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论点是怎样提出的：①摆事实讲道理后归结论点；②开门见山，提出中心论点；③针对生活中存在的现象，提出论题，通过分析论述，归结出中心论点；④叙述作者的一段经历后，归结出中心论点；⑤作者从故事中提出问题，然后一步步分析推论，最后得出结论，提出中心论点。
摘要：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发挥农村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全面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是一个系统复杂的基础性工程，关系到农村工作的方方面面，渗透到“三农”工作的各个领域。尤其是当前处于新时期乡村治理体系转变的关键期，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需要把握时代特点，紧抓主要矛盾，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突出政治功能，让党的旗帜在农村高高飘扬，让农村基层党组织成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和实现农村全面小康的指南针和助推器。关键词：新时代；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一、以打造坚强有力的基层村级党支部为核心，夯实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根基一是抓好基层村级党组织设置，选好用好书记这一关键人物，按照“选好一个人，带好一班人，致富一个村”的要求，加强农村党支部书记队伍建设；配备好副书记、组织、宣传、纪检等委员，防止因职位空缺导致工作缺失。二是抓好书记和组织委员的培养，组织村书记、组织委员培训、轮训等，提高他们带领班子抓党建的能力，防止出现书记和组织委员不懂党建、不会党建、不抓党建等问题。三是抓好软弱涣散基层支部的整治，对班子配备不齐，委员职位空缺或不胜任现职的，限期调整、配备到位，必要时派出镇级干部担任村书记职务；对管理混乱、矛盾纠纷集中的村级党
当前，随着大量农民进城务工，农村“空心化”现象比较普遍，加之农业税免征政策的实施，广大农民与村支“两委”的利益联结不再紧密，农村基层组织化水平逐年下降。因此，必须着力“一盖两化”，努力提高农村基层组织化程度，不断夯实党在农村执政根基。党的组织全覆盖。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个支部就是一个堡垒，必须要提高党组织在各领域的覆盖率。一是在龙头企业建立党组织，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与市场关联度高，具有辐射带动千家万户农户发展的重要作用，大力抓好农业龙头企业的党组织建设，能够充分发挥党的先锋模范和战斗堡垒作用。二是在产业园区建立党组织，将同一个产业内的党员组织在一起，由党员干部领办、创办，更好地发挥党员的示范、引导、帮扶作用，使示范园区真正成为致富能手帮带的示范园、产业基地成为农民群众致富的生产田。三是在产业链上建立党组织，按照产业链延伸到哪里，党组织的服务就到哪里的思路，根据农村发展需要把党组织建在产业链上，形成“一项产业、一个支部、一面旗帜”的党群共建发展格局。四是在行业协会建立党组织，各种农村专业协会的建立发展，起到了引导促进产业发展的巨大作用，其在群众中的社会影响力也越来越大，为夯实实党的执政基础，探索建立党组织也迫在眉睫。总之，要使党的组织体系更好地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要求，不断扩大覆盖面，有效增强影响力和凝聚力，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巩固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自治组织规范化。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是在农村村民、社区居民自愿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组织。一要规范化组建，在农村基层，最为常见的自治组织有村委会、村民小组、议事会、护河队、护林队等，在成立这些组织的时候，一定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或相关规定，广泛征求群众意见，充分尊重群众的意见建议，公开进行推荐、民主进行选举，体现群众的主体地位，唤醒他们“主人翁”意识，真正实现让群众自己议自己的事、自己办自己的事。二要规范化运行，群众自治组织组建是基础，关键是常态化、规范化的运行。在具体工作中，必须坚持既充分体现党支部的领导核心地位，又切实保证村级其他组织发挥功能；坚持依照《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要求建章立制；坚持把村干部置于群众的监督之下；坚持实用实效、便于操作，使各项制度的制定着眼实际，有章可循，操作性强的原则，做到该开的会一次不差、该知晓的一个不少、该表决的人人有份，把公平、公正、公开贯穿始终。经济组织股份化。目前，农村家庭联产承包经营模式已经不适应发展的需要，必须将农民手中的资源，采取“三变”模式有效整合起来，大力发展村级集体经济，才能重新有效组织群众，提高基层组织化程度。一是村集体要领办实体项目，常言道：“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支部”。村支“两委”必须立足自身优势、围绕市场需求等，选准发展路子，在征得广大群众的意见后，村干部带头领办或者创办养殖场、精米加工厂、精品果园、建筑劳务公司、中介服务公司等实体项目，在闯荡市场中积累经验、掌握技术、带头示范，对广大群众进行看得见、摸得着、实打实的教育引导，树立抱团发展的信心、增强群众对村干部的信任与支持。二是科学建立利益联结机制，无论是村集体自己领办，还是招商引资合办，必须要把全体村民的利益考虑进去，坚持“以资入股、按股分红、人人有份”的原则，科学建立村级集体经济与群众全覆盖的利益联结机制，实现“占股有保底、入股有分红、劳动有报酬”的目标，进一步组织好、凝聚好广大党员群众，不断夯实党的执政基础。
大学生当村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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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衡阳农村妇女政治参与的现状及对策 当前，农村妇女政治参与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在村民自治制度下直接参与农村社区的政治生活，这一新型的制度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农村妇女政治参与的地位、权利与规程，并赋予了农村妇女政治参与以新的时代内涵。本文选取了衡阳市衡南县云集镇黄金村妇女的政治参与作为分析对象，运用规范性分析与田野调查相结合的方法，考虑政治文化因素，通过问卷法、访谈法进行资料收集，随机抽取了该村100名妇女进行调查。一、农村妇女政治参与的现状政治参与是指公民以一定方式加入并影响现行政治过程的政治行为，是公民对现行政治过程的介入，是公民的一种利益表达。它分为参与选举、参与决策、参与监督三种形式。（一）参与选举参与选举，主要是指全体村民直接投票选举产生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在黄金村，参与选举是妇女政治参与最基本、最普遍的形式。第一，选举意识及认知。选举意识和选举认知是决定政治参与的两个重要因素。黄金村妇女的选举意识较强，对参与选举的权利和义务有较清醒的认识，如81%的被调查者意识到“选举是自己的权利”，72%的被调查者认为“村干部应该由村民选举产生”。此外，她们的政治认知水平均较高，对选举的相关知识均有所了解。第二, 选举取向。选举取向是指公民在选择候选人时所依据的标准。黄金村95%的妇女都参加过村民委员会的选举，而且大多数妇女的选举取向较为客观公正，她们较为重视候选人的品行和能力。在这些品行能力当中，排在首位的是“肯为老百姓办实事”，占81%；排在第二位的是“有能力”, 占67%。在黄金村妇女的政治取向中，选择“男性”的比例只占6%左右。部分妇女尤其是对选举缺乏理性认识的妇女，由于自身文化素质偏低，再加上思想的狭隘，她们往往不能以一种客观标准去选择和评价候选人，使得一些精英长期流离于村庄权力系统之外，从而造成精英的流失。第三，对选举的评价与反应。对选举程序、结果的评价和反应是公民选举态度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由于该村选举严格按照程序进行，各环节都较为规范、公正和透明, 而且大多数妇女都能充分表达自己的政治偏好, 她们对选举程序较为认可，对选举结果也较为满意。但有8%左右的妇女当选举结果不符合自己的期望时，便使用各种冲动的、激进的、非法的手段进行发泄和抗议。（二）参与决策参与决策，主要是指村民通过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来讨论并决定本村内的重大事务。在该村，凡是涉及村民利益的大事，村委会都会及时召开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这为妇女具体地、充分地表达个人的意愿提供了有效的制度性参与渠道。第一，决策动机。在该村，妇女的公共决策意识较强，而且参与村务决策的频率较之于男性更多。调查显示，90%的妇女都参加过村民会议。她们的决策动机是出于对自身利益的争取、实现和维护，部分妇女还出于对村务管理的自觉和主动的关心。第二，决策态度。在该村，妇女较之于男性对村务更加敏感和关心，对会上讨论的村务也比较感兴趣，参加村务管理的热情也较高。有近一半的被调查者承认自己曾在会上发表过意见，而且，在这些积极发表意见甚至与村干部发生激烈争论的女性当中，70%左右是40岁以上的中老年妇女，这主要是由于中老年妇女比年轻妇女在政治效能感和政治自信心方面更强。第三，对决策结果的认同度。由于部分妇女进行决策时只顾眼前利益和短期利益，村委会在进行利益整合时，往往根据国家的方针政策在尊重民意的基础上对会议中不合理的政策建议进行适当的调整。大多数妇女对这些调整都能从心理上给予认同和支持，如果调整后的政策结果损害了个别或少数妇女的利益，或者利益整合后输出的政治产品与部分妇女真实的利益表达状况不完全相符时，这些妇女往往会对政策本身或决策结果产生抵触情绪。（三）参与监督参与监督，是指村民通过各种方式对村民委员会成员及其各项工作与村务活动进行监督和评价。监督参与可以防止权力的异化，保持村务管理的公正性。在该村，村民倾向于采取各种各样的监督方式，包括制度化的和非制度化的。第一，监督意识及认知。在该村，大部分妇女都认为“有必要将村里的一些大事向村民公开”、“有必要对村干部的工作进行考核”。但大多数妇女对监督参与的政治认知水平较差，普遍缺乏与监督有关的法律常识和政治知识。如60%左右的妇女认为“自己没有权利罢免不合格的村干部”，中老年妇女比年轻妇女在政治认知水平上更差。第二，监督动机。由于监督制度不甚完善，妇女缺乏与监督有关的政治知识和政治技巧，她们对不涉及自身利益的村务活动较少提出异议。当村干部管理不力、办事不公影响自身利益时，她们才会采取各种积极作为的监督方式，试图影响或改变对自己不利的政策或决定。第三，监督方式的选择及其效果。该村妇女选择非制度化监督方式的比例比制度化的略多，其中采取非制度化的比例为53%，采取制度化的比例为44%，选择“向村干部反映”的最多。上访行为通常是由该村某位男性牵头组织，煽动一些妇女聚众越级上访，她们大多对上访缺乏正确的认识，不了解相关的法律法规，因此她们的上访在很大程度上是盲从的、缺乏理性的。二、农村妇女政治参与的特征通过对黄金村进行问卷调查与个别访谈, 根据该村妇女政治参与的现状，尤其是参与选举、参与决策和参与监督三者的实际状况，经分析，该村妇女政治参与有四个基本特征。 在参与形式上，自主参与居多，动员参与较少。在黄金村，妇女对于自己的参与权利, 如选举权利和决策权利都非常重视，而且她们大都能认真地实现自己的权利。这主要是因为她们具有较强烈的参与意识，即有强烈参与到政治生活中来的要求。 在参与动机上，主要关心自己的个人利益和本村的利益，而较少关心国家利益。除少数妇女偶尔表现出对农村基层政权建设与管理的自觉性和积极性外，大多数妇女参与本村的政治事务和社会生活主要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而且往往是为了获取一定的经济利益。对于涉及国家利益如国家的改革与发展问题时, 她们的政治参与态度显得过于冷漠、疏离甚至抗议。 在参与手段上，合法参与多，非法参与少，但破坏性较大。在该村, 理性参与、制度化参与居多，但非制度化参与、非法参与依然存在，而且潜在的破坏性较大。这些非制度化或非法参与主要表现为：第一，无动于衷，过于消极。第二，参与行为极端化，如采取抗议、暴力对抗、越级上访、冲击国家机关等手段。 在参与主体上，以中年妇女为主，不同年龄段的妇女参与方式不同。在该村, 年龄比教育、收入等因素更能决定妇女的参与态度。中年妇女构成了政治参与的主要群体，这主要是由于年轻的女性到外地求学或进城务工了。除了在参与程度上呈现出的参与主体的大龄性特征外，不同年龄段的妇女的参与状况和参与方式也略为不同。三、完善农村妇女政治参与的对策根据笔者近期的调查，衡阳市农村妇女已具有较强的参与意识, 但由于经济条件、政治机制、文化程度等各种因素的制约，她们在政治参与过程中还呈现出一些非理性、非法参与的特征，这既不利于农村妇女表达其合理的政治要求和维护其合法的政治权益, 也不利于衡阳农村地区的安定团结与政治稳定，影响衡阳农村民主化进程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因此，本人认为，应采取以下对策：一是进一步提高认识，增强农村妇女参与村民自治的自觉性。村民自治中妇女参与状况，不仅是妇女作为社会“半边天”地位的集中体现，也是衡量我国妇女地位和社会进步的重要评价指标。离开了广大农村妇女的聪明才智，离开了广大农村妇女的积极参与，农村村民自治实践乃至整个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都是无法实现的。特别是随着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对我国农村影响的不断加深，农村人口流动不断加大，流出的大多数是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留守老人”、“留守妇女”、“留守儿童”现象普遍存在，妇女日益成为村级事务管理和决策的重要力量，成为发展农业生产、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骨干力量，成为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的主力军。进一步扩大妇女参加村民自治实践，是发展农村基层民主，保障人民享有更多更切实民主权利的必然要求，是尊重人民群众主体地位，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迫切需要。要进一步提高认识，把妇女当选村委会成员、参与村级事务管理、提高妇女整体素质，作为全面推进村民自治实践的重要内容，抓紧抓实抓好。二是积极探索，努力提高农村妇女进村支两委的比例。要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积极引导农村妇女参与民主选举活动，不断提高农村妇女进村支两委的比例。为此，要采取五项措施：一是实施女性候选人“定位产生”制度。提名候选人时，可在提名票上专门设置“女委员”栏目，鼓励选民提名女性候选人。在主任、副主任、委员任何一个职务上都没有女性候选人的情况下，可将1名符合候选人资格条件、得票最多的女性选民确定为“委员”的正式候选人。正式选举时，女性候选人的当选条件与其他候选人相同。二是实行妇女委员专职专选。如果村党组织中没有女性成员，村民委员会选举中要单独设立妇女委员岗位，实行专职专选。在《村委会委员候选人提名票》中，明确标注“应选人中妇女委员至少一人，否则该提名票无效”；在《村委会委员选票》中，单设“妇女委员”一栏，确保妇女当选；选举时，对女候选人单独计票，只要得票达到法定票数，即使在所有委员中其得票靠后，也认定其当选；村委选举中没有女性胜出，女性职位必须补选，男同志不得挤占，只要票数超过三分之一、在女候选人中票数高者即可当选；因多种原因，村委会没有女性当选的，或在村党支部换届时补选女支部委员，或由组织部门选派女大学生村干部，任村党支部副书记或村长助理。三是明确规定女性比例。要求村选举委员会中至少要有一名妇女，推选村委会人员时，每张提名表中至少要有一名妇女；工作人员要尽量多地安排妇女参加，妇女不能少于工作人员总数的三分之一；提名候选人时至少要选一名妇女，正式候选人至少要有2名女性成员，采取直接为妇女留出固定职位，妇女单独投票、计票，确保1名妇女当选；村民代表和村民小组长中妇女比例不得少于20％。四是扩大女性选民登记范围。对符合选民条件的女同志，积极教育和引导她们进行登记；对嫁出的姑娘户口没有迁出的、对娶进的媳妇户口没有迁来的，只要没有在另一方进行登记者都给予登记；对来村务工的外地妇女、女技术能手、女大学生村官等，经村民代表会议确认也给予登记。五是采取农村妇代会换届直选。在妇代会换届时妇女自由报名参加选举，由具有选举权的妇女直接选举妇代会成员。可以将妇代会直选与推选村委会候选人同时进行，如果村委会候选人中没有女性，选举产生的妇代会主任直接增列为正式候选人。也可以将妇代会换届和妇代会主任进村委会同时进行，选出的女委员候选人即是村妇代会主任。三是采取措施，积极引导农村妇女参加日常村务管理。指导各地采取有效措施，引导妇女群众广泛参与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活动，保障妇女在村务管理中的合法权益。支持妇女代表担任村民民主理财小组成员和村务监督机构成员，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开展扩大妇女在村民代表会议、村民小组会议组成人员比例的试点。已经建立村务公开协调机制的地方，要吸纳各级妇联组织代表参加。要健全有效的沟通协调机制，为妇联组织发挥作用提供渠道。四是加强宣传教育，进一步为农村妇女参与村民自治创造有利条件。加大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宣传力度，使乡村干部、村民代表和广大村民树立法制观念、政策观念、男女平等观念，尊重法律，尊重政策，尊重妇女的合法权益。要广泛开展“双培双带”活动，把女能人培养成妇女干部，把妇女干部培养成女能人，鼓励她们带头致富，带领妇女群众共同致富、共同发展。要利用各种教育资源，开展对女村委会成员的业务培训，提高她们的能力和素质。要注重培训新当选的女性村委会成员，为她们量身定做培训内容和培训方式，使她们迅速掌握村务管理、决策等方面的方法和技能，以适应农村工作的需要。在组织社会工作专业培训、资格认证时，优先考虑女村委会成员、村妇代会干部和妇女骨干。对任期内全心全意为村民服务，工作成绩突出的女干部，要及时给予表彰，为连选连任、提高妇女在农村经济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创造条件。
大学生当村官
论农村法律援助机构的建设 作者：卢明威 内容提要： 历史传统与教育因素导致农民缺乏法律意识，不能利用法律手段维护自身权益，如何为农民提供法律援助事关大局。现有农村社会组织无法满足农民的法律需要，造成机构制度性缺失。从成本效益看加强乡镇司法所建设将其作为农村法律援助机构是较为切实可行的方案。 关键词： 农村法治 法律援助 乡镇司法所 由于历史原因，农民的身份问题、贫困问题、公平问题、政治参与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虽然是中国改革的试验起点，但到今天，在基础设施、人口素质、经济建设等方面等问题已经凸现，无法满足国家法治与现代化的需要。从上世纪末开始，“三农”问题就已成为政府高层的“心病”。如何解决“三农”问题，见仁见智，但农村制度建设尤其是法治建设问题是无法回避的，它是农村各方面建设的基础，并决定了农村发展可持续性和依法治国目标实现的可能性。本文拟从农村社会法治状况及各种组织对农民权利的影响论述农民法律援助机构的建立与完善。 一．农民法律意识及其影响因素 影响农村法治建设的因素可以分为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两方面。内在因素是农民的法律意识，它是农民关于法律现象的思想观念、知识和心理的总称。对广大农民而言，法律意识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他们能否以法律支配自己的日常行为，能否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外在因素则指社会组织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在处理涉农问题时是否依法办事，能否满足农民的法律需求及其对农民心理的影响。 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法律意识具有相对独立性，一旦形成就有传承作用，而法律意识的内在因素有历史传统、法制教育等。 首先，在农村历史传统中，农民行为的指导思想是“礼治”多于“法治”，并深深影响着农民的法律意识。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的“乡土社会是礼治的社会”，在“乡土社会中，法律是无从发生的”。j中国传统社会中充满着王权至上、权大于法，伦理至上、情大于法的与现代法治相矛盾的礼法观，强调德礼教化而忽视法治，强调家庭团体而忽视个人权益。“宗法制度在两重意义上塑造了中国农民的法律心理：一是它通过血缘连结的人情，把国家法律的强制、习惯法的自然约束和道德法庭的社会监督有机地统一为一体，使用权其在某种程度上取代了国家正式法律；二是在宗法制度的面纱下面，农民自动解除了作为独立个体即自由民的可能，从而从根本上剥夺了农民以个体名义争讼的自主性。”k习惯中农民之间一旦发生冲突或纠纷，往往是请声望较高的长者以人情、礼俗来调解和缓和从而保持秩序的稳定，其注重的是互相忍让而不是追求明辨是非。在广大的农村尤其是经济文化较落后的地区，这种意识仍决定着农民解决纠纷的方式。 其次，法制教育对农民的传统法律思想产生了一定冲击。自1986年开始，我国全民普法已历经“一五”、“二五”、“三五”三个阶段17年时间。第一阶段以公民的法律启蒙为主，对农民而言填补了法律常识的空白。不可否认，普法教育在提高社会整体法制观念和法律意识方面有了明显的效果，广大民众普遍承认了法律在国家和社会中应有的崇高地位，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纠的观念深入人心，也对广大农民重情礼轻法纪的传统法律意识产生了一定的冲击。但由于缺乏对受众的细分和浓厚的行政主导性，使得普法效果在农村大打折扣。北京大学法学院朱苏力教授几年前在某地进行基层司法调查时看到一本发给或是要求农民购买的，由该省司法厅编印的“农村普法读本”。读本汇编的第一部法律是《宪法》，第二部竟然是《反不正当竞争法》。l普法成了一些公职人员必须完成的表面文章。即使在经济文化较为发达的山东“从总体上看，普法教育的广度和深度还远远不够，在普法教育中强调普法重点的多，强调普法教育的少，普法布置多检查落实少，形式单调缺乏吸引力。特别是对某些偏远农村来说，普法教育仅仅停留在口头上，有些地区甚至从没有开展过。”m对农民真正有意义的普法活动应该是第一阶段，然而受限于农民文化程度瓶颈，缺乏对农民法律需求的分析，尤其是上述一些走过场的行为影响了普法效果。 二．农民权利保护机构的制度性缺失 对农民权利产生影响的农村社会组织有乡镇政府、村委会和村民调解委员会等。 从历史角度看，解放前农村处于相对封闭独立的境地，血缘性与地域性相互结合使宗族保持了对农民的相对强大的控制。建国后，中国共产党通过土地改革、互助合作甚至公社化手段有力冲击了农村的基本组织和控制手段，国家权力得以渗透到农村基层，但这种冲击是以行政权力扩大化来进行，农民对这种国家政权与农民之间关系是基于对强力行政权的服慑而非内心的需要和自觉认同。更为消极的是文革期间砸烂公、检、法等极端左侧行为使农民加深了权大于法的观念。从现实的一些事例中我们可以看出人治的强大惯性至今使一些基层工作人员在处理涉农问题时仍更多依靠行政权力来解决而不是在这过程中强调依照法律处理问题，它留给农民的印象是权力的强大而不是法律的神圣：广西南宁市所属农村生产基本实现了小机械化，是广西农村较为发达的地区。今年3月，城北区一乡村部分村民以围墙圈地企图继承其地主祖父解放前所有的土地。处理该事件的乡司法员和另一工作人员因与该部分村民有亲戚关系，初期偏袒其主张。但现已取得使用权和其他交通严重受阻的其他村民不服，认为解放后这些土地已经处理，使用权已变更，强行拆除围墙导致发生群架的剧烈冲突，乡政府最后不得不强令拆除围墙，恢复原状。对法律的无知要求继承地主土地的主张固然荒唐，反映了部分农民极低的法律意识，但乡政府在处理事件中的反复使我们看到提高乡镇基层工作人员法律素质与提高农民意识同样紧迫。其实我国法律对这类问题已有明确规定，适用1955年最高人民法院对相关问题的批复和《民法通则》关于财产权和相邻权的规定就可得到解决。但乡政府工作人员并未明示其决定的法律依据，当事人只知政府的决定不得不服从，却无从知悉法理依据。n在一份对山东农民法律意识的调查中有66%的人认为我国目前是权大于法。o现实中一些基层执法、司法、法律监督机关公职人员法律意识淡泊，甚至曲解法律、知法枉法，造成农村法治氛围严重不足，农民缺乏法律信仰，遇事没有通过法律途径解决的习惯。 在涉及农民权益维护的社会组织中，村委会是一个特殊的主体，一方面它是农民自己选举，代表着自身的利益；另一方面它又是一种特殊的基层政权组织，客观上肩负着一些诸如计划生育、税费征收、秩序维护等责任。与改革开放前相比，乡政村治后行政权力在农村受到压缩，村委会的一些权力让渡给了分散的家庭，不再是过去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全能调控型组织，权力与经济控制能力的下降导致权威的丧失。在经济贫困地区，村委会没有多少剩余索取权，不能吸引有能力的人进入村委会，致使基层组织涣散，机构不健全，干部大量流失，后继乏人，甚至有的村组织名存实亡。在经济较发达的地区，村集体拥有相对丰富的财产，村委会有一定的管理职权，也就有较多的剩余索取权，在村委会选举中候选人代表着不同的利益集团，出现操纵选举的非正常现象。无论是发达地区还是贫困地区，村委会正处于由原来以集体所有制为经济基础的政权组织过渡到村民自治组织的时期。这一时期由于法律不健全、规范不到位，社会体制与农民之间的纽带发生断裂，国家法律、方针政策难以得到贯彻执行。农村基层组织的弱化一方面导致宗族势力复苏，一方面使村委会失去保护农民利益的功能，在被某些利益集团控制后可能成为危害农民利益的新威胁。 宗族势力由同血缘的同姓家庭扩展而成，建立在血缘认同基础上。改革开放前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息息相关，宗族利益一般并不重要。但如今农民在经营上不再依赖集体组织和基层政权，宗族成员间的相互依靠重新变得重要，导致宗族势力日益膨胀。广东湛江市公安局在调查中发现，不少乡镇基层能够当村委会主任或村长的，其家族大、兄弟多是一个重要原因。如雷州市沈塘村捐花村，族头族老鼓动、威逼村民选举“烂仔”当村长，成为该村黑恶势力的操纵者。p在宗族势力的影响下，村民之间因祖坟、山林、土地权限之间的纠纷不再通过法律途径解决，而是诉诸武力。宗族势力比较强大的地方往往是农民冲突不经法律途径解决，发生大规模械斗的地方。广东省湛江市自改革开放至1987年，共发生宗族械斗1300多次，吴川市仅2000年1月至高无8月共发生群体性冲突39起。q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村委会选举受到宗族势力的影响，但在村委会选举规则进入乡村社会后，宗族力量对选举的影响并非都是负面影响，它可以成为村委会选举法的动员力量，在参与选举中摒弃以武力解决争端的方式，并在选举博弈中形成竞争、妥协、宽容等民主品格，同时村委会授权来源的改变使村委会干部由眼睛向上变成向下，使村委会以维护农民利益为已任。 在当前情况下，乡镇政府以行政手段解决农民纠纷，村委会正处于转型时期，选举中的一些问题使其尚未成为新的保护机制。如果国家不能杜绝基层政权行政执法中伤农坑农问题，不能及时为农民纠纷提供法律帮助必然会影响法律在农村社会中权威的树立。 习惯上农民纠纷的传统解决途径是村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作为一项法律制度，在现行《宪法》第111条、《民事诉讼法》第16条和《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等法律中有相关规定。村民调解委员会根据法律、政策和社会公德，通过说服、教育、疏导等方法化解了许多民间纠纷。但作为一种民间组织，其缺陷也非常明显。一是调解委员会委员缺乏法律知识，二是因基层法院履行各种审判职能，工作繁重，几个乡镇才设一个派出法庭，很难对散落农村中的调解组织进行指导，造成调解主要以一般的公序良俗作为指导而非以法律为依据，缺乏统一的标准，往往达成协议后一方反悔难以执行，造成调解组织的威信降低。甚至在有的地方根本就没有建立过调委会。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民间纠纷出现许多新情况新特点，农民越来越重视自身利益的追求，利益冲突加剧，可调解性下降。尤其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口号的指引下，村委会、乡镇政府职能转变，对农民利益的影响越来越大。如果说农民之间的利益纷争可以通过完善人民调解制度等传统途径来解决，而当行政性质的权力介入纠纷时，这些传统途径就会变得无能为力：村委会、乡镇政府对农村集体经济资源如土地、山林、池塘水库、集体企业的承包权的管理，公共基础设施和其他项目开发对农村土地的征用、拆迁中对农民权利的侵害等。当权益受到侵害时，农民或因缺乏法律知识无法寻求帮助，或因无力支付律师费用无法得到应有的帮助而处于被动地位。在失去了维护农民利益的农民协会后，如今的村委会、调解委员会无法肩负起保护农民利益的重任。何况法律援助应该是国家对贫者弱者所负有的一种责任，民间机构往往因经费、人员、机制等因素而力不从心，在为农民提供法律救济方面存在机构缺失的制度性问题，为社会秩序的动荡留下了隐患，以下事例可见一斑：2002年11月29日，广西防城港市政府以“保证港口至防城航道畅通，减少港池淤积”为由，通告责令全部一千多养殖户在2002年12月20日前将防城入口到江山一带浅海养殖设施全部自行拆除。这些养殖户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使用该海域，都有持有海域使用证，其海产以三年为一周期，大部分都是在2000年先后投养，尚需一年到收获期，而该市已无其他浅滩可以移殖，此时拆除损失巨大。同年12月9日养殖户向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被告知不予受理，12月12日又递交《关于要求延期拆除西湾养殖设施的报告》 ，请示政府体察困难待该批海产品收成后再自行拆除，但市政府置之不理。12月25日政府组织300多民工，两百多公检法和其他政府部门人员强行拆除养殖设施，导致全体养殖户到市政府门前请愿，又被公安人员驱赶。为此，众多养殖户通过各种渠道申诉上访。市政府在拆除部分设施后却又停止了拆除行动，在设施已被拆除的养殖户中有的损失将近四十万元，东拼西凑借贷而来的财产毁于一旦。被拆的怨声载道，未被拆的暗自庆幸，可见行政行为的随意性对农民利益，对政府形象，对法律尊严的巨大损害。r回顾整个事件，且不论政府的行为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养殖户在法律上的孤立无援显而易见。由于缺乏组织，他们没能聘请律师提供法律帮助；由于缺乏法律知识，他们不知行政复议应向市政府的上一级即自治区政府提起；由于海域争议案件是复议前置，不经复议他们也不能提起行政诉讼；更没有法律援助机构给予任何帮助。这种现象促使我们对农民法律援助的机制进行检讨。 三．对现存法律援助制度的反思及机构选择 法律援助定位于为那些由于经济状况贫困，无力支付法律服务费用而不能进行诉讼等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公民或法人提供法律帮助，使其权利得以实现的一种法律制度。在我国现行法律中，为了保证贫者和弱者能够行使诉讼权利，《民事诉讼法》第107条规定了诉讼费用的缓、减、免。《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了法院可以或应当为当事人指定律师提供法律援助的几种情形。除此以外的民商事、行政案件都没有有关于法律援助的规定。在涉农利益案件日益增多而农民法律意识未得到显著提高时，现有规定已经不能满足农民的法律需求。如果农民没有法定的可寻求较低费用或免费法律帮助的渠道，就不能切实保障农民寻求司法保护的权利，无法实现农村法治的目标。因此，建立农民法律援助制度是现代法治社会要求政府必须承担的国家义务。 作为法律援助机构应具备一些必备条件：有完善的组织机构，有较高法律知识水平的工作人员，有一定的经费保障。纵观我国各种组织，满足上述条件的机构并不少，有各级人民法院、检察院、人大和政府的法制工作部门、司法厅局、律师事务所和法科大学设立的法律援助中心等。但由于它们各自的性质或地位、布局、运行机制、辐射力等因素，作为农村的法律援助都存在不足。 在当代中国社会，在县这一级，公检法司都有自己的延伸，有比较完备的体系，但到了乡这一级就有了一些变化。s在乡一级许多机关只有少数的派出机构。况且，法院作为一种裁判机构它的特点是地位中立，对双方当事人都要保持适当距离。如果由法院来充当法律援助机构，会造成法官先为当事人从法律上设计一个较为安全的诉讼安排然后再行裁判的印象，从法理上看这是不当甚至应该禁止的，也与法官的司法职业道德相冲突。检察院因为工作职责的规定，乡一级没有检察系统的工作人员，即使设立检察所也是为了调查、监督的方便。总体上检察院和公安系统工作人员主要职责是为了维护社会治安，与农村大量的日常纠纷的司法解决关系不大。换言之，检察院与公安系统的工作内容主要涉及治安和刑事案件，而大量的农民权益冲突已超出了这一范围，检察、公安机关显然不适合作为农民的法律援助机构。 至于各级人大和政府法制工作机构大都设立在县级以上，也是远乡村，无法提供及时的法律帮助。由于律师事务所的营利性质，农民往往无法或是不愿支付律师费用，要求一种营利机构长期法定地负担起公益性质的工作也不切实际。而法科大学中设立的法律援助中心从性质上最适合承担这一任务，但这些机构往往都地处大中城市，布局和经费问题使其无法肩负起为广大农村提供法律援助的重任。 在几乎所有政府部门中，最适宜担任农民法援机构的就是乡镇司法所。 四．加强乡镇司法所建设，规范法律援助运行 司法所是设置于乡镇人民政府的国家司法行政机关，是县司法行政机关的派出机构，司法助理员则是基层政权的司法行政工作人员，他们是中国司法行政机关的神经末稍。在我国农村，大部分的乡镇不是设立了司法所就是在乡镇政府中设置了司法助理员这一职务，他们在乡镇政府和县司法局的指导下工作，主要负责调解委员会和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工作范围从解决打架斗殴到山林地界纠纷和离婚调解等。可以说乡村司法所覆盖面广，根扎农村，熟悉农民经常面临的法律问题，而且可以作出较快的反应，能够避免矛盾的激化，最适合作为农民法律援助机构。早在1995年2月，时任司法部部长的肖扬在全国司法厅（局）长会议的报告明确提出：“要积极探索建立法律援助制度的有效途径和办法，给经济困难的当事人提供无偿的法律帮助。今年要把这项工作正式提上议程，充分论证，抓紧制定可行方案使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尽快建立起来。”11从成本效益角度看，法律援助机构可以设立在乡镇司法所之内，或“一套人马,两块牌子”,以充分利用现有资源是切实可行的。 一方面农民迫切需要法制宣传，只要工作有针对性和实用性，农民都会乐意接受；另一方面，从党政部门来说也需要司法所做好参谋以实现依法治乡和依法治村。一些乡镇领导也认识到司法所就象农村卫生院那样不可缺少，一个缓解了农村缺医少药的问题，一个缓解了农民对法律援助的迫切需要。一些地方司法所定下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的目标，客观上为农民提供了法律援助。因此把乡镇司法所建设成农民法律援助机构和现实与需要相符合。 但是把乡镇司法所作为农民法律援助机构显然加大了司法所的工作负担，必须加强建设力度。一是要得到党政领导的重视，一是要提高队伍的素质。现实中有的乡镇司法员是兼职从事，专职司法助理员中很多以工代干、以农代干，缺乏人员编制，文化程度偏低，形成成分多元化、管理多重化、待遇多样化，对开展基层法律援助工作非常不利。要建立健全法律援助机构就要积极推进乡镇司法所的建设。 首先，要加强司法所的组织建设。乡镇司法所要发挥作用必须要身份合法，机构的立户和列编问题是关键。机构列入乡镇政府管理系列有利于把法律援助工作纳入乡镇工作规划，促使乡镇领导将其作为一项工作职责，有利于理顺管理指导和改善办公条件及工作经费的解决，同时便于在法援工作中协调各个部门。其次，要加大对乡镇司法所人员的政治、业务素质培训，提高全心全意的整体水平和业务能力，通过吸收法律专业毕业生等途径来壮大法援队伍。最后，要明确乡镇司法所有关法律援助的职责和制度建设。司法所作为政府机构系列之一，其本职工作是指导村民调解委员会，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进行法制宣传及刑释教人员的安置帮教工作。如果将其作为法援机构，它要负责免费为农民提供法律咨询，提供能最大限度维护农民合法权益的解决方案，及作为农民的代理人进行维权行动。这就必须处理好与现存乡镇法律服务机构的关系。与律师在城市提供法律服务相对应，乡镇司法服务所主要在农村为农民进行服务。到1997年底，全国已经建立了乡镇（街道）法律服务所近3万5千多个（其中至少3万2千个是乡镇所），法律工作者近11万5千人（其中有10万多人是乡镇法律工作者）12乡镇法律服务机构的工作性质与律师相类似，独立于政府机构，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机制。但在许多乡镇，法律服务机构就在司法所下设立,人员也多有交差。如果不能理顺法援机构与法律服务机构的关系，农民在寻求法律援助时很可能被以各种理由推到法律服务所进行有偿服务，法律援助就会有名无实，司法所就变成法律服务机构的“掮客”。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首先要明确法律服务所的独立性，要求其与司法所进行“脱钩”；同时制定完善的制度，对于符合援助条件的不得推诿，也不得要求农民到法律服务所寻求帮助，进行援助工作的定岗、定人、定责、定目标，建立工作责任制和监督投诉机制。 其次，要明确法律援助的范围和程序。范围应包括刑事、民商事和行政案件。只要农民认为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都有可以寻求法律援助。程序上要先由农民向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放宽援助条件；有的人担心法律援助成为所有人的免费午餐导致无理缠讼，其实农村中先富起来的农民为了得到更优质的法律服务会选择聘请律师等方法维护自己的权益。不能因为这一担心而使大部分农民支付较高的维权成本或失去维权机会。 一般而言，如果不涉及行政权力，乡镇司法所援助机构可以完成农民的法律要求，但当行政权不当运作侵害农民权益时，乡镇司法所出于行政级别和当事人一方的地位，就不再适合作为援助机构。这时应建立某种制度要求律师介入。司法所作为援助机构的便利之处是其上级主管部门县司法局负责对律师的管理。按刑法和律师法的规定，司法局、法院有权指派律师承担一定的法律援助任务。通过制定相关条例要求基层司法所在发现法律援助涉及行政机关时，应向上级司法行政部门请求指派律师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援助任务，使当事人得到更优质的服务。 五．结语 农村法律援助制度是国家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必须承担应有的责任，将其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制度性安排，使所有人无论贫者弱者都得到平等的司法保护，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加速农村发展和依法治国的伟大目标。
村委会民主与选举民主相结合，能够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形成强大的社会整合力在民主的实现形式方面，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普遍采用代议制的间接民主，由选民通过投票选举产生国家权力机关，再由它们代表选民来行使国家权力。有人把这种民主称为选举民主或票决民主。但代议制的选举民主存在着内在的缺陷：选民只能通过投票来决定谁代表他们行使国家权力，而不可能自己直接参与国家权力的行使，他们的民主权力实际上就是隔几年参加一次选举投票。法国思想家卢梭两百多年前对这一类民主曾作过这样的评述：“英国人民自认为是自由；他们是大错特错了。他们只有在选举国会议员的期间，才是自由的；议员一旦选出之后，他们就是奴隶，他们就等于零了。”各利益集团在竞选中利用金钱操纵选举，进一步放大了代议制选举民主的这种问题和缺陷。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主形式是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相结合。当然我国的主要民主形式是选举民主。另外，我国有长期形成的中国特色协商民主，这种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是有机结合的。我国的协商民主主要通过两条渠道来进行：一是政党之间的协商。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经常就国家重大问题直接与参政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协商对话，据统计，1990年至2010年底，中共中央、国务院及委托有关部门召开的协商会、座谈会、情况通报会近300次。二是政协会议的协商。此外，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人士进入人大、政府、政协和司法机关担任领导职务，也是我国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重要内容。目前，全国各级政府和司法部门担任县处级以上领导职务的党外干部约有2万人，31个省区市政府基本上都有民主党派或无党派人士担任副省长、副主席、副市长或助理[2]。同时，各级政府部门和司法机关还聘请党外人士担任特约监察员、检察员、审计员等。这已成为发挥民主党派民主监督作用的一项重要举措和制度安排。如审计署组织特约审计员直接参与中央预算执行、三峡库区移民资金、世界银行贷款资金、投资项目资金等重大项目的审计和工作和调研。2010年4月20日至25日，全国政协常委与上海市政协组成联合调研组，以“中国2010上海世博会的公共外交”为主题，对上海世博会的筹备工作，特别是对外宣传和对外交往工作开展了专题调研。2010年深圳市委书记、市长首次领办政协提案，首次组织7个大型调查组督办重点提案，使政治协商落到了实处[3]。根据党的十七大提出的明确要求，现我们已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的必经程序，这进一步推进了我国两种民主形式的结合，使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建立在充分政治协商的基础上，从程序上实现了我国根本政治制度与基本政治制度的成功对接，不但扩大了公民的政治参与，拓展了民主的社会基础，而且增强了决策的科学性，提高了决策水平，从根本上克服了单纯实行选举民主所难以避免的缺陷。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民主政治发展是否正确，关键是看三条：第一是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是看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是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对照这三条，在我国三十年的民主政治建设中，政局稳定，社会安定，民族团结，正确处理好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经济走上了高速平稳发展的轨道。按照十七大和去年“七一”讲话关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战略部署，只要我们坚持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道路，不懈努力，扎实推进，就一定能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