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出土的文献有哪些

现在学界普遍存在一种过于贬低传世文献价值的现象，即当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存在差异时，过于相信出土文献，欲以出土文献取代传世文献。 到底应当如何看待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的作用？带着这个问题，记者专访了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研究院阎春新副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网记者：如何看待出土文献的真伪？阎春新：对出土文献来说，它是一个整体的概念，具体到某一种的出土资料，需作个案分析，不可一概而论。出土文献中，有的是第一手资料，如甲骨文、金文及其它铭文，其可信程度无可怀疑。但也有一些是经过辗转传抄的，对于这类材料，就需要作具体分析。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一批帛书，其中一部类似于今本《战国策》，整理后定名为《战国纵横家书》。该书共27篇，其中11篇内容和文字与今本《战国策》和《史记》大体相同。唐兰、杨宽、马雍等相关学者根据帛书的相关资料，对《史记》、《国策》的可信性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史记》中的《苏秦传》错误百出，真伪参半。其它学者也有许多人持类似的观点。众多学者在这一问题上众口一词，除了问题本身的复杂性以外，如《史记》的各种版本及其流变等，对出土文献长沙帛书过于相信，可能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对出土文献的过分相信，导致的另一个后果就是对传世文献的过于怀疑。这种疑古精神可以上溯到先秦时期。当时子贡说：“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这是说商纣王不会像古史中所描绘的那样残暴，是后人把天下的恶行都归之于其一身的缘故；孟子的尽信《书》不如无《书》，以人之理性阐发传世文献的史迹记载，固然非常具有诠释意蕴，但过于相信主体的主观思维，会严重贬低、破坏原始文献的史料价值，而加以无端指斥。晋代《竹书纪年》的出土，更引起了当时人们对传世文献尤其是儒家经典文献的怀疑和重新认识，重启疑古之风。至近代，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学派”，对历史文献持一味的怀疑态度，认为对于东周以后的史料“宁可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这种全盘否定传世文献价值的态度，也是不可取的。中国社会科学网：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有什么样的价值？阎春新：出土文献对促进传世文献研究的深入，具有重要意义。新的发现、新的材料，往往会促进后者相关领域研究的拓展，同时深化人们对相关问题的认识，并在某种程度上，矫正人们在思想方法上的一些偏差。而传世文献经过长期的自然选择，得以流传，往往是经过整理和选择的，必有其长处。然而，文献流传，历时愈久愈易失其真。以今日之所见古代文献而言，字词讹误，文句颠倒，段落、篇章脱漏增益，记事殊异，乃至于随意增窜改作，已逐渐失去了它的初始价值。而出土文献因长期埋藏，故得以保持较为原始的面貌。它们的大量面世，激烈的冲击着传世文献。不过，总起来讲，我们认为，以出土文献校勘、补正传世文献而非横加置疑甚或取代后者的相关记载，应受到当前学界的认可赞同和广泛使用。概括来说，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有三个方面的作用：校读传世文献之文本；补充传世文献之不足；印证、支撑传世文献或纠正传世文献之谬误 。 中国社会科学网：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的校对作用体现在哪里？阎春新：传世文献在流传过程中，经过整理选择和辗转抄写，其中的字词、文句早已与原文献大相径庭，也出现不少的错误。出土文献与之相对照，可以用来校传世文献中的一些错误。以马王堆《老子》（乙本）为例，其中的一些篇目，跟《管子》里的不少文句可以相互对照；上博简第四支简《景公疟》所载晏子之言，可以在《左传·昭公二十年》《晏子春秋·外篇》等传世古书中找到相对应的语句。还可以用来阐明传世文献中某些词语的意义，或者纠正某些词语书写上的错误。如：《汉书》古本所收司马迁的《报任安书》云：“李陵既生降，隤其家声，而仆又茸以蚕室，重为天下观笑。 ”而《文选》卷四一《报任少卿书》“茸”字作“佴”。 可见，《汉书》古本作“佴”。 “佴”字和“耻”字都从“耳”声，马王堆帛书和银雀山竹书都有以“佴”为“耻”的例子，由此我们可以推断，《报任安书》的“佴”字也应该读为“耻”，“茸以蚕室”就是“受宫刑之耻”。1973年河北省文物管理处和定县博物馆在河北定县40号汉墓发掘所得汉墓竹简《论语》，是目前发现最早的《论语》抄本。经整理，可知有《论语》简620枚，残简居多。通过比较，不仅简本各篇的分章与今本多有不同，而且在文字上同今本的差异也有七百多处，这就为今本《论语》的全部释文，提供了可注释和校勘的新证据。定州汉墓竹简《论语》成为研究《论语》的新材料，启发了新的研究方法，有助于我们厘清《论语》研究中诸多聚讼纷纭的问题。通过根据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中谬误的校勘，使文献的记载更加贴近历史事件，使历史面貌得以更好的恢复。通过研究这些恢复后的文献，可以极大地促进研究者的工作，使研究工作取得突破性的成果。出土文献对推动传世文献的字形、字义研究具有重要价值。传世文献在传抄、印刷中流传，已逐渐失去了字形构造上的初始价值，这在与出土文献的对读中能得到有益弥补，而且不时还能带来认识上的新收获。在传世文献中一些字、词的走样，会使关键性语句的意义产生变化，进而导致对一种思想的理解发生变化，更有甚者还会致使相关史实的重新考量。所以出土文献在字形、字义研究上能非常有力地推动传世文献的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网：出土文献的面世，自然对传世文献是一种补充，请您谈谈这个问题。阎春新：虽然传世文献浩如烟海，但仍有许多出土文献是传世文献中原本没有的，又或者一些文献的书名在传世文献中有所记载，但文献的内容却没有流传下来，使得传世文献的记载不可能是历史的全部，它对历史事件或对历史时期的记载是有所遗漏和缺略的。随着出土文献的出土，这类文献才第一次展示在读者面前，使许多佚失多年的文献得以重新问世。将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相对照，可以补足这些遗漏和缺略，有利于研究者贴近历史真相，更有利于后人真实地了解历史。1899年以来出土的甲骨文，属于商代中晚期文字，是当时史官保留的重要文献。虽然每片甲骨文比较简单，但涉及的范围却相当广泛，包括国家争战、狩猎、畜牧、农业生产、祭祀等等方面的内容。这些内容丰富的甲骨文的出土，使我们当代的研究者见到了孔子、司马迁等古代史学家所没有见到过的可靠材料，扩大了史料范围，为研究者提供了研究商代社会经济生活、政治结构、内外战争、帝王世系以及风土民俗等等历史的大量的珍贵资料，使我们对商代以及上古时代的历史研究取得了众多突破性的进展，这是单纯依靠传世文献所无法取得的。1972年4月银雀山汉墓简出土，其中有《孙子》、《六韬》、《尉缭子》、《墨子》等传世文献，同时还有《孙膑兵法》一书。孙子》和《孙膑兵法》的同时出土就证明了孙武和孙膑确为二人，《史记》的记载是正确的；《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的确也是并存的两本书。《孙膑兵法》的重新面世，结束了学术界的长期争论，而且还为研究先秦思想提供了新的重要资料，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和意义。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出土文献为我们提供了以往时代没有的、全新的研究对象，扩大了史料的范围，弥补传世文献史料之不足，使研究者可以更准确地把握历史事件、历史思想的发展脉络 。 中国社会科学网：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的印证和纠正功能，体现在哪些方面 ？阎春新：从整体考察，不言而喻，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有着双重的印证与纠谬功能。就前者而言，出土文献印证甚或支撑着某些传世文献的真实性，至少部分史料的可行性。一方面，某些早期简、帛书籍的样子，传世文献有简略的记载，而出土文献则使今人看到了简、帛书籍的实物，印证了其相关的说法。又如，最近清华简的部分材料，印证了儒家文献如《尚书》的记载；另一方面，新出土的文献，又为一些被辨伪学派打入学术冷宫的所谓“伪书”，平反、正位。疑古学风在宋代兴起后，不少传世的先秦子书被怀疑为后人的伪书，如今本《晏子春秋》、《六韬》、《尉缭子》都有人怀疑不是先秦之书，而是汉以后的伪作。七十年代汉墓出土的古书抄本，更为好几种这样的传世文献恢复了名誉。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出土文献可以为一些因刻意辨伪而生造的“伪书”正名，这对于理解古籍的真伪有很大的帮助 。就后者而言，传世文献大多是经过长期辗转抄写与时代流变而累成或增削加工的。抄写本身就容易造成众多的讹误，文句颠倒，篇章脱漏，而且抄写者往往会加入一些自己的观点，有时也会根据它所处时代的价值标准来对传世文献进行增窜改作，这样就改变了文献本来的面貌；而出土文献则更接近于真实的历史，它所依据的材料往往会更加充分、更加可靠。最为关键的就在于，出土文献在埋入地下以后，基本再也没有被人改动过，保持着文献书写时较为原始的状态，可以说是同种文献中较原始的版本，这显然能纠正传世文献因主客观原因所造成的记载的部分失实与讹误，文献的本来面貌也就可以尽可能多地得以恢复 。因此，出土文献对于传世文献有着极为重要的补充、辅助作用。通过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相互关照，综合运用古文字学、社会学与哲学等跨学科的多维度研究视角与方法，以文献学与史料为依据的历史学，必然会取得突破性的成果 。

20世纪中国考古领域有许多重大发现。这里主要是广义上的考古发现。1925年王国维在题为《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发见之新学问》的讲演中，集中介绍了前所未见的五项重大发现———即殷墟甲骨、塞上简牍、敦煌遗书、大库档案、少数民族古文字。笔者认为，从今天来看，这个总结仍有现实意义，因为后来考古上的大的发现基本上是在这五个方面的基础上展开的。

马王堆出土的医学文献中除《五十二病方》、《脉法》、《阴阳脉死侯》等医书外，尚有关于经络文献三种：《阴阳十一脉灸经》两种和《足臂十一脉灸经》一种，说明经络研究与医疗气功的发生和发展有着深刻的关系。《诸病源候论》中有很多种宣导法治病的练功方法。说明了隋代宣导法的发展和完善。清大末期廖平将这些内容辑编成册，近人曹炳章又辑集了续编，书名为《巢氏宣导法》。

曹操墓葬确认曹操的墓在哪里？千百年来，众说纷纭。昨日，省文物局、安阳市及国家文物局有关方面负责人在京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安阳县安丰乡西高穴村村南的一座东汉大墓，就是文献中记载的曹操高陵！据悉，墓内发现三具遗骸，其中一具疑为曹操遗骨。目前，该墓共发掘出器物250余件。身为古代伟人，曹操的名字可谓家喻户晓。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提出“薄葬”的帝王，曹操墓到底在哪里？1000多年来，众说纷纭，谜团重重。七十二疑冢、许昌城外、漳河水底、铜雀台下……留给后人无限的遐想空间。昨日10时，在北京亚洲大酒店，国家文物局郑重公布，历经1年零半个月的考古发掘，经多名专家细致考证，文物部门终于确认了一个重大考古发现：安阳县安丰乡西高穴村村南的一座东汉大墓，就是传说中的魏武王曹操高陵墓！【发现】“魏武王”多件遗物出土“这绝对是本世纪以来，我国考古史上的一个重大发现。”梁满仓，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汉魏室主任、著名汉魏史学家，他这样评价本次考古的发掘成果。昨日10时许，在北京亚洲大酒店二楼，“安阳西高穴大墓考古发现”新闻发布会现场座无虚席。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与考古司司长关强，河南省文物局局长陈爱兰、副局长孙英民以及多名考古专家出席发布会。此外，安阳市市长张笑东带领安阳市文化、文物、旅游等相关部门负责人，也参加了发布会。孙英民向外界郑重公布了本次考古发现。孙副局长介绍，该大墓位于安阳县安丰乡西高穴村村南，曾多次被盗，为及时有效地予以保护，去年12月，经报请国家文物局批准，河南省文物局组织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开始对墓葬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这是怎样一座陵墓？孙副局长表示，该墓平面为甲字形，坐西向东，是一座带斜坡墓道的双室砖券墓，规模宏大，结构复杂，主要由墓道、前后室和四个侧室构成。斜坡墓道长5米，宽8米，最深处距地表约15米；墓圹平面略呈梯形，东边宽22米，西边宽5米，东西长18米；大墓占地面积约740平方米。该墓曾数次被盗掘，但仍幸存一些重要的随葬品。在考古发掘中，目前一共出土器物250余件，有金、银、铜、铁、玉、石、骨、漆、陶、云母等多种质地。器类主要有铜带钩、铁甲、铁剑、铁镞、玉珠、水晶珠、玛瑙珠、石圭、石璧、石枕、刻铭石牌、陶俑等。这批文物中，尤其以刻铭石牌和遗骨最为珍贵。此次共出土刻铭石牌59件，有长方形、圭形等，铭文记录了随葬物品的名称和数量。其中8件圭形石牌极为珍贵，分别刻有“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戟”、“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刀”等铭文。在追缴回的该墓被盗的一件石枕上，刻有“魏武王常所用慰项石”铭文。这些出土文字材料，为研究确定墓主身份提供了重要的、最直接的依据。除上述器物外，该墓还出土有大量画像石残块。这批画像石画工精细娴熟，雕刻精美，内容丰富，有“神兽”、“七女复仇”等图案，并刻有“主薄车”、“咸阳令”、“纪梁”、“侍郎”、“宋王车”、“文王十子”、“饮酒人”等文字，堪称汉画像石中不可多得的精品。在墓室清理中，考古人员还发现有人头骨、肢骨等部分遗骨，经初步鉴定，为一男两女。其中，墓主人为男性，年龄在60岁左右。经鉴定，他就是传说中的曹操！【断定】六依据断定为曹操墓“根据墓葬形制、结构及随葬品时代特征，我们认为这座大墓年代为东汉晚期，结合文献记载，判定该墓的墓主人为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魏武王曹操，大墓即文献中记载的高陵墓。”孙英民表示。究竟有哪些有力证据呢？孙英民阐明了六大理由。第一，这座墓葬规模巨大，总长度近60米，砖券墓室的形制和结构与已知的汉魏王侯级墓葬类似，与曹操魏王的身份相符；该墓未发现封土，也与文献记载曹操寿陵“因高为基，不封不树”的情况相符合。第二，墓葬出土的器物、画像石等遗物具有汉魏特征，年代相符。第三，墓葬位置与文献记载、出土的鲁潜墓志等材料记载完全一致。据相关史书记载，曹操于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正月病逝于洛阳，二月，灵柩运回邺城，葬在了高陵，高陵在“西门豹祠西原上”。调查资料显示，当时的西门豹祠在今天的漳河大桥南行一公里处，地属安阳县安丰乡丰乐镇。这座大墓就在西门豹祠以西。1998年，西高穴村西出土的后赵建武十一年(公元345年)大仆卿驸马都尉鲁潜墓志，也明确记载了魏武帝陵的具体位置就在这里。第四，文献还明确记载，曹操主张薄葬，他临终前留下《遗令》，“殓以时服”、“无藏金玉珍宝”，也在这座墓葬中得到了印证：墓葬虽规模不小，但墓内装饰简单，未见壁画，尽显朴实。兵器、石枕等有文字可证皆为曹操平时“常所用”之器，看似精美的一些玉器等装饰品也应是曹操日常佩带之物。第五，最为确切的证据，就是刻有“魏武王”铭文的石牌和石枕，证明墓主人就是魏武王曹操。据文献记载，曹操生前先封为“魏公”，后进爵为“魏王”，死后谥号为“武王”，其子曹丕称帝后追尊为“武皇帝”，史称“魏武帝”。出土石牌、石枕刻铭称“魏武王”，完全符合曹操下葬时的称谓。第六，墓室中发现的男性遗骨，专家鉴定年龄在60岁左右，与曹操终年66岁吻合，应为曹操遗骨。孙英民表示，综上所述，专家们才最终认定，这座东汉大墓为魏武王曹操高陵墓。【内情】墓内发现三具遗骸考古发现的“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戟”、“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刀”石牌，会不会是曹操将其兵器赏赐给大臣，大臣去世时，将此物带到了自己的坟墓内？有记者提出了疑问：这个会不会是曹操大臣的坟墓？对此，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原所长、考古与古文字学家郝本性表示，墓中发现了多个石牌，都标有“魏武王常所用”的字样，而这些都是曹操生前贴身使用的东西，即使曹操将其赏赐给下属，也不可能将这么多自己常用的器物赏赐给同一个人。尤其是其中一个石制枕头，这种东西是不太可能赏赐给大臣的。墓中的男子年龄和身份，又是如何确定的呢？“鉴定过程当中，我们使用的方法非常专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博士王明辉，是进行人骨骨龄鉴定的专家。据他介绍，在曹操墓中发现一男二女，一共三具遗骸。其中，男性遗骸保存不太好，只存留有颅骨上半部分和其他一些遗骨，对其年龄，只能判定为60岁左右，限于遗骨保留得少，很难对尸体主人的年龄再次精确。另外，一名女性被鉴定为生前50多岁，一名女子被鉴定为年轻女子。王博士表示，根据科学鉴定，这几具遗骸的骨质疏松程度较小，证明主人生前营养程度均比较高，这与他们的身份相匹配。【意义】曹操墓发掘影响深远“曹操墓是一个时代和历史的载体。”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所长、著名汉魏考古学家刘庆柱表示，因为此前该墓已经被盗墓者“光临”多次，发掘的难度相当大，仍有很多工作需要去做。刘庆柱说，曹操高陵墓的发现，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第一，这一发现印证了文献中对曹操高陵墓的位置、曹操的谥号、他所倡导的薄葬制度等有关记载是确凿可靠的信史。第二，曹操高陵墓的发现，让人们新获了许多历史信息，必将为曹操及汉魏历史的研究开启新的篇章。第三，发掘成果为汉魏考古树立了准确的年代标尺，相关领域的研究必将获得新的突破。而曹操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其墓葬及有关遗存的保护展示，必将受到社会广泛关注。刘庆柱说，曹操高陵墓的发掘，有许多工作仍在进行中，如陵园建筑、墓地布局的相关调查等。在曹操墓的周围，很有可能发现陪葬墓等。因此，文物部门在保护曹操墓的同时，不能忽视对其他遗迹的保护，争取做到“发现一个点，保护一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