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子恺（9－15）原名丰润，又名丰仁，浙江桐乡石门镇人，名仁，又名婴行。我国现代画家,散文家,美术和音乐教育家、翻译家，是一位多方面卓有成就的文艺大师。解放后曾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美协上海分会主席、上海中国画院院长、上海对外文化协会副会长等职。被国际友人誉为“现代中国最像艺术家的艺术” 。丰子恺风格独特的漫画作品影响很大，深受人们的喜爱。他的作品内涵深刻，耐人寻味。 自幼爱好美术，1914年入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从李叔同学习绘画和音乐。1918年秋，李叔同在杭州虎跑寺出家，对他的思想影响甚大。1917年与同学组织桐荫画会。1919年师范学校毕业后，与同学数人在上海创办上海专科师范学校，并任图画教师。1921年东渡日本短期考察，学习绘画、音乐和外语。1922年回国到浙江上虞春辉中学教授图画和音乐，与朱自清、朱光潜等人结为好友。回国后从事美术、音乐教学，曾任上海开明书店编辑、上海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美术教授。同时进行绘画、文学创作和文学、艺术方面的编译工作。1924年，与友人创办立达学园。抗战期间，辗转于西南各地，在一些大专院校执教。文艺刊物《我们的七月》4月号首次发表了他的画作《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其后，他的画在《文学周报》上陆续发表，并冠以“漫画”的题头。自此中国才开始有“漫画”这一名称。1925年成立立达学会，参加者有茅盾、陈望道、叶圣陶、郑振铎、胡愈之等人。1926年，任教职于上海艺术大学。1929年被开明书店聘为编辑。1931年，他的第一本散文集《缘缘堂随笔》由开明书店出版。七七事变后，率全家逃难。1937年编成《漫画日本侵华史》出版。1939年任浙江大学讲师、副教授。1942年任重庆国立艺专教授兼教务主任。1943年起结束教学生涯，专门从事绘画和写作。陆续译著出版《音乐的常识》、《音乐入门》、《近世十大音乐家》、《孩子们的音乐》等面向中小学生和普通音乐爱好者的通俗读物，为现代音乐知识的普及作了许多有益的工作。1946年返上海。出版画册《子恺漫画选》。1952年后历任上海文史馆馆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上海分会副主席、中国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上海市对外文化协会副会长、上海市文联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上海中国画院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上海分会主席，上海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等。工绘画、书法，亦擅散文创作及文学翻译。 丰子恺，是中国现代受人景仰的漫画家，散文家。他的绘画，文章在几十年沧桑风雨中保持一贯的风格：雍容恬静，其漫画更是脍炙人口。丰先生作品流传极广，失散也很多，就是结集出版的五十余种画册也大多绝迹于市场，给读者带来极大遗憾。在丰子恺先生的作品中，漫画恐怕是最为著名的了。往往是寥寥几笔，就勾画出一个意境，比如《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几个茶杯，一卷帘栊，便是十分心情。丰先生的许多漫画，都是以儿童作为题材的，例如《阿宝赤膊》，《你给我削瓜，我给你打扇》和《会议》。读丰先生的儿童漫画，让我们这些所谓的成人都觉得惭愧。什么时候，我们这个世界，能少一些欺诈，少一些执着，多一些自然，多一些淡泊。 丰子恺的散文，在我国新文学史上也有较大的影响。主要作品有《缘缘堂随笔》《缘缘堂再笔》《随笔二十篇》《甘美的回忆》《艺术趣味》《率真集》等。这些作品除一部分艺术评论以外，大都是叙述他自己亲身经历的生活和日常接触的人事，表现浓厚的生活情趣。
巴金，原名李尧棠，字芾甘。四川成都市人(祖籍浙江嘉兴)，1904年11月25日生于成都一个旧式的大家庭中。 1920年秋巴金进入成都外国语专门学校读书，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下，大量阅读西方文学和社会科学著作，尤其受到社会主义思潮中无政府共产主义理论的影响。1921年与朋友一起参与半月社和均社等社会团体的工作，1922年开始发表诗歌创作。1923年4月离开成都，到上海、南京等地，并在东南大学附中读完中学。1925年与朋友组织民众社，办《民众》半月刊，并从事无政府主义的理论探索和社会运动。 1927年巴金赴法国巴黎求学，这期间积极参与营救被美国政府陷害的意大利工人领袖萨坷、凡宰特的国际性活动，并受其影响写作了中篇小说《灭亡》，歌颂为理想而献身的革命青年。1929年回国后，因无政府主义运动已经失败，将绝望与愤怒的心情寄托于文学虚构。所创作的小说有两大主题：一是探索青年人追求理想和信仰的道路，代表作有《新生》、《爱情的三部曲》(《雾》、《雨》、《电》)等；二是揭露封建家庭制度的弊害，以影射社会专制制度的罪恶，代表作有《春天里的秋天》、《激流三部曲》(《家》、《春》、《秋》)，热烈、真诚，文字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产生了重大的社会影响。 巴金于20世纪30年代起在上海定居，又不断到南方和北方去旅游，写下了大量的散文游记。1934年秋去日本，写作小说《神》、《鬼》、《人》，风格渐趋平和稳健。1935年回国参加朋友创办的文化生活出版杜，任总编辑。编辑了《文学丛刊》、《译文丛书》、《文化生活丛书》等大型丛书，在发现文学新人，推荐优秀作品方面，为20世纪30-40年代的新文学事业做出积极的贡献。 抗战爆发以后，辗转于广州、桂林、上海、重庆等地，将理想融入知识分子的民间出版事业。抗战后期创作风格转变，以描写现实生活中的小人物为主，表现出深厚的人道主义，代表作有中篇小说《憩园》、《第四病室》、《寒夜》等。1946年返回上海定居。 1949年以后，历任全国文联三、四届副主席，中国作协副主席、主席，作协上海分会主席、名誉主席，上海市文联主席，《收获》和《上海文学》主编，历任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第六、七、八、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现任中国作协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多次出国访问，创作了大量散文游记，以及反映朝鲜战争的短篇小说集《英雄的故事》、《李大海》等，以歌颂新的时代和歌颂英雄为主调，并与作家靳以创办合编大型文学刊物《收获》。 1958年到1962年，《巴金文集》14卷陆续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文化大革命中遭到迫害，以致失去爱妻。1973年起悄悄翻译俄国民主革命家赫尔岑的回忆录《往事与随想》。 1978年"文革"结束后，以沉痛的心情反思知识分子在20世纪所走过的道路和教训，并以个人为解剖对象，写作了五卷《随想录》(包括《随想录》、《探索集》、《真话集》、《病中集》、《无题集》)，总结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教训，挖掘知识分子心理缺陷，提倡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和文革博物馆，写得沉重、真诚、深刻，被文化界誉为是"一部说真话的大书"。 巴金1982年获意大利"但丁国际奖"，1983年获法国"荣誉军团勋章"，1984年获香港中文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学位，1985年获美国文学艺术研究院外国院士称号，1990年获前苏联"人民友谊勋章"，1990年获日本福冈"亚洲文化奖创设特别奖"，1993年获亚洲华文作家文艺基金会的"资深作家敬慰奖"，1998年获第四届上海文学艺术奖杰出贡献奖。 巴金晚年出版随笔集《再思录》、整理出版《巴金全集》(16卷)、《巴金译文全集》(10卷)等。由于在思想上和文学上的突出成就，也由于在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道路探索上的典型性，80年代以后一直成为学术界研究中国20世纪文学和知识分子道路的重要对象，自1989年起，全国共召开过四届巴金国际研讨会，出版过十几种研究年谱、传记和理论专著。
巴金，原名李尧棠，字芾甘。四川成都人。1920年考入成都外语专门学校，求学期间参加了反封建的进步刊物《半月社》活动。1927年旅法在巴黎读书并开始了文学创作。次年回国从事文学活动，“九·一八”事变后积极参加救亡工作，和鲁迅有了交往。抗日战争爆发后，和茅盾创办《烽火》，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现任中国作协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 文学桂冠：1982年 获意大利国际但丁奖1983年 获法国荣誉军团勋章1984年 获香港中文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学位1985年 获美国文学艺术研究院外国院士称号1990年 获苏联人民友谊勋章 2001年 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 主要著作： 长篇小说《灭亡》、《爱情三部曲》（《雾》、《雨》、《电》）、《激流三部曲》（《家》、《春》、《秋》）和《抗战三部曲》（《火》之一、之二、之三），中篇小说《春天里的秋天》、《憩园》、《寒夜》，散文集《新声集》、《赞歌集》、《随想录》（5集）。译作有长篇小说《父与子》、《处女地》，回忆录《往事与随想》。
巴金:1904年生，原名李尧棠，字芾甘，男，四川成都人。1921年肄业于成都外语专门学校，1984年获香港中文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学位。1927年赴法国留学，1928年回国。1949年后历任中国文联第三、四届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第二、三届副主席及第四、五届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主席，上海市文联主席，《文艺月报》、《上海文学》、《收获》主编。中国文联第二、三、四届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第一、二、三、四届理事，全国第五届人大常委，全国第六、七、八届政协副主席。中国少年作家班顾问。 曾获1982年意大利国际但丁奖、1983年法国荣誉军团勋章、1985年美国文学艺术研究院名誉外国院士称号、1990年苏联人民友谊勋章。1999年6月9日，北京天文台施密特CCD小行星项目组以8315号小行星发现者的身份向国际小行星中心申报，经国际天文联合会下属的小天体命名委员会的批准，该小行星被命名为“巴金星”，这是一项崇高的国际性永久荣誉。1928年开始发表作品。 著有长篇小说《灭亡》，激流三部曲《家》、《春》、《秋》，爱情三部曲《雾》、《雨》、《电》，短篇小说集《英雄的故事》、《明珠和玉姬》、《李大海》、《寒夜》、《火》、《憩园》、《第四病室》，中篇小说《春天里的秋天》，散文集《随想录》(5卷)等，译著长篇小说《父与子》、《处女地》，回忆录《往事与随想》，出版了《巴金文集》(14卷)，《巴金全集》(26卷)、《巴金译文全集》(10卷)等。 我不是文学家，但是我写作了五十多年。每个人从不同的道路接近文学。我从小就喜欢读小说，有时甚至废寝忘食，但不是为了学习，而是拿它们消遣。我做梦也想不到自己会成为小说家。我开始写小说，只是为了寻找出路。——《文学生活五十年》巴金一生写过九百多万字的文章，用过二十多个署名。用得最多的是“巴金”这个名字。这名字怎么来的呢?那还是在法国沙多—吉里小城，他写完了处女作《灭亡》，想寄回国出版，又不想用真实的名字李尧棠，就想起了一位北方同学巴恩波，相处不到一个月，他就到巴黎去了，第二年在项热投水自杀。为了纪念他，就用了百家姓中这少见的“巴”字；这时一位学哲学的安徽朋友看到桌子上摆着巴金正在译的克鲁泡特金(1842—1921)的《伦理学》，就建议取用这个“金”字。一个很随意、很平常的署名，后来却成了巴金信仰无政府主义的“罪证”：巴是巴枯宁的首字，金是克鲁泡特金的尾字，说明他崇拜无政府主义的两个代表人物，不允许有别的解释。巴金对鲁迅的敬重也远非自今日始。1933年5月14日丁玲在上海被捕，6月盛传她在南京遇害，鲁迅曾写了一首《悼丁君》的诗，深沉地纪念这位优秀的青年作家的“罹难”。半年后《文学季刊》第一期上曾登了季羡林的一篇书评《夜会》，对丁玲有所批评。巴金从茅盾处得知鲁迅对在这种时候发这篇文章不大满意，便在这一期季刊再版时将它抽去了。由此还引发过季刊内部的一些矛盾，巴金也在所不顾。我说，这是最后一次的眼泪了， 哭泣是很可羞耻的事情。 我们的眼泪已经流得太多了! 给武士们当枪靶子的生活也过得很够了! 我们的血管里还流着人的血， 我们的胸膛里还跳着人的心： 我们要站起来，像一个人。 我们要坚决表示：不是任人宰杀的羊群， 我们要靠自己来决定我们的命运。 我说，这是最后一次的眼泪了， 哭泣是很可羞耻的事情。 对于巴金来说，‘友情是生命中的长明灯’，如今身边的朋友一个个都故去了，他感到十分孤寂，于是他说：‘长寿是一种惩罚’。巴金著作书目《灭亡》(中篇小说)1929，开明《无政府主义与实际问题》(理论)与克刚等合著，1927，上海民钟社《从资本主义到安那其主义》(理论)1930，上海自由书店《死去的太阳》(中篇小说)1931，开明《复仇》(短篇小说集)1931，新中国《雾》(“爱情的三部曲”之一，中篇小说)1931，新中国《海的梦》(中篇小说)1932，新中国《春天里的秋天》(中篇小说)1932，开明《海行》(散文集)，又名《海行杂记》，1932，新中国《光明》(短篇小说集)1932，新中国《雨》(“爱情的三部曲”之二，中篇小说)1933，良友《砂丁》(中篇小说)1933，开明《电椅》(短篇小说集)1933，新中国《抹布》(短篇小说集)1933，北平星云堂书店《家》(“激流三部曲”之一，长篇小说，又名《激流》)1933，开明《萌芽》(中篇小说，又名《雪》)1933，现代《新生》(中篇小说)1933，开明《旅途随笔》(散文集)1934，生活《将军》(短篇小说集)1934，生活《巴金自传》(传记)1934，中华《电》(“爱情的三部曲”之三，中篇小说)1935，良友(《雾》、《雨》、《电》合订为《爱情的三部曲》1936，良友)《点滴》(散文集)1935，开明《神·鬼·人》(短篇小说集)1935，文生《巴金短篇小说集》(1-3卷)1936-1942，开明《生之忏悔》(散文集)1936，商务《沉落》(短篇小说集，又名《沦落》)1936，商务《忆》(回忆录)1936，文生《发的故事》(短篇小说集)1936，文生《长生塔》(童话集)1937，文生《雷》(短篇小说集)1937，文生《短简》(散文集)1937，良友《控诉》(散文集)1937，重庆烽火社《春》(“激流三部曲”之二，长篇小说)1938，开明《梦与醉》(散文集)1938，开明《感想》(散文集)1939，重庆烽火社《黑土》(散文集)1939．文生《秋》(“激流三部曲”之三，长篇小说)194O，开明《利娜》(中篇小说)1940，文生《火》(共三部，第二部又名《冯文淑》，第三部又名《田惠世》，长篇小说)1940—1945，开明《星》(英汉对照，中篇小说)1941，香港齿轮编辑社《无题》(散文集)1941，文生《龙·虎·狗》(散文集)1941，文生《还魂草》(短篇小说集)1942，文生《废园外》(散文集)1942，重庆烽火社《小人小事》(短篇小说集)1943，文生《憩园》(中篇小说)1944，文生《第四病室》(中篇小说)1946，良友《旅途杂记》(散文集)1946，上海万叶书店《寒夜》(长篇小说)1947，晨光《怀念》(散文集)1947，开明《静夜的悲剧》(散文集)1948，文生《纳粹杀人工厂—奥斯威辛》(散文集)1951，平明《华沙城的节日—波兰杂记》(散文集)1951，平明《巴金选集》(短篇小说、散文等合集)1951，开明《慰问信及其他》(散文集)1951，平明《生活在英雄们中间》(散文通讯合集)1953，人文《英雄的故事》(短篇小说、散文合集)1953，平明《保卫和平的人们》(散文、通讯合集)1954，中青《巴金短篇小说选集》1955，人文《巴金散文集》1955，人文《谈契河夫》(理论)1955，平明《大欢乐的日子》(散文集)1957，作家《坚强的战士》(散文集)1957，少儿《明珠和玉姬》(儿童短篇小说集)1957，少儿《—场挽救生命的战斗》(报告文学)1958，中青《巴金文集》(1—14卷)1958—1962，人文《巴金选集》(短篇小说、散文合集)1959，人文《新声集》(散文、短篇小说合集)1959，人文《友谊集》(散文集)1959，作家《猪与鸡》(短篇小说)1959，作家《赞歌集》(散文集)1960，上海文艺《李大海》(短篇小说集)1961，作家《倾吐不尽的感情》(散文集)1963，百花《贤良桥畔》(散文集)1964，作家《大寨行》(散文)1965，山西人民《巴金近作》(第1、2集，散文集)1978—1980，四川人民《海的梦》(中短篇小说合集)1979，人文《烟火集》(散文集)1979，人文《随想录》(散文集)1979，香港三联《巴金中短篇小说选》(上下册)1980，四川人民《巴金选集》(上下卷)1980，人文《探索集》(《随想录》第1集，散文集)1981，香港三联《巴金选集》(散文、短篇小说合集)1981．香港昭明出版社《创作回忆录》1981，香港三联《探索与回忆》(《巴金近作》第3集，散1文集)1982，四川人民《巴金选集》(1-10卷，小说、散文等合集)1982，四川人民《创作回忆录》(散文集)1982，人文《序跋集》(散文集)1982，花城《巴金散文选》(上下册)1982，浙江人民《忆念集》(散文集)1982，宁夏人民《真话集》(《随想录》第3集，散文集)1982，香港三联《巴金论创作》(理论)1983，上海文艺《巴金散文选》1983，文联《文学回忆录》与老舍等合著 1983，四川人民《病中集》(《随想录》第4集，散文集)1984，香港三联《童年的回忆。(回忆录)1984，四川少儿《愿化泥土》(散文集)1984，百花《控诉集》(散文集)1985，海峡文艺《心里话》(《巴金近作》第4集，散文集)1986，四川文艺《十年一梦》(散文集)1986，人民日报出版社《巴金六十年文选》(散文集)1986，上海文艺《巴金全集》(1—6卷)1986—1988，人文(未出齐)《无题集》(《随想录》第5集，散文集)1986，香港三联《巴金》(短篇小说、散文合集)1986，香港三联《当代杂文选粹·巴金之卷》1986，湖南文艺《寻找理想的少年朋友》(书信集)1987，少儿《雪泥集》(书信集)1987，三联《巴金书简新编》1987，四川文艺翻译著作：《科学的社会主义》(理论)阿里斯著，1927，民钟社《面包略取》(理论)俄国克鲁泡特金著，1927，上海自由书店；又名《面包与自由》，1940，平明《狱中与逃狱》(回忆录)俄国克鲁泡特金著，与李石曾合译，1927，广州革新书局《薇娜》(短篇小说、剧本合集)波兰廖抗夫著，与李石曾合译，1928，开明《人生哲学：其起源及其发展》(上下编，理论)俄国克鲁泡特金著，1928-1929，上海自由书店《为了知识与自由的缘故》(短篇小说集)俄国普利洛克等著，1929，新宇宙《一个卖鱼者的生涯》(传记)意大利凡宰特著，1929，上海自由书店《蒲鲁东的人生哲学》(理论)俄国克鲁泡特金著，1929，上海自由书店《前夜》(剧本)彼兰廖抗夫著，1930，上海启智书局《丹东之死》(剧本)苏联A·托尔斯泰著，1930，开明《草原故事》(短篇小说集)苏联高尔基著，1931，上海马来亚书店《秋天里的春天》(长篇小说)匈牙利尤利·巴基著，1932，开明《过客之花》(剧本)意大利阿美契斯著，1933，开明《自传》俄国克鲁泡特金著，1933，上海新民书店《狱中记》(传记)美国柏克曼著，1935，文生《俄国虚无运动史话》(史话)俄国斯特普尼亚克著，1936，文生《门槛》(短篇小说集)俄国屠格涅夫等著，1936，文生《夜未央》(剧本)波兰廖·抗夫著，1937，文生《告青年》(理论)俄国克鲁泡特金著，1937，美国旧金山平社出版部《一个家庭的戏剧》(传记，又名《家庭的戏剧》)俄国赫尔岑著，1940，文生《叛逆者之歌》(诗集)俄国普式庚等著，194O，文生《父与子》(长篇小说)俄国屠格涅夫著，1943，文生《迟开的蔷薇》(短篇小说集)德国斯托姆著，1943，文生《处女地》(长篇小说)俄国屠格涅夫著，1944，文生《散文诗》(散文诗集)俄国屠格涅夫著，1945，文生《快乐王子集》(童话、散文诗合集)英国王尔德著，1948，文生《回忆托尔斯泰》(回忆录)苏联高尔基著，1950，平明《回忆屠格涅夫》(回忆录)俄国巴甫洛夫斯基著，1950，平明《草原集》(短篇小说集)苏联高尔基著，1950，平明《屠格涅夫中短篇小说集》俄国屠格涅夫著，与肖珊合译，1959，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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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青年文摘，看你什么性质的了，自己去书店看看啊，看性质和你文章差不多的杂志，不买就把出版社地址信箱什么的记下来。
总监
因为报社的类别不同，其主编的级别也随之不同，不能一概而论。中宣部直属报社，如人民日报社，其社长为副部级，主编（或总编）为副部级或正厅级。各省、直辖市党的机关报，其社长为正厅级，主编（或总编）为副厅级。各省府所在地的市党报，其社长为副厅级，主编（或总编）为正处级。各地级市党报，其社长为正处级，主编为副处级。各县级市党报（有的县尚未设立），其主编为正科级。注意：报社就是采集，编辑和出版报纸，并以报纸为传播媒介向一定区域的受众提供新闻信息服务的大众传播机构。而传媒，就是传播各种信息的媒体。 传播媒体或称“传媒”、“媒体”或“媒介”，指传播信息资讯的载体，即信息传播过程中从传播者到接受者之间携带和传递信息的一切形式的物质工具。一般来说，报社编辑主要参与新闻稿写作中的审稿环节：1、负责研读检查稿件内容，决定稿件是否刊登，主要考察以下几点内容：新闻五要素是否属实、细节能否经得起推敲、文字表达是否正确、有没有预设立场等等。2、对于问题稿件进行判断处理，决定是不予刊登还是修改后刊登。3、对定用稿件进行再次审查，确保文稿编辑质量符合编辑规范要求。4、对定用稿件进行版面设计，排版时注意实现稿件内容和美观性的兼顾，处理好文字和图片的比重。5、承担政治审查和确保舆论导向正确性的工作。例如，稿件内容是否与国法党纪相一致、是否符合中宣部的最新政策和指示等等。
类似于一个公司的总经理。当然要搞好关系。
总编辑是一个报社的头，老大。主编各个地方说法不一样比如北京，一个部门的头叫主编，比如负责当地新闻的主编，国内新闻的主编，其实就是当地新闻部门的主任。在南京就是说部门主任，比如社会新闻部主任。这些都属于中层干部。还有的地方主编属于高层，比如有的地方有编委会，主编相当于副总的级别，负责几个部门。
杂志社的主编和执行主编的区别以及谁的职位高：1、主编是技术职称,通过专家评审才能获得。2、 执行主编履行主编的职能，但不一定具备主编职称,由单位聘任即可。3、主编大。 一般情况下，相对于副主编，执行主编是指特定的人而从事某项工作。副主编是在任职务，而执行主编是临时指定的。是根据需要指定某编辑为某书出版的执行主编。其实际职位未变。
主编
相对来讲主编不如总编的职位高，权限大，详解如下： 一、解释主编这个概念： 1、某种出版物 (包括丛书、辞书、报纸、期刊、学报、年鉴、文集、选集等) 编辑事务主持者的称谓。主编一词既可以作职务解，也可以作行为解。属于公司编辑部门。 2、主编的职责： 主编的职责是：在编委会或总编辑领导下，按编辑方针实施某个方面的具体业务。其工作内容为研究、制订某一方面的工作计划，组织并领导日常编辑事务，如审稿、审样、撰写重要言论等。有些编辑部门不设总编辑，主编是该部门的负责人，其职权相当于总编辑。除新闻、出版部门外，编纂专著有时也设主编，由编纂委员会指定专家担任。专著主编召集有关编务会议，主持拟定编辑计划，审定书稿。 二、解释总编这个概念： 1、总编是媒体、出版社、资讯公司统领各主营业务部门或内容供应部门主编、编辑的最高领导，负责对公司或该机构的总体经营发展和主营业务大方向的把控。 2、总编的职责： 总编辑作为"编辑工作的决策人，出版社的主要负责人"，他们所履行的是"各项编辑工作的指挥者，出版方向的把握者与选题的总策划，书稿审读加工的终审者，编辑责任制度的负责人"职责。新形势下的总编辑，应定位于出版社技术上的总负责人，出版社法人经营上的得力助手，通过掌控出版方向，进行选题总体设计，使出版社的发展战略落到实处。对总编辑工作作一概括就是:把握出版方向，负责图书质量，营造发展环境，参与出版经营管理，带好编辑队伍。
上海文学杂志总编为陈思和 ：陈思和,著名学者，执教于复旦大学，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其文学研究与自己对世界的态度相融合，是我最喜欢的理论家之一。 自然情况：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现代文学博士点导师，复旦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中国现代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文艺学学会副会长，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理事，中国当代文学理事，上海作家协会理事。研究方向： 中国二十世纪文学，中外文学关系，当代文学批评。 理论： 主张打通现当代文学的学科分界，将二十世纪文学视为一个整体。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在学术研究领域相继提出"当代文学中的战争文化心理"、"民间文化形态"、"共名与无名"、"文学史上的潜在写作"等文学史理论。 著作： 《巴金论稿》（与李辉合作），《人格的发展--巴金传》，《巴金研究的回顾与瞻望》，《中国新文学整体观》，《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主编），《外来干涉思潮流派理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影响》（协助贾植芳教授主编），《二十世纪中外文学关系》（第一卷）（主持编撰），《鸡鸣风雨》，《笔走龙蛇》，《陈思和自选集》。
(1)大型文学刊物——《收获》（2）中型文学刊物——《上海文学》（3）青年文学刊物——《萌芽》
李舵，著名的少数民族作家。傣族人。 原名孟克勤，内蒙莫力达瓦旗人。中共党员。1958年毕业于北京第101中学高中。历任北京重型机械厂工人，北京作家协会专业作家，《北京文学》副主编。1975年开始发表作品。197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短篇小说《重担》、《光明在前》、《带五线谱的花环》、《香水月季》、《不眠的春夜》、《雪花静静地飘》，评剧剧本《红凤》等。短篇小说《愿你听到这支歌》获全国首届优秀短篇小说奖，电影文学剧本《李四光》、《沙鸥》(合作，已拍摄发行)分别获1979年、1981年文化部优秀电影奖。编辑本段文章《李陀：批评是批评出来的》 11月26日夜，李陀现身广州，面对本报几位同仁再次强调：“现在国内的文学批评有点溃不成军。” 1978年，39岁的“产业工人”李陀正在贵阳修改关于李四光的剧本，电话传来，他的短篇小说《愿你听到这支歌》获得了第一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之后，李陀从北京石景山的一家重型机械厂调到中国作家协会北京分会，成了一名“驻会作家”。 “驻会作家”李陀看了很多外国作品后，开始觉得自己这么写作不行，1982年他决定暂时放下小说，先做积累，结果“小说就一直放下，最后就变成搞文学批评的了”。 1986年，“文学批评家”李陀又调到《北京文学》当副主编，跟主编林斤澜搭档，推出了很多先锋小说，比如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 1989年6月2日，应芝加哥大学之邀，访问学者李陀前往美国。一访就是5年，1994年李陀才第一次回国，此后他又陆续在伯克利大学、杜克大学、北卡罗来纳、密歇根等大学当访问学者，教中国现当代文学，直到现在。1980年代，至少都认真，能争吵 1980年代，各个编辑部还都把“为他人做嫁衣裳”当作编辑的天职。当时文学的繁荣局面，得益于思想启蒙、思想解放运动，而且编辑大都是有文学理想的人，那种文学理想，跟“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学期刊史有着密切的关联。 当时编辑一旦发现好作品，就会把作者请来，住下改稿，成熟了就发表。发表后还会请作者来开会。其他刊物的编辑看到新作者的出现，也都会马上约稿。 编辑部内部气氛也很活跃。一篇文章来了，年老的说不能发，年轻的说一定得发。类似冲突是各个编辑部的常态。 1980年代的批评也是有权威性的。即使是在官方政策制约下的批评家(以下简称为“官方批评家”)，也是有权威性的。“伤痕文学”，就是在官方批评家的提倡、鼓励、刺激下发展起来的。 不少官方批评家在1949年之前，就已经是批评家了。不像现在，很多官员都不懂行。再者，相当一部分官方批评家人品很好。比如夏衍就具有某种人格魅力，对他的权威，作家有所反抗，但也乐于服从。第三，他们的权威建立在一个共识之上：“文革”后应该有个新局面。在打破文化专制主义这点上，官方批评家、非官方批评家、作家又是一致的。 最典型的是冯牧，很多作家一直都非常尊重他。他既是全国作协的领导，又是有见地的文学批评家。有时他要拿出官员身份，进行政策实施；而作为批评家，他又要维护好的作品，鼓励文学思潮。这两个身份的内在冲突，让他左右为难。 1985年以后形成的新批评家群体，他们的权威性来自文学发展的创新诉求。 在打破文化专制主义的问题上，官方批评家总是顾虑重重。而新批评家想的就是文学本身。可以说，“纯文学”潮流并不是作家创造的，而是新批评家创造的，至少是批评家和作家共同创造的。 当时的情况，首先是作家走在前面，而批评家则把大旗树起来。 1980年代初，官方批评家，如冯牧、雷达都是伤痕文学的支持者、宣传者，可我们都很怀疑，觉得伤痕文学不是我们期待的文学。 然而我们的期待也很模糊。汪曾祺的《受戒》之后，何立伟、阿城陆续出了一些探索性的作品，但他们没有构成潮流。从今天的角度，可以把他们看成“寻根文学”的先头部队。 等到王安忆的《小鲍庄》、韩少功的《爸爸爸》、莫言的《红高粱》面世，所有的文学批评家都面临着一个巨大挑战。也正是这些作品，造成了当时批评界最严重的分化。 如何看待虚构的历史？如何看待跟社会主义革命无关的小说？官方批评家有点乱了，不少人甚至一下子就丧失了批评能力。 这时候，年轻一代批评家站出来了。比如季红真，对阿城作品的诠释是“文明与愚昧的冲突”。今天看来，那种诠释很成问题，但当时震动很大，因为她根本不提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大家都觉得非常新鲜。 年轻批评家，像吴亮、蔡翔、程德培，黄子平等人，立刻得到了广泛认同，堪称一夜成名。 1987年，余华、苏童、北村、格非、孙甘露、残雪这批作家出来了。但包括新潮批评家在内，大家都没注意。批评界还有人说1987年前后没有好作品，“文学陷入了低谷”。 我就在《文艺报》上写了篇小文章，叫《昔日顽童今何在》。我说你们那些造反精神、顽童精神跑哪儿去了？我认为真正的文学革命发生在1987年，这些作家出现以后，而你们这些批评家居然说是“文学低谷”。 那篇小文章影响挺大，第二天季红真就给我来信，问我那些作家是谁，上哪儿看他们的东西。于是新潮批评家们又开始关注实验小说这个新潮流。 在此之前，对寻根文学的诠释当中，官方批评家还有点犹豫。实验小说出来以后，他们就立场鲜明，完全反对。而对实验小说的肯定，再次确立了新潮批评家的权威性。 新潮批评群体的成员，一般来说，跟作协、文联系统的关系都很疏远。最典型的是蔡翔，他原来是工人，写了很好的批评文章之后，被调到《上海文学》编辑部。在编《上海文学》理论版时，他仍然坚持撰写独立的批评文章。 当然，新潮批评群体中的很多人都成了作协会员，但一开始都不是。 当时发表批评文章的文学刊物很多，最多的是《上海文学》、《文学评论》、《文艺报》、《钟山》、《花城》、《中国作家》等刊物。 这些刊物，两边的批评家都可以发文章，没有哪个刊物专门发新潮批评的。但是说实话，我当了《北京文学》副主编之后，某种批评家要发东西就很困难了，除非有上级命令。《上海文学》也是这样，不会主动发某种批评家的文章。 1980年代，由于精神生活长期匮乏，所以全民都热爱文学。因此，即使是很小的刊物，只要是关于文学批评的，也会很快就被注意。比如孙绍振的《新的美学崛起》，发在一个“很偏远”的杂志上，但当时很轰动，官方批评家都围剿他。 全世界都一样，作家一般都假装不在乎批评。1980年代，有作家甚至说，文学批评只不过是长在文学这棵树上的蘑菇。但作家都偷偷看批评；不但看，批评还能对他们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比如寻根文学，作家写出作品之后，批评家将其描述成一种文学思潮。这时，寻根文学作家就比较自觉了，他知道自己是文化寻根；而后来的作家就思考，自己要不要参与文化寻根。当时，还有作家提出意识流写作，批评家就说是“向内转”，结果批评家的说法蔓延开来，“内心叙事”成为统治近20年的文学手段。 当然，批评对文学的影响并不是单向引导，而是非常复杂的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相互刺激的过程。比如先锋小说，它就要不断溢出批评的水杯之外，永远给批评家出难题，要跟批评家竞赛。王安忆就是很好的例子。她的《小鲍庄》、“三恋”、《叔叔的故事》，从虚构到写实，简直是在跟批评家们捉迷藏。 我觉得批评对创作的影响是构成一个生态，使得各种文学理念、文学见解、文学方法像交响乐一样合鸣，使得文学不断往前走。但我们从来没出现过像别林斯基那样，能对作家产生致命影响的批评家；也没有产生美国艺术史上的格林伯格那样，能够创造一个时代的人。 那个文学和文学批评繁荣的时代，在世界历史上都是少见的，恐怕不会再有了。1990年代，惟一的作用就是促销 1990年代，新潮批评家群体很快就消失了。年轻的职业批评家，要么到学院去了，要么改行做别的。 进入大学的那部分批评家，成了学术机制里的一部分。文学批评应该面对普通读者，学术研究应该面向学术界，完全是两回事。 张颐武等学者，习惯于把学术名词搬到报纸上，搞得谁也看不懂，而一些人却觉得很深奥。1990年代初，此风盛极一时。 原本不错的批评家跟风而上，也开始生搬硬套一些学术理论，其结果是，批评失去了风格，变得千人一面，千篇一律，看批评的人也越来越少。 艺术市场化，起源于美术界。1990年代初，画家开始赚钱了，个别批评家就开始写有偿评论。此风渐渐成了美术界批评的潜规则。当文学批评家忙于参加发布会，拿200元钱车马费时，美术界写篇评论已经可以拿几千甚至上万元钱了。于是，这个潜规则又很快蔓延到了文学批评领域。 有趣的是，文学批评领域率先实现“市场化”的群体，是1980年代的一些官方批评家。他们的批评与出版、销售合成一体，很快就被“收编”进了商家宣传这个炒作体制当中。 商业大潮中，期刊也没法不“湿鞋”。我想，大概只有《读书》至今还没有拿钱买版面的事情。我不知道我这么说，有没有“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嫌疑。《读书》就那么几个编辑，也比较赚钱。如果有一天他们也入不敷出，我不知道《读书》能否坚持下去。 1990年代，记者、编辑中诞生了一个很大的批评群体，这个群体也很快就与商业机制融为一体了。那种批评无所谓方法，没任何节制，毫无标准地吹捧作品。 这样一来，像以前那样对文学创作起着关注、监督、反省作用的批评家队伍就不复存在了。 当然，1990年代以后，什么“70后”、“80后”、“个人写作”，看似火爆。不过在我看来，那不过是一些批评家滥用命名权而已。滥用命名权，也是1990年代以后批评家权威性丧失的一个注解。 所以，在1990年代，文学批评没什么作用，惟一的作用就是促销。 当然，少数有文学理想的人还在坚持，但人数太少，不能构成生态，所谓———大势去矣。未来的文学，可能的批评 但是，我不会认为文学真的死了。 从宏观的历史来看，文学从来没死过。压迫越深，文学的反抗能量就可能越集中。 现在是文学大众化的时代，文学被商业化。商业化对文学的压制，与专制主义对文学的压制不同。但如果把问题抽象一下，就会发现，文学的发展不是被这种机制压迫，就是被那种机制压迫。 所以我觉得，现在文学及文学批评面临的问题，无非是在一个新的压迫机制里，寻求新的生存能力和新的可能性。 未来的新的文学机制将是什么样的？ 我想，这个机制很可能是对大众化的一个反动——少数人为少数人写作。 1980年代所谓“纯文学”的特点是去政治化。我觉得，未来的“纯文学”很可能是很政治化的，会对主流意识形态和商业文化提出特别强烈的批评和反驳。 我觉得韩少功的《山南水北》就是一个征兆。它是经过改造的散文，有人说是跨文体写作，但我觉得这个命名不太好。它有点像鲁迅的杂文，但比鲁迅的文章轻灵好看。那些轻灵的散文结集之后，就构成了很厚重的批评。 而未来我理想中的批评家群体，应源于自由撰稿人、记者、编辑。 必须注意，西方从来都把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截然分开，批评家与学者之间也几乎井水不犯河水。 美国的职业批评家收入很高。比如给《纽约时报书评》写稿的人，都很有资历，他们的稿费高到不需要依靠基金会。再比如，《纽约客》派查建英到中国来写一篇关于中国的文章，就给了她一年的收入。 美国文艺批评家能够独立于商业之外，所以拿钱写评论就必然是丑闻。美国的文坛丑闻，我只听说过作家抄袭，没听说过谁拿钱写评论。《美丽的西双版纳》 李舵 “有一个美丽的地方，那里彩云在飘荡。”提起神气秀丽的西双版纳，谁能不为之心驰神往！到西双版纳去，是我很久以前的一个梦。这次，我终于飞到了西双版纳，在那醉人的暖风中，观热带雨林，涉澜沧碧水，登傣家竹楼，拍下了一张张珍贵的图片，留下了一串串彩色的记忆…… 高高望天树 到达西双版纳后的第二天早上，我就坐车去了“望天树”景区。这里有一种树叫望天树，在世界上也被列为保护树种。望天树直插蓝天，高约60多米。 热带雨林中，有很多藤状植物，像蛇一样缠在大树上。雨林很是幽深，我想晚上走在这里一定是吓人的！小溪很清澈，冰凉。在很多快要腐烂的树木上长了许多的毒蘑菇，快乐的小鸟在密林深处歌唱。 后来，我到了一个橘园，后面有一条小河。我非常想拍些完整的热带雨林照片，河中央是最好的拍摄地点，我就往河里走。河底有很多的石头，我走得东摇西晃，歪来歪去的，脚下一滑，尽管没有摔倒，拖鞋却从脚上滑落，漂走了。水流很急，我怕滑倒报废相机，不敢快走。 回去后，还吃了一顿傣家风味的饭菜：芭蕉花、烤肉、炒蕨菜…… 竹楼映蓝天 傣族人大都生活在我国云南的西双版纳。他们的村寨大多坐落在平坝、江边、湖畔，一座座竹楼掩映在翠竹丛林中。这种以竹木为材料建造的房子，分为上下两层，楼上既隔潮又通风，还可避免毒蛇、蚊虫的侵袭，适宜人居住；楼下可以用来饲养牲畜，存放常用的农具和杂物。竹楼外形像一只孔雀，又像一顶巨大的帐篷遮掩于蓝天绿地之间。 当我来到傣家做客时，热情好客的傣族人又是杀鸡，又是宰鱼，把家丽最好的东西拿出来招待我。女人们忙着做饭，男主人一边吸烟，一边陪我聊天。不一会而，一桌香喷喷的傣家饭就摆在竹篾桌上。傣味的品味很多，有用芭蕉叶包裹起来蒸的猪肉，有用竹板夹住或用香茅草包好扎紧放在火上烤的竹鼠，还有烤鱼、烤竹笋、剁生菜等等。有些东西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让我这个人久住城市的人不仅大饱口服，还长了见识。主人家里的老爷爷蹲在竹楼上抽着自制的雪茄烟，一缕阳光正好照在他布满皱纹的脸上，活像一尊塑像。 悠悠野象谷 西双版纳还有一个吸引人的地方，就是热带雨林中的野象谷。热带雨林的树就像热带的人一样瘦瘦的，雨林藤萝缠绕，著名的植物绞杀，一种无声无息的残酷，就出在这样的地方。野象谷的野象难得一见，谷中有树上旅馆，很传奇的样子，有时间的话可以住在树上等野象，当一回森林泰山。导游轻描淡写地告诉我们，遇到野象没什么，最多回头跑上50米，大象就不会在追了。一句淡淡的话让我们心都提了起来，而野象最终也没有见到。 没看到野象，不妨看一场免费的大象表演，那真的是很有趣的场面。大概是因为手中那块甜如蜜汁的热带菠萝的吸引，表演一结束，一头大象直接冲我就过来了。狼狈撤退之际，将手中的菠萝做了贿赂。眼看那大家伙得意洋洋地将菠萝卷入口中还不忘用鼻子将竹签拔出来仍掉，真叫人有点苦笑不得。我顺手给它一块钱，它点头一叫表示感谢，然后踱到水果摊前去买香蕉。 最喜欢看大象们排成一行走，后面一个用鼻子牵着前面一个的尾巴。那么大的动物做出那么乖的动作，实在让人无法不笑。 妩媚傣寨水 五月份，正是收获谷子的季节。傣寨里的人家不管谁家有事，亲戚朋友都要来帮忙。勐腊乡曼那村的爱拉，平日在电站当工人。这天上午村里的几个朋友帮着他把谷子收回来了，中午由他请客，买来烟酒和肉，从自己家的地里摘来新鲜的蔬菜，鱼也是从自家鱼塘里打的，所以，这么丰盛的一顿饭也没花多少钱。下午，他们再一起去帮助他们的朋友波温岁打谷子。将竹席铺在割完的地里，田地就成了打谷场。男人先用自制的农具把割下来的谷子粗粗打一遍，身着色彩鲜艳的筒裙的女人们，手中挥舞着木棰再细细地打谷子。青山绿水映衬下，那就是一幅精心创作的风情画。 傣族人对水天生就有一种崇敬感，村寨一般都建在水边，傣族人最隆重的节日是泼水节，他们在村里的饮水井上修建起一座神塔，在装饰得五颜六色的塔身上，镶嵌着许多小镜子，以求得到神灵的保护。塔身将水井盖住，避免灰尘、杂物落入井里。傣家人就连小孩子们都自幼受到大人的影响，从不到井边玩耍，傣家人对关系他们生存的水的爱护可见一斑。 村边的小河边成了傣家人的乐园，孩子们整日了泡在河里玩耍，连村中寺庙里的小和尚也不例外。人们在河边涮洗着衣服和新摘下来的青菜；每当傍晚时分，酷爱清洁的女人们就会来到河里洗澡，平日了穿的五颜六色的筒裙，这时变成了一个个色彩斑斓的“浴罩”浮在水面上，她们有时还在水中嬉戏，在夕阳的映衬下，更显出几分妩媚。 笑对生与死 坐上竹排在小河上漂流，看着河边一簇簇翠竹、绿树和眼前的这一切，就仿佛漫游在一幅民族风情的画卷里。 在西双版纳的傣族村寨了都会有座或大或小的寺庙，他们崇尚的小乘佛教由缅甸传入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他们认为：“人若生前不积善修行，死后就要在地狱里受尽苦难。”所以深受这种思想影响的傣族人，对人十分友善。西双版纳傣族的男子都要在少年时当一次和尚。寨子里的男孩子到了七八岁时就要进寺庙学习傣文、教规、诵经，经过几年的修行，他们就成为除苦积善、受过教化的人了。成年后，他们可以还俗成家，有的则继续留在庙里深造。寨子了的每家轮流为和尚们送饭，遇到寺庙了举行活动时，每家都要来帮忙，其费用也由各家来分担。 傣族人最隆重的佛教节日是“关门节”和“开门节”，这时人们每隔7天就要祭佛一次，寨子里的人们先将寺庙修整一番。祭佛当天，天刚刚亮人们就赶到庙里，男女老少点烛焚香，拜佛诵经，祈求佛祖保佑。诵经的大和尚把象征吉祥的水撒在善男信女的身上，使每个人从心底感到极大的满足。 晚上，能歌善舞的傣家少女，就聚集在寨子里的公用竹楼上尽情地欢舞。透过傣家少女优美的舞姿，借着晃动的灯光，我看见在竹楼的一角摆放着几个新做的棺材，这些是寨子里的人为防不测而准备的。眼前跳动的身影，焕发出生的力量和活力，人民尽情地享受着生之快乐，全然忘却了死亡的阴影——或许，生死只在一念之间，正是因为有死的恐惧，生的欢乐才如此真实，生的片段才如此灿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