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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别》
李叔同为我国近现代音乐作出了许多卓越贡献，一些贡献和成就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具有开创意义。 1905年，李叔同曾手书《祖国歌》的词谱，作为“沪学会”补习班的唱歌教材。这首以中国民间乐曲《老六板》为基本曲调的歌曲，抒发了强烈的爱国热情，深受青年学子们的欢迎，很快由上海传唱到其他城市，产生了很大影响。1905年，李叔同编印出版《国学唱歌集》，歌词选用了《诗经》、《离骚》、唐宋诗词等，表现出作者深厚的“国学”底蕴和对国学的重视。 1906年，李叔同独自在日本创办了《音乐小杂志》，在日本印成后，寄回国内发行。这本杂志虽然只发行了一期，却是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的第一本音乐杂志。这本杂志包括图画、插图、乐史、乐典等栏目，除乐典、三首词作、部分插图的作者是日本人外，其他内容（包括封面设计和水彩画）均出自李叔同一人之手，署名“息霜”。他在杂志的“序言”中写道：“盖琢磨道德，促社会之健全；陶冶性情，感精神之粹美，效用之力，宁有极欤！”他论述了自然界各种音响给人的不同共鸣和感受，并认为将自然界的音响加工成“音乐”，就能发挥巨大的社会功能。这篇序文也体现了李叔同的音乐启蒙教育思想和音乐观。 这本杂志还刊登了李叔同填词编写的三首乐歌：《隋堤柳》、《我的国》和《春郊赛跑》。《我的国》是他根据自己在上海时写的歌词，选用一首日本乐曲 编成，豪迈壮阔的歌词充满爱国激情，表达了他希望祖国富强的强烈愿望。李叔同弹奏并吟唱这首歌时，为饱受列强侮辱的祖国和被称为“东亚病夫”的人民而揪心阵痛。《春郊赛跑》采用德国歌曲《木马》的曲谱，歌词写道：“跑跑跑！看是谁先到。杨柳青青，桃花带笑。万物皆春，男儿年少。跑跑跑！锦标夺得了。”洋溢着春天的气息和健康快乐的情感。 李叔同还根据日本石原小三郎的《西洋音乐史》中的资料，编写了介绍音乐大师贝多芬的文章《乐圣比独芬传》，并用炭笔精心绘制了“乐圣比独芬像”。李叔同不但是第一位向国人介绍贝多芬的中国人，也是尊称贝多芬为“乐圣”的第一人。李叔同在《昨非录》一文中，还对音乐简谱和五线谱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十年前日本之唱歌集，或有用1234之简谱者。今则自幼稚园唱歌起，皆用五线音谱。吾国近出之歌唱集与各学校音乐教授，大半用简谱，似未合宜。”他还针对自己刚出版不久的《国学唱歌集》未能身体力行使用五线谱而痛悔自责：“去年余从友人之请，编《国学唱歌集》，迄今思之，实为第一疚心之事。前已函嘱友人，毋再发售并毁版以谢吾过。” 1913年，李叔同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教书时编辑《白阳》杂志，他在杂志上刊登了介绍西洋乐器的文章和他自己作词作曲的合唱曲《春游》。这本刊物还包括文学和美术方面的文章，从音乐方面来看，它可以看作是《音乐小杂志》的姊妹篇。 李叔同是我国近现代的启蒙音乐家和乐歌作家。我国近现代音乐起源于大多用外国曲谱填词的“学堂乐歌”，李叔同就是“学堂乐歌”的重要作者。李叔同填词和选曲配词的音乐作品有近百首，确切数目已无从考证。丰子恺和裘梦痕合编的《中文名歌五十曲》中收录的大多是李叔同1912年至1918年所作的乐歌。歌集一经出版，就被各地学校选作教材，连续再版十次，成为中国近现代传播时间最长、发行量最大的教学歌曲集之一。丰子恺在这本歌曲集的《序言》中指出：“李先生有深大的心灵，又兼备文才与乐才，因而当时能兼作词曲者，只有李先生一人。”文中虽然难免对恩师的溢美，但也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李叔同在乐歌创作中的地位。 李叔同的音乐教育思想也贯穿于他的乐歌创作中。李叔同编写的乐歌，体现了他“促社会之健全”和“感精神之粹美”的音乐观，影响深远。早在1904年“沪学会”时，李叔同就邀请沈心工在“沪学会”文化补习班开设乐歌课，自己也一起听讲，接受音乐的启蒙教育。当时，国家正处于内忧外患之际，需要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李叔同在“沪学会”教唱的《祖国歌》，词曲配合贴切，主题鲜明，富有浓郁的民族音乐特色，歌颂了中华文明古国，抒发了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他出家以后，虽专心研究和弘扬佛学，但在“念佛不忘救国”思想的指导下，仍应邀创作爱国歌曲。他这一时期的作品，结集为《清凉歌集》，1936年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 李叔同创作的乐歌艺术水平很高，尤其在多声部合唱歌曲方面具有首创性。他的《春游》是我国最早的一首三声部声乐作品，也是中国作曲家运用西洋作曲技法进行多声部音乐创作的最早探索。这首歌的和声和曲体非常工整，旋律优美，自然清秀，堪称校园歌曲的典范。 李叔同歌曲中流传最广、影响最为久远的一首乐歌是《送别》。《送别》的歌词实际上是他“悲欣交集”人生的真实写照，感人至深，与稍加改动的美国作曲家奥德威的曲谱搭配得天衣无缝。其中有一句歌词在流传中产生了不同版本：有的人采用“一瓢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有的人把这句中的“瓢”唱为“觚”，有的人唱为“斛”或“壶”。对此，由于迄今没有见到李叔同手书的《送别》歌词，很难做出鉴别。《送别》最初公开发表的版本是丰子恺、裘梦痕合编的《中文名歌五十曲》，该书《送别》歌词中是“一瓢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后来，丰子恺又编了《李叔同歌曲集》，此书收入李叔同作词作曲或填词的歌曲作品32首，歌词全部是丰子恺的毛笔楷书，所收《送别》的歌词中，这一句也是“一瓢浊酒尽余欢”。因此，有人认为“丰子恺版本”的可靠性无可怀疑，应视为正宗原版。但“瓢”一般是用来舀水或撮取面粉等的器具；而“觚”却是古代一种盛酒的器具。据此，也有人对“丰子恺版本”的可靠性提出质疑，认为“觚”与“瓢”字形相近，可能是丰子恺在书写过程中有误。 《送别》在传播过程中出现了“觚”、“瓢”、“斛”、“壶”等版本，莫衷一是。不过，我对这一句中采用“斛”、“壶”的版本不以为然，一是缺乏根据，二是像李叔同这样的文人不大可能在作词中用“斛”或“壶”。 这首歌曲还被电影《早春二月》和《城南旧事》分别选作插曲和主题歌，广泛传播，至今仍久唱不衰。它也是我几十年来最喜爱的歌曲之一。 李叔同由一个富家风流公子和文坛名士，变为一个剪掉辫子改穿西服的留日学生，变成一个西装革履佩戴金丝眼镜的报纸编辑，变成穿长袍马褂足蹬布鞋的教师，又在中年决然皈依佛门，以苦行僧而终其一生……可以说，李叔同把他在人生的各个阶段中的角色，都发挥到了极致。因此，我总是把他看作“近代的唐伯虎”，有所不同的是，唐伯虎没有出家。不过，李叔同给我挥之不去的深刻印象，还是他那首令人百唱不厌的《送别》。 李叔同从日本留学回国到1918年出家为僧的几年，是他艺术教育和乐歌创作最重要的时期。在我国音乐教育刚刚起步，对是否需要音乐教育尚有不同意见的情况下，他毅然选择了音乐和美术教育工作，并全身心地投入，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可以说，李叔同是我国近现代音乐教育的先驱者，是多才多艺的启蒙音乐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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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应给"现代音乐"一个明确的定义。 我们现在谈到的"现代音乐"一般都是一个美学范畴，指的是音乐的风格。然而我认为"现代音乐"实际上是一个历史范畴，"现代"的本意即"现在这个时代"，照此还"现代音乐"的本意就是DO UBLE_QUOTATION现在这个时代的音乐"，它理应包容时下所有音乐创作的各类风格(甚至流行音乐)。如果需特指那种与传统美学彻底决裂的音乐，可能用"先锋派音乐"[Avant―garde Music]一词更确切一些在此基础上，我的观点认为：我们需要各式各样的现代音乐。既然现代音乐包括了目前的所有音乐创作，我认为没有必要也不可能要求大家用同一种风格进行创作。在专业音乐创作领域，"先锋派音乐"或许会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占主导地位，但是不可否认还有很多人对这种音乐并不感兴趣，他们坚持用自己喜爱的审美方式作曲，常常由于偏浪漫派风格，不那么前卫而受到专业圈子里人的嘲笑，笑他们"好像回到蒸汽机时代"(很奇怪美术界这类现象似乎少一些，陈逸飞的油画无论技术风格都古典十足，结果照样物质精神双丰收) 其实这是不公平的。 谁都知道,磁悬浮列车晚于蒸汽火车约一百年被发明出来，所以前者先进，后者落后遭淘汰；可谁也不会因为莫扎特晚生巴赫一百年就认为前者比后者成就高，更出色。艺术风格不是科学技术有先进、落后之分，它代表的是某种审美情趣，只涉及个人口味问题。比如我现在写一首夜曲，旋律非常传统也非常优美，技术上无懈可击，你写一首十二音，计算精确，结构严密。如果我的夜曲因较之十二音太古老而被批评为"很俗气"，我就不接受，因为俗气与否完全是一种个人的主观感受，站在我的审美立场上我还能说十二音作品很无聊呢。可如果我的夜曲被批评为"太像肖邦了"，我就接受。因为首先这是客观事实，其次一切艺术创造如重复他人便只有死路一条。依此逻辑我同样可批评你的作品"太像勋伯格"了。 这只能说明两人作曲在创新意识方面同样程度地差，绝不应在风格取向方面分出优劣来，举这个例子是要表明，音乐风格不应是我们评判现代音乐创作好坏的标准。 当然，以上举的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不可否认，审美情趣会受时代影响，二十世纪的审美观肯定不同于十八、十九世纪。无论如何，勋伯格的音乐较之肖邦对我们而言是新的。不要忘记，勋伯格于世纪初在晚期浪漫派，在瓦格纳已将之摇撼得支离破碎的调性大厦上如何给予了惊世骇俗的一击，从而开辟了令后人不知所措的一片崭新广阔的天地。其动力恐怕有很大一部分来自努力要创作出一种完全不同于人们习以为常的音乐的欲望。实际上先锋派里各类流派林立，多样和多变是"先锋派"最好的注释，"语不惊人死不休"是他们的座右铭。正因如此，我们更应避免在竭力摆脱与"旧"音乐雷同的阴影的同时又陷入新困境――与先锋派大师的雷同以及互相间的雷同。有人说"出新"对作曲家有太多的压力，可是作曲家难道不正是需要这样的压力吗？当然一味地求新会濒临舍弃音乐本质的险境。强调"第一个使用了……"毕竟只有史料方面的价值；怎样把别人用过的方法用得更好，用得使后人不得不感慨"眼前有景道不得，崔灏题诗在上头"，才真正涉及作曲的本质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关音乐是否"好听"的问题。好听，固然也是一个主观的概念，与"好看"一样在每个人的心目中的标准不同。然而不可否认，大多数时候大家对"好听"还是基本上能达成共识。在这里我的"好听"是一个广义的范围，它指的是一种能打动人心的感觉。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有些人不愿(不敢？)承认一部作品好听？好像那样就显得不够"深"。那他们认为音乐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呢？许多音乐只能"看"、只能"讲"(分析)，就是不能"听"。好的音乐必先能抓住人的耳朵和心灵，然后的分析也言之有物。不少专业音乐人士听完作品喜好马上从技术上给予批评，也许觉得不如此不足以显得"专业"。我以为这有本末倒置之嫌，音乐，无论对专业还是业余来说，首先都是用来听的，而不是首先用来作技术分析的。一首乐曲如果谁也不爱听，但仍非要从技术上加以肯定，这在我看来如同说一种药虽然什么病也不能治，但仍非要称赞其外观很漂亮一样，颇具讽刺意义。 诚然，"好听"的涵义也会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春之祭》首演时肯定被相当多的人认为不好听，时至今日，它已经是好听的经典了。这更能说明真正优秀的音乐是经受得了时间的考验的。我不得不再一次拿勋伯格作例子，他老人家的许多作品70年前刚写出来时恐怕就没多少人爱听，70年后的今天能真正用耳朵欣赏它们的人好像还是寥寥无几。我绝对承认勋伯格在音乐史上的伟大地位，但又不得私下里认为他的某一些作品也只是在音乐史上意义更大一些，单就音乐本身来说那些东西并不好听，至少不美(也许有的是逻辑美)。不过《华沙幸存者》是例外之一，我坚信即使一个视先锋派为洪水猛兽的人也会为其深深打动的。 如果抛开美学问题不谈，就技术而言，我们也缺乏技术过硬的现代音乐作品。结构把握不好，语汇不丰富是通病。很多新作品给我的印象是开头都比较精彩很有"想法"，听一部作品之间用的那些材料手法又都差不多，这样的一场音乐会能听得你心烦意乱。记得荷兰新音乐团访华演出的其中一场音乐会，一首布列兹的作品使大家为之动容，优美的音乐、新奇的效果、洗练的语言、精致的结构让人发出"大师毕竟是大师啊！"的感叹。其实，对作曲家来说，作曲技术和美学观念两者不可缺一。没有过硬的技术，奢谈创新；没有出新的要求，多好的技术也是浪费。当然，坚实的基本功是基础。 我们需要这样的现代音乐：它们既不同于前人的音乐，互相之间也各不相同；它们能打动听者的心，它们同时也能经得住细致入微的技术分析。因为，现代音乐首先是音乐，而音乐，应是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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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忏悔录》（卢梭）电子书网盘下载免费在线阅读资源链接：链接：_xpw 提取码：h31a书名：忏悔录作者：卢梭译者：陈筱卿豆瓣评分：3出版社：译林出版社出版年份：1995-1页数：592内容简介：在《忏悔录》书中，他回忆了自己五十多年的经历，在表白自己“本性善良”的同时，也暴露了自己的种种劣迹，他想强调一个哲理：人性本善，是罪恶的社会环境使人堕落。作者简介：卢梭（1712——1778）是法国著名启蒙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文学家，出生于瑞士日内瓦一个钟表匠的家庭，是18世纪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先驱，启蒙运动最卓越的代表人物之一。在哲学上，卢梭主张感觉是认识的来源，坚持“自然神论”的观点；强调人性本善，信仰高于理性。在社会观上，卢梭坚持社会契约论，主张建立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主张自由平等，反对大私有制及其压迫；提出“天赋人权说”，反对专制、暴政。在教育上，他主张教育目的在培养自然人；反对封建教育戕害、轻视儿童，要求提高儿童在教育中的地位；主张改革教育内容和方法，顺应儿童的本性，让他们的身心自由发展，反映了资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从封建专制主义下解放出来的要求。主要著作有《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社会契约论》、《爱弥儿》、《忏悔录》等。酷爱读书卢梭1712年6月29日出生于瑞士日内瓦一个钟表匠的家庭。父亲是钟表匠，技术精湛；母亲是牧师的女儿，颇为聪明，端庄贤淑。母亲因生他难产去世。他一出生就失去了母爱，他是由父亲和姑妈抚养大的。比他大7岁的哥哥离家出走，一去不返，始终没有音训。这样，家里只剩下他一个孩子。卢梭懂事时，知道自己是用母亲的生命换来的，他幼小的心灵十分悲伤，更加感到父亲的疼爱。他的父亲嗜好读书，这种嗜好无疑也遗传给了他。卢梭的母亲遗留下不少小说，父亲常常和他在晚饭后互相朗读。每读一卷，不一气读完是不肯罢休的，有时通宵达旦地读，父亲听到早晨的燕雀叫了，才很难为情地说：“我们去睡吧，我简直比你还孩子气呢。”在这种情况下，卢梭日复一日地读书，无形之中养成了读书的习惯，渐渐充实并滋养了他年幼的心灵。7岁的卢梭就将家里的书籍遍览无余。他还外出借书阅读，如勒苏厄尔著的《教会与帝国历史》、包许埃的《世界通史讲话》、普鲁塔的《名人传》、那尼的《威尼斯历史》、莫里的几部剧本等等，他都阅读过。由于这些历史人物的典范影响和他父亲的谆谆教诲，卢梭深深体会到了自由思想和民主精神的可贵。他既有父亲的爱国血统，又以这些伟人为榜样，甚至言行之间常把自己比作那些历史中的人物。有一天，他在桌旁叙说斯契瓦拉的事迹，在座的人全都很惊讶地看到卢梭走上前去，把手放在熊熊燃烧的炉火之上，来表演斯契瓦拉的英雄壮举。这种早熟早慧的表现，正是卢梭特有天资的最初显露。独立谋生卢梭快活的童年生活很快就结束了，在他13岁时，舅舅决定将他送往马斯隆先生那里，在他手下学当律师书记，希望他能赚点生活费用。但卢梭非常讨厌这种只为了赚钱而缺乏趣味的职业，每天琐碎的杂务使他头晕目眩，难以忍受。马斯隆先生似乎也不怎么喜欢卢梭，常常骂他懒惰愚蠢。卢梭无法忍受这种侮辱，便辞掉了工作。不久，卢梭又换了一个职业，在一位雕刻匠手下当学徒。鉴于以前做书记时得到的不少教训，所以他对这个新工作依命而行，毫无怨言。卢梭本来很喜欢这种工作，因为他爱好会画，挥动刻刀也觉得很有趣，而且镂刻零件，用不着多么高超的技术，所以他很希望在这方面取得卓越的成就。有一天，卢梭在空余时间为几位朋友刻骑士勋章，他的师傅发现后，以为他在制造假银币，便痛打了他一顿。其实，当时卢梭年纪很小，对于银币根本没有什么概念，他只是以古罗马时期的钱币形状，做为模型罢了。由于师傅的暴虐专横，使卢梭对本来喜爱的工作感到苦不堪言。卢梭在师傅家的生活非常不愉快，但这却使他恢复了时隔已久的读书习惯。这种兴趣受到当时环境的限制，不能顺利发展，但愈受限制，学习的兴趣反而愈浓。附近有一个女租书商，经营一家租书店，卢梭经常去那里，手不释卷地看书，有时甚至误了工作时间，受到师傅的责骂和体罚。不到一年功夫，卢梭把这家小店的书全读光了。在这些书的熏陶下，他纠正了许多幼稚的脾气和不良习惯。同时无形之中也在他内心里唤起了更高尚的感情。他觉得雕刻师傅这里的环境很不理想，一切都缺乏情趣，令人难以忍受。16岁时，他离城出走，他相信自己可以独立生活，自由地支配一切。崇尚自然卢梭离城出走后，经由一位朋支的介绍，结识了华伦夫人。他原以为华伦夫人是个老态龙钟的丑老婆子，不料她却是一位满脸和气、风韵十足的年轻女子。这使他大感惊讶和激动，正是这位夫人影响了他日后的生活。卢梭听从华伦夫天的劝告，开始他的远途旅行。这也正适合他那早已形成的漫游癖好，他觉得这样的年纪就有机会爬山越岭，登临阿尔卑斯山的高峰，真是件美事。一路上，卢梭心情十分愉快，没有什么可担心的。这次旅程虽短，但卢梭喜爱自然风光，沿途的美景尽收眼底，他将感情寄托于大自然，虽然身处漂泊之中，却没有精神空虚之感。凡是映入卢梭眼帘的东西，都令他内心感到一种醉人的享受。大自然的奇伟、多彩和实际的美，深深地影响了卢梭的人生观。以后他又经历了多次旅行，不论是旅途中的美景，还是乡村的田园生活，仍使他陶醉着迷。他热爱自然，崇尚自然。“他最伟大的教师，并不是任何一种书籍，他的教师是'自然'”。从少年期起，卢梭便酷爱自然。这种热忱，他曾不厌其烦的摹写、表现于他的著作中。自然，渗透了他整个生命。他用华伦夫人的某些清醒而夺人心目的特质，表现了自身，并使他陷入剧烈的情绪，这在他较晚的生活中，显得特别明晰，且使他和东方的大神秘主义者，呈现出相似之点。涉足音乐卢梭在华伦夫人家居住的这段时期里，他感到非常满足和快活。华伦夫人的嗓子轻柔动人，还会弹琴，她常教卢梭唱歌，熏陶激发卢梭对音乐的兴趣。后来卢梭去神学院学习，华伦夫人送他音乐方面的书。卢梭在神学院除学习外，经常带着歌谱，练习歌唱。华伦夫人认为卢梭对音乐感兴趣且有天赋，有意让他朝音乐方面发展。她经常在家里举办一些小型音乐会，并介绍卢梭与一些作曲家认识，使他的音乐水平不断提高，后来他不断地自学和研究，想出一种用数字代替音符的简易记谱法，即以数字1234567来代替Do、Re、Mi、Fa、So、La、Si音阶，并写出了具有独创性见解的著作《音乐记谱法》，希望借此革新音乐世界。同时还撰写了《现代音乐论文》一并带到巴黎，呈交给巴黎科学艺术院，想借此机会出名，这时的卢梭，灵感有如泉涌，他写了一部名为《新世界的发现》的歌剧，充分表现了他的创作才华。后来卢梭带着修改好的稿子去科学院，当众宣读了他的论文，它那简洁的内容有力地吸引了委员们的注意力，博得了赞扬。他认为自己的记谱法是音乐史上的创新和改革，但委员们不赞成这种意见，经过几次讨论，他们得出一个结论，认为卢梭的记谱法可用于演唱，但不适合于演奏。为了安慰卢梭，艺术院给他颁发了一张奖状，措词中夸奖了他一番。卢梭虽遭受了失败，但心里很不服气，他将自己的手稿重新整理之后，找到一个愿意接受这部手稿的出版商，以《现代音乐论》为书名出版。卢梭满怀希望，盼望这本音乐著作能引起较大的反响，然而销路很差，这使卢梭又一次遭受沉重的打击。虽然他一心想在音乐方面有所创新，希望对音乐爱好者能有所启发，但效果却不佳，除了少数几个学者对他倍加赞誉外，并未产生什么大的反响。征文获奖卢梭自从离开华伦夫人以后，开始自谋生活，先后当过家庭教师、书记员、秘书等。同时也广交了各方面的人士，尤其是他结识了大哲学家狄德罗。由于有共同的兴趣，爱好和志向，他们之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彼此都热心于学术工作，狄德罗和卢梭等人便着手合编：一部《百科全书》，卢梭负责音乐部分，这项工作由于狄德罗被捕而中断了。卢梭四处向朋友求援，希望把狄德罗放出来，但收效甚微。卢梭经常前往狄德罗被关押的监狱探望他。1749年夏天，天气非常炎热。从巴黎到监狱之间有较长的路程，卢梭步行去看狄德罗，常带着一本书，走累了休息时可看看书。有一天，他带了一本《法兰西信使》杂志，忽然看到第戎科学院的征文启示：《科学和艺术的进步对改良风尚是否有益》。卢梭看到这个题目时，好象被千道光芒刺射了一样，许多富有生气的思想不知不觉地从他心中涌现出来。他顿时感到窒息，仿佛看到另一个宇宙，自己变成了另一个人，脑子里不仅涌现出与第戎科学院的论文有关的思想，而且一连串的想法相继而起，就象大浪一样冲击着他。这次心灵的震荡，显示了他思想上真知灼见的潜力。卢梭把这件事告诉了狄德罗。狄德罗鼓励卢梭继续发挥自己的思想，写出文章去应征。卢梭积极撰写了这篇论文，写成后又送狄德罗审阅，自己又反复修改了多次，以《论艺术和科学》为题寄出应征。1750年，他这篇论文获得了头等奖。他在这篇文章中否定艺术和科学的价值，从反面进行了论证，表露了他对巴黎社会的不信任和憎恶，并反对这种社会中所隐藏着的欺诈。他斥责科学，文学和艺术，认为这些东西被权力所主宰了。隐居著述1756年，44岁的卢梭接受朋友的馈赠——一座环境优美的乡村小房子，开始了他的隐居生活。卢梭的个性适合于在乡下居住，他在巴黎住了15年，早已厌倦了城市生活。隐居之后，他便决定不再回巴黎。这时的卢梭已有点名气，不用为生活费用发愁，他继续抄乐谱，虽然不能赚大钱，但是靠得住，自给有余。他的歌剧《乡村卜者》和其他作品的收入还剩下两干法朗，其他的著作也正在整理之中，这样，生活就不至于受穷了。他的文笔和天赋已使他成为知名的文人，只要他稍微愿意把作家的手腕和出好书的努力结合起来，他的作品就可以使他生活得很富裕。但是，卢梭觉得为面包而写作，不久就会窒息他的天才，毁灭他的才华。他的才华不是在笔上，而是在心里，完全是由一种超逸而豪迈的思维方式而产生出来的。他始终认为作家的地位只有在它不是一个行业的时候才能保持；当一个人只为维持生计而思维的时候，他的思想就难以高尚；为了能够和敢于说出伟大的真理，就绝不能屈从于对成功的追求。卢梭隐居6年之中，写了许多著名的著作，有政治学名著《民约论》，这是世界政治学史上著名的经典著作之一；他的政治观点，对后来的法国革命产生了很大影响。教育学论著《爱弥儿》，简述了他那独特而自由的教育思想，这是一部儿童教育的经典著作，虽然卢梭在世时，曾因此书而遭受攻击，但其独到的教育思想，不但对后来的教育学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其民主自由的思想也成为法国大革命的动力。自传体小说《新爱洛绮丝》，这本书的出版，成为人人争看的畅销书，并被翻译成多种语言，风靡全欧。横遭迫害按照法国当时的习俗，一本书出版之前必须经过某些知名人士的传阅。《爱弥儿》经过外界传阅后，顿时成为大家争论的中心。令人奇怪的是，卢梭这本天真无邪、充满灵感和独具创见的教育学著作，反而被外界视为异端邪说，还被法国法庭列为禁书。起初，卢梭对外界的传闻并不在意，他想这本教育学著作是为了人类的幸福而写的，怎么会遭受知识分子、教会和国家的反对呢?怎么会将他看成邪恶之徒呢?在外界的压力下，出版社也劝卢梭不要用真实姓名发表这本书，但卢梭坚持要面对那些无谓的攻击。他想他一直服从国家的法律制度，努力做一个忠顺的公民，象其他法国人一样遵守国家法律，总不至于因热爱人类，追求人类幸福而遭受迫害吧。但是恶运偏偏降临到了他的头上，舆论界把卢梭看成了罪犯。一天晚上，卢梭正在床上阅读圣经。有人送信来，说法院明天——就要派人逮捕他，最高法院判决将《爱弥儿》焚毁，并立即发出逮捕令，要将卢梭打入监牢。不得已卢梭只好告别朋友，离开法国去了瑞士。不久这个国家也命令他在一天之内离开瑞士领土，尔后卢梭又搬到普鲁土国管辖的地区。与此同时，欧洲读者不断来信，女士、年轻人和年轻的哲学家纷纷来函，请求卢梭给予指导，这使他在精神上受到很大鼓舞。以后，卢梭又应英国哲学家休谟的邀请，去了英国，终因与休谟之间的分歧愈来愈大而离开英国。他不得已改名回到法国，重新过隐居的生活。流亡生涯、不安宁的岁月并未影响到卢梭的著述。他先后著有《忏悔录》、《一个孤独的散步者的遐想》、《山中书信》、《公民的情感》等著作。归于自然卢梭的《爱弥儿》为什么会遭到法国反动当局如此仇视呢?原因在于，卢梭以他的《爱弥儿》在教育上掀起的是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教育从来是以成人的能力和需要为标准的，卢梭却大声疾呼，要打破这个传统。“出自造物主之手的东西，都是好的，则一到了人的手里就全变坏了……他不愿意事物天然的那个样子，甚至对人也是如此，必须把人象练马场的马那样加以训练；必须把人象花园中的树木那样，照他喜爱的样子弄得歪歪扭扭。”（《爱弥儿》上卷第5页）这是《爱弥儿》里开宗明义的一段话，表达了卢梭自然主义教育理论的基本观点。那就是人之生性善良，教育应“归于自然”。卢梭的“性善论”虽然并不科学，但它在历史上是有积极的进步意义的。因为若把人象基督教那样视为先天罪犯，则必然诉之严酷惩戒，迫使人们盲目顺从而摧毁人权；不如强调人们向善发展的可能性，更有助于提高人的政治地位和保障人的社会权力。变抑制天性的教育为尊重天性的教育，是教育上的巨大变革。在这个历史转折点上，卢梭是关键性的人物。由“归于自然”的理论出发，卢梭主张教育要根据受教育者的年龄特征而实施。他说：“处理儿童应因其年龄之不同而不同。”又说：“在万物中，人类有人类的地位，在人生中，儿童期有儿童期的地位；所以必须把人当人看待，把儿童当儿童看待。”他批评封建教育不顾儿童的天性发展，抹杀了儿童与成人的区别，以致不根据儿童的特点施教，硬把对成人适用的教育强加于儿童。这种教育，在他看来，无异于使儿童成为教育的牺牲品。因此，他竭力主张根据受教育者不同阶段的身心特征来规定教育任务。卢梭“归于自然”的理论体现在教育目标上，要求培养自然人；而身心调和发达的自然人，既不同于贵族豪绅和王孙公子，也不同于空疏无用的书生士子。这比以往的和当时的教育理想跨越了一大步。而卢梭塑造的爱弥尔，既有哲学家的头脑，又有劳动者的身手，而且有改革家的品德。无疑，卢梭所憧憬的自然人，是资产阶级新人的形象。这正是他的思想比封建主义教育进步的地方，也是他横遭迫害的主要原因。知识教育在知识教育方面，卢梭主张学以致用，行以求知。在教学内容上，卢梭坚决反对书本诵习和空洞的文字说教，要求追求真正的有用的知识。他说：陷入于咬文嚼字的书本教育，是摧残心智的。儿童所需获得的是对于事物的真正理解，而书籍“只教我们谈论我们不懂得的事情。”不过，卢梭对于12岁以后的理性开始发达的青年，则设想了许多门类的学科，要他们进行学习，粗略地划分起来，以知识教育为主的青年期应学习自然科学知识，以道德教育为主的青春期应学习社会科学知识。过去说寓言、历史、古典语文是不必学的，如今应该学了。因为学寓言，可以使人们从中获取教益；学历史可洞古知今，学古典语可理解语言艺术的规律。这就说明，卢梭虽然反对腐朽的古典主义的教学内容，却不反对学习古典的知识，两者并非等同。前者把青年引向故纸堆，使他们泥古而忽今，食古而不化；后者要求知晓古代文化，吸取其精华，借鉴其得失，从而博古通今和古为今用。
现代音乐是对20世记初以来的各种音乐流派的总称，它包括： （1）印象主义。以法国音乐家德彪西和拉威尔、美国音乐家福斯特的作品为代表。如： 《牧神舞后》、《月光》、《老黑奴》、《故乡的亲人》《苏珊娜》、〈水中倒影〉等。 （2）奴隶音乐。以美国格什温、格罗菲为代表。包扩摇滚乐、布鲁斯、迪斯科。如： 《兰色狂想曲》《一个美国人在巴黎》、《大峡谷组曲》等。 （3）现实主义。以苏联音乐家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一交响曲》、《第七交响曲》、《森林之歌》等。 （4）现代技法。以维也纳音乐家勋伯格的《华沙幸存者》为代表。 （5）电子音乐。以《冥王星》、《地球颂》为代表。 （6）情调音乐。以法国克来德曼的《阿第丽娜叙事曲》为代表。
《现代乐手》以乐手需要为出发点，综合了对初学者以及需要提高的乐手丰富内容。杂志主要以报道现代音乐发展，器材动态，器材实用评测以及演奏教学等内容为框架，结合CD以及CD的音视频等实景解说和演奏示范，让读者充分的一节和学习到实用专业的知识。
现代音乐(mordern music)介绍 现代音乐是对20世记初以来的各种音乐流派的总称，它包括： （1）印象主义。以法国音乐家德彪西和拉威尔、美国音乐家福斯特的作品为代表。如： 《牧神舞后》、《月光》、《老黑奴》、《故乡的亲人》《苏珊娜》、〈水中倒影〉等。 （2）奴隶音乐。以美国格什温、格罗菲为代表。包扩摇滚乐、布鲁斯、迪斯科。如： 《兰色狂想曲》《一个美国人在巴黎》、《大峡谷组曲》等。 （3）现实主义。以苏联音乐家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一交响曲》、《第七交响曲》、《森林之歌》等。 （4）现代技法。以维也纳音乐家勋伯格的《华沙幸存者》为代表。 （5）电子音乐。以《冥王星》、《地球颂》为代表。 （6）情调音乐。以法国克来德曼的《阿第丽娜叙事曲》为代表。 modernist music 泛指19世纪末20世纪初印象主义音乐以后，直到今天的全部西方专业音乐创作。然而，由于在近90年的时间里，西方音乐的风格、流派十分繁杂，演变也非常剧烈；从历史风格的范畴而言，现代音乐特指20世纪中所创作的有特殊风格的作品，并非指所有写于20世纪的作品。因为某些作曲家（如СВ拉赫玛尼诺夫、J西贝柳斯等）虽然也在20世纪写下了不少重要的作品，但从总体风格上看，他们仍属于19世纪的浪漫主义音乐。 和浪漫主义及其以前的西方传统音乐相比，现代音乐不仅有了非常大的变化,而且风格也十分多样化。在现代的经济、政治、科学以及其他艺术思潮的影响下，在音乐艺术本身内在规律的作用下，西方传统音乐的基本法则相继被一一打破了；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各个作曲家所采纳的途径、手段不同，因而流派之间、作曲家之间以及作品之间都呈现出比历史上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复杂的面貌。在以往的历史时期中，总有一种占统治地位的主要音乐风格，而在20世纪中，几种不同的、甚至相对立的音乐思潮平行发展的现象是屡见不鲜的。 音乐风格的变迁决定了音乐内部各个组成要素的创新。在音高、节奏、音色、力度、组织结构法等各个方面，现代音乐都作了前所未有的突破。这一方面形成了现代音乐本身的主要音响特征，另一方面音乐的表现范围也空前扩大了。作曲家获得了更多、更丰富的创作手段，但是由于这些技法常常越出了人们的听觉习惯和熟悉的音乐思维的范畴，听众与现代音乐之间常常出现深刻的隔阂。 现代音乐出现的征兆是音响的不协和性。这可以在19世纪许多浪漫主义作曲家如F李斯特、□П穆索尔斯基、E格里格等人的作品中看到。德国作曲家R瓦格纳最强有力地促进了古典大小调式和调性功能的瓦解，由此导向了“不协和音的解放”（勋伯格语）。在瓦格纳的作品中，他采用了许多半音化和弦的进行，和声从调式主音的束缚下被解放出来，传统的大小调式和调性关系开始动摇了。 以法国作曲家C德彪西为代表的印象派音乐是向现代音乐过渡的最重要的流派。它最终完成了古典调性与和声功能的解体，因此对20世纪的西方音乐发展有着无法估量的影响。在印象派音乐中，不协和音的运用非常自由，它几乎取得了与协和音程平等的地位。由于大量使用全音阶、教会调式、平行和弦、不解决的七九和弦、叠置和弦等技法，印象派的音乐在音高组织方面极大地突破了传统的音乐规律。此外，为了追求新颖的听觉效果，表现朦胧光色中的情调和气氛，印象派音乐在节奏上打破均衡性，在曲式上反对对称性，在音色上要求透明性，这一切都离开了以往传统音乐的惯例和法则，而为20世纪的音乐打开了大门。除了独树一帜的法国作曲家M拉韦尔外，其他很多作曲家虽不属于印象派，但都受到了印象主义音乐的强烈影响，如法国的P迪卡斯、意大利的O雷斯皮吉、英国的F迪利厄斯和西班牙的M de法利亚等。 表现主义与十二音音乐 紧跟在印象派之后产生的，在美学思想和创作技巧上都与印象派截然不同的，作为现代音乐的第一个流派是表现主义音乐。表现主义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出现于德国的一种艺术流派，战后在欧美风靡一时。1911年活跃在德国的俄罗斯画家В康定斯基（1866～1944）与画家F马尔克（1880～1916）、A马克(1887～1914)等创办了《青骑士》杂志，其中不仅刊载了康定斯基等人的绘画，而且还发表了许多关于戏剧、绘画、诗歌等方面有关表现主义的理论，其中亦有奥地利音乐家A勋伯格的著作，从而掀起了表现主义运动。 发自绘画方面的表现主义，其矛头所向是印象主义的客观性。他们认为艺术既不应该“描写”，也不应该“象征”，而应该直接表现人类的精神与体验，即艺术并非“描写客观眼前所见之物”，而是要“主观地表现物体在我们眼睛中所出现的姿态”，也就是说要把作者的心灵世界、即所谓内在精神表现出来，而这种心灵世界和内在精神却是和疯狂、绝望、恐惧与焦灼不安等病态感情以及“人类的不可思议的命运”等结合在一起。音乐上的表现主义是以奥地利的勋伯格及其弟子A贝格和 Avon韦贝恩为代表。他们追求形式上的绝对自由，打破旧有的传统等观点上与绘画上的表现主义一脉相承。 表现主义的音乐与旧有传统完全相反，它完全无视过去的调性规律。把八度中十二个半音给以同等的价值，舍弃传统的主音、属音等观念，因而使无调性占有绝对优势。由于旧有的旋律轨迹被破坏，使得旋律既无均衡，也无反复，因而仅是一连串独特的音的连续。此外，节奏难以捉摸，拍子也被无视。在形式上，由于无视因袭的收束式、反复法与平衡法，故显得非常自由。但它那基于新的理论建立起来的形式，却具有独特的、流动的、无限发展的奇妙特色。在对位方面，有离开传统和声的感觉，成为复合的自由的旋律线的进行，即所谓线形的自由对位法。在乐队编制与配器法上，和后期浪漫主义所追求的庞大结构与音响的夸张不同，而是采取精致而纯朴的小编制，常有明显的室内乐性。它的色彩不象印象主义那般幽玄茫漠，而是单纯、明快而强烈。 勋伯格早期的说白歌唱《月迷的皮埃罗》和单人剧《期待》是典型的表现主义的作品。前者系根据颓废派诗人A吉罗的诗写成，描写一个神经质的诗人皮埃罗望月狂想中的种种情景，忽而是绞刑架，忽而是老太婆疯狂的情欲，忽而是狂想者自己当了祭司，主持“血色的弥撒”，掏出血淋淋的心脏，祈求神的赐福。整个作品充满了恐怖、狂乱、怪诞的内容。《期待》则写了一个女人穿过阴暗的森林寻找情人，而找到的却是情人的尸体的故事。勋伯格要求演出时“要使听众了解她在森林中充满恐惧，整个演出要使人不失去一场恶梦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