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在中国知网上订阅《中国史研究动态》创刊于1979年，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管、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主办的学术期刊[1]。据2019年第5期《中国史研究动态》期刊内页显示，《中国史研究动态》编辑部有编辑4人[2]。据2020年3月31日中国知网显示，《中国史研究动态》共出版文献2780篇、总被下载659376次、总被引4931次，（2019版）复合影响因子为359、（2019版）综合影响因子为275[3]。据2020年3月31日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显示，《中国史研究动态》共载文1817篇、基金论文量为72篇、被引量为2203次，2017年影响因子为12
国家历史文史精华不建议看杂志，杂志毕竟是一种快餐式的东西，营养不高
一生独爱《文史知识》
《历史研究》有两种一是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著作二是目前历史学界最权威的学科学术期刊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是世界进入现代史标志，中国是以新中国建立的1949年作为中国进入现代史标志。
《中国史纲要》，翦伯赞主编，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中国古代简史》，张帆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历史学》(大学文科指导书目)，李玉、吴宗国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中国历史文选》（修订本）张衍田编，北京大学出版社【通史参考书】 《国史大纲》，钱穆，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 《中国文化史导论》，钱穆，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 《吕著中国通史》，吕思勉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中国通史》，白寿彝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中华二千年史》，邓之诚，中华书局1983年版 《简明中国古代史》，张传玺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版 《中国古代史研究概述》，《中国史研究》编辑部，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中国历史研究专题述评》，胡凡等主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历史研究》编辑部，三联书店1957年版 《中国古代史分期讨论五十年》，林甘泉等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中国大历史》，黄仁宇著，三联书店1997年 【阅读杂志】 《历史研究》 《中国史研究》 《中国史研究动态》 【文献索引】 《中国古代史论文资料索引》，复旦大学历史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中国史研究入门》(上、下)，山根幸夫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 《先秦史研究概要》，朱凤瀚、徐勇编，天津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战国秦汉史论文索引》，张传玺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 《魏晋南北朝史书目论文索引》，武汉大学图书馆1982年版。 《魏晋南北朝研究论文书目引得》(1912-1969)，邝利安编，台湾中华书局。 《东洋学文献类目》，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先秦篇参考书】 《中国文明起源新探》，苏秉琦，三联书店1999年版 《中国早期国家》，谢维扬，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李学勤主编，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郭沫若，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夏商史稿》，孙淼，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 《西周史》，杨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西周史》，许倬云，三联书店1994年版 《先秦史论稿》，徐中舒，巴蜀书社1992年版 《中国奴隶社会史》，金景芳，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春秋史》，童书业，山东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战国史》，杨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古史新探》，杨宽，中华书局1965年版 《先秦两汉史研究》，吴荣曾，中华书局1995年版 《十批判书》，郭沫若，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 《中国古代思想史》第1卷，侯外庐主编，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士与中国社会》，余英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中国青铜时代》，张光直三联书店1999年版 【秦汉篇参考书】《秦汉史》，吕思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秦汉史》，林剑鸣，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秦汉史》，翦伯赞，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 《剑桥中国秦汉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阎步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先秦两汉史论丛》，韩连琪，齐鲁书社1986年版 《先秦两汉史研究》，吴荣曾，中华书局1995年版 《秦汉问题研究》，张传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秦汉史论集》，高敏，中州书画社1982年版 《秦汉魏晋史探微》，田余庆，中华书局，1993年版 《中国政治制度通史》(10卷)秦汉卷，白刚主编，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祝总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1998年版 《察举制度变迁史稿》，阎步克，辽宁大学出版社1989、1996年版 《品位与职位──秦汉魏晋南北朝官阶制度研究》，阎步克，中华书局2002年版【魏晋南北朝篇参考书】《魏晋南北朝史》(上下册)，王仲荦，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两晋南北朝史》(上下册)，吕思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魏晋南北朝史纲》，韩国磐，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金明馆丛稿初编》，陈寅恪，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陈寅恪，三联书店1954年版 《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周一良，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魏晋南北朝史札记》，周一良，中华书局1985年版 《魏晋南北朝论丛》，唐长孺，三联书店1955年版 《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唐长孺，三联书店1959年版 《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唐长孺，中华书局1983年版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唐长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读史集》，何兹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秦汉魏晋史探微》，田余庆，中华书局1993年版 《东晋门阀政治》，田余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魏晋南北朝经济史》，高敏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秦汉官制史稿》(上下册)，安作璋、熊铁基，齐鲁书社1984年版 《中国政治制度通史》(10卷本)魏晋南北朝卷，白刚主编，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中古文人生活》，王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理学·佛学·玄学》，汤用彤，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魏晋南北朝文化史》，罗宏曾，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隋唐篇参考书】《隋书》:《高祖纪》、《炀帝纪》、《百官志》、《食货志》，及相关列传。《旧唐书》、《新唐书》:《高祖本纪》、《太宗本纪》、《则天皇后本纪》、《玄宗本纪》、《地理志》、《职官志》（《百官志》）、《食货志》、《兵志》，及有关列传。《资治通鉴》（隋唐部分）。《隋唐五代史纲》，韩国磐,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陈寅恪,中华书局1977年9月版。《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陈寅恪,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12月版。【辽宗夏金篇参考书】《辽史》:《太祖本纪》、《太宗本纪》、《圣宗本纪》、《营卫志》、《兵卫志》、《百官志》、《食货志》，及相关列传。《宋史》:《太祖本纪》、《太宗本纪》、《神宗本纪》、《徽宗本纪》、《高宗本纪》、《理宗本纪》、《地理志》、《职官志》、《食货志》、《兵志》，及相关列传。《金史》:《太祖本纪》、《太宗本纪》、《海陵本纪》、《世宗本纪》、《食货志》、《百官志》，及相关列传。《两宋政治经济问题》，邓广铭、漆侠,知识出版社1988年版。《宋史》，陈直,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辽史简编》，杨树森,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金史简编》，张博泉,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辽夏金经济史》，漆侠、乔幼梅,河北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元朝篇参考书】《元史》:《太祖本纪》、《太宗本纪》、《世祖本纪》、《顺帝本纪》、《地理志》、《百官志》、《食货志》，及相关列传。《邵循正历史论文集》（蒙古史、元史部分），邵循正,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9月版。《元朝史》，韩儒林主编,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元史》，周良霄、顾菊英,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明清篇参考书】《明史》:《太祖本纪》、《成祖本纪》、《英宗本纪》、《武宗本纪》、《神宗本纪》、《庄烈帝本纪》、《职官志》、《食货志》、《兵志》、《地理志》，及相关列传。《清史稿》:《太祖本纪》、《太宗本纪》、《世祖本纪》、《圣组本纪》、《世宗本纪》、《高宗本纪》、《职官志》、《食货志》、《兵志》、《地理志》，及相关列传。《明清史讲义》，孟森,中华书局1981年版。《明清史论著集刊》、《续编》，孟森,中华书局1984年版、1986年版。《明史新编》，傅衣凌主编,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简明清史》，戴逸主编,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明清史论著合集》，商鸿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清史新考》，王锺翰,辽宁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明清史新析》，韦庆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专题参考书】《中国政治制度通史》(10卷)秦汉、魏晋南北朝卷，白刚主编，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祝总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1998年版《察举制度变迁史稿》，阎步克，辽宁大学出版社1989、1996年版《品位与职位:秦汉魏晋南北朝官阶制度研究》，阎步克，中华书局2002年版《秦汉官制史稿》(上下册)，安作璋、熊铁基，齐鲁书社1984年版《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甲部、乙部，严耕望，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0年版《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瞿同祖，中华书局1991年版《秦汉法律与社会》，于振波，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魏晋南北朝经济史》，高敏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中国思想史》第一、二、三卷，侯外庐主编，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葛兆光，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十批判书》，郭沫若，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士与中国文化》，余英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汉代思想史》，金春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汉代政治与春秋学》，陈苏镇，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版《理学·佛学·玄学》，汤用彤，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郭象与魏晋玄学》，汤一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中古文学史论》，王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始创于1899年京师大学堂设立之史学堂，是中国最著名的历史学研究机构，也是近代中国最早的国立史学高等教育机构。北京大学历史学系1998年即获全国首批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目前设立有中国史、世界史两个一级学科博士点/硕士点，招收历史学、世界史两个专业本科生。有历史学一级国家重点学科，含3个二级国家重点学科（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世界史）。1个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1个博士后流动站，10个教学科研实体，20个挂靠的研究虚体机构，2个藏书30多万册并有珍本、善本等特藏的专业图书分馆。师资岗位向国内外开放竞争，择优选用一流人才。目前一大批占有广阔学术前沿的中年教师已成为主力，一代史学新秀正在茁壮成长。教师中有过6位现任和曾任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田余庆、何芳川、朱凤瀚、罗志田、钱乘旦、李剑鸣），4位北大文科资深教授，现有4位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马克垚、阎步克、钱乘旦、李剑鸣），5位教育部“长江学者”，1位国家级教学名师，5位国家级百千万人才工程入选者，11位教育部跨/新世纪人才，大多数学科方向都有国内外公认的学术带头人。
中国近代史开始的标志是1840年鸦片战争中国现代代史开始的标志是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世界近代代史开始的标志是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世界现代代史开始的标志是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 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分期，准确地说是关于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的分期，是确定中国近代史学科对象的重要问题。换言之，究竟是以1919年作为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的分界线，还是以1949年作为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的分界线？数十年来，这一直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 一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以前，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者对于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没有明确区分，也就是说没有形成有关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的明确概念。那时候的学者基本上认为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是同一个含义。这种状况明显地说明了那时候中国近代史还没有形成独立的学科。 新中国成立以后，胡绳1954年在《历史研究》创刊号上发表《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一文，引起了近代史学者的强烈关注和热烈讨论。1957年，《历史研究》编辑部汇集了3年来学者们的讨论文章予以出版。这次讨论，对于中国近代史学界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学习唯物史观、认识近代中国历史的基本线索等问题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但这次讨论的主题是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所谓中国近代史，胡绳的文章非常明确地限定在1840—1919年之间。这一主张在这次讨论中得到了多数学者的认可。从这时开始，中国历史学界出现了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的明确分界，分界线就是1919年发生的五四运动。此后，学术界往往把自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的历史称作中国现代史，而把1919年上溯到1840年鸦片战争的这段历史称作中国近代史。换句话说，是把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称作中国近代史，而把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称作中国现代史。 当时学术界虽然有这样的认识，但也有许多学者明确表达过不同意见。范文澜、刘大年、荣孟源、李新、林敦奎等学者提出按照社会性质来划分历史时期。根据这种观点，1840—1949年的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近代史应该包含1840—1949年的整个时期。范文澜是这一主张的最初提出者。他于1947年在华北新华书店出版的《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前言和目录，把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都划作近代中国的历史时期。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无论是教学、研究或者撰著中国近代历史，都是以1919年五四运动为界的。这是那时的时代条件使然。 二 进入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又一次出现了关于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坚持1919年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分界线的学者，主要以旧民主主义革命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区别为根据。他们为了突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性，坚持主张中国近代史结束于1919年。但是，这种主张忽视了以社会性质作为区别历史分期标志的意见，忽视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无论是旧民主主义革命还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都是民主革命的性质，都是反帝反封建，区别只是领导力量的不同、革命前途的不同。因此，主张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1840—1949年为中国近代史的呼声越来越高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赓续20世纪50年代的主张，再次明确宣布以1840—1949年的中国历史作为近代史研究所的研究对象。李侃、陈旭麓、胡绳、张海鹏等先后发表文章，阐述了对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分期的认识，并逐步形成共识。 人们可以看到，1998年以前出版的有关中国近代史的出版物，包括通史类性质的学术著作、教科书以及通俗读物，几乎都以1919年五四运动为下限；有关中国现代史的出版物，几乎都以1919年为上限。1999年以来，已经有数种中国近代史著作采用了1840—1949年的分期方式。它们是：张海鹏主编的《中国近代史》，1999年由群众出版社出版，这是为中国警察写的一本简明中国近代史；辽宁大学董守义等编著的《中国近代史教程》上下册，2000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山东大学王文泉、刘天路主编的《中国近代史》，2001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张海鹏主编的《中国近代通史》10卷本，2007年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这里值得一提的是，2007年《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该书是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重点教材，是全国高等学校本科生必修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由该书编写组集体编写，首席专家是沙健孙、马敏、张建国、龚书铎、李捷。该书开篇的第一句就是：“中国的近现代史，是指1840年以来中国的历史。其中从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的历史，是中国的近代史；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历史，是中国的现代史。”这句话非常重要，它标志着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的分期已经写进了大学教材，成为学术界的共识。当然，我们也不排除在分期问题上还会有不同看法，但应该不会成为主流认识了。 三 目前，虽然近代史学界已基本上统一了对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分期的认识，但是在近代史学界内外也还存在一些不同认识。比如，2008年4月光明日报发表的《三字经》修订版前言，坚持1919年是中国现代史开始的传统说法。不久前报载，一本大陆学者编撰的《中国近代史》在台湾出版。报道中引用该书作者的话说：“关于中国近代史，两岸在许多问题上认识并不一致。如在最基本的历史分期上，台湾学界把从1840年到1949年的历史作为近代史，而大陆近代史一般断限在1919年，1919年至1949年为现代史。”大陆学者编撰的《中国近代史》在台湾出版，当然是海峡两岸学术交流中值得关注的好事。但是，报道中关于海峡两岸有关中国近代史的分期(或称断限)的说法则是完全错误的，既不符合台湾学术界的现实，也不符合大陆学术界的现实。从台湾学术界来说，不可能把1949年作为近代史的下限。这是常识，不需要多加解释。从大陆学术界来说，把近代史断限1919年，基本上是1998年以前的事，1998年以后一般不作这样的断限。也许该书的作者还是坚持以1919年作为中国近代史的断限。 总结一句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近代以来中国人受侵略、受欺侮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标志着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结束，中国开始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这就是说，这一事件标志着中国近代史的结束、中国现代史的开端，标志着旧时代的结束、新时代的开始，标志着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终结、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开端。因此，应该将1949年作为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的分界线。有人主张，中国现代史从1919年开始，一直延续下来。这种主张不仅模糊了社会性质的不同，也掩盖了1949年这个时间的极端重要性。还有人主张，中国现代史从1911年辛亥革命开始。这种主张貌似重视辛亥革命，却忽视了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较之辛亥革命具有更为重大的历史意义。 明确中国近代史包括了1840—1949年的中国历史，是时代前进的结果，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的结果，是中国近代史学者运用唯物史观观察全部近代中国历史所得出的正确结论，是中国近代史学科成熟的表现。这是新中国成立60年来中国近代史学科取得的重要成就，值得充分肯定。希望这个认识能够为学术界的朋友们所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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