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9月姜鹏开始随朱维铮先生治学，成为当时朱维铮先生门下年龄最小的弟子。而就在那时朱维铮先生在时隔十数年后，首度重新开设“中国经学史”的课程，朱先生这门课有个习惯，每次都预先布置下堂课的主题，并要两名学生在他开讲前做读书报告。姜鹏这个新兵便光荣的在第三堂课就要做读书报告。而不巧的是那时候姜鹏当时正中了“秋毒”患上带状疱疹。于是便忍着疼痛写了一篇《孔子与儒的角色转变》。虽说朱维铮先生在前一堂课中已然说过，甲骨文中没有“儒”字，但姜鹏考察了可靠资料，发现甲骨文中已经识别出“儒”字。于是这个小牛犊便在课堂上向学术界泰斗朱维铮教授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了并提供了可考察的资料。姜鹏讲完自己的意见后，朱维铮先生非常高兴，认为姜鹏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资料，并且改变了他的看法。事后先生还用这些材料写了篇《难说的说儒公案》，发表在《文汇读书周报》上。同时姜鹏因为这件事给朱维铮教授以及师兄们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姜鹏年纪轻轻的便有机会同师兄们参与朱维铮教授主持编校的书籍《利玛窦中文著译集》2012年偶然的机会，百家讲坛的编导看到姜鹏的一些关于上海青年读书活动的公益性讲座后，便邀请姜鹏参加百家讲坛这样一个能发表自己独特见解的平台上来，于是便有了百家讲坛之行。[1] 同时我们也发现王立群先生以前在百家讲坛讲《史记》的时候也石也读“shí”，也曾遭受质疑。看来这个问题并不简单。随后部分网友指出《古汉语常用字字典》（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4版），其中“石”字没有“dàn”的读音；一本《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5版），其中“石”字“dàn”的读音后括号中有一段说明：“在古书中读shí，如二千石、万石等。”姜鹏据了解北京师范大学古籍与传统文化研究院副教授、历史小说家史杰鹏先生表示，“石”和“担”的情况属于同义换读，把“石”读作“担”最早可以追溯到唐代，因为“一石”和“一担”的分量相同，因此产生换读。宋代以后，把“石”读为“担”日趋普遍，但也只限于民间，“石”的“dàn”这个音，在《康熙字典》中也不见载，可见这个字的俗读当时并没有得到官方承认。史杰鹏为此专门在《文汇报》文汇学人版发表了文章《“二千石”之“石”究竟怎么读》来阐述这个问题。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副教授郭永秉先生认为，汉代的“二千石”肯定不能读“dàn”音，当时还没有这个读音。[2] 朱维铮病危那几天，姜鹏反思，“自己这几年就像个贪玩的孩子，耽于艺文，忘乎大道。总以为有先生在，不用自己操心。”在最后的日子里，朱维铮用整整两个晚上和姜鹏长谈。姜鹏曾对人说。他承认先生批评他在“百家讲坛”上做《汉武帝的三张面孔》节目，告诫还是要把根基牢牢扎在学术上。这些年来，大家从这个节目中了解历史，也把历史变成了消费文化的一部分。学者明星化，泛滥成灾的历史剧，使历史成了娱乐场。这和史学家守护的原则势同水火，朱维铮难容对历史的轻佻，直言：“于丹不知《论语》为何物”。“那些粉丝中了毒，像喝了毒奶粉一样。”[3] 在“百家讲坛”主讲并创作《两宋风云》的袁腾飞被爆不少片段有抄袭小说《柔福帝姬》的嫌疑。针对袁腾飞回应“如有雷同，纯属巧合”，复旦大学历史系讲师、宋史专家姜鹏表示，作为教师、讲史人，应该有起码的道德自律和学术真诚，他的回应完全看不出这一点。姜鹏说，“学术界有个标准，在相同主题情况下，如果连续13个字符与其他作品相同，则视为抄袭。”而袁腾飞抄袭作者原创作品的情节，更是对作者创意的抄袭。
蔡伟，男，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生。 蔡伟，当过工人，下岗十余年，摆过小摊，蹬过人力三轮车。经过20多年的自学，2009年3月，在来自北大、复旦等名校的三位教授的联名举荐下，特别为蔡伟争取报考博士的资格，参加了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的博士生考试， 4月23日，复旦大学经过专家考试和校招生领导小组讨论，把蔡伟列入了2009年度博士生拟录取名单。导师为古文字学泰斗裘锡圭先生。 2009年9月，蔡伟正式成为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的博士生。
这很正常，每一次考古新发现都存在颠覆前人学说的风险，但这也让我们更加接近事实的真相。因为人类的认知过程本就是螺旋上升的。（一）马王堆帛书马王堆老太太改名的原因，是因为在2019年第41期的《三联生活周刊》上，有一篇《马王堆汉墓帛书，迟到的解读与颠覆》中，介绍了马王堆汉墓帛书的整理和研究工作，其中提出了许多新的认知，让人耳目一新。比如，裘锡圭老先生通过马王堆帛书的《老子》手抄本释读，发现原来我们背诵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其实应该是“道可道也，名可名也”，意思是说道是可以言说的，而名也是可以命名的。这样一来，老子的哲学思想或许就能从另外一个层面进行解读了。当然，此次新发现还有一个，那便是辛追的名字问题，“文字学家通过对出土印章上字形的分析考证，认为一号墓主应该叫‘避’，此前是因为发表的照片不清楚，被误读成了‘辛追’”，好吧，看来主要原因出在了这枚印章上，那么我们就从印章入手，看看“辛追”改为“避”到底是否合理？（二）辛追还是避在1978年的考古发掘报告《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中，对于该枚印章的介绍为：“方形，边长7厘米，阴文篆书‘妾辛□’三字，字长体横排，可能是死者的名章。”而在1982年的报告《马王堆汉墓》的表述就多了一层推测意味：“刻有‘妾辛【追】’三字（后一字似为‘追’）”。其实如果看印章本身的话，的确是因为原字的偏旁部首有所残缺，而无法准确判断。也就是说，这个模糊不清的印章，到底是三字：【妾辛追】呢？还是二字：【妾避】？实际上，从“避”和“追”的古今字形演变上看，走之底是没有争议的，那么“避”和“追”的区别就在于其上的字形了。对照着战国秦汉之际这两个字的字形看，两者最大的区别在于：“辟”字的左半部件多写作这种“三口左一竖”的模样而“追”字的右半侧部件则写作“两口左一竖”。既然如此，我们再看马王堆印章上的字形，显然【妾辛追】的读法，不如【妾辛避】更为合适。其实很多人之所以有认为是三个字的原因就在于，这个“避”字写的时候，实在是分得太开了。但实际上，在古代印章中，有这种将整个字形拉长变横，以求让整个印面铺满的做法。此外，再加上这个“避”字本身偏旁部首就比较多，即便是不刻在印章上，正常书写模式下，也会把它写的很松散，止的横划也到不了辛的下面。所以，从这个角度看，这次颠覆性的改名，或许还是有一定道理存在的。
因为出土的印章上的字可能是“避”字的意思，不是“辛追”俩字
1972年，中国考古界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那就是考古学者在湖南马王堆发现了西汉时期的马王堆墓，令考古专家感到十分惊喜的是，这座汉墓竟然没有丝毫被盗窃的迹象，因此在这座墓葬之中出土了很多具有考古价值的文物，而更为关键的是，当考古专家打开墓主人的棺材时，顿时被眼前的景象所震撼了，因为历经两千多年之后，马王堆墓主人的尸体依然保存完好，甚至面部表情都栩栩如生，这在中国墓葬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那么墓主人的名字到底是什么呢?在马王堆1号墓的出土文物之后，专家找到了一件能够证明墓主人身份的印章，上面的三个字明确地写着“妾辛追”。但是40多年以来，学者们对这枚印章上字的含义争论不，因为有学者提出了新的说法，那就是以前对于这枚印章的解释是错误的，所谓“辛追”两个字应该合起来念做“避”，那么事实到底是怎样的呢?大家知道，中国古汉语文化博大精深，正因为如此，中国封建王朝的“文字狱”案件频发，很多统治者能够捕风捉影，将几个字拼合起来从而为难那些饱读诗书的儒者。并且汉字的这些问题也让考古学家十分苦恼，比如说被郭沫若命名为“司母戊鼎”的国之重宝，经过后来学者的确切考证，它的名字实际上是“后母戊鼎”，那么马王堆的情况会不会也是如此呢?首先，这件“妾辛追”的印章说明了墓主人的身份和地位，并且她的丈夫正是西汉初期长沙王丞相利苍，作为生前最受宠爱的小妾，她的墓葬规格之高令学者感到奇怪。多少年来，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上都明确记载她的名字是“辛追夫人”，如今却有学者唱反调说应该是“避”夫人，理由是因为他们研究过中国古代“避”字的写法，按照古代写法来说，印章上的字从我们现代人的目光来开根本就是一个“避”字。那么马王堆的主人到底是“避”夫人还是“辛追”夫人呢?实际上，这种说法纯属无稽之谈，因为只需要一点就能够推翻这种说法，那就是中国古代汉字都是从右往左书写的，如果古人真的想在印章上写下一个“避”字，是绝对不会用这么出格的方式在印章之上留下如此巨大的空隙的，我们仔细看辛追夫人的印章就会发现，那个“追”字的偏旁明显是在“辛”之上的，因此念“辛追”毋庸置疑是正确的。
难道史书无法查证？从出印章篆文字形来看，更像是避字，而不是辛追。还是让专家认真考证，尽快还马王堆女尸一个正确的名字吧！
招，看每年的情况了
蔡伟，男，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生。 蔡伟，当过工人，下岗十余年，摆过小摊，蹬过人力三轮车。经过20多年的自学，2009年3月，在来自北大、复旦等名校的三位教授的联名举荐下，特别为蔡伟争取报考博士的资格，参加了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的博士生考试， 4月23日，复旦大学经过专家考试和校招生领导小组讨论，把蔡伟列入了2009年度博士生拟录取名单。导师为古文字学泰斗裘锡圭先生。 2009年9月，蔡伟正式成为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的博士生。
它原来的主人应是辛追夫人。蝉翼衣是在1972年出土于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并且当时出土的还有辛追夫人，而且那个时候还看过中央频道的纪录片，在纪录片中不仅有蝉翼衣，还有辛追夫人的蜡像还原，时至今日收藏于湖南省博物馆。
华东师大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原来有臧克和、刘志基、张再兴等本校学者，后来有吉大出身的董莲池、白于蓝（华南师大近年调入）、汤志彪等。有《中国文字研究》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陈伟先生主持，培养鲁家亮、何有祖等，还有原北大李家浩先生弟子宋华强，吉大林沄先生弟子李天虹，黄锡全先生弟子刘国胜。近年以秦汉简帛整理研究为主要方向，先秦古文字部分相对较少。经营简帛网，和《简帛》，也是出土文献一方重镇。湖南大学岳麓书院，陈松长先生带头，拥有岳麓秦简，秦汉简新兴研究单位，不过先秦古文字方面好像还不太强大。中山大学文学院古文字研究室，与吉大一样历史悠久，积累比较深厚，容庚商承祚的学统。目前以陈伟武先生为首，有陈斯鹏、田炜、杨泽生等年轻新锐。古文字研究偏向于语言方面，老师不少能临池。
好像是西汉初期长沙国丞相轪侯利苍其夫人辛追的，其织造技术之高超，可谓是巧夺天工，这反映了我国西汉时期织造技术有多么的高级。
安徽大学文学院古文字学开山的几位老师黄德宽（曾任校长、书记，中国文字学会会长）何琳仪（英年早逝）、徐在国都是吉大出身，关系密切。近年又培养了一些青年学者。又新买了安大楚简，内容重要，值得期待。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与李学勤先生齐名的裘锡圭先生十年前从北大中文系带弟子沈培（后去香港中文）、陈剑（很强大，同龄中列前茅）等整体到复旦，又招来吉大出身的刘钊，南师大施谢捷，力量强大。再培养出郭永秉、程少轩、邬可晶、张传官等青年新锐，实力雄厚，各方向都有擅长者。另外近年也比较活跃，比如微信公众号古文字微刊就是复旦学生经营的。
本科读于四川大学锦城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但由于心浮气躁，大学期间的甲骨文造诣并没有多大提升。
是个逗比
当然是奇才，虽然他是一个三轮车夫，但工作之余却一直在钻研着古文字。
1952年入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1956年大学毕业后考上研究生，从师著名甲骨学家胡厚宣教授专攻甲骨学与殷商史。同年胡厚宣教授奉调北京，裘亦随其师入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现属中国社会科学院）先秦史研究室。1960年研究生毕业后，裘锡圭任教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并在朱德熙教授影响下，对战国文字产生浓厚兴趣。1974年开始先后参加国家文物局组织的整理银雀山汉墓竹简、云梦秦简、马王堆汉墓帛书、曾侯乙墓文字资料、江陵望山楚简、郭店楚墓竹简和尹湾汉墓简牍等出土文献的整理工作。曾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古文献研究室主任、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副主任。主要从事汉字学、古汉字学和古典文献学（先秦秦汉部分）的教学和研究工作。现为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