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你去知网看看，再结合目前的经济发展状况，多看多写，不要妄想别人帮忙写，这样害的人只会是你自己，不仅自己没有学会，不会提高能力。如果写论文也这样，那就是作假，一旦被发现，后果不用我说也知道
可能有点多，具体您自己删减吧，仅供参考，希望对你有帮助三农问题的核心----农民收入2003年伊始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强调：“从我国的未来发展看，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最繁重、最艰巨的任务在农村，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国家的现代化。”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农业生产组织形式和管理体制的变革，农村面貌有很大的改变，农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然而，小康社会根本标志是人均GDP不低于3000美元、以及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在8000元以上。目前，我们与这类指标还有相当距离，尤其从1997年开始农民收入增幅下降这一态势，已成为我国经济运行中值得关注的重要问题。三农在国民经济中处于战略性地位，然而，三农却成了国民经济中一扇软肋。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而农民问题的核心则是收入问题。应千方百计从增加农民收入入手来解决三农问题，这不仅关系到农业和农村的发展和稳定，更关系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现代化国家战略目标的实现。 （一）目前我国的农民收入状况 1996年农民人均纯收入比上年增长9％，而1997年开始便急转直下逐年回落：1997～2000年，农民纯收入分别同比增长4．6、4．3、4．0、2．1个百分点，但增幅却分别同比下降4．4、0．3、0．3、1．9个百分点，这5年降幅总共6．9个百分点。由于农业的产业特点，农村达到小康水平比城镇要困难得多。统计资料显示，在全部居民储蓄中，城乡比例为8：2。2000年城乡消费比值约为3：1，9亿农民的消费额仅占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38％。1997年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5160元和2090元，比率为2．47：1，到2000年这组数字为6280元和2253元，比率扩大到2．78：1。不仅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农民负担也十分沉重，仅税收一项农民支付的平均额就相当于城镇居民的9倍，若加上名目繁多的收费，则相当于城镇居民的30倍。目前，农村的恩格尔系数为48％，要达到小康水平要求城乡平均为40％以下，重头戏还是在农村。 （二）影响农民收入的相关因素 一农民增收是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因此我们有必要针对农民增收的问题作出仔细的分析，从而找出一条增加农民收入的有效途径。目前影响我国农民增收的因素主要有： 农产品成本高、价格低、限制了农民增收。农业结构不合理导致农产品相对过剩，农产品价格上涨空间缩小后，农民收入增长受到了限制。我国农业收入60%来自种植业，1996年后农产品市场供求发生了较大变化，导致价格走低，1997年至1999年三年时间里，我国大宗农产品价格下降了5个百分点，不少农业大省连年喜获丰收，但除了定购部分粮食按国家定购价收购外，其它农产品价格普遍下降，“实难”使农民增产不增收，到2000年因市场供求状况变化和价格波动，使农民收入增幅下降了5个百分点，这一年仅农户家庭种植业纯收入一项就比1995年下降了4%。 农业经营结构不合理阻碍了农民增收。农民收入增长与收入构成密切相关，而收入构成又受制于生产经营结构。我国农业生产经营结构不合理导致农产品低水平、结构性过剩，农业生产结构不合理表现为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和组织结构的不合理，我国以农户为主的生产结构高度雷同，产品品种在较大区域内大体一致，小生产或小农经营只能在满足自身需求的情况下，再将剩余部分转向市场，加之农产品市场竞争激烈，致使价格不断下跌，农民收入增幅下降。这说明，农民增收受阻于农业经营结构的不合理。 农民负担居高不下。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改变了国家、集体和农民之间的利益分配格局，农业税、集体积累及乡村的公共支出由集体组织转嫁给了农户，同时，涉及农业的制度内制度外收费五花八门，屡禁不止，县乡两级政府及村委会财权与事权不对称，消费无约束，机构臃肿，队伍冗长，正所谓“收了一些不该收的钱，办了一些不该办的事，养了一些不该养的人。”如湖北省监利县2002年吃饭占财政支出的86%，一个红城乡财政所就有105人；龚汤镇由财政开支的达944人，年经费亿元之巨。类似这些都要靠收费苦苦支撑，农民负担高位运行不但成为农民减收的重要因素，也擎肘了农民增收措施的操作。 当解决叫农民增收的问题，农民收入会迎刃而解。 二除了农民增收问题，农民文化素质普遍偏低，是制约农民收入进一步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市场调节的比重日益加大，农业生产中的不确定因素增多，对处于一家一户分散经营且文化素质较低的农民来讲无异于雪上加霜，增大了他们经营的风险，使他们很难对诸多的市场供求信息做出较准确判断，结果往往是造成农业生产的趋同，同一品种的农产品在某一时段的供给大量增加，如国内需求增幅不大，产品亦不能大量出口时，农民收入就会大幅降低。另外，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用于农业生产的新品种新技术大量涌现，要求农民加强对这一方面科学技术的学习，并将其运用到生产经营中去，而文化素质较低的农民对此则有些无所适从，很难选择到先进适用且市场需求空间较大的新品种和新技术运用到生产经营中，迅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三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主体的竞争力强弱与组织化程度的高低成正比。自改革以来我国农民的生产经营活动仍以农户为单位，每一农户经营的土地非常有限，按每户三人计算，每户经营的土地在7亩左右，要在人均2．3亩土地上把农民的收入提高到发达国家或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要在人均2．3亩土地上实现农业现代化，是根本做不到的。另外，农户的生产经营行为过于分散，在生产经营上仍处于“户自为战”的状态，农户经营行为协调性很差，组织化程度极低，甚至有些地方根本没有，这使农户经营行为有很大盲目性，在市场竞争中很难形成优势，进而影响了农民收入的进一步提高。 四我国的基本国情是人口多，耕地少，土地资源高度紧缺。目前我国人均耕地只有1．2亩，户均承包耕地7亩多，且由于人口分布不平衡，有1／3的省市人均耕地不足1亩，使农户经营规模太小，即使土地生产潜力很大，也难给农民带来可观的收入。同时，由于经营规模太小，农产品生产成本过高，也制约了农民收入的增加。 五．政府对农业的补贴和支持的力度不够。农业相对工业和第三产业而言有其自身特点，即农业的生产周期长，受自然因素影响较大，等等，这就使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农民既要面对市场风险，又要面对自然风险，加之一家一户分散经营的农民抵御这两种风险的能力很弱，也增加了农民生产经营中的不确定性因素，进而影响了农民收入的进一步提高。尤其自新中国成立以后，政府对农业的政策不是补贴，而是从农业中提取积累来扶持工业发展，这一政策的实施阻碍了农业自身的发展。虽然在改革开放后，随着我国经济长足发展及综合国力的大幅度提升，农业补贴工业的状况已有很大改变，但国家对农业补贴和支持力度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仍不能满足农业自身发展的要求。六体制与制度的制约。 首先是“挖农补工”战略和城乡二元结构严重制约了农业的发展和农民的增收。据统计，1954年～1978年，国家通过剪刀差从农民手中获得了5100亿元的巨额资金。1978年～1991年，每年剪刀差绝对额都在1000亿元以上。进入20世纪90年代，剪刀差还呈不断扩大趋势，这种工农业产品不等价交换所形成的剪刀差，给农业和农民造成的负担。更奇怪的是，一方面农业剩余在源源不断地流向工业，流向城市；另一方面，城乡二元结构和严格的户籍制度，却把不断膨胀的农业劳动力死死地固定在极其有限的耕地上，很难获得农外收入。 其次，是小农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收入的提高。改革开放以来，农村普遍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种以家庭为单位的经营方式适合农业生产的特点和不同层次生产力水平的要求，曾极大地促进了我国农业的发展。但这种农业家庭经营从实质上讲仍是一种小农经营，无论是经营规模、经营手段或经营方式都仍处于传统农业水平。我国家庭经营的这些缺陷，一方面导致农户小规模经营缺乏经济效益，劳动生产率很难提高，生产成本居高不下；另一方面，农户过于分散，不便于了解市场、进入市场和规避市场风险，面对竞争激烈和瞬息万变的市场，农民往往无所适从，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这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业经济的发展和农民收入的提高。 再次，农村行政体制及税费不合理，造成农民负担过重。我国乡镇机构臃肿，乡村两级干部过多，管理费用开支过大。目前，全国共有4．8万个乡镇政府，80万个村民委员会和520万个村民小组，县及县以下需要农民出钱养活的干部达1300多万（不包括教师），庞大的支出超出了农民的承受能力。此外，税费不合理，纳税过高，交费过多。收入微薄的农民还要自己集资办义务教育，承担本该由国家承担的责任，无疑更加重了农民的负担。 由此可见，农民收入问题重重，要得到更好的解决不是简单的几项政策就可以应付的，也不是几个措施就可以解决的，也不是国家政府加强对农业的关心就可以缓解的。它需要根据我国现在的农业状况和基本国情，认真分析以上种种制约农民收入增加的因素，再进入农村，深入农民探究农业问题，找到解决的方法。它是一个找出问题--研究问题--讨论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这过程中也许还有其他一些步骤！ （三）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性 增加农民收入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需要。 增加农民收入是开拓农村市场，扩大内需，促进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的需要。 增加农民收入是妥善解决“三农”问题，扩大再生产投入的需要。 增加农民收入是保持农村社会稳定的需要。经济要发展，社会要进步，国家要富强，都离不开社会的稳定。我国大部分人口在农村，农村稳定是全国稳定的基础，而不断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农民生活，则是农村稳定的根本保证。 增加农民收入是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需要。只有促使农民收入不断增加，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贫富差距才能缩小，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要求才能落到实处。否则，我们党和政府就会失去农民的支持，我们党的群众基础和执政地位就难以巩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就难以顺利进行。 （四）增加农民收入的政策分析 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是关键。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使各国都把农业置于政府的保护之中，尤其我国加入WTO以后，更需要政府实施保护和扶持政策，这些政策包括农产品价格支持、补贴政策、财政信贷政策、农业保险制度等，使农民从政策优惠中增加利益。诚然，我国现时的农产品价格已接近或超过世界市场的价格水平，但由于我们的农业劳动生产率低和成本高，为保证增加农民收入，适度提高和调整农产品价格，同时限制农用生产资料提价速度，给予双方有效的补贴政策，使农民增产增收，并确保收入增幅逐年上升。目前，国民收入分配不利于农民的格局尚未根本扭转，要通过建立价格保护政策等措施，逐步缩小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塑造农业与工业平等发展的新型农业与国民经济的关系。在我国工业化大体到了中期阶段的今天，经济发展应实行从“吮吸农业”到“反哺农业”的战略性转变，巩固农业的基础地位，支持农村经济发展，逐年增加对农业的投入。各级政府应确保每年的财政支农增长水平高于上年，从而为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高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实现农民收入长期稳定增长打下坚实基础。农业结构调整是必要条件。目前我国农业结构不合理主要表现为：一是区域结构雷同，各地区重复生产，低水平竞争；二是农产品结构不合理，产品质量差，缺乏竞争力；三是生产组织不合理，分散经营，规模小，成本高。解决上述问题，第一，发挥比较优势，突出区域特色，解决区域结构问题。各地应前瞻国内外市场，依本地资源禀赋，选择优势种植、养殖业重点发展，实现区域化布局，专业化分工，规模化生产，社会化服务。使区域优势转为经济优势，进而变为经济效益，不同地区各展所长，互为市场，共同受益，使更多农民增加收入。第二，优化农产品结构，提高优质产品比重，解决农产品结构问题。随着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消费者对农产品质量要求越来越高。现代农产品质量的概念不仅是物理和生物质量，更包括生产环境，生产过程、营养、卫生等方面的意义。无公害、健康、安全、享受等高质量农副产品有很大的需求收入弹性，要大力发展名、优、特、新品种，提高优质产品比重及科技含量和附加值，在稳定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同时，把畜牧业、瓜果业、旅游业、农副产品加工业逐步培育成农业经济的支柱产业，从而使农民收入跃上一个新台阶。第三，走农业企业化道路，解决生产经营组织结构不合理问题。家庭联产承包组织制度曾极大地调动了几亿农民的积极性，经过20几年的运行，突显的问题是农地农户私有不能解决农民分散化经营所导致的高成本、低效益，更难抵御大市场带来的风险。探求新的生产组织模式应该是农业企业化经营，包括农产品生产企业、加工企业和流通企业。这样可以提高农产品的商品化、规模化、专业化和社会化程度，可以缩小城乡差别，解决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等问题。农业企业化是由农户联合经营或委托经营过渡到合作经营，最终实现公司化经营的过程，这个过程需要政府以农业投融资、土地流转及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的配合，只有这样，才能在今后较长时期内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增收的问题。 3．提高农民素质是进一步增加农民收入的关键。实践证明，在收入分配领域，受教育水平越高的人收入也越高。因为高素质的劳动者较低素质的劳动者在相同时间内能向社会提供更多的高质量的劳动，从而获得较高收入。劳动者素质的高低与其受教育水平有关。对广大农民而言，通过教育和培训提高其素质和技能，就会改变其就业和收入状况。据美国经济学家D．Gale Johson分析，中国农民在校时间每增加一年，其收入就可增长3．6％—5．5％，如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受教育水平达到城市人口受教育水平，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可缩小15—20个百分点，农民的收入就会大幅度提高。事实也的确如此，在我国农民中受过高中教育的人不论是在家务农还是从事其它行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其经营成果和效益均高于只受过初中或小学教育的农民。为此，我们必须采取一切措施，千方百计地提高农民素质。一是要加强农村基础教育。我国近13亿人口中约有9亿生活在农村，农村基础教育状况的好坏直接影响着农民文化素质的高低，而我国农村基础教育的现状不容乐观，虽经各级政府努力已有很大改观，但与全国提高农民素质的要求相比仍有很大差距。为此，中央及省级财政应加大对农村基础教育的支持力度，促进农村基础教育的发展，使一部分因贫困而失学或辍学的中小学生得以完成基础教育。二是应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提高农民的生产技能。目前我国农村基础教育现状及农民收入水平较低的现实，使很多农民子弟在完成基础教育后难以升到高一级的学校继续深造，而是步入社会加入到劳动力大军之中。针对这一现状，应考虑在基础教育过程中加大职业技术教育的比重，使农林专业学生在基础教育阶段就能学到一些职业技能，为其日后求职打下一定基础。同时各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应根据本地实际，结合农业生产和农民切实需要，以服务农业和农民为宗旨，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技术教育和培训，帮助农民解决生产经营中遇到的一些实际困难。 发展劳务经济、改革户籍管理是必然途径。发展劳务经济的目的就是剩余劳动力就业和输出，一能增加农民工资性收入，二能实现劳动效用最大化，在以增产使农民增收的空间有限时，发展劳务经济改革户籍管理已成农民增收的必然途径。2002年农民收入比上年增加4%，主要是3亿农民从事二、三产业，其中有9400万农民进城打工，总收入约5278亿元，人均5592元。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是农民增收缓慢的根本原因，从农业现代化长远目标出发，还是要走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化道路，政府应制定分阶段的农业人口转移与城市化政策措施，首先要改革延用计划经济时期的城市人口户籍管理制度，拆除为保护城市繁荣而限制农民进城的壁垒，逐步实现城乡户口一体化管理；其次，提供就业机会，扩大农民就业途径，消除对农民就业的歧视，实现农民身份的变迁；最后，通过大力兴办乡镇企业发展农村二、三产业，把剩余劳动力转向对农产品深加工的企业中去。资料表明，发达国家农产品深加工约占总量的80%，而我国只占10—20%，他们产前、产后、产中的产值比例为2：1：7，我国恰恰相反，为7：1：2。可以看出，我国农产品深加工转化值的空间还很大、大多数乡镇企业还是应结合农业产业化，以农产品为原料，提高深加工水平，通过增加附加值来增加农民收入。 积极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党在农村实行的税费改革政策是减轻农民负担的治本之策，是我国农村继土地改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的第三次重大改革。各级政府和主管部门要充分认识这项工作的重要性、复杂性和艰巨性，认真贯彻执行中央减轻农民负担的方针政策。要进一步加大专项治理和监督检查力度，依法从分配上理顺国家、集体、农民三者利益关系，杜绝一切乱收费、乱集资、乱摊派行为，严肃查处加重农民负担的违法违纪案件。通过落实费改税政策，真正把农民负担纳入规范化、法制化管理的轨道。同时，要下决心精简乡镇机构，裁减镇、村行政人员，压缩管理费用，从源头上减轻农民负担。 6．加快城镇化进程，实现农村富余劳动力和农村人口有效转移。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加快，城镇化水平会得到进一步提升，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农村人口转向技术先进、劳动生产率较高的城镇提供广阔的空间，进而促进农业规模经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进一步增加农民收入。首先，各级政府应加强城市化建设，尤其是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满足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需要。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后，在城市工作和生活，需要住房、交通、子女上学、医疗、社会保障、娱乐等生产生活多种服务，这些服务有的通过市场化运作即自行解决，而子女上学、社保等就必须依靠政府的有效投入方能解决，因而，各级政府应根据实际情况采取相应措施，加快城市化建设，比如在大城市周边建设卫星城，加快中小城市建设，完善城市功能，为城市吸纳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便利。其次，要顺应城市化规律之要求，采取相关措施，由过去人为地限制农民进城，到允许农民进城定居，进而发展到鼓励农民进城。这既需要改变以往不正确的认识，更需要在实际操作层面上摒弃以往限制农民进城的一些做法，降低农民进城定居的门坎，为农民进本城提供方便。比如修改并进而废除二元制的户籍管理制度，取消农业和非农业户口在国民待遇上的差别，对进城务工一定时间、有固定住所、有稳定收入的农民，允许其申请变为城市居民，并在子女入学、社会保障等方面与城镇居民享有同等待遇。取消诸如对进城定居或城际间调动人员增收城市增容费等人为限制城市发展的措施。复次，政府在优化经济布局、提升产业结构的前提下，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和第三产业，向进入城市的农民提供适当的工作岗位。惟有如此，才能使农民真正融入城市，适应新的环境，迅速转换角色，在城市中求得生存和发展。最后，推进城镇化进程要与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发育程度相适应，循序渐进，走符合我国国情、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多样化的城镇化道路，逐步形成合理的城镇体系，提高城镇化水平，这样既有利于转移农村人口，又可为经济发展提供广阔的市场和持久动力。政府加大投入是基础。我国农业的投资主体是国家、集体和农民，在现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体制下，集体普遍缺乏必要的积累，农村基层组织的经费绝大部分来自农民，农民纯收入抵充负担后，没什么效益可言，这个主体的投资能力微不足道。应努力提高国家财政对农业投入的比重，按照《农业法》“国家财政每年对农业总投入的增长幅度应当高于国家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的要求，到2005年用于农业投资的比重应由现在的8%提高到10%以上。在投入增量中，首要的是大力改善农村和农业的基础设施，提高资本形成水平和固定资产积累水平，为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创造良好的基础和外部环境；其二，提高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和质量安全水平，还应把农业生态保护、农村就业结构调整作为投资重点；其三，加大科技投入，抓好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和推广，把生产结构与市场需求有机结合起来，这样才能使农民从增加投入中增加实惠。 综合所有能够并有效的方法或措施，我想三农问题是可以得到解决的，但是我们得认识到它是能得到很好解决的，这并不意味着立即会得到效果，要珍惜很彻底解决三农问题，需要漫长的时间，毕竟制约因素很多，而且如今入世了，面临着严峻的形式。这就要求我们坚持不懈的落实三农政策。
没有深入农村，没有亲身体验，你当然写不出来了。三农是做出来的，不是写出来的。
1978年，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共和国作出了决定国家前途命运的关键抉择，改革开放大幕拉开，古老的中国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 到2008年，改革开放步入而立之年，回眸这30个年头，中国经济社会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大突破、大跨越和大发展；思想不断解放，观念不断更新，改革逐步深化并推动开放，开放也进一步促进改革。 “向海而兴，背海而衰。禁海几亡，开海则强”， 30年间的改革开放恰如600年前的郑和下西洋一样，我们正是以一种更加开放的精神走向世界，为中华民族的和平崛起和伟大复兴，开洋看世界。 值此，从今天开始，我们推出年度策划“一日30年”，以每天两个版的“日志中国”，通过还原“卅年今日”的标杆性事件，来记录改革开放的历程，同时也记录30年的思想解放史。 我们一起重温历史。在以后长达一年的时间里，我们的报道将陆续回放中国30年来所走过的路。第一个经济体制改革方案的出台，第一个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的中央机关，第一个股份制企业的诞生，第一个获得国际大奖的中国影片，第一个在国内举办的外国时装展，第一部移动电话的问世……许多现在看来已经成为基本常识的“新生事物”，在当时曾经引起多么剧烈的震动。 我们试图梳理发展脉络。我们不局限于对过往记忆的“叫醒”，更试图“窥斑知豹”，见微知著。我们不忘记抬头远眺社会森林之广阔，也更会低头审视一草一木生根发芽成长之生动。我们想从社会的每一个风云变幻、脉搏跳动中，对发展历程进行分析、解读和判断，得出中国前进的逻辑和路径。 这30年的历史，是国家综合国力从“濒于崩溃边缘”到“当惊世界殊”的历史；这30年的历史，是通过一次次思想解放大讨论、破除各种思想束缚、寻找或者回归发展常识的历史；这30年的历史，是改革不适合现代化发展要求的体制机制、建立现代国家发展模式的历史；这30年的历史，是“放眼向洋看世界”对外开放、加大国际合作、逐渐融入世界的历史；这30年的历史，也是认识到须由单向的经济发展拓展为政治、文化、社会全面推进的科学发展的历史；这30年的历史，更是探求“以人为本”、弘扬人的价值，保护私产、保障自由、彰显权益的历史，因而也是全体人民共同创造的历史。 前进不是一帆风顺的。改革开放的每一步，都伴随着对发展常识的重新发现和回归，都伴随着旧思想、旧体制的革除和新理念、新体制的建立。每当遇到前进中的困难，也总有人对改革开放提出各种责难，但是，经过一番思想的讨论，“改革不可动摇”仍会成为一种广泛的共识。这是因为，30年的成果，改革给了人们实惠和幸福，以及信心和希望———实践，任何时候都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 正如十七大报告所言：改革开放“作为一场新的伟大的革命，不可能一帆风顺，也不可能一蹴而就”，改革开放“成效和功绩不容否定，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 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国家将隆重纪念并对“改革开放30年的经验进行系统的回顾总结”。纪念过去是为了未来。随着经济体制的不断变革，社会结构、利益格局、思想观念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一些长久积累未解决的问题和矛盾已经凸显，改革由此进入“深水区”。实现现代化的目标，这个“深水区”绕不开、躲不过。那么，循着什么样的发展逻辑、踏着什么样的发展路径，顺利通过“深水区”，达至理想彼岸，回顾和总结30年历程，必能找到答案。
资本主义的先进性不在它的私有化而在它是民主制度下的法制社会，私有化恰恰是资本主义制度下无法回避的缺陷，为了弥补这一缺陷与保障资本的公平竞争，资本主义主张民主与自由及舆论监督。中国的改革恰恰索取的是资本主义的缺陷而避掉了民主与自由及舆论监督。没有民主的私有化社会是封建社会。现今荒谬的改革不亚于曾经荒谬的文革，他们都是一场政治运动，唯有形式的不同，而人民还是那样的可怜，因此没有民主的改革是欺。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确立，加快了全面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从而推动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根本性转变，初步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体地说： 所有制结构日趋多元化，国民经济的微观活力增强。公司制改造推动了国有企业制度创新和机制转换。国有经济实行战略性调整，虽然在CDP中的比重下降，但是效益提高。1989—2001年，国有企业户数由23万户减少到68万户，但实现利润从743亿元增加到2 388．56亿元。各种新型的混合所有制经济迅速壮大，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力量。个体、私营等非公有经济蓬勃发展，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由1990年的10％左右上升到目前的1／3以上。多元 化的所有制结构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要求，日益显现出旺盛的生命力。 市场体系基本形成，生产要素市场初具规模。农产品指令性计划全部取消，目前农产品批发市场午交易额3万亿元，占农业总产值的一半。工业品指令性计划仅限于5种，绝大多数商品和服务价格由市场竞争决定，企业普遍实现自主生产经营。资本市场发展迅速，证券市价总值超过5万亿元，全国统一的同业拆借市场和外汇市场相继建立。劳动力市场的发展促进了劳动者自主择业， 技术市场和房地产市场交易量不断扩大。市场基础设施逐步改善，物流中心、配送中心和电子商务等现代化的流通方式正在兴起。行业垄断和地区封锁逐渐打破，整顿市场秩序取得积极成效。新型宏观调节体系初步确立，间接调节方式开始发挥主要作用。按照现代 市场经济规律，中央银行宏观调节职能得到加强，金融分业监管体制逐步完善。公共财政框架初步建立，分税制改革进一步深化。宏观调节由主要依靠计划指令和信贷规模控制等直接手段，转向综合运用发展规划、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等间接手段。宏观调节重点由干预微观经济转向调节市场供求总量变动，由追求速度、数量扩张转向提高质量、效益和优化结构，注重实现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 根据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适时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取向和力度，积累了治理通货膨胀和应对通货紧缩趋势的经验。 收入分配领域的改革逐步深入。平均主义、大锅饭式的分配制度基本打破，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格局不断发展，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新制度正在形成，各种劳动收入与合法的非劳动收入得到国家保护和社会认可。初次分配领域坚持以效率和贡献为导向，积极探索市场化的薪酬制度。再分配领域侧重维护社会公正，努力保证低收入群体分享社会 经济发展成果。各类市场主体创造财富的积极性得到鼓励。 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稳步推进。以养老、失业、医疗保险和城镇最低生活保障为主要内容，独立于企事业单位的社会保障体系初步形成。到2002年底，全国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覆盖面达47亿人，是1990年的2倍多，农村参加养老保险人数5462万人；全国参加失业保险的人数超过1亿人；基本医疗保险全面启动，覆盖面达9400万人。初步建立的“社会安全网”，为形成市场导向的就业机制、深化企业改革和维护社会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政府机构改革和职能转换步伐加快。适应发展市场经济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要求，我国加强相关法制建设，陆续颁布了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一系列重要法律，国务院各部门共清理涉外规章和有关政策规定2300件，废止830件，修订325件。国务院和地方各级政府机构进一步精简，上一轮机构改革全国精简行政编制共计115万人。行政审批和微观经济干预逐步减少，国务院已取消1195个行政审批事项。中央、地方党政机关与所办经济实体和管理的直属企 业脱钩，军队、武警和政法机关不再经商办企业，推进了政企分开。改革的深化明显提高了国民经济的市场化程度，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逐步增强。农村经济的商品化和市场化进程也在加快。从商品率看，目前粮食、蔬菜类产品已超过30％，畜产品、水产品超过50％，水果接近90％。综合国内学者研究测算结果，我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已经超过60％(一些国际研究机构的研究也表明，中国经济的自由化程度正在提高，在国际比较中的排位逐步前移)。 经过20多年的努力，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初步建立，市场在资源配置和经济运行中开始较大程度地发挥基础性作用。但是，应当清醒地认识到，这样的市场经济仍然是发育程度较低、不健全、不完善的市场经济，是传统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深层矛盾尚未得到根本性解决、转轨过程中又面临诸多新问题的市场经济，是随着经济发展、科技进步和对外开放而需要不断创新的市场经济。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任重而道远。在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主要应做到：第一，解决计划经济时期遗留下来、至今仍未得到根本性解决的深层体制矛盾。一是要进一步对国有经济的布局和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二是加快大型国有企业的改制；三是促进国有企业职工就业机制的转换，完善职工社会保障体系；四是加快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与创新，大幅度降低金融风险隐患；五是进一步推进政府职能转换，全面理顺政府、企业、消费者、中介组织等市场经济相关主体的基本关系，将着力点放到创造和维护公平竞争环境、促进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上来，提高决策的科学民主化。第二，解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育过程中的突出问题。一是加强产权保护；二是健全收入再分配体制，减少由于收入分配差距过大而导致的社会不稳定；三是逐步建立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四是加强反垄断、促进竞争；五是发育和健全社会信用体系,六是加快与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相适应的法治体系第三,适应经济发展、科技革命和对外开放的变化而积极推进体制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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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高效农业对农村经济的影响2。沿海地区的外向型农业定位思考3。大力发展中西部地区的资源型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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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最新经济学论文题目： 社会经济视角下农民工社会融入研究 山西省老年妇女社会经济现状的分析与研究--基于山西省第三次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的分析 关怀经济学:另一种可能性 市场经济下我国统计组织体系改革 论女性家庭角色的社会经济作用 市场经济条件下统计需求与统计供给存在问题的思考 做好基层统计工作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思考 高职经济管理类专业统计学基础教学改革探讨 经济收入 精神文化与公众的快乐生活--基于“现阶段我国公众精神生活水平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陶希圣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学术转向 女性经济的发展趋势与应对策略 基于因子分析的陕南城市低碳经济发展水平研究 基于经济社会活动视角的城市空间演化过程模型 福利国家与私人慈善的法律经济学比较分析 统计学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分析 (本回答由学术堂整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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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建设大型商品粮生产基地，稳定和提高商品粮供给水平。不断完善粮食生产扶持制度，完善粮食生产补贴制度，增加补贴数量，扩大补贴范围。探索粮食生产投入品补贴的有效方式，控制种粮成本上升。健全主要粮食品种的最低收购价制度，合理确定最低收购价标准水平。——加强畜禽良种繁育和改良，改善畜产品品质。积极转变养殖方式，提高规模化、集约化饲养水平。加大动物疫病防控力度，加强无规定动物疫病区建设。加强草原保护与建设，继续实施天然草原保护等工程。优化水产养殖结构，提升水产品质量档次。——在财政、金融、税收等方面对农产品加工企业给予支持，促进农产品加工业发展。调整农产品加工企业增值税高征低扣的政策。重点推进农产品加工示范基地和加工专用原料基地建设，形成一批优势农产品加工产业集群。——大幅度增加对农业科研的投入，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社会力量参与的多元化农业科研投入体系。启动国家农业科技创新工程，提高农业科技的自主创新能力。加快实施“农业科技入户工程”，组织动员科技人员进村入户，开展农技推广服务。——建立健全种养业良种体系、农业科技创新与应用体系、动植物保护体系、农产品质量安全体系、农产品市场信息体系、农业资源与生态保护体系、农业社会化服务与管理体系等农业七大体系。——优先制定保障质量安全、保护资源环境等农业标准，推动强制性标准向技术法规的转化。大力实施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制度，逐步实现生产记录可存储、产品流向可追踪、储运信息可查询。——从源头控制入手，加大农业污染防治力度，减少化肥、农药和农膜不合理使用造成的污染。以节地、节水、节肥、节药、节种、节能和资源循环利用为重点，建立起“资源－产品－消费－再生资源”的循环农业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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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济持续增长促进就业增加、居民收入增长 1、经济持续增长。改革开放以来，全省经济保持了较快的增长。1979―2007年全省生产总值年均增长3%。特别是2004年以来连续4年保持在11%以上。2007年，全省生产总值突破9000亿元，达到9145亿元，比上年增长4%，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最高增幅。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45亿元，增长 6%；第二产业增加值16亿元，增长6%；第三产业增加值39亿元，增长4%。按常住人口计算，全省人均生产总值14405元，比2000年增长109%，翻了一番。全省财政总收入31亿元，比上年增长2%。其中，地方财政收入18亿元，增长2%。企业效益明显提高。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盈亏相抵后实现利润56亿元，比上年增长1%，加快26个百分点。 2、就业形势较好。近年来，湖南坚持把扩大就业作为发展的重要目标，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统筹做好高校毕业生、复员转业军人安置、城镇新增劳动力和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工作。2003-2006年，全省城镇累计新增就业64万人，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61万人，年均分别增长1%和0%。2006年，全省职工工资总额23亿元，比2002年增长0%。2007年末全省就业劳动力41万人，增长1%。全年农村外出务工人员达89万人，增长5%；全年城镇新增就业人员01万人，比上年增长9%； 09万户城镇零就业家庭每户至少实现了一人就业。 3、居民收入增长较快。2007年全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4元，比1978年的9元增长1倍，平均每年增长5%。其中2001―2007年，年均增长达到3%。 从1978年到2007年，全省农民人均纯收入由6元增加到3元，增长了27倍多，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6倍，实际年均增长速度达到1%。特别是2004年以来，中央连续发布四个“一号文件”，增加了对农业、农村及农民的支持扶植力度，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民不仅因发展生产、外出务工增加了收入，政策性补贴也直接增加了农民的收入，加上农产品价格在这一阶段大幅提升，使得农民收入增长较快。2004年到2007年4年平均增长速度达到8%。 （二）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消费结构出现新的变化 1、消费水平逐年提高。随着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和改革的不断深化，湖南省城乡居民消费支出水平一年比一年提高。2007年，全省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为72元和38元，分别比上年增长1%和1%。与1978年相比，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增加了16元和31元，分别增长30倍和1倍，扣除价格因素，平均每年实际增长5%和8%。 2、消费结构逐步升级。2007年全省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72元，比上年增长1%。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衣着和食品支出分别增长4%、2%和8%。城镇居民消费已从生存型的温饱消费逐步向享受型的消费发展，恩格尔系数迅速下降，服务性消费支出的比重正在逐步增加。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总支出38元，比上年增加33元，增长1%。其中，食品、衣着和居住分别增长5%、5%和8%。受猪肉等主要食品价格上涨的影响，全省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有所上升。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为1%，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为6%，分别比上年提高2个和0个百分点。 3、居住条件继续改善。1998年房改以后，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取得重大突破，取消了延续几十年的实物性、福利性分房制度，住房分配货币化制度全面实施，给城镇居民住房消费带来了重大转变，购房和居住支出已成为居民家庭主要的一次性大笔支出。住房消费成了家庭的重大消费之一。调查表明，2007年在商品房价格持续上涨的情况下，湖南省城镇居民家庭住房自有率进一步提高，达7%，比上年提高了98 个百分点。其中人均商品房的比重由上年的4%上升到了8%。城镇居民住房消费增加，居住环境逐步得到改善。到2007年底，全省城镇居民人均居住建筑面积达到 71 平方米，比上年增加49平方米，增长8%；人均居住面积4平方米，比上年增长3%。居民住房从满足基本的生存需要逐步向宽敞舒适转变。许多家庭做到了户均一套房、人均一间房。随着居住面积的增加，住房条件的改善，居住舒适度越来越高。许多家庭空调、水电、供气等设施齐全，交通便利，环境更加优雅、舒适。2007年全省城镇居民饮用水的情况进一步改善，饮水以矿泉水和纯净水为主的居民比重由上年的2%提高到了3%；拥有独用自来水的居民家庭普及率已达5%。从居民家庭的卫生、取暖设备来看，有厕所浴室的家庭比重达到了1%，比上年提高了5个百分点；有3%的居民家庭用暖气和空调取暖。从炊用燃料使用情况来看，有69 %的家庭用上了管道煤气和液化石油气，使用煤和其它燃料的居户比重比上年明显减少。居民水、电、燃气的开支也逐年增长。2007年湖南省城镇居民人均水、电、燃料及其他支出24元，比上年增长2%。 2007年湖南农村居民人均居住消费支出33元，比上年增加39元，增长8%。居住支出增长，主要是由于购、建住房和装饰装修生活用房以及生活用水用电支出增加较多。其中，购买建筑生活用房材料支出人均92元，增加49元，增长9%；购买装修生活用房材料支出人均19元，增加5元，增长9%；购买生活用水用电支出人均11元，增加07元，增长6%。农村居民人均住房面积18平方米，增长3%。农民在居住面积得到满足以后，主要是转而改善住房质量，装修住房的多了，改善和增加住房设施的多了。有5%的农民家庭有了冷暖空调，有40%的家庭安装了有线电视网，农村居民年末平均每百户家庭拥有电话机4部，移动电话机6部。 4、家庭耐用消费品升级换代。数字表明，城镇居民家庭主要耐用消费品逐步饱和，居民家庭中用品消费特别是购买耐用消费品支出增长势头逐年减缓。在传统电器降温的同时，随着人们越来越注重生活质量，新兴家用耐用品如移动电话、电脑、空调、平板电视等，正在取代传统电器的位置成为现阶段“消费”热点。但农村居民的耐用品消费总是落在城镇居民之后。如44%的城镇居民家庭有电脑，农村居民仅为96%；城镇居民家一户有3-4台空调较普遍，农村仅3%的农家有空调；在农民家里换上了大彩电的同时，许多城镇居民家庭换上了高清晰的液晶电视机、等离子电视机。城镇居民几乎家家有洗衣机、电冰箱，农村每百户仅有洗衣机76台、电冰箱54台。城镇27%家庭用上了家庭网络，农村乡镇才开始起步。城镇不少中小学生都有手机，农村电话机和移动电话从无到有，分别达到32部和73部。城镇居民盼汽车，每百户城镇居民家庭拥有1台家用汽车；农村居民则买摩托，每百户农户拥有摩托车05辆，比1996年增长9倍。 （三）城乡教育条件逐步改善，义务教育取得实质性突破 1、高等教育发展迅速，具有大专及以上教育程度的人口快速增长。据2006年人口抽样调查，在全省总人口中，具有大专及以上教育程度的占1%，比2000年提高8个百分点；平均每十万人中，拥有大学以上教育程度的由2000年的2926人增加到4732人，增长7%。 2、高中阶段教育规模显著扩大。全省具有高中教育程度的人口占5%，比2000年提高8个百分点；平均每十万人中，高中教育程度的人口由2000年的11177人增加到12982人，增长2 %。 3、义务教育发展取得历史性突破。全省已全面完成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历史任务，所有县级行政区均通过“普九”验收，人口覆盖率达100%。全省具有初中教育程度的人口占6%，比2000年提升1个百分点。 （四）“病有所医”的目标正逐步实现 1、城镇职工医疗基本能得到保障。2007年末，全省城镇职工参加医疗保险人数达50万人，比增长7%。其中，在职职工62万人，退休人员95万人。 2、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从点到面逐步铺开。从2003年开始，湖南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在长沙县、华容县、桂阳县、涟源市、花垣县等5个县（市）进行试点，2004年、2006年、2007年分别增加了3个、29个和56个试点县（市）。据统计，2007年，全省共筹集到位资金92亿元，比2006年增长3%，其中各级财政补助98亿元（中央1亿元、省级02亿元、市县级86亿元），参合农民个人缴费94亿元。2007年，全省总共补助21万人次，补助支出91亿元，人均住院补助79元，较2006年增加54元。通过实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有效地解决了农民就医难问题。8%的参合农民选择在县、乡定点医疗机构住院就医；75%的参合农民住院补助资金流向县、乡两级定点医疗机构，有效地拉动了农村卫生服务需求，形成了农村卫生医疗体系长期、稳定的投入机制。 3、开展了城镇非从业人员医疗保险试点工作。到2008年1月份，长沙、常德、湘潭三市的非从业人员医疗保险参保人数就已经达到了120万人。 （五）社会保障水平逐年有所提高 1、城镇社会保障水平逐步提高。2007年全省职工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人数61万人，比上年增长7%；企业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离退休人员30万人，增长2%；参加失业保险人数00万人，增长4%；参加医疗保险人数50万人，增长7%；领取失业保险金人数61万人，下降1%。全年发放企业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20亿元，增长9%；发放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61亿元，增长0%。 2、农民工工资支付基本得到保障。为维护农民工利益，自2004年以来，湖南在全国率先建立了建筑行业农民工工资支付保障金制度。截至2008年初，全省已经建立保障金专户3000余户，累计存入保障金近18亿元，已支付农民工工资近15亿元，解决了大规模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 3、开展了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1996年湖南省就开始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试点，当时只停留在对农村特困户的定额救助上。2000年以来，有条件的地方开始探索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到2007年，全省122个县（市、区）和16个非行政区全部建立了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据财政厅数据显示，2007年，全省共筹集城乡低保和五保供养资金4亿元，比上年增加17亿元，增长22%；五保户集中供养率达到15%，比上年提高3个百分点，保障了城乡低保家庭和农村五保户的基本生活需要。全省城市低保月平均保障134万人，月人均补差96元，农村低保月平均保障110万人，月人均补差30元。 4、社会福利水平有所提高。2007年，省财政投入5740万元，其中预算安排500万元、福彩公益金安排5240万元，支持全省285所敬老院的改扩建工作。 5、慈善事业和商业保险事业发展加快。慈善事业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湖南省慈善组织逐渐壮大，到2006年底，全省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各类民间组织已发展到11973家，其中基金会66家，慈善会81家，红十字组织3761个，社会救助接受站（点）1600个，“慈善超市”、“爱心超市”285家，初步形成了社会捐助服务网络，慈善组织的自身建设不断增强，服务领域不断拓展，为全省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做出了积极有益的贡献。 商业保险发展较快。2007年，湖南省保险保费收入首次突破200亿元大关，达31亿元，比上年增长2%，为近五年最高增幅。其中，财产险保险保费收入82亿元，增长8%；寿险保险保费收入73亿元，增长8%；健康险保险保费收入61亿元，增长4%；意外险保险保费收入14亿元，增长9%。
农村经济发展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潜在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