典之首，以完善《新律。刑名》中的刑法总则，并加强其统领诸篇的地位。 3、礼律进一步融合。为了维护士族利益，晋代统治者将礼入于律中，“峻礼教之防，准五服以制罪”。 (三)南北朝时期的立法概况 从立法情况看，总的来说是北朝法律优于南朝。南朝统治者由于热衷玄学，崇尚清淡，朝野上下都不重视法律的编纂，因此在封建法制方面没有什么建树，基本上是沿用《晋律》。 北朝几个封建王朝的统治者，都十分注意吸收汉族的先进文化，重视律令的编纂。其中《北魏律》和《北齐律》上承汉、魏、两晋，下启隋、唐，在完善我国封建法典的历史过程中，起了重要的承上启下作用。《北齐律》不但吸收魏晋立法的经验，而且经过当时律学家总结前代法典编纂的得失，被称为“法令明审，科条简要”。《北齐律》共计十二篇，949条。其中将《北魏律》的刑名、法例合为名例篇冠于律首，使其在刑律中起着定罪制，“较举上下纲领”的统摄作用，增强了封建法典的科学性。而定律十二篇，则是完成了汉以来封建法典由繁至简的改革过程。 二 法律制度的主要发展变化 (一) 首创“八议”、“官当”制，特权制度法典化 魏律首定“八议”制度。这是封建等级特权原则在刑法适用上的进一步具体化，是对封建贵族官僚减免刑罚处分的特权规定。“八议”的对象是“议亲”、“议故”、“议贤”、“议能”、“议功”、“议贵”、“议勤”、“议宾”。凡属上述八种人犯死罪时，“议其所犯”奏明皇帝裁处，一般可降为流罪，流罪以下减刑一等。 至北魏、南陈时，法律还确定了“官当”制。这是封建法律关于官吏用官职爵位抵当徒罪的一种制度。 (二) 五服制度成为定罪量刑的依据 所谓“五服”，即根据亲属关系的远近所规定的五种丧服的服制，根据服丧期限的长短与丧服质地的粗细，服制共分斩衰（三年）、齐衰（一年）、大功（九个月）、小功（五个月）、缌麻（三个月）五种，统称“五服”。亲者服重，疏者服轻，依次递减。 所谓“准五服以制罪”，即对于亲属间的相互犯罪，根据五种丧服所表示的远近亲疏关系来量刑定罪。服制愈近，对以尊犯卑者的处罚愈轻，对以卑犯尊者的处罚愈重；服制愈远，则与此相反。它是罪刑确立标准以及整个法律制度进一步儒家化的重要表现，并对后世的隋、唐、宋、元、明、清各代的封建法律制度产生了重要影响。 (三) 确立“重罪十条” “重罪十条”正式确立于《北齐律》，是指被封建统治者认为直接危害封建国家根本利益的十种最严重的犯罪，包括反逆（谋反、篡权）、大逆（毁坏皇家宗庙、山陵或宫殿）、叛（背叛国家、里通敌国）、降（投降敌伪）、恶逆（谋杀或殴打尊亲属）、不道（残酷地杀人，如杀一家非死罪者三人以上）、不敬（偷盗皇室器物或祭祀用品，过失危及皇帝安全）、不孝（不奉敬侍养尊亲属或不依礼服丧）、不义（逆杀本属官长）、内乱（亲属之间犯奸乱伦）。凡犯有“重罪十条”之一者，不在八议、上请、赎免之列，一律予以严惩。 (四) 刑罚制度的改革进步 族刑连坐范围不断缩小。魏初将“言语及犯宗庙园陵，谓之大逆无道”犯者“腰斩，家属从坐”，然而“不及祖父母、孙”。高贵乡公正元二年（公元255年），改定律令为“在室之女从父母之诛，既醮之妇从夫家之罚”。东晋“惟不及妇人”。北魏初期定律令：“大逆不道腰斩，诛其同籍”，而以“女子没县官”。自东晋、北魏以后，凡从坐之妇女，母妻姊妹等得以免除死刑而没为官奴婢，这对于后世的刑罚制度有明显的影响。 免除宫刑，进一步废止肉刑。魏晋时，由于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尖锐化，统治集团内部要求恢复肉刑的声浪迭起，因此多次引起了关于肉刑的争论。三国两晋南北朝的法律，就法定刑罚而言，是沿着进一步废止肉刑的方向发展的。西魏文帝大统十三年（公元547年）诏：“自今应宫刑者，直没官，勿刑”；北齐后主天统五年（公元569年）：“诏应宫刑者普免刑为官口”。至此，结束了宫刑的历史。 封建五刑制度初步形成。西汉文景时期刑制改革以后，劳役刑与笞刑地位日益上升，成为刑罚制度的主体内容。经过三国两晋南北朝时代的继续改进，新的封建五刑制度初步形成。 （五）法律形式、立法体例的发展和法律概念的规范化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封建法律形式逐渐趋于完备，于律、令之外，又有科、比、格、式等形式出现，它们互相补充成为统治阶级手中灵活有效的法律武器。从而推动了隋唐以后律令格式并行的局面。 中国封建法律之体例，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也经历了较大的变化。首先，改具律为名例律，置于律首，使居重要地位。置刑名于律首始于曹魏，综合刑名法例为名例成于北齐。其次，经过长期沿革，北齐定律十二篇，为以后隋唐律的篇章结构提供了先例。 刑法的特定概念，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也日渐规范化。就晋律而言，从张斐《律表》中已可看出，明确规定了故意与过失的区别；主犯与从犯的区别；罪与非罪的界限；罪与罪之间的区别等， 对封建刑法的发展，带来深刻的影响。 三 司法制度和诉讼制度 三国时期的司法机关基本上沿用汉制，中央由廷尉、御使、尚书三部分组成。廷尉是最高审判机关的长官，下设属官政、监、平。南北朝时，北齐将廷尉扩大为大理寺，为专门审核刑案的官署，设卿、少卿、丞为主官，下有政、监、平，并置律博士，明法椽若干人，使中央司法机关趋于完备。在地方，由行政长官兼理狱讼，一般是由县令先作判决，后经郡太守，如郡太守不能断决，送州刺史，最后送廷尉。 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司法审判制度，大体沿袭东汉之制，又有所发展改进，主要表现在： 皇帝直接控制审判亲自录囚。为了加强对司法机关审判活动的监督检查，这一时期普遍推行录囚制度。许多皇帝都亲自参与审录讯问囚徒的活动。同时皇帝也常派法官近臣，前往各地审录囚徒。南北朝时期，封建皇帝还通过案验制度，监督检查各地的司法审判工作。 确立死刑奏闻复核制度。为了慎重对待人命关天的死刑重罪，同时也为了便于封建皇帝直接掌握控制大案要案，开始逐步确立死刑奏闻皇帝复核的制度。死刑奏闻复核制度的确立，直接影响到后世的司法。隋唐时期在此基础上，发展为死刑三复奏制度。 “登闻鼓”直诉制度的建立。这种在朝堂外设鼓以待有冤抑者击鼓直诉的制度，有利于补救审级限制的某些弊病，也有利于防止司法官员枉法舞弊，是对不许越级起诉限制的补充，符合诉讼审判制度发展的进步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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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说明材料来源情况；二、对课题的研究历史、研究现状等进行准确的分析与归纳并作出简要评述；三、表达自己的观点与主张，阐述该课题的发展动向和趋势四、自己参考的所有文献列表
中国法制史的十点归纳【问题】中国法制史中的“第一” 【解答】铸刑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公布成文法的活动。 《法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系统的封建成文法典。它是战国时期魏国魏文候的相李悝在总结春秋以来各国成文法的基础上制定的，在中国立法史上具有重要历史地位。 秦国在商鞅变法之后迅速强盛起来，最终统一六国，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 《宋刑统》是历史上第一部原创刊印颁行的法典。 《钦定宪法大纲》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宪法性文件。 《大清新刑律》是清廷公布的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近代意义上的专门刑法典。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资产阶级共和国性质的宪法文件。 【问题】中国法制史中的“第二” 【解答】铸刑鼎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公布成文法的活动。【问题】“三刺”、“三不去”、“三司推事”【解答】“三刺”——西周时凡遇重大疑难案件，应先交群臣讨论，群臣不能决断时，再交官吏们讨论，还不能决断的，交给所有国人商讨决定。“三刺”制度说明西周对司法判案的慎重，是“明德慎罚”思想在司法实践中的体现。 “三不去”——前贫贱后富贵，不去；与更三年丧，不去；有所娶而无所归，不去。其中，“有所娶而无所归”是指女子出嫁时有娘家可依，但休妻时无本家亲人可靠，若此时休妻则置女子于无家可归之地，故不能休妻。“与更三年丧”是指女子入夫家后与丈夫一起为公婆守过三年孝，如此已尽子媳之道，不能休妻。“前贫贱后富贵”是指娶法律教育网原创妻时贫贱，但以后变得富裕。按礼制夫妻应为一体，贫贱时娶之，富贵时休之，义不可取，故不能休妻。 “三司推事”——唐代中央或地方发生重大案件时，由刑部侍郎、御史中丞、大理寺卿组成临时最高法庭审理，成为“三司推事”。【问题】四等人、四级三审制 【解答】四等人——在元代任何法律制度当中，都找不到一个明确规定四等人制度的规则，但是在元代却在一个一个具体制度设计上，很明显让人感觉到人是分四等的：最高贵的人是蒙古贵族，所以的蒙古贵族在当时都受到一种优待；次一等的是：色目人，所谓色目人就是这些人的眼睛的颜色特别多；第三等人叫做汉人，所谓汉人就是指后来蒙古贵族进入中原，和当时南宋联手，灭掉北方的金，金传统的中国人和西南地区的民族，统称为汉人，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汉族人；而和元政权一直相对抗的、抵抗到最后的南宋统治下的民众称为“南人”，也是所谓第四等人。 四级三审制——清末确立一系列近代意义上的诉讼制度，实行四级三审制，规定了刑事案件公诉制度、证据、保释制度；审判制度上实行公开、回避等制度。【问题】“五听”、“五过”、唐律中的“五刑”、“准五服以制罪” 【解答】“五听”——制度指判案时判断当事人陈述真伪的五种方式。具体内容是：辞听、色听、气听、耳听、日听，即通过观察当事人的言语表达、面部表情、呼吸、听觉、眼睛与视觉确定其陈述真假，说明西周时已注意到司法心理问题并将其运用到审判实践中。 “五过”——是西周有关法官责任的法律规定。“五过”的具体内容是：惟官，畏权势而枉法；惟反，报私怨而枉法；惟内，为亲属裙带而徇私；惟货，贪赃受贿而枉法；惟来，受私人请托而枉法。凡以此五者出入人罪，皆以其罪罪之。 唐律中的“五刑”——（1）笞刑；（2）杖刑；（3）徒刑；（4）流刑；（5）死刑。 “准五服以制罪”——《晋律》与《北齐律》中相继确立“准五服制罪”的制度。服制是中国封建社会以丧服为标志，区分亲属的范围和等级的制度。按服制依亲属远近关系分为五等：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服制不但确定继承与赡养等权利义务关系，同时也是亲属相犯时确定刑罚轻重的依据。如斩衰亲服制最高，尊长犯卑幼减免处罚，卑幼犯尊长加重处罚。【问题】“六礼”、《法经》六篇、“六杀”、“六赃”、“六禁” 【解答】“六礼”——西周时期“六礼”是婚姻成立的必要条件。合礼合法的婚姻，必须通过“六礼”程度来完成，即纳采：男家请媒人向女方提亲；问名：女方答应议婚后男方请媒人向女子名字、生辰八字等，并卜于祖庙以定凶吉；纳吉：卜得吉兆后即与女家订婚；纳征：男方送聘礼至女家，故又称纳币，一旦女方接受彩礼就不能再悔婚；请期：男方携礼至女家商定日期完婚；亲迎：婚期之日男方迎取女子至家。至此，婚礼始告完成，婚姻也最终成立。 《法经》六篇——《法经》从结构上共分为六篇：《盗法》、《贼法》、《网法》、《捕法》、《杂法》、《具法》。其中《盗法》、《贼法》是关于惩罚危害国家安全、危害他人及侵犯财产的法律规定。《网法》又称《囚法》，是关于囚禁和审判罪犯的法律规定；《捕法》是关于追捕盗贼及其他犯罪者的法律规定。《网》、《捕》二篇多属于诉讼法的范围。《杂法》是关于“盗贼”以外的其他犯罪与刑罚的规定。 “六杀”——《唐律》贼盗、斗讼篇中依犯罪人主观意图区分了“六杀”，即所谓的“谋杀”、“故杀”、“斗杀”、“误杀”、“过失杀”、“戏杀”等。“六杀”理论的出现，反映了唐律对传统杀人罪理论的发展与完善。反映出唐律无论在立法技术还是适用法律的原则上都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 “六赃”——指《唐律》规定了六种非法获取公私财物的犯罪。唐律要求官吏廉洁奉公，严惩利用职权牟取私利或贪赃枉法的行为。在量刑上，对于官吏以权谋私、贪赃枉法的行为，唐律中均规定了较常人犯财产罪更重的刑罚。六赃具体包括以下罪名：（1）“受财枉法”，指官吏收受财物导致枉法裁判的行为；（2）“受财不枉法”，指官吏收受财物，但无枉法裁判行为；（3）“受所监临”；（4）“强盗”；（5）“窃盗”；（6）“坐赃”。 “六禁”——《法经》中《杂法》是关于“盗贼”以外的其他犯罪与刑罚的规定，主要规定了“六禁”，即淫禁、狡禁、城禁、嬉禁、徒禁、金禁等。【问题】“七出” 【解答】西周时期解除婚姻的制度，称为“七出”。所谓“七出”，又称“七去”，是指女子若有下列七项情形之一的，丈夫或公婆即可休弃之，即不顺父母去、无子去、淫去、妒去、恶疾去、多言去、盗窃去。【问题】“八议” 【解答】《曹魏律》将“八议”制度正式列入法典；“八议”制度是对封建特权人物犯罪实行减免处罚的法律规定。它包括议亲（皇帝亲戚）、议故（皇帝故旧）、议贤（有传统德行与影响的人）、认能（有大才能）、议功（有大功勋）、议贵（贵族官僚）、议勤（为朝廷勤劳服务）、议宾（前代皇室宗亲）。【问题】“十九信条” 【解答】全称《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是清政府于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爆发后抛出的又一个宪法文件。形式上被迫缩小了皇帝的权力，相对扩大了议会和总理的权力，但仍强调皇权至上，且对人民权利只字未提，更暴露其虚伪性。因此，也未能挽回清王朝的败局。【问题】“重罪十条”、“十恶” 【解答】“重罪十条”——北齐为维护封建国家根本利益，在《北齐律》中首次规定“重罪十条”，是对危害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十种重罪的总称。把“重罪十条”置于律首，作为严厉打击的对象，增加了法律的威慑力量。“重罪十条”分别为：反逆（造反）、大逆（毁坏皇帝宗庙、山陵与宫殿）、叛（叛变）、降（投降）、恶逆（殴法律教育网原创打谋杀尊亲属）、不道（凶残杀人）、不敬（盗用皇室器物及对皇帝不尊重）、不孝（不侍奉父母、不按礼制服丧）、不义（杀本府长官与授业老师）、内乱（亲属间的乱伦行为）。 “十恶”——是隋唐以后历代法律中规定的严重危害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常赦不原的十种最严重犯罪，渊源于北齐律的“重罪十条”。隋《开皇律》在“重罪十条”的基础上加以损益，确定了十恶制度。唐律承袭此制，将“十恶”列入名例律之中。《唐律》名例疏议即云：“五刑之中，十恶尤切，亏损名教，毁裂冠冕，特标篇首，以为明诫。”具体内容包括：（1）谋反：谓谋危社稷，指谋害皇帝、危害国家的行为；（2）谋大逆：指图谋破坏国家宗庙、皇帝陵寝以及宫殿的行为；（3）谋叛：谓背国从伪，指背叛本朝、投奔敌国的行为；（4）恶逆：指殴打或谋杀祖父母、父母等尊亲属的行为；（5）不道：指杀一家非死罪三人及肢解人的行为；（6）大不敬：指盗窃皇帝祭祀物品或皇帝御用物、伪造或盗窃皇帝印玺、调配御药误违原方、御膳误犯食禁，以及指斥皇帝、无人臣之礼等损害皇帝尊严的行为；（7）不孝：指控告祖父母、父母，未经祖父母、父母同意私立门户、分异财产，对祖父母、父母供养有缺，为父母尊长服丧不如礼等不孝行为；（8）不睦：指谋杀或卖五服（缌麻）以内亲属，殴打或控告丈夫大功以上尊长等行为；（9）不义：指杀本管上司，授业师及夫丧违礼的行为；（10）内乱：指奸小功以上亲属等乱伦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