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大批帛书。其中的一种，后来被定名为《战国从横家书》，帛书共二十七章，中有十一章内容见于《战国策》和《史记》。帛书最引人注目的特点是其中有关苏秦的资料较为集中，且与《史记》、《战国策》的记载大相径庭。一些学者根据帛书的相关资料，对《史记》、《国策》的可信性提出了质疑。 1957年于河南信阳发现睡虎地秦简（战国晚期至秦朝）1975年于湖北云梦发现马王堆帛书（西汉）1973年于湖南长沙发现
20世纪中国考古领域有许多重大发现。这里主要是广义上的考古发现。1925年王国维在题为《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发见之新学问》的讲演中，集中介绍了前所未见的五项重大发现———即殷墟甲骨、塞上简牍、敦煌遗书、大库档案、少数民族古文字。笔者认为，从今天来看，这个总结仍有现实意义，因为后来考古上的大的发现基本上是在这五个方面的基础上展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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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墓葬确认曹操的墓在哪里？千百年来，众说纷纭。昨日，省文物局、安阳市及国家文物局有关方面负责人在京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安阳县安丰乡西高穴村村南的一座东汉大墓，就是文献中记载的曹操高陵！据悉，墓内发现三具遗骸，其中一具疑为曹操遗骨。目前，该墓共发掘出器物250余件。身为古代伟人，曹操的名字可谓家喻户晓。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提出“薄葬”的帝王，曹操墓到底在哪里？1000多年来，众说纷纭，谜团重重。七十二疑冢、许昌城外、漳河水底、铜雀台下……留给后人无限的遐想空间。昨日10时，在北京亚洲大酒店，国家文物局郑重公布，历经1年零半个月的考古发掘，经多名专家细致考证，文物部门终于确认了一个重大考古发现：安阳县安丰乡西高穴村村南的一座东汉大墓，就是传说中的魏武王曹操高陵墓！【发现】“魏武王”多件遗物出土“这绝对是本世纪以来，我国考古史上的一个重大发现。”梁满仓，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汉魏室主任、著名汉魏史学家，他这样评价本次考古的发掘成果。昨日10时许，在北京亚洲大酒店二楼，“安阳西高穴大墓考古发现”新闻发布会现场座无虚席。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与考古司司长关强，河南省文物局局长陈爱兰、副局长孙英民以及多名考古专家出席发布会。此外，安阳市市长张笑东带领安阳市文化、文物、旅游等相关部门负责人，也参加了发布会。孙英民向外界郑重公布了本次考古发现。孙副局长介绍，该大墓位于安阳县安丰乡西高穴村村南，曾多次被盗，为及时有效地予以保护，去年12月，经报请国家文物局批准，河南省文物局组织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开始对墓葬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这是怎样一座陵墓？孙副局长表示，该墓平面为甲字形，坐西向东，是一座带斜坡墓道的双室砖券墓，规模宏大，结构复杂，主要由墓道、前后室和四个侧室构成。斜坡墓道长5米，宽8米，最深处距地表约15米；墓圹平面略呈梯形，东边宽22米，西边宽5米，东西长18米；大墓占地面积约740平方米。该墓曾数次被盗掘，但仍幸存一些重要的随葬品。在考古发掘中，目前一共出土器物250余件，有金、银、铜、铁、玉、石、骨、漆、陶、云母等多种质地。器类主要有铜带钩、铁甲、铁剑、铁镞、玉珠、水晶珠、玛瑙珠、石圭、石璧、石枕、刻铭石牌、陶俑等。这批文物中，尤其以刻铭石牌和遗骨最为珍贵。此次共出土刻铭石牌59件，有长方形、圭形等，铭文记录了随葬物品的名称和数量。其中8件圭形石牌极为珍贵，分别刻有“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戟”、“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刀”等铭文。在追缴回的该墓被盗的一件石枕上，刻有“魏武王常所用慰项石”铭文。这些出土文字材料，为研究确定墓主身份提供了重要的、最直接的依据。除上述器物外，该墓还出土有大量画像石残块。这批画像石画工精细娴熟，雕刻精美，内容丰富，有“神兽”、“七女复仇”等图案，并刻有“主薄车”、“咸阳令”、“纪梁”、“侍郎”、“宋王车”、“文王十子”、“饮酒人”等文字，堪称汉画像石中不可多得的精品。在墓室清理中，考古人员还发现有人头骨、肢骨等部分遗骨，经初步鉴定，为一男两女。其中，墓主人为男性，年龄在60岁左右。经鉴定，他就是传说中的曹操！【断定】六依据断定为曹操墓“根据墓葬形制、结构及随葬品时代特征，我们认为这座大墓年代为东汉晚期，结合文献记载，判定该墓的墓主人为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魏武王曹操，大墓即文献中记载的高陵墓。”孙英民表示。究竟有哪些有力证据呢？孙英民阐明了六大理由。第一，这座墓葬规模巨大，总长度近60米，砖券墓室的形制和结构与已知的汉魏王侯级墓葬类似，与曹操魏王的身份相符；该墓未发现封土，也与文献记载曹操寿陵“因高为基，不封不树”的情况相符合。第二，墓葬出土的器物、画像石等遗物具有汉魏特征，年代相符。第三，墓葬位置与文献记载、出土的鲁潜墓志等材料记载完全一致。据相关史书记载，曹操于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正月病逝于洛阳，二月，灵柩运回邺城，葬在了高陵，高陵在“西门豹祠西原上”。调查资料显示，当时的西门豹祠在今天的漳河大桥南行一公里处，地属安阳县安丰乡丰乐镇。这座大墓就在西门豹祠以西。1998年，西高穴村西出土的后赵建武十一年(公元345年)大仆卿驸马都尉鲁潜墓志，也明确记载了魏武帝陵的具体位置就在这里。第四，文献还明确记载，曹操主张薄葬，他临终前留下《遗令》，“殓以时服”、“无藏金玉珍宝”，也在这座墓葬中得到了印证：墓葬虽规模不小，但墓内装饰简单，未见壁画，尽显朴实。兵器、石枕等有文字可证皆为曹操平时“常所用”之器，看似精美的一些玉器等装饰品也应是曹操日常佩带之物。第五，最为确切的证据，就是刻有“魏武王”铭文的石牌和石枕，证明墓主人就是魏武王曹操。据文献记载，曹操生前先封为“魏公”，后进爵为“魏王”，死后谥号为“武王”，其子曹丕称帝后追尊为“武皇帝”，史称“魏武帝”。出土石牌、石枕刻铭称“魏武王”，完全符合曹操下葬时的称谓。第六，墓室中发现的男性遗骨，专家鉴定年龄在60岁左右，与曹操终年66岁吻合，应为曹操遗骨。孙英民表示，综上所述，专家们才最终认定，这座东汉大墓为魏武王曹操高陵墓。【内情】墓内发现三具遗骸考古发现的“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戟”、“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刀”石牌，会不会是曹操将其兵器赏赐给大臣，大臣去世时，将此物带到了自己的坟墓内？有记者提出了疑问：这个会不会是曹操大臣的坟墓？对此，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原所长、考古与古文字学家郝本性表示，墓中发现了多个石牌，都标有“魏武王常所用”的字样，而这些都是曹操生前贴身使用的东西，即使曹操将其赏赐给下属，也不可能将这么多自己常用的器物赏赐给同一个人。尤其是其中一个石制枕头，这种东西是不太可能赏赐给大臣的。墓中的男子年龄和身份，又是如何确定的呢？“鉴定过程当中，我们使用的方法非常专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博士王明辉，是进行人骨骨龄鉴定的专家。据他介绍，在曹操墓中发现一男二女，一共三具遗骸。其中，男性遗骸保存不太好，只存留有颅骨上半部分和其他一些遗骨，对其年龄，只能判定为60岁左右，限于遗骨保留得少，很难对尸体主人的年龄再次精确。另外，一名女性被鉴定为生前50多岁，一名女子被鉴定为年轻女子。王博士表示，根据科学鉴定，这几具遗骸的骨质疏松程度较小，证明主人生前营养程度均比较高，这与他们的身份相匹配。【意义】曹操墓发掘影响深远“曹操墓是一个时代和历史的载体。”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所长、著名汉魏考古学家刘庆柱表示，因为此前该墓已经被盗墓者“光临”多次，发掘的难度相当大，仍有很多工作需要去做。刘庆柱说，曹操高陵墓的发现，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第一，这一发现印证了文献中对曹操高陵墓的位置、曹操的谥号、他所倡导的薄葬制度等有关记载是确凿可靠的信史。第二，曹操高陵墓的发现，让人们新获了许多历史信息，必将为曹操及汉魏历史的研究开启新的篇章。第三，发掘成果为汉魏考古树立了准确的年代标尺，相关领域的研究必将获得新的突破。而曹操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其墓葬及有关遗存的保护展示，必将受到社会广泛关注。刘庆柱说，曹操高陵墓的发掘，有许多工作仍在进行中，如陵园建筑、墓地布局的相关调查等。在曹操墓的周围，很有可能发现陪葬墓等。因此，文物部门在保护曹操墓的同时，不能忽视对其他遗迹的保护，争取做到“发现一个点，保护一大片”。
8000于件
地下出土的文献资料一般来说是两类东西，一类是当时的遗弃物，实际上就是垃圾，有办公垃圾，也有生活垃圾。像遗址里出土的，如西北地区的居延汉简、敦煌汉简、悬泉置简牍等。以前这一类文献主要出在北方。因为在自然状态下，竹、木制品或丝绸很容易朽烂，俗语说：干千年，湿千年，不干不湿只半年。西北地区气候干燥，遗物保存下来的机会要大一些。但最近几年在南方的古井中也出土了大量此类简牍，如 1996年10月在湖南长沙走马楼出土的三国吴简，以及2002年六七月份湖南龙山里耶古城水井中出土的秦代竹简。因为井口被自然封闭后，井内的情况就和墓葬内部差不多，所以竹简方得以保存至今。还有极个别的情况，像敦煌悬泉置出土的“四时诏令五十条”原来是写在墙上的布告，后来遗址废弃了，房屋倒了，布告便奇迹般地保存下来。还有一类是有意的埋藏，较多见的是古墓中的简、帛和文书，如银雀山汉墓竹简、马王堆汉墓帛书、睡虎地秦墓竹简等。这一类文献以湖南、湖北出土的最多。还有像山西侯马、河南温县的盟书。这些盟书是古人盟誓以后埋在坑(也称为“坎”)里的，一般和祭祀有关。另外，敦煌文书也属这一类。出土文献从文字上来分，可以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汉字系统的文献，即甲骨文、金文、六国古文、秦文字、隶书等汉字系统的。一类是非汉字系统的古代各民族文字的文献，如佉卢文、粟特文、梵文、回纥文、西夏文、女真文、藏文等等。这两类文字的载体基本上是相同的，有金、石、简、帛、纸张等。藏文、梵文，还有用贝叶的，特殊一些。无论是有意的埋藏，还是遗弃物，这些文字材料，对我们来讲价值是一样的，都提供了丰富的历史信息。
地下出土的文献资料一般来说是两类东西，一类是当时的遗弃物，实际上就是垃圾，有办公垃圾，也有生活垃圾。像遗址里出土的，如西北地区的居延汉简、敦煌汉简、悬泉置简牍等。以前这一类文献主要出在北方。因为在自然状态下，竹、木制品或丝绸很容易朽烂，俗语说：干千年，湿千年，不干不湿只半年。西北地区气候干燥，遗物保存下来的机会要大一些。但最近几年在南方的古井中也出土了大量此类简牍，如 1996年10月在湖南长沙走马楼出土的三国吴简，以及2002年六七月份湖南龙山里耶古城水井中出土的秦代竹简。因为井口被自然封闭后，井内的情况就和墓葬内部差不多，所以竹简方得以保存至今。还有极个别的情况，像敦煌悬泉置出土的“四时诏令五十条”原来是写在墙上的布告，后来遗址废弃了，房屋倒了，布告便奇迹般地保存下来。还有一类是有意的埋藏，较多见的是古墓中的简、帛和文书，如银雀山汉墓竹简、马王堆汉墓帛书、睡虎地秦墓竹简等。这一类文献以湖南、湖北出土的最多。还有像山西侯马、河南温县的盟书。这些盟书是古人盟誓以后埋在坑(也称为“坎”)里的，一般和祭祀有关。另外，敦煌文书也属这一类。出土文献从文字上来分，可以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汉字系统的文献，即甲骨文、金文、六国古文、秦文字、隶书等汉字系统的。一类是非汉字系统的古代各民族文字的文献，如佉卢文、粟特文、梵文、回纥文、西夏文、女真文、藏文等等。这两类文字的载体基本上是相同的，有金、石、简、帛、纸张等。藏文、梵文，还有用贝叶的，特殊一些。无论是有意的埋藏，还是遗弃物，这些文字材料，对我们来讲价值是一样的，都提供了丰富的历史信息。
可以更好的了解到古时候的一些民俗传统，天文地理，同时也可以间接的从文献中了解到当时人们的生活状况，心理发展水平。
马王堆出土的医学文献中除《五十二病方》、《脉法》、《阴阳脉死侯》等医书外，尚有关于经络文献三种：《阴阳十一脉灸经》两种和《足臂十一脉灸经》一种，说明经络研究与医疗气功的发生和发展有着深刻的关系。《诸病源候论》中有很多种宣导法治病的练功方法。说明了隋代宣导法的发展和完善。清大末期廖平将这些内容辑编成册，近人曹炳章又辑集了续编，书名为《巢氏宣导法》。
出土文献的最本质的特征在于“出土”，从内容上看，它和传世文献的分类是一致的。而“时过境迁”，“出土”的特征一旦消失，它也就成为传世文献的一部分。比如说《穆天子传》、《竹书纪年》等，最早都是出土文献，但现在从事这方面研究的，我们很少说他们是在进行出土文献研究。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现在被视为出土文献的，以后可能也就都成为一般文献了。
敦煌出土了千年前的文献《凶吉书仪》，这次的发现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这本文献是一本关于士族生活的文献，因此这本文献的出土十分有助于我们了解千年以前的士族生活。这本文献的出土对于我们了解千年以前的文字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这次出土的文献，主要记载的是一些婚丧嫁娶的礼仪。我认为每一本文献的出土都是有着重大意义。通过上面记载的礼仪内容和流程。我们可以更详细的了解那个时期的文字、音乐、服饰、制度甚至是文化。让我们对历史的分析和总结更直观，更真实。
意义非常的重大，是因为在这本书当中，记载了很多的婚丧嫁娶方面的仪式，然后也可以了解当时社会发展的背景。
20世纪中国考古领域有许多重大发现。这里主要是广义上的考古发现。1925年王国维在题为《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发见之新学问》的讲演中，集中介绍了前所未见的五项重大发现———即殷墟甲骨、塞上简牍、敦煌遗书、大库档案、少数民族古文字。笔者认为，从今天来看，这个总结仍有现实意义，因为后来考古上的大的发现基本上是在这五个方面的基础上展开的。
曹操墓葬确认曹操的墓在哪里？千百年来，众说纷纭。昨日，省文物局、安阳市及国家文物局有关方面负责人在京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安阳县安丰乡西高穴村村南的一座东汉大墓，就是文献中记载的曹操高陵！据悉，墓内发现三具遗骸，其中一具疑为曹操遗骨。目前，该墓共发掘出器物250余件。身为古代伟人，曹操的名字可谓家喻户晓。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提出“薄葬”的帝王，曹操墓到底在哪里？1000多年来，众说纷纭，谜团重重。七十二疑冢、许昌城外、漳河水底、铜雀台下……留给后人无限的遐想空间。昨日10时，在北京亚洲大酒店，国家文物局郑重公布，历经1年零半个月的考古发掘，经多名专家细致考证，文物部门终于确认了一个重大考古发现：安阳县安丰乡西高穴村村南的一座东汉大墓，就是传说中的魏武王曹操高陵墓！【发现】“魏武王”多件遗物出土“这绝对是本世纪以来，我国考古史上的一个重大发现。”梁满仓，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汉魏室主任、著名汉魏史学家，他这样评价本次考古的发掘成果。昨日10时许，在北京亚洲大酒店二楼，“安阳西高穴大墓考古发现”新闻发布会现场座无虚席。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与考古司司长关强，河南省文物局局长陈爱兰、副局长孙英民以及多名考古专家出席发布会。此外，安阳市市长张笑东带领安阳市文化、文物、旅游等相关部门负责人，也参加了发布会。孙英民向外界郑重公布了本次考古发现。孙副局长介绍，该大墓位于安阳县安丰乡西高穴村村南，曾多次被盗，为及时有效地予以保护，去年12月，经报请国家文物局批准，河南省文物局组织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开始对墓葬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这是怎样一座陵墓？孙副局长表示，该墓平面为甲字形，坐西向东，是一座带斜坡墓道的双室砖券墓，规模宏大，结构复杂，主要由墓道、前后室和四个侧室构成。斜坡墓道长5米，宽8米，最深处距地表约15米；墓圹平面略呈梯形，东边宽22米，西边宽5米，东西长18米；大墓占地面积约740平方米。该墓曾数次被盗掘，但仍幸存一些重要的随葬品。在考古发掘中，目前一共出土器物250余件，有金、银、铜、铁、玉、石、骨、漆、陶、云母等多种质地。器类主要有铜带钩、铁甲、铁剑、铁镞、玉珠、水晶珠、玛瑙珠、石圭、石璧、石枕、刻铭石牌、陶俑等。这批文物中，尤其以刻铭石牌和遗骨最为珍贵。此次共出土刻铭石牌59件，有长方形、圭形等，铭文记录了随葬物品的名称和数量。其中8件圭形石牌极为珍贵，分别刻有“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戟”、“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刀”等铭文。在追缴回的该墓被盗的一件石枕上，刻有“魏武王常所用慰项石”铭文。这些出土文字材料，为研究确定墓主身份提供了重要的、最直接的依据。除上述器物外，该墓还出土有大量画像石残块。这批画像石画工精细娴熟，雕刻精美，内容丰富，有“神兽”、“七女复仇”等图案，并刻有“主薄车”、“咸阳令”、“纪梁”、“侍郎”、“宋王车”、“文王十子”、“饮酒人”等文字，堪称汉画像石中不可多得的精品。在墓室清理中，考古人员还发现有人头骨、肢骨等部分遗骨，经初步鉴定，为一男两女。其中，墓主人为男性，年龄在60岁左右。经鉴定，他就是传说中的曹操！【断定】六依据断定为曹操墓“根据墓葬形制、结构及随葬品时代特征，我们认为这座大墓年代为东汉晚期，结合文献记载，判定该墓的墓主人为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魏武王曹操，大墓即文献中记载的高陵墓。”孙英民表示。究竟有哪些有力证据呢？孙英民阐明了六大理由。第一，这座墓葬规模巨大，总长度近60米，砖券墓室的形制和结构与已知的汉魏王侯级墓葬类似，与曹操魏王的身份相符；该墓未发现封土，也与文献记载曹操寿陵“因高为基，不封不树”的情况相符合。第二，墓葬出土的器物、画像石等遗物具有汉魏特征，年代相符。第三，墓葬位置与文献记载、出土的鲁潜墓志等材料记载完全一致。据相关史书记载，曹操于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正月病逝于洛阳，二月，灵柩运回邺城，葬在了高陵，高陵在“西门豹祠西原上”。调查资料显示，当时的西门豹祠在今天的漳河大桥南行一公里处，地属安阳县安丰乡丰乐镇。这座大墓就在西门豹祠以西。1998年，西高穴村西出土的后赵建武十一年(公元345年)大仆卿驸马都尉鲁潜墓志，也明确记载了魏武帝陵的具体位置就在这里。第四，文献还明确记载，曹操主张薄葬，他临终前留下《遗令》，“殓以时服”、“无藏金玉珍宝”，也在这座墓葬中得到了印证：墓葬虽规模不小，但墓内装饰简单，未见壁画，尽显朴实。兵器、石枕等有文字可证皆为曹操平时“常所用”之器，看似精美的一些玉器等装饰品也应是曹操日常佩带之物。第五，最为确切的证据，就是刻有“魏武王”铭文的石牌和石枕，证明墓主人就是魏武王曹操。据文献记载，曹操生前先封为“魏公”，后进爵为“魏王”，死后谥号为“武王”，其子曹丕称帝后追尊为“武皇帝”，史称“魏武帝”。出土石牌、石枕刻铭称“魏武王”，完全符合曹操下葬时的称谓。第六，墓室中发现的男性遗骨，专家鉴定年龄在60岁左右，与曹操终年66岁吻合，应为曹操遗骨。孙英民表示，综上所述，专家们才最终认定，这座东汉大墓为魏武王曹操高陵墓。【内情】墓内发现三具遗骸考古发现的“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戟”、“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刀”石牌，会不会是曹操将其兵器赏赐给大臣，大臣去世时，将此物带到了自己的坟墓内？有记者提出了疑问：这个会不会是曹操大臣的坟墓？对此，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原所长、考古与古文字学家郝本性表示，墓中发现了多个石牌，都标有“魏武王常所用”的字样，而这些都是曹操生前贴身使用的东西，即使曹操将其赏赐给下属，也不可能将这么多自己常用的器物赏赐给同一个人。尤其是其中一个石制枕头，这种东西是不太可能赏赐给大臣的。墓中的男子年龄和身份，又是如何确定的呢？“鉴定过程当中，我们使用的方法非常专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博士王明辉，是进行人骨骨龄鉴定的专家。据他介绍，在曹操墓中发现一男二女，一共三具遗骸。其中，男性遗骸保存不太好，只存留有颅骨上半部分和其他一些遗骨，对其年龄，只能判定为60岁左右，限于遗骨保留得少，很难对尸体主人的年龄再次精确。另外，一名女性被鉴定为生前50多岁，一名女子被鉴定为年轻女子。王博士表示，根据科学鉴定，这几具遗骸的骨质疏松程度较小，证明主人生前营养程度均比较高，这与他们的身份相匹配。【意义】曹操墓发掘影响深远“曹操墓是一个时代和历史的载体。”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所长、著名汉魏考古学家刘庆柱表示，因为此前该墓已经被盗墓者“光临”多次，发掘的难度相当大，仍有很多工作需要去做。刘庆柱说，曹操高陵墓的发现，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第一，这一发现印证了文献中对曹操高陵墓的位置、曹操的谥号、他所倡导的薄葬制度等有关记载是确凿可靠的信史。第二，曹操高陵墓的发现，让人们新获了许多历史信息，必将为曹操及汉魏历史的研究开启新的篇章。第三，发掘成果为汉魏考古树立了准确的年代标尺，相关领域的研究必将获得新的突破。而曹操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其墓葬及有关遗存的保护展示，必将受到社会广泛关注。刘庆柱说，曹操高陵墓的发掘，有许多工作仍在进行中，如陵园建筑、墓地布局的相关调查等。在曹操墓的周围，很有可能发现陪葬墓等。因此，文物部门在保护曹操墓的同时，不能忽视对其他遗迹的保护，争取做到“发现一个点，保护一大片”。
马王堆出土的医学文献中除《五十二病方》、《脉法》、《阴阳脉死侯》等医书外，尚有关于经络文献三种：《阴阳十一脉灸经》两种和《足臂十一脉灸经》一种，说明经络研究与医疗气功的发生和发展有着深刻的关系。《诸病源候论》中有很多种宣导法治病的练功方法。说明了隋代宣导法的发展和完善。清大末期廖平将这些内容辑编成册，近人曹炳章又辑集了续编，书名为《巢氏宣导法》。
20世纪中国考古领域有许多重大发现。这里主要是广义上的考古发现。1925年王国维在题为《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发见之新学问》的讲演中，集中介绍了前所未见的五项重大发现———即殷墟甲骨、塞上简牍、敦煌遗书、大库档案、少数民族古文字。笔者认为，从今天来看，这个总结仍有现实意义，因为后来考古上的大的发现基本上是在这五个方面的基础上展开的。
第一就是安阳殷墟的发现，发现了甲骨文，王墓，宫殿等等，证实我们的文明的存在的时间，发展脉络，5000年文明古国不是空穴来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