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提升文化软实力的战略体系中，维护国家文化安全是其重要根基。从根本上讲，国家文化安全是基于文化安全对于国家安全的重要性而提出的重要命题。维护文化安全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维护文化主权、维护国家利益。对于传统文化的扬弃与继承、对待国外文明成果的吸收与借鉴、构建适应时代特征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在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战略选择中必须考虑的三个问题。文化对于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家来说，是一种能够凝聚和整合民族和国家一切资源的根本力量，这种力量的任何形式的丧失，都将危及一个民族和国家的生存安全。正因如此，文化安全就成为能否确保一个民族和国家生存安全的一种战略安全。维护和捍卫本民族的文化传统，进而实现社会发展的目的，是为了获得更多、更可靠的安全保障。优秀的传统文化对民族国家内在的认同性、凝聚力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一个民族国家不仅有领土、领海、领空的范围，还有民族意识认同范围，这种认同和遵从来源于共同的语言、风俗、习惯、观念、制度、信仰、科技、教育等文化构成因素，并且经过不同时代的丰富与历史的积淀而形成。这种认同和遵从正是支撑一个民族国家存在和发展的全部价值观体系的核心。吸收外国先进文明成果是对传统文化的丰富、补充、完善、强化，要“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辩证取舍、择善而从，积极吸收借鉴国外文化发展的有益成果，更好地推动我国文化的发展繁荣”。继承传统文化，吸收国外有益文化，目的是要开创出新的适应时代发展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而这也是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长远保障。从外部环境看，全球化一方面带来全球性文化的交流、互补、融合、吸收，另一方面也在加剧不同文化之间的竞争、激荡、扬弃、碰撞、改造，两个方面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为了应对文化全球化环境下的激烈竞争，世界上很多国家都从政策、制度上提出了保持民族文化的特色、确保自身文化安全的战略措施。例如新加坡政府于1991公布了《共同价值观白皮书》，提出了5大共同价值观：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关怀扶植，尊重个人；求同存异，协商共识；种族和谐，宗教宽容。俄罗斯于2000年批准实行了《俄罗斯联邦信息安全学说》。日本提出“新文化立国”的口号，等等。在维护民族文化安全的问题上，我们应当借鉴世界各国的有益方法，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以政策、法律、规范、准则等形式，建立起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屏障。只有国家文化安全得到有效的保障，才能确保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因而我们一定要立足中国文化传统与实际，着眼全球文化态势与格局，从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角度来思考中国文化的建设，在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进程中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本文章为我国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研究”课题的阶段性成果 文章作者均来自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化发展战略研究中心）来源论文发表
必须立足于中国的传统文化。提高文化传播力，不断扩大文化影响力。立足于我国的基本国情。软硬同行，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文化软实力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国民的精神状态、意志品格和内在的凝聚力，而这一切主要来自于人们对社会核心价值的认同。所以我们要把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提高我国国家软实力的首要任务，坚持不懈的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最终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成为全体社会成员普遍理解和接受、自觉遵守奉行的价值理念，成为全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和团结和睦的精神纽带。在当今信息高速发展的社会，文化的传播力已经成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决定性因素。我们一方面要不断丰富和创新文化内容形式，另一方面必须花大力气提高文化传播力。要把提升主流媒体影响力作为提高文化传播力的战略重点，进一步加大投入，完善扶持政策，壮大总体实力，提高核心竞争力。
又是一个东软的同志
一、历史回声定位：重回历史的 语境中去考察器乐文化身份 所谓历史回声定位，就是回到历史的语境中去观察与思考问题。而历史的语境，则是指历史上各个朝代的政治、历史与文化大背景。其直接所指，就是历代王朝的典章制度，以及在这种典章制度之下的文化样态。仅就这一点，就足让人望而却步，因为这一独特的研究视角至少涉及历史学、考古学、哲学、经济学、社会学、地理学、民族学、人类学等学科内容。 我们既往的乐器史研究，往往只关注乐器本身的形制和当下的功能用途，很少将其置入生存的历史、社会、文化语境中去解读，因而得出的结论往往是片面的，甚至是偏执的。比如我们当下所见的一些所谓“乐器”，可能在历史的源头上并不仅仅是奏乐的功能，还有其他更为重要的社会功能和地位。假如我们对当朝的典章制度及礼乐文化一无所知，对该乐器的研究就必然要失之粗浅。周公制礼作乐，确定金石之乐作为两周国家礼乐制度的代表，共行使四大功能：即礼器、祭器、重器、乐器的功能。遗憾的是，此前多数学者的研究对前三个功能往往忽略不计，对先秦金石之乐历史文化身份的认识难免失之偏颇。 项先生的《对先秦“金石之乐”兴衰的现代解读》一文首先阐释历史语境，在深入揭示两周礼乐制度的实质之后，否认了学界一以贯之的“礼崩乐坏”引发金石之乐“断层”的论断。他指出，“礼崩乐坏”非但没有葬送金石之乐，反将其推向更辉煌的舞台。由于周代的乐悬制度只规定了乐器摆放的方位（宫、轩、判、特），并未规定乐器的数量，如此，“礼崩乐坏”直接导致了金石之乐数量的内部扩充（从最初的２件逐渐扩充至4、8、16、32、64件），最初只用于礼乐的乐器组合也兼用于俗乐。东周末期，诸侯国大量涌现，金石之乐被作为阶级地位等级的象征而广泛使用，且陈列地点已经不仅限于朝堂，而延展至庙堂、厅堂等，所奏之乐当然也早已超越礼乐之范畴。就这样，在“礼崩乐坏”的大背景下，在礼俗兼用的双重作用下，以金石之乐作为主导，与它种乐器组合使用的乐队形式走向辉煌。然而，由于金石之乐的自身局限，以及作为重器功能的逐渐缺失，是金石之乐走向衰落的根本原因。 然而，随着“以乐观礼”及相关课题研究的深入，并结合近几十年来大量金石乐器的出土为据，项先生又对其原有观点做出修正。在《“合制之举”与“礼俗兼用”——对曾侯乙墓乐悬的合礼探讨》⑧一文中，项先生认为西周末期乐悬的内部扩充并非是“礼崩乐坏”的产物，而是合乎周礼之举。乐悬制度（只规定方位不规定数量）为后世金石之乐的“合礼”扩充预置了空间，乐悬用途不断扩展，祭礼、多礼乃至礼俗兼用，日益增加的用乐量为乐悬的内部扩充推波助澜。因此，曾侯乙乐悬为合礼之制下的产物。 此外，项先生的《乐户与鼓吹乐》⑨一文通过对鼓吹乐与乐籍制度的关系、鼓吹乐的]化，以及鼓吹乐对民间音乐文化的影响等问题的辨析，认为乐籍制度与鼓吹乐的发展是一种相互依附的关系，鼓吹乐是对中国传统音乐影响深远的音乐品种。而在《对‘活化石’乐种的思考》⑩与《拓展‘西安鼓乐’研究领域的一点思考》?辊?辑?讹两篇论文中，他又通过对古琴、福建南音、西安鼓乐、五台山佛教音乐等几个“活化石”乐种的历史命运的探讨，将乐种的功能与国家制度联系起来考察，得出结论：多数音乐品种（如乐种、曲种、剧种）其实是国家礼乐制度（乐籍制度）下的音乐文化样态（如历史上宫廷、地方官府、军旅之中的礼乐、军乐、教坊乐等），随着社会的变迁积淀在民间，正是这些乐种的综合体承载着中国乐系的血脉，对其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研究，才会真正认识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特性。我们既往的研究往往只关注各乐种的个体性与差异性，而忽略了在大一统国家礼乐制度下所呈示出来的整体性和一致性。换言之，我们缺少的，正是以更为宏观的视角，从历时与共时的视角来认知我国的传统音乐文化。 任何一个文化事像背后都有其特定的文化土壤。假如我们一以贯之地只关注到研究对象之表象，而忽略其文化土壤与历史语境，我们就不可能获得客观、全面的认识。由此带出一个重要话题：音乐史该如何书写？对于音乐史长河中的种种案例和事像该如何解读？一句话，应该让那些尘封了数千年的音乐往事重回当年的历史语境，将其再次植入当年的文化土壤（国家制度、文化背景、地理环境、民风民俗等），历史的枝枝叶叶才有可能鲜活，也才有可能尽量接近历史的真貌。只有运用“历史回声定位”的视角，去审视礼、乐、器之间复杂而又微妙的文化关系，我们对传统乐器文化身份的认识才能渐趋真实。 二、“古”←→“活”结合：以双向考察模式 为乐器文化研究接通血脉 这一研究视角着力强调乐器研究的双向思维，即古代乐器向当代追寻，当代乐器向远古求溯，接通古今乐器文化传承与发展的源流脉络，以客观、严密的考证，一方面厘清远古乐器文化在当下的遗存变
于文化力的问题，可以说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新的课题，在研究这个课题当中，我觉得文化力是软实力的核心。为什么说文化力是软实力的核心呢，我在序论里面，从七个方面讲到了，为什么说文化力是软实力的核心，其中第一点就是文化是文明的基石，文化是民族的灵魂，是推动社会前进的永恒的动力。为什么说文化是软实力的核心呢？因为文化是软实力，但是它不是软实力的全部。那么软实力的主要来源，比如说有社会文化、政治价值观以及外交政策等等，那么在软实力当中，什么是软实力的核心呢？我觉得文化力是软实力的核心。 文化力到底有多大？我在序论里面讲到，文化力的影响是无边的，是无形的，是无限的，是无极的，是永恒的，因为它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说它是核心还有两点理由，一点就是说文化力能够在软实力当中起主导作用。在硬实力当中，它能起到先导作用，一个主导作用，一个先导作用，就构成了它成为核心的基本条件。这就是我的一些基本想法，讲起来很长，因为我从六个方面讲了这个，这里面我就不再多谈，因为书里面全有，我就不多说了。 【主持人】王社长，据我们所知，北京大学出版社主要是出版教育图书类为主的书籍，这次怎么会转型出版《文化力》这本书？您是赞同作者的观点，还是觉得这个书会畅销？ 【王明舟】我想可能对北大出版社的定位还不太全面，北大出版社作为一所大学自己主办的出版社，为学校的教学、科研和人才培养服务，这是一个义不容辞的责任。北京大学出版社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我们就明确了我们的办社宗旨--传播知识、积累文化、繁荣学术，教育出版仅仅是北京大学出版社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在学术出版，特别是文化传播方面，应该说北京大学出版社也是作为自己的社会责任，一直在长期不懈的坚持，所以我想北京大学出版社不仅仅是一个教育机构，它同时也是一个文化传播机构，也是一个学术传播机构。当然，我想高部长也是北大的教授，也是我非常尊敬的我们这个行业的老领导了，我想北大出版社对高部长有这么一本力作以后，确确实实我们是非常兴奋的，非常荣幸有机会跟高部长合作出版这个力作。 在两年多以前，我去访问欧洲的一家著名大学出版社的时候，我跟出版社的高层有一个对话，包括到现在一直对我震撼很大。我想在西方的这些出版工作者，他们是怎么看待政治、文化，我们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他讲了一段话，他说：中国不是最讲政治吗？我认为，你们根本不讲政治，至少我们比你们讲政治。我就想进一步的问他，我说怎么理解您这句话？他讲：文化是政治，语言是政治，我认为你们，特别是你们中国的出版人对文化的重视，对语言的重视，对你们民族文化的重视，对你们民族语言的重视还远远不够，跟我们做的还有很大差距。我觉得西方的出版者他们看的非常的深远，这也是北大出版社非常愿意努力的为高部长出这本书的一个重要的理由。 【主持人】高主席，我们知道这本书涉及到文化的各个方面，包括提出了很多新的观点，比如说像“文化元素力”、“文化钝感力”、“文化孵化力”、“文化安全力”、“文化破坏力”这些观点都非常新颖，那我们现在有很多电视节目主持人常常出现一些念白字的现象，您怎么看？这个应该算什么力？给您什么启发？ 【高占祥】我在“文化元素力”这一章里面讲到了一些文人，一些干部不重视、不认识“文化元素力”的重要性。常常念错了一些东西，读错了一些东西，我接触当中，不能说许多干部，有相当一部分的干部做报告当中，常常有一些别字、错字，刚才你说了，有一些主持人也常常有读白字、错字的现象，因为中国的文字很多，我觉得是世界上各国文字里面最多的。我们现在一般的人，比如说中学生、高中生、大专、大本，估计着也就是读上三五千字，我们中国的汉字有五万五千个字左右，现在一般的大学生，一般的高中生也就是三四千字、四五千字，也就是说他掌握中国的汉字元素，也就将近1/10，或者不足1/10。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读一些错字、白字、别字也是难免的，所以有时候有一些播音员播错了一些字，我就是说包括有一些文化干部，甚至有的学者也照样写一些白字、错字，这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作为一个文人，如果不掌握中国文化的元素，那是一件很不应该的事情，有的干部在做报告的时候讲，某人某人造诣很深，说成“造旨”很深，梅花绽放读成“梅花定放”，月落乌啼读成“月落鸟啼”等等这些啼笑皆非的现象不少，这是什么问题呢？就是忽视了文化的元素力。忽视了文化的元素力，特别是主持人在空中的大课堂上读错。 【主持人】看来以后我们还要加强学习。您在书中也提到了很多，像文化安全力、文化孵化力、文化钝感力等等一些概念，能给我们的网友稍稍解释一下吗？ 【高占祥】这里面文化孵化力、钝感力、安全力、先导力、永恒力等等，有些个都是过去不常提的，过去不常提人们就听的比较生疏，所以在这本文化力当中，一共写了21章，写了21种“力”，为了解决刚才主持人所提到的这个问题，我就在每一章的前面写了一篇导读，这个导读就是解释为什么叫文化元素力，为什么叫文化钝感力，为什么叫做文化安全力等等，比较准确的说法，应该说我在导读上写的这些文章，那么这里头既然问到了，我可以简单的说一点，比如说“文化钝感力”，过去我很注重“文化敏感力”，就是在知识的海洋当中，不仅仅有“文化敏感力”，而且有“文化钝感力”，那么“文化的敏感力”只有与文化的钝感力相结合，才是一种深刻的思考，才是一种智慧，一种品德、一种修养，如果没有这种修养，过于敏感，那么文化界如果过于敏感，那就要出很多的问题。人际关系当中，过于敏感也容易出问题，包括夫妻之间，我写《咏荷诗五百首》当中有一首诗，就是通过写荷，写朦胧，写钝感，写的荷花，我写的词句就是“遮天避日为无涯，远看南分夜雨花，恩爱夫妻视如此，事事清楚就分家”，文化钝感力是一种大智若愚，而不是麻木不仁，更不是呆头呆脑，所以文化钝感力讲的是一种大智慧。 【主持人】您提到“文化钝感力”对我们的生活各个方面都有指导。王社长，您怎么看“文化安全力”？ 【王明舟】社会发展到今天，对一个国家、民族来讲安全非常重要，因为涉及到一个民族能够独立、能够生存，经济的安全当然也非常重要，我想大家都有切身的体会。那么我想发展到今天，文化的安全越来越被各个国家所重视，我们国家也是非常重视，刚刚结束的十七大，胡锦涛同志也在十七大的报告里面提出了文化大发展、文化大繁荣，文化的安全我觉得要从几个角度来看，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说我们把西方的文化全部照搬到中国来的话，若干年以后，大家设想中华民族还是不是中华民族？当然，我想强调文化安全，绝不以为着对西方、对外来的文化不学习、不借鉴，但是我想学习和借鉴必须要在我们吸收的情况下，能够有机的融合到我们民族文化中间，这样讲才能真正实现文化的融合、实现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我想不光是中国，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对文化的安全的重视也是非常强调的，高部长在这本书里面也介绍了加拿大和法国是如何重视、保护、发展他们的民族文化的，我想这一点，恐怕是我们所有的国人都应该认真思考的一个问题，如果没有文化安全，我想，我们的民族仅仅是靠经济的发达还不足以实现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在经济发达的同时，同时我们的文化也能够发达，这才能够实现中华民族复兴。 通俗文化是文化金字塔的地基 【主持人】我们知道，近年来各种历史的文化题材书籍非常畅销，这种现象是不是说明中国的传统文化越来越受到重视了？这种现象跟“文化力”有没有关系？ 【高占祥】这几年可以说传统文化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我觉得这是一种很可喜的现象。跟“文化力”是什么关系呢？我在这书里面曾经讲到，优秀的传统文化是我国“文化力之源”，如果没有传统文化，就没有我们今天现代的“文化力”的提升，所以我们提升“文化力”，倡导“文化力”，使“文化力”得到发扬，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要继承和弘扬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那么优秀的传统文化当中，可以说有很多思想是永放光芒的，但是传统文化当中，也有一些糟粕，正确的态度就是毛主席讲的“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我们中华文化如果做一个不大准确的描述的话，我觉得中华文化有三个圈，第一个核心圈，就是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第二个圈就是民族民间文化，第三个圈就是现在的时尚文化。这三个圈互相融合、互相倚靠，形成了我们中华的文化大圈。所以说，现代文化的“文化力”都离不开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但是我们的传统文化也不是一个静静的山脉，而是一个流动的长河，它只有不断的注入时代新的基因，不断的吸纳外国先进的东西，才能使我们民族的文化长河不断的奔腾向前，才能使我们的“文化力”永远朝气蓬勃，推动社会各个方面的发展，这个问题我就简单的说这些。 【主持人】那在对待中国传统文化上，王社长认为最应该尊重的态度是什么？ 【王明舟】我觉得我非常同意刚才高部长讲的话，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是植根于优秀传统文化基础之上，但是我们在继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不能是没有发展的继承，一定是要采取一种科学发展，用这样发展的观点来继承，继承的同时，对于不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对外来文化的借鉴，要在吸收的基础上借鉴，高部长的话我觉得非常的赞同。 【主持人】高主席，您刚才提到了文化，也包括时尚文化这一块，现在包不包括现在很流行的通俗文化？比如像网络歌曲等等？ 【高占祥】现在对通俗文化呢有不同的理解，有不同的看法，我觉得通俗文化是我们当今应该是非常重视的问题。通俗文化就一定意义上来讲是一种大众文化，那么现在的流行歌曲，现在的通俗小说等等，有很大的观众，甚至于观众群很大，特别是青年包括一些少年。凡是青年、少年喜欢的东西，我们没有理由简单的来否定它，应该研究它，青年为什么喜欢它。那么在通俗文化当中，可以说这里面有很多好的东西，有人把通俗的文化作为低级文化，我不那么认为，通俗的文学作品当中有优秀的作品，高雅的，所谓文艺门类当中也有低级的作品，所以说不能够以某一个文艺品种来划分谁高谁低，而是应该看其具体的作品。通俗作品之所以受到人们的欢迎，就是因为它通俗，甚至于雅俗共赏，这里面有一个观点，就是通俗不等于庸俗。我们要通俗而不要庸俗，那么在通俗文艺当中、文化当中，我们有没有庸俗的东西？有。但是我们不能因为它有一些庸俗的东西而就把这种文艺门类打入地下，这个不行。你要允许有庸俗的东西出现，因为什么呢？如同你如果不允许泡沫文化，那你就出不来永恒的，如果你草都不允许长，就出不来好的禾苗。因此，我们应该有一种比较宽松的环境和土壤。 【主持人】王社长怎么看待通俗文化的“文化力”？ 【王明舟】我觉得是这样的，文化实际上也是一个金字塔，总是有从底层到高层，我不知道这个对不对，通俗文化我觉得还是宝塔的地基，或者是宝塔的基础的地方。 【高占祥】这个比喻很好，塔基宽厚，自然就有塔尖，金字塔就会出来。您这个讲的非常好。 【王明舟】我觉得如果没有通俗文化的话，也很难产生高雅的文化，也不能成为空中的文流，没有基础的东西。这个在十年以前一直在争论的一个，所谓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我感觉当时一个比较主流的看法，好像觉得社会效益好的出版物一定是经济效益比较差，经济效益比较好的，社会效益就要打一些折扣，我是一直反对这个观点的，我觉得就一条，我们一个《雷锋的日记》影响了几代人。如果从作者的角度来谈，雷锋肯定不是一个学者，不是一个文人，单纯从这个角度来讲，他恐怕应该层次不是很高，比较实在，境界很高，但是从文学的角度应该说不是很高的。那我想他的经济效应非常好啊，发行了那么多册，几百万册，你能说它社会效益不好吗？所以我想每个层级上都有优秀的作品，每个层级上面也都有一些垃圾，或者是一些比较平庸的作品，所以我觉得不应该排斥通俗文化。那么延伸到学术上，它也是一样，我觉得如果说中国的文化大发展、文化大繁荣，如果没有全民族文化素养的提高，那我觉得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会停留一个口号上面，不能成为一个实际，我觉得中国很大的一个问题，目前，我们全民的文化素养还是比较低的，包括在发展中国家里面，在一些经济发展程度不如我们的一些国家里面。 文化大发展首要解决文化自觉问题 【主持人】两位的观点不谋而合。在不久前闭幕的十七大上，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报告中，突出强调了加强文化建设，提高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性，提高国家的软实力可以说是摆在我们面前重大的现实问题，两位对此有什么认识？请高主席先谈一谈。 【高占祥】这次锦涛同志讲到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掀起文化建设的新高潮，这个讲话发表以后，文化界兴高采烈，在报告里面只有一处提出了掀起新高潮，而且是大发展、大繁荣。当然，这里面要做很多很多的工作。我觉得，首先要解决的还是文化自觉问题，就是对文化的认识一定要有一个新的高度，不仅仅要看到文化对于经济的依赖性，而且要看到文化对于社会的先导性，对于经济建设的先导性，欧洲的文艺复兴就是对社会的先导。所以，认识上去了，它的地位上去了，其余的文化投资等等的就相应的得到解决。从我们国家来看，现在是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大道上，两个车轮，一个就是文化事业，一个就是文化产业。中央曾经提出，使得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协调发展，这样就能够使得我们国家文化建设不断的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这次讲完了以后，我觉得中国的文化会有一个新的发展，会形成一个新的高潮，如果不这样做，中国经济要受到影响。那么我领会，中央为什么提出要掀起一个新高潮？就是因为改革开放这30年来，经济发展很快，有人说中国是一个经济的巨人，形容词，那么这个巨人，经济这条腿长，文化这条腿短，一条腿长一条腿短是难以在奔向小康的大路上走得更快。 【主持人】王社长觉得中国的崛起在文化发展方面还需要哪些努力？ 【王明舟】高部长已经谈了很多，我想补充两点，我感觉中国文化的发展，在普及和创新方面必须做出新的升级。第二点，我们文化的交流，特别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优秀的文化向世界更好的传播方面，我们用文化业的行话讲，走出去战略必须要有战略部署。后一个观点我想稍微的展开一点，其实中华文化在境外的传播，国家发展的良好国际氛围是非常重要的，我记得去年的时候，是一个美国来华的访问学者一起吃饭的时候，这个人娶了一个中国太太，应该说对中国非常友好，但是吃饭的时候，我们说点一个酱驴肉吧，他就抗议，下面一句话说的比较重，说你们中国人太野蛮了，他说我知道，“叫驴”就是你们的吃法是把活着的驴拿进来，一刀一刀的切开吃。我说不是这样的，“叫驴”是分公、母的问题，他说哦，原来是这样的。尽管我们经济有这么大的发展，但是我们在文化上面还远远没有话语权，或者说外国人对中国的了解，基本上还是建立在非常模糊的状态，不了解，那么不了解，就为我们国家的发展带来很多杂音噪语，有了这么多的杂音噪语就对我们国家不利，所以我们要踏踏实实的把“走出去”做好，这样我们才能占据主导地位，中华民族的文化才能发展下去。 【主持人】现在曲解历史文化的现象很流行，文化泛娱乐化成为当下的态势，对优秀的文化有极大的杀伤力，对此两位怎么看？ 【高占祥】在戏剧、历史、小说、文学等等，现在也好、过去也好，常常有一些与历史不相符合的现象，那么这种现象应该怎么看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学术问题。比如说历史的戏剧和历史的小说，还应该在允许它在真实的基础上，在一些个细小的细节问题上，允许它进行一些虚作，他作为一种艺术作品。但是现在有的就跟历史差的太多了，把历史的基本事实如果搞错了，对后代的影响是无穷的。因为许多人都是通过戏剧、小说、影视等等来了解历史，因此，我们的作家应该有一种非常强烈的责任感来对待这个问题。那么也还要注意一个问题，我们对于一些历史问题可以做一些重新的思索、思考，但是这种思索、思考不应该成为我们颠覆传统文化的一个令人触目惊心的东西。有一些是带有颠覆传统文化的色彩，我觉得这一点也是要特别注意的。传统当中的优秀的东西要弘扬，糟粕的东西要剔除这是应该的，但是如果把历史的一些真实的、优秀的东西，或者说历史人物给颠覆了，那常常会造成一种悲哀，会造成一种混乱。因此，这个问题需要做具体的分析。 【主持人】王社长对于这种戏说历史，文化按泛娱乐化现象有什么看法？ 【王明舟】戏说也好，泛娱乐化也好，首先必须建立在非常严谨的基础之上，包括在尊重历史史实的基础上面，有一些文学的创造，我觉得更好的为广大观众服务，我个人观点觉得无可厚非。但是如果歪曲历史，甚至对一些已有定论的东西具有颠覆性，提出这样的结论，我觉得如果没有新的严谨的理论依据，我觉得是很不严肃的，同时我想对于我们下一代的成长恐怕也是一个非常不负责任的，所以我个人虽然对一些戏说，当然是建立在严谨学术研究的基础上的一种戏说我不反对，但是我不太赞成。 【主持人】还有一个问题请教两位，最近看到国外报导说未来增长最快的产业，包括电子化的出版，在十年内无纸时代就会到来，不知道北大有没有这方面的考虑？ 【王明舟】时代在发展，进入到信息时代、文化时代，我想北大出版社确确实实在做这方面的思考。但是讲进入到无纸时代，这个不应该理解为绝对的没有纸的时代，互联网发展以后，我记得十年左右的时间，国外的出版界也跟我们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讨论到传统出版、纸业出版会遭到多大的冲击的时候，我们请西方的一些出版家估计，传统出版基本上被颠覆的时候我们还能活多长时间？他们说大概五年。另一个也马上反对，说不不，大概要七年，那我想十年过去了，传统出版不仅在中国，在世界各个国家也包括在欧美发达国家，传统出版没有明显的下滑，当然，随着其他经济环境因素的不同，各个国家传统出版有升有降，那么再早一点，当时比尔盖茨提出来无纸化办公，当时他说以后不需要纸了，报告也不要纸了，事实上过去了几年以后，一个现实的统计是纸业的使用量是增加而不是下降了。但是我想电子出版、网络出版，利用信息化的手段，新型的一种出版实实在在的增长非常快，那我想在未来的十年以后，应该会达到一个比较崭新的一个阶段。现在传统的出版社会面临到一个转型，所以我想北大出版社正在做这方面的思考。 【主持人】高主席怎么看待没有纸质书可读的时代？ 【高占祥】王社长是搞出版的行家，有他的看法，我对这方面没有过多的思考和研究，但是我的出身是一个印刷工人，我在印刷厂里面干了将近20年，我对纸有着特别深厚的感情，我曾经写《文房四宝》的时候第一个写的就是纸，它已经成为四宝，随着现代化的发展，这种无纸的读物会越来越多，但是我想不管是再过五年、十年或者更多的时间，这种无纸的书，读书也好、书也好，我想是不可能全部把纸消灭了。这种有纸的书会永远存在，只是一个量而已，如果说书都没有纸了，印出来的东西是一种文化，是一种艺术，是一种享受，是一种装饰，是一种生活当中、视觉当中不可缺少的东西，如果我的书房没了，我就觉得我的家没了，将来不是说是看不着书了，都是一台电脑了，那我会感觉到精神上的空虚和不习惯，当然，再过五代、十代的人他的习惯会改变，但是我想，这种电子读物，无纸的书肯定会越来越多，但是有纸的书永远不会消灭，这就是我的一种愿望，或者说一种理想
一部人类社会发展史，是一部人类生命繁衍、财富创造的物质文明发展史，更是一部文化积累、文明传承的精神文明发展史。在人类社会发展很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国与国之间的较量主要表现为经济、军事实力的较量。人们往往把创造多少财富、占有多少土地作为衡量一个国家国力强弱的主要标志。从匈奴铁骑的呼啸到罗马帝国的兴盛，从西班牙“无敌舰队”的风帆到大英“日不落帝国”的神话，无论是古代封建帝国的扩张，还是近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侵略，无不是倚仗金戈铁马、坚船利炮来攻城略地、开疆拓土、掠夺财富。正如有学者描述的那样，历史上大国的崛起往往都伴随着刀与剑的搏杀、血与火的印记。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们逐渐认识到，在国家较量中军事、经济等硬实力并非都能产生预期的效果，诸如文化、外交等其他因素的作用也不可小视。特别是到20世纪90年代，随着世界政治两极格局的结束，经济全球化步伐不断加快，政治多极化的趋势更加明显，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两大主题，国家间相互依存关系进一步加强。国家竞争中仅凭经济、军事实力已经很难完全取得优势，政治制度、价值观念、文化传统、国民素质等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 正是基于这些认识，有学者提出了“软实力”的概念，把这些与经济、军事和科技等“硬实力”相对应的“柔性”力量，称为“软实力”。认为一个国家要真正成为一个大国，不仅需要有形的硬实力作基础，还要有无形的软实力的强大支撑，否则难以长久地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软实力”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以情感人，以文化人，让人“服”你，有时能比硬实力发挥更大作用，正所谓“纤笔一支胜似毛瑟三千”。 “软实力”是“soft power”的中文译名，也译为“软力量”，最初是由美国学者约瑟夫·奈于20世纪90年代提出来的，是同国家军事、经济力量等组成的“硬实力”相对应的一个概念。一般说来，“软实力”指的是能够影响他国意愿的精神力量，包括政治制度的吸引力、价值观的感召力和文化的感染力等所谓的软要素表现出来的一种能力，在当今综合国力竞争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 在软实力诸多因素中，文化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国民之魂，文以化之；国家之神，文以铸之。”文化是民族的血脉和灵魂，是国家发展、民族振兴的重要支撑。它像流淌在人们生命肌体内的一条难断的血脉，能把人们的心联结在一起；它像一台播种机，能在民族的生存和发展中孕育创造的力量。在人类历史上，不少曾在经济、政治和军事上落败的民族，靠着顽强的文化生命力历经磨难而绵延不绝。那些拥有璀璨文化并充分展示了文化力量的民族和国家，必将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留下绚丽的一笔。 特别是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作用愈加凸显。一方面，文化实力本身就是综合国力的重要内容；另一方面，文化与经济、政治相互交融的程度日益加深，经济的文化含量日益提高，文化的经济功能越来越强，文化已经成为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因素。谁占据了文化发展的制高点，谁拥有了强大的文化软实力，谁就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 作为一个拥有五千多年文明史的文化发源地，只出口电视机，不出口电视机播放的内容，也就成了一个“硬件加工厂”。 文化如水，看似柔弱，实质坚强。文化，承载了推动国家进步的厚望。 当1000年开始时，强盛的标志是对土地和人口等资源的占有。当1900年开始的时候，强盛实力的标志是对技术和能源、资源的占有。当历史跨入20世纪的最后20年，人们把强盛实力的标志转向包括政治、科学、文化和国民素质在内的综合国力。 文化不是化石，化石可以凭借其古老而价值不衰。文化是活的生命，只有发展才有持久的生命力，只有传播才有影响力。只有有影响力，国之强大才有持续的力量。 正是科学把握当今时代发展趋势和我国文化发展方位，党的十七大提出了“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大命题，把它作为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体现了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高度文化自觉，标志着我们党对文化的认识进入了一个新境界。 “文化软实力”提出后，在社会上引起了热烈反响。许多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广泛探讨。一般认为，从我国来说，文化软实力是指在继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借鉴国外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和现代化事业中形成的，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引领的文化凝聚力、吸引力和感召力，它渗透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政治、社会、科技、军事等方方面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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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提升文化软实力的战略体系中，维护国家文化安全是其重要根基。从根本上讲，国家文化安全是基于文化安全对于国家安全的重要性而提出的重要命题。维护文化安全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维护文化主权、维护国家利益。对于传统文化的扬弃与继承、对待国外文明成果的吸收与借鉴、构建适应时代特征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在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战略选择中必须考虑的三个问题。文化对于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家来说，是一种能够凝聚和整合民族和国家一切资源的根本力量，这种力量的任何形式的丧失，都将危及一个民族和国家的生存安全。正因如此，文化安全就成为能否确保一个民族和国家生存安全的一种战略安全。维护和捍卫本民族的文化传统，进而实现社会发展的目的，是为了获得更多、更可靠的安全保障。优秀的传统文化对民族国家内在的认同性、凝聚力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一个民族国家不仅有领土、领海、领空的范围，还有民族意识认同范围，这种认同和遵从来源于共同的语言、风俗、习惯、观念、制度、信仰、科技、教育等文化构成因素，并且经过不同时代的丰富与历史的积淀而形成。这种认同和遵从正是支撑一个民族国家存在和发展的全部价值观体系的核心。吸收外国先进文明成果是对传统文化的丰富、补充、完善、强化，要“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辩证取舍、择善而从，积极吸收借鉴国外文化发展的有益成果，更好地推动我国文化的发展繁荣”。继承传统文化，吸收国外有益文化，目的是要开创出新的适应时代发展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而这也是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长远保障。从外部环境看，全球化一方面带来全球性文化的交流、互补、融合、吸收，另一方面也在加剧不同文化之间的竞争、激荡、扬弃、碰撞、改造，两个方面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为了应对文化全球化环境下的激烈竞争，世界上很多国家都从政策、制度上提出了保持民族文化的特色、确保自身文化安全的战略措施。例如新加坡政府于1991公布了《共同价值观白皮书》，提出了5大共同价值观：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关怀扶植，尊重个人；求同存异，协商共识；种族和谐，宗教宽容。俄罗斯于2000年批准实行了《俄罗斯联邦信息安全学说》。日本提出“新文化立国”的口号，等等。在维护民族文化安全的问题上，我们应当借鉴世界各国的有益方法，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以政策、法律、规范、准则等形式，建立起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屏障。只有国家文化安全得到有效的保障，才能确保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因而我们一定要立足中国文化传统与实际，着眼全球文化态势与格局，从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角度来思考中国文化的建设，在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进程中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本文章为我国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研究”课题的阶段性成果 文章作者均来自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化发展战略研究中心）来源论文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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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大力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文化软实力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国民的精神状态、意志品格和内在的凝聚力，而这一切主要来自于人们对社会核心价值的认同。所以我们要把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提高我国国家软实力的首要任务，坚持不懈的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最终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成为全体社会成员普遍理解和接受、自觉遵守奉行的价值理念，成为全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和团结和睦的精神纽带。二是加快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不断提高我国文化的总体实力和国际竞争力，我们要树立强烈的机遇意识、发展意识，开拓发展思路，拓宽发展途径，充分发挥我国文化企业的骨干作用，壮大文化产业规模，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文化产品和文化品牌，推动我国文化事业全面繁荣和文化产业快速发展。三是提高文化传播力，不断扩大我国文化的影响力。在当今信息高速发展的社会，文化的传播力已经成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决定性因素。我们一方面要不断丰富和创新文化内容形式，另一方面必须花大力气提高文化传播力。要把提升主流媒体影响力作为提高文化传播力的战略重点，进一步加大投入，完善扶持政策，壮大总体实力，提高核心竞争力。四是调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参与支持文化建设，激发全社会的文化创造力。提高国家的文化软实力，是一个宏大的系统工程，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在文化建设中的主体作用，调动广大文化工作者的积极性，营造宽松和谐的发展环境，让一切文化创造的活力竟相迸发，让一切文化创造的源泉充分流涌，让一切有志于文化创造的建设者的积极性得到充分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