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学的目的和定义 吉林省图书馆学会会刊，1980， 十六世纪的目录学（上） 吉林省图书馆学会会刊，1981， 十六世纪的目录学（下） 吉林省图书馆学会会刊，1981， 试评《世界地名词典》 世界图书，1981， 图书馆员与工具书 图书馆学刊，1981， 喜读《中国百科年鉴1980》 世界图书，1981， 十七世纪的目录学：历史学家时代（上） 图书馆学研究，1981， 十七世纪的目录学：历史学家时代（中） 图书馆学研究，1982， 十七世纪的目录学：历史学家时代（下） 图书馆学研究，1982， 试论图书发展的动力及规律 云南图书馆，1982， 怎样查找古人的室名别号 文史知识，1982， 功魁祸首：评乾隆编四库全书 黑龙江图书馆，1982， 史籍类型发展之流源：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史部札记之一 河南图书馆季刊，1982， 史学研究指南 世界图书，1982， 图书馆学专业教育改革断想 高校图书馆工作，1982， 中文工具书的比较研究 山西图书馆学刊，1982， 试评《弹词叙录》 文献，1983， 建阳余氏刻本知见录 福建省图书馆学会通讯，1983， 印刷术发明后的抄写本书 赣图通讯， 自学青年的益友：工具书 益友，1983， 史部类目发展之源流：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史部札记之二 河南图书馆季刊，1983， 试论坊刻在中国书史上的地位 青海图书馆，1983， 中国书史上的数量统计与规律 四川图书馆学报，1983， 汉魏石经不应混为一谈 河南图书馆季刊，1984， 小议闽刻“京本” 图书馆杂志，1984， 掌握中文工具书的一个好方法 山东图书馆季刊，1984， 中国古代的民间刻书业 百科知识，1984， 稿本抄本写本：再谈印刷术发明后的抄写本书 图书馆学刊，1984， 敦煌石窟遗书与书史研究 图书与情报，1984， 抓住高校特点开展情报服务 大学图书馆通讯，1984， 怎样查找古代典章制度 文史知识，1984， 建阳余氏刻书考略（上） 文献，1984， 建阳余氏刻书考略（中） 文献，1984， 建阳余氏刻书考略（下） 文献，1985， 近年来新出版的中文工具书评述（上） 大学图书馆通讯，1985， 近年来新出版的中文工具书评述（下） 大学图书馆通讯，1985， 明代小说家、刻书家余象斗 明清小说论丛 第四辑，1985， 图书学刍议 四川图书馆学报，1985， 我国年鉴编纂出版的回顾与展望 图书情报工作，1985，4;新华文摘，1985， 中国辞书之最 书海（香港），1985， 我国辞书事业的黄金时代 图书馆研究与工作，1985， 关于《中国图书馆年鉴》的探讨 黑龙江图书馆，1986， 关于论文写作的一次讲评 图书馆界，1986， 论年鉴研究体系的建立 辞书研究，1986， 年鉴学刍议 四川图书馆学报，1986， 期刊数量与质量琐议 情报资料工作，1986， 掌握工具书的好方法：比较研究 大公报（香港），1986， 试析“无书世界”与“无纸世界”：图书学探索之二 图书情报研究，1986， 建立工具书学的需要与可能 图书馆界，1986， 近代译书及其影响 图书馆研究与工作 1987， 治学的利器：工具书 中国文化书院学报，1987， 关于图书流通利用的几个问题 图书馆工作，1987， 大学生谈辞书出版 出版发行研究，1988， 读者需求至关重要 新闻出版报，1988， 年鉴与社会 四川图书馆学报，1988，2- 中国图书馆教育 图书馆学刊，1988， 重复影印《四库全书》实无必要 新闻出版报，1988， 试论图书流通史的研究：图书学专题研究之三 图书与情报，1988， 《四库全书》影印质疑 群言，1988， 从影印《四库全书》谈起 大学图书馆通讯，1988， 造纸术的发明及其影响 图书馆研究与工作，1988， 1978—1988：中国图书馆学情报学教育的反思（1） 大学图书馆学报，1989， 1978—1988：中国图书馆学情报学教育的反思（2） 大学图书馆学报，1989， 读者类型及其需求分析 图书馆员，1989， 读者需求与出版社的责任 新闻与出版，1989， 中国图书馆学情报学教育40年（1949—1989） 图书馆学通讯，1989， 佛教传播与雕版印刷术的发明：中国古代出版印刷史专论之一 编辑之友，1990， 汉文大藏经的刻印及雕版印刷术的发展：中国古代出版印刷史专论之二（上） 编辑之友，1990， 汉文大藏经的刻印及雕版印刷术的发展：中国古代出版印刷史专论之二（下） 编辑之友，1990， 民间坊刻与我国早期出版印刷业：中国古代出版印刷史专论之三，编辑之友，1990， 坊刻的特点及贡献：中国古代出版印刷史专论之四 编辑之友，1990， 活跃在大学师生中的常年书评活动 中国图书评论，1990， 加强理论研究，建立年鉴学体系：“年鉴事业的建设与开发”系列研究之三 图书与情报，1990， 闽北纪行 出版史料，1990， 年鉴事业的建设与开发 图书馆理论与实践，1990， 年鉴与读者 图书情报论坛，1990， 图书的未来 新闻与出版，1990， 中国出版专业教育十年（上） 出版与发行，1990， 我国年鉴事业十年 世界图书，1990， 从国子监到武英殿的中央政府刻书（上） 编辑之友，1990， 从国子监到武英殿的中央政府刻书（下） 编辑之友，1991， 北京大学图书馆收藏利用年鉴情况调查 年鉴工作与研究，1991， 北京雕印的汉文大藏经 津图学刊，1991， 大学生的书评活动 中国高等教育，1991， 读者评年鉴 年鉴工作与研究，1991， 公私兼办的书院刻书：中国古代出版印刷史专论之七 编辑之友，1991， 关于年鉴性质的分析 图书馆刊，1991， 规模空前的宋代地方政府刻书事业 编辑之友，1991， 论年鉴史前史的研究及其启示 图书与情报，1991， 年鉴的定义 年鉴工作与研究，1991， 私家刻书的源流和特点：中国古代出版印刷史专论之八 编辑之友，1991， 我国年鉴事业的特点及发展趋势 中国出版，1991， 中国古代的刻书世家 人民日报（海外版），1991， 地方志与地方年鉴趋同说 青海图书馆，1991， 独具特点可贵的经验 广州日报，1992， 私家刻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贡献：中国古代出版印刷史专论之九 编辑之友，1992， 对中国出版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中国古代出版印刷史专论之十（上） 编辑之友，1992， 对中国出版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中国古代出版印刷史专论之十（下） 编辑之友，1992， 中国图书的十大特点（上） 新闻与出版，1992， 中国图书的十大特点（下） 新闻与出版，1992， 最能代表中国文化的书 山西图书馆学报，1992， 我国的出版专业教育 中国出版，1992， 寸草报春晖 北京图书馆馆刊，1993，3- 拓展教学研究空间，培养社会急需人才 图书馆学研究，1993， 再论年鉴的价值和作用 图书馆建设，1993， 中国古代的刻书中心 北京高校图书馆1993， 中国古代的刻书中心（续） 北京高校图书馆1993， 90年代中国年鉴事业的发展趋势 年鉴工作与研究，1994， 1990年以来我国出版的商务工具书 大学图书馆学报，1995， 丰硕的成果，显著的进步 年鉴信息与研究，1995， 汉魏石经辨 东方文化，1995， 面向21世纪的信息管理 北京图书馆馆刊，1995， 儒家石经及其影响 紫禁城，1995， 紧跟时代步伐，办好成人教育 高等教育论坛，1996， 历史上的年鉴 年鉴信息与研究，1996， 年鉴规范化研究 年鉴编纂工作手册，北京：中国铁道出版社， 中国古代刻书世家 龙吟 中华文化之光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跟紧时代步伐，办好成人教育 高等教育论坛, 历史上的年鉴 年鉴信息与研究, 中国古代刻书世家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96年8月 年鉴规范化研究 年鉴编辑工作手册 1996年10月 官私藏书楼 , 紫禁城 1997年第6期 图书馆对年鉴资源的收集整理与利用 ,海峡两岸图书馆事业研讨会论文集, 试论缪荃孙藏书 ,江苏图书馆学会 1998年5月 中国古代图书文化及其对现代化的影响 走向21世纪的图书馆,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8年7月 《略论中国古代官府藏书与私人藏书》 《图书情报知识》 1999年第1期 《中国印刷图书文化的起源》 韩国延世大学国学研究院《东方学志》第一零六辑1999年12月 ,《出版科学》2000年第1～2期 《私人藏书家的刻书活动及其贡献》 载《中国古代藏书楼研究论文集》 中华书局 1999年7月 《怀念导师 继往开来——兼论中国早期印刷文化的源与流》载《一代宗师——纪念刘国钧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论文集》 1999年11月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中国古代藏书家的历史贡献》《图书馆理论与实践》 1999年 第一期 《二十世纪中国出版史研究鸟瞰》,《北京大学学报》1999年第二期 《新华文摘》1999年第9期转摘 《出席“世界印刷文化起源国际学术研究会”侧记》 ,大学图书馆学报》 2000年第1期 《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在宋元时代的发展与传播》,《北京大学学报》 2000年第6期 《关于世界印刷文化起源的讨论》,《出版发行探究》2000年第3期 台湾《印刷会讯》 2000第5至8期连载 《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 《中国出版》 2000年第10期 《中国古代书院藏书概论》《图书馆》2001年第1期 8千字 《关于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及其早期传播的力作》《出版科学》2001年第1期 《对中国图书出版印刷文化的思考》(上)（下）《出版科学》2001年第2～3期 《中国年鉴的改革创新之路》《年鉴信息与研究》2001年3期 《海峡两岸图书馆年鉴之比较》《中国图书馆学报》 2001年4期 《中国印刷图书文化的起源》《黄河文化论坛》第六辑 2001年1月 《宋元时期的活字印刷》 《黄河文化论坛》第六辑 2001年1月 《不该发生的论争》,《人民日报（海外版）》2001年9月3日第7版 中国古代私家藏书的文化贡献,(东京)第一届东亚出版文化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 2001年12月 《试论出版史的研究任务与研究内容》肖东发《出版发行研究》2002年2期 《中国是印刷术的发祥地》肖东发《中国印刷》2002年3期 《中国出版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肖东发《出版科学》2002年3期 《中国印刷术的外传――印刷术的东传》肖东发 （台湾）《印刷会讯》2002年2～3期连载 《中国古代私家藏书的历史贡献及其人文精神》肖东发 第二届“北大论坛”2002年11月发言《走向未来的人类文明——多学科的考察》第二届“北大论坛”论文集 北京大学出版社 《中国藏书文化的探索与发展》肖东发 《开放的藏书楼 开放的图书馆：纪念古越藏书楼创建百年论文集》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2年10月 《印刷术发明权的论争并未止息》 肖东发、姚雪 《中国印刷》2002年11期 《精益求精 再创辉煌》 肖东发 《中央电视台年鉴》2002年 《中国编辑出版学教育的思考与探索》 肖东发 《编辑之友》 我国编辑出版教育的回顾与展望》 肖东发 许欢 《河北大学学报》 《出版起源五讲》 肖东发 仝冠军 《出版发行研究》2 4千字 《中国传统媒介的形制与规律初探》 李云 肖东发 《山西师大学报》 《论中国出版的起源》 肖东发 仝冠军《出版史料》，2003（2） 《网络检索与传统工具书的较量》 肖东发 姚雪 《中华读书报》 《中国出版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肖东发 《出版科学》 《出版与社会：出版史研究的基本问题》肖东发 仝冠军《中国出版》，2003、 民营出版业的发展历程 肖东发 出版经济 2003年第12期 关于我国编辑出版教育的论证与调查分析 肖东发 许欢 河北大学学报2004年第4 期 核心期刊评价功能问题研究综述 李云 肖东发 浙江学刊 2004年第4期 让文化产业为古都北京插上翅膀 肖东发 文化经济参考 《中国近代古籍出版发行史料丛刋》序 肖东发 出版史料 年 鉴 与 皮 书之争——试析近年来我国出版界的年鉴热和皮书热 能向群 肖东发 出版经济 《出版产业变革呼唤编辑出版专业研究生教育的发展》,肖东发 杨琳,《大学出版》 中产,一路行来 肖东发 企业研究 2005/ 《抓住历史机遇 提升专业教育 促进学科发展》,肖东发 杨琳,《中国出版》 图书馆建设要软硬两手抓新华书目报， 出版媒介的演变与社会文化的走向 肖东发，杨琳，杨屹东,编辑学刊 2006/ 中国传统图书文化对现代化的影响黄河文化论坛， 《四库全书》与法国《大百科全书〉的编纂出版之比较 学术交流， 凤凰涅磐-新马书市纪行时尚悦读 藏书心事：那一楼的书，那一生的爱时尚悦读 东汉“熹平石经”刊刻活动研究周绍良诞辰纪念论文集 新时期中国书之书出版述评，常聪，肖东发 学术交流 由传统出版走向跨媒体时代——探讨我国编辑出版学教育的发展之路 肖东发,张文彦国际新闻界 肖东发:立体化发展的中国出版业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NO6 2006/ 北大燕南园的名人故居 大学 出版人才的需求和出版教育改革 科技与出版 0
中国古代数学具有悠久的传统,。从公元前后至公元14 世纪，中国古典数学先后经历了三次发展高潮,即两汉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和宋元时期，并在宋元时期达到顶峰。中国传统数学在宋元达到高潮，除了数学自身发展与积累的原因外，主要从社会文化角度来分析：社会生产力的变革与经济的发展上层建筑——统治者对数术的重视宋代官制的实施数学教育措施的实施格物致知——理学文化的影响社会实践的需要及科学技术的促进作用的综合作用。
传统数学兴盛与宋元时期理学发展密不可分 这一时期 中国传统自然科学得到较大发展 重农而不过于抑商 一方面 农业的需求促使数学计量的研究 而商品经济及海外朝贡贸易的发展 为自然学科提供了经济基础 生产力的提高带动人口的迅速增长 统治阶级为人口及土地的统计 同时及时调整人口和土地政策 是其政治条件 客观上带动数学的发展 最后是那时期科学家们的主观条件发挥了能动性
汉时张骞通西域，唐朝玄奘西游，宋朝一直忙于外患，元朝四处用兵
传统数学兴盛与宋元时期理学发展密不可分 这一时期 中国传统自然科学得到较大发展 重农而不过于抑商 一方面 农业的需求促使数学计量的研究 而商品经济及海外朝贡贸易的发展 为自然学科提供了经济基础 生产力的提高带动人口的迅速增长 统治阶级为人口及土地的统计 同时及时调整人口和土地政策 是其政治条件 客观上带动数学的发展 最后是那时期科学家们的主观条件发挥了能动性
上面的是明清的,下面的是宋元的
历史小论文要求不高，写清原因经过结果以及基本的历史主线即可题目1难一点 必须要说清这些民族的发展以及相互的关系题目2相对简单 主要说明繁荣和开放的表现即可
北宋王朝统一了中国，农业、手工业、商业迅速繁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从公元十一世纪到十四世纪〔宋、元两代〕，筹算数学达到极盛，是中国古代数学空前繁荣，硕果累累的全盛时期。这一时期出现了一批著名的数学家和数学著作，列举如下：贾宪的《黄帝九章算法细草》〔11世纪中叶〕，刘益的《议古根源》〔12世纪中叶〕，秦九韶的《数书九章》〔1247〕，李冶的《测圆海镜》〔1248〕和《益古演段》〔1259〕，杨辉的《详解九章算法》〔1261〕、《日用算法》〔1262〕和《杨辉算法》〔1274-1275〕，朱世杰的《算学启蒙》〔1299〕和《四元玉鉴》〔1303〕等等。 宋元数学在很多领域都达到了中国古代数学，也是当时世界数学的巅峰。其中主要的工作有：公元1050年左右，北宋贾宪（生卒年代不详）在《黄帝九章算法细草》中创造了开任意高次幂的“增乘开方法”，公元1819年英国人霍纳（william george horner）才得出同样的方法。贾宪还列出了二项式定理系数表，欧洲到十七世纪才出现类似的“巴斯加三角”。（《黄帝九章算法细草》已佚）公元1088—1095年间，北宋沈括从“酒家积罂”数与“层坛”体积等生产实践问题提出了“隙积术”，开始对高阶等差级数的求和进行研究，并创立了正确的求和公式。沈括还提出“会圆术”，得出了我国古代数学史上第一个求弧长的近似公式。他还运用运筹思想分析和研究了后勤供粮与运兵进退的关系等问题。公元1247年，南宋秦九韶在《数书九章》中推广了增乘开方法，叙述了高次方程的数值解法，他列举了二十多个来自实践的高次方程的解法，最高为十次方程。欧洲到十六世纪意大利人菲尔洛（scipio del ferro）才提出三次方程的解法。秦九韶还系统地研究了一次同余式理论。公元1248年，李冶（李治，公元1192一1279年）著的《测圆海镜》是第一部系统论述“天元术”（一元高次方程）的著作，这在数学史上是一项杰出的成果。在《测圆海镜?序》中，李冶批判了轻视科学实践，以数学为“九九贱技”、“玩物丧志”等谬论。公元1261年，南宋杨辉（生卒年代不详）在《详解九章算法》中用“垛积术”求出几类高阶等差级数之和。公元1274年他在《乘除通变本末》中还叙述了“九归捷法”，介绍了筹算乘除的各种运算法。公元1280年，元代王恂、郭守敬等制订《授时历》时，列出了三次差的内插公式。郭守敬还运用几何方法求出相当于现在球面三角的两个公式。公元1303年，元代朱世杰（生卒年代不详）著《四元玉鉴》，他把“天元术”推广为“四元术”（四元高次联立方程）,并提出消元的解法，欧洲到公元1775年法国人别朱（etienne bezout）才提出同样的解法。朱世杰还对各有限项级数求和问题进行了研究，在此基础上得出了高次差的内插公式，欧洲到公元1670年英国人格里高利（james gregory)和公元1676一1678年间牛顿（issac newton）才提出内插法的一般公式。公元十四世纪我国人民已使用珠算盘。在现代计算机出现之前，珠算盘是世界上简便而有效的计算工具。
宋元数学总结 唐朝亡后，五代十国仍是军阀混战的继续，直到北宋王朝统一了中国，农业、手工业、商业迅速繁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从公元十一世纪到十四世纪（宋、元两代），筹算数学达到极盛，是中国古代数学空前繁荣，硕果累累的全盛时期。这一时期出现了一批著名的数学家和数学著作，列举如下：贾宪的《黄帝九章算法细草》（11世纪中叶），刘益的《议古根源》（12世纪中叶），秦九韶的《数书九章》（1247），李冶的《测圆海镜》（1248）和《益古演段》（1259），杨辉的《详解九章算法》（1261）、《日用算法》（1262）和《杨辉算法》（1274-1275，朱世杰的《算学启蒙》（1299）和《四元玉鉴》（1303）等等。 宋元数学在很多领域都达到了中国古代数学，甚至是当时世界数学的巅峰。其中主要的工作有：（1）高次方程数值解法；（2）天元术与四元术，即高次方程的立法与解法，是中国数学史上首次引入符号，并用符号运算来解决建立高次方程的问题；（3）大衍求一术，即一次同余式组的解法，现在称为中国剩余定理；（4）招差术和垛积术，即高次内插法和高阶等差级数求和。 另外，其它成就包括勾股形解法新的发展、解球面直角三角形的研究、纵横图（幻方）的研究、小数（十进分数）具体的应用、珠算的出现等等。 这一时期民间数学教育也有一定的发展，以及中国和伊斯兰国家之间的数学知识的交流也得到了发展。 百度文库里有的下载，建议多找几种版本，拼拼凑凑，一篇论文再加点润色，可以很棒的。
历史小论文要求不高，写清原因经过结果以及基本的历史主线即可题目1难一点 必须要说清这些民族的发展以及相互的关系题目2相对简单 主要说明繁荣和开放的表现即可
上面的是明清的,下面的是宋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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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数学发展史 宋元数学 中国古代数学在宋元时期达到繁荣的顶点，涌现了一大批卓有成就的数学家。其中秦九韶、李冶、杨辉和朱世杰成就最为突出，被誉为“宋元数学四大家”。 秦九韶（公元1202－1261），字道古，安岳人。其父秦季栖，进士出身，官至上部郎中、秘书少监。 秦九韶聪敏勤学。宋绍定四年（1231），秦九韶考中进士，先后担任县尉、通判、参议官、州守、同农、寺丞等职。先后在湖北、安徽、江苏、浙江等地做官，1261年左右被贬至梅州（今广东梅县），不久死于任所。他在政务之余，对数学进行虔心钻研，并广泛搜集历学、数学、星象、音律、营造等资料，进行分析、研究。 宋淳祜四至七年（1244至1247），他在为母亲守孝时，把长期积累的数学知识和研究所得加以编辑，写成了闻名的巨著《数学九章》，并创造了“大衍求一术”。这 不仅在当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在近代数学和现代电子计算设计中，也起到了重要作用，被称为“中国剩余定理”。他所论的“正负开方术”，被称为“秦九韶程序”。现在，世界各国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的数学课程，几乎都接触到他的定理、定律和解题原则。秦九韶在数学方面的研究成果，比英国数学家取得的成果要早800多年。 李冶(1192-1279)是中国古代数学家，字仁卿，号敬斋，真定府栾城县(今河北省栾城县)人。 1234年初，金朝终于为蒙古所灭．金朝的灭亡给李冶生活带来不幸，但由于他不再为官，这在客观上使他的科学研究有了充分的时间．他在桐川的研究工作是多方面的，包括数学、文学、历史、天文、哲学、医学．其中最有价值的工作是对天元术进行了全面总结，写成数学史上的不朽名著----《测圆海镜》。 杨辉，中国南宋时期杰出的数学家和数学教育家。在13世纪中叶活动于苏杭一带，其著作甚多。 他著名的数学书共五种二十一卷。著有《详解九章算法》十二卷（1261年）、《日用算法》二卷（1262年）、《乘除通变本末》三卷（1274年）、《田亩比类乘除算法》二卷（1275年）、《续古摘奇算法》二卷（1275年）。 杨辉的数学研究与教育工作的重点是在计算技术方面，他对筹算乘除捷算法进行总结和发展，有的还编成了歌决，如九归口决。 他在《续古摘奇算法》中介绍了各种形式的"纵横图"及有关的构造方法，同时"垛积术"是杨辉继沈括"隙积术"后，关于高阶等差级数的研究。杨辉在"纂类"中，将《九章算术》246个题目按解题方法由浅入深的顺序，重新分为乘除、分率、合率、互换、二衰分，勾股等九类。 他非常重视数学教育的普及和发展，在《算法通变本末》中，杨辉为初学者制订的"习算纲目"是中国数学教育史上的重要文献。 朱世杰（1300前后），字汉卿，号松庭，寓居燕山（今北京附近），“以数学名家周游湖海二十余年”，“踵门而学者云集”。朱世杰数学代表作有《算学启蒙》（1299）和《四元玉鉴》（1303）。《算学启蒙》是一部通俗数学名著，曾流传海外，影响了朝鲜、日本数学的发展。《四元玉鉴》则是中国宋元数学高峰的又一个标志，其中最杰出的数学创作有“四元术”（多元高次方程列式与消元解法）、“垛积法”（高阶等差数列求和）与“招差术”（高次内插法）。 中国元代数学家，对多元高次方程组解法、高阶等差级数求和，高次内插法都有深入研究，他著有《算学启蒙》(1299年)、《四元玉鉴》(1303年)各3卷，在后者中讨论了多达四元的高次联立方程组解法，联系在一起的多项式的表达和运算以及消去法，已接近近世代数学，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他通晓高次招差法公式，比西方早四百年，中外数学史家都高度评价朱世杰和他的名著《四元玉鉴》。 宋元数学，从时间上说它包括由北宋到元末大约四百年的时间。在此期间，涌现了许多优秀的数学家，其中最卓越的代表，如通常所说的“宋元四大家”的杨辉、秦九韶、李冶、朱世杰等，在数学史占有重要的地位。同时期的欧洲正处在中世纪，中国数学家的光辉灿烂成就，在部分问题的解决上，远远走在世界前列。 宋元数学是在汉唐数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不仅贾宪、杨辉、秦九韶的数学著作都称为“九章”，前二者甚至就是《九章》的问题编集，而且更多的数学问题都来源于《九章》，如李冶、郭守敬等人的成果。由于雕版印刷术的发达，北宋王朝在元丰七年由官方的“秘书省”刊到了《九章算术》等汉唐以来的十部算经，作为学校的课本［１］。《算经十书》作为教科书被印刷出来，对宋元数学教育以至数学研究方面所产生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有名的数学家及其著作 张丘建--<张丘建算经> 《张丘建算经》三卷，据钱宝琮考，约成书于公元466～485年间张丘建,北魏时清河(今山东临清一带)人,生平不详。最小公倍数的应用、等差数列各元素互求以及“百鸡术”等是其主要成就。“百鸡术”是世界著名的不定方程问题。13世纪意大利斐波那契《算经》、15世纪阿拉伯阿尔·卡西<<算术之钥》等著作中均出现有相同的问题。 贾宪：〈〈黄帝九章算经细草〉〉 中国古典数学家在宋元时期达到了高峰，这一发展的序幕是“贾宪三角”（二项展开系数表）的发现及与之密切相关的高次开方法（“增乘开方法”）的创立。贾宪，北宋人，约于1050年左右完成〈〈黄帝九章算经细草〉〉，原书佚失，但其主要内容被杨辉（约13世纪中）著作所抄录，因能传世。杨辉〈〈详解九章算法〉〉（1261）载有“开方作法本源”图，注明“贾宪用此术”。这就是著名的“贾宪三角”，或称“杨辉三角”。〈〈详解九章算法〉〉同时录有贾宪进行高次幂开方的“增乘开方法”。 贾宪三角在西方文献中称“帕斯卡三角”，1654年为法国数学家 B·帕斯卡重新发现。 秦九韶：〈〈数书九章〉〉 秦九韶（约1202～1261），字道吉，四川安岳人，先后在湖北、安徽、江苏、浙江等地做官，1261年左右被贬至梅州（今广东梅县），不久死于任所。秦九韶与李冶、杨辉、朱世杰并称宋元数学四大家。他早年在杭州“访习于太史，又尝从隐君子受数学”，1247年写成著名的〈〈数书九章〉〉。〈〈数书九章〉〉全书共18卷，81题，分九大类（大衍、天时、田域、测望、赋役、钱谷、营建、军旅、市易）。其最重要的数学成就——“大衍总数术”（一次同余组解法）与“正负开方术”（高次方程数值解法），使这部宋代算经在中世纪世界数学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 李冶：《测圆海镜》——开元术 随着高次方程数值求解技术的发展，列方程的方法也相应产生，这就是所谓“开元术”。在传世的宋元数学著作中，首先系统阐述开元术的是李冶的《测圆海镜》。 李冶（1192～1279）原名李治，号敬斋，金代真定栾城人，曾任钧州（今河南禹县）知事，1232年钧州被蒙古军所破，遂隐居治学，被元世祖忽必烈聘为翰林学士，仅一年，便辞官回家。1248年撰成《测圆海镜》，其主要目的就是说明用开元术列方程的方法。“开元术”与现代代数中的列方程法相类似，“立天元一为某某”，相当于“设x为某某”，可以说是符号代数的尝试。李冶还有另一部数学著作《益古演段》（1259），也是讲解开元术的。 朱世杰：《四元玉鉴》 朱世杰（1300前后），字汉卿，号松庭，寓居燕山（今北京附近），“以数学名家周游湖海二十余年”，“踵门而学者云集”。朱世杰数学代表作有《算学启蒙》（1299）和《四元玉鉴》（1303）。《算学启蒙》是一部通俗数学名著，曾流传海外，影响了朝鲜、日本数学的发展。《四元玉鉴》则是中国宋元数学高峰的又一个标志，其中最杰出的数学创作有“四元术”（多元高次方程列式与消元解法）、“垛积法”（高阶等差数列求和）与“招差术”（高次内插法） 华罗庚 “数学，如音乐一样，以奇才辈出而著称，这些人即便没有受过正规的教育也才华横溢。虽然华罗庚谦虚地避免使用奇才这个词，但它却恰当地描述了这位杰出的中国数学家。” --G·B·Kolata 华罗庚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是一个自学成才的数学家。 他1910年11月12日出生于江苏省金坛县一个城市贫民的家庭，1985年6月12日，中国数学届陨灭一颗巨星-华罗庚在日本讲学时不幸因心肌梗塞逝世了。 华罗庚是蜚声中外的数学家。他是中国解析数论、典型群、矩阵几何学、自守与多复便函数等多方面研究的创始人与开拓者。他的著名学术论文《典型域上的多元复变函数论》，由于应用了前人没有用过的方法，在数学领域内做了开拓性的工作，于1957年荣获我国科学一等奖。他研究的成果被国际数学界命名为“华氏定理”，“布劳威尔-加当-华定理”。华罗庚一生精勤不倦，奋斗不息，著作很多，研究领域很广。他共发表学术论文约二百篇，专著有《堆垒素数论》、《高等数学引论》、《指数和的估计及其在数论中的应用》、《典型群》、《多复变数函数论中的典型域的分析》、《数论引导》、《数值积分及其应用》、《从单位圆谈起》、《优选法》、《二阶两个自变数两个未知函数的常系数偏微分方程》、《华罗庚论文选集》等12部。
中国古代数学具有悠久的传统,。从公元前后至公元14 世纪，中国古典数学先后经历了三次发展高潮,即两汉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和宋元时期，并在宋元时期达到顶峰。中国传统数学在宋元达到高潮，除了数学自身发展与积累的原因外，主要从社会文化角度来分析：社会生产力的变革与经济的发展上层建筑——统治者对数术的重视宋代官制的实施数学教育措施的实施格物致知——理学文化的影响社会实践的需要及科学技术的促进作用的综合作用。
传统数学兴盛与宋元时期理学发展密不可分 这一时期 中国传统自然科学得到较大发展 重农而不过于抑商 一方面 农业的需求促使数学计量的研究 而商品经济及海外朝贡贸易的发展 为自然学科提供了经济基础 生产力的提高带动人口的迅速增长 统治阶级为人口及土地的统计 同时及时调整人口和土地政策 是其政治条件 客观上带动数学的发展 最后是那时期科学家们的主观条件发挥了能动性
略谈宋元山水画的艺术成就与审美特征内容摘要：宋元山水画是山水画的鼎盛时期，它突出展示了隋代展子虞、唐代李思训、李昭道父子山水画作品大青绿、金碧山水一派的独具特色，展示了吴道子、王维、王洽及张璪创立的风格不同的水墨山水画派。五代画家深入，所画景物真实生动，北方画家的画风峰峦丛峙，雄浑壮美；南方画家的画风平淡天真、清丽秀美，南北方画家创立了全景式构图与不同风格的皴法，丰富了山水画的表现语言，使宋元时期取得了巨大成就，有着很高的、独特的审美特征。 中国山水画是以自然风景作为描写对象的绘画形式，它作为一个独立的画科，至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它孕育于秦汉，萌芽于魏晋，独立于隋代，成熟于唐代，于宋元达到高峰。 宋元是山水画的鼎盛时期，名家辈出，流派纷呈，集中体现了古代山水画的艺术成就和审美特征。据《图画见闻志》《宣和画谱》《画继》《图绘宝鉴》所载统计，仅画家就有180余人。题材、内容广泛，江南江北，名山大川，宫景台阁，村野渔樵，各尽风貌。从形式上看，水墨、淡彩、青绿巧整点缀，皴法、构图、题款各具特色。其分类主要有青绿山水、浅绛山水和水墨山水三种，分别以工笔或写意的技法形式予以表现。 北宋之初以巨然、李成为代表，形成南北两家流派。李成以画“寒林平远”著称，画家依据自我的观察，以强调近景、中景，由近及远按比例逐渐放小的方式来描绘北方平原苍茫的地形面貌；同时还关注季节气候与环境的描写，创作出具有荒漠和严酷季节的“寒林”的形象，烘托出一种荒寒而悲怆的诗意。从而形成“气象萧疏，烟林清旷，豪锋脱颖，墨法精微”的作品面貌；李成的山水画在北宋被誉为“古今第一”。现存代表作品有李成与王晓合作的《读碑窠石图》(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藏)、《茂林远岫图》(辽宁博物馆藏)、《晴峦萧寺图》(美国纳尔逊知陆藏)。至后是以北方画派的范宽、郭熙为代表形成“雄健与秀美”的两种流派。北宋初期的李成、范宽与中期的郭熙深受荆浩的影响，作品仍体现着雄浑壮美的五代之风；范宽常年深入终南山、太华山，对景凝想与构思，其山水画的风格与李成的风格迥然不同，偏重壮美气势的意境表达，用碎而坚实的笔墨皴出富有质感的壮观山石，山顶设置密林群体结构，一泻千尺的瀑布装饰点缀，使北方山川的壮美有着身临其境之感。范宽晚年笔墨更趋“枯老”“劲硬”之笔触，成功地刻画出北方关狭地区“山狭浑厚、气势雄拔”的山体形象。范宽的代表作有《鼷山行旅图》《雪景寒林图》（天津艺术博物馆藏）。郭熙是北宋中期山水画成就的代表。他的《早春图》准确地描绘着季节风景之特征。以其秀劲的格调透发出李成的影迹。其绘画作品还有《鼷山秋霁图》《关山春雪图》等，郭熙以大师特有的谦虚与诚恳直言道：“今齐鲁之士，唯摹营丘；关陕之士唯摹范宽。”并反对其时的因袭之风，“不局一家，必兼收并览，于自然中饱游饫看。”充分体现了郭熙的绘画作品笔法严谨而挺健，斧劈斫法，苍劲中极富阳刚之美。同时，也体现了郭熙极严肃的创作态度。 北宋后期杰出的青年山水画家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画卷，长为1183厘米，该卷兼具精工和神韵两大特色，大青绿着色，细致富丽，呈唐人之风；江南的“米氏山水”烟雨迷蒙，富有文人意趣，自成一家。画卷表现了峰峦绵亘，幽岩深谷，江河旷远，天地苍茫，宏大雄壮的祖国山河景象。全面继承了隋唐以来青绿山水的表现手法，突出石青石绿的厚重、苍翠效果，使画面爽朗富丽。其次，在北宋，赵伯驹、赵伯骕以青绿山水见长，画风上承唐代李思训而又有新创，在设色山水画中，北宋中期提倡“小景山水画”，以坡坂汀渚、小山丛竹、江湖水鸟为题，赋色淡雅简练，有实有虚，充满文人情趣。有图例所证：北宋山水画家赵令穰的绘画作品《橙黄桔绿图》（2厘米X9厘米,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王诜的青绿山水画作品《烟江叠嶂图》（上海博物馆藏），充分体现了北宋文人画的勃兴与初步成就，同时代表文人画在山水画领域发展成就的还有米芾、米友仁父子的创作作品，与青绿山水所不同的是，他们推崇纯然为水墨的发挥，确立起“平淡天真”的文人画美学标准和审美情趣。 南宋时期的山水画家以李唐、刘松年、马远、夏圭最为知名，四人并称“南宋四家”在继承北宋成就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和突破。在“南宋四家”中，李唐是一位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李唐的山水画作品《万壑松风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李唐早期受荆浩的影响，作品气势峻厚，峭拔雄浑的北方山水刻画得细腻真实，使用的是典型的“小斧劈皴法”，刻画的山石仍然是雷霆万钧的阳刚力量，其作品逐成笔墨精练、阔略豪放、元气淋漓的风格审美特征。山巅的丛树，近处的松林，有隐有现的石径，加强了画面幽深的情调。左方中景各有瀑布一线垂下，几折而后，转成一滩溪涧，涧水穿石而过，如闻声响，真是画到有声就是诗。李唐在晚年将山水画的构图和表现语言运用得简练概括，开创了勾皴同时进行的技法，为马、夏画风的兴起做了铺垫。 马远的《踏歌图》《倚松图》与夏珪的《临流抚琴图》，画中有诗，突破了前人的全景式构图，多画边角之景。“马一角，夏半边”。笔墨简约，形象清奇，追求诗的意境创造，是南宋山水画的主要特点。特别是《踏歌图》这幅画在北宋全景构图法中有所创新，精心提炼选取自然中最美的一角，达到“计白当黑，无画处皆成妙境”的造型于方硬中挺拔，皴法上除了马虫鸟远常用的“大斧劈皴”外，还使用方头尖尾“钉头鼠尾皴”。画面体现了马远利用“边角之景”独创意象所产生的魅力。在此绘画作品上所表现的“踏歌”，就是踏着拍子歌唱，在当时南宋时期南方乡土中祭祀土地神和五谷神的一种娱乐活动，后来演变为人们表达欢乐情绪的一种抒发方式。王安石在诗中描写：“虽非社日长闻鼓，吴儿踏歌女起舞，但道快乐无所苦。”（《后元丰行》）。此诗道出了淳朴勤劳的农民在劳动结束后，用一种抒发自我表现情感的方式来诉说着无比欢乐的自由情态。尤其是《踏歌图》通过四个年龄、姿态各不相同的点景人物“踏歌”的形式，将丰年带给人们的欢乐，生动地表现出来，人物附于自然山水的描绘，使整个画面统一在典雅、秀美、轻快的审美情绪意境之中。元代山水画创作分为前、后期，元代前期的山水画创作群体主要有江南地区的“遗民画家”、非汉族画家以及蒙元宫廷或贵族赞助的画家所组成。其中以遗民身份出现的代表画家有钱选的《浮玉山居图》（上海博物馆藏）、赵孟頫的《幼舆丘壑图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美术馆藏）、“风尚古俊”的《鹊华秋色图卷》（故宫博物院藏）等作品。他们在画法上追求一种古拙质朴、温韵典雅的画风，倡导“书画同源”的笔墨架构，加强了笔墨的艺术趣味与艺术表现力。元代后期的山水画创作者多是为躲避元末纷乱而避居的道士或隐士，“元四家”为其中的代表。由于画家的不同遭遇及文人画的确立,更注重笔墨意趣和个人风格，强调写意和主观情感的抒发,追求“情景交融”的意境,是元代山水画的主要特点。“元四家”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水墨浅降,苍郁浑厚；尤其是元代统治者重武轻文，导致更多的文人从事绘画。他们在艺术上提倡“高雅”“平淡天真”“天真幽淡”；理论上主张“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写胸中逸气”等。这一时期诗文印信也逐步正式进入画面。不但成为布局的组成部分，而且更直接地抒发作者的心声。诗、书、画、印形成一体，诗画相连，这标志着文人画形式的完善。《富春山居图》长卷，将富春江两岸数百里精粹聚于笔底，满纸空灵秀逸，笔简意远，后人誉之为“画中之兰亭”。原画主要是描写浙江富春江一带的山水景色。所画富春江两岸峰峦树木，似初秋景色，丰富而自然。画法有董（源）、巨（然）的温笔披麻皴，也有干笔皴擦，用笔简练，使水墨发挥了极大作用，对以后水墨山水画的发展有很大影响。吴镇的《渔父图》气象苍茫；多描绘江南湖山景色，多以秀劲潇洒的草书题写“渔夫辞”，从而达致诗书画相得益彰的妙境，使之有着一种空灵的感觉。他善画山水梅竹，作画喜用湿笔，笔法雄浑，墨气清润。他的山水画多表现避世幽居，寄情山水的隐士生活。 倪瓒的《六君子图》笔墨简淡疏秀,意境冷落空旷；作“阔远”式构图,“一水两岸”,上下分明,树林顾盼,远山逶迤,气脉通达,体貌新颖。有黄公望题诗云：“远望云山隔秋水，近有古木拥披陀，居然相对六君子，正直特立无偏颇。”王蒙的《青卞隐居图》则繁茂苍郁,雄伟壮观。此图山势险峻，树林茂盛，画家采用层层加深的用墨，作解索牛毛皴，干湿互用，表现了山川浑厚，草木繁茂的江南气象，并从中寄托着画家隐逅山林的理想和志趣。他的山水画多表现隐居生活，颂扬隐居出世。其画特征讲究笔法墨色，善用枯笔，以用笔的多变和繁复称著。构图布局饱满，结构茂密，景色秀丽，有一种苍浑秀逸的风格。“元四家”的山水画笔墨技法丰富,功力深厚,个性鲜明,强烈地抒发了闲适无奈、寂寞哀愁或安贫乐道、自鸣高雅的情怀。“元四家”看轻功利,标榜作画只是抒发胸中“逸气”,“聊以自娱”的观与画风对明清文人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上面的是明清的,下面的是宋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