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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家期刊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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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家期刊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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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3年9月,出席了由广西自治区社科联、人民日报华南分社、广西自治区旅游局、中共百色市委、百色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广西发展论坛”,提交论文,并作了题为《把握构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契机 对症下药全面提升广西旅游形象与地位》的专题发言(相关学术论文发表在《社会科学家》杂志);2003年10月21日,应邀出席“2003天津旅游资源深度开发高层论坛”,并担任论坛嘉宾,同时向此次论坛提交了论文——《天津“中央商旅休闲区”构想及其实践初探》(刊载于《旅游学刊》6百期专号);2004年9月,在2004中国古城镇旅游发展论坛上,作了题为《共同打造中国古城镇旅游第一方阵》的演讲;2004年10月,出席“中国(广西)—东盟国际旅游合作论坛”,做了主题发言;2006年11月,出席中国—东盟“魅力之城”合作论坛,提出“仿效美加尼亚加拉,联手打造中越德天瀑布城”的战略构想,引起较大共鸣。此构想正在国务院确定的以凭祥—德天为核心的中越国际旅游合作区逐步落实。 2、出席2004中国峨眉山旅游营销战略研讨会、中部五省区旅游目的地营销实战论坛、2004中国经济论坛“古镇保护与经济发展”(人民日报社主办)、2005四川广元市旅游发展战略研讨会、首届中国民族地区旅游发展论坛、首届中国旅游论坛、第四届中国旅游发展北京对话、广西崇左市旅游文化发展研讨会、中国景区品牌保护与拓展论坛、中越跨境旅游研讨会、首届海洋旅游论坛、2011长三角自驾车旅游产业发展论坛、2012海南绿色崛起论坛、2012粤沪港“三江论坛”、第六届北方旅游资源展示会、2014首届文创产业发展论坛等多种类型的学术盛会并作专题发言。 3、先后为国家旅游局人教司主办的全国旅游区(点)管理人员岗位资格培训班讲授了《旅游区(点)的策划与营销》专题课程以及为西藏旅游干部培训班、新疆旅游干部培训班、福建龙岩旅游干部培训班等做专题讲座;2006年,两度为广东旅游文化协会主办的“广东省旅游行业新闻策划研讨班”讲授“新闻营销”;2007年以来,先后为天津、河北的旅游行业信息员通讯员培训班授课;近几年,先后为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上海大学、四川大学、华东理工大学、湖北经济学院、重庆旅游学院、西南民族大学、重庆工商大学、天津工商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四川大学等高校的旅游专业师生举办了学术讲座,受到好评。同时,应邀在海南“国际旅游岛讲坛”(海南省委宣传部与海南省社科联共同主办)、河北“张家口大讲堂”、北京密云处级干部“周末大学堂”等做了多场专题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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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李、张分列前三位,其总人口数就已达7亿,这接近了美国总人口数。排在前10名的还有刘、陈、杨、黄、赵、吴、周。

社会科学家杂志社主任刘

刘跃进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党委书记、业务副所长、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文学评论》杂志社社长、《文学遗产》杂志主编、中华文学史料学学会会长等职。

1997-1999年任美国社会科学研究协会-麦克阿瑟基金会博士后研究员, 驻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2002-2003年任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亚洲政策研究员。目前在国内担任《冷战国际史研究》杂志编委、《冷战国际史丛书》编委等。

社会科学前沿期刊刘重一

确实挺适合大学生投稿的,第一作者是学生还可以优惠,之前没投过别的期刊论文,也对比不出难易程度,但是审稿人会给你建议的,这个不用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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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面费低的选省级期刊,知网收录还好说,要看你什么时候需要期刊了,年底的应该差不多,具体哪个期刊合适可以去原上草论文了解。

浙江社会科学杂志刘洋

01-12 主持省科技厅(04ZH3017):“我国商业银行并购问题研究”12 主持省科技厅(08WK3018):“欧美国家中小企业贷款风险控制及启示”11参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08BJL017):“金融国际化视野的现代最后贷款人制度研究”

刘洋如今状态很好,她不仅去清华大学进修了社会学专业,还是全国妇联的兼职副主席。

刘洋现在的生活过得非常不错。也是特别受人尊重的一个人,因为当年的她特别有名气。

一是带头创建学习型企业,全员素质得到有效提高  刘洋同志是复旦大学博士研究生,并进行了三年的博士后研究,博士后出站后被直接认定为副教授,高级经济师职称,2009年被省职改办破格晋升为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教授);2005年至今担任长沙理工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生导师。作为一名高素质、知识型的领导干部,能自觉坚守共产党员的理想信念,认真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并有效指导实际工作。同时,高度重视和强调企业员工整体素质的提升,他积极倡导带头在全司上下开展项目风险防范制度的全面学习;开展以“同心同德聚正气,一心一意谋发展”为主题的大讨论;开展党委中心组党课讲坛、读书月学习等活动,营造了全司上下积极“比、学、帮、赶、超”的浓厚氛围以及“讲正气、讲团结、讲发展、讲贡献、讲争优、讲大局”的良好局面,学习型员工的打造、学习型企业的创建,有效地促进了企业各项工作的高效开展。二是带头创新管理模式,企业效益得到空前增长  刘洋同志曾在申万证券公司、修正药业集团、上海望春花集团股份公司、湖南兴湘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等大型企业任职,积累了丰富的的管理工作经验。在其担任湖南省第四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以来,秉承科学、严谨、务实又不断创新的管理理念,先后通过召开务虚工作会议,深刻总结公司发展经验教训,科学谋划发展思路,为公司各项工作的开展奠定了坚实、稳定的思想基础;通过科学分工,强化职责,加大落实力度,全司上下沟通协作能力显著增强;通过隆重召开公司首届人才工作会议,出台人才工作条例、“十二五”人才工程计划、骨干后备人才培养办法等一系列重要制度,全司上下“人才受尊重、人才比贡献、人人争做人才”的良好氛围已经形成;通过成立10多个专业工作委员会,公司项目风险防范工作、人才工作、品牌建设工作、投资开发工作等成效显著。2011年,公司共承接施工业务总量97亿元,累计完成建筑业总产值24亿元,实现利润总额61万元,实现税金总额24万元,各项经营指标创历史新高。同时,公司率先通过了省住建厅的安全质量标准化认证,特级资质复评经过住建部专家组无复议一次性通过,岳阳芭蕉湖地块变性工作使公司增加近3亿元净资产。刘洋同志在工作中身先士卒、无私奉献,勇于面对各种困难和挑战,时刻以集体利益为重,发挥了极其关键的作用。公司2011年先后荣获“工程建设企业社会信用评价‘AAA’企业”、“邵阳市经信委先进党组织”、“湖南省重点建设项目施工先进单位”、“全国守合同重信用单位”等荣誉称号。刘洋同志于2010年被长沙理工大学评为“优秀共产党员”,2011年当选为邵阳市第十次党代会代表,今年被评为2012年中国建筑“百强之星”——十大杰出贡献企业家。  三是带头践行执政为民,人气指数得到大幅上升  刘洋同志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具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长期服务于公益事业。曾经对新邵县、桑植县以及重庆贫困山区多名学生进行了长期资助;同时,每年还向长沙理工大学研究生部捐赠图书2000余册。工作中始终秉承“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工作理念,始终本着强烈的事业心、责任感,坚持以人为本,密切联系基层,积极体察民情,着力改善民生,使企业发展逐步走上了科学、健康、和谐的可持续发展之路。2011年启动建设的邵阳市270户棚户区改造工程接近尾声,交房在即;2012年又积极申报了近600套棚户区改造工程;针对居住在岳阳基地的401户不配套的职工住房,已向岳阳市政府申请以马壕基地列入“旧城改造”,进行整体规划与开发;对郴州基地的近300户危房旧房改造工作也正在积极筹划;对耒阳、冷水江基地已投入近300万元进行改造;并投入200多万元对公司邵阳本部近1600余户职工住宅的水网、电网进行了分离改造;特别是为了加大对老弱病残等生活困难职工的帮助,刘洋同志提出了设立四建爱心帮扶基金的建议,得到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的积极响应,募集爱心款项近700万元,建立了爱心帮扶长效机制。刘洋同志始终怀着对职工群众的赤诚情怀,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职工群众的根本利益当做工作中的头等大事,在改善民生、构建和谐企业、提升企业品牌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赢得了全体职工群众的衷心拥护和爱戴。  四是带头扬正气干实事,企业规避风险得到稳步发展  作为一名党员领导干部,刘洋同志时刻以优秀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作风正派,为人正直,自觉带头遵守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洁从业若干规定,自觉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在全司上下起到了很好的表率作用。同时,刘洋同志要求全司上下始终怀着“公心、良心和责任心”,坚定“我为企业做贡献,不给企业添麻烦”的员工信念。特别是在2011年度,作为整个建工集团全面推进项目风险防范的重要年份,及公司发展定位的“风险防范执行年”,刘洋同志经常和班子成员一道,研究如何优化管理流程、寻找风险关口、加强整改落实,全方位推动了企业各个层面的反风险工作,有效促进了企业风险防范体系的逐步健全。尤其是针对个别侵犯公司利益的个人,刘洋同志保持了一名共产党员应有的正义本色,敢于并积极带领全司上下同不良风气、违纪违法行为作斗争,有效维护了全体职工的合法权益,保障了国有资产的安全,形成了同心同德、尽职尽责、健康公正的良好的干事氛围。  刘洋同志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始终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牢固树立了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无私奉献、创先争优,用自己的言行生动诠释了共产党员先进性的深刻内涵。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刘婷

中国儒家以和为贵的思想根深蒂固,造成中国没有进行殖民掠夺的思想基础

郑和下西洋是为了宣扬国威,扩大明朝影响,加强海外联系,哥伦布为了开阔市场,掠夺财富 郑和下西洋是和各国友好交往,哥伦布远航是殖民扩张活动郑和下西洋是促进亚非国家友好往来,哥伦布在客观上加强世界各地联系,促进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

《徐霞客游记》是我国明代伟大的地理学家和旅行家徐霞客的一部名著,是他以毕生的精力从事游览和地理考察的真实纪录,具有很高的科学价值,受到国内外学者和读者的高度赞赏。可惜这部伟大的科学著作,未能全部保存下来,因为徐霞客在世的时候,他的游记还未来得及整理,就身患重病离开了人间,留下的只是一些没有编订成册的手稿。当时正值明末社会变乱之际,手稿几遭波折,散失较为严重,虽经其后代及亲友们的搜集整理,才使这部《徐霞客游记》得以免于堙灭,但是,已经是一个残本了。加之辗转传抄的结果,讹误删改较多,目前流传下来的《徐霞客游记》,是与原稿有较大出入的,这就给我们研究徐霞客及其成就,带来一定的困难。 《徐霞客西游记》是徐霞客所写游记中的主要部分,最近才被复旦大学历史系历史地理研究室吴应寿先生在北京图书馆发现,尽管不全,却是极其珍贵的历史资料。 关于《徐霞客游记》的科学价值和文学成就,已有不少人进行过论述,这里只就这两部著作的来源和相互关系,以及《徐霞客西游记》在学术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谈点浅见,就教于同志们。 一 《徐霞客游记》得以成书和流传至今,是非常不容易的事,它经过了一系列曲折坎坷的道路,许多人为了这部书的流传和出版,作出了可贵的贡献,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徐霞客去世后不久,其生前友好钱谦益(牧斋)写信给徐霞客的族兄仲昭说:“霞客先生游览诸记,此世间真文字、大文字、奇文字,不当令泯灭不传,仁兄当急为编次,谋得好事者授梓,不惟霞客精神不磨,天壤间亦不可无此书也。”后来钱氏又写信给刻书家毛子晋,希望他将游记“仅存数本”刻印出版,广为流通。①由此可见,徐霞客的旅游日记,一开始就受到他同时代人的重视和珍惜。 根据历史文献记载,《徐霞客游记》大约有下面几个主要版本,曾流传于世。最早的第一个本子是“季本”(即季梦良本)。明朝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徐霞客的姻亲季梦良(会明)受霞客生前的委托,和友人王忠纫,对游记手稿共同进行整理,为之分其卷次,订其前后,装订成册。然而不幸的是,清朝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清兵南下,徐霞客的家乡江阴被屠,霞客长子屺遇难,游记原稿全部被焚于火,季梦良的整理本亦遭散失。事后虽经季氏再为搜集,但仍缺滇游记一册及游太华颜洞和盘江考诸记。 今天被吴先生发现的《徐霞客西游记》,据考当为季本的残存部分。全书共五册,仅记载崇祯九年(公元一六三六年)九月十九日至崇祯十一年(公元一六三八年)三月二十七日的游历,即浙游日记、江右游记、楚游日记和粤西游记等部分。虽名为西游记,但缺黔游日记和滇游日记。首册中有初编者季梦良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的题识,并每册皆注明:“友弟季梦良会明甫校录”。关于它的来源,吴应寿先生有过详细考证,他认为《徐霞客西游记》就是明末著名藏书家钱谦益推荐给刻书家毛子晋刻印的“仅存数本”,时间大约在顺治八年底至十六年间。根据书中钤有的朱文印,此书曾为汲古阁、莫友芝、刘嘉业堂等藏书家、刻书家和学者先后收藏过。解放后,才由刘嘉业堂将此书转给了北京图书馆。②这个分析是很有道理的。至于毛氏未能将游记刻印出版,我们认为有两个原因:第一,由于当时社会动乱不定,出版困难;第二,因为书中有不少关于政局、阶级斗争、人民生活的记载,对统治阶级不利,不敢出版。后者又是最主要的原因。 《徐霞客游记》的第二个本子是“李本”。 原来顺治二年以后,季梦良再次收集整理游记残稿时,曾经指出:“今全集唯义兴曹骏甫有之。初骏甫亦好游,慕霞客之高,闻其死,诣,兼求遗书校录,子依以原稿付去,逾一年而还。今其全集必存,访而得之,甚易也。”③但是不知是何原因,季氏未能完成这一任务。霞客庶子李寄(介立)有父风,生平亦好游览。他痛感季本残缺,经过多方打听和苦心访问,终于访得曹氏所抄游记在史夏隆处。可是发现曹氏抄本已被史氏涂抹删改,字多讹误。为了恢复这部游记的原来面貌,他“重请得其底本,从日影中得出曹氏原文,与季本互校成书,而史本乃不传,但存其序一篇而已”。④据陈泓考证:曹氏底本滇游首册,“亦仅载游太华颜洞数小记而已”。⑤故季本所缺,李本仍未能补齐。 清康熙四十二年(公元一七○三年)奚又溥为《徐霞客游记》作序,认为李本尽管还有少缺之处,“然不啻已毁之玉,复出昆山,既沉之珠,又还合浦”⑥陈泓则认为李本是“诸本之祖”。这些评价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因为李寄不仅从史夏隆处得到了曹骏甫所抄游记,而且利用了季梦良的成果(指第二次整理本),使《徐霞客游记》成为第一个比较完整的本子,曾被后人误认为原本。虽然它已经失传,我们无法见到,但是,后来出现的各种《徐霞客游记》的抄本不少,绝大部分录自李本,其中以杨名时本最为著名。今北京图书馆善本特藏书库保存一部杨氏旧抄本,共十册,分为十二卷二十五篇,可说是目前留传下来最早的一部《徐霞客游记》。随后,陈泓又集李寄、杨名时等诸抄本校对数次,使之更趋完善。 乾隆四十一年(公元一七七六年)九月,徐霞客的族孙徐镇又对李本进行了重新编订。他说:自李本问世,“传写益广,讹落多,兼之俗下书庸,竞于作生活计,而任意删节杂凑,一如彦和尝梦索源之文,往往使读者莫悉漏义,是可痛也!”⑦徐镇为了使《徐霞客游记》保持原来的面目,使霞客精神“不澌灭煨烬之余,更不灭于妄庸之手”,乃用杨、陈二人编定之真本作指南,各抄本作参考,与李本对比校勘,考其缺失,订其异同,然后刻本付印成书。《徐霞客游记》的第一个木刻本从此诞生,一直流传至今。从徐镇所写《辨讹》五十条⑧可见徐本在文字上花了很大的功夫,纠正了过去抄本中不少错误,不过内容和杨本基本相同,只是在编排上略有变动。徐本分十册,每册再分上下篇,并增添了书牍、墓志、诸本异同考略及辨讹,作为外编附于第十册下之末。 嘉庆十三年(公元一八○八年)藏书家叶廷甲(保堂)又将徐刻本校刊、增补、再版。他在序言中写道:“嘉庆十一年冬,锡峪徐氏以所梓行游记之板归余。……翻阅之,朽蠹颇多。乃借杨文定公手录本,暨陈君体静所校本,与徐本悉心勘。……十三年春,延梓人于家,讹者削改,朽者重镌,又增辑补编一卷,附于后。”⑨ 据我们查对,叶本实际上是徐本的翻版,除增辑补编外,正文和外编与徐本完全相同。 自叶氏校补《徐霞客游记》印行之后,遂在社会上广为流通,后来出版的各种版本(包括石印本、铅印本)达十余种之多,皆以叶本为底本。 目前通行的《徐霞客游记》主要是一九二八年丁文江的大字本和一九三四年的国学基本丛书本,前者根据咸丰年印本,卷首加添徐霞客小像一幅,又将清初潘次耕为《徐霞客游记》作的序(载于《遂初堂集》卷七),刻于本书之首。丁氏还为霞客作一年谱,与游记同印,又请人根据徐霞客的旅行路线,绘图三十六幅,作为副册。此外,丁氏从晴山堂帖中,录其完整者,汇入卷二十第五部分《家嗣丛刻》中。因此,丁本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 综上所述,《徐霞客游记》原稿早已亡佚,三百多年来,经过许多学者的辗转传抄、校对、订讹、刻印,产生了各种抄本、校本、印本。其中最重要者,有季本、李本、杨本、徐本和叶本,季本仅存《徐霞客西游记》部分,李本已不传,杨本、徐本和叶本虽然保存下来了,但是他们都未见到原稿和最早的整理本——季本。由于传抄时容易产生错误,校对又缺乏原稿作依据,加之有些抄录者或校勘者为了显示自己的知识渊博,文字炼达,又往往故弄玄虚,随心所欲的对《徐霞客游记》进行增删、改纂,致使今天保存下来的《徐霞客游记》和通行本,与原稿的本来面貌已经有了很大的出入。如果只根据保存下来的《徐霞客游记》及其通行本进行研究,恐怕不一定能完全、准确、真实地表达作者思想的全貌及其成就。 二 关于《徐霞客西游记》的科学价值,吴应寿先生在其《徐霞客及其游记》一文中,已经作了精辟的论述,有助于对徐霞客思想及其成就的研究。下面我们还想就《徐霞客西游记》在学术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再作几点补充。 第一,由于《徐霞客西游记》是季本的残存部分,自从顺治年间被毛氏汲古阁收藏后,虽曾多次易主,但被藏书家视为珍本,密不刻印,未曾在社会上流传。三百多年来,历次整理游记的人除李寄外,都没有利用过。因此是我们今天研究徐霞客最原始的资料。从文字上看,《徐霞客西游记》较现存各本更接近原稿的本来面目。钱谦益在《嘱徐仲昭刻游记书》中曾经写道:游记原稿“文字质直,不事雕饰,又多载米盐琐屑,如甲乙帐簿。”⑩《徐霞客西游记》则完全符合此种情况,能帮助我们更真实地反映徐霞客的思想品质和旅行考察情况,是非常难得的宝贵文献。 第二,据我们初步统计,发现《徐霞客西游记》的文字数量大大超过现存的《徐霞客游记》(包括抄本、刻本、印本)。徐霞客这段旅行时间(指崇祯九年九月十九日至十一年三月二十七日)共一年零七个多月,计五七一天。《徐霞客西游记》中只有七十二天无记载,现存《徐霞客游记》则有一八九天缺记载。《徐霞客西游记》总计有二十二万余字,现存《徐霞客游记》只有十二万多字,前者比后者几乎多出十万字。季梦良在题识中说:霞客在旅行中“日必有记”。因此,《徐霞客西游记》又是记载徐霞客西南游最完整的本子,它在学术研究中的地位和价值就不言而喻了。 第三,《徐霞客西游记》是徐霞客所写游记的重要部分,主要记载了徐霞客对湖南、广西两省石灰岩地貌的考察情况。我们仔细地阅读了《徐霞客西游记》,并和现存的《徐霞客游记》及其通行本进行了校对,认为现存的《徐霞客游记》,除文字上比较通顺、简练外,都不如新发现的《徐霞客西游记》对石灰岩地貌记载具体、生动、真实,更能说明事物的真相和更充分地反映徐霞客在地理学方面的杰出贡献,兹举数例如下: (1)湖南省南部系第三纪红色岩,岩层多垂直节理,常形成悬崖奇峰、山洞和石梁,《徐霞客西游记》在崇祯十年(公元一六三七年)正月十二日描写这种地貌特征时写道:“自会仙岩而东,其山皆不甚高,俱石崖盘亘,堆环成壑,或三面回环如者,或两对叠如门者,或高峙成岩,或中空如洞者,每每而是。”在现存《徐霞客游记》及通行本中则改为:“自会仙岩至此,山皆不甚高,俱石崖盘亘,堆环成壑,为为门,为岩为洞,往往而是。”这两段话的意思虽然相差不多,但前者较后者描绘得更为详细、生动、逼真。 (2)《徐霞客西游记》在崇祯十年闰四月初二日又写道:“自冷水湾来,山开天旷,目界大豁,而江两岸水之石,时出时没,但有所遇,无不赏心悦目。”通行本中却被改成:“自冷水湾来,山开天旷,目界大骋,江两岸瞰水之石,出没屡变,但有所遇,靡不霁心缀目。”按“”食也,“瞰”俯视也,意义完全不同。《徐霞客西游记》中采用“”字,形容恰到好处,通行本中改为“瞰”字,可谓失之千里矣。其它改动,亦均属画蛇添足,实无必要。 (3)《徐霞客西游记》在崇祯十年五月二十六日,描写漓江对画山的冲刷作用时说:“山受啮,半剖为削崖,有纹层络,绿树沿映,石质黄、红、青、白,杂彩交错成章。”今存《徐霞客游记》及通行本中,则把上面一句话简化为“石质错绮成章”。这就使原稿的意思受到很大的损害。 (4)《徐霞客西游记》在崇祯十年七月二十三日,即徐霞客旅行到浔州(今广西省桂平县)白石山时写道:“余谓泉之沸寂,自有常度,乃僧之候泉而鸣钟鼓,非泉之闻声而为沸寂也!”这就纠正了《西事洱》与《百粤风土记》的记载:“山北有漱玉泉,闻寺中钟鼓声而起,止则寂然”的唯心主义的说法。霞客通过实地调查,证明他的看法是正确的,因为寺庙中的和尚根本不知道有漱玉之名。但今存《徐霞客游记》及其通行本中,却把上面一段记载砍掉了,这就抹煞了徐霞客的科学态度和唯物主义精神。 第四,《徐霞客西游记》中还记载许多有关当时社会经济和阶级斗争的情况,是研究明末社会的珍贵资料,这些都被后人无端删掉了。例如:崇祯九年(公元一六三六年)十月二十六日关于江西贵溪渔塘一带居民以造粗纸为业的记载,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关于江西吉安坞村居民靠捕鱼为业的记载,崇祯十年一月十九日关于湖南攸县和衡山县界诸山皆产煤的记载,三月三十日关于湖南兰山高梁原农民起义的记载,四月十三日关于湖南耒阳上堡市产锡的记载,六月二十日关于广西柳州河流的记载,十一月二十日关于镇远地区贩卖人口的记载,崇祯十一年三月关于河池南丹地区产银、锡的记载,等等,在现存各种《徐霞客游记》及其通行本中都不见了。此种事例还有许多,这里就不想一一列举了。 最后必须指出,《徐霞客西游记》中季梦良的题识可能被后人删改了,为说明问题,今将全文抄录如下: “崇祯丙子秋,霞客为海外游,以别余而去,去五年始归,归而足俱废,噫嘻望之槎既返,章亥之步亦穷,今而后惟有卧游而已。余时就榻前与读游事,每丙夜不倦,既而出箧中稿示余曰:‘余日必有记,但散乱无绪,子为我理而辑之’。余谢不敏,霞客坚欲授余,余方欲任其事,未几而霞客遂成天游。夫霞客之事毕矣,而余事霞客之事犹未毕也。迨其后,纪尽为王忠纫先生携去,余谓可以谢其事矣。忠纫之任福州,仍促冢君携归,冢君复出以示余曰:‘非吾师不能成先君之志也。’启箧而视,一一经忠纫手校,略为叙次。余复阅一过,其间犹多残阙焉,遍遗帙,补忠纫所未补。因地分集,录成一编,俟名公删定,付之梓人,以不朽,霞客余不敢谓千秋知己,亦以见一时相与之情云尔。壬午腊月望日友弟季梦良录完识。” 按:上录题识只针对崇祯九年(丙子,一六三六年)徐霞客西南游而言,好象不包括诸名山游记在内,难道季氏于崇祯十五年(壬午,1642年)整理游记时,诸名山游记就已亡失,显然不可能,因为霞客死后并不久,江阴又未发生战乱。很可能是在王忠纫经手整理游记时有所散失,故季氏要“遍遗帙,补忠纫之所未补”。我们认为季氏第一次整理本应当包括诸名山游记在内,只是在顺治二年遭兵祸时才散失,经季氏再次收集“仅存数本”,即《徐霞客西游记》。后来藏书家或传抄者为了使题识符合西南游的内容,可能对题识进行了删改,并命名为《徐霞客西游记》。吴应寿先生认为《徐霞客西游记》是季梦良的第二次整理本,是正确的。直到李寄辑补游记时,才根据曹骏甫的抄本将诸名山游记编入。 总之,《徐霞客西游记》的被发现,是我国学术界的一件大事,吴应寿先生已经整理注释,不久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我们殷切期待这一堙没多年的珍贵史料能够早日问世,为祖国的四个现化代作出它的贡献。 ①《徐霞客游记》,第十册下书牍,嘉庆十三年水心斋叶氏藏版。 ②见吴应寿:《徐霞客及其游记》,载于《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五期。 ③⑤《徐霞客游记》,第五册上,嘉庆十三年叶氏藏版。 ④ 同上书,第卜册下,陈泓:《诸本异同考略》。 ⑥ 同上书,补编《奚序》。 ⑦ 《徐霞客游记》刻游记原序,嘉庆十三年叶氏藏版。 ⑧ 载于《徐霞客游记》第十册下,嘉庆十三年叶氏藏版。 ⑨《徐霞客游记》序,嘉庆十三年,叶氏藏版。 ⑩ 载于丁文江编《徐霞客游记》,卷二十,(三)书牍。原文链接:

《是谁误解了“三纲”?——答复李存山教授》是方朝晖在《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55(1)期发表的一篇文章,是作者为回应李存山先生对他的有关批评而作,期望通过对董仲舒及汉儒、朱熹及宋儒等的研究,批判学术界长期流行的对“三纲”的严重误解,揭批近代以来长期覆盖在儒家“三纲”思想上面的历史陈见,以及这一陈见所具有的严重现实后果。文章试图用大量第一手文献来说明,中国历史上提倡“三纲”的学者从未主张无条件服从,或绝对的等级划分;相反,他们无论从人格还是思想上看,都非常强调人格独立和谏争;“三纲”思想来源于孔子的《春秋》学,在先秦儒家典籍里清晰可见,并非汉儒完全为适应秦汉以后大一统的集权统治需要而新创。文章还提供了历代学者对“三纲”来源于《春秋》、“三纲”合乎天道天理、“三纲”为社会秩序基础、“三纲”植根于人性等的论述,来说明应当如何正确认识“三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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