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想要掌握古典文献学的知识，可以看中国文献学，古籍版本鉴定丛谈，中国古籍版本学，中国古典文献学，古文献学4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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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治安《经部要籍概述》黄永年《史部要籍概述》黄永年《子部要籍概述》曾枣庄《集部要籍概述》骈宇骞《简帛文献概述》赵国璋等《文史工具书概述》赵国璋、潘树广《文献学辞典》最后不要忘了各种史书的《经籍志》《艺文志》以及各种经典的目录学书籍，如“私家目录双璧”、《四库全书总目》等等。
千字文
如果想要掌握古典文献学的知识，可以看中国文献学，古籍版本鉴定丛谈，中国古籍版本学，中国古典文献学，古文献学4讲。
中国西北民族大学海外民族文献研究所24日披露，该所自2006年起整理出版流失在海外的敦煌古藏文文献，目前完成英藏9册、法藏22册(每册336页左右)，并正在推动古藏文文献的数字化建设，有望完成具备智能检索功能的数据库。这些文献由西北民族大学、上海古籍出版社、英国大英图书馆、法国国家图书馆合作编纂出版，流失海外的敦煌藏经洞藏文文献首次以出版形式回归故里。20世纪初，敦煌藏经洞发现的数万件珍贵古代文献文物流落海外。在这批流失的珍贵文物中，包括1万件左右的藏文文献，以及相当数量的回鹘文、粟特文、龟兹文、于阗文、梵文、希伯来文等写本。目前藏于英国国家图书馆和法国国家图书馆的敦煌藏文文献，是流失海外最大宗、最重要的民族古文字文献，具有极其重要的史料价值。据海外民族文献研究所副所长才让介绍，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大量文献中，古藏文文献数量仅次于汉文文献，系第二大类古文献。才让说，与国内相比，珍藏在英、法、美、日、俄等国家的敦煌古藏文文献内容十分丰富，除了佛教文献外，还有法律、社会契约、历史、医学、伦理、民间故事、语言等方面的文献。此外，还有译自梵文、汉文的文史类著作，比如印度著名史诗《罗摩衍那》，汉语古代著作如《战国策》片段的译文，也有儒家著作的翻译。据才让介绍，该所整理出版英藏9册、法藏22册的敦煌古藏文文献，历时13年，而这项工作还未结束，最终计划整理出版英藏15册、法藏30多册。此后，还将出版其他国家所藏古藏文文献。“有些文献只剩残存断片，文字模糊，内容解读会有一定困难。我们在仔细阅读和理解的基础上，与传世的佛教文献进行比对，然后对文献拟名。”才让说，由于按照英法对文献编号的顺序出版，每册所涉及的内容较为繁杂，并非单一文献。下一步，将对文献分类辑录，更便于研究。该所目前完成的敦煌古藏文文献影印本，也是英藏、法藏敦煌古藏文文献的首次完整出版。这将有利于研究公元8至11世纪吐蕃的历史文化及当时的民族文化交流史。来源：中国新闻网
董治安《经部要籍概述》黄永年《史部要籍概述》黄永年《子部要籍概述》曾枣庄《集部要籍概述》骈宇骞《简帛文献概述》赵国璋等《文史工具书概述》赵国璋、潘树广《文献学辞典》最后不要忘了各种史书的《经籍志》《艺文志》以及各种经典的目录学书籍，如“私家目录双璧”、《四库全书总目》等等。
必看的书有文献学讲义，中国古文献学史简编，文献学概要，中国目录学史，中国伪书综，古籍辨伪学，古文学学导论，读书杂志，中国文学学史，中国目录学等，接入门的书籍是需要掌握的。
1．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关于古籍整理、古典文献学的基本理论；2．了解我国关于古籍整理及编辑出版的方针、政策和法规；3．掌握本专业的基础知识以及汉语言文学、历史、哲学等学科的相关知识；4．具有较强的古籍整理能力和古典文献修养，了解本学科的前沿成就和发展前景，有较强的写作能力，并有一定的实际工作能力和初步科研能力；5．掌握中文文献资料的查询手段。
中国古典文献学是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属的二级学科。曾经被称为校雠学。主要研究文献的版本、目录、校勘，同时研究文献的载体、辑佚、辨伪、注释、检索、出土等相关问题。就业方向：图书馆古籍整理部、出版社、高校教学、古籍研究所研究工作现在，一般学校都是在研究生阶段开设这一专业。只有北京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等几所高校在本科阶段开设此专业。
用藏文写成的古代文献浩如烟海。公元13世纪元世祖忽必烈下令在国中推行一套新创成的“蒙古新字”，或者叫“八思巴蒙文”，就是在藏文字母影响下产生的。藏文典籍的印刷首先要按传统方法刻板。刻板是用细密坚硬的上等桦木制作的，刻板制成后，灵巧的工匠便在上面雕刻文字和图案，雕刻的文字图案，点画清晰，刀深光洁，功力深厚，堪称藏族文化一绝。经板的制作工序是十分繁杂的，主要 经过三道工序：一是把秋天刚落叶的红桦木伐来劈成一块块的板块，用桦木屑烧火熏干，然后放在羊粪中沤一冬天，取出洗净，经水煮后，捞出烘干刨平，制成毛板。二是在加工好的板子上一刀一刀，一个字一个字一丝不苟的雕刻。为了提高雕刻质量，主管规定工匠们每人每天只准刻一寸板面。当一个板面刻完后，必须进行严格校对，如发现雕错，要及时进行修补。三是把雕刻好的经板在煮化的酥油中浸泡一天，取出晾干后，用“苏巴”草根熬成的水洗刷干净再晾干，此时，雕板加工才始告完毕。 印刷书籍的纸张是特制的，是用一种藏语叫“阿补扎补” 的草根皮制成的，其特点是纸质韧性强，有毒性，虫不蛀、鼠不咬，久藏不坏。书籍的印刷也是非常讲究的，重要经典一律用朱砂印刷，一般的书籍也要用白桦墨印刷。 木刻印版的板有一手柄，两面均雕刻有十分工整的藏文正楷字体。这些板子，久藏不朽，久印不损，光洁耀目。印版的规格均根据佛教刻经量度而确定，长印版每块长110多厘米，宽70多厘米，厚约3厘米；中等印版每块长60厘米，宽10厘米，厚约3厘米；短印版每块长40多厘米，宽10厘米，厚约3厘米。尤其是雕刻卷首佛像和佛画时，必须严格遵循《丹珠尔工巧明》的准则。藏文书籍根据自身的特点，运用卷本和梵夹本的形式，均采取横书右行，书面成长方条状，横行字数多竖距较大，清朗舒目，便于翻页和诵读。十九世纪前的藏文书籍，一般均采用黑墨印刷，并没有彩色插图等文样之类的装饰，个别也使用朱砂印刷。其中，贵重的经典、卷首页各以花纹和佛像装饰，并配以插图，然后用金银、玛瑙等各种宝石研成色汁印刷。书籍上下夹以木板，夹板均为红漆描金，制作精细，有的夹板还镌刻有佛像、火焰宝和吉祥八宝等彩色图案。在雕刻中莲花运用最为广泛，佛教把莲花视为纯洁、高尚的象征，并有吉祥、神圣之寓意。此外，有些贵重的佛教经典用深黄的锦丝锻包裹数层，上下夹以檀香木板，然后用细牛皮条或丝带捆扎，当作神品供奉。在携带经典书籍时，普遍取势胸前，托抱或肩托手扶以示恭敬。
中国西北民族大学海外民族文献研究所24日披露，该所自2006年起整理出版流失在海外的敦煌古藏文文献，目前完成英藏9册、法藏22册(每册336页左右)，并正在推动古藏文文献的数字化建设，有望完成具备智能检索功能的数据库。这些文献由西北民族大学、上海古籍出版社、英国大英图书馆、法国国家图书馆合作编纂出版，流失海外的敦煌藏经洞藏文文献首次以出版形式回归故里。20世纪初，敦煌藏经洞发现的数万件珍贵古代文献文物流落海外。在这批流失的珍贵文物中，包括1万件左右的藏文文献，以及相当数量的回鹘文、粟特文、龟兹文、于阗文、梵文、希伯来文等写本。目前藏于英国国家图书馆和法国国家图书馆的敦煌藏文文献，是流失海外最大宗、最重要的民族古文字文献，具有极其重要的史料价值。据海外民族文献研究所副所长才让介绍，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大量文献中，古藏文文献数量仅次于汉文文献，系第二大类古文献。才让说，与国内相比，珍藏在英、法、美、日、俄等国家的敦煌古藏文文献内容十分丰富，除了佛教文献外，还有法律、社会契约、历史、医学、伦理、民间故事、语言等方面的文献。此外，还有译自梵文、汉文的文史类著作，比如印度著名史诗《罗摩衍那》，汉语古代著作如《战国策》片段的译文，也有儒家著作的翻译。据才让介绍，该所整理出版英藏9册、法藏22册的敦煌古藏文文献，历时13年，而这项工作还未结束，最终计划整理出版英藏15册、法藏30多册。此后，还将出版其他国家所藏古藏文文献。“有些文献只剩残存断片，文字模糊，内容解读会有一定困难。我们在仔细阅读和理解的基础上，与传世的佛教文献进行比对，然后对文献拟名。”才让说，由于按照英法对文献编号的顺序出版，每册所涉及的内容较为繁杂，并非单一文献。下一步，将对文献分类辑录，更便于研究。该所目前完成的敦煌古藏文文献影印本，也是英藏、法藏敦煌古藏文文献的首次完整出版。这将有利于研究公元8至11世纪吐蕃的历史文化及当时的民族文化交流史。来源：中国新闻网
以是b、d、g、、c、j等），这条规则没有例外，因而可以作为古入声字都带塞音韵尾的铁证。）在-s前面出现的平声字也比去声字多得多，（注： 潘悟云曾正确地指出，蒲立本所举关于韵尾-s的对音例中有的有“骑墙之嫌”，如“贵霜”(kushan)的sh蒲氏既算作“霜”的声母，又算作“贵”的韵尾（见所著《汉语历史音韵学》，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56页）。为讨论问题方便起见，本文以下的举证仍沿用蒲立本“连诵”的旧例。）例如凭经验就可以判断，“阿”(*a)不可能译as，等等。 事实上如果考虑到佛经原始语言(Prakrit)的情况，我们也许就不会掉进这个经典梵语的陷阱了。按巴利文规则，位于音节开头的复辅音st-要变成tt-，所以梵文的在巴利文是，梵文的kapilavastu在巴利文是kapilavattu。以此考虑，我们应该相信“舍卫”和“迦维罗卫”的“卫”实际上对应的是巴利文的vat(-t)而不是梵文的vas(-t)。“舍卫”旧又译“舍婆提”(*a-ba-di)或“尸罗跋提”(*i-la-bat-di)，“迦维罗卫”旧又译“迦维罗越”或“迦维罗阅”(*ka-vi-la-vat)，都指向巴利文的读法，也就是说，平声字“婆”和入声字“跋”、“越”、“阅”都表示词中并没有一个充当“去声韵尾”的-s。再多看几个梵汉对音的例子：译作“分卫”，其中“卫”(*vat)相当于pt;dnapati译作“檀越”，其中“越”(*vat)相当于pat;uddhodana译作“阅头檀”，其中“阅”(*vat)相当于ud——这里面哪里有“韵尾-s”呢？因此我们可以有绝对的把握说，“卫”在佛经中实际代表的是vat，蒲立本及后来学者构拟的-s是不能在梵汉对音中取得证明的。 运用类似的思路我们再考虑一下人们为上古以母（喻母四等）构拟的l-。自蒲立本提出上古以母接近于或者l的假定之后，人们又在藏文和古越南语中见到了同类现象的影子，而对以母古读的构拟也逐渐趋向于l-。（注：这方面的详细介绍见丁邦新、孙宏开主编的《汉藏语同源词研究（一）》，广西民族出版社，2000年，第226页以下。）不过，人们在论述中递相征引的番汉对音证据只有一条，相关的对音字也只有一个“弋”： 乌弋山离＝Alexandria 人们认为“弋”在这个词里的对音是lek，甚至有人据此单文孤证宣称汉代的以母字都念l-。为了检验这个译例，我们到早期的佛经对音里去看一看。 可以确定的是，佛经对音里所有的l-都是用来母字对译的，并没有一例用以母字译l-。如上所述，比较常见的情况是以母相当于梵文的或j-，除此之外也还有一些用以母字译y-的例子，如“由”(*yu)相当于yu（那由他：nayuta）或者相当于yo（由延：yojana)、“耶”相当于ya（pí＠①舍耶：vijaya），等等。的确，佛经对音中以母字的用法略显混乱，不易从音理上逐一解释清楚，但是我们看到所有的译例（、j、y)都暗示着它是一个舌面音，它最有可能是y-，即使不是y-，也一定与作为舌尖中音的l-差得很远。具体到“乌弋山离”，我觉得把它认作Alexandria的译名并不稳妥。首先，人们大概都相信其中的“山”(*an)对译的是sand，虽然汉译省略了n后面的d，这并非全然无据可援，（注：比较晚近的例子如Samarkand译“撒马耳干”，Tashkend译“塔什干”，词尾的-d都被省略了。）但以译s在当时毕竟极其少见。“山”的译音既不可靠，“弋”的译音更不可解。我们知道，汉语以母（弋）在中古时期读y-[j-]是无需质疑的，而在上古时期，确切地说是在大批造出汉字的前上古汉语(Pre-Archaic Chinese)时期，它频繁地和定母字(*d-)出现谐声关系也无需质疑。按照语言学常识，d＞y的演化是正常的，而d＞l＞y的演化就不大正常了。尽管l-假说的提出者和支持者费了很大的力气要把这种演化解释得合乎音理，但我仍然认为，音理解释无论多么完美，其价值也比不上文献的直接证明。辛辛苦苦思考了许多年，一旦有新的文物出土，以前的猜测全被推翻，发生在名家身上的此类事例我们见得太多了。 查《后汉书·西域传》，我们还可以找到一个带“弋”字的译名——粟弋，这就是《周书》里说的“粟特国”。从“特”(*d)字考虑，我们可以想到“弋”在公元前2世纪西域初通时的声母必是d-，全词依对音惯例大约是*sugdak，恰合于突厥“阙特勤碑”铭文的soзdak。粟特文献称自己为sugd、波斯铭文称之为sugude、希罗多德《历史》称之为suguda，（注：更多的词形见黄振华《粟特文》，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编《中国民族古文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无不表明“弋”字的古声母是d-，甚至现代英法诸文字的Sogdiana也可为此提供佐证。例外的现象只有《大唐西域记》中记载的“sū＠②利”，这好像是巴列维语sulih的对音，不过这个译名出现的年代太晚，大概谁也不会相信以母的“弋”在唐代还读lik。（注：参看冯承钧《关于西域语之讨论——冯子衡致方欣安书》，《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八编，商务印书馆，1962年。）结合梵汉对音的情况来看，我们显然应该支持传统的结论，认为后汉三国时期的以母y-是从三四百年前的d-变来的，而构不成对音规律的、没有其他资料支持的“乌弋山离”不能用为上古汉语以母读l-的证明。 三 “乌弋山离”这个译名可以把我们的思路带入一个更为广阔的领域。在使用这条材料前我们还应该考虑一下，《汉书·西域传》里的乌弋山离真的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那个亚历山大城么？ 现代英语中的Alexandria一般用以指非洲北部的那座亚历山大古城，这座城的遗址已于上世纪下半叶在埃及水下发现，而《汉书》所记的乌弋山离则在条支（叙利亚）以东，大约位于今天的伊朗南部，与埃及的亚历山大城相距遥远，其非一地自属无疑。当然，地点不同不见得使用的名称一定不同，事实上我们也不完全否认它可能和古代马其顿王亚历山大东征时所建的亚历山大城有关，但是古书所载的乌弋山离和亚历山大的异称却使我们今天很难把它们混同起来。《汉书》乌弋山离在《魏略·西戎传》简称为“乌弋”，《魏略》又说“乌弋一名排特”。（注：沙畹在1905年的T'oung Pao上分析了这则史料，未敢肯定乌弋山离为Alexandria的译音。见冯承钧译《魏略西戎传笺注》，《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七编，第52页。）我不知道“排特”的原型是什么，但它不是“乌弋山离”的译音则是可以肯定的。至于埃及的亚历山大城，《史记》写成“犁轩”，《汉书》写成“犁qián＠⑤”，《后汉书》写成“犁犍”，和“乌弋山离”迥然有别。伯希和对这一古城考订精审，惟断“犁qián＠⑤”即为Alexandria的译音，在语音学上难以讲通。事实上正如伯希和所指出的，惟一一个在地理和语音上都合于埃及亚历山大城的是《那先比丘经》中的“阿荔散”，（注：伯希和：《犁qián＠⑤为埃及亚历山大城说》，冯承钧译文，载《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七编，第34页。 ）只不过细究“阿荔散”(a-le-san)的对音，与其说它近于英语的Alexandria，还不如说它近于后代意大利语的Alessandra。总之，与Alexandria完全吻合的译名我们至今好像在早期汉文典籍中还没有找到。 除“乌弋山离”之外，“jì＠⑥宾”这个译名也有同样的问题。自蒲立本以后，人们每每认为“jì＠⑥宾”是Kashmir（克什米尔）的对音，并以“jì＠⑥”译kash来作为古去声字带-s韵尾的证据。首先我觉得，人们引及的Kashmir只不过是个现代英语形式，若依梵文，至少应该使用（唐译“迦湿弥罗”）；其次，若以“jì＠⑥”为kash音译，则必以“宾”为mir音译，即使前一例或可勉强讲通，但后一例却明显不合情理，因为我们很难在古书中找到足够的证据来支持m=p这样一条译音规则，换句话说，我们不能解释古人为什么不把“jì＠⑥宾”译成对音更为严整的“jì＠⑥密”。烈维和沙畹曾指出，“jì＠⑥宾”按对音惯例应该是Kapil(a)或Kapir(a)，这个译名比较近似于托勒密地理的Kasperia。（注：烈维、沙畹：《jì＠⑥宾考》，冯承钧译文，载《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七编，第58页。） 《汉书·西域传》说jì＠⑥宾西北与大月氏、西南与乌弋山离接，凭这样的记载我们一时还很难在地图上确定古jì＠⑥宾的准确位置，但设想它在今克什米尔一带当无大差，有的人认为即希腊人所说的Kophen，地在今喀布尔河流域，这种意见曾遭到烈维和沙畹的反对，但后者也仅仅是一家之言，因为《魏书》以后的记载都显示出jì＠⑥宾与克什米尔无关。事实上，jì＠⑥宾的地望和原始词形都还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它不宜用作上古语音考据的资料，即使希腊文Kasperia的词形确与克什米尔一带的原词有直接渊源关系，我们似也不能保证那个未知的原形*kasper不会在附近的某地依巴利语规则变作*kapper。 另一个不成功的例证是郑张尚芳提出的，他注意到隋代东罗马史书称中国为Taughast，于是他认为这是“大魏”的音译，从而以“魏”译ghas来证明汉语去声曾有过-s韵尾。（注：郑张尚芳：《汉语声调平仄之分与上声去声的起源》，《语言研究》1994年增刊。）我们知道，中国历史上有资格称为“大魏”的只有北朝的拓跋魏，但拓跋魏建国已是公元5世纪的事，距离齐永明年间沈约等人明确阐述四声概念仅数十年，应该说，以音调高低为基本特点的汉语四声在那时已经形成了，前上古时期的去声-s韵尾不可能一直存在到那么晚的时候，何况我们还没有充分的证据回答这样的问题——Taughast真的是“大魏”的对音么？ 其实从18世纪欧洲人开始研究中国的时候起，Taughast的语源问题一直就是个悬案。这个名词最早出现于公元7世纪，突厥文碑铭写作，东罗马史书中相应的形式是Taughast，元代以后的习惯汉译是“桃花石”。“桃花石”指的是中国，这毫无疑义，但关于其语源则众说纷纭，粗算起来，即有“唐家”、“大夏”、“吐蕃”、“大魏”等等，而为多数学者接受的则是伯希和提出的“拓跋”。（注：伯希和：《支那名称之起源》，冯承钧译文，载《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一编，第36页。）当然，不管是“唐家”、“大夏”、“吐蕃”还是“拓跋”，都既没有文献对译的实证，也没有严整的对音规律可循，这不过是人们在猜测了汉字古音的基础上再来猜测其语源，郑张先生不应该以其中一个猜测出的语源为基础反过来再猜测汉字古音。 按常理说，番汉对音研究应该在文献学和历史地理学考据之后才有条件进行，不过早期的历史文献资料保存到今天的毕竟太少，这使得人们在从事文献学和历史地理学考据时也常有捉襟见肘之感。我们知道，如果没有大规模的地下库藏出土，文献资料不足的遗憾是无法弥补的，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传统的考据原则就是所谓“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而今天则不然，学界明显在以“有一分材料说十分话”为时尚，甚至令人觉得是“为赋新诗强说愁”了。为了弥补实证的不足，人们在利用番汉对音研究上古汉语时不得不引入大量的“音理分析”手段，以至发展到宁信音理也不信实证的地步。我们举一个例子。据《汉书·匈奴传》可知匈奴谓天为“撑犁”，文献学考据已经证明这个词即是突厥语的tengri（腾格里），其中“撑”对译teng，这在我们知道“古无舌上音”之后本不再需要什么论证，可是若依蒲立本的办法，问题就复杂多了。他已预先假定“撑”字在汉代的声母是复辅音thl-，因为他认为只有thl-演化成后来的卷舌塞音才是合乎音理的，这样，他就不得不再在没有实证的基础上假定匈奴语的teng原先是个带复辅音的*treng，以求解释汉字“撑”(*thleng)的对音，然后再在没有实证的基础上假定匈奴语的*-r-在后来丢掉了，以求解释突厥语teng的读音——绕来绕去，这是何苦呢？ 我无意贬低上古汉语研究中的音理分析，在这里想强调的只是，音理分析
校是订正，考订。勘是核定，校对的意思。校勘就是对书籍等错误、错乱的字词进行纠正，对不同版本中有异议、异字等进行梳理考订。
陈垣总结的校法四例，即校勘常用的四种方法。(1)对校法。即以同书之祖本或别本对校，遇不同处，则注于其旁。刘向《别录》所谓“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冤家相对”者，即是此法。这是最基本的，也是最常用的方法。优点是还祖本以本来面目，缺点是比较死板，其主旨是只校异同，不校是非，只要与祖本相异，即照祖本改正。对校法的底本选择，最佳者为祖本。祖本即是原稿的写定本。历来各本都是从它直接或间接传抄刊刻出来的。原稿不存，其次是初刻本。这就是校勘珍贵宋元旧刊的原则。底本确定后，再考查所用对枝本与祖本的渊源递增关系，校记异同作区别对待。与祖本同源之对枝伞主要作参答，与根本不同源之本的异同为校记重点，这样才能使校记简洁。(2)本校法。即以本书前后行文互校互证，以决择其异同，校正讹误。此法适于孤本自校。但如古籍不出一手或史源不同，则不能本校。先秦古籍大多非一时一人之所作，则不能本书前后自校。《6tZ》先秦部分多用旧文，西汉部分多用档案，且又为父子相共之作，就不能用本校法统一异同。前人用本校法取得显著成绩的宋吴经的《新唐书纠谬》和清汪辉祖的《元史本证》。其所纠谬可视为史学研究，但不能据此去改动原错：因校勘是恢复祖本原貌，而不是替原作者改错。(3)他校法。即以他书校本书。凡本书内容有采自前人者，可以前人之书校之，有为后人所引用者，可以后人之书校之，其史料有为同时之书所并载者，可以同时之书校之。此法用力较劳，范围较广，非有较深阅历者，难以运用。在他校中尤需注意，古人引书不严谨，常有删节和改动，又类书、古许皆经过转手，摘引亦多不严谨。除非大误或有版本根据，一般不宜以他书校改本错，可以备列异同写入校勘记以供参考。(4)理校法。即在无祖本或他本可据，或数本互异，无所适从之时，以道理定是非的校勘法。这种方法最难，也最容易出错误。陈垣说：“最高妙者此法、最危险者亦此法。”校勘之事，看似雕虫小技，仿佛人人可为，实则确非易事，它要求从事校勘之人，应具有全面的文化史知识和深厚的文献学功底，才能做好。
一门综合群书，比勘其文字、篇籍的异同，纠正其讹误，力求接近原文真相的学问。或称为「校雠学」。广义的校勘学，前人称为校澈学，它包括了版本、校勘、目录、考证、华伪、辑佚等内容，今谓之文献学。因广义校勘界定不明，今己不用，成为历史名词。现代所谓校勘学，即狭义校勘学，指专门研究古籍整理的文字比勘的科学方法和理论的学问。校勘学始于汉，成于宋，大盛于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