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小杂志》是我国第一本音乐期刊杂志，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有其独特的历史地位。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李叔同东渡日本，留学于东京美术学校，他既研习油画，又从音乐家村上音二郎攻音乐，为中国较早研究西洋音乐者之一人。1905年农历十月，他就与友人着手出刊《美术杂志》，其中包括音乐内容。后因这份杂志流产，李叔同便独自在东京办起了刊物，这就是《音乐小杂志》。
《音乐小杂志 》。
看看他生活的时代
这 需要你自己去体会 。别人说的 终不是你的感受
看看他生活的时代
1918年8月19日,在杭州虎跑寺剃度为僧 李叔同是中国话剧运动的先驱、中国话剧的奠基人。他是中国第一个话剧团体“春柳社”的主要成员。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春节演出的那扯《茶花女》，是国人上演的第一部话剧，李叔同在剧中扮演女主角玛格丽特。后来，他还曾主演独幕剧《生相怜》、《画家与其妹》和改编自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的话剧《黑奴吁天录》。李叔同的演出在社会上反响极大。李叔同的戏剧活动虽如星光一闪，却照亮了中国话剧发展的道路，开启了中国话剧的帷幕。特别是在话剧的布景设计、化妆、服装、道具、灯光等许多艺术方面，更是起到了开风气之先的启蒙作用。 在音乐方面，李叔同是作词、作曲的大家，也是国内最早从事乐歌创作取得丰硕成果并有深远影响的人。他主编了中国第一本音乐期刊《音乐小杂志》。国内第一个用五线谱作曲的也是他。他在国内最早推广西方“音乐之王”钢琴。他在浙江一师讲解和声、对位，是西方乐理传入中国的第一人，还是“学堂乐歌”的最早推动者之一。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他编辑出版的《国学唱歌集》，被当时的中小学取为教材，他创作的歌曲内容广泛，形式多样，主要分三类。一是爱国歌曲，如《祖国歌》、《我的国》、《哀祖国》、《大中华》等；二是抒情歌曲，如《幽居》、《春游》、《早秋》、《西湖》、《送别》等；三是哲理歌曲，如《落花》、《悲秋》、《晚钟》、《月》等。李叔同的歌曲大多曲调优美，歌词琅琅，易于上口，因此传布很广，影响极大。 李叔同是中国最早介绍西洋画知识的人，也是第一个聘用裸体模特教学的人。他同教育家、作家夏丏尊共同编辑了《木刻版画集》。他是中国现代版画艺术的最早创作者和倡导者。他广泛引进西方的美术派别和艺术思潮，组织西洋画研究会，其撰写的《西洋美术史》、《欧洲文学之概观》、《石膏模型用法》等著述，皆创下同时期国人研究之第一。他在学校美术课中不遗余力地介绍西方美术发展史和代表性画家，使中国美术家第一次全面系统地了解了世界美术大观。作为艺术教育家，他在浙江一师授课采用现代教育法，培养出丰子恺、潘天寿、刘质平、吴梦非等一批负有盛名的画家、音乐家。 李叔同本人在西画上也卓有建树。他画过大量的素描、水粉画和油画。人们在今天仍能看到其炭笔素描《少女》、水彩《山茶花》、油画《祼女》和《自画像》等作品。更为可贵的是，李叔同不仅大胆引入西方美术，而且十分重视中国传统绘画理论和技法，尤其善于将西洋画法与中国传统美术融为一体。他与弟子丰子恺合作的《护生画集》，诗画合璧，图文并茂，为世人所称道。 李叔同在书法艺术上的成就为世人所瞩目。他的书法早期脱胎魏碑，笔势开张，逸宕灵动。后期则自成一体，冲淡朴野，温婉清拔。特别是出家后的作品，更充满了超凡的宁静和云鹤般的淡远。这是绚烂至极的平淡、雄健过后的文静、老成之后的稚朴，恰如他自我表白的那样：“朽人之字所示者，平淡、恬静、冲逸相关纪念(15张)之致也。” 李叔同的篆刻可谓独树一帜。他早年治印从秦汉入手，兼攻浙派。35岁那年入“西泠印社”。39岁在杭州虎跑定慧寺出家前，将平生篆刻作品和藏印赠与“西泠印社”。该社为之筑“印冢”并立碑以记其事。治英赏英论印，是终其一生未曾放弃的癖好。他在给友人的信中提道：“刀尾扁尖而平齐若锥状者，为朽人自意所创。锥形之刀，仅能刻白文，如以铁笔写字也。扁尖形之刀可刻朱文，终不免雕琢之痕，不若以锥形刀刻白文能自然之天趣也。”李叔同对印学的贡献还体现在他对近代篆刻事业的弘扬上。他亲自发起成立了继“西泠印社”之后的又一印学团体——乐石社，定期雅集，并编印印社作品集和史料汇编。这也是在近代篆刻史上领风气之先之事。 李叔同的诗词在近代中国文学史上同样占有一席之地。他年轻时，即以才华横溢引起文坛瞩目。客居上海时，他将以往所作诗词手录为《诗钟汇编初集》，在“城南文社”社友中传阅，后又结集《李庐诗钟》。出家前夕，他将清光绪二十六至三十三年（1900—1907年）间的20多首诗词自成书卷。其中就有《留别祖国并呈同学诸子》、《哀国民之心死》等不少值得称道的佳作，表现了作者对国家命运和民生疾苦的深切关注。出家前的五六年间，他还有30余首歌词问世。这些作品，通过艺术的手法表达了人们在相同境遇中大都会发生的思想情绪，曾经风靡一时，有的成为经久不衰的传世之作。 弘一法师对联语也有浓厚兴趣，并有极高的鉴赏和创作水平。尤其是出家后，大师为各地寺院和缁素撰写的诸多嵌字联语，更表现出他的奇思妙想和深厚的艺术功底。他在宣传佛法导引终生佛化过程中，将联语这一形式作为劝人为善的巧妙手段。他书写的那些内容深刻、极富哲理的名联，现也成为警示后人的一笔宝贵的文化艺术财富。 弘一大师对佛学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他对律宗的研究与弘扬上。弘一大师为振兴律 学，不畏艰难，深入研修，潜心戒律，著书说法，实践躬行。他是近世佛教界倍受尊敬的律宗大师，也是国内外佛教界著名的高僧。 弘一大师入佛初期，除了阅读僧人必读的经典，其进修博览而广纳。何况，他原是个对任何事情，除非不做，做就要做得认真彻底的人。做了和尚，在佛学思想方面，自然也得做出自己的特色。对此，林子青概括说：“弘一大师的佛学思想体系，是以华严为镜，四分律为行，导归净土为果的。也就是说，他研究的是华严，修持弘扬的是律行，崇信的是净土法门。他对晋唐诸译的华严经都有精深的研究。曾著有《华严集联三百》，可以窥见其用心之一斑。”弘一法师一生严守律宗戒律，悲天悯人，生前每次在坐藤椅之前总是先摇一下，以免藏身其中的小虫被压死，其临终时曾要求弟子在龛脚垫上四碗水，以免蚂蚁爬上尸身被不小心烧死，其善心可见一斑。 中国佛教律学，故译有四大律，即《十诵律》、《四分律》、《摹诃借祗律》、《五分律》。为弘扬律学，弘一大师穷研《四分律》，花了4年时间，著成《四分律比丘戎相表记》。此书和他晚年所撰的《南山律在家备览略篇》，合为精心撰述的两大名著。李叔同的 《送别》
他的愧疚事是他抛妻弃子。陈军当他留学日本时，结识了一位日本姑娘并与之结婚，后来他出家后，他妻子赶到杭州，但他只见了一面。
字写的还可以
刘雪庵积极从事音乐报刊和理论研究工作，也是硕果累累。早在30年代初，刘雪庵就开始从事音乐刊物的编辑工作。1934年，他参加了以蔡元培为首的“音乐艺术社”，并任《音乐杂志》编辑；后转任上海《新夜报》音乐周刊编辑。抗战爆发后，为了适应抗战的需要，刘雪庵主持中国作曲者协会的日常工作，还自己掏钱办起了《战歌周刊》，后改名为《战歌》，成为当时中国唯一具有广泛影响的抗战音乐刊物。《战歌》自1937年10月创刊至1940年4月终刊的两年半时间，先后在上海、武汉、重庆等地出版了18期，对救亡歌咏运动的蓬勃兴起发挥了重要作用。 作者： 刘雪庵（作曲）歌曲《西子姑娘》表演者：周璇傅清石词 刘雪庵曲柳线摇风晓气清频频吹送几声春光旖旎不胜情我如小燕君便似飞鹰轻渡关山千万里一朝际会风云至高无上是飞行殷情期盼莫负好青春铁鸟威鸣震大荒为君亲换征裳叮咛无限记心房柔情千缕摇曳白云乡天马行空声势壮逍遥山色湖光鹏程万里任飞扬人间天上比翼羡鸳鸯春水涟涟春意浓浣纱溪呀（映）花红相思不断笕桥东几番期待凝碧望天空一瞥飞鸿云阵动归程争趁长风万花丛里接英雄六桥三竺笼罩凯歌中 抗战胜利后，空军制作了一首与空军相关的歌曲《西子姑娘》，希望广为传唱，此曲出自刘雪庵之手。这是一首战争歌曲。西子湖畔的少女，向她任职国军飞行员的情人表露了深切的叮咛和殷勤的寄盼。沙场机声，水乡柔情，令人想起白先勇小说《一把青》中郭轸的飒然英姿、朱青的羞涩眼神。那传统中国女性的情怀，就和著静姝温婉的曲调，飞到了白云的尽头――激励着军心士气。在影片《笕桥英烈传》中也用了这首歌曲，代表了杭州姑娘对中国空军战士情谊的《西子姑娘》，影像末尾部分的中国空军战士，那青春的面容，那潇洒的风姿，让人流泪不止。
1918年8月19日,在杭州虎跑寺剃度为僧 李叔同是中国话剧运动的先驱、中国话剧的奠基人。他是中国第一个话剧团体“春柳社”的主要成员。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春节演出的那扯《茶花女》，是国人上演的第一部话剧，李叔同在剧中扮演女主角玛格丽特。后来，他还曾主演独幕剧《生相怜》、《画家与其妹》和改编自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的话剧《黑奴吁天录》。李叔同的演出在社会上反响极大。李叔同的戏剧活动虽如星光一闪，却照亮了中国话剧发展的道路，开启了中国话剧的帷幕。特别是在话剧的布景设计、化妆、服装、道具、灯光等许多艺术方面，更是起到了开风气之先的启蒙作用。 在音乐方面，李叔同是作词、作曲的大家，也是国内最早从事乐歌创作取得丰硕成果并有深远影响的人。他主编了中国第一本音乐期刊《音乐小杂志》。国内第一个用五线谱作曲的也是他。他在国内最早推广西方“音乐之王”钢琴。他在浙江一师讲解和声、对位，是西方乐理传入中国的第一人，还是“学堂乐歌”的最早推动者之一。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他编辑出版的《国学唱歌集》，被当时的中小学取为教材，他创作的歌曲内容广泛，形式多样，主要分三类。一是爱国歌曲，如《祖国歌》、《我的国》、《哀祖国》、《大中华》等；二是抒情歌曲，如《幽居》、《春游》、《早秋》、《西湖》、《送别》等；三是哲理歌曲，如《落花》、《悲秋》、《晚钟》、《月》等。李叔同的歌曲大多曲调优美，歌词琅琅，易于上口，因此传布很广，影响极大。 李叔同是中国最早介绍西洋画知识的人，也是第一个聘用裸体模特教学的人。他同教育家、作家夏丏尊共同编辑了《木刻版画集》。他是中国现代版画艺术的最早创作者和倡导者。他广泛引进西方的美术派别和艺术思潮，组织西洋画研究会，其撰写的《西洋美术史》、《欧洲文学之概观》、《石膏模型用法》等著述，皆创下同时期国人研究之第一。他在学校美术课中不遗余力地介绍西方美术发展史和代表性画家，使中国美术家第一次全面系统地了解了世界美术大观。作为艺术教育家，他在浙江一师授课采用现代教育法，培养出丰子恺、潘天寿、刘质平、吴梦非等一批负有盛名的画家、音乐家。 李叔同本人在西画上也卓有建树。他画过大量的素描、水粉画和油画。人们在今天仍能看到其炭笔素描《少女》、水彩《山茶花》、油画《祼女》和《自画像》等作品。更为可贵的是，李叔同不仅大胆引入西方美术，而且十分重视中国传统绘画理论和技法，尤其善于将西洋画法与中国传统美术融为一体。他与弟子丰子恺合作的《护生画集》，诗画合璧，图文并茂，为世人所称道。 李叔同在书法艺术上的成就为世人所瞩目。他的书法早期脱胎魏碑，笔势开张，逸宕灵动。后期则自成一体，冲淡朴野，温婉清拔。特别是出家后的作品，更充满了超凡的宁静和云鹤般的淡远。这是绚烂至极的平淡、雄健过后的文静、老成之后的稚朴，恰如他自我表白的那样：“朽人之字所示者，平淡、恬静、冲逸相关纪念(15张)之致也。” 李叔同的篆刻可谓独树一帜。他早年治印从秦汉入手，兼攻浙派。35岁那年入“西泠印社”。39岁在杭州虎跑定慧寺出家前，将平生篆刻作品和藏印赠与“西泠印社”。该社为之筑“印冢”并立碑以记其事。治英赏英论印，是终其一生未曾放弃的癖好。他在给友人的信中提道：“刀尾扁尖而平齐若锥状者，为朽人自意所创。锥形之刀，仅能刻白文，如以铁笔写字也。扁尖形之刀可刻朱文，终不免雕琢之痕，不若以锥形刀刻白文能自然之天趣也。”李叔同对印学的贡献还体现在他对近代篆刻事业的弘扬上。他亲自发起成立了继“西泠印社”之后的又一印学团体——乐石社，定期雅集，并编印印社作品集和史料汇编。这也是在近代篆刻史上领风气之先之事。 李叔同的诗词在近代中国文学史上同样占有一席之地。他年轻时，即以才华横溢引起文坛瞩目。客居上海时，他将以往所作诗词手录为《诗钟汇编初集》，在“城南文社”社友中传阅，后又结集《李庐诗钟》。出家前夕，他将清光绪二十六至三十三年（1900—1907年）间的20多首诗词自成书卷。其中就有《留别祖国并呈同学诸子》、《哀国民之心死》等不少值得称道的佳作，表现了作者对国家命运和民生疾苦的深切关注。出家前的五六年间，他还有30余首歌词问世。这些作品，通过艺术的手法表达了人们在相同境遇中大都会发生的思想情绪，曾经风靡一时，有的成为经久不衰的传世之作。 弘一法师对联语也有浓厚兴趣，并有极高的鉴赏和创作水平。尤其是出家后，大师为各地寺院和缁素撰写的诸多嵌字联语，更表现出他的奇思妙想和深厚的艺术功底。他在宣传佛法导引终生佛化过程中，将联语这一形式作为劝人为善的巧妙手段。他书写的那些内容深刻、极富哲理的名联，现也成为警示后人的一笔宝贵的文化艺术财富。 弘一大师对佛学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他对律宗的研究与弘扬上。弘一大师为振兴律 学，不畏艰难，深入研修，潜心戒律，著书说法，实践躬行。他是近世佛教界倍受尊敬的律宗大师，也是国内外佛教界著名的高僧。 弘一大师入佛初期，除了阅读僧人必读的经典，其进修博览而广纳。何况，他原是个对任何事情，除非不做，做就要做得认真彻底的人。做了和尚，在佛学思想方面，自然也得做出自己的特色。对此，林子青概括说：“弘一大师的佛学思想体系，是以华严为镜，四分律为行，导归净土为果的。也就是说，他研究的是华严，修持弘扬的是律行，崇信的是净土法门。他对晋唐诸译的华严经都有精深的研究。曾著有《华严集联三百》，可以窥见其用心之一斑。”弘一法师一生严守律宗戒律，悲天悯人，生前每次在坐藤椅之前总是先摇一下，以免藏身其中的小虫被压死，其临终时曾要求弟子在龛脚垫上四碗水，以免蚂蚁爬上尸身被不小心烧死，其善心可见一斑。 中国佛教律学，故译有四大律，即《十诵律》、《四分律》、《摹诃借祗律》、《五分律》。为弘扬律学，弘一大师穷研《四分律》，花了4年时间，著成《四分律比丘戎相表记》。此书和他晚年所撰的《南山律在家备览略篇》，合为精心撰述的两大名著。李叔同的 《送别》
《箫韶》
《音乐小杂志 》。
李叔同为我国近现代音乐作出了许多卓越贡献，一些贡献和成就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具有开创意义。 1905年，李叔同曾手书《祖国歌》的词谱，作为“沪学会”补习班的唱歌教材。这首以中国民间乐曲《老六板》为基本曲调的歌曲，抒发了强烈的爱国热情，深受青年学子们的欢迎，很快由上海传唱到其他城市，产生了很大影响。1905年，李叔同编印出版《国学唱歌集》，歌词选用了《诗经》、《离骚》、唐宋诗词等，表现出作者深厚的“国学”底蕴和对国学的重视。 1906年，李叔同独自在日本创办了《音乐小杂志》，在日本印成后，寄回国内发行。这本杂志虽然只发行了一期，却是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的第一本音乐杂志。这本杂志包括图画、插图、乐史、乐典等栏目，除乐典、三首词作、部分插图的作者是日本人外，其他内容（包括封面设计和水彩画）均出自李叔同一人之手，署名“息霜”。他在杂志的“序言”中写道：“盖琢磨道德，促社会之健全；陶冶性情，感精神之粹美，效用之力，宁有极欤！”他论述了自然界各种音响给人的不同共鸣和感受，并认为将自然界的音响加工成“音乐”，就能发挥巨大的社会功能。这篇序文也体现了李叔同的音乐启蒙教育思想和音乐观。 这本杂志还刊登了李叔同填词编写的三首乐歌：《隋堤柳》、《我的国》和《春郊赛跑》。《我的国》是他根据自己在上海时写的歌词，选用一首日本乐曲 编成，豪迈壮阔的歌词充满爱国激情，表达了他希望祖国富强的强烈愿望。李叔同弹奏并吟唱这首歌时，为饱受列强侮辱的祖国和被称为“东亚病夫”的人民而揪心阵痛。《春郊赛跑》采用德国歌曲《木马》的曲谱，歌词写道：“跑跑跑！看是谁先到。杨柳青青，桃花带笑。万物皆春，男儿年少。跑跑跑！锦标夺得了。”洋溢着春天的气息和健康快乐的情感。 李叔同还根据日本石原小三郎的《西洋音乐史》中的资料，编写了介绍音乐大师贝多芬的文章《乐圣比独芬传》，并用炭笔精心绘制了“乐圣比独芬像”。李叔同不但是第一位向国人介绍贝多芬的中国人，也是尊称贝多芬为“乐圣”的第一人。李叔同在《昨非录》一文中，还对音乐简谱和五线谱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十年前日本之唱歌集，或有用1234之简谱者。今则自幼稚园唱歌起，皆用五线音谱。吾国近出之歌唱集与各学校音乐教授，大半用简谱，似未合宜。”他还针对自己刚出版不久的《国学唱歌集》未能身体力行使用五线谱而痛悔自责：“去年余从友人之请，编《国学唱歌集》，迄今思之，实为第一疚心之事。前已函嘱友人，毋再发售并毁版以谢吾过。” 1913年，李叔同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教书时编辑《白阳》杂志，他在杂志上刊登了介绍西洋乐器的文章和他自己作词作曲的合唱曲《春游》。这本刊物还包括文学和美术方面的文章，从音乐方面来看，它可以看作是《音乐小杂志》的姊妹篇。 李叔同是我国近现代的启蒙音乐家和乐歌作家。我国近现代音乐起源于大多用外国曲谱填词的“学堂乐歌”，李叔同就是“学堂乐歌”的重要作者。李叔同填词和选曲配词的音乐作品有近百首，确切数目已无从考证。丰子恺和裘梦痕合编的《中文名歌五十曲》中收录的大多是李叔同1912年至1918年所作的乐歌。歌集一经出版，就被各地学校选作教材，连续再版十次，成为中国近现代传播时间最长、发行量最大的教学歌曲集之一。丰子恺在这本歌曲集的《序言》中指出：“李先生有深大的心灵，又兼备文才与乐才，因而当时能兼作词曲者，只有李先生一人。”文中虽然难免对恩师的溢美，但也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李叔同在乐歌创作中的地位。 李叔同的音乐教育思想也贯穿于他的乐歌创作中。李叔同编写的乐歌，体现了他“促社会之健全”和“感精神之粹美”的音乐观，影响深远。早在1904年“沪学会”时，李叔同就邀请沈心工在“沪学会”文化补习班开设乐歌课，自己也一起听讲，接受音乐的启蒙教育。当时，国家正处于内忧外患之际，需要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李叔同在“沪学会”教唱的《祖国歌》，词曲配合贴切，主题鲜明，富有浓郁的民族音乐特色，歌颂了中华文明古国，抒发了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他出家以后，虽专心研究和弘扬佛学，但在“念佛不忘救国”思想的指导下，仍应邀创作爱国歌曲。他这一时期的作品，结集为《清凉歌集》，1936年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 李叔同创作的乐歌艺术水平很高，尤其在多声部合唱歌曲方面具有首创性。他的《春游》是我国最早的一首三声部声乐作品，也是中国作曲家运用西洋作曲技法进行多声部音乐创作的最早探索。这首歌的和声和曲体非常工整，旋律优美，自然清秀，堪称校园歌曲的典范。 李叔同歌曲中流传最广、影响最为久远的一首乐歌是《送别》。《送别》的歌词实际上是他“悲欣交集”人生的真实写照，感人至深，与稍加改动的美国作曲家奥德威的曲谱搭配得天衣无缝。其中有一句歌词在流传中产生了不同版本：有的人采用“一瓢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有的人把这句中的“瓢”唱为“觚”，有的人唱为“斛”或“壶”。对此，由于迄今没有见到李叔同手书的《送别》歌词，很难做出鉴别。《送别》最初公开发表的版本是丰子恺、裘梦痕合编的《中文名歌五十曲》，该书《送别》歌词中是“一瓢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后来，丰子恺又编了《李叔同歌曲集》，此书收入李叔同作词作曲或填词的歌曲作品32首，歌词全部是丰子恺的毛笔楷书，所收《送别》的歌词中，这一句也是“一瓢浊酒尽余欢”。因此，有人认为“丰子恺版本”的可靠性无可怀疑，应视为正宗原版。但“瓢”一般是用来舀水或撮取面粉等的器具；而“觚”却是古代一种盛酒的器具。据此，也有人对“丰子恺版本”的可靠性提出质疑，认为“觚”与“瓢”字形相近，可能是丰子恺在书写过程中有误。 《送别》在传播过程中出现了“觚”、“瓢”、“斛”、“壶”等版本，莫衷一是。不过，我对这一句中采用“斛”、“壶”的版本不以为然，一是缺乏根据，二是像李叔同这样的文人不大可能在作词中用“斛”或“壶”。 这首歌曲还被电影《早春二月》和《城南旧事》分别选作插曲和主题歌，广泛传播，至今仍久唱不衰。它也是我几十年来最喜爱的歌曲之一。 李叔同由一个富家风流公子和文坛名士，变为一个剪掉辫子改穿西服的留日学生，变成一个西装革履佩戴金丝眼镜的报纸编辑，变成穿长袍马褂足蹬布鞋的教师，又在中年决然皈依佛门，以苦行僧而终其一生……可以说，李叔同把他在人生的各个阶段中的角色，都发挥到了极致。因此，我总是把他看作“近代的唐伯虎”，有所不同的是，唐伯虎没有出家。不过，李叔同给我挥之不去的深刻印象，还是他那首令人百唱不厌的《送别》。 李叔同从日本留学回国到1918年出家为僧的几年，是他艺术教育和乐歌创作最重要的时期。在我国音乐教育刚刚起步，对是否需要音乐教育尚有不同意见的情况下，他毅然选择了音乐和美术教育工作，并全身心地投入，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可以说，李叔同是我国近现代音乐教育的先驱者，是多才多艺的启蒙音乐家。
《箫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