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史料对历史研究有哪些作用解决方案1：文物的史料作用可证实文献之记载，校正文献之谬误，补充文献记载之缺佚。对无文字记载的史前社会，文物则是研究、恢复其社会面貌的实物史料。文物的证史作用中国古代文献是中国的文化宝库。而丰富多彩的文物，对古文献记载的证实，不仅增加了文献记载的真实性、可靠性与珍贵性，而且又增加了实物资料,成为文献记载的真实见证。从另一个角度讲,文物可以证明文献记载的历史将文献和文物密切结合,相互印证，对社会历史各个方面进行深入的研究，会取得更好的效果。文物与文献相互印证，相吻合者已不乏其例。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了商代的世系。河南省安阳殷墟出土的大批甲骨文中对商王世系的记载，经考证与《史记》记载基本相符《史记·孙武吴起列传》中,记载了孙武仕吴孙膑仕齐并各有兵法传世的史实,《汉书·艺文志》中也作了著录。此后,《孙子兵法》不传,众说不一。山东省临沂县银雀山汉墓中同时出土《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竹简，从而证明《史记》和《汉书》记载的正确，使自隋代以来的疑问和误传得以澄清。《后汉书·礼仪志》中记载的玉柙(玉衣)葬制，也由河北、江苏、安徽、山东、陕西、河南、广东、北京等地出土的完整玉衣或玉衣上的玉片及所使用的金缕、银缕、铜缕等得到证实。文物的正史作用在古代，有些史籍在传抄过程中出现错误，有些在流传中缺佚，有些被统治阶级删改等，这就使文物的正史作用有了极其珍贵的价值。它的表现是校正古籍记载之谬误，订正史传，纠正错讹。在古代，金石学家以金石文字正诸史之谬误，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只限于金石，现在可利用各类文物中的资料订正文献记载。这就使文物的作用在更大的范围内得以发挥。在地方志中对一些古迹的记载,由于时代的限制,缺乏资料，又未实地调查，往往以一些传说为据，使记载失实。随着文物考古工作的深入开展，不少已得以澄清，如河北省磁县许多古，在地方志等古籍中称为“曹操七十二疑”，但经文物调查和考古发掘所获得的文物资料(包括墓志)证明并非曹操七十二疑，而是北朝墓群，是东魏、北齐的皇室及王公贵族墓地。在古文献中，往往记载一些生产和生活器物的状况，这些记载又往往被认为是它们产生的时间，以导致错误。《韩非子》、《周礼》中，有关于髹漆的记载，有人据此认为薄板胎漆器出现于战国中期。实际上中国漆器出现于新石器时代，在浙江省余姚县河姆渡遗址即出土有漆器，商代遗址和墓葬中更有多处发现。这些出土文物，都校正了《韩非子》和《周礼》的记载。文物的补史作用对无文字可考的历史提供实物资料,以研究和恢复其历史面貌；对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则补文字记载的缺佚，以提供比文字记载更丰富多彩的资料。中国的各种古籍，是研究不同时期历史的宝贵资料。但不可忽视的是正史和其他古籍，受阶级局限和当时条件的限制，有大量史实，特别是关于劳动生产者的史实并未被记载，使为数众多的史实失传，还有不少史籍在历史上散失不传，许多史实被湮没。同时，人类社会是一个极为复杂的整体，文献记载的史实，年代愈早的文献，记载的史实愈简略，甚或不予记载，这就使许许多多能说明社会各个方面的史实缺载。各个历史时期丰富多彩的文物，完全可以弥补文献记载的不足。文物本身储存的信息，可以为研究不同问题提供真实可靠的资料。而有文字的文物,如甲骨文金文、竹木简牍、帛书、古写本、古印本、石刻等，更是直接记载了历史的不同方面，保存了大量历史资料，从而使人们得以了解某些方面的真实情况。湖北省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的5种秦法律文书竹简，其内容远远超过了李悝《法经》的范畴，已具备刑法、诉讼法、民法、军法、行政法、经济法等方面的内容。湖南省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中出土的帛书中，有5种医书，成书年代都早于《黄帝内经》，在内容上没有五行学说的痕迹，填补了中国早期医学史上的空白。文物的史料功能文物作为实物史料，其证史、正史、补史的作用是开展科学研究，发挥文物作用的第一步。在完成第一步工作之后，还要运用这些可信而翔实的资料，研究历史，促进科学文化艺术的发展和经济建设。文物史料对专门史的研究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农业史、畜牧业史、纺织史、陶瓷史、冶金史、建筑史、交通史、天文史、雕塑史、医药史等专业史的研究，都离不开文物史料，特别是原始社会无文字记载，只有依靠文物史料。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对文物的物质成分和所储存的信息了解的越来越清楚，可为专门史的研究和撰写提供更加详细和精确的资料。文物作为有形的物体，在绘画、雕塑等一些专门史的研究中，是十分形象生动的实物史料。它比文献资料有更加特殊的价值。在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族形式方面，文物同样具有特殊价值。在研究中只依靠文献资料，只作文字描述，不易给人一个形象概念，若增加文物史料，插图与文字配合，人们一看就清楚了。人们从古建筑、绘画、雕塑等形式上，就比较容易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族形式。古代文物可为发展中国科学技术和物质文明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分析研究古代文物所储存的科技信息，是借鉴的重要内容。对古代文物所具有的物质形式，可在研究其科学性的基础上，不断创新。中国古代有许多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在历史长河中被湮没。但运用这些技术所创造的物质财富有些在考古工作中被发现，其中有的经整理研究，用现代科学技术分析检测，已获得了储存在文物中的科技信息，成为发展今日科学技术的借鉴，或为经济建设提供了科学依据。中国文物中有大量文物本身就是当时科学技术发展的成果，蕴藏着当时的科学信息。对这一类文物的深入研究，特别是用现代科学技术进行分析研究，会为发展今天的科学技术提供信息和资料。古代的天文文物和冶金、水利、建筑等方面的文物都程度不同的包含了古代的科学信息。在战国时期使用失蜡法铸造铜器，汉代使用土法生产球墨铸铁等，都属于这一类。借鉴与促进艺术发展文化艺术的发展离不开借鉴。任何时代、任何地域的文化艺术都是在学习前人积累的知识和文化艺术成果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如书法、绘画艺术，就是在学习前人作品(许多已成为文物)、借鉴前人优点的基础上，创作出具有时代风格和个人艺术风格的。书法、绘画艺术的发展是这样，其他文化艺术也莫不如此。解决方案2：提供佐证，文献是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解决方案3：没有文献，哪来的历史
历史文献（史部文献）是文献的一部分。是关于历史方面的文字资料、言论资料、实物资料。我们一般把历史研究中能运用的资料称作“史料”，而史料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1>文字史料，如二十五史、甲骨文等。<2>实物史料，象古迹遗址，古器物等。<3>口传史料，象民间流传的英雄史诗、历史传说等。面对如此浩繁的资料，人们已不在用“汗牛充栋”来形容其多了，而称之为“资料爆炸”或“知识爆炸”或“文献的海洋”。面对这一汪洋大海，你要想找到自己所需要的东西，不能或者不善检索是绝然不行的。所以文献检索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首先要培养自己的史学检索意识： ①对历史学科要有学习乃至研究的兴趣，否则其它就根本谈不上。此点不必多论。 ②在合适的时期初步选定自己的研究方向和课题，这样就可以根据需要检索、搜集资料，并不断感到研究的进展，保持旺盛的兴趣。否则什么都收集，什么都不精不深，慢慢就会劳而无功，进而不果而终。 ③要经常密切注意学术动态。平时注意积累，隔一段时间要翻看一下史学刊物，特别是动态刊物，掌握最新动态及研究成果。也免于积的过多。翻检费时费力，而使兴趣下降。④要养成逛书店的习惯，通过逛书店了解史学著作情况，虽不一定都卖，但翻翻看看，也有益于了解动态。特别是关于史学书目，史学索引，史学动态之书，如有财力，最好买一些，个人用起来方便。⑤上网浏览和检索。检索工具类型：1、书目，也称目录，它是将一批相关的图书进行著录并加以系统编排的一种揭示和报道文献的工具。它们揭示的文献内容包括书名、作者、卷册、版本、价格及文献所属学科源流等。2、索引，记录和指引文献事项或单元知识，并按一定系统组织起来的一种检索工具类型。它的异称很多，有的叫“通检”，如顾颉刚的《尚书通检》；有的叫“检目”、有的叫“韵编”，这是中国式的叫法；还有两种外文译音叫法，一叫“引得”，是从英文“index”音译而来，，二是借用了日文汉字“索引”（读さくいん），为现在的通行叫法。3、文摘，对文献情报的高度浓缩，它是把很多篇文章的内容进行摘录，并按照一定的分类法或主题法编排起来的一种检索工具。根据课题的要求，进行文献检索可分为三个步骤：一、分析检索命题二、选择检索方法和检索工具（一）追溯法 ：以你已经掌握到的某种文献的作者在文献末尾所附的参考文献为线索逐一追踪查找的方法。（二）常用法：指的是利用专门的检索工具来查找文献的方法。（三）分段法，也称循环法：这是追溯法与常用法的综合，就是先利用检索工具查得一批文献资料，再利用这些文献资料所附的参考文献追溯查找，并且可以分期、分段地交替进行，直到满足要求为止。三、确实检索途径和检索标识中文检索工具的排检方式大体有两大类一类按汉字字顺排列，通常称为字顺法，包托形序法、号码法和音序法三种。另一类是按内容编排，称标题法，包括分类法、主题法、时序法和地序法。
现在学界普遍存在一种过于贬低传世文献价值的现象，即当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存在差异时，过于相信出土文献，欲以出土文献取代传世文献。 到底应当如何看待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的作用？带着这个问题，记者专访了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研究院阎春新副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网记者：如何看待出土文献的真伪？阎春新：对出土文献来说，它是一个整体的概念，具体到某一种的出土资料，需作个案分析，不可一概而论。出土文献中，有的是第一手资料，如甲骨文、金文及其它铭文，其可信程度无可怀疑。但也有一些是经过辗转传抄的，对于这类材料，就需要作具体分析。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一批帛书，其中一部类似于今本《战国策》，整理后定名为《战国纵横家书》。该书共27篇，其中11篇内容和文字与今本《战国策》和《史记》大体相同。唐兰、杨宽、马雍等相关学者根据帛书的相关资料，对《史记》、《国策》的可信性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史记》中的《苏秦传》错误百出，真伪参半。其它学者也有许多人持类似的观点。众多学者在这一问题上众口一词，除了问题本身的复杂性以外，如《史记》的各种版本及其流变等，对出土文献长沙帛书过于相信，可能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对出土文献的过分相信，导致的另一个后果就是对传世文献的过于怀疑。这种疑古精神可以上溯到先秦时期。当时子贡说：“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这是说商纣王不会像古史中所描绘的那样残暴，是后人把天下的恶行都归之于其一身的缘故；孟子的尽信《书》不如无《书》，以人之理性阐发传世文献的史迹记载，固然非常具有诠释意蕴，但过于相信主体的主观思维，会严重贬低、破坏原始文献的史料价值，而加以无端指斥。晋代《竹书纪年》的出土，更引起了当时人们对传世文献尤其是儒家经典文献的怀疑和重新认识，重启疑古之风。至近代，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学派”，对历史文献持一味的怀疑态度，认为对于东周以后的史料“宁可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这种全盘否定传世文献价值的态度，也是不可取的。中国社会科学网：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有什么样的价值？阎春新：出土文献对促进传世文献研究的深入，具有重要意义。新的发现、新的材料，往往会促进后者相关领域研究的拓展，同时深化人们对相关问题的认识，并在某种程度上，矫正人们在思想方法上的一些偏差。而传世文献经过长期的自然选择，得以流传，往往是经过整理和选择的，必有其长处。然而，文献流传，历时愈久愈易失其真。以今日之所见古代文献而言，字词讹误，文句颠倒，段落、篇章脱漏增益，记事殊异，乃至于随意增窜改作，已逐渐失去了它的初始价值。而出土文献因长期埋藏，故得以保持较为原始的面貌。它们的大量面世，激烈的冲击着传世文献。不过，总起来讲，我们认为，以出土文献校勘、补正传世文献而非横加置疑甚或取代后者的相关记载，应受到当前学界的认可赞同和广泛使用。概括来说，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有三个方面的作用：校读传世文献之文本；补充传世文献之不足；印证、支撑传世文献或纠正传世文献之谬误 。 中国社会科学网：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的校对作用体现在哪里？阎春新：传世文献在流传过程中，经过整理选择和辗转抄写，其中的字词、文句早已与原文献大相径庭，也出现不少的错误。出土文献与之相对照，可以用来校传世文献中的一些错误。以马王堆《老子》（乙本）为例，其中的一些篇目，跟《管子》里的不少文句可以相互对照；上博简第四支简《景公疟》所载晏子之言，可以在《左传·昭公二十年》《晏子春秋·外篇》等传世古书中找到相对应的语句。还可以用来阐明传世文献中某些词语的意义，或者纠正某些词语书写上的错误。如：《汉书》古本所收司马迁的《报任安书》云：“李陵既生降，隤其家声，而仆又茸以蚕室，重为天下观笑。 ”而《文选》卷四一《报任少卿书》“茸”字作“佴”。 可见，《汉书》古本作“佴”。 “佴”字和“耻”字都从“耳”声，马王堆帛书和银雀山竹书都有以“佴”为“耻”的例子，由此我们可以推断，《报任安书》的“佴”字也应该读为“耻”，“茸以蚕室”就是“受宫刑之耻”。1973年河北省文物管理处和定县博物馆在河北定县40号汉墓发掘所得汉墓竹简《论语》，是目前发现最早的《论语》抄本。经整理，可知有《论语》简620枚，残简居多。通过比较，不仅简本各篇的分章与今本多有不同，而且在文字上同今本的差异也有七百多处，这就为今本《论语》的全部释文，提供了可注释和校勘的新证据。定州汉墓竹简《论语》成为研究《论语》的新材料，启发了新的研究方法，有助于我们厘清《论语》研究中诸多聚讼纷纭的问题。通过根据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中谬误的校勘，使文献的记载更加贴近历史事件，使历史面貌得以更好的恢复。通过研究这些恢复后的文献，可以极大地促进研究者的工作，使研究工作取得突破性的成果。出土文献对推动传世文献的字形、字义研究具有重要价值。传世文献在传抄、印刷中流传，已逐渐失去了字形构造上的初始价值，这在与出土文献的对读中能得到有益弥补，而且不时还能带来认识上的新收获。在传世文献中一些字、词的走样，会使关键性语句的意义产生变化，进而导致对一种思想的理解发生变化，更有甚者还会致使相关史实的重新考量。所以出土文献在字形、字义研究上能非常有力地推动传世文献的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网：出土文献的面世，自然对传世文献是一种补充，请您谈谈这个问题。阎春新：虽然传世文献浩如烟海，但仍有许多出土文献是传世文献中原本没有的，又或者一些文献的书名在传世文献中有所记载，但文献的内容却没有流传下来，使得传世文献的记载不可能是历史的全部，它对历史事件或对历史时期的记载是有所遗漏和缺略的。随着出土文献的出土，这类文献才第一次展示在读者面前，使许多佚失多年的文献得以重新问世。将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相对照，可以补足这些遗漏和缺略，有利于研究者贴近历史真相，更有利于后人真实地了解历史。1899年以来出土的甲骨文，属于商代中晚期文字，是当时史官保留的重要文献。虽然每片甲骨文比较简单，但涉及的范围却相当广泛，包括国家争战、狩猎、畜牧、农业生产、祭祀等等方面的内容。这些内容丰富的甲骨文的出土，使我们当代的研究者见到了孔子、司马迁等古代史学家所没有见到过的可靠材料，扩大了史料范围，为研究者提供了研究商代社会经济生活、政治结构、内外战争、帝王世系以及风土民俗等等历史的大量的珍贵资料，使我们对商代以及上古时代的历史研究取得了众多突破性的进展，这是单纯依靠传世文献所无法取得的。1972年4月银雀山汉墓简出土，其中有《孙子》、《六韬》、《尉缭子》、《墨子》等传世文献，同时还有《孙膑兵法》一书。孙子》和《孙膑兵法》的同时出土就证明了孙武和孙膑确为二人，《史记》的记载是正确的；《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的确也是并存的两本书。《孙膑兵法》的重新面世，结束了学术界的长期争论，而且还为研究先秦思想提供了新的重要资料，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和意义。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出土文献为我们提供了以往时代没有的、全新的研究对象，扩大了史料的范围，弥补传世文献史料之不足，使研究者可以更准确地把握历史事件、历史思想的发展脉络 。 中国社会科学网：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的印证和纠正功能，体现在哪些方面 ？阎春新：从整体考察，不言而喻，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有着双重的印证与纠谬功能。就前者而言，出土文献印证甚或支撑着某些传世文献的真实性，至少部分史料的可行性。一方面，某些早期简、帛书籍的样子，传世文献有简略的记载，而出土文献则使今人看到了简、帛书籍的实物，印证了其相关的说法。又如，最近清华简的部分材料，印证了儒家文献如《尚书》的记载；另一方面，新出土的文献，又为一些被辨伪学派打入学术冷宫的所谓“伪书”，平反、正位。疑古学风在宋代兴起后，不少传世的先秦子书被怀疑为后人的伪书，如今本《晏子春秋》、《六韬》、《尉缭子》都有人怀疑不是先秦之书，而是汉以后的伪作。七十年代汉墓出土的古书抄本，更为好几种这样的传世文献恢复了名誉。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出土文献可以为一些因刻意辨伪而生造的“伪书”正名，这对于理解古籍的真伪有很大的帮助 。就后者而言，传世文献大多是经过长期辗转抄写与时代流变而累成或增削加工的。抄写本身就容易造成众多的讹误，文句颠倒，篇章脱漏，而且抄写者往往会加入一些自己的观点，有时也会根据它所处时代的价值标准来对传世文献进行增窜改作，这样就改变了文献本来的面貌；而出土文献则更接近于真实的历史，它所依据的材料往往会更加充分、更加可靠。最为关键的就在于，出土文献在埋入地下以后，基本再也没有被人改动过，保持着文献书写时较为原始的状态，可以说是同种文献中较原始的版本，这显然能纠正传世文献因主客观原因所造成的记载的部分失实与讹误，文献的本来面貌也就可以尽可能多地得以恢复 。因此，出土文献对于传世文献有着极为重要的补充、辅助作用。通过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相互关照，综合运用古文字学、社会学与哲学等跨学科的多维度研究视角与方法，以文献学与史料为依据的历史学，必然会取得突破性的成果 。
当然有出路啦！我想可能提问者走入了一个思维上的死胡同，就是学历史的就一定要去研究历史，实则不然。在现在这个时代，可以做的工作有太多太多了。比如最近国家提倡学国学，而国学最离不开的就是历史啊！想想看一个国学班，或是国学夏令营里面，怎么可能缺少一个讲历史的老师？而且据我所知，现在搞国学的好多都是大企业家，如果你有足够的能力，可以创造价值，那么谁会不要你呢？再一个，你说我不喜欢讲课，我有交流障碍，怕见人，那你总可以写文章吧？投稿给一些平台，做签约作者。或者干脆自己建立一个网页或公众号，发布自己的论述，慢慢把自己推广出去了，就有机会了。那这个和考研有什么关系呢？国人重学历，这个我就不细说了，自己体会一下就好。考研能养成一个独立的思维模式。不论你以后做什么，这个思维模式绝对是很有用的。考研的过程中，因为你要逼着你自己不断的学习你会养成很多的习惯，养成终生学习的习惯以后，这会让你受益终身。从某些角度讲，后面两项比第1项更为重要。因为学历只是一张纸，而能力却可以伴随你一生。加油啊！能学习自己喜欢的爱好的同学！
我们一般所说的出土文献，是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的。广义的出土文献是相对于传世文献而言的，即考古发掘出土的(或经过鉴定、来源明确的馆藏品)文字材料，都可叫做“出土文献”。原文化部的“古文献研究室”编辑了五辑《出土文献研究》，其涵括的研究对象上自甲骨文、金文、战国盟书、玺印、简牍、帛书、敦煌文献、吐鲁番文书，下到明清墓志，还有佉卢文等古民族文字等等。另外，像古籍整理规划领导小组制定的出版规划所列的出土文献等，都是用的广义的概念。王国维指出的对中国学术有重大影响的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几项发现是甲骨文、敦煌文献、汉晋边塞竹简和中国境内的外族遗文，还有内阁档案。这其中，除了内阁档案一般不包括在内，其他都算是出土文献。——这是广义的出土文献。狭义的概念，一般是指出土的书籍(包括典籍和公、私文书)，主要是指上个世纪大量出土的简牍、帛书和纸质文书等。广义概念中的一些内容，有的已形成了自身的独立的学科，像甲骨文；有的则成为其他学科的一部分，如金文，现在更多的把它作为器物——青铜器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另外，像墓志、碑铭，则更多的被纳入传统的金石学的范畴里。可以看出，不论是广义的，还是狭义的概念，都不是一个严格的分类学上的概念。
我们一般所说的出土文献，是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的。广义的出土文献是相对于传世文献而言的，即考古发掘出土的(或经过鉴定、来源明确的馆藏品)文字材料，都可叫做“出土文献”。原文化部的“古文献研究室”编辑了五辑《出土文献研究》，其涵括的研究对象上自甲骨文、金文、战国盟书、玺印、简牍、帛书、敦煌文献、吐鲁番文书，下到明清墓志，还有佉卢文等古民族文字等等。另外，像古籍整理规划领导小组制定的出版规划所列的出土文献等，都是用的广义的概念。王国维指出的对中国学术有重大影响的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几项发现是甲骨文、敦煌文献、汉晋边塞竹简和中国境内的外族遗文，还有内阁档案。这其中，除了内阁档案一般不包括在内，其他都算是出土文献。——这是广义的出土文献。狭义的概念，一般是指出土的书籍(包括典籍和公、私文书)，主要是指上个世纪大量出土的简牍、帛书和纸质文书等。广义概念中的一些内容，有的已形成了自身的独立的学科，像甲骨文；有的则成为其他学科的一部分，如金文，现在更多的把它作为器物——青铜器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另外，像墓志、碑铭，则更多的被纳入传统的金石学的范畴里。可以看出，不论是广义的，还是狭义的概念，都不是一个严格的分类学上的概念。
出土文物研究属于考古专业。另外，没有历史文献学这个专业，只有古代文献专业，一般在中文系。
河北正定隆兴寺转轮藏殿修缮工程实施时间：1953年至1955年项目主持人：余鸣谦；参加人员：李良姣、李全庆、梁超、何凤兰、姜怀英、汪德庆、李竹君、贾瑞广。山西永乐宫建筑群搬迁保护工程实施时间：1958年至1964年项目主持人：祁英涛；参加人员：杜仙洲、金荣、王仲杰、刘世厚、陈长林、李惠岩、吕俊岭、张中义、陈继宗、王真、梁超、赵仲华、贾瑞广、张智、崔淑贞、秦秀云、王德庆、律鸿年、姜怀英、何云祥、黎辉、张思信等。北京十三陵昭陵保护维修、复建工程实施时间：1985年至1992年项目主持人：祁英涛；参加人员：孔祥珍、梁超、崔兆忠、张之平、杨新、贾克俭、袁毓杰、闫明、何流以及北京市文物局的同志。山西云冈石窟保护工程实施时间：1974至1998年项目主持人：余鸣谦；参加人员：姜怀英、贾瑞广、蔡润、李哲元及云冈石窟解廷藩等。北京大学红楼维修加固工程实施时间：1977年至1979年项目主持人：罗哲文；结构设计人：崔兆忠；设备设计人：白丽娟；参加人员：傅连兴、陶宗震、杨玉柱、李建勋、张思信等。天津蓟县独乐寺修缮工程实施时间：1997年至1998年项目主持人：余鸣谦、杨新；参加人员：崔兆忠、孔祥珍、袁毓杰、顾军。河北正定隆兴寺摩尼殿大修工程实施时间：1977年至1980年项目主持人：祁英涛；参加人员：孔祥珍、梁超、李全庆、孔德垿、李良姣、李竹君、杨玉柱等。河北承德普宁寺大乘阁落架大修工程实施时间：1963年至1999年项目主持人：祁英涛；参加人员：李全庆、李方岚、孔祥珍等。河北正定开元寺钟楼维修工程实施时间：1988年至1990年项目主持人：孔祥珍。参加人员：袁毓杰。河北定州开元寺料敌塔维修加固工程实施时间：1995年至2001年项目主持人：崔兆忠；审核人：罗哲文；参加人员：贾克俭、张立方、孙刚、甄文宜、鲍雷、程俊峰等。吉林集安高句丽王城、王陵及贵族墓地保护规划与工程实施时间：2002年至2003年项目主持人：付清远；参加人员：李宏松、顾军、陈超平、葛川、王金华、刘忠平等。内蒙古呼和浩特金刚座舍利宝塔维修工程实施时间：1992年项目主持人：崔兆忠；审核人：罗哲文；参加人员：贾克俭。山西善化寺大殿、山门维修工程实施时间：1993年至1998年。项目主持人：李竹君。福建泉州洛阳桥修复工程实施时间：1993年至1996年。项目主持人：杨玉柱；参加人员：许言。河南登封少林寺初祖庵大殿修缮工程勘测、设计实施时间：1981年至1982年项目主持人：梁超；参加人员：杨新、孙致云等。宁夏拜寺口双塔维修工程实施时间：1986年项目主持人：崔兆忠，参加人员：贾克俭、袁毓杰、闫明、孙燕英等。云南大理崇圣寺三塔勘测维修工程实施时间：1978年至1981年项目主持人：姜怀英；参加人员：杨玉柱、贾瑞广、李竹君、梁超、孔祥珍等。青海塔尔寺建筑群一期维修工程实施时间：1992年至1996年项目负责人：姜怀英；参加人员：杨招君、刘江、顾军、李宏松、王金华。广州西汉南越王墓维修加固工程实施时间：1988年至1990年项目负责人：蔡润、王志良。柬埔寨吴哥古迹周萨神庙保护维修工程实施时间：1998年至2006年项目主持人：姜怀英；参加人员：顾军、刘江、王磊、李宏松、胡源、乔梁。三峡工程库区文物保护项目实施时间：1994年至2003年项目主持人：李宏松；参加人员：王金华、陈超平、胡源、鲁民、何流等。香港志莲净苑仿唐木构寺庙建筑群复建设计实施时间：1994 年至1996年项目主持人：张之平、张同生；参加人员：杨新、袁毓杰、莫涛、闫明、颜华、孔祥珍、李竹君、宋森才、梁超、杨烈、崔兆忠。北京恭王府府邸保护维修工程设计实施时间：2004年至2005年项目主持人：杨新；子项负责人：丁燕、袁毓杰、闫明；参加人员：张秋艳、永昕群、查群、杨招君等。湖南岳阳楼基础滑坡治理实施时间：1992年至1995年项目负责人：李竹君；基础抗滑工程设计：冯丽娟。青海塔尔寺大金瓦殿维修保护工程设计实施时间：2001年至2002年项目主持人：杨新；参加人员：章忠民。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设计研究院负责地质及基础勘察。西藏布达拉宫维修保护工程第一期保护维修工程实施时间：1989年至1994年工程主持人：姜怀英；参加人员：贾瑞广、袁毓杰、陈超平、许言、莫涛。第二期保护维修工程实施时间：2002年至2007年工程主持人：张之平；参加人员：颜华、袁毓杰、莫涛、闫明、杨招君、杨新、刘忠平等。新疆伊犁昭苏圣佑庙维修工程勘测、设计实施时间：2003年至2005年项目主持人：丁燕；参加人员：永昕群、闫明、颜华、陈超平。福建泉州德济门遗址保护工程实施时间：2003年至2004年项目主持人：查群；参加人员：付清远、王志良。天安门城楼、城台保护维修工程实施时间：1997年至2003项目负责人：张之平故宫中和殿区古建筑群保护维修工程实施时间：2003年项目主持人：张之平；参加人员：丁燕、肖东、闫明、颜华、袁毓杰。甘肃天水伏羲庙文物保护工程设计实施时间：2002年8月项目主持人：沈阳；参加人员：肖东等。 宁夏西夏陵保护规划实施时间：1999年至2000年项目负责人及文本编写人：付清远；审定人：王景慧、黄克忠；参加人：高洪莉、赵中枢、张文奇。新疆吐鲁番地区文物保护与旅游发展总体规划实施时间：2001年至2002年项目主持人：付清远；参加人员：黄克忠、高洪莉。湖南里耶古城遗址文物保护规划实施时间：2004年至2006年项目负责人：沈阳；参加人员：王金华。内蒙古阿尔寨石窟遗址保护规划实施时间：2003年至2007年项目负责人：王金华；参加人员：付清远。内蒙古大窑遗址文物保护规划实施时间：2003年至2004年项目负责及编写人：冯丽娟；顾问：张森水；审定人：付清远，参加人员：葛川、汪英华。黑龙江渤海国上京龙泉府遗址保护规划实施时间：2001年至2002年规划编制主持人：付清远；参加人：陶刚、高洪莉。 1．国家科技支撑课题铁质文物综合保护技术研究实施时间：2006年至2009年课题负责人：马清林空间信息技术在大遗址保护中的应用研究(以京杭大运河为例)实施时间：2007年至2008年课题负责人：孟宪民2．国家级其他项目清代建筑世家样式雷族谱校释实施时间：2007年至2009年课题负责人：崔勇濒危馆藏壁画抢救工程-馆藏壁画保护综合研究实施时间：2007年至2009年课题负责人：马清林、郭宏南方地区贴金彩绘石刻保护修复关键技术研究—以大足石刻千手观音造像抢救保护为例实施时间：2008年至2010年课题负责人：詹长法、王金华木结构文物建筑变形现状信息采集系统建设—以应县木塔现状信息采集为例实施时间：2008年至2010年课题负责人：侯卫东文化遗产灾害风险评估及防灾体系建设—不可移动文物地震风险评估初步研究实施时间：2009年课题负责人：侯卫东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藏珍贵古籍及文物资料抢救保护实施时间：2009年课题负责人：赫俊红新疆出土文献的保护与研究实施时间：2009年至2010年课题负责人：刘绍刚援助柬埔寨吴哥古迹保护项目二期（茶胶寺）实施时间：2005年至2014年课题负责人：侯卫东3．国家文物局课题大运河遗产保护规划编制第一阶段要求研究实施时间：2008年课题负责人：侯卫东碳酸盐石质文物劣化定量分析与评价系统研究实施时间：2006年至2008年课题负责人：李宏松文化遗产资源特性研究实施时间：2008年至2009年课题负责人：于 冰新疆且末古国出土玻璃的科学分析与综合研究实施时间：2008年至2010年课题负责人：成倩文化遗产保护公众参与机制研究实施时间：2009年至2011年课题负责人：刘爱河可移动文物标准体系研究实施时间：2008年至2009年课题负责人：高峰4．国家文物局委托课题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不可移动文物代码编制规则实施时间：2008年至2009年课题负责人：李战崎成立国际标准组织文化遗产保护技术委员会的可行性研究实施时间：2008年至2009年课题负责人：范佳翎馆藏铁质文物保护技术手册实施时间：2009年课题负责人：马清林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体系建设预研究实施时间：2009年至2010年课题负责人：张谨文化遗产保护传统技术与工艺科学化问题研究实施时间：2009年至2010年课题负责人：梁宏刚古建筑木构稳定性分析与安全性评定预研究实施时间：2007年至2008年课题负责人：王林安重庆大足石刻千手观音造像保存状况研究实施时间：2007年至2008年课题负责人：王金华古代发明创造数字展示项目可行性研究实施时间：2007年至2008年课题负责人：张谨5．基本科研业务费课题：(按主要研究领域分类)1岩石类（含石窟类）课题(1)重庆大足千手观音金箔的破坏状况研究实施时间：2008年至2010年课题负责人：田兴玲(2)安岳石窟圆觉洞地质条件及病害研究实施时间：12-12课题负责人：王金华(3)河南龙门石窟潜溪寺石窟岩体构造特征及渗水机理研究实施时间：8-6课题负责人：张兵峰2广西花山岩画保护工程相关课题(1)岩画渗水病害热红外成像探测及机理研究实施时间：9-9课题负责人：吴育华(2)三维激光扫描和GIS技术在野外大型岩画保护中的应用研究实施时间：5-11课题负责人：黄玉琴(3)石灰岩质文物裂缝注浆材料及工艺研究实施时间：8-8课题负责人：周 霄(4)广西花山岩画颜料脱落及褪色病害保护修复技术研究实施时间：8-8课题负责人：孙延忠(5)花山岩画环境监测方法与指标研究实施时间：7-7课题负责人：刘意鸥(6)天然水硬石灰在岩土文物与遗址加固修复中的应用研究实施时间：2-12课题负责人：李 黎3木构建筑类课题(1) 应县木塔斗栱静动力荷载下力学性能研究实施时间：8-8课题负责人：王林安(2)木结构文物建筑变形现状信息采集系统建设——以应县木塔现状信息采集为例（二期工程）实施时间：7-7课题负责人：颜 华(3)应县木塔二层明层倾斜变形及其对整体结构安全影响研究实施时间：6-12课题负责人：王林安(4)古建筑木材横纹承压增强加固技术研究实施时间：7-7课题负责人：王林安(5)辽代木构建筑大木结构研究实施时间：3-3课题负责人：温玉清(6)木结构建筑不完全落架维修方法研究—以奉国寺大雄殿为例实施时间：7-7课题负责人：王雪莹4大运河相关课题(1)大运河遗产保护规划编制导则及实施方案研究实施时间：7-7课题负责人：李宏松(2)大运河淮安段遗产本体调查方法研究实施时间：8-8课题负责人：于 冰(3)大运河扬州段水利遗产真实性研究实施时间：6-12课题负责人：崔 明(4)大运河遗产可持续发展利用研究—以淮扬区段和南运河为例实施时间：6-12课题负责人：赵 夏5土遗址类课题(1)南越王宫署土遗址保护材料研究实施时间：7-7课题负责人：王云峰(2)北方地区非露天条件下既有土遗址加固材料保护效果评估研究实施时间：6-6高句丽壁画保护工程相关课题(1)高句丽墓葬壁画制作材料分析与病害原因研究-以麻线安子沟等四座墓为例实施时间：8-12课题负责人：成 倩(2)高句丽墓葬壁画微生物的检测研究-以麻线安子沟等四座墓为例实施时间：8-12课题负责人：葛琴雅(3)高句丽墓葬岩土结构前期调查与评价研究实施时间：9-12课题负责人：葛 川7金属类课题(1)室外铁质文物保护材料长期有效性评价研究实施时间：8-8课题负责人：沈大娲(2)沧州铁狮子加固方案支撑节点部位应力状况研究实施时间：7-7课题负责人：永昕群(3)高度矿化青铜器腐蚀特征与成因初步研究实施时间：7-7课题负责人：张治国(4)浙江瓯海出土西周时期青铜器腐蚀与土壤环境关系研究实施时间：7-7课题负责人：马菁毓8其他研究领域课题(1)柬埔寨吴哥古迹茶胶寺建筑保护修复史研究实施时间：6-12课题负责人：温玉清(2)海洋出水陶瓷、金属和木质文物保护前期研究实施时间：7-12课题负责人：李乃胜(3)南海诸岛文物考古相关资料收集整理及初步研究实施时间：6-12课题负责人：范伊然(4)天津近现代工业遗产评价与保护体系研究实施时间：2008年至2009年课题负责人：王晶(5)国保单位申报标准研究实施时间：2008年至2009年课题负责人：刘文艳(6)意大利文化遗产登录制度与我国国保单位评审制度对比研究实施时间：2009年至2010年课题负责人：王乐乐 科研期刊：《出土文献研究》《文物科技研究》《中国文物科学研究》工程与科技保护专著：《西藏布达拉宫修缮工程报告》《周萨神庙(世界遗产柬埔寨吴哥古迹)》《大足石刻保护》《中国古代建筑——蓟县独乐寺》《文物保护与修复的问题（卷1-4）》《天衣有缝－纺织品保护修复论文集》《中国文物保护修复技术》基础工作类专著：《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藏地方志书目》《新中国出土墓志》《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译著：《艺术品中的铜和青铜腐蚀产物、颜料、保护》《国外文物保护科技编译参考》《国外文物保护机构介绍》《中国文物保护与修复技术》《艺术品中的铜和青铜：腐蚀产物，颜料，保护》文物保护研究论著：《内庭圆明园内工诸作现行则例》《壬寅消夏录》《文物保护科技发展国际研讨会论文集》《文物科技研究》《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藏地方志书目》《中国文物保护与修复技术》《中国文物科学研究》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藏孤本、善本出版：《新中国出土墓志》《银雀山汉墓竹简》《睡虎地秦墓竹简》《张家山汉墓竹简》《吐鲁番出土文书》《敦煌悬泉月令诏条》《尹湾汉墓简牍》《敦煌吐鲁番天文历法研究》《敦煌天文历法文献辑校》教育培训主要出版物：全国文物古建研究所所长培训班讲义；“文物保护与修复的问题”卷一、卷二；中意合作文化遗产保护的实践；东亚纸质文物保护——第一届东亚纸张保护学会研讨会论文集；文物修复理论——中文版；“文物保护与修复的问题”卷三、卷四；天衣有缝——中国古代纺织品保护修复论文集。 出版物：2010年4月，首届“紫禁城杯”（2009年度）全国文化遗产十佳图书评选结果揭晓，我院《中国文物保护与修复技术》、《艺术品中的铜和青铜：腐蚀产物，颜料，保护》两部图书从全国164种入围图书中脱颖而出，分别评为“2009年度全国文化遗产优秀图书”奖和“2009年度全国文化遗产最佳译著”奖。《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嘉禾吏民田家莂》——获2002年国家古籍整理图书二等奖《睡虎地秦墓竹简》——获首届全国古籍图书一等奖《吐鲁番出土文书》——1999年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颁发的全国第二届古籍整理图书评奖一等奖同年获得中国共产党中央宣传部颁发的国家社会科学研究基金图书评奖一等奖同年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颁发的首届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三等奖1997年获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颁发的国家图书奖提名奖1992年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颁发的全国首届古籍整理图书评奖一等奖《敦煌天文历法文献辑校》——获得江苏古籍图书二等奖工程项目：北京大学红楼维修加固工程——获得1981—1982年度文化部科技成果三等奖。天津蓟县独乐寺修缮工程——获得国家文物局2004年文物保护科技进步二等奖。风化石质文物的渗透加固——1992年4月获国家文物局科技进步三等奖香港志莲净苑仿唐木构寺庙建筑群复建设计——获得2002年优质工程奖第一名获得2000年香港十大优秀建筑奖获得美国建筑学会亚洲惟一大奖（1998年）敦煌莫高窟起甲壁画修复技术——1978年获全国科学大会奖，1987获文化部科技成果一等奖。山东临沂金雀山帛画揭裱技术——获得文化部1985—1986年科技成果三等奖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竹、木、漆器脱水修复技术——1978年获全国科学大会集体奖。吉林集安长川一号高句丽墓壁画保护——1978年获全国科学大会集体奖出土彩绘陶俑的保护处理方法—北周李贤墓彩绘陶俑保护方法的研究——获1985—1986年度文化部科技进步奖四等奖北周李贤墓壁画的揭取和修复新技术——获1985—1986年度文化部科技进步奖四等奖AC—I型防紫外线胶片的研制与应用——获1985—1986年度文化部科技进步奖三等奖
我们一般所说的出土文献，是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的。广义的出土文献是相对于传世文献而言的，即考古发掘出土的(或经过鉴定、来源明确的馆藏品)文字材料，都可叫做“出土文献”。原文化部的“古文献研究室”编辑了五辑《出土文献研究》，其涵括的研究对象上自甲骨文、金文、战国盟书、玺印、简牍、帛书、敦煌文献、吐鲁番文书，下到明清墓志，还有佉卢文等古民族文字等等。另外，像古籍整理规划领导小组制定的出版规划所列的出土文献等，都是用的广义的概念。王国维指出的对中国学术有重大影响的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几项发现是甲骨文、敦煌文献、汉晋边塞竹简和中国境内的外族遗文，还有内阁档案。这其中，除了内阁档案一般不包括在内，其他都算是出土文献。——这是广义的出土文献。狭义的概念，一般是指出土的书籍(包括典籍和公、私文书)，主要是指上个世纪大量出土的简牍、帛书和纸质文书等。广义概念中的一些内容，有的已形成了自身的独立的学科，像甲骨文；有的则成为其他学科的一部分，如金文，现在更多的把它作为器物——青铜器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另外，像墓志、碑铭，则更多的被纳入传统的金石学的范畴里。可以看出，不论是广义的，还是狭义的概念，都不是一个严格的分类学上的概念。
现在学界普遍存在一种过于贬低传世文献价值的现象，即当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存在差异时，过于相信出土文献，欲以出土文献取代传世文献。 到底应当如何看待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的作用？带着这个问题，记者专访了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研究院阎春新副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网记者：如何看待出土文献的真伪？阎春新：对出土文献来说，它是一个整体的概念，具体到某一种的出土资料，需作个案分析，不可一概而论。出土文献中，有的是第一手资料，如甲骨文、金文及其它铭文，其可信程度无可怀疑。但也有一些是经过辗转传抄的，对于这类材料，就需要作具体分析。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一批帛书，其中一部类似于今本《战国策》，整理后定名为《战国纵横家书》。该书共27篇，其中11篇内容和文字与今本《战国策》和《史记》大体相同。唐兰、杨宽、马雍等相关学者根据帛书的相关资料，对《史记》、《国策》的可信性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史记》中的《苏秦传》错误百出，真伪参半。其它学者也有许多人持类似的观点。众多学者在这一问题上众口一词，除了问题本身的复杂性以外，如《史记》的各种版本及其流变等，对出土文献长沙帛书过于相信，可能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对出土文献的过分相信，导致的另一个后果就是对传世文献的过于怀疑。这种疑古精神可以上溯到先秦时期。当时子贡说：“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这是说商纣王不会像古史中所描绘的那样残暴，是后人把天下的恶行都归之于其一身的缘故；孟子的尽信《书》不如无《书》，以人之理性阐发传世文献的史迹记载，固然非常具有诠释意蕴，但过于相信主体的主观思维，会严重贬低、破坏原始文献的史料价值，而加以无端指斥。晋代《竹书纪年》的出土，更引起了当时人们对传世文献尤其是儒家经典文献的怀疑和重新认识，重启疑古之风。至近代，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学派”，对历史文献持一味的怀疑态度，认为对于东周以后的史料“宁可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这种全盘否定传世文献价值的态度，也是不可取的。中国社会科学网：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有什么样的价值？阎春新：出土文献对促进传世文献研究的深入，具有重要意义。新的发现、新的材料，往往会促进后者相关领域研究的拓展，同时深化人们对相关问题的认识，并在某种程度上，矫正人们在思想方法上的一些偏差。而传世文献经过长期的自然选择，得以流传，往往是经过整理和选择的，必有其长处。然而，文献流传，历时愈久愈易失其真。以今日之所见古代文献而言，字词讹误，文句颠倒，段落、篇章脱漏增益，记事殊异，乃至于随意增窜改作，已逐渐失去了它的初始价值。而出土文献因长期埋藏，故得以保持较为原始的面貌。它们的大量面世，激烈的冲击着传世文献。不过，总起来讲，我们认为，以出土文献校勘、补正传世文献而非横加置疑甚或取代后者的相关记载，应受到当前学界的认可赞同和广泛使用。概括来说，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有三个方面的作用：校读传世文献之文本；补充传世文献之不足；印证、支撑传世文献或纠正传世文献之谬误 。 中国社会科学网：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的校对作用体现在哪里？阎春新：传世文献在流传过程中，经过整理选择和辗转抄写，其中的字词、文句早已与原文献大相径庭，也出现不少的错误。出土文献与之相对照，可以用来校传世文献中的一些错误。以马王堆《老子》（乙本）为例，其中的一些篇目，跟《管子》里的不少文句可以相互对照；上博简第四支简《景公疟》所载晏子之言，可以在《左传·昭公二十年》《晏子春秋·外篇》等传世古书中找到相对应的语句。还可以用来阐明传世文献中某些词语的意义，或者纠正某些词语书写上的错误。如：《汉书》古本所收司马迁的《报任安书》云：“李陵既生降，隤其家声，而仆又茸以蚕室，重为天下观笑。 ”而《文选》卷四一《报任少卿书》“茸”字作“佴”。 可见，《汉书》古本作“佴”。 “佴”字和“耻”字都从“耳”声，马王堆帛书和银雀山竹书都有以“佴”为“耻”的例子，由此我们可以推断，《报任安书》的“佴”字也应该读为“耻”，“茸以蚕室”就是“受宫刑之耻”。1973年河北省文物管理处和定县博物馆在河北定县40号汉墓发掘所得汉墓竹简《论语》，是目前发现最早的《论语》抄本。经整理，可知有《论语》简620枚，残简居多。通过比较，不仅简本各篇的分章与今本多有不同，而且在文字上同今本的差异也有七百多处，这就为今本《论语》的全部释文，提供了可注释和校勘的新证据。定州汉墓竹简《论语》成为研究《论语》的新材料，启发了新的研究方法，有助于我们厘清《论语》研究中诸多聚讼纷纭的问题。通过根据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中谬误的校勘，使文献的记载更加贴近历史事件，使历史面貌得以更好的恢复。通过研究这些恢复后的文献，可以极大地促进研究者的工作，使研究工作取得突破性的成果。出土文献对推动传世文献的字形、字义研究具有重要价值。传世文献在传抄、印刷中流传，已逐渐失去了字形构造上的初始价值，这在与出土文献的对读中能得到有益弥补，而且不时还能带来认识上的新收获。在传世文献中一些字、词的走样，会使关键性语句的意义产生变化，进而导致对一种思想的理解发生变化，更有甚者还会致使相关史实的重新考量。所以出土文献在字形、字义研究上能非常有力地推动传世文献的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网：出土文献的面世，自然对传世文献是一种补充，请您谈谈这个问题。阎春新：虽然传世文献浩如烟海，但仍有许多出土文献是传世文献中原本没有的，又或者一些文献的书名在传世文献中有所记载，但文献的内容却没有流传下来，使得传世文献的记载不可能是历史的全部，它对历史事件或对历史时期的记载是有所遗漏和缺略的。随着出土文献的出土，这类文献才第一次展示在读者面前，使许多佚失多年的文献得以重新问世。将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相对照，可以补足这些遗漏和缺略，有利于研究者贴近历史真相，更有利于后人真实地了解历史。1899年以来出土的甲骨文，属于商代中晚期文字，是当时史官保留的重要文献。虽然每片甲骨文比较简单，但涉及的范围却相当广泛，包括国家争战、狩猎、畜牧、农业生产、祭祀等等方面的内容。这些内容丰富的甲骨文的出土，使我们当代的研究者见到了孔子、司马迁等古代史学家所没有见到过的可靠材料，扩大了史料范围，为研究者提供了研究商代社会经济生活、政治结构、内外战争、帝王世系以及风土民俗等等历史的大量的珍贵资料，使我们对商代以及上古时代的历史研究取得了众多突破性的进展，这是单纯依靠传世文献所无法取得的。1972年4月银雀山汉墓简出土，其中有《孙子》、《六韬》、《尉缭子》、《墨子》等传世文献，同时还有《孙膑兵法》一书。孙子》和《孙膑兵法》的同时出土就证明了孙武和孙膑确为二人，《史记》的记载是正确的；《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的确也是并存的两本书。《孙膑兵法》的重新面世，结束了学术界的长期争论，而且还为研究先秦思想提供了新的重要资料，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和意义。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出土文献为我们提供了以往时代没有的、全新的研究对象，扩大了史料的范围，弥补传世文献史料之不足，使研究者可以更准确地把握历史事件、历史思想的发展脉络 。 中国社会科学网：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的印证和纠正功能，体现在哪些方面 ？阎春新：从整体考察，不言而喻，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有着双重的印证与纠谬功能。就前者而言，出土文献印证甚或支撑着某些传世文献的真实性，至少部分史料的可行性。一方面，某些早期简、帛书籍的样子，传世文献有简略的记载，而出土文献则使今人看到了简、帛书籍的实物，印证了其相关的说法。又如，最近清华简的部分材料，印证了儒家文献如《尚书》的记载；另一方面，新出土的文献，又为一些被辨伪学派打入学术冷宫的所谓“伪书”，平反、正位。疑古学风在宋代兴起后，不少传世的先秦子书被怀疑为后人的伪书，如今本《晏子春秋》、《六韬》、《尉缭子》都有人怀疑不是先秦之书，而是汉以后的伪作。七十年代汉墓出土的古书抄本，更为好几种这样的传世文献恢复了名誉。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出土文献可以为一些因刻意辨伪而生造的“伪书”正名，这对于理解古籍的真伪有很大的帮助 。就后者而言，传世文献大多是经过长期辗转抄写与时代流变而累成或增削加工的。抄写本身就容易造成众多的讹误，文句颠倒，篇章脱漏，而且抄写者往往会加入一些自己的观点，有时也会根据它所处时代的价值标准来对传世文献进行增窜改作，这样就改变了文献本来的面貌；而出土文献则更接近于真实的历史，它所依据的材料往往会更加充分、更加可靠。最为关键的就在于，出土文献在埋入地下以后，基本再也没有被人改动过，保持着文献书写时较为原始的状态，可以说是同种文献中较原始的版本，这显然能纠正传世文献因主客观原因所造成的记载的部分失实与讹误，文献的本来面貌也就可以尽可能多地得以恢复 。因此，出土文献对于传世文献有着极为重要的补充、辅助作用。通过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相互关照，综合运用古文字学、社会学与哲学等跨学科的多维度研究视角与方法，以文献学与史料为依据的历史学，必然会取得突破性的成果 。
《唐碑汉刻的文化视野》，31万字，人民出版社，2009；《咸阳碑刻》，57万字，三秦出版社，2003《新中国出土墓志·陕西卷壹》，100万字，文物出版社，2000；《陕西石刻文献目录集存》，68万字，三秦出版社，1991《西安交通大学校址千年历史文化考》，23万字，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06 试议墓志铭变格破体的文学现象，《文学遗产》2005年第3期（权威期刊）五代朔方节度使冯晖墓志初探，台湾中央研究院《大陆杂志》(96),1992中国碑刻文化的现代哲学观照,《西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CSSCi）庾信及魏晋南北朝墓志与韩愈及唐墓志之比较，《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5）（CSSCi）浅谈咸阳地区近年出土的唐代墓志，《出土文献研究》,中华书局，1998陕西杨陵区文馆所四方唐墓志初探,《考古与文物》2004年第1期（CSSCi）传播美学视野下的碑刻媒介，《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3）（CSSCi）现代视角下的西部多民族文化探索,《人文杂志》2006年第4期, （CSSCi）《白鹿原》的修辞艺术,《小说评论》2003年第2期（核心期刊）“诗书俱妙”探证,《福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CSSCi）美学系统中的意象,《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CSSCi）论中国诗歌精神对主体意识与危机意识的超越，《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CSSCi）
著作1、《敦煌音义汇考》（合著），杭州大学出版社1996年2、《敦煌文献丛考》，中华书局2005年3、《敦煌经籍叙录》，中华书局2006年4、《敦煌经部文献合集》（合著），中华书局2008年。主要论文1、《伯三六Ο二残卷作者考》，《文史》第40辑，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2、《唐写本〈礼记音〉著作时代考》，《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3辑，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3、《唐写本〈礼记音〉所见方音考》，《俗语言研究》第4期，1997年，京都：禅籍俗语言研究会编。4、《北图藏殷42〈论语音义〉残卷跋》，《敦煌吐鲁番研究》第2卷，季羡林、饶宗颐、周一良主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5、《中古碑志与大型辞书编纂》，《唐研究》第3卷，荣新江主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6、《〈唐刺史考〉阙误补正》，《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第1期，1999年。7、《〈汉语大词典〉义项阙漏举例》，《古汉语研究》第3期，1999年。8、《〈日藏宋本庄子音义〉校证》，《中古近代汉语研究》第1辑，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编。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9、《〈淮南子〉补笺》，《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6辑，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10、《敦煌本〈尚书〉叙录》，《敦煌文献论集：纪念敦煌藏经洞发现一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郝春文主编。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年。11、《碑志释词》，《汉语史学报》第2辑，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编。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12、《北敦14681号〈尚书〉残卷的抄写时代及其版本来源——与王煦华先生商榷》，《敦煌学辑刊》第2期，2002年。13、《BD14681〈尚书〉残卷考辨》，《新世纪敦煌学论集》，项楚、郑阿财主编。成都：巴蜀书社，2003年。14、《BD09523〈礼记音义〉残卷跋》，《敦煌研究》第2期，2003年。15、《敦煌出土〈尚书〉写卷研究的过去与未来》，《敦煌吐鲁番研究》第7卷，季羡林、饶宗颐主编。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16、《敦煌〈诗经〉卷子研读札记二则》，《敦煌学辑刊》第1期，2004年。17、《法藏敦煌〈毛诗音〉“又音”考》，《中国俗文化研究》第2辑，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成都：巴蜀书社，2004年。18、《跋国家图书馆所藏敦煌〈诗经〉写卷》，载《敦煌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北京：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部敦煌吐鲁番学资料研究中心编。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19、《唐写本〈周易经典释文〉校议》，《出土文献研究》第7辑，中国文物研究所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20、《跋国家图书馆藏〈春秋谷梁传〉集解残卷》，《敦煌研究》第1期，2006年。21、《关于傅斯年图书馆所藏〈周易正义〉写卷》，《甘肃省博物馆学术论文集》，甘肃省博物馆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22、《试论法藏敦煌〈毛诗音〉写卷的文献价值》，《礼学与中国传统文化——庆祝沈文倬先生九十华诞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23、《英藏敦煌〈毛诗音〉写卷所见〈毛诗〉本字考》，《敦煌学辑刊》第3期，2007年。24、《从敦煌写本〈礼记音〉残卷看六朝时郑玄〈礼记注〉的文本》，《文史》第4辑，2009年。25、《〈毛诗〉文字探源四则》，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编《出土文献研究》第9辑，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