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的流传和考古发现是两大最主要来源！传世文献有限，曾是制约秦汉史研究的一大因素。而五十年来，一大批重大考古发现，完全改变了秦汉史研究的格局。它对于推动秦汉史研究的作用，无论如何估价，都不会嫌其过高。自七十年代以来，三次重大的考古发现（云梦秦简、始皇陵兵马俑坑、秦封泥），为人们研究秦国及秦朝的法律制度、陵寝制度及兵制、官制及历史地理，带来了宝贵的新材料，借助于对秦律遗文及相关法律文书的研究，史学家不仅可以大致弄清秦律体系（栗劲《秦律通论》，堪称代表之作），并且还对一些重大的制度问题（如：始傅年龄、隶臣妾的社会身份、啬夫的种类与职掌、赋役制度、民族政策等）进行了有价值的探讨。而以秦俑秦陵为中心的学术研究，业已蔚成规模，以王学理、袁仲一、张文立、徐卫民等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已利用占有资料的优势，做出了令人注目的成绩。如果说，林剑鸣的《秦史稿》一书，标志着秦史研究得以从附庸地位而走向独立，那么，九十年代出版的《秦俑·秦文化》丛书（计划30种，已出16种），则是这一领域研究成果的集中展示。特别应予介绍的是，田静《秦史研究论著目录》一书，把本世纪的秦史研究成果，分“专著”“论文”两编，分列专题，以时为序，给以著录介绍，所收资料丰富（全书60余万字，收集下限到1999年6月），极便检索利用。近年新出封泥资料（分藏于北京“古陶文明博物馆”和西北大学历史博物馆），已引起了学界高度重视。
如果只是个人爱好的话，先从一些秦汉史的研究成书。不需要看原始的资料。可以看白话的史记。不是学术研究只要掌握历史的来龙去脉
第一章 秦汉散文1、秦代国祚短促，可提及的散文家只有李斯一人。他的作品主要还受战国纵横家的影响。 两汉散文文风发生了很大变化。除了《史记》 《汉书》等史传作品，汉代散文的创作主流就 是政论文。它们的文风朴实厚重，内容切近时事。四百年间风格历经数变：西汉初贾谊等情 感浓郁，饶有策士遗风；中后期董仲舒、刘向等引经据典，风格典重；东汉初王充晓畅平易， 通达深刻；后期王符、仲长统等愤世嫉俗。行文用语在东汉后期也向骈俪方向发展。两汉时 期还出现了不少抒情、叙事的散文。2、 《吕氏春秋》 《吕氏春秋》在公元前 239 年写成，当时正是秦国统一六国前夕。吕不韦 将其门人文章遴选、归类、删定，综合在一起成书，取名叫《吕氏春秋》。（魏国有信陵君， 楚国有春申君，赵国有平原君，齐国有孟尝君）。《吕氏春秋》汇合了先秦各派学说，“兼儒 墨，合名法”，故史称“杂家”。3、李斯散文的代表作是《谏逐客书》。李斯还为秦始皇作过许多刻石表功的碑铭，文辞整饬 简洁，气度宏伟对后世碑铭文字影响甚巨。据《史记》记载，秦刻石共八篇，其中六篇载于 《史记秦始皇本纪》 ，如《邹峄山刻石文》、 《琅邪台刻石文》 、 《之罘东观刻石文》、 《琅邪刻 石文》、 《碣石刻石文》、《会稽刻石文》等。秦刻石为后世碑文之祖。4、贾谊与晁错 贾谊是汉初年轻的政治家。他的作品集中收录在《新书》中，可分为专题 政论文、疏牍文和杂论三类。 《过秦论》三篇是贾谊政论文的代表作。贾谊疏牍文的代表作 是《论积贮疏》和《陈政事疏》。晁错与贾谊同时而稍后，是汉初另一个著名政论家。《论 贵粟疏》是其代表作。5、董仲舒与刘向等 董仲舒是儒家大师，对于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贡献 巨大。其《天人三策》对后世集权政治思想影响深远。刘向是西汉著名经学家和文献学家， 他为许多古籍写的叙录不少是出色的散文作品，如《战国策书录》。司马迁的《报任安书》 和杨恽的《报孙会宗书》，叙写个人情志，情感浓郁，言辞痛切，又别是一种风格。6、王充的《论衡》是东汉代表性的政论散文。王充、王符和仲长统是东汉散文的三大家。 王符有《潜夫论》，仲长统有《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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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的流传和考古发现是两大最主要来源！传世文献有限，曾是制约秦汉史研究的一大因素。而五十年来，一大批重大考古发现，完全改变了秦汉史研究的格局。它对于推动秦汉史研究的作用，无论如何估价，都不会嫌其过高。自七十年代以来，三次重大的考古发现（云梦秦简、始皇陵兵马俑坑、秦封泥），为人们研究秦国及秦朝的法律制度、陵寝制度及兵制、官制及历史地理，带来了宝贵的新材料，借助于对秦律遗文及相关法律文书的研究，史学家不仅可以大致弄清秦律体系（栗劲《秦律通论》，堪称代表之作），并且还对一些重大的制度问题（如：始傅年龄、隶臣妾的社会身份、啬夫的种类与职掌、赋役制度、民族政策等）进行了有价值的探讨。而以秦俑秦陵为中心的学术研究，业已蔚成规模，以王学理、袁仲一、张文立、徐卫民等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已利用占有资料的优势，做出了令人注目的成绩。如果说，林剑鸣的《秦史稿》一书，标志着秦史研究得以从附庸地位而走向独立，那么，九十年代出版的《秦俑·秦文化》丛书（计划30种，已出16种），则是这一领域研究成果的集中展示。特别应予介绍的是，田静《秦史研究论著目录》一书，把本世纪的秦史研究成果，分“专著”“论文”两编，分列专题，以时为序，给以著录介绍，所收资料丰富（全书60余万字，收集下限到1999年6月），极便检索利用。近年新出封泥资料（分藏于北京“古陶文明博物馆”和西北大学历史博物馆），已引起了学界高度重视。
凡是秦汉时期的考古遗存均属于秦汉考古的研究对象。如果按大类划分有四类：一、遗址，二、墓葬，三、农业、手工业及其产品，四、货币、度量衡及印章，五、绘画、雕刻、书籍和碑碣。秦汉时代起自秦始皇统一中国,迄于东汉灭亡,前后共约440年，其间包括秦、西汉、新、东汉4个朝代。秦汉时代文献记载详细，各种遗迹和遗物十分丰富。研究工作在调查发掘的基础上，以遗迹和遗物为主要依据，并结合文献的记载，这使得秦汉考古不仅有广泛的课题，而且有充实的内容，是中国历史时代考古学的典型。 一、遗址 秦汉时代的遗址，种类多，数量大，在地域上分布范围广。它们可分为都城、县邑、聚落、长城、鄣塞、工矿、作坊等类，而各类遗址中又包含许多不同的遗迹。经过调查发掘的遗迹，有城墙、城门、沟渠、池沼、桥梁、街道、宫殿、衙署、武库、礼制建筑物、住房、窖穴、水井、矿井、工场、炼铁炉、陶窑等等。这些遗址及其所包含的各种遗迹，反映了当时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设施和规制，体现了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具体情形。 都城 都城遗址的调查发掘，是秦汉考古的一项重大课题。秦的咸阳城、西汉的长安城和东汉的雒阳城是统一大帝国的都城，是当时全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特别是长安城和雒阳城为汉代所新建，其设计除适应作为大城市的经济生活上的需要以外，还充分显示了政治上和礼制上的规格，对此后中国历代都城的营建有深远的影响。县邑 指都城以外的各地的县城，有的是郡国的治所。据历史记载，从西汉初年开始，全国的县邑普遍筑城墙。由于所在地域的不同，可分为内地的县邑和北方边境地区的县邑。聚落 指县城郊外的市镇和村落，其数量远比县城为多。长城、鄣塞和烽燧 秦汉时代，为了在北方和西北边境防御以匈奴为主的游牧民族入侵，修筑了长城，并在沿线建鄣塞,设烽燧,以加强守卫。因此，对长城、鄣塞和烽燧遗址的调查发掘，是秦汉考古的一项特殊任务。其成果主要在于究明当时的国防和军备。二、墓葬 秦汉墓葬的特点是墓的种类复杂，墓主人的身份各异，等级甚多，而墓的形制和构造等又因时期、地区的不同而有显著的差别。统治阶级实行厚葬的墓设施讲究，随葬品十分丰富，而贫民和刑徒的埋葬则极为草率。因此对墓葬的调查发掘，不仅能为研究秦汉时代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提供大量的资料，而且可以充分揭露当时贫富悬殊、阶级对立的情况。帝陵 在中国古代的丧葬制度中，帝陵有其特殊的规格。秦始皇陵是中国第一座帝陵，两汉帝陵继承秦陵的制度而又有新的演变。它们对此后历代的陵制有长远的影响。贵族、官僚和地主的墓 秦汉时代贵族、官僚和一般地主的墓，从墓的构造上可以分为木椁墓、土洞墓、空心砖墓、崖墓、砖室墓、石室墓等不同的种类，它们又各有规模大小的差别。各类的墓，有的流行于不同的时期，有的则同时并存。由于墓主人的身份和财富的差异，他们的墓在种类和规模方面亦各不相同。贫民墓和刑徒墓 贫民墓 多为小而浅的土坑，易受破坏，葬具都很简陋，有的使用陶棺，有的则用瓦片覆盖尸体，有的根本没有葬具。随葬品极为贫乏。 刑徒墓 迄今发现的秦汉刑徒墓共有 3批。临潼秦始皇陵附近发现的秦代刑徒墓。咸阳汉景帝阳陵附近发现的西汉刑徒墓地。汉雒阳城遗址附近发现的洛阳东汉刑徒墓地。三、农业、手工业及其产品 从各类遗址和墓葬中发掘出来的大量的遗迹和遗物，是研究秦汉时代的农业和手工业的重要资料。遗物的种类有农作物、纺织品、铁器、铜器、漆器、玉器、陶器、砖瓦、舟车等，它们绝大多数为实物或实物的残迹，有的则为模型。遗迹有与农业有关的沟渠、与采铜有关的矿井、与冶铁有关的作坊和炼炉、与制陶有关的窑、与造船有关的工场，等等。汉墓中的壁画、石刻画像和随葬的陶质模型类明器等，又从生产手段和生产关系等方面为研究当时的农业和各种手工业提供了大量的形象资料。 农业 根据出土的农作物、铁农具等实物，参考陶明器模型和壁画、画像石、画像砖等的图像，并结合经过调查发掘的有关遗迹，可以从农作物的品类、农具和耕作技术、水利灌溉、谷物加工、农副业以及庄园和屯田制度等方面加以阐明。 纺织 汉代纺织品有丝、麻、毛、棉四大类。丝织品主要发现于长沙马王堆汉墓、江陵凤凰山汉墓、满城汉墓和新疆民丰尼雅汉墓等处。织品的种类，可分为平纹组织的绢、缣、纱，绞经组织的素罗和花罗，以斜纹显花的绮,多彩的锦和绒圈锦,编织的绦带等。 铁器 各地遗址和墓葬出土的铁器数量大，种类多，而作坊遗址的发现更为研究当时的冶铁业提供了重要的材料。近年来, 考古学研究与冶金史研究相配合，对秦汉冶铁业的技术发展水平有了新的认识。 汉武帝以后,在全国设铁官40余处,由国家垄断冶铁业。铁官所属的作坊遗址在各地多有发现，其中河南省巩县铁生沟和南阳瓦房庄等遗址经过大面积的发掘。铜器 和前代相比，秦汉铜器的特点是礼器的比重减小，日常生活用具的种类大增。兵器除弩机和矢镞外，多为铁器所取代。容器包括鼎、锺、壶、钫、樽、、卮、杯、鉴、、洗等食器、酒器和水器；烹饪器有、釜、甑、鍪、斗等炊具和温器。用具的种类如灯、熏炉、博山炉、案、熨斗、漏壶等，有的在前代的基础上加以发展,有的则为汉代所创制。 漆器 秦汉是中国古代漆器制造业的全盛时代，所制漆器种类多，数量大，质量精美。特别是各种饮食器皿，由于具有更大的优越性，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青铜器。漆器的种类有鼎、壶、钫、樽、盂、卮、杯、盘等饮食器,奁、盒等化妆用具,几、案、屏风等家具。 玉器 秦和汉初的玉器，主要是继承战国时代的传统。西汉中期以后，玉器的种类、花纹和治玉技术都出现了新的变化，与战国时代有显著的不同。作为礼器的玉器，种类减少，仅有璧和圭两种。用于死者身上的玉衣、玉、玉塞、玉等所谓“葬玉”，显然增多。玉笄、玉带钩等日常装身具及铁剑柄端和鞘上的玉具相当普遍。此外,玉印、玉刚卯等亦为前代少见或未见。 陶瓷器 秦汉的陶器，除了实用的以外，还包括大量专为随葬而作的明器。铅釉陶器的盛行，是汉代陶业的特点之一。东汉后期出现的青瓷，更是陶瓷史上的重要创新。 秦汉的灰陶，火候较高，陶质较坚实；西汉中期以后，绳纹基本上绝迹，一般器物大体上是素面的。在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除灰陶外，还流行硬陶，烧制火候比灰陶高，器形和纹饰也与灰陶有异。 专为随葬而作的明器，可分模型和偶像两大类。秦和汉初首先出现的是模型类的仓和灶。从西汉中期以降，迄于东汉后期，除仓、灶以外，井、磨盘、猪圈、楼阁、碓房、农田、陂塘等模型及猪、羊、狗、鸡、鸭等动物偶像相继出现，时代愈晚，种类和数量愈多。 砖瓦 制砖造瓦是秦汉陶业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和前代相比，瓦的制作有了改进，除了战国时代以来的空心砖以外，还发明了以长方砖为主的小型砖，使得当时的建筑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 舟车 秦汉的交通工具主要是车和船。车的实物遗迹，发现于临潼秦陵的兵马俑坑、满城汉墓、曲阜九龙山汉墓和北京大葆台汉墓；作为明器的车的模型，则有秦陵和武威雷台汉墓的铜车，云梦秦墓、长沙汉墓和武威磨嘴子汉墓的木车，广州汉墓和成都扬子山汉墓的陶车等,各地汉墓的壁画、画像石和画像砖上的车马图,也是研究车制的好材料。秦陵的铜车，为皇帝的专车，有其特殊的规格，但大体上是继承战国时代的车制。兵马俑坑中的木车，则为用于战争的兵车。汉代最常见的车为轺车，又有辎车、骈车、安车和高车，多为双辕，辕木多弯曲。各种车辆都用马驾引，运输货物则多用牛车。东汉后朝，统治阶级所乘的车亦常用牛驾引，影响及于后代，竟成长期的风尚。四、货币、度量衡及印章 货币和度量衡器代表秦汉时代国家在经济方面所建立的最基本的制度。各时期所铸钱币质量的优劣，往往反映当时政局是否稳定，经济秩序是否正常。印章体现了当时的官制，而印章及封泥上的地名则又为研究各时期的行政区划提供材料。 货币 秦汉的铜铸币，主要可分“半两钱”、“五铢钱”和“新莽钱”三大类。前两类都是圆形方孔。后一类品名繁多,形状不一。汉武帝建元元年（前140）曾铸“三铢钱”，但不久作罢，故发现甚少。 度量衡 秦始皇统一度量衡，是以战国时代商鞅变法以后的秦国度量衡制为标准。汉因秦制，基本上保持不变。王莽改变汉朝各种制度，但未改动度量衡制。东汉建武年间，整顿度量衡，由大司农颁发标准器，其标准仍与前代大致相同。 印章（附封泥） 秦汉的印章，可分官印和私印两大类。前者包括从皇帝、诸侯王到各级官员的印章，印文为称号和官职，不具姓名。后者不论是官是民，印文为姓名，不加职称。由于当时公文、书信都用竹简和木牍，所以印章多盖在简牍检木的封泥上。一般说来，封泥上的印文多为官印。 五、绘画、雕刻、书籍和碑碣 广义的绘画包括各种器物的图纹，但狭义的绘画在秦汉时代主要是帛画和壁画。帛画易朽，出土甚少，而壁画在坟墓中遗留，有大量的发现。秦汉雕刻艺术种类甚多，而以汉代画像石最具特色，它与壁画一样，是汉代考古的重要资料。汉代虽已发明造纸，但应用远未普及，所以秦汉的书籍主要是简册和帛书。中国古代的碑碣，开始于战国而盛行于秦汉，它们和石经相似，是刻于石材上的文献，可以补书籍记述的不足。参考资料：王仲殊：《秦汉考古》，《中国大百科全书 考古学》
凡是秦汉时期的考古遗存均属于秦汉考古的研究对象。如果按大类划分有四类：一、遗址，二、墓葬，三、农业、手工业及其产品，四、货币、度量衡及印章，五、绘画、雕刻、书籍和碑碣。秦汉时代起自秦始皇统一中国,迄于东汉灭亡,前后共约440年，其间包括秦、西汉、新、东汉4个朝代。秦汉时代文献记载详细，各种遗迹和遗物十分丰富。研究工作在调查发掘的基础上，以遗迹和遗物为主要依据，并结合文献的记载，这使得秦汉考古不仅有广泛的课题，而且有充实的内容，是中国历史时代考古学的典型。 一、遗址 秦汉时代的遗址，种类多，数量大，在地域上分布范围广。它们可分为都城、县邑、聚落、长城、鄣塞、工矿、作坊等类，而各类遗址中又包含许多不同的遗迹。经过调查发掘的遗迹，有城墙、城门、沟渠、池沼、桥梁、街道、宫殿、衙署、武库、礼制建筑物、住房、窖穴、水井、矿井、工场、炼铁炉、陶窑等等。这些遗址及其所包含的各种遗迹，反映了当时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设施和规制，体现了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具体情形。 都城 都城遗址的调查发掘，是秦汉考古的一项重大课题。秦的咸阳城、西汉的长安城和东汉的雒阳城是统一大帝国的都城，是当时全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特别是长安城和雒阳城为汉代所新建，其设计除适应作为大城市的经济生活上的需要以外，还充分显示了政治上和礼制上的规格，对此后中国历代都城的营建有深远的影响。县邑 指都城以外的各地的县城，有的是郡国的治所。据历史记载，从西汉初年开始，全国的县邑普遍筑城墙。由于所在地域的不同，可分为内地的县邑和北方边境地区的县邑。聚落 指县城郊外的市镇和村落，其数量远比县城为多。长城、鄣塞和烽燧 秦汉时代，为了在北方和西北边境防御以匈奴为主的游牧民族入侵，修筑了长城，并在沿线建鄣塞,设烽燧,以加强守卫。因此，对长城、鄣塞和烽燧遗址的调查发掘，是秦汉考古的一项特殊任务。其成果主要在于究明当时的国防和军备。二、墓葬 秦汉墓葬的特点是墓的种类复杂，墓主人的身份各异，等级甚多，而墓的形制和构造等又因时期、地区的不同而有显著的差别。统治阶级实行厚葬的墓设施讲究，随葬品十分丰富，而贫民和刑徒的埋葬则极为草率。因此对墓葬的调查发掘，不仅能为研究秦汉时代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提供大量的资料，而且可以充分揭露当时贫富悬殊、阶级对立的情况。帝陵 在中国古代的丧葬制度中，帝陵有其特殊的规格。秦始皇陵是中国第一座帝陵，两汉帝陵继承秦陵的制度而又有新的演变。它们对此后历代的陵制有长远的影响。贵族、官僚和地主的墓 秦汉时代贵族、官僚和一般地主的墓，从墓的构造上可以分为木椁墓、土洞墓、空心砖墓、崖墓、砖室墓、石室墓等不同的种类，它们又各有规模大小的差别。各类的墓，有的流行于不同的时期，有的则同时并存。由于墓主人的身份和财富的差异，他们的墓在种类和规模方面亦各不相同。贫民墓和刑徒墓 贫民墓 多为小而浅的土坑，易受破坏，葬具都很简陋，有的使用陶棺，有的则用瓦片覆盖尸体，有的根本没有葬具。随葬品极为贫乏。 刑徒墓 迄今发现的秦汉刑徒墓共有 3批。临潼秦始皇陵附近发现的秦代刑徒墓。咸阳汉景帝阳陵附近发现的西汉刑徒墓地。汉雒阳城遗址附近发现的洛阳东汉刑徒墓地。三、农业、手工业及其产品 从各类遗址和墓葬中发掘出来的大量的遗迹和遗物，是研究秦汉时代的农业和手工业的重要资料。遗物的种类有农作物、纺织品、铁器、铜器、漆器、玉器、陶器、砖瓦、舟车等，它们绝大多数为实物或实物的残迹，有的则为模型。遗迹有与农业有关的沟渠、与采铜有关的矿井、与冶铁有关的作坊和炼炉、与制陶有关的窑、与造船有关的工场，等等。汉墓中的壁画、石刻画像和随葬的陶质模型类明器等，又从生产手段和生产关系等方面为研究当时的农业和各种手工业提供了大量的形象资料。 农业 根据出土的农作物、铁农具等实物，参考陶明器模型和壁画、画像石、画像砖等的图像，并结合经过调查发掘的有关遗迹，可以从农作物的品类、农具和耕作技术、水利灌溉、谷物加工、农副业以及庄园和屯田制度等方面加以阐明。 纺织 汉代纺织品有丝、麻、毛、棉四大类。丝织品主要发现于长沙马王堆汉墓、江陵凤凰山汉墓、满城汉墓和新疆民丰尼雅汉墓等处。织品的种类，可分为平纹组织的绢、缣、纱，绞经组织的素罗和花罗，以斜纹显花的绮,多彩的锦和绒圈锦,编织的绦带等。 铁器 各地遗址和墓葬出土的铁器数量大，种类多，而作坊遗址的发现更为研究当时的冶铁业提供了重要的材料。近年来, 考古学研究与冶金史研究相配合，对秦汉冶铁业的技术发展水平有了新的认识。 汉武帝以后,在全国设铁官40余处,由国家垄断冶铁业。铁官所属的作坊遗址在各地多有发现，其中河南省巩县铁生沟和南阳瓦房庄等遗址经过大面积的发掘。铜器 和前代相比，秦汉铜器的特点是礼器的比重减小，日常生活用具的种类大增。兵器除弩机和矢镞外，多为铁器所取代。容器包括鼎、锺、壶、钫、樽、、卮、杯、鉴、、洗等食器、酒器和水器；烹饪器有、釜、甑、鍪、斗等炊具和温器。用具的种类如灯、熏炉、博山炉、案、熨斗、漏壶等，有的在前代的基础上加以发展,有的则为汉代所创制。 漆器 秦汉是中国古代漆器制造业的全盛时代，所制漆器种类多，数量大，质量精美。特别是各种饮食器皿，由于具有更大的优越性，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青铜器。漆器的种类有鼎、壶、钫、樽、盂、卮、杯、盘等饮食器,奁、盒等化妆用具,几、案、屏风等家具。 玉器 秦和汉初的玉器，主要是继承战国时代的传统。西汉中期以后，玉器的种类、花纹和治玉技术都出现了新的变化，与战国时代有显著的不同。作为礼器的玉器，种类减少，仅有璧和圭两种。用于死者身上的玉衣、玉、玉塞、玉等所谓“葬玉”，显然增多。玉笄、玉带钩等日常装身具及铁剑柄端和鞘上的玉具相当普遍。此外,玉印、玉刚卯等亦为前代少见或未见。 陶瓷器 秦汉的陶器，除了实用的以外，还包括大量专为随葬而作的明器。铅釉陶器的盛行，是汉代陶业的特点之一。东汉后期出现的青瓷，更是陶瓷史上的重要创新。 秦汉的灰陶，火候较高，陶质较坚实；西汉中期以后，绳纹基本上绝迹，一般器物大体上是素面的。在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除灰陶外，还流行硬陶，烧制火候比灰陶高，器形和纹饰也与灰陶有异。 专为随葬而作的明器，可分模型和偶像两大类。秦和汉初首先出现的是模型类的仓和灶。从西汉中期以降，迄于东汉后期，除仓、灶以外，井、磨盘、猪圈、楼阁、碓房、农田、陂塘等模型及猪、羊、狗、鸡、鸭等动物偶像相继出现，时代愈晚，种类和数量愈多。 砖瓦 制砖造瓦是秦汉陶业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和前代相比，瓦的制作有了改进，除了战国时代以来的空心砖以外，还发明了以长方砖为主的小型砖，使得当时的建筑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 舟车 秦汉的交通工具主要是车和船。车的实物遗迹，发现于临潼秦陵的兵马俑坑、满城汉墓、曲阜九龙山汉墓和北京大葆台汉墓；作为明器的车的模型，则有秦陵和武威雷台汉墓的铜车，云梦秦墓、长沙汉墓和武威磨嘴子汉墓的木车，广州汉墓和成都扬子山汉墓的陶车等,各地汉墓的壁画、画像石和画像砖上的车马图,也是研究车制的好材料。秦陵的铜车，为皇帝的专车，有其特殊的规格，但大体上是继承战国时代的车制。兵马俑坑中的木车，则为用于战争的兵车。汉代最常见的车为轺车，又有辎车、骈车、安车和高车，多为双辕，辕木多弯曲。各种车辆都用马驾引，运输货物则多用牛车。东汉后朝，统治阶级所乘的车亦常用牛驾引，影响及于后代，竟成长期的风尚。四、货币、度量衡及印章 货币和度量衡器代表秦汉时代国家在经济方面所建立的最基本的制度。各时期所铸钱币质量的优劣，往往反映当时政局是否稳定，经济秩序是否正常。印章体现了当时的官制，而印章及封泥上的地名则又为研究各时期的行政区划提供材料。 货币 秦汉的铜铸币，主要可分“半两钱”、“五铢钱”和“新莽钱”三大类。前两类都是圆形方孔。后一类品名繁多,形状不一。汉武帝建元元年（前140）曾铸“三铢钱”，但不久作罢，故发现甚少。 度量衡 秦始皇统一度量衡，是以战国时代商鞅变法以后的秦国度量衡制为标准。汉因秦制，基本上保持不变。王莽改变汉朝各种制度，但未改动度量衡制。东汉建武年间，整顿度量衡，由大司农颁发标准器，其标准仍与前代大致相同。 印章（附封泥） 秦汉的印章，可分官印和私印两大类。前者包括从皇帝、诸侯王到各级官员的印章，印文为称号和官职，不具姓名。后者不论是官是民，印文为姓名，不加职称。由于当时公文、书信都用竹简和木牍，所以印章多盖在简牍检木的封泥上。一般说来，封泥上的印文多为官印。 五、绘画、雕刻、书籍和碑碣 广义的绘画包括各种器物的图纹，但狭义的绘画在秦汉时代主要是帛画和壁画。帛画易朽，出土甚少，而壁画在坟墓中遗留，有大量的发现。秦汉雕刻艺术种类甚多，而以汉代画像石最具特色，它与壁画一样，是汉代考古的重要资料。汉代虽已发明造纸，但应用远未普及，所以秦汉的书籍主要是简册和帛书。中国古代的碑碣，开始于战国而盛行于秦汉，它们和石经相似，是刻于石材上的文献，可以补书籍记述的不足。参考资料：王仲殊：《秦汉考古》，《中国大百科全书 考古学》
绪论秦始皇于公元前221年统一了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专制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秦朝实行了政治、经济、文化的系列改革以适应统一的需要。秦朝文化上统一文字给学术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但又实行焚书坑儒等极端专制主义的措施以钳制思想文化的发展，使学术文化遭受灭顶之灾，加之秦王朝仅有十五年的短命，因此在文学上几无成就可言。由秦相吕不韦与门客集体编著的《吕氏春秋》，成书于秦统一前，内容包含了儒、道、墨、法、农等诸家学说，保存了一些先秦的学术文化思想和历史文献。秦相李斯的《谏逐客书》吸取了先秦诸子文章和战国策论的特点，论证严密，铺陈排比，富于文采。秦末农民起义推翻秦暴政统治，公元前206年汉高祖刘邦建立了强盛的大汉王朝，汉初采取了一些与民生息的政策，如制定律令、减轻田赋、宽政省刑等，使国力日益强盛。文化思想上除秦挟书律和訞言诽谤之罪，尊黄老无为之说，对各家学说也采取了宽容并蓄的政策，思想文化比较活跃自由。汉初文士承战国宏论和辞赋遗风围绕秦亡教训及如何兴国强权等问题各抒己见，以贾谊、晁错的作品为代表的政论文卓然兴起，它们借古喻今，针砭时弊，直抒胸臆。汉初辞赋完成由骚体赋向新体赋的转化。陆贾、贾谊的作品抒写政见和身世感慨，枚乘《七发》标志咏物为主、篇幅宏大、铺采摛文的的汉大赋的形成。汉初为了娱乐和制礼作乐的需要，沿承秦制设置了乐府机构。一些楚歌广为传唱。汉武帝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的统治，实行统一货币、均输平准、官营盐铁等经济措施，确保国力富足；北击匈奴、打通西域，扩大了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了儒学的统治地位。帝国进入了空前强盛的时期。以司马相如为首的一大批辞赋家，“兴废继绝、润色鸿业”，颂扬盛世，出现了《子虚》、《上林》等排比事类、穷极声貌的成熟的散体大赋。“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的问世，开创了纪传体史书，标志着我国叙事散文在体例上和思想内容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武帝时强化乐府职能，为“观风俗、知薄厚”，采集赵、代、秦、楚之讴，使得“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叙事乐府民歌得以记录流传。宣帝时桓宽编写的《盐铁论》针对现实展开争论，使政论文得以复兴。 西汉后期土地兼并，各类矛盾日益激烈，王莽篡权改制，更加激化了矛盾，导致绿林、赤眉的起义，西汉王朝随之覆灭。
凡是秦汉时期的考古遗存均属于秦汉考古的研究对象。如果按大类划分有四类：一、遗址，二、墓葬，三、农业、手工业及其产品，四、货币、度量衡及印章，五、绘画、雕刻、书籍和碑碣。秦汉时代起自秦始皇统一中国,迄于东汉灭亡,前后共约440年，其间包括秦、西汉、新、东汉4个朝代。秦汉时代文献记载详细，各种遗迹和遗物十分丰富。研究工作在调查发掘的基础上，以遗迹和遗物为主要依据，并结合文献的记载，这使得秦汉考古不仅有广泛的课题，而且有充实的内容，是中国历史时代考古学的典型。 一、遗址 秦汉时代的遗址，种类多，数量大，在地域上分布范围广。它们可分为都城、县邑、聚落、长城、鄣塞、工矿、作坊等类，而各类遗址中又包含许多不同的遗迹。经过调查发掘的遗迹，有城墙、城门、沟渠、池沼、桥梁、街道、宫殿、衙署、武库、礼制建筑物、住房、窖穴、水井、矿井、工场、炼铁炉、陶窑等等。这些遗址及其所包含的各种遗迹，反映了当时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设施和规制，体现了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具体情形。 都城 都城遗址的调查发掘，是秦汉考古的一项重大课题。秦的咸阳城、西汉的长安城和东汉的雒阳城是统一大帝国的都城，是当时全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特别是长安城和雒阳城为汉代所新建，其设计除适应作为大城市的经济生活上的需要以外，还充分显示了政治上和礼制上的规格，对此后中国历代都城的营建有深远的影响。县邑 指都城以外的各地的县城，有的是郡国的治所。据历史记载，从西汉初年开始，全国的县邑普遍筑城墙。由于所在地域的不同，可分为内地的县邑和北方边境地区的县邑。聚落 指县城郊外的市镇和村落，其数量远比县城为多。长城、鄣塞和烽燧 秦汉时代，为了在北方和西北边境防御以匈奴为主的游牧民族入侵，修筑了长城，并在沿线建鄣塞,设烽燧,以加强守卫。因此，对长城、鄣塞和烽燧遗址的调查发掘，是秦汉考古的一项特殊任务。其成果主要在于究明当时的国防和军备。二、墓葬 秦汉墓葬的特点是墓的种类复杂，墓主人的身份各异，等级甚多，而墓的形制和构造等又因时期、地区的不同而有显著的差别。统治阶级实行厚葬的墓设施讲究，随葬品十分丰富，而贫民和刑徒的埋葬则极为草率。因此对墓葬的调查发掘，不仅能为研究秦汉时代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提供大量的资料，而且可以充分揭露当时贫富悬殊、阶级对立的情况。帝陵 在中国古代的丧葬制度中，帝陵有其特殊的规格。秦始皇陵是中国第一座帝陵，两汉帝陵继承秦陵的制度而又有新的演变。它们对此后历代的陵制有长远的影响。贵族、官僚和地主的墓 秦汉时代贵族、官僚和一般地主的墓，从墓的构造上可以分为木椁墓、土洞墓、空心砖墓、崖墓、砖室墓、石室墓等不同的种类，它们又各有规模大小的差别。各类的墓，有的流行于不同的时期，有的则同时并存。由于墓主人的身份和财富的差异，他们的墓在种类和规模方面亦各不相同。贫民墓和刑徒墓 贫民墓 多为小而浅的土坑，易受破坏，葬具都很简陋，有的使用陶棺，有的则用瓦片覆盖尸体，有的根本没有葬具。随葬品极为贫乏。 刑徒墓 迄今发现的秦汉刑徒墓共有 3批。临潼秦始皇陵附近发现的秦代刑徒墓。咸阳汉景帝阳陵附近发现的西汉刑徒墓地。汉雒阳城遗址附近发现的洛阳东汉刑徒墓地。三、农业、手工业及其产品 从各类遗址和墓葬中发掘出来的大量的遗迹和遗物，是研究秦汉时代的农业和手工业的重要资料。遗物的种类有农作物、纺织品、铁器、铜器、漆器、玉器、陶器、砖瓦、舟车等，它们绝大多数为实物或实物的残迹，有的则为模型。遗迹有与农业有关的沟渠、与采铜有关的矿井、与冶铁有关的作坊和炼炉、与制陶有关的窑、与造船有关的工场，等等。汉墓中的壁画、石刻画像和随葬的陶质模型类明器等，又从生产手段和生产关系等方面为研究当时的农业和各种手工业提供了大量的形象资料。 农业 根据出土的农作物、铁农具等实物，参考陶明器模型和壁画、画像石、画像砖等的图像，并结合经过调查发掘的有关遗迹，可以从农作物的品类、农具和耕作技术、水利灌溉、谷物加工、农副业以及庄园和屯田制度等方面加以阐明。 纺织 汉代纺织品有丝、麻、毛、棉四大类。丝织品主要发现于长沙马王堆汉墓、江陵凤凰山汉墓、满城汉墓和新疆民丰尼雅汉墓等处。织品的种类，可分为平纹组织的绢、缣、纱，绞经组织的素罗和花罗，以斜纹显花的绮,多彩的锦和绒圈锦,编织的绦带等。 铁器 各地遗址和墓葬出土的铁器数量大，种类多，而作坊遗址的发现更为研究当时的冶铁业提供了重要的材料。近年来, 考古学研究与冶金史研究相配合，对秦汉冶铁业的技术发展水平有了新的认识。 汉武帝以后,在全国设铁官40余处,由国家垄断冶铁业。铁官所属的作坊遗址在各地多有发现，其中河南省巩县铁生沟和南阳瓦房庄等遗址经过大面积的发掘。铜器 和前代相比，秦汉铜器的特点是礼器的比重减小，日常生活用具的种类大增。兵器除弩机和矢镞外，多为铁器所取代。容器包括鼎、锺、壶、钫、樽、、卮、杯、鉴、、洗等食器、酒器和水器；烹饪器有、釜、甑、鍪、斗等炊具和温器。用具的种类如灯、熏炉、博山炉、案、熨斗、漏壶等，有的在前代的基础上加以发展,有的则为汉代所创制。 漆器 秦汉是中国古代漆器制造业的全盛时代，所制漆器种类多，数量大，质量精美。特别是各种饮食器皿，由于具有更大的优越性，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青铜器。漆器的种类有鼎、壶、钫、樽、盂、卮、杯、盘等饮食器,奁、盒等化妆用具,几、案、屏风等家具。 玉器 秦和汉初的玉器，主要是继承战国时代的传统。西汉中期以后，玉器的种类、花纹和治玉技术都出现了新的变化，与战国时代有显著的不同。作为礼器的玉器，种类减少，仅有璧和圭两种。用于死者身上的玉衣、玉、玉塞、玉等所谓“葬玉”，显然增多。玉笄、玉带钩等日常装身具及铁剑柄端和鞘上的玉具相当普遍。此外,玉印、玉刚卯等亦为前代少见或未见。 陶瓷器 秦汉的陶器，除了实用的以外，还包括大量专为随葬而作的明器。铅釉陶器的盛行，是汉代陶业的特点之一。东汉后期出现的青瓷，更是陶瓷史上的重要创新。 秦汉的灰陶，火候较高，陶质较坚实；西汉中期以后，绳纹基本上绝迹，一般器物大体上是素面的。在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除灰陶外，还流行硬陶，烧制火候比灰陶高，器形和纹饰也与灰陶有异。 专为随葬而作的明器，可分模型和偶像两大类。秦和汉初首先出现的是模型类的仓和灶。从西汉中期以降，迄于东汉后期，除仓、灶以外，井、磨盘、猪圈、楼阁、碓房、农田、陂塘等模型及猪、羊、狗、鸡、鸭等动物偶像相继出现，时代愈晚，种类和数量愈多。 砖瓦 制砖造瓦是秦汉陶业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和前代相比，瓦的制作有了改进，除了战国时代以来的空心砖以外，还发明了以长方砖为主的小型砖，使得当时的建筑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 舟车 秦汉的交通工具主要是车和船。车的实物遗迹，发现于临潼秦陵的兵马俑坑、满城汉墓、曲阜九龙山汉墓和北京大葆台汉墓；作为明器的车的模型，则有秦陵和武威雷台汉墓的铜车，云梦秦墓、长沙汉墓和武威磨嘴子汉墓的木车，广州汉墓和成都扬子山汉墓的陶车等,各地汉墓的壁画、画像石和画像砖上的车马图,也是研究车制的好材料。秦陵的铜车，为皇帝的专车，有其特殊的规格，但大体上是继承战国时代的车制。兵马俑坑中的木车，则为用于战争的兵车。汉代最常见的车为轺车，又有辎车、骈车、安车和高车，多为双辕，辕木多弯曲。各种车辆都用马驾引，运输货物则多用牛车。东汉后朝，统治阶级所乘的车亦常用牛驾引，影响及于后代，竟成长期的风尚。四、货币、度量衡及印章 货币和度量衡器代表秦汉时代国家在经济方面所建立的最基本的制度。各时期所铸钱币质量的优劣，往往反映当时政局是否稳定，经济秩序是否正常。印章体现了当时的官制，而印章及封泥上的地名则又为研究各时期的行政区划提供材料。 货币 秦汉的铜铸币，主要可分“半两钱”、“五铢钱”和“新莽钱”三大类。前两类都是圆形方孔。后一类品名繁多,形状不一。汉武帝建元元年（前140）曾铸“三铢钱”，但不久作罢，故发现甚少。 度量衡 秦始皇统一度量衡，是以战国时代商鞅变法以后的秦国度量衡制为标准。汉因秦制，基本上保持不变。王莽改变汉朝各种制度，但未改动度量衡制。东汉建武年间，整顿度量衡，由大司农颁发标准器，其标准仍与前代大致相同。 印章（附封泥） 秦汉的印章，可分官印和私印两大类。前者包括从皇帝、诸侯王到各级官员的印章，印文为称号和官职，不具姓名。后者不论是官是民，印文为姓名，不加职称。由于当时公文、书信都用竹简和木牍，所以印章多盖在简牍检木的封泥上。一般说来，封泥上的印文多为官印。 五、绘画、雕刻、书籍和碑碣 广义的绘画包括各种器物的图纹，但狭义的绘画在秦汉时代主要是帛画和壁画。帛画易朽，出土甚少，而壁画在坟墓中遗留，有大量的发现。秦汉雕刻艺术种类甚多，而以汉代画像石最具特色，它与壁画一样，是汉代考古的重要资料。汉代虽已发明造纸，但应用远未普及，所以秦汉的书籍主要是简册和帛书。中国古代的碑碣，开始于战国而盛行于秦汉，它们和石经相似，是刻于石材上的文献，可以补书籍记述的不足。参考资料：王仲殊：《秦汉考古》，《中国大百科全书 考古学》
汉代儿童的游艺生活、两汉的少年吏、秦汉时期的社会福利法规、汉代婚丧礼俗、汉代“客田”、汉代丝路贸易、汉代人饮食生活中的“盐菜”“酱”“豉”消费……这本论文集子收入关于秦汉社会史研究的论文23篇，资料充实，逻辑严谨，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 本书为“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文库”中的一本。近年来秦汉史研究动向概览 宋尚文 秦汉史研究是中国历史研究中的一门重要课题。其重要之点在于：它既承上且又启下，这个时期中国历史在制度与文化上都正在发生着重大的变化，并对后世有着极重大的影响。所以，秦汉史的研究在这方面便具有重要意义。这里仅据个人所见，述其研究动向的几点可资注意的地方。 1．考古资料的发现，推动了秦汉史的研究。静安先生早就提出了"两重证据法"，史学界也颇注意文献与考古的结合。七八十年代的考古似乎更垂青秦汉史研究者。杨家湾汉兵马俑、秦始皇帝陵兵马俑、睡虎地秦简、放马滩秦简、尹湾汉墓简牍、汉景帝阳陵、秦始皇帝陵、徐州狮子山汉墓及徐州兵马俑、西安西郊相家巷的秦汉封泥、广州西汉南越王御苑遗址等的发掘清理和资料的公布，大大地丰富了秦汉史的研究内容。它们对秦汉史的研究价值，不只是资料的增加，更重要的是视野的开拓和思路的启迪。学者们在此基础上，各擅其长，均有丰硕成果。 2．秦汉制度研究，这不是新课题，但是，近年来，主要是近一二年来，在这方面又有了新的开拓，取得新的进展。1997年、1998年，台湾学者廖伯源先生向学术界贡献了《历史与制度——汉代政治制度试释》、《简牍与制度——尹湾汉墓简牍官文书考证》，还有其他一些著作和论文，对汉代皇宫的宿卫警备、监军制度、将军制度、爵邑制度、乡里制度等，做了进一步更细的探索。 3．地域史更展现出其优势。地域史的研究，在国外行之久矣，在我国史学界受到重视且提到议程上来时间并不是很长。虽然说中国的历史传统中地域史历来是史学的重要一支。在这方面，1996'年由周天游先生主编的《地域社会与传统中国》一书，虽不是秦汉地域史的论集，但其中也有相关的论文，如《汉代三辅研究》等。1996年、1999年在广州、昆明召开的两届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年会，则明确地将秦汉时段的广州、昆明作为讨论的重要议题。导向所至，学术界对这两处地方的历史做了认真的探索，取得了不小成果。而在此期间，张荣芳先生的《南越国史》问世，则体现了地域史研究的新成果。 1998年，《陕西通史》出版，而周天游等所撰等的秦汉部分，也是秦汉史在区域文化中的展示。此前不久的1996年出版的《陕西古代简史》，同样有秦汉的篇章。还有王学理先生的《咸阳帝都记》。 4．经济史研究的新成果。中国史家在历史研究中对经济史历来是关注的，这也是一个传统。对秦汉经济的研究，过去多在论文中表现，也有不少卓见和扛鼎之作。而1999年8月由《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经济通史·秦汉经济卷》则是多年来关于秦汉经济的集大成之作。该书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正如该书的主编林甘泉先生所说的："对原来研究成果比较多的领域，不但要尽可能吸收已有的成果，而且要力争有所突破，有所进展；对一些过去研究比较薄弱的领域，要着重多下些功夫；对秦汉封建经济结构的基本特点及其自然和社会环境，要尝试作新的探讨。"从该书的效果看，主编．的这个目标是基本达到了。经济方面的单项专史，近二三年的则有《秦国粮食经济研究》(蔡万进)、《秦农业历史研究》(樊志民)、《秦汉钱币研究》等。 5．文化史研究的兴起。从历史研究而伸向文化研究在中国大约起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它研究的是历史的思想模式、情感摸式和行为模式。这一研究形成热潮以后，在秦汉史研究中也往往被冠以"文化"二字。秦俑博物馆《论丛》编委会及《丛书》总编委员会所编的《秦文化论丛》、《秦俑秦文化丛书》便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出台的具有一定影响的一套丛书和一册年刊。它是90年代初开始登台，且延续至今，出版了不少的专著和发表了不少论文。近二三年的专著则有《秦始皇帝评传》、《秦帝国史》、《秦文字通假集释》、《秦俑学》等。论文则有若干从文化角度探索秦始皇帝陵出土文物及遗址的文章，如《秦俑二号坑与新闻热的透视》等。西北大学编辑出版的《西北大学史学丛刊》(主编周伟洲、王欣)出版了《周秦汉唐研究》，黄留珠主编的《周秦汉唐文明》均属此类。后者虽然在《绪论》中想界定"文明"与"文化"，但全书还是文化的论述，其中也包括秦汉文化。《绪论》中也说到"对于文明与文化特别过细的区分，恐怕将永远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对此也只能以模糊法来处理了。"所以，书中的秦汉文明，也应看作是对秦汉的各种文化形态的论述。熊铁基先生在继《汉唐文化史》后，于1998年出版了《秦汉文化志》。它是《中国文化通志》中的一部。书中论述了与文化有关的制度和政策，对文化方面的学术、思想、文学、风俗等，，均作了系统的论述。这部著作看来是从文化的视野上观察秦汉社会的，因此它避免了以文化为名而写秦汉史之实的偏颇，应是秦汉文化史的力作。它的成功的地方在于，将秦汉史与秦汉文化严格区别了开来，反映了作者对文化的深刻理解和认知。 6．秦汉史专著徘徊不前。关于秦汉史的断代著作，80年代出了林剑鸣先生的《秦史稿)、《秦国发展史》、《秦史》、《秦汉史》，翦伯赞先生的《秦汉史》，田昌五、安作璋先生的《秦汉史》及《剑桥中国秦汉史》后，最近二三年中，即1996年秦汉史年会后，似乎尚无有分量的新的秦汉史出版。 7．对秦汉文化整合的研究。秦汉时代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特殊的时代。中国历史的发展在秦汉时期很明显地是一个里程碑。所谓"汉承秦制"、"百代都行秦政制"都说明中国历史至秦以后汉承秦制的大变化。近年中，张文立先生提出了《秦对传统文化整合)的意见，探索了战国以后的文化趋势和秦的整合历程，其完成则在汉武帝时期。张铭洽先生则在《谈汉初的文化整合》中，认为汉初实行了南北文化的融合，各家学说相互吸收，在多元文化的背景下，实现了中华文化的整合与统一。汉初文化整合的特点，一是自始至终贯穿了大一统的观念，二是自始至终体现了多元文化的并存，因而经广泛深入的文化整合，才最终形成了统一的中华文化，并以共同的文化心理为纽带，成为民族凝聚力的最强保证。"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还有李淑萍《儒学在秦的兴衰》，刘筱亿的《简论秦朝的思想潮流)等，都是从某一角度来探索秦汉文化思想整合历程的。 8．农民起义被重新注目。关于农民起义的问题，前些年被冷落了一段，近年又有学者旧话重提，不过虽是旧话，却有新的视角。胡一华、毕英春先生研究了秦末农民起义后认为，单靠农民的反抗斗争，是难以推翻一个封建专制政权的，必须凭借全社会的力量，才能够推翻某一个封建王朝。杨兆荣先生则认为，汉代董仲舒说的商鞅"除井田，民得买卖"是托古讽今，不足为信。而战国时的东方六国，实际已有土地私有。秦"使黔首自实田"，剥夺了原六国已经普遍发展起来的小土地所有权，加速了地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造成农民大起义。这些都从新的视角来提出问题。 9．文献的整理。历史文献虽经前人整理，但并非十全，加之秦汉简牍的出土，对旧文献的证伪工作和整理工作更加艰巨。台湾学者吴福助、陈文豪对云梦秦简的整理和考证，对陈直《史记新证》、《汉书新证》的校释，李解民先生对《史记》倒文的研究，体现了现代学者对旧文献的校释成果。虽然，现在来看，这方面的工作还是要有更多的人去关注，并作细致的工作。 时序进入2000年以后，相信秦汉史研究将会有更大的突破。
如果只是个人爱好的话，先从一些秦汉史的研究成书。不需要看原始的资料。可以看白话的史记。不是学术研究只要掌握历史的来龙去脉
佛陀说：诸比丘，像荷花生长在水中，立于水面之上，不被水所淹没。诸比丘，如来亦复如是，生长在世间，住于世间之上，不与世间同。[i]他没有任何人或神的帮助，依靠自己的不懈努力，达到了最高的精神和知识境界。他是悲智双运的体现者，悲和智是他教义中的两项指导原则。通过他个人的体验，他懂得人的优越性。他发现“超自然”神统治下界众生的观点，那只是一种错觉。佛陀从来没有说过他自己是救世主，也没有试图通过“天启”宗教的办法，拯救“灵魂”。他通过自己的观察和体验，证明无限的希望潜伏于人中，必须由人的努力来揭示和发展这些潜伏的希望。他用自己的亲身体验，证明菩提和解脱，完全掌握在人自己的手中。佛陀是这样的告诉和示范作为一个勤奋生活的倡导者，并鼓励弟子们要依靠自己修行。他说：自己是你们的皈依处，还有别的什么人能作你们的皈依处呢？[ii]在世界历史上，只有佛陀第一次这样教导说，独立于外力之外，能够证得解脱。苦的解脱，必须依靠每个人自己的行动。只要求解脱而自己却不努力的人，是无人能够批准他解脱的。别人对我们可能间接地帮一点忙，但是无上自由的获得，只能通过自己来实现。对真谛的领悟，也是如此。只有毫无障碍地自由思考自己问题的人，才能自我证悟，每个人应当作出适当的努力，打碎束缚自己的枷锁，通过坚持、努力和智慧，从枷锁中赢得自由解脱。佛陀警告弟子们，反对将负担转移到外界力量救世主、上帝或梵天，指示他们分析研究的方法，建议他们为发展内在的力量和品德而精进不息。他说：我已向你们指出解脱的方法。法──真理要自己来证悟。[iii]佛教比丘不是举行祭祀的祭司。他们不举行圣餐礼，不宣布赦免。一个合格的佛教比丘，不在人与“超自然”力量之间充当中间人。因为佛教教导每个人单独为自己的解脱负责，所以没有必要赢得中间祭司的欢心。佛陀说：你们自己应当精进，如来只能指示你们道路。[iv]这道路是同一“古道”，是历劫诸佛都走过和指出过的，这就是成就菩提和证得无上妙果的八正道。区别的另外一个特点是，佛陀从来不自私，不保留他的最高知识。对佛陀来说，这样的自私观念，是完全不可想像的。圆满觉悟，四真谛的发现和证悟（成佛），并不是由上天选择授与某个人的特权。在人类历史上，也不是唯一的和不再出现的事件。任何为圆满清净和真智而热心努力的人，并以坚定的意志勤修八正道，这种成就，对他们是公开的。那些修道并得到解脱，最后证得更高阶段阿罗汉果的人，佛陀庄重地宣布他们同他一样从染污中得到了清净，得到了解脱。他说：彼等实如我胜利，赢得染污尽消除。[v]但是佛陀对他的弟子们也清楚地说明了佛陀与阿罗汉之间的区别：啊！众弟子，如来是阿罗汉时[vi]，已是无上正等正觉，是他宣布得未曾有之道，他知道，他解道，他悟道[vii]。现在，他的众弟子是赶路人，步其足迹走。众弟子，此即是区别，是明确区别如来之特色。如来为阿罗汉，是无上正等正觉，区别于由智慧得解脱之弟子。[viii]佛陀向弟子们说法时，不分亲疏，一视同仁，没有特别选定喜爱的弟子。他的弟子都是离欲阿罗汉，都断了流转生死的诸缚，都一样圆满清净，但是其中也有突出的人物，他们精通各种不同的知识和修持。以及他们的精神天赋，获得了不同的地位。然而，佛陀从不偏袒谁。例如优波离，出身于理发匠种姓，持戒第一，许多贵族和武士阶级出身的阿罗汉都欢喜他。佛陀逝世以前，没有表示将教义委托给任何特殊的弟子，甚至也没有委托两位首席弟子舍利弗和大目犍连。他没有任命什么人是他的继承人。在这方面，值得注意的和有趣的事是：佛陀逝世以前，对弟子们清楚地表明他从来没有控制僧团的思想。佛陀临终时对病床周围的诸比丘说：我已为汝等说法制戒，我走以后，应以法、戒作为汝等之师。[ix]佛陀甚至在生前，就是以法和戒来管理僧团和指导比丘的。但他不是统治者。佛陀的古道──八正道，是教导自由人的。佛陀是在印度盛行专制政治的时期出现的，他的教义对这样的专制政府有些威胁。但是他不干涉国家政治和政府。因为干涉也是无补于事的。他从来不是一个干预者。然而这并不妨碍他的民主思想和发表意见的自由声音。佛陀的教义，明确宣布民主思想和成立民主组织。佛陀虽然明智地不干涉当时的政府，但是他使比丘的团体成为一个高度民主的僧伽组织。印度从前的总督泽特兰侯爵说过：自治倾向，各种形式的共同活动显示新的动力，有可能是从佛教身份的权威抵制以及它的平等教义对种姓制度批判的示范作用而来。并于佛教典籍结集的方法，我们需要一种说明。在此方法中，这些古代事情的典范，就已经实行了代议自治制度了。许多人会感到惊奇，在二千五百多年以前，印度的佛教结集，就初步实行了我们现在的议会制。结集大会的威严，由被任命的一位特殊人物──我们下议院“议长先生”的胚胎──来保持。任命第二个人检查需要得到的法定人数──我们议会制度的主要督导员典型。一个成员以议案的形式提出的事，公开讨论。在某些情况下，只讨论一次，但是在别的情况下，则要讨论三次。这样，议会要求在成为法律以前，法案要三读。如果讨论中有不同意见，就用投票来表决，由多数来决定，投票是无记名投票。[x]另外的特点是：佛陀说法教化的方法。佛陀不赞成那些自称有秘密教义的人。他说：秘密就是虚伪教义的标志。佛陀对他自己的侍者阿难尊者说：阿难，我说之法，无显密之区别。因为在法方面，阿难，如来未作“握拳”之师，对弟子隐藏某种重要知识，如来未如此。[xi]他说法是自由平等对待一切人的，他没有保留任何东西，从不希望其弟子对他和他的教义盲目服从和相信。他经常主张要鉴别，要考察，要明智地询问。他在一部经中答复提问的迦罗摩人，毫不含糊地建议要调查。正确地说，这部经被称为“自由思想的第一部宪章”。下面是《迦罗摩经》的概要：羁舍子是乔萨罗王国一个小镇，该镇居民被称为迦罗摩人。他们听说佛陀来到了他们镇上，就到佛处请求开示，说：世尊，有些行者与婆罗门来到羁舍子，依自所见，为人宣说；但其他人则亦依自所见予以谴责、诋毁、贬斥。另一些行者与婆罗门来到羁舍子，亦复如是。世尊，我等犹豫，怀疑难决，彼等所说，谁真谁伪？善哉，诸迦罗摩，汝等对值得怀疑之事生起疑心，怀疑正确。来，诸迦罗摩，不要被流言或传统所引，不要被传闻动摇，不要被典籍所误，不要只是推论，不要只在表面，不要因某种被称赞之理论所影响，不要被似有可能所引，不要考虑“此行者是我等之师。”但是，诸迦罗摩，汝等当自知，此等事于身心有害，此等事应受非难，无益。确实，汝等即应拒绝……。汝等自知，“此等事于身心有益，无可非难，有益。”汝等应即接受并遵守。接着佛陀这样问他们：──现在汝等作何想？诸迦罗摩啊！有人起贪、嗔、痴，于彼有益抑有损？应与非难抑不应非难？──世尊，于彼有损，应非难。──现在，诸迦罗摩，有人无贪、无嗔、无痴，汝等作何想？此无贪、无嗔、无痴于彼有益抑有损？应非难抑不应非难？──世尊，于彼有益，不应非难。──如是，诸迦罗摩，我现在对汝等所说，亦复如是。汝等不要被报导所引──盲从。此即为我要说之理由。[xii]轻信，不是佛教的精神。所以，我们发现佛陀与弟子之间有这样的对话：──现在，若如此，并保存此，汝等是否会说：“我等尊敬佛陀，由是我等尊重彼之教导？”──不，世尊。──众弟子啊！汝等肯定之事，只是汝等承认、见到与掌握之事否？──是，世尊。[xiii]一篇推理的佛教文献中说：聪明人试金，用火烧，用刀砍，并（在试金石上）磨。所以汝等是否在考察我所说之话后才接受，并非仅是因尊敬我而接受？佛教不强迫勉强、不用高压手段，不要求信徒盲目信仰。在一开始的时候，抱怀疑态度的人，听说佛教号召调查研究，很高兴。佛教教义对一切用眼看、用心领会的人始终是公开的。有一次，佛陀住在那烂陀芒果林中，尼乾子（耆那教的大雄）[xiv]的一名得意弟子优波离怀着与佛陀辩论的唯一思想来到佛所，并想在辩论中击败佛陀。辩论的主题是有关“业”的理论问题。虽然在“业”这个问题上，佛陀和大雄有不同的看法，但双方都是承认的。在友好讨论的末尾，优波离被佛陀的辩论所说服，同意佛陀的看法，当即准备作为一名在家信徒。但是佛陀告诉他说：关于真理，要作彻底调查。像你这样的有名人物作彻底调查是有好处的。然而优波离对佛陀这样的告诫，使他更加感到满意和高兴，他就皈依了佛、法、僧三宝。[xv]佛陀从不干涉别人的思想自由。因为思想自由，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权利，强迫别人放弃与他的性格、心理和爱好相一致的生活方式，是错误的。无论哪一种形式的强迫，都是不对的。一个对信仰无兴趣的人，硬要他生吞下去，要他信仰，那是强迫中最愚昧的办法。这样强制性的喂养，在任何地方对任何人都不会有好处。佛陀的唯一意图是使别人如实看到事物的真象，使其清楚，这不仅仅是信仰的结果，不是某种人、超人或者低于人的外力而对他恐吓的结果。理解事物的真象，在佛教和思想信仰中，恐吓不起任何作用。掌握法的真理，只能是智慧，而不是由于盲目的信仰，不是由于知道的或尚不知道的某种有情的恐吓。宗教历史表明，人害怕陷入愚昧制造出一种全能的外力的想像，此种想像一旦被制造出来，对他们自己，有时也对别人带来不可以用言语形容的伤害。佛陀告诫诸比丘说：只相信我，对我有感情之人，肯定会生活得愉快（但不能证得究竟解脱──最高阿罗汉果），为法而努力之人，专心于道，肯定会成就菩提，证得阿罗汉果。[xvi]这些清楚地表明，佛陀不要求他的弟子不加区别地和没有理由地承认任何事物。佛陀不仅不鼓励盲目的信仰，而且认为对“全能力量”的恐惧，不适宜于接近真理的理解。因此，他不但不鼓励宗教仪式，而且谴责违害社会的宗教仪式。因为仅仅是在形式上从事禁食、河中沐浴、动物祭祀以及其他相似的行动，并无助于一个人的净化，并不能使人神圣和高贵。我们发现佛陀与孙陀利迦．婆罗堕奢婆罗门之间有这样的对话：有一次，佛陀对诸比丘详细解说一个解脱以后的探求者自己应该如何，并进一步说心里断了烦恼的人，他的清净生活是圆满的。完成了这些任务，就能够称为内心里沐了浴的人。当时婆罗堕奢坐在佛陀旁边，听到这些话，他就问佛陀：──尊敬之乔达摩，是否去婆胡迦河沐浴？──婆罗门，婆胡迦河有何益处？──尊敬之乔达摩，确实，许多人相信，婆胡迦河是圣河，众多人之罪恶已在婆胡迦河中洗净。接着佛陀使他懂得在河中沐浴，并不能洗净一个人的罪恶污垢，于是指示他说：婆罗门，就在此处（法戒中）沐浴，此对一切众生都安全。若汝不妄语、不杀生、不偷盗；若汝确信、不自私，汝到伽耶（佛时印度一河名）何益？汝家中之井亦即伽耶。[xvii]佛陀指引的道路，是光明的坦途，也就是说，他为自己的信徒，并不允许以任何方法违害众生幸福的行为。他禁止一切压迫、抢劫和掠夺。那么，什么是佛教呢？有些人欢喜称佛陀的教义为宗教，另外一些人则称为哲学。但是称它为一种“生活方式”，可能更正确一些。然而那并不意味着佛教除了伦理道德制度之外，没有别的什么了，但它远不止此。它是道德的模式，是导致心地完全自由、精神和知识修养的教义。佛陀自己称他的教义为“法──毗奈耶”，即法与戒，但是佛教，按照这个字的意义讲，严格说，不能称为宗教。因为宗教，意为“表示信仰的仪式或行为。对一种神圣的统治力量表示尊敬，并期望使它高兴，……在人方面，承认某种较高的看不见的力量控制他的命运，它作为有资格要信众服从，受到敬重和礼拜的对象。”[xviii]佛教决不是这样的宗教。在佛教思想中，不相信有任何形式的创造者以及对他的创造物的善恶行为进行嘉奖和惩罚。一个佛教徒皈依佛陀，不是希望佛陀会拯救他，佛教没有这样的保证。佛陀只是一位指示道路的老师，指导信徒们走向他们各自解脱的道路。例如，岔路口的指路牌，只指示方向，要行路人自己的脚步去沿着这条路走，指路牌本身决不会带着他到达所希望要去的目的地。医生诊断病情，并开出药方，要病人自己去试用那个处方。佛陀对信徒的态度，就像一位理解和富于同情心的老师或医生一样。最崇高的敬意是对最尊敬的人，这就是那些伟大和具有勇敢精神的人，他们用广泛而深入的真实体验，扫除了愚昧，根治了污染。看到了真理的人，是真正对自己有帮助的人，但是佛教徒不向他们祈祷，他们只尊敬那些指出达到真正幸福和解脱道路的启示者。幸福必须靠自己去取得，没有什么人能使别人苦与乐。净与不净，依靠自己，无人能使别人净化，也不能使别人污染。[xix]佛陀八十岁在拘尸那的娑罗双树间，躺在临终的病床上，看到向他供的鲜花，便对阿难尊者这样说：阿难，依法而住之人，生活正确，此为彼等对如来最为之真正的尊敬与供养。阿难，所以你应当依法而住，过正当生活，培修自己。[xx]佛陀就这种依法而住的教导，明白地开示最重要的是清净身、语、意三业，不仅对证菩提的人以鲜花为供养为满足，尤其在生活上，应以正当的生活方式为生存准则。现在佛教徒在佛前或一个神圣对象前供养香花或灯烛，颂念佛陀的无上功德，他不是在向什么偶像祈祷，这些行为都不是仪式或礼拜的目的。花很快就会枯萎，灯焰很快就会熄灭，向他（供花、供灯的人）说话，告诉他：一切缘生法都是无常的。佛像是作为他集中思想修定而为他服务的对象。使他得到鼓励，努力仿效佛陀的品德。那些不懂这种简单供品意义的人，就匆忙作出结论说：“这是偶像崇拜。”再没有什么比这不真实的了。J尼赫鲁在《自传》中写道：在阿努拉德普勒，[xxi]我很喜欢一尊古代坐像。一年以后，我在台拉登监狱时，一位锡兰朋友送给我一张这尊佛像的照片。我将它保存在我的室内小桌上，它成为我一个宝贵的伴侣。佛像庄严、安详的表情，给了我力量，帮助我克服了很长时期的消沉。[xxii]PD奥彭斯基在斯里兰卡的拉维尼亚山一所寺院中看到佛像，写道：佛像的面容很生动，他未直接看我，但他在看我。最初，我未感到什么，只是惊奇，我不曾预料到，也不能预料到任何这样的事。但是很快，在新的和惊奇的感觉中，奇怪和其他一切感觉与思虑都没有了。佛陀在“看”我，看到我自己都不能看到的我的内部隐藏秘密的灵魂深处的一切。在他的凝视之下，就这样过去了，我开始看我自己的这一切。每一件事觉得都微小，都是多余，不自在和困惑的情绪，在这种眼色之下，就都表现出来了。佛陀的面容是很安静的，但不是无表情，而是有深刻的深思和丰富的感情。他躺在这里深思，我来了，开了门，并站在他面前，现在他是不自觉地在审视我。但是在他的眼神里，没有谴责。他的眼神非常严肃、安祥和充分理解。但是当我试图询问我自己佛陀的面容表示什么时，我发现自己不能回答。他的面容既非冷淡，也非漠不关心。另一方面，说他表示热心、同情，则是很错误的。描写他的所有这一切，太不够了。与此同时，说佛陀的面容表示了神秘的崇高或神圣的智慧，也会是错误的。不，那是一副人类慈祥的面容，但这种面容，人们是不会有的。我感到我能够使用的字眼，如果用来对这种面容的解释，将是错误的。我只能说这里是“理解”。同时，我开始感到佛陀的面容对我产生了奇特的效果。所有从我灵魂深处生起的忧郁都将一扫而空了，好像是佛陀的面容对我传授了安静。直到现在，使我烦恼的每一件好像那么严重和重要的事，现在都变得那么微小，那么不重要和那么不值得注意了，我只是奇怪它是怎样能够影响我的。我感到一个人，不管他如何激动、烦恼、矛盾或经受煎熬，都没有关系，只要他来到这里时，就会沉着、安静、觉悟和理解。[xxiii]关于佛教是不是哲学，那就要取决于这个词的含义。对这个词可能下的定义，是否包含所有哲学思想体系，那是值得怀疑的。就语源学讲，哲学的意思是爱智，“哲学是智慧的追求和追求的智慧两重意义。”在印度思想中，哲学被称为真理之见。简言之，就是哲学的目的，应当是发现最后的真理。佛教也主张追求真理。但是它不仅仅是思辨推理，只是一种理论结构，仅仅是知识的获得和储存。佛陀强调他的教义的实践性，将知识运用到生活中去──洞察生活的内涵，而不只是停留在表面。就佛陀而言，他的全部教义，只是对一切存在痛苦现象性质的了解以及修道，以摆脱此种痛苦，这就是他的“哲学”。在佛教中，智慧是很重要的。因为清净是通过智慧，通过证悟而来的。[xxiv]但是，佛陀从来不光是称赞才智。按照他的意见，知识应当与心地净化，与智德之人携手并进。智慧由证悟、心地净化而得，心的品德发展而得修所成慧。这是储存知识，而不仅是推理。所以，很清楚，对佛教，既不光是讲爱，也不光是为了智慧去追求，更不只是有热心（虽然这些有重大意义，而且关系到人类）就算了事的，而是一种具体实践教义的鼓励，引导信徒达到无欲，成就菩提和最后获得解脱。虽然我们称佛陀的教义为Buddhism（佛教），这样将它包括在“ism”（表示“学说”、“主义”）或“ologies”（表示“…学”、“…论”）之中，但是它确实不是我们贴标签的那么一回事。你可以叫它为宗教、哲学、佛教或其他你所欢喜的名称。这些标签对追求真理、得解脱的人来说，是毫无意义的。邬波底沙和拘利陀（他们二人后来成为佛陀的两位主要弟子舍利弗和大目犍连）正在游行寻求解脱真理时，邬波底沙看到了马胜尊者（佛陀最初的五弟子之一）目光视地沿门托钵乞食，遂被这位长老悠闲的举止所感动。他想现在贸然向他咨询或请教还不是时候。于是他就跟随马胜长老到达他的休息处。马胜尊者前，向他问好，询问关于他老师的教导。[xxv]马胜尊者有点不愿意讲话，遂谦逊地说道：我不能向你说许多教导和戒律，我只告诉你简单的意义。邬波底沙的回答是有趣的。他说：好，朋友，多少说一点，我所需要的只是意义，为何要说那么多呢？诸法因缘生，缘谢法还灭，如来大沙门，常作如是说。[xxvi]邬波底沙当即领悟了这则因缘生灭的意义，并证得了初果，理解了“生的性质就是灭的性质。”[xxvii]没有谈话和讨论并不影响我们对解脱的下确理解。需要的是正确的指导和正确的体验。我们甚至可以从自然界的树木的荣枯，花卉的开落、石块的静态有及河流的动态等等中得到启示。有许多事例，人们由于看到一片树呆落下，水的流动、森林的火、吹灭一盏灯就得到菩提和断除烦恼。因为这些已触动了他们的心弦，领悟到诸法无常的法则，他们就获得了解脱。是的，荷花等待阳光，阳光一照射，荷花就开了，为所有的人带来欢乐。关于此则教义，并没有试图探讨人和物的关系以及生灭状态──探讨的问题是：“宇宙是永恒的还是非永恒的？是有限的还是无限的？”佛陀从不关心这类形而上学的问题。这些问题只能使人产生混乱，导致人的心理不能平衡。如纠缠这类戏论，肯定不能使人类从苦难和烦恼中解脱出来。这就是为什么佛陀默不回答这类问题的原因。更何况这些问题总是错误地公式化，佛陀所以不作解释。佛陀是讲求实际的老师，他的唯一目的是详细说明生命的普遍事实──苦的问题，使人们感觉它有充分的力量，并使他们确信这种力量。他明确告诉我们他说什么和不说什么。有些学者不赞成佛陀的这种态度。他们甚至怀疑他的悟道，说他是自我标榜为不可知论者。学者们这些争论和推测，不是今天或昨天的问题，早在佛陀时代，有人就已经提出过。例如甚至游行者善生优陀夷还曾问佛陀关于过去和未来，佛陀的答复是明确的：不管过去，不管未来，我现在教汝法：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xxviii]用一句话概括起来说，这是佛教的缘起教义，[xxix]它是构成佛教的中心思想四真谛的基础。注释：[i] 《相应部》第三卷第一八三页。[ii] 《法句》第一六零偈。[iii] 《中部》第三八经。[iv] 《法句》第二七六偈。[v] 《中部》第二六经。[vi] 梵文的阿罗汉是“圆满者”?********************”，是专门用于佛陀和弟子们圆满证得果位的称呼之一，正如书上所说的，首先是佛陀用这个名字自称，那是佛陀从伽耶到波罗奈为五位苦行者第一次说法的旅途中，在离开伽耶不远的路上，遇见了苦行者优波迦（Upa-ka）。优波迦被佛陀的安祥外表所感动，就问他：“谁是你的导师？你欢喜谁的教导？”佛陀用偈文回答说：“我实世上阿罗汉，无上导师我自己。”他向五位苦行者说法时，第二次用这个名字称呼自己。他说：“我是阿罗汉，是如来，是圆满觉者。”这个名字，只用于完全断除诸漏的人。从这个意义上讲，佛陀是世界上第一位阿罗汉，就像他对优波迦所表示的那样。[vii] Maggannu（道之知者）、Maggavidu（道之解者）、Maggakovido（道之悟者）。[viii] 《相应部》第三卷第六六页。[ix] 《长部》第一六《般涅槃经》（Parinibbana-sutta）[x] GT加勒特（GTGarratt）编《印度的遗产》第一O页到一一页。（1931年牛津版）。[xi] 《长部》第一六经。[xii] 《增支部》第一卷第一八八页第六五经。参看《增支部》第一卷第六六经和《增支部》第二卷第一九三《拔提经》（Bhadiya-sutta）。[xiii] 《中部》第四七经。[xiv] 所谓六师“外道”之一，是与佛陀同时代的人。关于这些人的故事，阅《长部》第二《沙门果经》（Samannaphala-sutta）或此经译本《佛陀的对话》第一部分。[xv] 《中部》第五六《优波离经》（Upali-sutta）。[xvi] 《中部》第二二经。[xvii] 《中部》第七经。[xviii] 《简明牛津英文词典》（1956）。[xix] 《法句》第一六五偈。[xx] 《长部》第一六经。[xxi] 在斯里兰卡（锡兰）。[xxii] J尼赫鲁《自传》第二七一页。[xxiii] PD奥斯彭斯基（PDOspensky）的《全人类的新模式》第三版第三六O──三七二页（1938年伦敦）。[xxiv] 《相应部》第一卷第二一四页。[xxv] 将这与迦叶波（Kassapa）的故事作比较。[xxvi] Ye dhamma hetuppabhava*********************gato ahaTesam ca yo nirodhoEvam vadi maha S[xxvii] 《毗奈耶》第一卷第四O页。[xxviii] Imasmim sati idamhoti,Imassuppada idami uppajjati,Imasmim asati idam na hoti,Imassa nirodha idam
在佛教向中国社会的深入传播过程中，佛经翻译是最重要的步骤。佛教分大乘、小乘，佛经包括经、律、论，从印度和西域陆续传入，其数量浩如烟海。如何把佛教的教义介绍给中国民众？这是摆在当时来华的印度僧人和中国早期佛教徒首先要解决的问题。鉴于人们是自觉不自觉地站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看待刚刚传入的佛教，因此，只有借用人们熟悉的语言、概念来翻译佛经，解释佛教教义。从汉代到隋唐，历代的译经僧在佛教界有很大的影响力，如东汉的安世高，西晋的竺法护、竺叔兰，后秦的鸠摩罗什，南朝宋的佛陀跋陀罗，陈的真谛，北魏的菩提流支，隋朝那崛多和达摩笈多，唐的玄奘、义净、不空等，都把当时最新的佛教学说传译到中国。在译经者周围有很多助手，有的担任口译（称度译或传译），有的负责笔录成文（笔受），也有的对译文加以审核和修饰（润笔）。这些人都通晓中国传统文化并善于文墨。译文时必须从汉文中选择与原文意思相当的词语、概念，用汉文方法表述。这样很自然地就把当时译者对汉文的理解，把带有时代特色的汉字、汉语掺杂到佛教典籍当中去。东汉时期在儒家学说之外，特别盛行黄老道术，于是一些黄老道术的用语、概念就被运用到了当时译出的佛经当中，例如，把佛教中表示断除一切烦恼达到彻底解脱境界的涅槃，译为无为；把通过集中精神观想佛教义理的禅定，译为守一；把大乘佛教所说的绝对实在和审实无虚的真理真如，译为本无。魏晋盛行玄学，竺法护译《光赞般若经》把真如译为自然，把无上正等正觉译为道……正像在日常生活中时时离不开儒家的纲常名教一样，在译经过程中受儒家的影响是最大的。印度佛经中的主体是有情（sattva）、众生（jantu），包括称做六道的人、天、阿修罗、畜生以及地狱中鬼魂、饿鬼，神秘色彩比较深厚。儒家重视人在自然界的地位，认为人是万物之灵，主张人为贵，天道远，人道迩，因此不少佛经只是把有情、众生译为人、人民。儒家的伦理主张男女有别，授受不亲，受此影响人们对性的关系比较忌讳，一般不作公开的描述。《华严经》的翻译也受此影响，把其中的拥抱音译为阿梨宜，把接吻译为阿众?等。在一些汉译佛经中，也增加了佛经原文没有的伦理说教，如《长阿含经．善生经》中的父母所为，恭顺不逆，父母正令，不敢违背等，据巴利文同本经典《尸迦罗越之教》，这些是译者加上的。（参见日本中村元《儒教思想对佛典汉译带来的影响》，载《世界宗教研究》1982年第二期）。在三国吴康僧会译的《六度集经》中有明显添加的君仁臣忠，父义子孝，夫信妇贞，孝事其亲，为天牧民，当以仁道等内容。流传最广的三国曹魏时译的《无量寿经》中也多有忠、孝、礼、义、信等用语。中国文字中有很多词语的含义十分丰富，例如道、理、心、性等，它们多歧的含义是在漫长的文化发展史中形成的。但是，在翻译佛经时，一般仅根据场合赋予这些词以特定的含义。然而事过境迁，后世的学者在读经和解释佛教义理时，因为受到时代背景的影响，十分自然地根据需要利用这些词的不同的含义去理解经文，建构自己的教义体系。隋唐时期的佛教宗派正是借用这些多义词并巧妙地利用般若中观学说中的不二法门去建立本派的理论体系的。禅宗的心，既可以是具有思惟功能的心，又可以是先天内在的自性、本性之心，此心可以与作为世界万有本源、本体的真如、法性、佛性等相通，还可称之为理、道。在禅宗含有机锋的语录中，正是前后借用它们不同的含义来向人们提示解脱之道的。 讲经说法是传教的常用方法。要想将佛经上的教理让民众听得懂，就得利用他们熟悉和容易理解的语言、道理来加以比附说明。这种方法在佛教史上叫做格义。后赵佛图澄的弟子竺法雅精于儒道经史，在他向弟子、士大夫讲经时，常以经中事数，拟配外书，为生解之例，谓之格义。（《高僧传．竺法雅传》）佛教经典中常在教义概念、用语的前面加上数字，如四谛、八正道、十二因缘等，此称事数。竺法雅在讲经时为了听众易于明白，便运用当时人熟悉的儒、道典籍中的词语、道理去加以比附解释。按照这种方法，可以把性空、真如解释为本无、道；把五戒比附为五常等。这在当时和以后都是常见的现象。佛图澄的另一个著名弟子道安，在著作中也常用格义。他的弟子慧远善老庄，在讲经时常常借用老庄的词语进行解释。据《高僧传．慧远传》记载，有一次慧远讲经，有人就实相（即诸法实相）这个概念提出质询，他当即引用《庄子》加以说明，于是惑者晓然。在佛教实现中国化的过程中，所谓格义佛教为会通中印佛教，推动佛教的深入普及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佛教的深入传播，佛教界在教义诠释和讲经中出现不同的见解，便逐渐形成不同的学说，乃至学派。两晋之际，因为对般若学说中的诸法性空的思想认识不同，出现所谓六家七宗。若将七家中的本无、本无异二家加以合并，即为六家。这标志着民族佛学的正式形成。这是大乘般若学说与当时流行的玄学相互会通的产物，学僧迎合时代风尚借用某些玄学概念和方证一切皆空的般若本体论。因为他们还不善于运用《般若经》中的中道论证方法，在对于本体与现象－－本无与诸法、空与色、心与物、真谛与俗谛等的论证得出简单的肯定或否定的结论，而不会用遮诠（否定）和相即的表述方法，得出非有非无，色空相即，真俗不二的结论。虽同论诸法性空，但论点各有偏重，所以出现六家七宗。在这当中，影响比较大的有三家：（一）道安为代表的本无宗，认为世界万有本体为空，此空即为本无。此与玄学王弼、何晏的贵无论有相似之处。（二）支道林为代表的即色宗，认为世界万有本来性空，故色（地水火风及其所造，相当于物质现象）即是空，。此与郭象主张的无不在有之外，无在有之中的自生独化论有相近之处。（三）支愍度和道恒为代表的心无宗，主张心应脱离外界，不执着万有，但不否认客观世界的存在。六家七宗的出现，反映了当时般若本体论学说受欢迎和被认识的程度。此后，鸠摩罗什的弟子僧肇站在中道的立场对以上三家作了批判性总结，在其《肇论·不真空论》中指出他们或偏于有，或偏于无，或不空万物，皆背离非有非无，空有相即的中道精神。 南北朝时期，无论南方还是北方，佛学研究空前盛行，伴随注疏讲经之风，以研究一部或几部佛经为中心的学派纷纷兴起。在这当中最有影响的是涅槃学派、成实学派、地论学派、摄论学派、三论学派等。实际上这些学派所研究的经论不是一、二部，一个人也不一定在一个学派，例如涅槃学者同时也往往是成实学者，成实学者也可能兼三论学者。这里所说的学派，只是指某些人在对特定经论的研究中取得突出成绩，提出有代表性的看法。如果对他们研究的问题加以归类，主要有两大类：（一）大乘佛教的本体论，或发挥般若中观的思想，认为世界万有本体为空，世俗认识和外在世界虚幻无实；或发挥唯识学说，认为世界万有唯识所变。（二）大乘佛教的心性论，论证达到觉悟的内在根据。成实、三论学者探究本体论，基本上是两晋般若本体论的沿续和发展。因为成实学派没能上升到空有相即不二的立场，最后被三论学派取替。地论、摄论学派在论证世界万有以心识为本体外，还探讨心性善恶、觉悟的内在依据问题。涅槃学派主要论证心性问题。心性论代表了南北朝以后思想界的时代思潮，影响极为深远。涅槃学派是以竺道生（355-434）为代表。东晋法显所译《泥洹经》有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的话。竺道生据此提出，既然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先天具有的可以成佛的心性功能、可能性），那么处在众生中的一阐提（信不具足，善根断绝的恶人）也有佛性，也能成佛。类似说法在北凉昙无?所译《大涅槃经》虽有，但是此经当时尚未传到南方。道生的推论在当时属孤明先发，受到守旧僧人的反对，曾被逐出僧团。后来《大涅槃经》传到江南，道生的说法得到印征，由此声名远扬。他还提出顿悟论。据南朝陈慧达《肇论疏》所引，他认为，佛教所追求觉悟的真理（真如、法性、实相）是一个完整的总体，不可分割，修行者对它的觉悟应当不分阶段地一次完成，此即为顿悟，所谓以不二之悟，符不分之理。换一种说法，顿悟是使自己本有的佛性顿时显发，亦即见性成佛。道生把本体论与心性论沟通，在大乘佛教的框架内论证了人的本性源于世界的本体，超凡入圣在于使自己本有之性显发，推动了中国思想界对心性论的探索研究。 地论学派在北方，先后以洛阳和邺（在今河南安阳北）为中心。此派所研讨的《十地经论》是印度世亲所著，中心是论释《华严经．十地品》，为唯识学派早期论书之一，由北魏菩提流支、勒那摩提译出。因为学僧对于经文三界虚妄，但是一心作中的心字有不同见解，分成两派。菩提流支的弟子道宠为首的一派被称为相州北派，勒那摩提的弟子慧光为首的一派被称为相州南派。按照唯识学派的说法，在眼耳鼻舌身意六识之外，还有第七识未那识，第八阿梨耶（阿赖耶）识。阿梨耶相当于精神主体、灵魂，所具有的精神性种子（心理功能）据称是世界万有的本源。相州北派认为阿梨耶在性质上属杂染不净，主张佛性当有（相对于本有，以后才有，也称始有），只有累世修行才能达到解脱。相州南派主张阿梨耶清净无染，即为真如或如来藏自性清净心，亦即佛性，通过断除妄念烦恼的修行，可以见性成佛。 摄论学派以研究南朝真谛译的印度无着所著《摄大乘论》和《转识论》为主，在阿梨耶识之上另立阿摩罗识（清净识、无垢识，即真如），为第九识。其三性说最有特色：（一）依他起性，即八识及其功能，为万有的本源；（二）分别性，是世俗认识和外在事物（谓由识变现）；（三）真实性，即超言绝象的真如（亦第九识）。因此，依他起性相当于心性，作为一切染净的事物的本源来说，它包含分别性和真实性。从善恶观念来说，分别性属妄，属污染分；真实性属真，属清净分，而依他起性则本具染污、清净二分。《转识论》说：能分别即是识，所分别即是境；能即依他性，所即分别性……此境识俱泯即是实性。实性即是阿摩罗识。修行就是认识唯识之理，遣境，空心，使本有的净识显发。 在中国佛教史上，被传为是真谛所译的《大乘起信论》的影响极大。此当为调和当时的各种心性见解而编译的经典。认为心以永恒清净的真如为体，以具有思虑功能并与烦恼相俱的阿梨耶识为相，为用，修行的要旨是直探心源，舍染返净。在中国思想史上，儒家的伦理人性学说占有重要地位。或主张性善，或主张性恶，或主张善恶俱，由此探求成为贤圣的依据。其中占正统地位的是孔孟以来的性善论，认为人性本善，通过学习和道德修养使本性扩充发展，就可以成为贤圣。对于人性的本源问题虽也有涉及，如用天、天命或元气来加以说明，但理论过于简单朴素。佛教的心性论是大乘佛教理论深化的产物。中国佛教学者在论证心性问题时，不能不受到儒家人性论的影响，并反过来对儒家的人性论产生影响。从上述心性学说中似乎可以看到儒家心性论的影子，涅槃学派和地论南派的心性清净论，相当于人性论中的性善论；地论北派的心性论相当于性恶论；摄论学派和《大乘起信论》的心性论，与人性论中的性俱善恶论比较相近。当然，佛教的心性论是为其出家修行和出世解脱提供理论依据的，与儒家的人性论所具有的修身治国的目的性是不同的。佛教的心性论对后世儒家探讨人的本性与世界万有的共同的普遍性本源，建立新的天道性命之学，是有很大的启迪作用的。 佛教传入后经过五六百年的传播发展，在思想上已经与中国传统文化融会结合，在经济上建立了与中国封建经济制度相适应的以土地经营为中心的寺院经济，从而为隋唐时期建立富有民族特色的佛教宗派提供了条件。隋唐时期成立的主要佛教宗派有天台宗、三论宗、法相宗、律宗、华严宗、净土宗、禅宗、密宗。这些佛教宗派除密宗情况稍有不同外，都是由中国僧人直接创立的，所奉经典中虽也有一部或几部汉译印度佛经，但最重要的是各宗创始人的著作。其中的天台宗、华严宗、禅宗的民族特色最为鲜明，影响也大。概括地说，这些佛教宗派具有以下特点：（一）把中国道家和玄学的本体论与印度大乘佛教的以空、真如或佛性为本体的宇宙论会通结合，并依据般若中观学说的不二法门，提出现象与本体圆融无碍，真俗不二，体用相即的佛教哲学。（二）依据色与心、能与所、正报与依报不二的理论，把本体论与心性论融会构通，认为真如佛性不仅是宇宙万有的本源和本体，而且也是人的觉悟基因，在论证中又吸收了儒家人性论的思想。（三）发挥真俗不二，即烦恼是菩提的理论，主张出世不离入世，生活日用即为佛道。禅宗尤为突出 ，寄坐禅于日常生活之中，说平常心是道、不修不坐，即是如来清净禅等，在宋代以后影响更大。（四）把儒家的善恶伦理规范和道德说教，吸收到佛教中的最通俗最易于为民众接受的善恶报应和轮回的说教之中，在统摄人的精神世界和制约人的行为方面起到了儒家所起不到的作用。（五）受中国宗天法祖，以父系为中心的封建宗法制度的影响，一方面把佛教教团看作以释为姓的大的家族，僧尼自称释子，彼此为兄弟姐妹，另一方面又在各宗各个寺院建立具有严格上下等级的传承嗣法制度。
敦煌的藏经洞里藏着各个朝代的文献以及经书，被很好的收藏着
文献法比较研究法综合归纳法等等加油哦，我就是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