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经注》、《徐霞客游记》、《山海经》、《梦溪笔谈》
中国最早的地理学著作是战国时代的《尚书·禹贡》。 《尚书·禹贡》，是战国时魏国的人士托名大禹的著作，因而以《禹贡》命名。《禹贡》撰著者根据理想中的政治区划，以地理为径，分当时天下为九州，即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在全书1193字中，该书以自然地理实体为标志，对每州的疆域、山脉、河流、植被、土壤、物产、贡赋、少数民族、交通等自然和人文地理现象，作了简要的描述。 《禹贡》比较朴实地记录了全国范围内各种地理现象，是中国早期区域地理研究的典范，成为《水经注》、《元和郡县图志》以及唐、宋以来许多地理著作痒引的对象，也是今天研究中国历史地理的重要参考文献，其不但是中国最早的地理学著作，也是世界上第一部综合地理作品。
在中国古代，历史学与地理学密不可分，又互相独立，地理学还有个独特的名称——“舆地”，就是取自《淮南子》以地为舆的说法。地理学的开端到现在已经有四千余年的历史。最早的记载在周代，周朝设立有专门的官职，掌管方志和地理，但是第一次把地理学列为史部的是唐朝编纂的《隋书》，此后直至清朝的《四库全书总目》，都相沿不改。中国古代以经史子集四部为列，地理与历史有极其密切联系。历史地理也叫沿革地理，其重心是从历史沿革与发展的角度考察中国几千年的地理变迁，和现代的地理学并不完全相同。古代的地理学著作，也是后人研究古代历史的重要文献资料。社会发展，人事变迁，古书上的地名、山名、河名、城市名也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改变，不了解历朝历代地名、山名、河名、城市名的异同演变的历史，就没有办法分析历史事件所发生的具体条件和了解当时的具体历史事件。我国最早的地理志主要是记载山川、疆域、物产和风俗等，偏重于自然地理方面。比如《尚书》中的《禹贡》，《周礼》中的《职方》，还有《山海经》和《汉书·地理志》都是偏重于自然地理方面。其中《山海经》以山为经，以海为纬来记述上古中国地理，对了解中国上古文明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汉书·地理志》则是首次专门记述中国地理的史料文献。自此之后，史书都继承了专门记载地理学的传统。比如《后汉书》有《郡国志》，《晋书》有《地理志》，《宋书》有《州郡志》，《魏书》有《地形志》，《隋书》《旧唐书》《新唐书》有《地理志》，《旧五代史》有《郡县志》，《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明史》及《清史稿》均有《地理志》。地理学得到长足发展的朝代是宋朝，其地理水平非常发达。主要表现为：一、历史地理/沿革地理的空前发展；二、地志编纂的发达和编纂形式的规范化。宋朝随着毕升的活字印刷术的推广，整个社会的印刷业比较发达，很多书籍都流通方便，便于对照研究，为沿革地理长足发展、空前发达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历史地理/沿革地理成为一门学问就是从宋朝开始的。在宋朝绝大部分地志中，都专门列一章进行叙述。比如《太平寰宇记》叙述郡县，便首先介绍建置沿革。宋代地图也注重沿革关系。传世的税安礼《地理指掌图》，便是现存最早的一部通贯古今的沿革地图。南宋学者郑樵也是一位研究历史地理/沿革地理的专家。他在《通志》中撰写了《地理略》和《都邑略》。这两略书都是重要的沿革地理著作。《地理略》中的《历代封畛考》，主要讲述历代疆域沿革；《开元十道图考》则专门讲述唐朝一代的疆域情况。最独特的是《都邑略》，它属于郑樵呕心沥血而新创的体例，叙述了历朝历代的国家都邑，还附述历朝历代的四裔都邑。南宋末年学者王应麟对历史地理/沿革地理也研究颇深。他撰写《通鉴地理通释》十四卷，以《通鉴》名书，只不过是借《通鉴》之名来表示通贯古今之意，实际上是一部历史地理书。里面讲述了历朝历代州域、都邑以及山川、各国形势等内容。除此之外，王应麟还著有《诗地理考》一书，是利用《诗经》的相关地名来考证上古三代时期的疆域。元明时期，历史地理/沿革地理一直都在进步和发展，直到明末清初之际再一次迎来了大发展。明清之际，著名思想家顾炎武鉴于故国灭亡的心痛事实，把地理研究作为自己抒发抱负和理想的途径，从儒家“经世致用”思想出发，撰写了长达一百二十卷的《天下郡国利病书》。为了这本专论地方利弊的《天下郡国利病书》，顾炎武参阅了上千部各种志书，抄录了“四十余帙”的草稿，通过自己的思考与整合，从中探求出了一些有益国计民生的知识，作为拯救时弊改造社会的根据。而且因为他心怀故国的思想感情和起兵抗清的实际行动，使得其爱国思想渗透于著作的字里行间。与顾炎武同时代的另一位著名学者顾祖禹则撰写了《读史方与纪要》。顾祖禹，字景范，江苏无锡人，生于常熟，常住无锡宛溪，学者称宛溪先生。这位大学者隐居乡里，历三十余年，参考了二十一史和几百种方志，以明末时期的政区为根据，重新考订古今郡县的沿革变迁和山川险要、战守利害，著成了皇皇大著《读史方舆纪要》。顾祖禹也是一名对故国有着强烈热爱情感的学者，他研究地理沿革注重实用的目的是为了抵抗清朝，恢复故国作准备。为此，他还自述著书的动机：“凡吾所以为此书者，亦重望夫世之先知之也。不先知之，而以惘然无所适从者任天下之事，举宗庙社稷之重，一旦束手而畀之他人，此先君子所为愤痛呼号，扼腕以至于死也。”他痛心于故国明朝不会利用山川形势的险要，不会吸取古今用兵成败的教训，因而详细论述古代山川险要难易程度与用兵战斗、防守、攻打、占领之间的关系，认为古代战争中“在德不在险”思想是错误思想，品德重要，险要之地也重要，两者不冲突。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全书一百三十卷，前九卷，记述历代州域形势，后七卷，记载山川、分野，其余的一百十四卷，分叙省、府、州、县。每省先作总序，再附地图，再下为正文。正文顶格写，注低格写，注中之注夹行写。卷首还有三篇《总叙》，叙述自己著书的目的，又有凡例，概述自己撰书的要旨。因此，整册书条理分明、一目了然。顾祖禹治学严谨，考核精审。这册书也是中国历史地理学和历史学的重要参考文献。还有学者李兆洛撰写的《历代地理志韵编今译》，编录《汉书》以下各史地理志中所载郡县名称，按韵部加以排列；再按年代的先后，叙述每一郡县的沿革变迁，并且指明近现代这些郡县的所在地，十分方便一般的读者查阅。除此之外，还有一本古代奇书也算地理学书籍的范畴，那就是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水经》是我国古代专门记述河流水道的地理书。相传记述河流水道一百三十七条。《水经》已经湮没在历史长河中，万幸的是北魏郦道元曾经为《水经》作注，那就是流芳百世的名著《水经注》。《水经注》补充记述的河流水道达一千二百五十二条，注文为原书的二十倍。全书大约30万字，分四十卷，注文引用书籍多达四百三十七种，详细记述了中国古代各水道所经地区的地理情况、建置沿革以及古迹故事等，内容丰富多彩，文笔绚烂，是中国历史上最为珍贵的历史地理专著之一。
关于地理方面最早的著作是《山海经水经注》虽然保存和流传下来的只是一些残篇，但是著书时间是在先秦时候了。
中国历史上出现最早的自然地理考察著作是《尚书禹贡》，这是一篇区域地理著作，全书以自然地理实体为标志，将全国划分为9个区，并对每区的疆域、山脉、河流、植被、土壤、物产、贡赋、少数民族、交通等自然和人文地理现象，作了简要的描述。全书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叙述上古时期洪水横流，不辨区域，禹治水以后则划分为九州，并扼要地描述了各州的地理概况；第二部分是分九州山脉为四列，叙述主要山脉的名称，分布特点及治理情形，并说明导山的目的是为了治水。第三部分是叙述9条主要河流和水系的名称、源流、分布特征，以及疏导的情形。第四部分是总括九州水土经过治理以后，河川皆与四海相通，再无壅（臃yong）塞溃决之患；第五部分是叙述在国力所及范围，以京都为中心，由近及远，分为甸、侯、绥、要、荒五服。扩展资料：《禹贡》是在生产力水平不高、巫风盛行的历史条件下撰写的。它突破了早期著作中传播的许多神秘观念，比较朴实地记录了全国范围内各种地理现象，是中国早期区域地理研究的典范，成为《汉书·地理志》、《水经注》、《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以及唐、宋以来许多地理著作痒引的对象。也是今天研究中国历史地理的重要参考文献。历代注释、考证《禹贡》的著作甚多，以清代胡渭的《禹贡锥指》和近人顾颉刚的《〈禹贡〉注释》最为重要。
《汉书·地理志》是中国第一部以“地理”命名的著作，也是历代记述疆域政区的始祖，为班固首创，这种体例为中国两千年来沿革地理著作树立了楷模。《汉书·地理志》的内容由3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叙述从黄帝时代到汉帝这一段时间疆域变迁概况，转录《禹贡》、《周礼·职方》的全文。第二部分叙述汉朝地理，这是《汉书·地理志》的主体。以汉平帝元始二年建置的行政区域为纲，按照行政区域大小的划分，一一叙述了当时的103个郡（国）及其所辖的1587个县（道、邑、侯国）的建制沿革以及各郡县的户口数字、山川湖泽、物产、水利工程、古今重要聚落、关塞和名胜古迹等。另外，《汉书·地理志》包括了许多珍贵的地理资料，比如它记载的石油产地是最早的，它记载的户数和人口数也是最早的。根据《汉书·地理志》记载的数据，可以给出西汉元始二年全国人口分布图，矿产分布图和手工业分布图等。第三部分转录刘向《域分》及朱赣《风俗》的有关内容。《汉书·地理志》是中国第一部以疆域政区为主体、为纲领的地理著作。它开创了我国撰写疆域地理志的新体例。《汉书·地理志》是二十四史内16部《地理志》中最好的一部。《汉书·地理志》又是一部重要的历史地理著作。不少汉以前古籍所记载的地名都是由于《汉书·地理志》用汉地名予以注释，后人才知道它们的正确位置。《汉书·地理志》是一篇史料价值很高的古代地理文献，是中国地理学史上一部划时代的代表作。
在中国古代，历史学与地理学密不可分，又互相独立，地理学还有个独特的名称——“舆地”，就是取自《淮南子》以地为舆的说法。地理学的开端到现在已经有四千余年的历史。最早的记载在周代，周朝设立有专门的官职，掌管方志和地理，但是第一次把地理学列为史部的是唐朝编纂的《隋书》，此后直至清朝的《四库全书总目》，都相沿不改。中国古代以经史子集四部为列，地理与历史有极其密切联系。历史地理也叫沿革地理，其重心是从历史沿革与发展的角度考察中国几千年的地理变迁，和现代的地理学并不完全相同。古代的地理学著作，也是后人研究古代历史的重要文献资料。社会发展，人事变迁，古书上的地名、山名、河名、城市名也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改变，不了解历朝历代地名、山名、河名、城市名的异同演变的历史，就没有办法分析历史事件所发生的具体条件和了解当时的具体历史事件。我国最早的地理志主要是记载山川、疆域、物产和风俗等，偏重于自然地理方面。比如《尚书》中的《禹贡》，《周礼》中的《职方》，还有《山海经》和《汉书·地理志》都是偏重于自然地理方面。其中《山海经》以山为经，以海为纬来记述上古中国地理，对了解中国上古文明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汉书·地理志》则是首次专门记述中国地理的史料文献。自此之后，史书都继承了专门记载地理学的传统。比如《后汉书》有《郡国志》，《晋书》有《地理志》，《宋书》有《州郡志》，《魏书》有《地形志》，《隋书》《旧唐书》《新唐书》有《地理志》，《旧五代史》有《郡县志》，《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明史》及《清史稿》均有《地理志》。地理学得到长足发展的朝代是宋朝，其地理水平非常发达。主要表现为：一、历史地理/沿革地理的空前发展；二、地志编纂的发达和编纂形式的规范化。宋朝随着毕升的活字印刷术的推广，整个社会的印刷业比较发达，很多书籍都流通方便，便于对照研究，为沿革地理长足发展、空前发达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历史地理/沿革地理成为一门学问就是从宋朝开始的。在宋朝绝大部分地志中，都专门列一章进行叙述。比如《太平寰宇记》叙述郡县，便首先介绍建置沿革。宋代地图也注重沿革关系。传世的税安礼《地理指掌图》，便是现存最早的一部通贯古今的沿革地图。南宋学者郑樵也是一位研究历史地理/沿革地理的专家。他在《通志》中撰写了《地理略》和《都邑略》。这两略书都是重要的沿革地理著作。《地理略》中的《历代封畛考》，主要讲述历代疆域沿革；《开元十道图考》则专门讲述唐朝一代的疆域情况。最独特的是《都邑略》，它属于郑樵呕心沥血而新创的体例，叙述了历朝历代的国家都邑，还附述历朝历代的四裔都邑。南宋末年学者王应麟对历史地理/沿革地理也研究颇深。他撰写《通鉴地理通释》十四卷，以《通鉴》名书，只不过是借《通鉴》之名来表示通贯古今之意，实际上是一部历史地理书。里面讲述了历朝历代州域、都邑以及山川、各国形势等内容。除此之外，王应麟还著有《诗地理考》一书，是利用《诗经》的相关地名来考证上古三代时期的疆域。元明时期，历史地理/沿革地理一直都在进步和发展，直到明末清初之际再一次迎来了大发展。明清之际，著名思想家顾炎武鉴于故国灭亡的心痛事实，把地理研究作为自己抒发抱负和理想的途径，从儒家“经世致用”思想出发，撰写了长达一百二十卷的《天下郡国利病书》。为了这本专论地方利弊的《天下郡国利病书》，顾炎武参阅了上千部各种志书，抄录了“四十余帙”的草稿，通过自己的思考与整合，从中探求出了一些有益国计民生的知识，作为拯救时弊改造社会的根据。而且因为他心怀故国的思想感情和起兵抗清的实际行动，使得其爱国思想渗透于著作的字里行间。与顾炎武同时代的另一位著名学者顾祖禹则撰写了《读史方与纪要》。顾祖禹，字景范，江苏无锡人，生于常熟，常住无锡宛溪，学者称宛溪先生。这位大学者隐居乡里，历三十余年，参考了二十一史和几百种方志，以明末时期的政区为根据，重新考订古今郡县的沿革变迁和山川险要、战守利害，著成了皇皇大著《读史方舆纪要》。顾祖禹也是一名对故国有着强烈热爱情感的学者，他研究地理沿革注重实用的目的是为了抵抗清朝，恢复故国作准备。为此，他还自述著书的动机：“凡吾所以为此书者，亦重望夫世之先知之也。不先知之，而以惘然无所适从者任天下之事，举宗庙社稷之重，一旦束手而畀之他人，此先君子所为愤痛呼号，扼腕以至于死也。”他痛心于故国明朝不会利用山川形势的险要，不会吸取古今用兵成败的教训，因而详细论述古代山川险要难易程度与用兵战斗、防守、攻打、占领之间的关系，认为古代战争中“在德不在险”思想是错误思想，品德重要，险要之地也重要，两者不冲突。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全书一百三十卷，前九卷，记述历代州域形势，后七卷，记载山川、分野，其余的一百十四卷，分叙省、府、州、县。每省先作总序，再附地图，再下为正文。正文顶格写，注低格写，注中之注夹行写。卷首还有三篇《总叙》，叙述自己著书的目的，又有凡例，概述自己撰书的要旨。因此，整册书条理分明、一目了然。顾祖禹治学严谨，考核精审。这册书也是中国历史地理学和历史学的重要参考文献。还有学者李兆洛撰写的《历代地理志韵编今译》，编录《汉书》以下各史地理志中所载郡县名称，按韵部加以排列；再按年代的先后，叙述每一郡县的沿革变迁，并且指明近现代这些郡县的所在地，十分方便一般的读者查阅。除此之外，还有一本古代奇书也算地理学书籍的范畴，那就是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水经》是我国古代专门记述河流水道的地理书。相传记述河流水道一百三十七条。《水经》已经湮没在历史长河中，万幸的是北魏郦道元曾经为《水经》作注，那就是流芳百世的名著《水经注》。《水经注》补充记述的河流水道达一千二百五十二条，注文为原书的二十倍。全书大约30万字，分四十卷，注文引用书籍多达四百三十七种，详细记述了中国古代各水道所经地区的地理情况、建置沿革以及古迹故事等，内容丰富多彩，文笔绚烂，是中国历史上最为珍贵的历史地理专著之一。
《山海经》是中华民族最古老的奇书之一。它有如下几个特点：第一，《山海经》为述图之书。不过，《海经》所凭借的图画早就佚失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山海经》中都有插图，怪怪奇奇，琳琅满目，那只是后人根据书中的内容想象增补的，与我说的古图完全不是一回事”。第二，《山海经》保留了大量远古时期的史料。也正因为《山海经》的所谓荒诞不经，几千年来该书既不为正史所载，也不为诸子所传，因而也很少被后人改动，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原书的风貌和许多珍贵的远古资料和信息。第三，《山海经》与东方夷族有关。自古以来，“神不禋非类，民不祀非族”，《山海经》中的某些史料特别是反应帝俊神系事迹的人文历史地理资料来自东夷伯益或者伯益的族团应该无大误。第四，《山海经》有两部分组成。因此，在考证《山海经》地望时，《大荒东经》和《海外东经》可以相互印证。第五，《山海经》地理描写的顺序与现实的顺序不同。《山海经图》中，黑齿国在图的上方（南方），而汤谷在黑齿国的下方（北方）。这为《山海经》地望考证提供了方向上的坐标。 《禹贡》是《尚书》（一作《书经》，简称《书》）中的一篇。汉马融说：“上古有虞氏之书，故曰尚书。”①唐孔颖达说：“尚者，上也，言此上代以来之书，故曰尚。《尚书》是中国现存史书中最古者，系上古历史文件和政史论文的汇编，儒家重要的经典著作之一。《尚书》相传由孔子所测定，实际上有些篇是后来儒家补充进去的，《禹贡》篇者，历代学者一般设为贡赋之法。其说导源于是书“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汉孔安国就“任土作贡”释作“禹制九州贡法”。后之学者注释大致类此。窃谓贡考，功也，以记禹导山浚川，敷土作贡之功。是篇既以浚川——治水为主，而贡赋仅占很小份量（在全文257个短句1193字中，直接间接说贡赋者不过57句299字，所占比重较小），如此理解似更为合情顺理。地理价值最大的地理著作。前者在中国地理学史上开创了结集的一派①，后者则开创了征实的一派。稍后，大约成书于战闰之季的《穆天子传》，是中国游记的开山作，也是先秦独具特色的地理之著。上述三书可视为中国地理学发展的雏型和滥筋，因以我们做为本章讲授的重点。此外，淌有一些裁籍含有一些地理篇章抑或具有地理价值，主要者如《周礼·职方氏》、《尔雅·释地》、《管子．地员、度地、地图》氓也应简扼说到。《禹贡》的体裁属于地志。是篇迟于《山经》，早于《汉书·地理志》，是先秦最富于科学性的地理记载。有人说：“禹贡一书，古今地理志之祖者。”此不无道理。它和《山经》有些地方相像，诸如题材也是托古于夏禹治水的神话传说；其分区标准，打破当时邦国割据、诸侯林立的局限，而以大一统思想着眼（这自与先秦其它古籍如《春秋》、《左传》、《国语》以及《诗经》、《国风》等，迥然不同），以名山大川为界等等。不同的是，《禹贡》利用了战国时期发达的地理学知识，超脱了《山经》极原始的地理概念，扬弃了神话成分而专就人类力所可及的平治水土方面来讲；摆脱了《山经》确认四方为沟说，而已知惟东方是海，超过了《山经》东西南北中“五方”的极原始朴素的区划，代之以实际得多的“九州”的区划。因此，我们可以说，产生于春秋末战国初的《山经》，是中国地理著作最古的开山之作；产生于战国中期的《禹贡》，运用战国时期迅速发展的地理学知识，则突破原始的幻想阶段，以征实为目的，尚实地考察，比《山经》又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也可以说，《山经》作者在中国地理学史上率先开了结集的一派，《禹贡》作者则“青出于兰”开了征实的一派。《禹贡》对后世地理学发展的影响，甚深且巨，以至清代学者李振裕说它“自禹治水，至今四千余年，地理之书无数百家， 莫有越《禹贡》之范围者。” 《水经注》是公元6世纪北魏时郦道元所著，是中国古代较完整的一部以记载河道水系为主的综合性地理著作，在中国长期历史发展进程中有过深远影响，自明清以后不少学者从各方面对它进行了深入细致的专门研究，形成了一门内容广泛的“郦学”。《水经注》全面而系统的介绍了水道所流经地区的自然地理和经济地理等诸方面内容，是一部历史、地理、文学价值都很高的综合性地理著作。《水经注》全书三十多万字，详细介绍了中国境内一千多条河流以及与这些河流相关的郡县、城市、物产、风俗、传说、历史等。《水经注》文笔雄健俊美，既是古代地理名著，又是山水文学的优秀作品。 《洛阳伽蓝记》是南北朝时期（公元420年～公元581年）记载北魏首都洛阳佛寺兴衰的地方志，共五卷，作者是东魏阳（或作杨、羊） （音眩）之，北平郡（今中国中部河北卢龙）人。东魏迁都邺城之后，在武定五年（即公元547年）他再到洛阳，看见当地遭受东、西魏战争破坏后，满目创痍，一副破败景象，感慨极深，所以写了这本书，回忆魏孝文帝元宏迁都后，洛阳的繁荣昌盛。由于他反对佛教，认为贵族的施舍浪费，以及国家对佛教的扶植影响了赋役收入和兵源，所以书中对寺院的华丽和贵族的奢华进行了大量讥刺。此书按照城内、城东、南、西、北的次序，以四十多所名寺院为纲，兼顾所在里巷、方位以至名胜古迹，同时叙述相关事迹。从书中可以了解孝文帝迁洛阳到尔朱氏之乱，四十年间洛阳的故事和台省坊市的分布，甚至于外商来洛阳居住和各国的风土人情、道里远近书中都有所涉猎。内容包括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学、艺术、思想、宗教等方面，史料价值极高。其中，第五卷收录的宋云《家纪》、慧生《行记》、《道荣传》，详细记载了宋云去天竺的情况，成为现今研究中印交通史的珍贵史料。此书的文学价值也很高。
应该是《山海经》，虽然流传下来的已经是残片，但是时间上是先秦时期成书的。
中国最早的地理学著作是战国时代的《尚书·禹贡》。 《尚书·禹贡》，是战国时魏国的人士托名大禹的著作，因而以《禹贡》命名。《禹贡》撰著者根据理想中的政治区划，以地理为径，分当时天下为九州，即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在全书1193字中，该书以自然地理实体为标志，对每州的疆域、山脉、河流、植被、土壤、物产、贡赋、少数民族、交通等自然和人文地理现象，作了简要的描述。 《禹贡》比较朴实地记录了全国范围内各种地理现象，是中国早期区域地理研究的典范，成为《水经注》、《元和郡县图志》以及唐、宋以来许多地理著作痒引的对象，也是今天研究中国历史地理的重要参考文献，其不但是中国最早的地理学著作，也是世界上第一部综合地理作品。
地方文献是指记录有某一地方知识的一切载体,它包括一个地方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风俗、特产、人物、名胜古迹等,它是了解与研究地方状况的重要文献依据。地方文献，地方资料local collection通常指图书馆收藏的有关某一特别地区及其居民的图书、印刷品、地图、图画、照片和其他资料，所有这些藏书资料适用于历史研究和家谱研究。
地方文献，地方资料local collection通常指图书馆收藏的有关某一特别地区及其居民的图书、印刷品、地图、图画、照片和其他资料，所有这些藏书资料适用于历史研究和家谱研究。
比较，首先足一个时间概念 －切文献都是各种知识的记录。时间就好似一个链条，它以“现在”为线索．前于此时谓之“过去”，后乎此音谓之“将来”：时间即历史，过去时间中产生的文献叫历史文献；现在即当今的文献叫当代文献。而“现在”，这个时间链条，是极不稳定且稍纵即逝的。当文献学家着手对某种当代文献进行整理研究的时候，它实际已经成为历史的存在物。所以本书使用的“历史文献”的时间概念。从属于的文献都是历史文献”的命题，在收罗文献时、尽可能予延至现在，从古代至建国以来的五十年，均沦述之。 其次，从学科体系来看，广义历史学包括自然界的变迁以及最初人类会活动发展的过程。内容涵盖十分广泛，广义的历史文献。它包括世界上的一切著作，我们通常所说的历史文学专指人类社会史，即所谓狭义历史学。历史学典籍则指古代各个阶段分类分录中的史部典籍，以及现代文。史、哲、经等分类中的文学著作、任何目录分类，都是相对的。因此，史部以外各部其实多属于史学文献，古今学考早有论说。章学诚《报孙渊如书》称．“承询《史籍考》事、取多用宏，包经而兼子集，不特如所询地理之类已也。”可见串氏所著《史籍考＞，已不限于四部分类的史部典籍；章氏又有”六经皆史”的论题、这是指《六经》皆为史料。早在两千年前．司马迁作《史记》，就以《六经》为史料。他提出了“颁协《六经》异传，整齐自家杂语”的命题，广泛取材。但是，如果把四部典籍都视为历史文献．则是广义历史文献，它与一切文献没合区别，而失之于混淆；如果固守史部类日，必又失之于偏狭c“混而合之则不清．拘而守之则已隘”(章学诚：烛考释例女)，即所谓“过犹不及”，太广大狭都是弊病。本书考察的历史文献，以狭义的支部典籍为主体，而概述广义的四部文献，别择其中的历史学史料文献．主次分明。
这些文献书记就是，五台山文献与文化研究，藏传佛教与五台山的关系，敦煌五台山文献校录研究，五台纪地层的新见，五台山志。
在秦汉时期的古文献中，迄今尚未检到有关库布其沙漠的记录。关于库布其沙漠的最早记载 出现在南北朝时期。 据《魏书》记载：北魏太平真君七年（446），薄骨律镇镇将刁雍在呈交魏廷的奏书中论及薄 骨律镇赴沃野镇的粮运通道状况，谈及早期的库布其沙漠。当时，薄骨律镇位于今宁夏回族自治 区吴忠市西北古城湾附近、古黄河的河心洲上，沃野镇位于今内蒙古自治区乌拉特前旗北部的乌 梁素海北侧、苏独伦乡根子场村之正南，两座镇城间的陆路交通线呈现自西南往东北方向。刁雍 在奏书中写道：“臣镇（笔者按指薄骨律镇）去沃野镇八百里，道多深沙，轻车往来，犹以为难， 今载谷二十五斛，每至深沙，必致滞陷。又，谷在河西，转至沃野，越渡大河……”。成书于北魏时期的《水经注》也保存着早期库布其沙漠的资料。郦道元在《水经 注·河水三》中写道：“余按，南河、北河及安阳县以南，悉沙阜耳，无佗异山。故《广志》曰： ‘朔方郡北，移沙七所，而无山以拟之’。是《音义》之僻也”。郦道元生于北魏皇兴四年（470）、 被害于孝昌三年（527）。其著作《水经注》成书年月自然在卒年之前，略当魏宣武帝景明元年至 魏孝明帝孝昌三年（500~527）。（靳生禾著《中国历史地理文献概论》，第 113 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 年第 1 版。） 换言之，该书记录的流动沙丘（移沙七所），就是公元六世纪初期的早期库布其沙漠 之状况及位置。郦道元所谓“南河”即指今黄河河道的大体位置（实际在今河道之南，详后），安 阳县故治在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乌拉山南侧。这就表明：“悉沙阜耳，无佗异山”“‘朔方郡北，移 沙七所，而无山以拟之’”的流沙地貌景观分布在“南河”（即今黄河）之南，而这一带正是今杭 锦旗北半部的库布其沙漠之区。王北辰先生在其论著中曰：“依注可知，当时南河以南全有沙丘， 此系郦道元所亲见，唯不知其范围”。北魏末年，早期库布其沙漠仍被时人提及，称作“沙塞”。《周书·文帝纪》载：北魏孝武帝 永熙二年（533）宇文泰（黑獭）与贺拔岳讨论关西灵州、夏州形势时，曾说：“公若引军近陇，……西辑氐羌，北抚沙塞，还军长安，匡复魏室，此桓文之举也。” 值得 注意的是，贺拔岳是时驻在平凉，节制灵、夏、泾、秦等关西诸州，此处所谓“沙塞”系指灵、 夏两州北缘的流沙地带——今杭锦旗北部的库布其沙漠，因其东西方向绵延一线，称为屏护灵、 夏两州之“沙塞”，毫不为过。但有的学者认为“他称灵夏一带为‘沙塞’，足证当时（事在 533年）灵、夏之间积沙相连，可以为边塞。本图在明长城外、夏州南沿上画出迤逦的流沙若干片， 示意而已。” 这种看法不符合历史实际，若“沙塞”位处灵、夏之间，或夏州南沿，岂不将灵、 夏置诸“沙塞”之外？这显然与当时政治形势相悖。到了公元8 世纪末期，库布其沙漠再度被唐代人所记载，并且被命名为“库结沙”（或作普纳沙、或称破讷沙）。唐德宗贞元年间（785-805），宰相贾耽在其所记载“从边州入四夷七道”的“夏 州塞外通大同云中道”中，记述了库结沙的南部边缘位置、局部分布宽度及其与黄河、湖泉的关 系，为我们提供了早期库布其沙漠分布范围之线索。 原文如次： 夏州北渡乌水，经贺麟泽、拔利干泽，过沙，次内横铲、沃野泊、长泽、白城，百二十里 至可朱浑水源。……又经步拙泉故城，八十八里渡乌那水，经胡洛盐池、纥伏干泉，四十八里度库结沙，一曰普纳沙。二十八里过横水；五十九里至什贲城，又十里至宁远镇，又 涉屯根水（笔者按，此即黄河南支河道）， 五十里至安乐戍。戍在（黄）河西堧，其东堧有古大同城。今大同城，故永济栅也。 夏州通往大同城的道路在逾越乌那水（今杭锦旗驻地附近的季节性河流——陶勒沟下游河道，清 代称作兔河）后，历经胡洛盐池（今杭锦旗巴彦乌素盐海，亦称哈日芒乃淖尔，清代称锅底池）、 纥伏干泉（今杭锦旗巴彦乌素镇乌顶布拉村、门根村之北的无名湖），步行约4 8 唐里而抵库结沙 （早期库布其沙漠）南缘，大体在今巴彦乌素镇吐国伦德勒锁村、名盖格拉村附近；由此向北穿 越库结沙，约步行2 8 唐里而抵横水（今地待考）；由横水北行59唐里而抵什贲城（或指为汉代朔 方郡城），再前行1 0 唐里而抵宁远镇（今杭锦旗独贵塔拉镇西北的沙圪堵淖尔村西南）。宁远镇是 一座军事城镇，踞于屯根水（即唐代黄河南支河道）南岸。据此可推测出，唐德宗贞元年间 （785-805），库结沙（早期库布其沙漠）的南北宽度在此处约为97 唐里。按唐大里约折合540 米 计算，97 唐里约折合为52380 米，合今76 华里，即38 公里。 它横亘在纥伏干泉（今乌顶布拉村、门根村之北）和宁远镇（今沙圪堵淖尔村西南）之间。 但仍需考证的“库结沙”区域的地名有“横水”、“什贲城”之所在，尚待继续做工作。王北辰认为：横水乃毛布拉格孔兑沟的西侧支流河道，可备一说。其故河道应在今杭锦旗北部库布其沙区的赛音乌素、迈勒沟至道劳乌素一线之南。 什贲城故址，依其北距宁远镇 10 唐里(4 公 里，折8华里)反向推算，当在今沙圪堵淖尔村以南约4公里以上的沙日召（乌兰敖都）西南； 而从横水北行5 9 唐里抵达什贲城，5 9 唐里约合31860米，即860公里（折720华里）。杭锦旗文物工作者在赛音乌素村北方、那林霍拉霍村以东的沙漠中发现一处两汉时期的遗址（暂称作“那林霍拉霍遗址”），恰好处在沙日召（乌兰敖都）西南方位，只因流沙堙埋，遗址面目尚未 查清。因此，那林霍拉霍汉代遗址很可能就是唐代文献记载的什贲故城（汉代朔方郡城）。若此判断不误，唐代自夏州城北通天德军城的道路必经过此地。 归结起来，依据北魏太平真君七年（446）、孝昌三年（527）前、永熙二年（533）、唐德宗贞 元年间（785-805）的相关文献记载，可以简略地勾画库布其沙漠在九世纪初的分布格局如下：西 限黄河、北临黄河南支河道、东达今杭锦旗北部的毛布拉格孔兑沟之西侧、南缘在今杭锦旗巴彦 乌素镇乌顶布拉村、门根村至摩仁河下游之北。唐代诗文关于库布其沙漠的描绘 唐德宗建中二年（781），诗人李益在其穿行“河曲”地域途中所作纪行诗多有描述库结沙区 之作。他在《从军夜次六胡北饮马磨剑石为祝殇辞》中，对库结沙（早期库布其沙漠）边缘地貌 景观作了描写。兹节录如下： 我行空碛，见沙之磷磷，与草之幂幂，半没胡儿磨剑石。当时洗剑血成川，至今草与沙皆赤。 我因扣石问以言，水流呜咽幽草根。…… 为之弹剑作哀吟，风沙四起云沈沈。满营战马嘶欲尽，毕昴不见胡天阴。…… 圣君破胡为六州，六州又尽为胡丘。韩公三城断胡路，汉甲百万屯边秋。…… 我今抽刀勒剑石，告尔万世为唐休。又闻招魂有美酒，为我浇酒祝东流。 殇为魂兮，可以归还故乡兮；沙场地无人兮，尔独不可以久留。 诗中记载的“饮马磨剑石”是诗人北行旅途中止歇饮马之所，处在“六胡州”区域的北方。“六胡 州”区域的范围，大体相当今内蒙古鄂托克旗、鄂托克前旗的东半部，乌审旗的西部边缘，陕西 定边县、宁夏盐池县的北部边缘地带。 据此，“饮马磨剑石”地望当在今鄂托克旗北境的召稍 与杭锦旗南境的亚斯图（或作夭斯图）之间，唐代该处应存在一条自西往东流向的内陆小泉溪， 成为南来北往的行人停息饮马之处。但在建中二年（781）该处地表已出现风吹沙移的沙漠化趋势， “我行空碛，见沙之磷磷，与草之幂幂，半没胡儿磨剑石”，“为之弹剑作哀吟，风沙四起云沈沈”， “沙场地无人兮，尔独不可以久留”，流沙是时正在湮没泉溪傍的磨剑石、青草，李益夜行至此适 逢“风沙四起云沈沈”的扬沙扬尘天气。而诗中的“空碛”“ 沙场地无人兮，尔独不可以久留”， 恰恰反映出该地处在库结沙影响所及的南缘之地，人口极其稀少，几无定居人口。值得注意的是， 在实地考察中所见库布其沙漠的沙粒物质呈现为红黄色，与文中“至今草与沙皆赤”之语恰相符 合。诗人所谓“沙赤”乃纪实之作。而高原南部毛乌素沙漠则呈现淡黄色，与之区别显明。 李益的另一篇《塞北行次度破讷沙》，则直接描述库结沙区的沙漠景象，“眼见风来沙旋移，终 年不省草生时。”一派流沙漫漫、毫无生机之象。而其《早发破讷沙》则咏曰：“破讷沙头雁正飞，鸊鹈泉上战初归。平明日出东南地，满碛寒光生铁衣”。他吟咏的是早期库布其沙漠腹地的地貌景 象，应分布在杭锦旗巴彦乌素镇乌顶布拉村、门根村至摩仁河下游之北区域。
上篇 自然环境的变迁第一章 气候和植被的变迁第一节 气候变迁第二节 植被变迁第二章 东部平原的水系变迁第一节 黄河下游河道的变迁第二节 长江中下游水系的演变第三节 海河水系的历史变迁第四节 黄淮海平原湖沼的历史变迁第三章 海岸线的变迁第一节 辽东湾海岸第二节 渤海湾海岸第三节 苏北海岸第四节 长江口海岸第五节 杭州湾海岸第四章 沙漠的变迁第一节 中国东部草原及荒漠草原地带第二节 第四纪以来形成的沙漠地区中篇 历代疆域和政区的变迁第五章 历代疆域变迁第一节 先秦时期第二节 秦汉时期第三节 魏晋南北朝时期第四节 隋唐五代时期第五节 宋辽金夏时期第六节 元明清时期第六章 历代政区沿革第一节 郡县制的萌芽和确立——春秋中期至秦汉时期第二节 州郡时代——魏晋南北朝时期第三节 道路时代——隋唐五代两宋时期第四节 行省时代——元明清时期下篇 历代社会经济环境的变迁第七章 北部农牧界限的历史变迁第八章 古代主要农业区的历史变迁第九章 古代蚕桑、植棉业和丝棉织业的分布与变迁第十章 人口的分布和迁徙第十一章 城市分布和交通路线的历史变迁参考书目初版后记重印附近记
《汉书·地理志》的内容包括三个部分：开头引录《禹贡》全文和《周礼·职方氏》的九州部分，中间以西汉的行政建置为纲，将山川、物产、古迹等各项地理资料分条附记于其中，末尾辑录刘向的《域分》和朱赣的《风俗》，并记载了一些海外交通的情况。 这一结构充分地反映了班固对于“地理”的理解。他在《汉书·叙传下》中称：“自昔黄、唐，经略万国，燮定东西，疆理南北；三代损益，降及秦、汉，革刬五等，制立郡县，略表山川，彰其剖判，述《地理志》第八”。就是说，他观念中的“地理”虽然也包括了山川形势，但更关心的是对它的“疆理”、“剖判”，亦即行政建置。因而他对《禹贡》给予充分的尊重，在《汉书·地理志》开头将其全文照录，并不是象我们今天这样意识到《禹贡》对于地理学所具有的意义，而只是将其当作行政制度之一种，恰好在传说中它曾实行于夏禹时代。同理，他将传为周代行政制度的《职方氏》九州也一并照录，而不辨析其来历及真实与否。正因为如此，当历史行进到秦汉时代，五等之封已经革刬，传说中的九州也已成为过去，此时的“剖判”是通过郡县。班固顺应时变，在正文中将“地理”的纲领由《禹贡》、《职方氏》的九州一变而至于汉代的郡国，这不能不说具有开创之功。这份功劳本应该属于太史公司马迁的。 对“地理”的这种理解也很典型地反映了中国古代科学的一个重要特点：重实用、重功利，而轻视学理上的探讨。《汉书·李寻传》载传主之言云：“仰视天文，俯察地理，观日月消息，侯星辰行伍，揆山川变动，参人民谣俗，以制法度，考祸福”。很明显，当时人将地理当作一种应用之学。无论自然要素（山川变动）还是人文状况（人民谣俗），研究的目的都是为了经世济民（法度、祸福）。班固在叙述完西汉的行政建置和相应的地理资料之后，还将当时“犹未宣究”的刘向《域分》和朱赣《风俗》辑而论之，不能不说有其深意存焉。 这一观念再渗透到地理学中，那便是形成一种很强烈的思维定势，即轻自然而重人文。《汉书·地理志》而后，历代正史修撰《地理志》形成一个传统，但内容不过照着《汉书·地理志》亦步亦趋，有些简单的甚至只有光秃秃的政区纲目，其它内容如山川、物产、古迹、水利等一概没有。沈约在《宋书·州郡志》序中称：“地理参差，其详难举，实由名号骤易，境土屡分，或一郡一县，割成四五，四五之中，亟有离合；千回百改，巧历不算，寻校推求，未易精悉”。文中直接将“地理”当作“政区”的同义语，这可以说是古代对于“地理”一词最为极端的理解。 也正因为如此，地理学在我国传统中一直被当作历史学的附庸。一方面，以地理为标的的著作往往成为历史著作中的专篇，如国史或地方志中的《地理志》。另一方面，这样的地理之学往往带有历史地理的性质。即便体例不受《地理志》影响，内容也往往不免带有浓厚的历史色彩。如《水经注》，它以水道为纲，是一部不折不扣的地理学著作，但从内容看，它又是一部十足的历史著作。——当然，它同时还是一部文学名著。
历史地理学是研究历史时期自然、人文地理现象以及人地关系发展演进规律的科学。现代意义上的历史地理学是在历史学和地理学交叉处诞生、具有明显边缘性质的一门新兴学科。在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在经历了二千多年的发展之后，中国历史地理学已成为当代的一门显学，并呈现出蓬勃兴旺的发展势头。 一、以沿革地理为主体的传统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形成和发展 中国历史地理学是一门既古老又年轻的学科。说它古老，主要是因为其前身沿革地理学的形成至少可上溯至两汉时期；说它年轻，主要是因为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历史地理学迟至本世纪50年代初才得以确立。纵观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学术发展史，不难看出，这门学科的发展明显经历了以沿革地理学为主体的传统中国历史地理学、“地理化”逐步加强的近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历史时期地理环境的变化”的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这三个主要阶段。 中国的历史地理学是从沿革地理学发展而来的，这是学术界公认的结论。历史上第一篇比较成熟同时也最优秀的沿革地理著述是东汉班固所作的《汉书·地理志》，因而目前大多数学者皆将班固看成是沿革地理学的开山鼻祖。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虽然自班固而后，中国的历史地理研究在相当长时间内确实以沿革地理为主要内容，但是在班固以前，处于萌芽时期的中国历史地理学，却并非以沿革地理为限，而且就班固本人来说，其有关沿革地理的学问亦明显受到了前代地理著述如《尚书·禹贡》、《周礼·职方》以及《史记·河渠书》的影响（注：史念海：《班固对于历史地理学的创建性贡献》〔J〕，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9年第3辑。）。这样一来，如果追溯中国历史地理学的渊源， 就必须从《尚书·禹贡》等著述谈起。 《禹贡》是《尚书》的一篇。关于《禹贡》的著作时代，晚近大致有四种说法：（1 ）辛树帜的西周说（注：辛树帜：《禹贡制作时代的推测》〔J〕，《西北农学院学报》1957年第3期。 王国维在《古史新证》中亦曾认为《禹贡》为周初人所作。）；（2 ）王成组的春秋孔子说（注：王成组：《从比较研究重新估定禹贡形成的年代》〔J〕， 《西北大学学报》1957年第4期。）；（3）顾颉刚的战国中期说（注：见侯仁之主编：《中国古代地理名著选读·禹贡（全文注释）》〔M〕，科学出版社，1959年。）；（4 ）日人内滕虎次郎的战国末至汉初说（注：〔日〕内滕虎次郎：《禹贡制作年代考》〔M〕， 载江侠庵译：《先秦经籍考》，商务印书馆，1931年。）。目前历史地理学界普遍采用的是战国说，只是在作者方面尚有一些不同看法，顾颉刚先生认为“《禹贡》的作者是西北人”，并推测说“可能是秦国人”，而史念海先生在所著《论〈禹贡〉的著作时代》（注：载《河山集·二集》，三联书店，1981年。）一文中，则据《禹贡》中有“南河”、“西河”之称，认定作者为魏国人（注：关于《禹贡》著作年代和作者的综合性论述，详参靳生禾：《中国历史地理文献概论》第29～30页， 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刘起＠①：《〈禹贡〉作者》，载谭其骧主编：《中国历代地理学家评传》第一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年。）。 《禹贡》全文仅有1189字，篇幅虽小，但却是先秦时期最富科学性的地理著作。其“九州”一章分述了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各州的疆域、山川、原隰、土壤、赋税、贡物、贡道等，“导山”和“导水”章记述了全国山川分布大势，“五服”一章提出了一个以甸、侯、绥、要、荒五服为构架的理想的大一统政治蓝图。从现在的角度来看，《禹贡》的内容已涉及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诸多方面，可称是我国第一部结集性的地理著作。正因如此，明人艾南英在《禹贡图注·序》中说：“《禹贡》一书，古今地理志之祖者。”清代学者李振裕在为胡渭《禹贡锥指》作序时亦称：“自禹治水，至今四千余年，地理之书无虑数百家，莫有越《禹贡》之范围者。”可见《禹贡》对中国古代地理学的影响之大。应该特别强调的是，《禹贡》虽为托古之作，但其内容基本上是以夏代史实为基础的。以战国人而写夏代事，这显示《禹贡》应是一部历史地理著作。惟处于地理学萌芽时期的地理著作，大都是当代地理与前代地理不分，《禹贡》亦不例外。 与《禹贡》大约同时期的《山海经》和《穆天子传》，也是比较重要的历史地理著作。《山海经》由《山经》（又称《五藏山经》）、《海经》、《大荒经》三个部分组成，全书30825字， 其中《山经》21265字，占全书近百分之七十的篇幅。《山经》中包括有大量的山名、 里程、植物、动物、水系、矿产等项资料，对研究历史地理有重要的价值（注：于希贤：《中国古代地理学史略》〔M〕第47～51页， 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年。）。《穆天子传》开我国游记体地理撰述之先河，今本《穆天子传》共六卷，前五卷记周穆王西游的经历，第六卷记盛姬死事。是书“记载各地山川地理，显得真实而且形象”（注：史为乐：《〈穆天子传〉的作者》〔J〕， 载谭其骧主编：《中国历代地理学家评传》第一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年。），亦有较高的地理学价值。不过比较而言，与开“征实的一派”的《禹贡》不同，《山海经》和《穆天子传》皆属“幻想的一派”，丰富的地理素材附丽于神话传说之中，多少减弱了其科学性，因而其学术价值自不能与《禹贡》相提并论。 传统中国历史地理学一直到两汉时期才趋于成熟，其标志性著述为司马迁《史记》中的《河渠书》和《货殖列传》以及班固《汉书》中的《地理志》。《史记·河渠书》专记川流变迁和历代水利，兼历史水文地理与历史经济地理于一身，而《货殖列传》不仅是“中国历史地理学区域经济地理的创始”（注：史念海：《中国历史地理学区域经济地理的创始》〔J〕，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6年第3辑。）， 更是研究历史风俗地理和历史商业地理的重要素材（注：吴宏岐：《司马迁的地理学思想及其历史地位》〔J〕，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年第2 辑。）。《汉书·地理志》首次将“地理”之目列入正史之中，对推动地理学的发展功绩显赫。这篇地理著作固然以记述西汉政区地理为主，但亦论述了夏、商，周三代的地理，而且兼述春秋、战国、嬴秦和王莽。“在当时来说，这是上起夏代，下迄王莽，相当完备的沿革地理，不过中间只是强调了西汉一代而已”（注：史念海：《班固对于历史地理学的创建性贡献》〔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9年第3辑。）。《史记·河渠书》、《史记·货殖列传》和《汉书·地理志》三篇著作，皆以历史史实为依据，全无虚构成份，并首次将当代地理与前代地理区分开来，叙述历史地理的变化沿革，条理分明，一目了然，因而不仅是成熟的地理著述，更可视为传统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典范之作。 以往的学者每以沿革地理学与传统中国历史地理学相提并论，于是认定班固为传统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开山鼻祖。实则如果以现代历史地理学的眼光来衡量，班固的《汉书·地理志》由于采用了行政地理志的体裁，所述内容相当局限，地名沿革情况虽然一览无余，但却未考察诸多历史地理现象之间的相互联系。司马迁的有关历史地理著述则有所不同，皆采用专题研究形式，更能充分体现地理事物的综合性、区域性和时空发展特征，学术价值之高，应在班固的《汉书·地理志》之上。 两汉以后，历代言地理者多奉班固为正宗，抛弃了司马迁的专题研究方法，只讲地名沿革，鲜及其他内容，这样一来，沿革地理学遂俨然成为传统中国历史地理学的主流。二十五史中，继《汉书·地理志》之后，先后有十六种正史列有地理志（有的易名为郡国志、州郡志、地形志、郡县志、职方考），分别是《续汉书·郡国志》、《晋书·地理志》、《宋书·州郡志》、《南齐书·州郡志》、《魏书·地形志》、《隋书·地理志》、《旧唐书·地理志》、《新唐书·地理志》、《旧五代史·郡县志》、《新五代史·职方考》、《宋史·地理志》、《辽史·地理志》、《金史·地理志》、《元史·地理志》、《明史·地理志》、《清史·地理志》。这十六种地理志，除了写进各自时代独有的疆域政区特点外，基本内容和写作体例与《汉书·地理志》大同小异，而且学术质量也远非后者可比。除正史地理志外，受《汉书·地理志》的影响，大多数官修或私修方志，如魏晋南北朝时期乐资的《九州要记》、阚yīn＠②的《十三州志》和黄恭的《十四州记》，唐代李泰的《括地志》、贾耽的《郡国县道记》和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志》，宋人乐史的《太平寰宇记》、王存的《元丰九域志》，以及后来的《大元大一统志》、《大明一统志》、《大清一统志》和顾祖禹的《读史方域纪要》等，内容虽更为浩繁，但撰述体例却无大的革新。古代地理学家中，只有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明人刘献廷的《广阳杂记》、徐宏祖的《徐霞客游记》，清初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等少数著作，能够承继司马迁的地理学思想，对专题地理问题做过一些探索，但论其影响，皆不足与正史地理志和官修一统志相抗衡。 应该承认，司马迁的《史记·河渠书》和《史记·货殖列传》与班固的《汉书·地理志》一样，都是作为正史的组成部分而存在的，但司马迁有关历史地理的专题研究更接近现代历史地理学的要求，而班固的《汉书·地理志》将研究视角集中在地名沿革方面，只能起到辅助历史学的作用。由于后世地理著作多以《汉书·地理志》的撰述体例为准绳，虽代有新作，但皆不出沿革地理范畴。这也正是传统中国历史地理学长期作为历史学附庸而存在的主要原因。二、中国地学会、禹贡学会与近代中国历史地理学(见下一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