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月两次活动，但是活动的内容和意义不同，今天我有去参加了一次公益活动，在这个活动中让我想起了，小时候在家干活，看见阿姨们跟我们一起拔草，就想到在家里干活的父母。 还好今天是阴天，老天可怜我们呀，让我们帮助他们干活，好久没有象今天那样做事情拉，感觉还有点累呢！不过也是一重享受吧，因为好久没有尝试了，还是小的时候才有过，现在人大了，懒惰拉，什么事情都不想做了，但是公司给我们锻炼的机会应该是好好的珍惜，公司给了我们一个平台让我们去感受了不同的事物，不同的看法，虽然我们在劳动的同时都洋溢做自己的笑脸，在好久没有干这活了，还是很新鲜的。 我们去的地方是一个公园，为了让公园是环境变得更好，我们分两组，一组是拔草，另一组是打扫卫生的，当然拉，我就是哪个拔草的那组拉，我拔呀拔呀，我也想拉很多事情，都是关于我小时候，还有我的父母，因为我不是城里面的孩子，我是在农村长大的孩子，在参加工作的时候还会有这样的活动，真的是回味呀，帮公园做事情的时间很短暂，但是很有意义的，,只是我是这样想的，大家都感觉到累拉，我们休息了一会，我们还有意义的照了照片呢！ 劳动结束后，我们在公园里照了很多的照片，还逛了其他的地方，我们四处看拉，因为我是第一次去哪个公园的，所以不熟悉，一路上我们边走边说的，有说有笑的，真的象是去旅游呢！那样的感觉真好，还去荡秋千拉，蛮有趣的，我们不象是在搞什么公益活动，好象是在旅游，我们在笑声中忽略糊涂的走到了公园的大门，我们全体留了一张照片， 学校 给我们机会，给我们一个平台，自己要学会去珍惜，去把握。 人们常说，劳动是伟大的、是光荣的，没有劳动就没有这个丰富多彩的世界。谁都知道，劳动是辛苦的，并且，劳动的滋味要没有苦，怎么会有甜呢？处于我们这个时代，大多是独生子女，在家里爸爸妈妈都重视我们的学习成绩，家务活他们全包了。现在，由于一切向钱看的思想的影响，在一些人的头脑中装满了金钱的利益，干什么事都讲钱，干活不讲报酬认为是傻瓜。在这种情况下，学校有意识地组织了我们去参加力所能及的公益劳动，对于抵制一切向钱看的思想腐蚀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如这次小队的公益劳动，用我们的力气换来了环境的整洁，使我体会到了集体的力量、集体的温暖、劳动的光荣感。让我们亲身体会到了劳动的艰辛和劳动创造世界的真理，抵制了我们轻视劳动和不劳而获的思想的侵蚀，避免了我们形成好逸恶劳的坏习惯。公益劳动也同样加强了我们的劳动观念，帮助我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公益劳动同样培养了我们的竞争意识和开拓进取的精神
浏阳的调查报告一、吃的讲营养 随着农民收入的增加，农村居民的消费习惯、消费观念在逐步改变，食物消费注重结构的调整，注重讲究营养。2005年农村居民人均食品消费支出1269元，比2000年增长3%，年均增长12%。主要表现为主食消费比重下降，农村居民人均主食消费308元，占食品消费支出的32%，比2000年下降8个百分点，各种营养较丰富的副食类消费增加，如：2005年肉及制品人均消费286元，比2000年增加149元，增长59%；水产品人均消费32元，比2000年增加14元，增长77%；水果类食品人均消费45元，比2000年增加26元，增长84%。〖第一┆范文网diyiFANWEN整理该文章，版权归原作者、原出处所有。〗 二、穿着讲时尚 过去农民不富裕是一衣多季，现在农民富裕了是一季多衣，而且非常注重讲究服装面料、款式、和品牌。过去的布鞋、胶鞋也被各式皮鞋、波鞋所替代。2005年农村居民人均衣着消费167元，比2000年增长42%，年均增长21%。其中人均服装支出118元，比2000年增长54%，年均增长93%；购买面料支出2元，下降13%，年均下降83%。2005年农村居民人均鞋帽袜类支出40元，与2000年的32元相比，增长了11%。 三、住房讲宽敞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住房”。农村生活水平提高最直观、最明显的变化就是住房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善，大部分住上了楼房。2005年全市农村居民人均居住消费支出309元，比2000年增长73%，年均增长33%；年末住房面积人均4平方米，比2000年多了1平方米，增长23%，年均增幅42%。其中，楼房面积6平方米，增长71%，年均增长13%，占住房总面积的12%。钢筋混凝土面积5平方米，增长64%，年均增长44%；砖木结构面积9平方米，增长33%，年均增长10%。现在农村一幢幢新房处处可见，它们不仅外观新颖漂亮，而且室内装璜考究、设施齐全、美观舒适，改变了原来基本不装修、室内没摆设的状况。 四、家电讲高档 随着收入的稳步增长，城乡用电同网同价政策的落实，农村居民一改过去买得起家电而用不起电的状况，冰箱、洗衣机、空调等高档家用电器已不再是奢侈品，正成为农村居民生活要素的重要内容而逐步走进寻常百姓之家。截止2005年底，郴州农村居民每百户拥有洗衣机30台、电冰箱29台、彩电93台，比2000年分别增长73%、61%、83%，年均增长81%、24%、72%。一些更为高档的热水器、空调等耐用消费品正在成为收入水平较高农户的消费热点。 五、交通、通讯讲便利 近几年以来，各级政府加大了为民办实事的力度，使农村交通、通讯环境得到极大改善，城乡路网四通八达，为农民使用现代化交通、通讯工具“铺平了道路”。2005年人均交通、通讯消费支出240元，比2000年增长6倍，年均增长61%，交通、通讯成为近几年农村居民生活消费中增长速度最快的消费。其中，交通工具人均支出23元，增长8%，年均增长52%；通讯工具人均支出42元，增长2倍，年均增长23%。2005年底每百户农户拥有摩托车42辆，移动电话75部，电话61部。 六、文化娱乐丰富多彩 随着物质生活条件的日益改善，农民对精神文化生活的追求越来越高，文教娱乐费用的支出不断增长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2005年农村居民人均用于文教娱乐方面的支出344元，比2000年增长81%，年均增长52%。2005年底每百户农户拥有组合音响23台、照相机5架、家用计算机2台、高档乐器1台。 七、生活环境优美 近年来，农民的生产条件和生活环境都得到很大改善，农村面貌发生巨大变化。2005年，全市100%的行政村通了公路，100%的行政村通了电话，100%的行政村通了电，农户住宅电话普及率已达61%，农户饮用自来水普及率达21%。森林覆盖率逐年增长，水泥硬化乡村公路里程逐年增加，城镇化率逐年提高。2005年起，我市全面取消了农业税，农民生活的提高将从制度上得以保证，农村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能力增强。 八、人口素质提高 社会文明的不断进步与人口素质的提高息息相关。“十五”期间，郴州农村文化教育事业发展较快。从全市农村住户抽样调查资料看，2005年7-15岁农村小孩的入学率为8%，比2000年提高7个百分点。农村初中以上文化程度劳动力比重由2000年的81%上升到2005年的52%。劳动力受教育年限为6年，比2000年高3年。郴州大手笔展示大变化 “南大门”成省级文明城市 9月27日，在全省精神文明创建工作表彰会上，郴州市成为继岳阳、常德和长沙之后，由省委、省政府正式命名的第四个省级文明城市。该市创建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和省级园林城市也即将圆满成功。 从“南大门”到“后花园” 1995年，是郴州2000多年建制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这年，国务院批准郴州撤地建市。但当时的郴州城市规模过小，城市人口少，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偏低，与湖南“南大门”的位置、与连通粤港澳的区位优势以及与广大市民的愿望和要求均极不相称。 为了赢得加快发展的主动权，在调查研究、审时度势、集思广益的基础上，时任市委书记的梅克保和市委、市政府一班人集思广益，确立了“加快建设湖南‘南大门’，努力营造粤港澳‘后花园’”的战略思路，变区位优势为开放优势，变交通优势为流通优势，变资源优势为经济优势，推动郴州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 市委、市政府的意图很明显，一方面，通过加快建设“南大门”，实施“开放带动”首选战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推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力求使郴州的经济发展成为全省的“亮点”，并对全省开放和发展起到好的带头作用。另一方面，通过营造粤港澳“后花园”，紧贴市民的需求，改善人居条件，美化生活环境，提高生活质量，开发生态旅游资源，建设文明城市，扩大对外开放度和知名度。 1998年，年富力强的梅克保调任衡阳市委书记，儒雅清秀的李大伦从湘西来到郴州走马上任。在对郴州进行了一段时间的调查研究后，2000年，市委、市政府又确立了“南延东进”的城市发展战略，提出5－8年在城南新区再建一座郴州城的目标。 短短7年里，郴州市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入资金近40亿元，完成大小工程项目300多个，其中中心城区基础设施建设投入10．8亿元。2001年，中心城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共24个，计划总投资4．6亿元，完成投资3亿多元。今年，市中心城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21个，计划完成投资7亿多元，到目前为止，完成投资1．6亿元。2001年，全市国内生产总值增幅高出全省平均水平；地方财政收入总量再居全省第二；综合经济指标名列全省第三；利用外资总量跃升全省第二。 两大城市杰作 城市是一定区域内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城市面貌是一个地方精神风貌、投资环境、领导管理能力的综合反映。为了把城市做大做好做美，郴州市树立了“抓城市建设和管理就是抓经济”的思想，城市建设驶入了高速发展的快车道。 如今，让郴州市民津津乐道的两大手笔均已建成，并开始发挥了效益。总面积达69万平方米、总投资8000多万元的五岭广场，建设资金采取以地生财方式筹集。工程从1999年10月正式动工，次年5月1日交付使用。它的建设是市委、市政府的一篇“杰作”，它在做活经营城市文章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土地是城市最大的存量资产，做活土地文章是盘活存量资产的关键，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是盘活存量资产最有效的手段，城市建设是工业化的载体，可以说，修建一条路，带动两边土地升值，激活一批产业，从而推进工业化进程，为政府增加税源。 据统计，从1999年至2001年，郴州市城区市政基础设施总投入达8亿元，相当于前20年投资总和的20倍，其中政府直接投入只占15％，信贷投入占28％，其余57％均靠经营城市而来。今年，该市组织开展了“城镇经营建设管理效益年”活动，市城区通过市场经营又将筹资15亿元，完成11个城市建设重点项目。 郴州的第二大手笔是郴江河的治理。郴江河综合治理项目总投资近7亿元，在规划建设方面，坚持了多目标兼顾的原则。沿江道路及防洪堤坝的建设，不仅仅单纯是解决道路交通和城市防洪问题，还兼顾了改善郴江河水域生态环境，改进河道可达性与亲水性，改善沿江单位、居民生活环境，同时，带动相关产业结构调整，促进相关产业的发展。该项目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沿江风光带的建设，充分考虑了城市居民对城市空间环境的需求。主要是为市民提供了一个良好的休闲、娱乐的生活环境，提高市民生活质量，使人与自然更贴近、更融合。 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没有个性和文化品位的城市是没有生气和灵魂的城市。在城市扩容过程中，郴州市委、市政府十分注重城市品位的提升。 郴州市在这方面的做法，一是提升城市生态品位。郴州自古为林中之邑，南宋诗人吴镒曾留下“他年休歇处，诗里识郴州”的美言，北宋词人秦观更是写下“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的千古佳文。根据城市的地理和自然优势，郴州市提出了“以山壮城、以水秀城、以绿美城，把森林搬进城市，让城市变成花园”的口号，在建设中力求使基础设施、园林绿化、公共建筑和设计达到个体与群落、局部与整体、自然与色彩的和谐统一。先后修建了由人行游道、河西走廊、江滨游园等景观组成的郴江沿江风光带，建设了人民路、国庆路生态园林带、天堂温泉生态园林景区和王仙岭生态旅游区。2001年，该市实施了“5000棵大树进城工程”，今年3月又开展了“城区绿化月”活动，掀起了全民参与绿化的热潮。城区公共绿地面积都超过了省级园林城市标准。 第二大举措是提升城市文化品位。人民把城市雕塑比喻为“城市的眼睛”，郴州市的城市雕塑把历史文化与现代文明结合起来，既注重自然景观的开发又注重文化内涵的挖掘。如“苏耽跨鹤”城雕借古寓今，折射出郴州今昔的巨大变化；“神农作耒耜于郴”城雕置身于开阔大气的五岭广场之中，显得庄严凝重，喻示着郴州悠久深厚的历史文脉
慈善事业是一种有益于社会与人群的社会公益事业，是政府主导下的社会保障体系的一种必要的补充。是在政府的倡导或帮助、扶持下，由民间的团体和个人自愿组织与开展活动的、对社会中遇到灾难或不幸的人，不求回报地实施救助的一种无私的支持与奉献的事业。慈善事业实质上也是一种社会再分配的实现形式。与世界各国相比较，中国慈善事业具有如下特色：1、慈善思想源远流长；2、慈善活动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密切；3、近代慈善事业受西方影响而发展；4、当代的慈善事业起步晚。源远流长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倡行与发展慈善事业的国家。与之相应的是，其慈善思想也源远流长。先秦诸子百家与随后的佛家、道家都对慈善有过精辟的阐述。譬如，儒家讲“仁爱”，佛教讲“慈悲”，道教讲“积德”，墨家讲“兼爱”，各流各派虽在表述上不尽相同，然义理相近，都蕴含着救人济世、福利为民以及人类共通的人道理念和道德准则。
一个月两次活动，但是活动的内容和意义不同，今天我有去参加了一次公益活动，在这个活动中让我想起了，小时候在家干活，看见阿姨们跟我们一起拔草，就想到在家里干活的父母。 还好今天是阴天，老天可怜我们呀，让我们帮助他们干活，好久没有象今天那样做事情拉，感觉还有点累呢！不过也是一重享受吧，因为好久没有尝试了，还是小的时候才有过，现在人大了，懒惰拉，什么事情都不想做了，但是公司给我们锻炼的机会应该是好好的珍惜，公司给了我们一个平台让我们去感受了不同的事物，不同的看法，虽然我们在劳动的同时都洋溢做自己的笑脸，在好久没有干这活了，还是很新鲜的。 我们去的地方是一个公园，为了让公园是环境变得更好，我们分两组，一组是拔草，另一组是打扫卫生的，当然拉，我就是哪个拔草的那组拉，我拔呀拔呀，我也想拉很多事情，都是关于我小时候，还有我的父母，因为我不是城里面的孩子，我是在农村长大的孩子，在参加工作的时候还会有这样的活动，真的是回味呀，帮公园做事情的时间很短暂，但是很有意义的，,只是我是这样想的，大家都感觉到累拉，我们休息了一会，我们还有意义的照了照片呢！ 劳动结束后，我们在公园里照了很多的照片，还逛了其他的地方，我们四处看拉，因为我是第一次去哪个公园的，所以不熟悉，一路上我们边走边说的，有说有笑的，真的象是去旅游呢！那样的感觉真好，还去荡秋千拉，蛮有趣的，我们不象是在搞什么公益活动，好象是在旅游，我们在笑声中忽略糊涂的走到了公园的大门，我们全体留了一张照片， 学校 给我们机会，给我们一个平台，自己要学会去珍惜，去把握。 人们常说，劳动是伟大的、是光荣的，没有劳动就没有这个丰富多彩的世界。谁都知道，劳动是辛苦的，并且，劳动的滋味要没有苦，怎么会有甜呢？处于我们这个时代，大多是独生子女，在家里爸爸妈妈都重视我们的学习成绩，家务活他们全包了。现在，由于一切向钱看的思想的影响，在一些人的头脑中装满了金钱的利益，干什么事都讲钱，干活不讲报酬认为是傻瓜。在这种情况下，学校有意识地组织了我们去参加力所能及的公益劳动，对于抵制一切向钱看的思想腐蚀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如这次小队的公益劳动，用我们的力气换来了环境的整洁，使我体会到了集体的力量、集体的温暖、劳动的光荣感。让我们亲身体会到了劳动的艰辛和劳动创造世界的真理，抵制了我们轻视劳动和不劳而获的思想的侵蚀，避免了我们形成好逸恶劳的坏习惯。公益劳动也同样加强了我们的劳动观念，帮助我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公益劳动同样培养了我们的竞争意识和开拓进取的精神
摘 要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农民失去了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他们的生存、发展和就业的权利受到了严重的威胁，而目前的安置模式普遍存在补偿数额低，风险不确定等因素不能很好的解决失地农民面临的问题，只有通过"土地换保障"的思路才能妥善的安置失地农民，让他们分享工业化、城镇化带来的一系列成果。 关键词 土地换保障 补偿机制 社会保障 安置模式 1 失地农民的现状 随着我国城市化、工业化的进一步发展，城市空间迅速扩大，为保证城市经济发展对土地的需求，大量的土地被征用。目前，我国已有被征地农民4 000多万(章安友，2004）。按照《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从2001年到2010年，全国还需要安排非农建设占用耕地1 850万亩，其中90%以上为集体土地需要征用。按照目前全国人均耕地水平和现阶段每征用1亩耕地大约造成4个农民失去土地进行测算，非农建设占用耕地1 850万亩，将有近2 600多万被征地农民需要陆续安置，年均需要安置失地农民260万人左右。 农民失去土地后就失去他们赖以生存的基础，随之也流失了与土地相关联的一系列权利。因为土地被征用之前，农民主要靠土地来养活自己，土地是他们的立命之本，失去土地就相当于失去了生活的基本来源；而且农民一直是以土地为劳动对象，失去土地也就失去了工作；再者，土地本身就是一笔财富，如果农民利用的好是可以为他们带来增值的，这就意味着农民失去土地后也就失去了一项经济价值极高的财产权利；最后，农民失去土地后，就失去了参与村民自治的积极性，这会间接导致村级干部的寻租行为。可见，土地的丧失会对农民带来不利的影响，如果不及时有效地安置好这些失地农民将会阻碍国家工业化的进一步发展，甚至会引起社会的动荡不安。 2 当前失地农民安置模式分析及其存在的问题 1 以货币安置为主，补偿数额不足以妥善安置失地农民 在实践中,我国征用农村集体土地后,对农民的安置方式目前主要有货币安置、招工安置、农业安置、留地安置、社会保障安置等基本形式,但大多是采取以货币安置为主。征地补偿费主要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土地管理法》规定，征用耕地的土地补偿费用为该土地征用前3年平均产值的6～10倍，安置费为4～6倍。如果按最高补偿30倍来算，一亩地平均产值1 000块，补偿费也才只有3万元，远远解决不了农民的"可持续生计"问题。据了解，浙江省由于经济相对发达，其对失地农民的补偿标准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略有提高。据统计，1998年以来，浙江省各类征地给村里的补偿费平均每亩12 164元，安置补助费每人2 377元，经过村集体留存，实际到农民手上的土地补偿费平均每亩7 958元，安置补助费平均每人2 078元，青苗补偿费平均每亩498元，农户家庭得到的所有土地征用费总额（包括附着及其实施补偿费）人均8 828元。一大部分农户对此不满，因为这些补偿费只能暂时解决农民近期的温饱问题，如果今后就业困难，农民的基本生活靠什么来维持，更不用谈农民的养老和医疗问题了。在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民的安置补偿费更是少之又少，连最起码的基本生活都解决不了，更解决不了农民的培训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 2 以留地安置、招工安置为辅，农民权益得不到根本的保障 留地安置是指在被征用的土地中按一定的比例（10%左右）返还给被征地村合作经济组织，并免缴有关规费，用于发展第二、第三产业，获得稳定的经济收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可以用这部分土地建造标准厂房出租，获得高额的租金收入 ；还可以用留置的土地为村民建造安置房使村民能够安居乐业。从形式上来看，失地农民可以得到保障，可是受资金、技术的限制，一旦村集体经营的产业得不到很好的发展，农民的基本生活就没有了保障。 在招工安置中，用人单位可以暂时解决失地农民的就业问题，但由于农民自身文化层次低，缺乏专业技能，在激烈的市场经济竞争中处于劣势，一旦用人单位裁员时，这些失地农民又将重新面临失业的问题，可见招工安置并不能从根本上保障失地农民的权益。 3 社会保障安置模式的覆盖面窄，体系不完善，失地农民后顾之忧大 失地农民中有一部分已经完成了非农户身份转换，他们理应享受和城镇居民一样社会保障待遇，可是据统计，失地农民加入城镇社会保障系统的人数只占总人数的5%左右。这部分人群主要集中在经济发达地区，他们的社会保险费是主要从土地出让金，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偿费中筹集的，保险费直接列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设立的"安置费"专户，由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与被征地对象签订安置协议，对符合缴纳社会养老保险统筹费的被征地人员，为其设立社会保险个人账户，达到退休年龄的，按月发放养老金。2003年浙江省嘉兴已有2万名被征地农民参加了养老保险，并实行了"三统一"、"一分别"的安置模式。"三统一"即城市规划区内的建设用地由政府统一实行征地、统一补偿政策、统一办理被征地农民户口"农转非"和养老保险，"一分别"就是对不同年龄段的安置对象分别进行补偿安置，浙江嘉兴的这种社会保险安置模式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在我国大部分地区，大多数失地农民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偿费并没有用来缴纳养老保险或医疗保险，而这正是失地农民最关心的问题，失地农民成了"无班可上，无田可种，无保可拿"的三无人员，对当地经济的发展造成了恶劣的影响。可见，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完善，没有解决农民的后顾之忧。 3 "土地换保障"是唯一可靠和可持续性的安置模式 安置失地农民的过程实质上就是一个土地换保障的过程，因为在征地前,农民的生活、就业、创业和社会保障都是以土地为依托的。农民失掉土地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为了城市的进一步发展，因此随着城市化规模的扩大，失地农民应该随之分享城市化所带来的一系列成果，在市场经济下就表现为，农民可以用土地换回他们生存、就业、发展和获得社会保障的实际社会安置成本。只有失地农民用土地换回了生存权，就业权、发展权和享受社会保障的权利，才能真正的实现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才能逐步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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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会保险法与劳动法的关系 （一）黄越钦教授关于劳动法与社会法关系的分析 已故黄越钦教授系我国台湾地区著名法学家，他对推动台湾地区劳工法、社会法进步发挥了继上世纪史尚宽教授之后承上启下的作用。黄程贯教授、郭明政教授等皆是其学生，先行教育，之后任大法官。黄教授留学于奥地利，对于奥地利、德国法制有着精深研究，他所处的时代已是社会法大有发展的年代。在他的鼓动之下，黄程贯教授、郭明政教授赴德学习、研究劳动法和社会法，后两位在我国台湾地区劳动法与社会法研究及立法中所发挥的作用为学界公认。黄越钦教授专门研究劳动法，对于社会法亦有相当研究。其在大陆地区发行的《劳动法新论》对于推动大陆地区劳动法进步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黄越钦教授对于劳动法与社会法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其中对社会法的关注几乎全部集中于社会保险法。其中观点如下： 1．劳动法与社会法的并存关系。所列事例为劳工保险中职业灾害保险医疗给付与全民健康保险给付。失业保险给付与资遣费的给付都呈现并存状态。 2．社会法取代劳动法的关系。他认为：“所谓取代关系指，原属劳动法范围之内容，由社会法取代，其中最重要的关键在1952年国际劳工组织的社会安全最低基准公约，将劳资冲突中的重要内容改以保险之方式替代……”，[1]尤其是人民年金取代退休金制度。[2] 3．社会法优先于劳动法的关系。职业灾害保险责任优先于雇主责任。 4．劳动法与社会法的互补关系。他认为：“不论失业或退休，均对劳动者之经济生活造成重大影响，为维持劳动者之基本生活水准，遂有令雇主支付资遣费及退休金之制度。惟或因要件不符或因雇无资力，并非所有劳动者均能受惠，而开办失业保险以补其不足。”[3] 5．劳动法与社会法的竞合关系。劳保职灾医疗给付与健保医疗给付，可选择适用。 劳动法向社会法的过渡关系。退休金、劳保老年给付、人民年金将逐步过渡。[4] 黄越钦教授所指社会法系德国法中的社会法，一般包含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与社会补偿制度，台湾地区袭用德国法概念，与中国大陆地区社会保障法概念略同。事实上，社会法与劳动法的关系集中体现在劳动法与社会保险法的关系上。 （二）中国大陆的实践 1．实在法体现。中国大陆地区自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劳动法失去了存在的社会土壤。即便是改革开放初期，劳动法亦仅仅是名词而已。但是，企业劳动关系的变迁，使消失多年的劳动法概念逐渐成为实在法。自上世纪80年代后众多劳动法规的颁布到1994年劳动法的出台，中国劳动法逐渐增多和成熟。1986年颁布实施的《国营企业实行劳动合同制暂行规定》第四章“在职和待业期间的待遇”和第五章“退休养老期间的待遇”已经涉及到了社会保险概念和制度建构思路。该行政法规中已经使用了“社会保险专门机构”概念。《国营企业实行劳动合同制暂行规定》的实施应当是劳动力市场化的里程碑，亦是中国劳动法制恢复的起点。劳动合同是雇佣劳动的法律形式，劳动合同制度的建立与社会保险制度的建立几乎同时起步，中国特色非常鲜明。可以说，劳动法律规范和社会保险法律规范杂揉在一体中，更准确地说，当时的社会保险实质上是针对劳工保险。1994年7月5日，《劳动法》颁布，该法第十章“社会保险”就社会保险的种类、基本内容作出了原则性规定，在《劳动法》中规定社会保险专章。笔者推测，当初人们对劳动法与社会保险法之间到底关系如何并不清晰，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都以保护劳动者利益为出发点。 本世纪以来，“社会保障”概念逐渐成型，之前的“劳动法”渐成“劳动和社会保障法”，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在越来越多的实在法颁布后已经开始逐步分离，尤其是2007年《劳动合同法》的颁布和2010年《社会保险法》的颁布，使得过去将“社会保险”规范认定为劳动法律规范的认识逐渐得到矫正，更多的人感知劳动法与社会保险法的差异与区别。 2．学界状态。在我国，社会保障概念至1998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成立后偶有提及，但大学课堂上尚无“社会保障法”课程。而讲授劳动法的教师大部分也将“社会保险”作为劳动法课程的内容。劳动法学领域研究，不仅落后于雇佣劳动实践，亦落后于立法展开，当初讲授劳动法课程时将社会保险作为内容几乎没有异议。 2006年之后，中国法学会社会法学研究会成立，该研究会主要以高校劳动法和社会保障师资为班底，已经出现了侧重，即有的老师相对专注于劳动法，有的老师则专注于社会保障法。但是，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学者队伍并未分野。不像有些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学界，该领域的学者队伍已经在分列而立，彼此有联系但相对独立。目前，大部分学者已经意识到劳动法与社会保险法的差异。不过，系统性地阐释两类不同法律规范异同的研究成果几乎未见。 （三）劳动法与社会保险法异同点与未来趋势 一般来讲，先有劳动法，后有社会保险法。从时间节点上看，劳动法应当是历史两百年以上的法律制度，而社会保险法历史不过百余年。劳动法的产生是调整劳资关系的需要和结果，或者说，劳动法的功能和作用就是在劳资之间进行平衡，因劳资关系之强弱变更而由不同力度之劳动法调整。社会保险法的产生是在劳资关系调整遇到僵局之后的结果，劳资关系的调整在劳资关系不能维系或劳资关系中断后陷入了僵局。例如劳动者年老、疾病、职业伤害、生育等情况下劳资关系终止后，劳动法已经难以“再”发挥作用。换言之，当劳动者不再是劳动者的时候，当事人已经不成其为劳动法上的当事人。这些退出工作岗位的劳动者需要有另外法律制度的庇护。 2．劳动法的给付为私法上的给付，而社会保险法为公法上的给付。在不少学者的认知中，劳动法属于私法，或者说是私法的特别法，这种认知是从给付的当事人角度的判断，即雇主对于雇员的工资给付，属于私法上的给付。不过，我们认为劳动法并非完整意义上的私法，它仅从给付角度具备上述性质，大量的劳动基准，尤其是职业安全卫生制度大部分属于公法规范。社会保险法的给付全部为公法上的给付，保险人为公法上的主体，保险给付对象—被保险人为自然人。自然人一般先覆盖劳工阶层，之后覆盖其他社会群体。 皆属于社会政策导向的产物，皆针对劳工问题，皆属于社会立法的范畴。“劳动法与社会法为20世纪以来所成长的两大法域，其发达与整个人类历史进程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也刻画出意识形态对法制的深远影响。”[5]劳动法调整的社会关系常常被称作是劳动关系，而劳动关系的形成集中体现在工业革命后形成的产业雇佣劳动，形成于劳资对立统一的展开，并成为社会问题中心点的劳动问题。“劳动问题是工业革命后所形成的新课题，也是近两百年来世界上最大的一个社会问题。英国人瓦特发明蒸汽机作为生产动力之后，劳动者原来是生产工具的主人，现在变成了工具的附庸，有钱的资本家可以买工具建工厂大量生产坐在家里发财，无钱的劳动者只好受雇于开工厂的资本家每日赚取微薄的工资以维持生活，从此劳动者与生产工具的所有权分离，资本家与劳动者的阶级对立，利益难以协调，问题日益严重。此一问题，随着工业化的扩展，由英国扩及欧洲、美洲、澳洲，乃至于亚非拉丁美洲，成为世界性的社会问题。”[6]劳动法的产生与发展体现在所调整的社会关系—劳资关系永恒不变的话题，任何工业化国家和地区都无一例外地演绎着社会存在与法律建构的整体，即劳动关系的生成与调整劳动关系的劳动法的产生与发展。而这一进程深刻反映了公共政策或社会政策导向，如同其他法律门类必然存在相应的政策一样，劳工政策是重要的社会政策。劳动立法亦是重要的社会立法之一。社会保险法产生之初即以保劳工之险为使命，至今，社会保险中相当部分仍以职业人群为保险对象，体现着一个国家和地区劳工政策的动向，体现着一个国家和地区社会政策动向。可以这样讲，社会保险法制较为完备的国家和地区，其社会主义特征突出、整体或团体主义色彩鲜明；而社会保险法制建构不够齐整的国家和地区，其资本主义特征突出，自由主义或个体主义色彩鲜明。该法同样深刻地反映了当地劳工政策和社会政策动向。 4．两类法律的未来。劳动法产生两百多年来，人类在该领域的耕耘与拓展已取得了辉煌成就，在劳动契约制度，劳动基准，例如工作时间、职业安全卫生、团体协议与团体交涉，乃至劳动争议处理制度等领域已经有了相当多的积累。一些人类争取的目标早已实现，例如缩短工作时间与降低劳动强度皆已成为事实，在欧美国家，劳动法已经转战于“体面劳动”。所以，学界对于劳动法与社会法一直存在此消彼长的判断。可以这样讲，劳动法领域的问题越来越“传统”，新出现的问题或非常态性问题则成为学界的热点，成为法制的关切。例如，近年来以劳动派遣为代表的非典型雇佣成为劳动法研究的新宠。未来，随着科技进步和信息技术、智能科技的推展，人类劳动方式将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劳动法的式微是不可抗拒的潮流。当然，劳动法所扮演的角色将逐步走向“高端”，更多的“白领”成为工厂法时代的劳工，不待时日，教科文卫体人员将逐渐成为“劳工”。毫无疑问，未来的法律属于社会法，社会保险法制是其中典型，换言之，未来社会，劳动人群的缩减，社会闲杂的增长；生产性人员的缩减，服务与娱乐性人员的增长将是发展趋势，可能他（她）不创造财富，但是，他（她）创造社会。在这样的社会变迁中，“吃闲饭”者的增长将是长期趋势，而创造“吃闲饭”的法律制度中，社会保险法制即是其一。曾经，老年年金保险法制专为职业人群而设，没有工作便没有年金，没有工作便没有退休金；如今，一些国家和地区在职业人群社会保险逐步完善的基础上，拓展了国民年金制度，即没有工作的人同样可以参加老年年金保险，这些人当达到相应的法定要件之后一样可以申领类似“退休金”性的养老金。 社会保险法制产生仅百余年时间，加上各国国家和地区因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差异，该领域的起点和状态亦相差悬殊。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保险法制当然处于初级阶段，更准确地说，该领域法制尚处于萌芽阶段。我国社会保险法的未来肯定是发展的未来。 二、社会保险法与其他门类法律制度之间的关系 （一）社会保险法与宪法的关系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一般规定人民的基本权利和国家组织架构和国家安全事务。人民基本权利的内涵与外延因不同的历史阶段有所差异有所侧重，在封建压迫的年代，追求自由与解放乃是资产阶级革命的目标和动力，自由权、平等权自然而然成为宪法所确定的公民的基本权利。而社会发展至自由得到保障，机会平等大致实现，亦即平等权、自由权得到保障的情形后，结果的不平等导致社会扭曲而产生出弱势族群时，因其国民身份而产生的生存权利成为宪法关注的热点。我国学界已经开始探讨社会权利，开始使用“社会保险权”概念。[7]但是，这样的抽象权利究竟是否是定型的基本权利并未有共同的认知。德国社会法的法制建构堪为楷模，其宪法确立了“社会法治国”原则，旨在保障人民的基本生存权利。但是，“德国基本法、联邦宪法法院以及学说文献向来否定人民依据宪法享有向国家请求给付的社会基本权，基本法即明确放弃魏玛宪法具体罗列社会权的规范方式，而以‘社会法治国’（sozialer rechtsstaat）的概念作抽象规范，学者均认为其所表彰的社会国原则属于‘国家目标设定’（ Staatszielbestimmung ），其具体落实完全交由立法者因应社会条件的变迁以及新兴社会问题的兴起随时采取适当措施，以确保社会政策的弹性调整空间”[8]。上述分析表明，即便是德国这样社会法治国原则得以确立的国家，社会保险权亦不可直接成为向国家和社会申请给付的积极权利，社会保险所生的各类给付请求权须以社会经济条件为基础所创制的具体法律制度为依据而展开。尽管不承认社会基本权的存在，但德国宪法所确立社会法治国原则的推行，对于德国社会法的完善，尤其是社会法的实施形成了强力支撑。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发展为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国家和社会保障残废军人的生活，抚恤烈士家属，优待军人家属。国家和社会帮助安排盲、聋、哑和其他有残疾的公民的劳动、生活和教育。”从上述我国《宪法》规定来分析，“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亦如德国“社会法治国”原则或理念一样，该权利不可能成为具体、积极的请求权利，《宪法》所规定的上述权利须结合《宪法》第45条后款规定的具体内容和制度，即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医疗卫生、军人抚恤残疾人劳动与生活、教育保障等制度建构，推演而成具体法律制度中的具体权利和积极权利。“社会保险”制度是我国宪法所确立的社会制度、经济制度和法律制度，我国社会保险法的开启与构建须依据《宪法》的规定循序渐进。宪法与社会保险法之间的关系，如同宪法与其他法律制度一样，没有宪法便没有社会保险法，没有宪法的规定便无从展开社会保险制度创制。随着我国宪法的实施呼声日高，宪法渐人人心，尤其是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所累积的社会发展红利，人们不可能忘却《宪法》第45条。当然，从近10年来我国城乡养老、医疗、社会救助（低保）制度的生动实践，我国《宪法》所确立的“原则性”规定一样会丰富我国宪法的基本权利内涵，人民生存生活的基本保障终将成为积极权利。社会保险法上的权利至为复杂，因其所处的不同保险种类而产生不同的权利，例如在老年年金保险制度中，凡是达到法定要件的当事人即可请领老年年金，换言之，在中国，养老保险制度逐渐生成法律制度之后，尤其是宪法保障此等制度运行之后，当事人即可主张退休金请求权（退休人员）。利益的存在在于权利的维护，而权利的存在必依法律创制权利为前提。尽管现阶段我国《宪法》第45条所规定的权利存在一定程度上的“虚幻”，并且，我国宪法解释在宪法的实施环节上存在相当短板，但是，必须相信，没有宪法所确立的权利，社会保险法将无从展开。况且，我国本就是缺乏法治传统和法治基因的国度，如果不依赖宪法对社会保险制度固本，那么，我国社会保险制度法治化则有可能反复；不依赖宪法所确立制度的源流，社会保险制度永远属于“改革”中的制度，永远停留在政策的层面。因此，宪法关于社会保险制度等社会基本权利的创制，“就是企图将既有宪法自由权的‘给付权’功能扩大，或是将与社会安全相关的条款纳人基本权利规范之中，而使其能够具有‘受益权’的功能。如此一来，人民不仅在社会基本权遭受侵害时得以提起救济，甚至在政府怠于立法或行政作为时，也可据以要求公权力采取一定的积极作为”[9]。随着中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建设事业的逐步推进，随着人民生活期待值和获得感逐渐成为政府的工作重点，社会基本权利的创制，以及宪法权利将更加明晰。 （二）社会保险法与行政法的关系 社会保险法具有社会行政法属性，属于公法范畴。但是，社会保险法亦有自身的理论体系和制度实施体系，近年来，学界存在“统一公法”的探讨，[10]但这种“统一”的方法、路径尚不清晰。笔者认为，医学分科越分越细说明医疗事业在进步，如停留在中医或西医的简单分类，医生为万能医生时，其能力肯定有所限制。法学如同医学，分门别类越细，立法才能越科学，法律实施才能更加人性而非任性。社会保险法尽管属于社会行政法，其所反映的乃是法律属性，而法律制度则与行政法有相当不同。从我国法律制度的分门，以及参照其他国家法律制度分门的经验，社会保险法归入社会法序列。社会保险法的行政法属性旨在与私法分开。“德国联邦社会法院前任院长Georg Wannagat将社会保险定义为：‘由国家依据自治行政原则所组织的公法上的强制保险，保护劳动大众在遭遇因工作能力丧失、失业及死亡时所可能带来的危害’，这一定义明确地描述社会保险的特性，并且划分其与一般私法保险的异同。”[11]一个国家社会保险法律制度的建构须依据自身条件而展开，换言之，社会保险存在不同险种与项目，哪些能够展开，哪些应该展开，须依据法律规定。“德国联邦社会法典第一篇第四条赋予社会法确立健康保险、看护保险、失业保险、意外灾害保险及退休金保险的责任，并藉由必要的措施来保护、维持、改善及重建人民的健康及工作能力，并提供在疾病、怀孕、丧失工作能力及老年的经济保障。”[12]德国社会法不仅编纂了社会法典，而且创制了社会法院体系，以保障人民相关权利的实现。当然，在德国，亦有学者对于社会法院、税法法院等专业行政法院的负面学说，但是，社会法院的存在便是社会法不同于一般行政法的最有力佐证，而德国法院体制中，行政法院则是完整体系的司法体制，亦说明了社会法与行政法的差异。 依据我国《社会保险法》的规定，我国目前开办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及生育保险等五个种类的社会保险项目，这些保险项目的开办是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依法经办社会保险业务的范围。社会保险法之所以为行政给付法，关键在于其保险人的特殊性上，“国家于社会保险中与依据社会法而产生的作为义务，率皆由公法上的行政组织予以实现，例如：社会保险人根据德国社会法典第四篇（社会保险通则）第二十九条第一项为具有公法上义务的公法人”[13]。我国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在法律制度上尚未“正名”，尚属于归类性、定义性的名称，并非人格性名称，未来社会保险法制完善之后，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将直接称呼为“某省某市社会保险局”或“某省某市医疗保险局”，并且，该机构将独立起草完整的组织法，负有相应的法律职责，承担相应的权能。而且，现今所有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皆定性为“事业单位”，并非政府授权组织或法律授权的专业行政组织。以笔者观点，该机构应当为专业性、独立性、服务性行政组织，而不应是什么事业单位。从现实法律实践看，目前唯一展开的社会保险司法实践，就是工伤认定行政诉讼，工伤认定工作在地方实践中，就是行政机关（认定机构）和工伤保险经办机构一体两面，两者往往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于此，人民法院受理、审理工伤认定诉讼案件亦列入行政诉讼案件。 从工伤保险司法展开的实践看，“统一公法学”思维并非有效，甚至出现了“业余”现象。毕竟行政事务包罗万象，而行政行为当然亦分一般行政行为与专业行政行为。对部分专业行政行为必然有其程序上的特殊要求。最近，我国成立了知识产权法院。其实早年在北京等地就存在独立的知识产权审判庭，就是因应知识产权的专业性。从德国社会法院建构经验看，我国庞杂的社会事务，几乎大部分业务将其托付于各级信访部门，这不是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体现。我国现实生活中，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补偿、社会福利等各类请求尚未形成法律上的请求权，单单一项社会保险法制，列定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如果皆能畅通诉讼渠道，目前的行政诉讼即将瘫痪。[14]于此，专业性的社会行政法庭建构和专业性的法官将因应此等社会难题，亦是我国法院和法官在社会保险法领域不再“业余”，社会治理不再脱离法治的核心所在。因此，社会保险法属于社会行政法，但是社会保险法绝非一般行政法，以一般的行政行为的当与不当来判解此等社会难题，只能说中国法制尚且幼稚。 目前，我国社会保险法的调整方法与一般行政法调整方法无异，皆为行政复议程序和行政诉讼程序。是否证实了社会保险法就是行政法门类中一个分支？我们认为，法律的调整方法肯定有趋同或竞合可能，但由此判断社会保险法就是行政法的构成显然过于简单。如果说德国社会法院法所形成的社会法领域的独特司法体制乃是因应事物规律的模板，其他国家和地区在处理社会保障争议的程序设计中，多有特殊的、反映该领域专业的专门程序前置。我国台湾地区就劳工保险争议专门颁布“劳工保险争议事项审议办法”，并设置争议审议委员会。日本处理社会保险争议时，专门设置社会保险审查官和社会保险审查会制度，[15]专业性地处理社会保险争议。从我国社会保险争议处理的实践看，法院目前展开的社会保险争议诉讼，以工伤保险争议为例，几乎全部集中于工伤认定诉讼上，保险缴费争议、保险给付争议尚未达至诉讼。因此，社会保险法系行政给付法，具有行政法属性，但其法律门类划分上属于社会法或社会保障法。 （三）社会保险法与民法、商法的关系 不同的法律门类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发挥着不同的功能。民法，亦称私法，侧重于保护“私人”利益或“个体”利益，相对而言，法律价值偏斜于自由与个体权利的维护。“私法”的理解大概是从个体权利保护视角的一种法律价值观。不过，法律制度从来不是属于私人的，法律制度的构建总体上都是出于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的维护，即使是民法，一样也是“大家”的法律，其社会公平公正一样需要考量，毕竟公平是两端的，没有绝对的“私法”存在。“民法传统上以个人权利为本位，对于组织团体、社会等任何集体及其利益均持怀疑和警惕的态度，强调人人生来平等，享有平等的能力和自由……它在微观经济领域内有很大的激励、动员作用，能够调动个人暨个体的积极、主动性和创造精神，保护社会个体利益，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但是对于国民经济整体和运行的全过程而言，个人权利本位却有着相当的局限性。”[16]社会保险法系通过引进保险技术、保障社会成员，尤其是弱势成员生存权利的法律制度，属于二次分配的法律再造，一定程度上存在“劫富济贫”的因素，客观上存在不生病的人为生病的人“埋单”的事实，自然存在着所谓的社会本位倾向，存在着以整体利益偏斜的法律价值。因此，社会保险法律制度自然考量整体利益和整体秩序的要素大于私法。曾经一度存在着私法向社会法过渡的提法，亦曾有夸大社会法功能，认定民法属于“传统”法律的观念，但是都存在着一定的偏差。应当说，民法所确立的是物权、债权、人身权、亲属权、人格权等一系列权利保障的法律制度，该法律制度过去是主干法律制度，今后亦是主干法律制度。而社会法所确立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补偿、社会福利等法律制度系人类发明的新型法律制度，该类法律制度19世纪中期前不曾存在，20世纪逐渐发展，未来肯定属于大有作为的法律制度，随着科技进步、社会生产越来越发达，社会中越来越多的“闲人”将参与到社会财富的分配进程中，社会法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社会保险法与民法之间不存在法律制度的新旧与替代之说，他们都是法律体系中的重要成分。 社会保险法与民法上的相关制度具有密切的联系，法律制度之间不可能出现完全隔绝的法律门类，止痛药不仅能够止胃痛，而且可以止牙痛。民法上的主体制度对于社会保障制度有着天然的联系，比如，其他国家和地区已经将身份证号码与社会保障号码达成一致，我国即将实施这一浩大工程。民法上的亲属制度、婚姻制度（配偶制度）、继承制度对于社会保险法律制度实施乃是基础性保障，比如，工伤保险工亡职工的“供养亲属”、遗属津贴中的遗属范围、养老金分割中配偶的相关请求权，[17]民法上的相关制度对于社会保险法的实施具有基础性的支撑作用，另，社会保险权利的实现离不开相关义务的履行，其中，当事人个人身份信息的采集乃是社会保险法律制度运行的保障，然而，如何在个人信息采集过程中保护当事人个人信息不被泄露，如何保护隐私权，这些问题都是一体中的问题。当然，社会保险法制完善的国家和地区，私权保护才能切实到位，社会才会安定，人们才能追求“恒产”，如果贫富过于悬殊，社会弱势族群整日衣不蔽体、食不果腹，民法上的权利，尤其是基础性的物权是无法得到有效保护的。 社会保险法与属于商法门类的商业保险法除去法律技术上的趋同之外，亦有功能上的互补，都属于“补救”类型的法律。社会保险法与商法上的商事登记制度密切联系，一个没有良好商事登记的国度不可能有完善的社会保险制度运作。近年来，我国社会保险法上出现了“非法用工单位”，该类雇主是无法参保，而且是逃避参保的，从商法视角，所谓的“非法用工单位”亦是非法经营单位，也是不经商事登记的单位。换言之，没有商事登记，便没有社会保险登记。此外，公司是现代型经营主体，它的许多制度，例如财务制度、工资制度都与社会保险制度密不可分，没有公司财务便没有社会保险财务。任何法律门类不可能独立存在，它都与其他法律制度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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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就是你参加完活动的活动感受，
劳动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美德，我们作为21世纪大学生，有着较高的文化素质，应当积极参加劳动。胡锦涛主席曾在八荣八耻中明确提出：以辛勤劳动为荣，以服务人民为荣。我班在学校领导之下，积极组织开展社会公益义务劳动。 我们在合理的分配下，有条不紊地做相关工作。在劳动过程中，我们互相合作，互相搭配，争取达到较高的工作效率。看着同学们热情服务、忙碌的样子，班级负责人对我们做了很高的评价，对我们的劳动服务表示非常的满意。 张瑞敏曾说过：“把一件简单的事做好就是不简单，把一件平凡的事做好就是不平凡。”劳动改造人。通过这次社区服务劳动，我明白了许多道理。我想应该是我们在劳动中明白了许多平时不懂的道理。慢慢的长大了，改变自己。劳动中，我知道了许多自己的不足之处。平时，在家的时候爸爸妈妈都把我们当宝一样的伺候，这次我们算是亲身实践了，而且我们都努力的去做了。我们做了将近半天的活，包括拖地、扫地、擦窗等。最后当事情全部完成的时候，我们松了一口气，嘴角露出一丝笑意。刚开始劳动是有点累，但很高兴，有种成就感。就像一群人坐在一起吃着你做的菜，心里会很幸福高兴。我感触深的是万事都不是那么容易的，只有自己不断克服困难才会成功，做事要认真踏实。假如我不去认认真真地做一遍，就发现不了自己的不足。工作也一样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只有自己体验了才会知道。自己付出了多少，就得到多少回报。只有认真做了，才能有所得。认真学习了，会有好成绩;认真工作了，会有成果。通过自己的努力付出，不管结果如何，那个过程自己肯定是受益的。这次劳动并不是很难，想想父母每天都要工作，辛苦挣钱供我们读书，而我们只要坐在教室里学习，没有负担，我们没有理由不认真学习。我们应该珍惜眼前的生活，想到父母小时候连吃都吃不饱，更别说读书，比起父母来，我们幸福多了。或许赚钱这么辛苦，甚至比这样更辛苦。一想到父母，我真的觉得好愧疚。因此，我在心底暗暗的下决心，以后一定要让父母过上幸福快乐的日子。让父母以我为骄傲。 从这次劳动中，我还明白了我们应该尊重和珍惜他人的劳动成果。这样的一次劳动对我的身心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我想不管以后从事什么样的工作都得认真负责，以主人翁的态度来对待，这样所得到的和所收获的经验和价值是值得学习和珍藏一辈子的。
社团公益、高校公益、企业公益、社会公益、国家公益、世界公益。 论坛活动、高校活动、企业活动、社会活动、同盟活动、世界活动。 社会广角镜：杂文、感想、评论、牢骚、社会千奇百态 我校开展的 公益服务进千家 的最终目标就是为了实现大学生承担社会责任的使命 2006年9月15日，中国大学生公益论坛（CUPF>开始试运行。中国大学生公益论坛是一个是高校公益与社会公益机构合作交流平台，希望通过这么一个平台,，能够沟通各个高校公益资源，服务支持于高校公益社团，构建和谐社会。截至2007年10月21日，CUPF共开展四届“全国大学生志愿者和社团领袖能力高峰论坛”；四次社团领袖高峰论坛。全国30多个地区200多所高校300多个公益社团参与活动，共有1000多社团领袖从中受益，间接受益10000多人 今年我 校“公益服务进千家”活动正式启动以来，在校团委的号召下，各分团委积极响应，以“学做人，学做事；送爱心，送技能；促成长，促和谐”为宗旨组织开展了温暖计划、助学计划、阳光计划、成长计划、和谐计划等系列活动。为进一步推进“公益服务进千家”活动，近期，国贸分院团委、人文分院团委分别针对公益进千家活动开展情况召开了以“总结过去，立足现在，展望未来”为主题的交流会。 面向社会、形式多样的社会公益活动，对于扩大团组织的社会影响，培养团员青年的社会公德，促进社会良好风气的形成都具有积极的意义。那么，怎样开展社会公益活动呢？ （1）要抓住有利时机。抓住有利时机开展活动，很容易把活动搞得有声有色。如新年、春节期间的拥军优属活动；全国植树节期间的绿化厂区、村庄活动；“六一”儿童节期间的为少年儿童做好事活动；“七一”和“十一”期间的慰问老干部、老党员、老英雄、老模范活动等，意义都很重大，也容易收到好的效果。 （2）要继承光荣传统。共青团组织在以往工作中创造并得到社会广泛承认的公益活动的内容和形式，如城市的综合包户活动，为您服务活动，便民利民活动，修建青年公园、青年候车亭；农村的助耕包户、扶贫致富小组、送温暖小组活动，修建青年路、青年林活动等都应得到继承和发扬。 （3）要发挥组织优势。共青团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突击队。团组织要善于运用和发挥这一优势，在抢险救灾，美化市容，建设文明村、镇等活动中发挥作用，做倡导文明新风，净化社会风气的先锋和模范。 （4）要争取党政支持。社会公益活动要持之以恒，就必须争取党政部门支持，将其纳入城乡精神文明建设的总体规划，运用新闻媒介广泛进行宣传报道，协调和解决活动中遇到的各种问题，总结和表彰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使之深入持久、收到实效。 公益从字面的意思来看呢是为了公众的利益，它的实质应该说是社会财富的再次分配。公益活动是指一定的组织或个人象社会捐赠财物，时间，精力和知识等活动。公益活动的内容包括社区服务，环境保护，知识传播，公共福利，帮助他人，社会援助，社会治安，紧急援助，青年服务，慈善，社团活动，专业服务，文化艺术活动，国际合作，等等。 公益精神就是愿意为改善“公域”部分而奉献努力的精神。 爱心行动 公益活动几乎都是由单位组织的，次义务植树， 89 义务大扫除， 78 青年志愿者， 39 献血 63 ，捐款/捐物是很常见的公益活动。社会公益事业是中国优良传统的延续，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责任感和公益道德心的人。他们重新思考生命的意义，重新定义企业使命。他们以企业家的才能去做慈善家，以公民的责任去做公益活动家，由此参与社会的自我治理，从而复兴和深化民间公益传统。他们身体力行“经世济民，以人为本，义利兼顾”的经营之道，因而取得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双赢。在他们的眼中，公益，是每个企业必尽的责任；公益，是每个企业家应有的良知 白芳礼，93岁，天津人，已故。18年来，靠蹬三轮车捐出35万元支教，资助了300名学生的学费和生活费，让整个社会为之感动，为之汗颜。老人支教的出发点很简单，他看不得孩子们因为穷而上不起学。最能告慰白芳礼老人在天之灵的，就是神舟大地永远不再出现一个像他这样拼老命赚血汗钱支教、而全国的孩子们也都能上得起学的一天尽快到来！ 这些都是每一个国人心中都清楚的 也是每一年里最感动我们的人听着他们的故事才觉得自己现在为社会所做的事很渺小 推动公益事业与社区服务 , 不能只是靠爱心为前提 , 这已经是必然的社会责任 , 是身为公民应当具备的认知 , 取之于社会 , 用之于社会 , 这不该只是口号 , 而是一种确实的回馈 欧美从事志工服务的人口高达 50%, 但在 国人 仍不到 3 0%, 我们在抱怨政府做得不够好不够多的同时 , 也应该想想自己的角色还可以为这个社会做些什么 ? 为善不欲人知 , 是古时候的谬思 , 现今的好公民 , 在超越 “ 独善其身 ” 的界线后 , 更应积极诠释 ” 兼善天下 ” 的意义 , 把公益服务普及化 , 用自身拥有的资源 ( 专业与能力 ) 去发挥最大的影响效能 我们受过良好的教育 , 我们有 学习 与沟通行销的能力 , 我们对完成任务有积极的决心 , 我们有面对困难的勇气 , 我们各自拥有不同程度的人脉网络 这一切资源 , 如果善加运用 , 替慈善机构定期的募款活动 , 做外围的劝募协助 , 这不是强迫将捐款从自己口袋掏出 , 而是运用自身的能力资源 , 去做能力所及的号召 , 比方说 , 在经济鍊的 circle 里 , 我是多少行业的忠实顾客 , 我可以在做消费的同时 , 顺便引导对方募捐些许金额 , 这不需要勉强 , 只是传达公益活动讯息 , 让更多大众知道自己在公益服务里可以扮演的协助角色 , 这像是一种互惠运动 , 只是我们把这个 ” 惠 ” 转向真正需要的弱势族群 其实这个 ” 用自身的资源 ( 专业与能力 ) 去发挥最大影响效能 ” 的道理并不难 , 但在推动上仍有许多阻力 , 然而也就是因为有重重阻力 , 我们才应该更积极去找到运作的方法 , 让更多人了解到自己的社会责任 , 去尽己微力 , 透过公益服务 , 回馈社会 做善事应该要发自内心去付出 , 说白话一点 , 只是不想付出的藉口 , 要推动公益变成常态运动 , 我还是得要不断地开些窗口 , 制造就业 ( 公益服务业 ) 机会 , 这是目前我拥有的资源所能持续进行的一环 , 能带领多少人得到体会 , 相信是可以随着时间成长的 , 做了不一定达到效果 , 不做就绝对什么都没有
一、社会保险法与劳动法的关系 （一）黄越钦教授关于劳动法与社会法关系的分析 已故黄越钦教授系我国台湾地区著名法学家，他对推动台湾地区劳工法、社会法进步发挥了继上世纪史尚宽教授之后承上启下的作用。黄程贯教授、郭明政教授等皆是其学生，先行教育，之后任大法官。黄教授留学于奥地利，对于奥地利、德国法制有着精深研究，他所处的时代已是社会法大有发展的年代。在他的鼓动之下，黄程贯教授、郭明政教授赴德学习、研究劳动法和社会法，后两位在我国台湾地区劳动法与社会法研究及立法中所发挥的作用为学界公认。黄越钦教授专门研究劳动法，对于社会法亦有相当研究。其在大陆地区发行的《劳动法新论》对于推动大陆地区劳动法进步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黄越钦教授对于劳动法与社会法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其中对社会法的关注几乎全部集中于社会保险法。其中观点如下： 1．劳动法与社会法的并存关系。所列事例为劳工保险中职业灾害保险医疗给付与全民健康保险给付。失业保险给付与资遣费的给付都呈现并存状态。 2．社会法取代劳动法的关系。他认为：“所谓取代关系指，原属劳动法范围之内容，由社会法取代，其中最重要的关键在1952年国际劳工组织的社会安全最低基准公约，将劳资冲突中的重要内容改以保险之方式替代……”，[1]尤其是人民年金取代退休金制度。[2] 3．社会法优先于劳动法的关系。职业灾害保险责任优先于雇主责任。 4．劳动法与社会法的互补关系。他认为：“不论失业或退休，均对劳动者之经济生活造成重大影响，为维持劳动者之基本生活水准，遂有令雇主支付资遣费及退休金之制度。惟或因要件不符或因雇无资力，并非所有劳动者均能受惠，而开办失业保险以补其不足。”[3] 5．劳动法与社会法的竞合关系。劳保职灾医疗给付与健保医疗给付，可选择适用。 劳动法向社会法的过渡关系。退休金、劳保老年给付、人民年金将逐步过渡。[4] 黄越钦教授所指社会法系德国法中的社会法，一般包含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与社会补偿制度，台湾地区袭用德国法概念，与中国大陆地区社会保障法概念略同。事实上，社会法与劳动法的关系集中体现在劳动法与社会保险法的关系上。 （二）中国大陆的实践 1．实在法体现。中国大陆地区自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劳动法失去了存在的社会土壤。即便是改革开放初期，劳动法亦仅仅是名词而已。但是，企业劳动关系的变迁，使消失多年的劳动法概念逐渐成为实在法。自上世纪80年代后众多劳动法规的颁布到1994年劳动法的出台，中国劳动法逐渐增多和成熟。1986年颁布实施的《国营企业实行劳动合同制暂行规定》第四章“在职和待业期间的待遇”和第五章“退休养老期间的待遇”已经涉及到了社会保险概念和制度建构思路。该行政法规中已经使用了“社会保险专门机构”概念。《国营企业实行劳动合同制暂行规定》的实施应当是劳动力市场化的里程碑，亦是中国劳动法制恢复的起点。劳动合同是雇佣劳动的法律形式，劳动合同制度的建立与社会保险制度的建立几乎同时起步，中国特色非常鲜明。可以说，劳动法律规范和社会保险法律规范杂揉在一体中，更准确地说，当时的社会保险实质上是针对劳工保险。1994年7月5日，《劳动法》颁布，该法第十章“社会保险”就社会保险的种类、基本内容作出了原则性规定，在《劳动法》中规定社会保险专章。笔者推测，当初人们对劳动法与社会保险法之间到底关系如何并不清晰，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都以保护劳动者利益为出发点。 本世纪以来，“社会保障”概念逐渐成型，之前的“劳动法”渐成“劳动和社会保障法”，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在越来越多的实在法颁布后已经开始逐步分离，尤其是2007年《劳动合同法》的颁布和2010年《社会保险法》的颁布，使得过去将“社会保险”规范认定为劳动法律规范的认识逐渐得到矫正，更多的人感知劳动法与社会保险法的差异与区别。 2．学界状态。在我国，社会保障概念至1998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成立后偶有提及，但大学课堂上尚无“社会保障法”课程。而讲授劳动法的教师大部分也将“社会保险”作为劳动法课程的内容。劳动法学领域研究，不仅落后于雇佣劳动实践，亦落后于立法展开，当初讲授劳动法课程时将社会保险作为内容几乎没有异议。 2006年之后，中国法学会社会法学研究会成立，该研究会主要以高校劳动法和社会保障师资为班底，已经出现了侧重，即有的老师相对专注于劳动法，有的老师则专注于社会保障法。但是，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学者队伍并未分野。不像有些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学界，该领域的学者队伍已经在分列而立，彼此有联系但相对独立。目前，大部分学者已经意识到劳动法与社会保险法的差异。不过，系统性地阐释两类不同法律规范异同的研究成果几乎未见。 （三）劳动法与社会保险法异同点与未来趋势 一般来讲，先有劳动法，后有社会保险法。从时间节点上看，劳动法应当是历史两百年以上的法律制度，而社会保险法历史不过百余年。劳动法的产生是调整劳资关系的需要和结果，或者说，劳动法的功能和作用就是在劳资之间进行平衡，因劳资关系之强弱变更而由不同力度之劳动法调整。社会保险法的产生是在劳资关系调整遇到僵局之后的结果，劳资关系的调整在劳资关系不能维系或劳资关系中断后陷入了僵局。例如劳动者年老、疾病、职业伤害、生育等情况下劳资关系终止后，劳动法已经难以“再”发挥作用。换言之，当劳动者不再是劳动者的时候，当事人已经不成其为劳动法上的当事人。这些退出工作岗位的劳动者需要有另外法律制度的庇护。 2．劳动法的给付为私法上的给付，而社会保险法为公法上的给付。在不少学者的认知中，劳动法属于私法，或者说是私法的特别法，这种认知是从给付的当事人角度的判断，即雇主对于雇员的工资给付，属于私法上的给付。不过，我们认为劳动法并非完整意义上的私法，它仅从给付角度具备上述性质，大量的劳动基准，尤其是职业安全卫生制度大部分属于公法规范。社会保险法的给付全部为公法上的给付，保险人为公法上的主体，保险给付对象—被保险人为自然人。自然人一般先覆盖劳工阶层，之后覆盖其他社会群体。 皆属于社会政策导向的产物，皆针对劳工问题，皆属于社会立法的范畴。“劳动法与社会法为20世纪以来所成长的两大法域，其发达与整个人类历史进程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也刻画出意识形态对法制的深远影响。”[5]劳动法调整的社会关系常常被称作是劳动关系，而劳动关系的形成集中体现在工业革命后形成的产业雇佣劳动，形成于劳资对立统一的展开，并成为社会问题中心点的劳动问题。“劳动问题是工业革命后所形成的新课题，也是近两百年来世界上最大的一个社会问题。英国人瓦特发明蒸汽机作为生产动力之后，劳动者原来是生产工具的主人，现在变成了工具的附庸，有钱的资本家可以买工具建工厂大量生产坐在家里发财，无钱的劳动者只好受雇于开工厂的资本家每日赚取微薄的工资以维持生活，从此劳动者与生产工具的所有权分离，资本家与劳动者的阶级对立，利益难以协调，问题日益严重。此一问题，随着工业化的扩展，由英国扩及欧洲、美洲、澳洲，乃至于亚非拉丁美洲，成为世界性的社会问题。”[6]劳动法的产生与发展体现在所调整的社会关系—劳资关系永恒不变的话题，任何工业化国家和地区都无一例外地演绎着社会存在与法律建构的整体，即劳动关系的生成与调整劳动关系的劳动法的产生与发展。而这一进程深刻反映了公共政策或社会政策导向，如同其他法律门类必然存在相应的政策一样，劳工政策是重要的社会政策。劳动立法亦是重要的社会立法之一。社会保险法产生之初即以保劳工之险为使命，至今，社会保险中相当部分仍以职业人群为保险对象，体现着一个国家和地区劳工政策的动向，体现着一个国家和地区社会政策动向。可以这样讲，社会保险法制较为完备的国家和地区，其社会主义特征突出、整体或团体主义色彩鲜明；而社会保险法制建构不够齐整的国家和地区，其资本主义特征突出，自由主义或个体主义色彩鲜明。该法同样深刻地反映了当地劳工政策和社会政策动向。 4．两类法律的未来。劳动法产生两百多年来，人类在该领域的耕耘与拓展已取得了辉煌成就，在劳动契约制度，劳动基准，例如工作时间、职业安全卫生、团体协议与团体交涉，乃至劳动争议处理制度等领域已经有了相当多的积累。一些人类争取的目标早已实现，例如缩短工作时间与降低劳动强度皆已成为事实，在欧美国家，劳动法已经转战于“体面劳动”。所以，学界对于劳动法与社会法一直存在此消彼长的判断。可以这样讲，劳动法领域的问题越来越“传统”，新出现的问题或非常态性问题则成为学界的热点，成为法制的关切。例如，近年来以劳动派遣为代表的非典型雇佣成为劳动法研究的新宠。未来，随着科技进步和信息技术、智能科技的推展，人类劳动方式将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劳动法的式微是不可抗拒的潮流。当然，劳动法所扮演的角色将逐步走向“高端”，更多的“白领”成为工厂法时代的劳工，不待时日，教科文卫体人员将逐渐成为“劳工”。毫无疑问，未来的法律属于社会法，社会保险法制是其中典型，换言之，未来社会，劳动人群的缩减，社会闲杂的增长；生产性人员的缩减，服务与娱乐性人员的增长将是发展趋势，可能他（她）不创造财富，但是，他（她）创造社会。在这样的社会变迁中，“吃闲饭”者的增长将是长期趋势，而创造“吃闲饭”的法律制度中，社会保险法制即是其一。曾经，老年年金保险法制专为职业人群而设，没有工作便没有年金，没有工作便没有退休金；如今，一些国家和地区在职业人群社会保险逐步完善的基础上，拓展了国民年金制度，即没有工作的人同样可以参加老年年金保险，这些人当达到相应的法定要件之后一样可以申领类似“退休金”性的养老金。 社会保险法制产生仅百余年时间，加上各国国家和地区因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差异，该领域的起点和状态亦相差悬殊。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保险法制当然处于初级阶段，更准确地说，该领域法制尚处于萌芽阶段。我国社会保险法的未来肯定是发展的未来。 二、社会保险法与其他门类法律制度之间的关系 （一）社会保险法与宪法的关系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一般规定人民的基本权利和国家组织架构和国家安全事务。人民基本权利的内涵与外延因不同的历史阶段有所差异有所侧重，在封建压迫的年代，追求自由与解放乃是资产阶级革命的目标和动力，自由权、平等权自然而然成为宪法所确定的公民的基本权利。而社会发展至自由得到保障，机会平等大致实现，亦即平等权、自由权得到保障的情形后，结果的不平等导致社会扭曲而产生出弱势族群时，因其国民身份而产生的生存权利成为宪法关注的热点。我国学界已经开始探讨社会权利，开始使用“社会保险权”概念。[7]但是，这样的抽象权利究竟是否是定型的基本权利并未有共同的认知。德国社会法的法制建构堪为楷模，其宪法确立了“社会法治国”原则，旨在保障人民的基本生存权利。但是，“德国基本法、联邦宪法法院以及学说文献向来否定人民依据宪法享有向国家请求给付的社会基本权，基本法即明确放弃魏玛宪法具体罗列社会权的规范方式，而以‘社会法治国’（sozialer rechtsstaat）的概念作抽象规范，学者均认为其所表彰的社会国原则属于‘国家目标设定’（ Staatszielbestimmung ），其具体落实完全交由立法者因应社会条件的变迁以及新兴社会问题的兴起随时采取适当措施，以确保社会政策的弹性调整空间”[8]。上述分析表明，即便是德国这样社会法治国原则得以确立的国家，社会保险权亦不可直接成为向国家和社会申请给付的积极权利，社会保险所生的各类给付请求权须以社会经济条件为基础所创制的具体法律制度为依据而展开。尽管不承认社会基本权的存在，但德国宪法所确立社会法治国原则的推行，对于德国社会法的完善，尤其是社会法的实施形成了强力支撑。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发展为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国家和社会保障残废军人的生活，抚恤烈士家属，优待军人家属。国家和社会帮助安排盲、聋、哑和其他有残疾的公民的劳动、生活和教育。”从上述我国《宪法》规定来分析，“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亦如德国“社会法治国”原则或理念一样，该权利不可能成为具体、积极的请求权利，《宪法》所规定的上述权利须结合《宪法》第45条后款规定的具体内容和制度，即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医疗卫生、军人抚恤残疾人劳动与生活、教育保障等制度建构，推演而成具体法律制度中的具体权利和积极权利。“社会保险”制度是我国宪法所确立的社会制度、经济制度和法律制度，我国社会保险法的开启与构建须依据《宪法》的规定循序渐进。宪法与社会保险法之间的关系，如同宪法与其他法律制度一样，没有宪法便没有社会保险法，没有宪法的规定便无从展开社会保险制度创制。随着我国宪法的实施呼声日高，宪法渐人人心，尤其是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所累积的社会发展红利，人们不可能忘却《宪法》第45条。当然，从近10年来我国城乡养老、医疗、社会救助（低保）制度的生动实践，我国《宪法》所确立的“原则性”规定一样会丰富我国宪法的基本权利内涵，人民生存生活的基本保障终将成为积极权利。社会保险法上的权利至为复杂，因其所处的不同保险种类而产生不同的权利，例如在老年年金保险制度中，凡是达到法定要件的当事人即可请领老年年金，换言之，在中国，养老保险制度逐渐生成法律制度之后，尤其是宪法保障此等制度运行之后，当事人即可主张退休金请求权（退休人员）。利益的存在在于权利的维护，而权利的存在必依法律创制权利为前提。尽管现阶段我国《宪法》第45条所规定的权利存在一定程度上的“虚幻”，并且，我国宪法解释在宪法的实施环节上存在相当短板，但是，必须相信，没有宪法所确立的权利，社会保险法将无从展开。况且，我国本就是缺乏法治传统和法治基因的国度，如果不依赖宪法对社会保险制度固本，那么，我国社会保险制度法治化则有可能反复；不依赖宪法所确立制度的源流，社会保险制度永远属于“改革”中的制度，永远停留在政策的层面。因此，宪法关于社会保险制度等社会基本权利的创制，“就是企图将既有宪法自由权的‘给付权’功能扩大，或是将与社会安全相关的条款纳人基本权利规范之中，而使其能够具有‘受益权’的功能。如此一来，人民不仅在社会基本权遭受侵害时得以提起救济，甚至在政府怠于立法或行政作为时，也可据以要求公权力采取一定的积极作为”[9]。随着中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建设事业的逐步推进，随着人民生活期待值和获得感逐渐成为政府的工作重点，社会基本权利的创制，以及宪法权利将更加明晰。 （二）社会保险法与行政法的关系 社会保险法具有社会行政法属性，属于公法范畴。但是，社会保险法亦有自身的理论体系和制度实施体系，近年来，学界存在“统一公法”的探讨，[10]但这种“统一”的方法、路径尚不清晰。笔者认为，医学分科越分越细说明医疗事业在进步，如停留在中医或西医的简单分类，医生为万能医生时，其能力肯定有所限制。法学如同医学，分门别类越细，立法才能越科学，法律实施才能更加人性而非任性。社会保险法尽管属于社会行政法，其所反映的乃是法律属性，而法律制度则与行政法有相当不同。从我国法律制度的分门，以及参照其他国家法律制度分门的经验，社会保险法归入社会法序列。社会保险法的行政法属性旨在与私法分开。“德国联邦社会法院前任院长Georg Wannagat将社会保险定义为：‘由国家依据自治行政原则所组织的公法上的强制保险，保护劳动大众在遭遇因工作能力丧失、失业及死亡时所可能带来的危害’，这一定义明确地描述社会保险的特性，并且划分其与一般私法保险的异同。”[11]一个国家社会保险法律制度的建构须依据自身条件而展开，换言之，社会保险存在不同险种与项目，哪些能够展开，哪些应该展开，须依据法律规定。“德国联邦社会法典第一篇第四条赋予社会法确立健康保险、看护保险、失业保险、意外灾害保险及退休金保险的责任，并藉由必要的措施来保护、维持、改善及重建人民的健康及工作能力，并提供在疾病、怀孕、丧失工作能力及老年的经济保障。”[12]德国社会法不仅编纂了社会法典，而且创制了社会法院体系，以保障人民相关权利的实现。当然，在德国，亦有学者对于社会法院、税法法院等专业行政法院的负面学说，但是，社会法院的存在便是社会法不同于一般行政法的最有力佐证，而德国法院体制中，行政法院则是完整体系的司法体制，亦说明了社会法与行政法的差异。 依据我国《社会保险法》的规定，我国目前开办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及生育保险等五个种类的社会保险项目，这些保险项目的开办是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依法经办社会保险业务的范围。社会保险法之所以为行政给付法，关键在于其保险人的特殊性上，“国家于社会保险中与依据社会法而产生的作为义务，率皆由公法上的行政组织予以实现，例如：社会保险人根据德国社会法典第四篇（社会保险通则）第二十九条第一项为具有公法上义务的公法人”[13]。我国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在法律制度上尚未“正名”，尚属于归类性、定义性的名称，并非人格性名称，未来社会保险法制完善之后，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将直接称呼为“某省某市社会保险局”或“某省某市医疗保险局”，并且，该机构将独立起草完整的组织法，负有相应的法律职责，承担相应的权能。而且，现今所有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皆定性为“事业单位”，并非政府授权组织或法律授权的专业行政组织。以笔者观点，该机构应当为专业性、独立性、服务性行政组织，而不应是什么事业单位。从现实法律实践看，目前唯一展开的社会保险司法实践，就是工伤认定行政诉讼，工伤认定工作在地方实践中，就是行政机关（认定机构）和工伤保险经办机构一体两面，两者往往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于此，人民法院受理、审理工伤认定诉讼案件亦列入行政诉讼案件。 从工伤保险司法展开的实践看，“统一公法学”思维并非有效，甚至出现了“业余”现象。毕竟行政事务包罗万象，而行政行为当然亦分一般行政行为与专业行政行为。对部分专业行政行为必然有其程序上的特殊要求。最近，我国成立了知识产权法院。其实早年在北京等地就存在独立的知识产权审判庭，就是因应知识产权的专业性。从德国社会法院建构经验看，我国庞杂的社会事务，几乎大部分业务将其托付于各级信访部门，这不是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体现。我国现实生活中，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补偿、社会福利等各类请求尚未形成法律上的请求权，单单一项社会保险法制，列定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如果皆能畅通诉讼渠道，目前的行政诉讼即将瘫痪。[14]于此，专业性的社会行政法庭建构和专业性的法官将因应此等社会难题，亦是我国法院和法官在社会保险法领域不再“业余”，社会治理不再脱离法治的核心所在。因此，社会保险法属于社会行政法，但是社会保险法绝非一般行政法，以一般的行政行为的当与不当来判解此等社会难题，只能说中国法制尚且幼稚。 目前，我国社会保险法的调整方法与一般行政法调整方法无异，皆为行政复议程序和行政诉讼程序。是否证实了社会保险法就是行政法门类中一个分支？我们认为，法律的调整方法肯定有趋同或竞合可能，但由此判断社会保险法就是行政法的构成显然过于简单。如果说德国社会法院法所形成的社会法领域的独特司法体制乃是因应事物规律的模板，其他国家和地区在处理社会保障争议的程序设计中，多有特殊的、反映该领域专业的专门程序前置。我国台湾地区就劳工保险争议专门颁布“劳工保险争议事项审议办法”，并设置争议审议委员会。日本处理社会保险争议时，专门设置社会保险审查官和社会保险审查会制度，[15]专业性地处理社会保险争议。从我国社会保险争议处理的实践看，法院目前展开的社会保险争议诉讼，以工伤保险争议为例，几乎全部集中于工伤认定诉讼上，保险缴费争议、保险给付争议尚未达至诉讼。因此，社会保险法系行政给付法，具有行政法属性，但其法律门类划分上属于社会法或社会保障法。 （三）社会保险法与民法、商法的关系 不同的法律门类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发挥着不同的功能。民法，亦称私法，侧重于保护“私人”利益或“个体”利益，相对而言，法律价值偏斜于自由与个体权利的维护。“私法”的理解大概是从个体权利保护视角的一种法律价值观。不过，法律制度从来不是属于私人的，法律制度的构建总体上都是出于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的维护，即使是民法，一样也是“大家”的法律，其社会公平公正一样需要考量，毕竟公平是两端的，没有绝对的“私法”存在。“民法传统上以个人权利为本位，对于组织团体、社会等任何集体及其利益均持怀疑和警惕的态度，强调人人生来平等，享有平等的能力和自由……它在微观经济领域内有很大的激励、动员作用，能够调动个人暨个体的积极、主动性和创造精神，保护社会个体利益，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但是对于国民经济整体和运行的全过程而言，个人权利本位却有着相当的局限性。”[16]社会保险法系通过引进保险技术、保障社会成员，尤其是弱势成员生存权利的法律制度，属于二次分配的法律再造，一定程度上存在“劫富济贫”的因素，客观上存在不生病的人为生病的人“埋单”的事实，自然存在着所谓的社会本位倾向，存在着以整体利益偏斜的法律价值。因此，社会保险法律制度自然考量整体利益和整体秩序的要素大于私法。曾经一度存在着私法向社会法过渡的提法，亦曾有夸大社会法功能，认定民法属于“传统”法律的观念，但是都存在着一定的偏差。应当说，民法所确立的是物权、债权、人身权、亲属权、人格权等一系列权利保障的法律制度，该法律制度过去是主干法律制度，今后亦是主干法律制度。而社会法所确立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补偿、社会福利等法律制度系人类发明的新型法律制度，该类法律制度19世纪中期前不曾存在，20世纪逐渐发展，未来肯定属于大有作为的法律制度，随着科技进步、社会生产越来越发达，社会中越来越多的“闲人”将参与到社会财富的分配进程中，社会法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社会保险法与民法之间不存在法律制度的新旧与替代之说，他们都是法律体系中的重要成分。 社会保险法与民法上的相关制度具有密切的联系，法律制度之间不可能出现完全隔绝的法律门类，止痛药不仅能够止胃痛，而且可以止牙痛。民法上的主体制度对于社会保障制度有着天然的联系，比如，其他国家和地区已经将身份证号码与社会保障号码达成一致，我国即将实施这一浩大工程。民法上的亲属制度、婚姻制度（配偶制度）、继承制度对于社会保险法律制度实施乃是基础性保障，比如，工伤保险工亡职工的“供养亲属”、遗属津贴中的遗属范围、养老金分割中配偶的相关请求权，[17]民法上的相关制度对于社会保险法的实施具有基础性的支撑作用，另，社会保险权利的实现离不开相关义务的履行，其中，当事人个人身份信息的采集乃是社会保险法律制度运行的保障，然而，如何在个人信息采集过程中保护当事人个人信息不被泄露，如何保护隐私权，这些问题都是一体中的问题。当然，社会保险法制完善的国家和地区，私权保护才能切实到位，社会才会安定，人们才能追求“恒产”，如果贫富过于悬殊，社会弱势族群整日衣不蔽体、食不果腹，民法上的权利，尤其是基础性的物权是无法得到有效保护的。 社会保险法与属于商法门类的商业保险法除去法律技术上的趋同之外，亦有功能上的互补，都属于“补救”类型的法律。社会保险法与商法上的商事登记制度密切联系，一个没有良好商事登记的国度不可能有完善的社会保险制度运作。近年来，我国社会保险法上出现了“非法用工单位”，该类雇主是无法参保，而且是逃避参保的，从商法视角，所谓的“非法用工单位”亦是非法经营单位，也是不经商事登记的单位。换言之，没有商事登记，便没有社会保险登记。此外，公司是现代型经营主体，它的许多制度，例如财务制度、工资制度都与社会保险制度密不可分，没有公司财务便没有社会保险财务。任何法律门类不可能独立存在，它都与其他法律制度密不可分。
吉登斯的老年人福利主张对我国老龄化问题的启示摘要我国日趋严重的老龄化问题给经济社会带来了挑战，如何应对老龄化问题已成为重要的课题。吉登斯的老年人福利主张启示我们要积极利用老年人自身的力量，推行弹性退休制度，充分利用老年人力资源。关键词吉登斯老龄化老年人力资源弹性退休制度一、吉登斯的老年人福利主张20世纪90年代，在全球化到来，福利国家面临新旧双重危机，传统的左派与右派都无法解决福利国家危机的背景下，英国学者安东尼·吉登斯提出了自己的积极福利思想。在其福利思想的框架下，他特别针对老龄化问题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其主张的核心就是把老年人当成一种资源而不是负担，并且逐步废除固定的退休年龄。在解决老龄问题上，吉登斯认为必须发挥老年人自己的力量，要把老年人看成一种资源而不是负担。随着寿命不断延长和出生率的下降，很多学者预测老龄问题会越来越严重。吉登斯认为这种老龄问题是一种貌似旧风险的新风险。“在达到退休年龄时才开始发放的养老金，以及‘养老金领取者’的概念，都是福利国家的发明。但是，这些概念不仅与新的老龄化现实难以合拍，而且很明显地表现出依赖福利的色彩。它们表现出能力的丧失，而且，从这些概念可以顺理成章地推演出许多退休人士为什么感到失去自尊的原因。”“老年人必须由国家照料的期望创造了一种同样有害的依赖文化(culture of depend-ency)。”人到退休年龄便成为养老金的领取者，这种人为划定退休年龄的办法具有两个弊端：首先，老年人处于被动的接受者地位并被视为负担，而且也确实成为了负担。其次，这种做法不能区别对待不同的老年人，如有的老人身体状况好，到了退休年龄以后可以继续工作而且愿意工作，在划定了退休年龄的情况下他只能退休。而如果有的老人身体状况不行，他也必须工作到退休年龄。所以吉登斯主张要把老年人自身看做解决老龄化问题的力量，老年不应当被看成是一个只享受权利而不承担责任的阶段，这样就必须逐步废除固定的退休年龄。他还指出“规定必须到达‘有资格领退休金的年龄’才能享受养老金福利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人们应当可以自行选择使用这笔资金的时间，这不仅使他们可以在任何年龄上停止工作，而且可以为他们提供教育经费，或者在需要抚育幼儿时减少工作时间。如果个人既可以选择提早停止工作，也可以选择多工作一段时间，那么废除强制性退休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就将是中性的。”二、我国人口老龄化现状及其影响自1999年来，我国便进入老龄社会。2006年2月中国人口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发布《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指出“21世纪的中国将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老龄社会”，前20年将成为“快速老龄化”阶段，随后的30年为“加速老龄化”阶段，其后的50年则达到“稳定的重度老龄化”阶段。2015年中国老年人口规模将达到4．37亿，即每10个人中就有3个是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人口老龄化有着自己的特点，主要表现为：第一，我国老龄人口绝对数量大，居世界之首。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这就决定着我国老龄人数的庞大。虽然计划生育使我国的人口在世界上的比例会有所下降，但随着人口预期寿命的增长，我国老龄人口仍将是庞大的。根据联合国预测，21世纪上半叶中国一直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老年人口占世界老年人口总量的五分之一，21世纪下半叶中国也还是仅次于印度的第二老年人口大国。第二，我国老龄化速度快。由于实行计划生育，导致出生率不断降低，底部人口萎缩，总体人口增长数量下降，老年人口比例快速上升，这使得我国人口老龄化速度要快于他国。相关研究指出65岁以上老年人占总人口的比例从7%提升到14%，发达国家大多用了45年以上的时间，其中，法国130年，瑞典85年，澳大利亚和美国79年左右，而中国只用27年就可以完成这个历程，并且在今后一个很长的时期内都保持着很高的递增速度，属于老龄化速度最快国家之列。第三，老龄化超前于现代化，未富先老。一般来讲，人口老龄化进程总是与经济发展水平基本保持一致，然而与发达国家不同的是，由于实行计划生育，我国的老龄化进程超前于经济社会的发展。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人均GDP水平、城市化、文化教育、医疗卫生、老年人福利等方面都与发达国家存在很大的距离，因此养老的负担更重。除以上三点外，还存在着地区间老龄化水平差异大等特点。我国老龄化的这些特点和发展趋势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和挑战：首先，老龄化导致社会负担加大。我国目前的老年抚养比为0．11左右，即大约9个劳动年龄的人就要供养1个老年人，而根据中死亡率计算，我国2020年的老年抚养比将上升为0．17，根据低死亡率计算，我国2020年的老年抚养比将上升为0．19。届时，个人、企业、社会都面临沉重的养老负担。其次，老龄化会带来劳动力相对不足。虽然目前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但随着人口高增长带来的“人口红利”的消失，老龄人口的增多，必将引起生产人口相对数量和绝对数量的减少，从而带来劳动人口的相对不足。老龄化带来的社会负担加重，劳动力人口的减少又必然给经济社会的发展带来障碍，而经济社会发展的滞后又会使解决老龄化问题更加困难。总之老龄化问题是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如何应对老龄化是我国重要的课题。三、吉登斯老年人福利主张对我国老龄化问题的启示吉登斯的老年人福利主张告诉我们要会运用老年人自身来解决老龄化问题，要将他们视为人力资源，要尊重他们的权利和意愿，而要做到这些改革退休制度是必须的选择。我国现行退休政策源于20世纪50年代。我国法定退休年龄为男性60周岁，女性干部55周岁，女性工人50周岁，对特殊工种职工退休又放宽五年期限。从事井下、高温、高空、特别繁重体力劳动或其他有害身体健康工作的，退休年龄男年满55周岁，女年满45周岁，因病或非因工致残，由医院证明并经劳动鉴定委员会确认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退休年龄为男年满50周岁，女年满45周岁（。这一法定退休年龄的制定依据主要是根据我国建国初期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和我国人口平均寿命，当时的全国人口平均寿命只有50多岁，而现在我国的社会经济格局已发生很大变化，人均寿命也提高到了72岁。从而我们可以看出现行的退休制度主要存在以下弊端：首先，退休年龄偏低导致人力资源的浪费。众所周知的是劳动者知识层次越高，所耗用的成本越高，而且参加工作的时间会略迟。而在我国，目前只有少部分专家学者可以推迟退休外，大部分人的退休年龄是偏低的，尤其是女性，这就造成了人力资源的浪费，而且当“人口红利”过后，劳动力资源减少的时候这种情况的影响会更大。其次，造成社会负担过重，老龄人的过早退休必然加重养老保险支付的负担，同时也加重社会医疗，保健服务等方面的负担，在我国目前养老保险还不完善的情况下，家庭的养老负担就会更重。最后，固定的退休年龄不利于老年人身心健康和权利的充分体现。现行的退休年龄没有体现老年人自身的意愿，有的老年人身体健康，精力充沛，不愿退休但必须退休，甚至因此患上退休综合症，有的老年人身体状况差，不愿继续工作，却不能提前退休，或者提前退休则面临退休待遇的减少。另外男女退休年龄上的不平等，也会造成一些消极影响。因此综合上述因素的考虑，面对人口老龄化我们应该调动老年人的力量，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一）实行弹性退休制目前我国政府正有准备提高退休年龄意向，但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持反对意见的很多。他们认为推迟退休年龄对于目前我国国情来说不合适，因为推迟退休年龄会加重当前年轻人就业困难，对于身体状况不好的老年人和工作比较辛苦的老年人来说不公平等等，可以说意见很难得到大致的统一。既然提高退休年龄争议很大，那么实行弹性退休制会是个比较好的选择。当然就我国目前国情来说不能跟吉登斯所讲的那样完全取消退休年龄的规定，我们可以实行符合我国国情的弹性退休制。就我国而言过早的退休必然会加重各方面的负担，因此可以在最低工作年限（根据不同情况设定）的基础上实施自愿选择的弹性退休制。同时还可以根据退休年龄的不同采取不同的待遇水平,这样就可以做到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鼓励人们推迟退休年龄。具体的做法可以是这样：女性选取55岁作为最低退休年龄，在55周岁至65周岁之间，她们可以任意选择何时退休。男性可选择60岁作为最低退休年龄，在60周岁至65周岁之间，他们可以任意选择何时退休。当然根据行业的区别可以再继续细分。事实上弹性退休制度已经成为许多欧美发达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的重要政策主张，并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二）采取其它各种手段充分发挥老年人自身的作用积极培育和发展老年人自己的组织，如老年人协会、各种兴趣爱好组织、互帮互助组织等；鼓励健康低龄的老年人再就业，如设立专门的机构帮助老年人才就业，积极搭建老年人信息平台等；鼓励老年人参加各种公益活动，如当环保志愿者等。同时完善老年人社会参与和再就业权利方面的法律规定。通过以上各种措施既可以有效地避免退休给老年人带来的孤独与失落等消极情绪，促进老年人身心健康，又可以充分发挥老年人力资源，让他们自立、自主、共同劳动，互相帮助。总之，要利用多种手段调动老年人的积极性和活动性，让他们在体验自身价值的同时减轻社会负担。注释：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民主社会主义的复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吉登斯．第三条道路及其批评．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周战超．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研究．经济社会体制比较（双月刊）．2007（1）．
消费市场进行剖析，并提出了—— 趋势一：自主 结论：中坚阶层的自主化消费形态，要求的是产品提供更多的选择和更切合个人的喜好。他们希望在自主舒适的购物环境下购物，以及愈趋多元化的消费取向。这些均会为21世纪的消费市场带来不少新气象。 对于西方读者来说，自主的消费行为是理所当然的，不算什么。可是，中国40年来一直在计划经济主导下，社会并不鼓励“自我”，亦不谈个人满足，到了80、90年代，随着从计划经济过渡至市场经济，社会经历着很大的转变，人们开始接触到“消费者”、“自我”这些新观念，但对这些新观念的理解却是十分稚嫩的。对于一般老百姓来说，无论是面对着快速的社会变化或琳琅满目的商品选择，虽然一方面感到既新鲜又具吸引力，另一方面却有种种的不适应和不确定。“从众心态”一词恰到好处地描绘了这时代消费者的心态。 在90年代，常见有广大的消费者一窝蜂地去抢购品牌或新上市的产品。他们觉得能拥有这些产品或品牌便是“进步”的象征。但个别的消费者却缺乏独立的消费人格；在购买产品时，并不懂得考虑什么是自己需要和适合自己的，而是追赶市场为他们定下的标准，由市场及大众告诉他需要什么，什么是适合他的。 进入21世纪，这种情况在中坚阶层间开始有所改变，经过多年的消费文明洗礼后，中坚阶层的“自我”意识逐渐强化，他们带头打破“由市场为我定下消费标淮”这种消极的消费模式，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注重个性化的自我消费形态。开始知道自己需要什么，什么产品适合自己，并且有“我与别人不同”的消费意识，开始感觉到应该是他们为自己定下消费要求，由市场上的品牌和产品去迎合他们，而非一窝蜂地追赶市场上时兴的东西。个性化是自主的必然发展。 近年，超市的出现如雨后春笋，取代了传统商场内的柜台服务。对于很多人来说，超市的最大好处是“有很多选择”及“可以自己选择”。 虽然说个性化和多元化是消费趋势，但中国人从传统便不大倡导个人作风，而更重视社会和谐一致，讲求个人在社会上的责任与位份。所以相信消费个性化在中国的发展，会与西方的发展有某程度上的不同。 实际上，虽然市场经济讲求个人表现与报酬，但大部分人主观上仍是愿意顺应主流，并不想在思想或行为上与众不同。所以，中坚阶层努力工作，在事业或人生上希望有所成就，但所追求的是出人头地，比别人做得好，比别人成功，受人尊重和注意，而不是希望在主流之外，或做些不为主流价值观所认同的事，他们希望比别人优秀，而不是与别人不同。因此，他们会穿时尚和高品质的衣物来达到比别人优越，却不会穿别具一格的衣物。 中坚阶层消费者逐渐趋于自主和个性化，随此而来是另一个重要的趋势：消费行为走向多元化，以及出现由于生活型态不同而导致的市场细分。 这就是说，即使是年纪和生活水平相当的消费者，由于各人选择的生活形式不同、或有着相异的心态、价值观，而会表现出不同的消费价值取向。例如有的追求身份地位，有的追求简约生活，有的追求新颖的高科技玩意等等。此外，也有一些消费者在购买不同产品时，会有着不同的消费取向（例如在购买一般消费品时会追求简约，却愿意花高价钱去追求高科技的新玩意）。其结果是市场细分变得前所未有的复杂。 趋势二：个人全面理财概念 结论：中坚阶层消费者的个人理财观念日渐成熟，并且随着中国入世，银行和保险业逐渐开放，与个人理财有关的种种产品在中国将有很大的发展。 60年代，中国人的生活仍是相当刻苦，大部分人追求的是基本的温饱，到了80年代中，部分人开始富裕起来，初尝花钱消费带给他们种种生活上的舒适和方便，以至是物欲上的刺激与享乐。对于过惯刻苦日子的人民来说，消费文明这个美果是一个很大的发现，社会上弥漫着一片消费风。那时的中国人缺乏任何现代理财的概念，也没有为将来打算的想法，因为什么都有国家安排。而对这些初富户来说，储蓄理财若与消费享受作比较，重要性的确不大。 这种心态到了90年代末开始有所改变。特别是中坚阶层，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社会保障减少。虽然生活水平是不断地提高，但近年经济改革和国企改革使国民的思想有一个根本性的改变：以前是国家提供全面又终身的福利保障，包括最主要的住房和医疗。现在慢慢明白自己得靠自己，未来的保障也必须靠自己好好计划。于是开始了要早日为将来作打算的想法。 第二、在经过十多年的生活改善后，中坚阶层已经积累了一定的个人储蓄，形成了“个人财富”的概念。除了消费外，他们对如何制造新财富更感兴趣，积极地学习种种管理财富的方法，并且愿意冒点记得采纳啊
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身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检察机关担负着依法治国的重要职责，在构建和谐社会中使命光荣，责任重大，责无旁贷，义不容辞，必须做出积极的努力。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伟大工程中，检察机关大有可为，也应当大有作为，具体应当立足于检察职能，结合地方实际，积极主动地为构建和谐社会开展工作。 一、靠发检察建议促进和谐 实践证明，检察建议在预防犯罪，实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起到了积极作用。开展检察建议，首先要注重合理性，要讲事实，摆道理，这样才易于被相关单位所接受；其次，要有针对性，要针对犯罪发生的具体成因，管理上存在的具体问题，开展检察建议，要有的放矢，不能空穴来风；第三要有可采性，建议的对策要便于操作，便于实行，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实际效果。 二、靠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措施维护和谐 构建和谐社会，没有良好的社会治安作依托，几乎是不可想像的。提高公民的安全感，当前情况，就是要加强社会治安的综合治理，检察机关作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成员单位，且负有法律的职能，所以更应承担更多的职责，更好地落实各项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措施，要抓住“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措施不动摇，不但要强化“严打”力度，更要加强防范力度，配合相关部门严格落实各项防范措施，充分发挥督导、检查、协调的职责，把各项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措施落实好，提高公民的安感度。 三、靠打击刑事犯罪维护社会秩序保障和谐 稳定的社会治安环境是推进改革加快发展的前提，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检察机关应当有效发挥惩治犯罪、维护稳定的职能作用，坚持严打方针不动摇，依法严厉打击各种刑事犯罪，特别是危害国家安全犯罪、严重暴力犯罪、黑恶性质犯罪，以突出的打击成效，彻底遏制严重刑事犯罪势头，从而增强人民群众的安全感，维护稳定的社会秩序，保障和谐的社会局面，促进经济快速增长。 四、靠预防职务犯罪惩治腐败现象发展和谐 官吏腐败历来是困扰社会的一大问题，也是影响和谐稳定的重大问题。检察机关应当进一步加大查办职务犯罪力度，促进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开展，通过查办有影响、有震动的大案要案，取信于民。同时要最大限度地预防和减少职务犯罪的发生，认真处理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清除腐败发生的根源，减少腐败发生的机会，从而创造廉洁的政务环境，增强党和人民的血肉联系，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提高党的执政能力，进而发展构建和谐社会。 五、靠强化法律监督实现公平正义创造和谐 公正是和谐社会的标尺。检察机关肩负着法律监督的神圣使命，维护法律公正实施是检察机关义不容辞的责任。要围绕群众反映强烈的、执法不严、司法不公的突出问题，深入开展法律监督；充分行使立案监督、侦查监督、审判监督、刑罚执行监督四项刑事诉讼监督职能，坚决纠正有案不立，有罪不究，以罚代刑，裁判不公等突出问题；切实运用好民行监督职能，切实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 易宪容 “构建和谐社会”是中国今年“两会”的主题，也是“两会”代表的共识及政府工作报告中的三大任务之一。可以说，政府工作报告基本上是围绕着如何构建和谐社会在各个具体事项上展开。 现在要问的是，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如何可能？有人认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惠及十几亿人口的小康社会；有人认为和谐社会是一种理想、一种社会的终极目标；也有人认为和谐社会是人气比较顺，心态平和，彼此交往谦让有礼、互敬互助。 对于前两种解释来说，比较大而化之，如果以此涵义，可能会让民众觉得到与现实相去太远，可望不可求，因此这样的理解是不符合中国和谐社会之本义的。对于后者，则比较具体实在，但没有办法用制度与规则来界定。 社会掠夺泛滥破坏和谐 在本文来看，和谐社会尽管有它的社会基础、政治基础、思想基础及经济基础，但这些基础归结到一点就是社会中的每一个人能否根据个人的约束条件，来尽个人的社会责任及分享个人应有的权利，同时，个人的努力能够通过社会公平公正的评价体系得到认可，不会受剥削与掠夺。 以个人应有的权利扩张为基础，以此就能够扩展到家庭和谐、组织和谐、社会和谐、国家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而这种多层次和谐不仅是有机的、动态的，而且是具体的、实在的，应该体现在每一个人现实的生活中，体现在每一个人衣住行的点点滴滴上。而只有每一个人的应有权利得到尊重与保护，才是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也是和谐社会之动力与源泉。 在现实生活中，为什么会有不和谐的现象存在？如在中国，为什么社会财富分配的两极分化会越来越严重，农村与城市的二元结构越来越扭曲，贫者居无片瓦富者豪宅遍布会越来越明显？为什么民众对房价的疯涨反应会如此之强烈？股市投资者会对股市的低迷大声呐喊？就在于中国现有的制度安排及法律规则出现某种程度的不公平。 正是由于制度规则的不公平，一方面不少民众应有的权利或是不能够真正分享，或是容易受到侵害与剥夺，另一方面又有人利用这种不公平大获其利，从而一部分人掠夺另一部分人，社会掠夺泛滥，和谐社会如何可能。 比如，中国的银行体系就是通过制度规则让整个社会大部分金融资源集中少数银行手中，然后行政机构又通过利率管制的方式来独享这些资源。在这里，通过利率管制，一方面国内银行以十分低的利率迫使全国民众的储蓄进入垄断性银行，另一方面银行又能够轻而易举地以高利差向企业与个人信贷。这种不合理的制度规则使广大民众的财富流向国内银行体系及少数企业与有权的个人，同时国内银行与获得银行贷款的人也轻易地获得高利润。 国内银行是这样，国内股市、房地产等市场都是如此。可以说，如果这样一些制度规则不能够改变，和谐社会是无法建立的。 还有，中国房地产业为什么在短短的时间内涌现许多富翁？为什么中国的富翁一半以上会是房地产商？为什么中国的房价会在短期内节节疯涨？这既有在征地中对农民与城市居民的利益掠夺，也有对消费者的掠夺，对全国储蓄民众的掠夺。因为，中国房地产业以非市场化的方式，把房地产市场所需要的要素（土地、资金、劳动力等）成本让全国民众来承担，而让房地产的收益归少数人所有。这种对民众利益的侵害，可能是目前中国社会不和谐的最大的根源。 个人利益必须受到保护 那么，在目前的情况下，构建和谐社会如何可能？最关键的方面就是通过法律制度来确立民众的基本权利，通过法律制度规则来保证民众的基本权利不受掠夺。只有这样，民众才能够在现有的市场条件下力得其所，社会和谐就得以形成。 当然，个人基本权利得以确立与保护就得有一套利益冲突的协调机制。因为，在市场中，个人之间、个人与组织之间、组织与组织之间、组织与政府之间、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及国家之间，各种利益矛盾与冲突不可避免。当这些利益发生冲突时，不仅需要个人有正当表达利益诉求的渠道，也有接受这些诉求并在决策过程中表达的渠道。 在中国的社会中，为什么恶性事情经常发生？为什么民众不能够通过正式的渠道来争取个人利益？原因在于这种机制没有建立，或是机制不畅通。 总之，和谐社会的核心不是理想，而是民众基本权利的享有与保护，而这种享有与保护得由政府来提供相应的法律制度，有一套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这些都是中国经济得以持续发展的核心。没有市场经济，中国经济不能繁荣，没有和谐社会就不能长治久安。中国能否走向和谐社会，需要一点一点地来做。 （注意：此文是从经济法律方面展开论述的，作者是中国社科院金融所金融发展室主任，比较权威，希望这个论文对你有所帮助 ）
其实就是你参加完活动的活动感受，
其实你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去确定一个方向，然后再具体的去找下资料和范文，先不着急去写，然后再定题目，最好要根据题目去找找资料和文献。然后就是社会工作范围比较广，所以你必须要选择一个方向，然后再具体的确定一个题目，因为不同的题目有不同的难度，资料文献那些都是不一样的。
劳动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美德，我们作为21世纪大学生，有着较高的文化素质，应当积极参加劳动。胡锦涛主席曾在八荣八耻中明确提出：以辛勤劳动为荣，以服务人民为荣。我班在学校领导之下，积极组织开展社会公益义务劳动。 我们在合理的分配下，有条不紊地做相关工作。在劳动过程中，我们互相合作，互相搭配，争取达到较高的工作效率。看着同学们热情服务、忙碌的样子，班级负责人对我们做了很高的评价，对我们的劳动服务表示非常的满意。 张瑞敏曾说过：“把一件简单的事做好就是不简单，把一件平凡的事做好就是不平凡。”劳动改造人。通过这次社区服务劳动，我明白了许多道理。我想应该是我们在劳动中明白了许多平时不懂的道理。慢慢的长大了，改变自己。劳动中，我知道了许多自己的不足之处。平时，在家的时候爸爸妈妈都把我们当宝一样的伺候，这次我们算是亲身实践了，而且我们都努力的去做了。我们做了将近半天的活，包括拖地、扫地、擦窗等。最后当事情全部完成的时候，我们松了一口气，嘴角露出一丝笑意。刚开始劳动是有点累，但很高兴，有种成就感。就像一群人坐在一起吃着你做的菜，心里会很幸福高兴。我感触深的是万事都不是那么容易的，只有自己不断克服困难才会成功，做事要认真踏实。假如我不去认认真真地做一遍，就发现不了自己的不足。工作也一样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只有自己体验了才会知道。自己付出了多少，就得到多少回报。只有认真做了，才能有所得。认真学习了，会有好成绩;认真工作了，会有成果。通过自己的努力付出，不管结果如何，那个过程自己肯定是受益的。这次劳动并不是很难，想想父母每天都要工作，辛苦挣钱供我们读书，而我们只要坐在教室里学习，没有负担，我们没有理由不认真学习。我们应该珍惜眼前的生活，想到父母小时候连吃都吃不饱，更别说读书，比起父母来，我们幸福多了。或许赚钱这么辛苦，甚至比这样更辛苦。一想到父母，我真的觉得好愧疚。因此，我在心底暗暗的下决心，以后一定要让父母过上幸福快乐的日子。让父母以我为骄傲。 从这次劳动中，我还明白了我们应该尊重和珍惜他人的劳动成果。这样的一次劳动对我的身心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我想不管以后从事什么样的工作都得认真负责，以主人翁的态度来对待，这样所得到的和所收获的经验和价值是值得学习和珍藏一辈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