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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诗歌研究史论文范文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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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诗歌研究史论文范文初中

急求古典诗词鉴赏论文(范文仅作为参考):范文(一):古代诗歌是文学作品中文字最精练,内涵最丰富的艺术形式之一,好的古诗能陶冶人的情操,丰富人的精神修养,下面我从两个部分来谈谈如何鉴赏诗歌。 一.抓住意象,把握意境,弄清基调,分清类型。 鉴赏古诗词,首先应当明确,作者是通过什么意象来表达自己内心感受的。意象,即被赋予了特定意义的事物,如杜鹃,往往代表着思乡;柳与留谐音,与留恋有关;月亮与思乡念家、思念亲人、盼望团圆有关;雁与乡愁有关,了解通过这些意象所创设的生活图景;知道作者是如何将思想感情和生活图景相融合的,从而从整体上把握诗歌的感情基调是明快高亢还是阴暗低沉,是喜悦欢愉还是凄苦悲凉,是豪迈壮观还是闲适淡雅„„最后根据诗词内容将其大致分为五类: 咏物言志诗 这类诗歌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借景物来表达自己高远的志向,一种是表达自己高洁的品质。如唐·李忱的《瀑布》“千岩万壑不辞劳,远看方知出处高。溪涧岂能留得住,终归大海作波涛。”这就是一首典型的托物言志诗。诗中描绘了冲决一切、气势磅礴的艺术形象——瀑布,作者就是借瀑布的形象,表达出自己一往无前的豪情壮怀。又如陆游的词——《卜算子·咏梅》,其中的“零落成泥碾作尘,只要香如故”,也是借梅花来表达自己的高洁的品格。还有,如袁枚的《苔》“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诗人也是借苔不为环境所限依然青春焕发、乐观向上的精神和苔不为自己弱小而自暴自弃、敢于争先的品格,寄托了自己自适其乐、不甘示弱,高雅俊洁的人格精神的。 送别诗 送别诗或是叮咛对方、劝慰对方,或是表达一种依依不舍之情,或是表达别后的思念等等。如李白的《春夜洛城闻笛》:“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我们知道,“折柳”原是指“折取柳枝”。相传长安东有一桥名为灞桥,汉人送客到此折柳赠别,因此后世就习惯用“折柳”来作为赠别或送别之词。本诗中的“折柳”是一首曲子,即“折柳曲”的省称)诗所描写的是:春宵人静之时,作者忽然听到一阵悠扬的笛声,仔细一听,这笛声乃“折柳曲”。作者由“折柳”想到,此时正是折柳的季节了,春天已到而自己却还漂泊在外,不禁更引起了思乡之情。诗人正是通过“折柳”(即“折柳曲”的省称,柳又与留谐音)来表达惜别怀远之意,表达自己的思乡之情的。 怀古诗 这类诗主要是凭吊古代的人和事。对人,表达缅怀之情;对事,抒发昔盛今衰的感。 慨。如著名的《江南春》:“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此诗以清新秀丽的笔调,给我们描绘了一幅江南春景图:树茂花美,娇莺长啼,水村山城,酒旗斜矗、庙宇楼台、烟雨凄蒙,这都是典型的江南春色。而在莺啼之前冠以“千里”更写出春色无边的气势。明人杨慎认为“千里”不合情理,妄改为“十里”,实在是不懂艺术真实的荒唐之论,而在寺前冠以“四百八十”,字样,更突出了江南寺庙之多。这种描写还有一种暗示作用,南朝的寺庙虽然留下来了,但是南朝政权不是早已化为乌有了么,它灭亡的原因是什么呢?也许正是它太崇奉佛,建的寺庙太多了的缘故吧。细玩结尾一句,从“多少”二字还是能体会到诗人的感慨的,意思是当年建造寺院者是何等显赫,而今又在何处?诗人面对江南的春光,自然会有今昔盛衰之感。 战争诗和思乡诗 一般来说,战争诗中除了有一些表现英勇作战,保家卫国这样壮阔主题的少数诗词外,大多表现对战争的厌恶,或是对家乡、对亲人的思念。前者如“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后者如陈陶的《陇西行》“誓扫匈奴不顾身,五千貂锦丧胡尘。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 闺怨诗和羁旅诗 这类诗大多与妇女有关,有的是通过写对出门在外的丈夫的思念,表达女子的离愁别绪,忧郁伤感,如王昌龄的《闺怨》:闺中少妇不曾愁,春日凝妆上翠楼。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有的是写妇女对在前线丈夫的思念,表达对战争的厌恶,如辛弃疾的《鹧鸪天》:“晚日寒鸦一片愁,柳塘新绿却温柔。若教眼底无离恨,不信人间有白头。肠已断,泪难收,相思重上小红楼。情知已被山遮断,频倚栏干不自由。” 二. 赏析语言,辨明风格,分清抒情,理出手法。 我们知道,不同的作家,使用的语言是不一样的。有“小荷才露尖尖角”的清新壮丽,有“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的空灵和“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的含蓄等等。正是这些体现了作家卓尔不群的风格,如李白的飘逸豪放,杜甫的沉郁顿挫,白居易的通俗平易,杜牧的清新俊拔,李贺的奇谲险怪,李商隐的精工绮丽„„读唐诗就要分清初唐、盛唐、中唐和晚唐社会政治不同导致的诗风的巨变,同时还要注意田园诗和边塞诗的差别;读宋词就要弄清柳永和苏轼在词的发展中的地位,知道辛弃疾是一位文武全才、空有一腔报国热情却不能驰骋疆场、因而词作中充满着悲愤之气的爱国志士;要知道李清照的词分为前后两期,还要知道婉约派和豪放派的区别。 不同诗作风格迥异,那么作者是用什么方式来抒发情感的呢?其实很简单,抒情方式主要有直接抒情和间接抒情两种。像“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样的就是直接抒情;类似“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的就是间接抒情。间接抒情还包括借景抒情和寓情于景等。 这些只是我个人对古代诗歌鉴赏的一些浅见,毕竟中国古代诗歌博大精深,还需要我们好好学习和深刻挖掘。范文(二):涉江采芙蓉  (无名氏)  涉江采芙蓉,兰泽多芳草。  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  还顾望旧乡,长路漫浩浩。  同心而离居,忧作以终老!  初看起来,似乎无须多加解说,即可明白它的旨意,乃在表现远方游子的思乡之情。诗中的“还顾望旧乡,第路漫浩浩”,不正把游子对“旧乡”的望而难归之思,抒写得极为凄惋么?那么,开篇之“涉江采芙蓉”者,也当是离乡游子无疑了。不过,游子之求宦京师,是在洛阳一带,又怎么可能去“涉”南方之“江”采摘芙蓉?而且按江南民歌所常用的谐音双关手法,“芙蓉”(荷花)往往以暗关着“夫容”,明是女子思夫口吻,岂可径指其为“游子”?连主人公的身分都在两可之间,可见此诗并不单纯。我们不妨先从女子口吻,体味一下它的妙处。  夏秋之交,正是荷花盛开的美好季节。在风和日丽中,荡一叶小舟,穿行在“莲叶何田田”、“莲花过人头”的湖泽之上,开始一年一度的采莲活动,可是江南农家女子的乐事!采莲之际,摘几枝红莹可爱的莲花,归去送给各自的心上人,难说就不是妻子、姑娘们真挚情意的表露。何况在湖岸泽畔,还有着数不清的兰、蕙芳草,一并摘置袖中、插上发际、幽香袭人,岂不更教人心醉?--这就是“涉江采芙蓉,兰泽多芳草”两句吟叹,所展示的如画之境。倘若倾耳细听,你想必还能听到湖面上、“兰泽”间传来的阵阵戏谑、欢笑之声哩!  但这美好欢乐的情景,刹那间被充斥于诗行间的叹息之声改变了。镜头迅速摇近,你才发现,这叹息来自一位怅立船头的女子。与众多姑娘的嬉笑打诨不同,她却注视着手中的芙蓉默然无语。此刻,“芙蓉”在她眼中幻出了一张亲切微笑的面容--他就是这位女子苦苦思念的丈夫。“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长长的吁叹,点明了这女子全部忧思之所由来:当姑娘们竞采摘着荷花,声言要将最好的一朵送给“心上”人时,女主人公思念的丈夫,却正远在天涯!她徒然采摘了美好的“芙蓉”,此刻能遗送给谁呢?人们总以为,倘要表现人物的寂寞、凄凉,最好是将他(她)放在孤身独处的清秋,因为那最能烘托人物的凄清心境。但你是否想到,有时将人物置于美好、欢乐的采莲背景上,抒写女主人公独自思夫的忧伤,正具有以“乐”衬“哀”的强烈效果。  接着两句空间突然转换,出现在画面上的,似乎已不是拈花沉思的女主人公,而是那身在“远道”的丈夫了:“还顾望归乡,长路漫浩浩。”仿佛是心灵感应似的,正当女主人公独自思夫的时候,她远方的丈夫,此刻也正带着无限忧愁,回望着妻子所在的故乡。他望见了故乡的山水、望见了那在江对岸湖泽中采莲的妻子了么?显然没有。此刻展现在他眼间的,无非是漫漫无尽的”长路“,和那阻山隔水的浩浩烟云!许多读者以为,这两句写的是还望“旧乡’的实境,从而产生了诗之主人公离乡游子的错觉。实际上,这两句的“视点”仍在江南,表现的依然是那位采莲女子的痛苦思情。不过在写法上,采用了“从对面曲揣彼意,言亦必望乡而叹长途”(张玉谷《古诗赏析》)的“悬想”方式,从面造出了“诗从对面飞来”的绝妙虚境。  这种“从对面曲揣彼意”的表现方式,与《诗经》“卷耳”、“陟岵”的主人公,在悬想中显现丈夫骑马登山望乡,父母在云际呼唤儿子的幻境,正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所以,诗中的境界应该不是空间的转换和女主人公的隐去,而是画面的分隔和同时显现:一边是痛苦的妻子,正手拈芙蓉、仰望远天,身后的密密荷叶、红丽荷花,衬着她飘拂的衣裙,显得那么孤独而凄清;一边则是云烟缥缈的远空,隐隐约约摇晃着返身回望丈夫的身影,那一闪而隐的面容,竟那般愁苦!两者之间,则是层叠的山峦和浩荡的江河。双方都茫然相望,当然谁也看不见对方。正是在这样的静寂中,天地间幽幽响起了一声凄伤的浩叹:“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这浩叹无疑发自女主人公心胸,但因为是在“对面”悬想的境界中发出,你所感受到的,就不是一个声音:它仿佛来自万里相隔的天南地北,是一对同心离居的夫妇那痛苦叹息的交鸣!这就是诗之结句所传达的意韵。当你读到这结句时,你是否感觉到:此诗抒写的思无之情虽然那样“单纯”,但由于采取了如此婉曲的表现方式,便如山泉之曲折奔流,最后终于汇成了飞凌山岩之急瀑,震荡起撼人心魄的巨声  上文已经说到,此诗的主人公应该是位女子,全诗所抒写的,乃是故乡妻子思念丈夫的深切忧伤。但倘若把此诗的作者,也认定是这女子,那就错了。马茂元先生说得好:“文人诗与民歌不同,其中思妇词也出于游的虚拟。”因此,《涉江采芙蓉》最终仍是游子思乡之作,只是在表现游子的苦闷、忧伤时,采用了“思妇调”的“虚拟”方式:“在穷愁潦倒的客愁中,通过自身的感受,设想到家室的离思,因而把一性质的苦闷,从两种不同角度表现出来”(马茂元《论〈古诗十九首〉》)。从这一点看,《涉江采芙蓉》为表现游子思乡的苦闷,不仅虚拟了全篇的“思妇”之词,而且在虚拟中又借思妇口吻,“悬想”出游子“还顾望旧乡”的情景。这样的诗情抒写,就不只是“婉曲”,简直是奇想了!

在悠久的中国文学史上,诗词以其独特的情感寄托、丰富的描写内容、奇妙的韵律节奏让多少文人倾心于它们的创作,让多少百姓醉心于它们的品读。无数的价值寄托,无尽的情感宣泄凝结其中,直接表现了中国传统的文化、文人精神。流行歌曲似乎难登大雅之堂,更难于古典诗词相提并论,一个似乎是太俗,一个又是那样的高雅。但作为大众文化的最常见的代表,我们之所以说它流行是因为它有着广泛的大众。流行音乐作为青年亚文化的流行歌曲似乎难登大雅之堂更难于古典诗词相提并论,一个似乎是太俗,一个又是那样的高雅。但作为大众文化的最常见的代表,我们之所以说它流行是因为它有着广泛的受众集中体现,展现了当代青年的独特的情感选择与对当前社会的感触。流行歌曲是通俗的,但不一定是俗的。 因此不会有太多的人会主动地将唐诗宋词和流行歌曲联系在一起,会觉得那是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一个好比高峰上的千年积雪,一个是汪洋中的滔滔江水,相隔着太遥远的距离。但正如滔滔江水实则来源于千年积雪的消融,唐诗宋词与现代的流行歌曲,其实也有着一个根源与发展的不可抹灭的关系。 一、诗词与流行歌曲的本质趋同 如果把唐诗、宋词称为唐宋时的流行音乐也不为过,更何况词更多的时候是配乐演唱的。说诗词与流行音乐的本质趋同是结合了一定的时代,有着多方面的原因:无论诗词还是流行歌曲都是一个时代文化的代表,那个时代的人们的气质文化在诗词与流行歌曲中都有着明确的反映,而且是作为主流文化反映的。古典诗词在那个时代与流行歌曲具有共同的一个特点:流行。诗词流行音乐在抒情言志方面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两者均是抒情言志的良好的载体。人是需要情感表达的,更需要情感表达的良好方式。当一个人在诗词与流行音乐中读到自己相同的情感寄托,那瞬间的感动足以说明诗词、流行歌曲在情感表达方面对莫大作用。诗词、流行歌曲的本质是趋同,只不过音乐文学(歌词)还没有古典诗词一般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这并不是说它永远不可能取得这样的地位、只是这需要历史的积累与时间的积淀。 二、古典诗词对流行歌曲的影响。 1、唐诗宋词直接成为流行歌曲的表现主题和内容,给了流行歌曲另一方表现空间,一方面考较着流行歌曲创作人对文化的把握,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流行歌曲的表现功能,且提升了流行歌曲的层次。 流行歌曲展现千姿百态的生活,表达形形色色的情绪与心态。而作为当时朝代的流行歌曲,唐诗宋词的功能与意义恰好在在这个地方。尽管处于不同的时代,人们所经历的事物各有不同,由此洐生而出的情绪感受也会相去甚多,但作为人的一种基本反应与情感,却并不受时代与地域的限制,因此,某些古人所经历的心理应变放在今日也同样可以适用,那么用以表现古人情感的诗词歌赋,同样也会是今人的心理映照。中国的古代文学大都非常讲究,在遣词造句,行文起势,叙事抒情上,自有一定规格,往往是字字珠矶,千古传颂。古诗词非常讲究韵律,大多音乐感极强,而从另一个角度上,结合到中国人的情感表达方式,往往是含蓄婉转,迂回曲折,动人不止,这些恰似当今诸多流行歌曲创作人所孜孜以求的一种境界,因此,许多音乐创作人,大胆地采用拿来主义,直接挑选经典的唐诗宋词,谱上曲,换一种角度来诠释千古佳句,这本身对他们也是一个挑战,对演唱人来讲亦是如此,因为听者会不自觉地拿曲作者的曲与演唱人的唱来与原诗相靠,看是否丝丝入扣,从而对创作者与演唱人的品质进行评判。 这方面成功的例子不少,最有名的,我觉得当属邓丽君。邓本身是以唱台湾小调起家,本身已有不少民族文化气息的濡染,加上台湾一批执着于传统文化的音乐人,共同泡制出许多与原诗同样经典的作品。邓曾经出版过一张名为<淡淡幽情>的个人专辑,其中收录了李煜和多位宋代词作名家的经典作品,包括李煜的<相见欢>(无言独上西楼),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范仲淹的<苏幕遮>(碧云天,黄叶地),秦少游的<桃源忆故人(玉楼深锁多情种),聂胜琼的<鹧鸪天>(玉惨花愁出凤城),李煜的<乌夜啼>(林花谢了春红)和<虞美人>,欧阳修的<玉楼春>(别后不知君远近),朱淑真的<生查子>(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这个琼瑶也用过,用在她为<烟锁重楼>还是<新月格格>所写的插曲<鸳鸯锦>里},柳永的<雨霖铃>,辛弃疾的<丑奴儿>(少年不识愁滋味),李之仪的<卜算子>(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等,由台湾声名卓箸的曲作家古月,刘家昌,翁清溪,陈扬等谱曲,曲与词可谓珠联璧合,相得益彰,再加上邓的内敛婉约清丽的唱腔,使这张专辑成为现代音乐史上足以传颂的极品,<音像世界杂志>曾将该片评为“十张最适合在夜晚用心聆听的专辑”。这张专辑里最有名的两首,一个是李煜的<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一个就是后来王菲翻唱的<但愿有长久>,那倒是对这首古典佳作的现代版诠释了。 2、唐诗宋词构成了现代流行歌曲创作的一个重要素材来源,并成为其创作的一种手段和表现方式。 文学创作素来讲究一个广征博引,引经据典,物为我用,从而提示其所表现主题的广泛性。许多现代的流行词作人,更是喜欢借用一些古典诗词中的典故或内容,将其展开或以其为思路加以演绎,继面展现一段现代的故事情感。这方面最为突出的有两个人,一是台湾的琼瑶,她的很多歌词里都喜欢借用一些唐诗宋词中的名句,如“才下眉头,却上心头”“庭院深深深几许”,“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等 另一个是大陆的陈小奇,他是大陆歌坛岭南派创作人中的领头人物。他有一个颇有吴市影响的“涛声依旧三部曲”,<涛声依旧>(毛宁)<白云深处>(廖百威)和<巴山夜雨>(李进),单从歌名上来看,已经是和古诗词扯不断的关联了。后来他又写了 <烟花三月>,<朝云暮雨>(均为吴涤清演唱),还有一首是毛宁的<大浪淘沙>,他是大陆词作家里古风最重的一个,喜欢将古诗词中的名句或典故经演绎与现代人的情感相结合而成歌词,由此而形成他独特的陈氏风格,也为中文流行歌词创作形成一个典范。 后来还有一个冯小泉,因为他本身是学后来还有一个冯小民族乐器的出身,所以对民族文化自然有很深的兴趣与植根,他的词作中也较多运用古诗词典故或名句,多是以古诗词来营造一种氛围,表现一种气魄,表达一种情怀,更偏重于一种社会责任和民族情怀的东西,比较熟悉的有<中华民谣>(“朝花夕拾杯中酒,寂寞的人在风雨之后,醉人的笑容里有没有,大雁飞过菊花插满头”)还有<秋水长天>等。 3、从创作的形式上来看,唐诗宋词也为现代流行歌曲的创作提供了一种思路,或是确立一另一种风格。 我觉得这也是整个中华文化一脉相承的结果。很多现在的流行歌曲在写作形式上,仍不可避免地借鉴或套用或模仿了唐诗宋词的语言格式与风格。用古典诗词的形式来创作现代流行歌曲,一方面使得词作上继承了传统诗词语言上的提炼与表达手法上的含蓄内敛,另一方面,在主题表达上也无疑有一个先入为主的捷径,无论是说家国情怀,还是儿女情思,古典诗词往往具有将语言与情感一同浓缩,从而增添许多回味的空间,和意境悠长的韵味。 香港的很多词作家,他们的古文化功底相当深厚,从他们的作品中即可看出很多的用典,甚至用唐诗宋词的写作方式,规范来进行创作。首先是黄霑,最有名的是<笑傲江湖>的主题歌<沧海一声笑>:“沧海一声笑,滔滔两岸潮,浮沈随浪只记今朝……清风笑,竟惹寂寥,豪情还腻了一襟晚照……”,还有<射雕英雄传>里的一首<千愁记旧情>“红日/再不会升/热心渐似冰/彼此星沉天际/剩我低回血泪凝”,(<射>里还有一首<四张机>,手法相当规整“四张机/鸳鸯织就欲双飞/可怜未老头先白/春波/碧草/晓寒/深处/相对浴红衣”不过这应算是金庸的作品了)。还有著名的<上海滩>“浪奔/浪流/万里滔滔江水永不休/淘尽了/世间事/幻作滔滔一片潮流”, 他的风格恰似一位笑傲江湖的大侠,豪情奔放,热情不羁。 另外还有卢国沾也是这类高手,他总是背负着家国情重,作品中很浓的民族情怀与历史评判的味道,这正是诸多唐宋名家为世人所景仰的品质。来看他的<万里长城永不倒>“昏睡百年/国人渐已醒/。。。/万里长城永不倒/千里黄河水滔滔/江山秀丽/叠彩峰岭/问我国家哪像染病”,<少女慈禧>“巾帼历次胜男儿/男女代代对峙/曾否推测过/明天举世/重由弱质再把持/” 再如许冠杰,也善用诗词典范来描绘世态人生“难分真与假/人面多险诈/”(浪子心声),“夜风凛凛/独回望/旧事前尘”(沉默是金),写情“曳摇共对轻舟飘/互传誓约庆春晓/两心相对影相照/愿化海鸥轻唱悦情调/艳阳下与妹相亲/望谐白首永不分/美景醉人心相允/绿柳花间相对缘份/泪残梦了烛影深/月明独照冷鸳枕/醉拥孤衾悲不禁/夜半饮泣空帐独怀恨”(双星情歌) 再看台湾方面,台湾方面的歌词创作更偏重于现代文体,更多关注风花雪月,但这也恰好是许多旧诗文的一个主要素材。最突出的我觉得还是琼瑶,她最擅用古诗旧典,来表现恋爱儿女的浪漫情怀。如“绿草苍苍/白雾茫茫/有位佳人/在水一方”(在水一方),“时光留不住/春去影无踪/潮来又潮往/聚散苦匆匆/往事不能忘/浮萍各西东/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且拭今宵泪/留与明夜风/风儿携我梦/天涯绕无穷”(几度夕阳红) 小虫也有几首有名的作品,都表现出古诗词中的一些情怀,但距离唐诗宋词,已经有些距离了,更象元曲什么的。如他写给陈淑桦的<情关>“我本有心/我本有情/奈何没有了天/爱恨在泪中间/才能拥有这个梦”,<红楼梦>“昨夜红楼入梦中/多少伤心往事上心头/今晨醒来梦已空/徒留红楼在梦中/红楼,红楼/为何浓浓的红妆遮不住你的轻愁/红楼,红楼/你轻愁只因为人们将你遗漏”,还有给潘越云写的<红娘>“盼你来/盼到桃花谢又开/问天也不能明白/。。。/对望两相爱/心似祝英台/这应是天的安排” 除去形式上的模仿与借鉴,在歌词的写作手法上,现代的流行歌曲也是从唐诗宋词身上汲取了不少的营养。向讲究韵律感与意境美,这都是诗歌创作的基本要求了,唐诗宋词里更常用到的比兴手法,在现代歌词的写作中,例子那更是不胜枚举。 三、 流行歌曲相对于古典诗词的优势 尽管现代歌词的创作沿袭着古典诗词的创作的路子起步并发展起来的,然而,唐诗宋词与现代的流行歌曲毕竟还是不同时代的产物,毕竟表现出不同时代的语言和内容特征,并接受不同时代标准的审视与评判。 我们说文学是为了体现生活而存在的,那么任何的一种文化形式必然反映一个时期的生活现实,体现一个特定时代的特征。正如我们都说唐诗与宋词,而并没有泛称为唐宋诗词,就是因为它们分别体现了那个时代的特征。而流行歌曲则显然是这个时代的产物,不同于唐也不迵异于宋,所以它与前二者之间,还是有着更多显而易见的区别,这也正是如今很少将他们主动放在一起比较的原因。 而流行歌曲更为通俗,这样就会有更多的受众,其次留心歌曲的传播方式是古典诗词所不能比拟的,特别是随着网络的发展,传播途径的多元化,流行音乐一定会有进一步的发展。 流行音乐是当今时代的一个体现,但在文化内涵上仍有许多不足,当“妹妹坐船头”唱遍大江南北时,我们有理由相信流行音乐在主题、内容方面应该有较大的提高,近年来的流行歌曲逐渐的吸收古典诗词的一些元素产生了较好的效果,使得流行音乐通俗而不俗,品味也有了较大的提高。 然而作为中国瑰宝的古诗词却得不到高中学生的喜爱,学生对古典诗词的学习兴趣和教师想象的相去甚远 以前的高中生们对古诗词喜欢得颠来倒去地背,许多学生笔记本的扉页上都认真地写着最喜欢的诗句,还有的学生喜欢选取诗中的词作为自己的笔名或者是书斋的名字,而现在这种现象已经很少看到了,大部分学生对学习古典诗词已提不起太大的兴趣。 还有一部分同学对背诵古诗词更是深恶痛绝。现在从小学甚至幼儿园就已兴起了读背古诗之风,为何到了高中阶段学生的古典文学底蕴反而变得如此贫乏?到底是谁伤害了我们的学生?是什么导致了高中生对古典诗词学习兴趣的减退? 经过调查研究,我们发现造成此现象的原因有: (一)、造成现状的客观原因 1、在流行文化、快餐文化的冲击下,学生的阅读空间变小,阅读品位变低。 现在的高中生课业负担都非常重,再加上网络、电视、广播和流行音乐的冲击,学生课外花在阅读上的时间可谓少之又少。 我们经常看到有老师从学生那里没收到卡通、漫画、武侠或者言情一类的口袋书。经常性的阅读这些书,使得学生的语言水平深受其害,学生的阅读兴趣、阅读品位难以提高,拿到高雅的古诗词就没精打采,无兴趣去读。 2、课本中所选的某些诗篇与学生有一定距离,不能吸引学生。 如第三册的《离骚》,就有不少学生反映这首诗古奥难懂,提不起兴趣。《离骚》是我国古典诗歌浪漫主义风格的源头,距离学生的时代比较久远。虽然前面学生已经接触了《诗经》,但对于楚辞,无论是形式上还是内容上仍然是陌生的。从字面上看,障碍特别多,学生也就没有了读下去的欲望。 3、死板的教学方式一定程度上扼杀了学生的热情 不少教师平时教上古典诗词,篇篇逐字逐句串讲,老师讲的多,学生自己体验的时间反而少;或者似乎把一堂古典诗词鉴赏课上成了一般的文言文教读课。而事实上古典诗歌不同于文言文,把教文言文常用的方法放到欣赏古典诗歌的课堂上来,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失败,也难怪学生不喜欢。古典诗词鉴赏课要充分考虑文体的特点,既要有利于学生理解诗歌内容,又要有利于学生鉴赏能力审美能力的培养。 (二)、造成现状的主观原因 1、“长一点的诗歌,学起来费时费力,又难懂,学了就忘”,这是一种畏难心理。许多同学看到课后“背诵”两个大字就顿生反感,让他们自觉静心背背古典诗歌是不容易。而实际上要想在嘻嘻哈哈的笑闹中轻松学好语文同样也是不太现实的,要想在学习中取得成效,本身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2、“学古典诗词落伍了,不够现代” 古典诗词不是外语,而是我们民族古代的语言形式。学习古典诗词就是回望我们民族文化的血脉源头,没有它,我们就找不到“回家”的路。不好好学习我国古代的优秀文学作品,我们就愧对于祖先,愧对于血管里流动的中华民族的热血。但学生主观上没有认识到这些,他们受流行文化的影响喜欢流行歌曲,却不知有许多歌词都是由古典诗词改编而来的。所以他们会觉得学古典诗词是“落伍”,跟不上时代。 3、“为了考试,我愿意在语文课堂上读读古典诗词,在课外我从来不读这些诗词” 这些学生很实际也很纯粹,他们学习古典诗词就是为了考试时的得分。抱着这种应试心理,学生就变得功利、浮躁,不肯静下心来多读多背,至多背几句“名句”“考点句”。 面对这种现象,应激发学生学习古诗词的热情,先要让学生认识古典诗词的价值古典诗词是我们祖先留给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瑰宝。学习古典诗词,从语言的范例中学习语言,能丰富语文素养,培养语文能力。《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阅读与鉴赏中明确指出:“学习中国古代优秀作品,体会其中蕴涵的中华民族精神,为形成一定的传统文化底蕴奠定基础。” 如今古诗词在现代歌曲中有所应用,经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通过流行歌曲激发学生学习古诗词的兴趣。 歌唱,是传播诗词的功臣 歌唱则是根据既定的乐谱,把诗词依谱唱出声来。我们要写为诗词而歌唱的乐谱,仍须依赖音乐家。当然最好是懂得诗词的音乐家,像宋代的姜白石,这样的人才非常难得。最理想的办法是让诗人和音乐家密切沟通,培养音乐家们对诗词的兴趣和欣赏能力。好的音乐家,必定有丰富的艺术修养,先天上就该会有诗人的气质。因此,能为诗词谱写乐歌的作曲家,就是传播诗词的功臣 然而,时代在变,今人对音乐的感受程度和古人自然有很多的不同。比方说,姜白石是了不起的词人兼音乐家;他的词句,傲视古今,但是他写的音乐,若就现代的音乐观点而论,除了「古意」之外,未免失之单调。古意虽好,但是不能完全适应现代人的音乐品味。今日工商业为主的社会,是很难造就像「小红低唱我吹箫」那样的环境和情调的。若是要靠他留下的古谱乐曲去推广宋词,恐怕很难被现代人接受。古谱有它们的历史和文献价值,但是却不能为推广传统诗词发挥多大实用。同样的道理,魏氏乐谱和碎金词谱等等古籍译出的乐谱,可以教导现代人学习古意,提示深含传统韵味的旋律,然而在现在我们迫切需要的「诗教」工作上,起不了多大作用。从欣赏古典诗词上来说,无情的现实,难以配合当时的情调,的确是现代人的悲哀。然而,我们如想挽救中国的传统诗词文化,还须面对现实。这个历史责任,就落在现代有民族文艺思想的音乐家们的身上 前人留下许多的诗词,多的是美不胜收的歌词资料。这些宝藏里的每首歌词,今人可以全首引用,或者截句接收,也可以利用前人的意境构句或词汇溶入自己的思想,应该可以谱出许多优美的歌曲。很可惜现代的中国音乐家们,能够去发掘这宝藏的人实在少得可怜。当然,作曲家若要利用这些优美的歌词,自己必须先能了解诗词的内涵,才不会写出不合词意的怪谱,白白糟蹋了前人宝贵的智慧结晶。所以,我认为中国的音乐家们,应该多读诗词。音乐院校的作曲系,应该把中国诗词列为必修科,无论学生们以后要作可唱的歌曲,或是写演奏的乐曲,有了诗词的内涵,对表现乐曲中的民族风格和弘扬中国文化,都有很大的益处。 不管怎么说,作为一种宝贵的文化遗产,唐诗宋词永远都会对现代包括今后的流行歌词创作中起着这样或那样的影响,现代文化对古典文化的借鉴与沿袭是永远不会停止的。唐诗宋词会是流行歌词创作中一个不可舍弃的主题,一种取用不尽的源泉,一个无法回避的诱惑,从遣词用句,主题营造,意境铺陈方面,都为现代的创作者提供了很多好的思路。 而歌曲是诗词传播的触媒,诗词可以藉音乐的帮助,广为流传。唐宋前人的例子,很值得今人效法。乘着音乐的翅膀,载着优美的中国歌词,飞扬五洲四海,让普天下都唱中国歌曲,传诵千秋,这是多么有意义的事。我衷心地希望现代的音乐家们,今后多多创作能歌唱中国诗词的曲子,不要再轻易错过中华诗词这个无尽的宝藏。先人留下的这些古典诗词是我们现在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我们应该用好这些资源。幼年时期依靠音乐帮助所掌握和学到的东西让人难以遗忘、终生受益。衷心希望华人儿童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下健康成长。愿中华古典诗词唱响神州!

念奴娇赤壁怀古 苏轼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谨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间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醉花阴 李清照 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消金兽。佳节又重阳,玉枕纱厨,半夜凉初透。 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 渔家傲 范仲淹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 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凉州词 王瀚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三)诗句中改变词性也是常见的。例如:杜甫《漫兴》"糁径杨花铺白毡,点溪荷叶叠青钱。"第一句中的"糁"字原是名词,即米饭粒,可是在这里却作动词"抛撒"解。这两句的意思是:米饭粒似的杨花,抛撒在路上,像铺上了一层白毡;小小的荷叶,点在溪面上,象叠起的青钱。还有名词当作形容词的,如杜审言《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曙"和"春"字都是名词,可是在这里"曙"用来成了形容"云霞","春"用来形容"梅柳"。这两句的意思是:云霞和太阳一同从海上升起,像曙光一样;梅柳在江南(渡江),早已着上春色。还有动词作形容词用,形容词作动词用,动词作副词用的,这里不一一例举了。所以读诗词更讲究"咬文嚼字",咬出文外之义,嚼出字外之意。各种版本的注释也不尽一致,还要靠读者自己多琢磨。三 第三个难点是弄通古语、典故。用古语、典故状物、写景、伤时、感事、酬谊、抒情,是中国古典诗词艺术的传统和特点。读一首诗或词,若不把其中的古语、典故等原委弄明白,就不能理解全诗(词)的含义,更谈不上领略其意境和艺术构思。例如李白《送贺宾客归越》: 镜湖流水漾清波,狂客归舟逸兴多。 山阴道士如相见,应写《黄庭》换白鹅。 这是诗人为他的好友贺知章还乡时写的一首送别诗。贺知章在朝庭官居太子宾客,故称贺宾客;贺是山阴(今浙江绍兴市)人,属越地,故云归越。镜湖就是绍兴的鉴湖;贺知章自称"四明狂客",故曰:"狂客归舟逸兴多"。诗的后两句用了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的故事。王羲之喜爱白鹅,山阴有一道士,请他写《黄庭经》(道教经典之一),以所养的一群白鹅为报酬。贺知章也是书法家,工草隶,亦是山阴人。诗中以王羲之比贺知章,说《黄庭经》换白鹅的故事,又将在山阴发生了。现在有的学书法的同志,把这首诗写成条幅送人。若是送给离退休好友,没问题;若是送给在职的就不适合了,因为贺知章是向朝庭请渡为道士而还乡的。若是对方也爱好书法,很相称;否则就显得勉强了。 白居易遭权贵所忌,被贬谪为江州司马,赴任途中唱和他的好朋友元稹《放言五首》,写了一组政治抒情诗,亦名《放言五首》。组诗就社会人生的真伪、祸福、贵贱、贫富、生死诸问题,纵抒己见,每一首中都引用典故或古代警语名句,宣泄不满和劝导朋友。文化大革命中的"九一三"之后,社会上曾传抄其三: 赠君一法决狐疑,不用钻龟与祝蓍。 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 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这诗除了以"试玉"、"辨材"作比喻,表示受诬陷的人应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自会澄清事实,辨明真伪外,还举了两个历史故事。一个是周公佐成王,当时曾有人怀疑他有篡权的野心,但历史证明他对成王一片赤诚;一个是西汉末年王莽"爵位愈尊,节操愈谦",但历史证明,他的谦恭是假,代汉篡权才是他的真面目。读者若不弄清这两个典故,就很难理解这诗所包涵的深刻哲理。《放言》其二: 世途倚伏都无定,尘网牵缠卒未休。 福祸回还车转毂,荣枯反复手藏钩。 龟灵未免刳肠患,马失应无折足忧。 不信君看奕棋者,输赢须待局终头。 第一句的"倚伏"二字,系引自《老子》的:"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是这一警语名句的简化,意思同现在我们常说的坏事可以变好事、好事可以变坏事差不多。第二句的"尘网"是把现实世界看作束缚人的罗网的意思。陶潜《归田园居》:"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第四句中的"手藏钩",是古代一种将钩藏在手中叫别人猜的游戏。第五句中的"龟灵"是占龟卜卦虽然灵验的意思;"刳肠"即开膛剖肚之患。第六句中的"马失"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这一典故的简称。读者如果不把这些词的原委和含义弄明白,就很难理解这首诗所反映的祸福观,以及诗人遭受打击之后的政治上不服输的精神。 有一点古籍基础的人,对诗中的古语、典故比较好理解些,但也不能对所有这些一看就明白,因此读诗词时就要好好读注释。

中华文明,历几千年,起伏跌宕,波澜壮阔,文化传承,昌盛不衰。其中诗词独占一枝,非国人、非汉语难观其详,难探其境,难会其神、难品其妙。我们先讲讲他的发展史。在世界文学发展史上,诗歌都是最早的一种文学体裁。在原始及封建社会,诗歌是与音乐、舞蹈结合在一起,没有独立的形式。之后,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和文学艺术的进步,诗歌逐渐成为一种特定的文学体裁。诗意中国中华诗词的起源,有文字记载的应是起自西周时期。中国最早的一部诗集《诗经》,就是收集了西周到春秋中叶的民间歌谣和上层贵族文人的作品。汇集305篇成册,这就是中华诗词、中华文学的种子。 “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就是指《诗经》。《诗经》又分风、雅、颂三类,其中雅又分大雅、小雅。有副对联:四书风雅颂,三国魏蜀吴,其中雅就分大小。诗歌的最显著特点是饱含丰富的想象和感情;其次,它集中反映了社会生活。说白了,诗词起源于民间,来源于生活,却高于生活。中国最早的诗集《诗经》及至到了战国时期,大概是公元前4世纪。以屈原、宋玉为代表的一批楚地文人,依托独有的楚地文化基础,融和北方文化,创造出一种新的诗体——《楚辞》。代表作是爱国诗人屈原的《离骚》,它在诗经三、四字句的基础上,发展了五言、七言句式,并且从内容上吸收了浪漫主义精神,首开中华文学浪漫主义创作风格的先河。像“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饱含爱国主义情怀。屈原与《离骚》继《诗经》、《楚辞》之后,诗歌到汉代时期发展了一种的新的形式——《赋》,即汉乐府民歌,代表作是《乐府诗集》(后由北宋郭茂倩所编)。该诗集的作品多以五言形式写成,在魏晋时代大放光彩。我们熟知的《陌上桑》、《木兰诗》、《孔雀东南飞》、《怨诗行》、《燕歌行》、《洛神赋》等,就是出自这一时期的作品。赋是介于诗歌与文体之间的一种形式。刘勰在其《文心雕龙》里说:"铺才逦文,体物写志",就是指赋的特征。《汉书·艺文志》载:“不歌而诵谓之赋。”虽然对于赋是否属于诗体,后世颇有争论,但就其形式而言,其脱胎于《诗经》和《楚辞》,一脉相承,不必辩驳。《洛神赋》插图魏晋时期,《唐诗》的影子已见雏形,曹植的七步诗“煮豆燃豆箕,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已很好地将五言绝句体现出来。一等诗歌发展到唐代,伴随着大唐盛世,开创了繁荣巅峰时期,这个时期是中华诗歌大开挂的年代

诗歌研究论文范文初中

新月诗派作为现代中国新诗的一个流派,对新诗的发展与进步作出过重要贡献,具有较高的文学史地位。作为新月诗派最有成就的代表诗人之一,徐志摩的诗歌典型地体现了新月诗派的创作风格与追求,又具有自己的特性。本文主要从徐志摩个人经历对其诗歌创作风格影响、徐志摩诗歌的丰富意象与独特意境以及浪漫主义主调下蕴含着的现实批判性这三个方面对徐志摩诗歌的艺术特征进行了简要的分析。

念奴娇赤壁怀古 苏轼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谨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间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醉花阴 李清照 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消金兽。佳节又重阳,玉枕纱厨,半夜凉初透。 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 渔家傲 范仲淹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 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凉州词 王瀚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三)诗句中改变词性也是常见的。例如:杜甫《漫兴》"糁径杨花铺白毡,点溪荷叶叠青钱。"第一句中的"糁"字原是名词,即米饭粒,可是在这里却作动词"抛撒"解。这两句的意思是:米饭粒似的杨花,抛撒在路上,像铺上了一层白毡;小小的荷叶,点在溪面上,象叠起的青钱。还有名词当作形容词的,如杜审言《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曙"和"春"字都是名词,可是在这里"曙"用来成了形容"云霞","春"用来形容"梅柳"。这两句的意思是:云霞和太阳一同从海上升起,像曙光一样;梅柳在江南(渡江),早已着上春色。还有动词作形容词用,形容词作动词用,动词作副词用的,这里不一一例举了。所以读诗词更讲究"咬文嚼字",咬出文外之义,嚼出字外之意。各种版本的注释也不尽一致,还要靠读者自己多琢磨。三 第三个难点是弄通古语、典故。用古语、典故状物、写景、伤时、感事、酬谊、抒情,是中国古典诗词艺术的传统和特点。读一首诗或词,若不把其中的古语、典故等原委弄明白,就不能理解全诗(词)的含义,更谈不上领略其意境和艺术构思。例如李白《送贺宾客归越》: 镜湖流水漾清波,狂客归舟逸兴多。 山阴道士如相见,应写《黄庭》换白鹅。 这是诗人为他的好友贺知章还乡时写的一首送别诗。贺知章在朝庭官居太子宾客,故称贺宾客;贺是山阴(今浙江绍兴市)人,属越地,故云归越。镜湖就是绍兴的鉴湖;贺知章自称"四明狂客",故曰:"狂客归舟逸兴多"。诗的后两句用了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的故事。王羲之喜爱白鹅,山阴有一道士,请他写《黄庭经》(道教经典之一),以所养的一群白鹅为报酬。贺知章也是书法家,工草隶,亦是山阴人。诗中以王羲之比贺知章,说《黄庭经》换白鹅的故事,又将在山阴发生了。现在有的学书法的同志,把这首诗写成条幅送人。若是送给离退休好友,没问题;若是送给在职的就不适合了,因为贺知章是向朝庭请渡为道士而还乡的。若是对方也爱好书法,很相称;否则就显得勉强了。 白居易遭权贵所忌,被贬谪为江州司马,赴任途中唱和他的好朋友元稹《放言五首》,写了一组政治抒情诗,亦名《放言五首》。组诗就社会人生的真伪、祸福、贵贱、贫富、生死诸问题,纵抒己见,每一首中都引用典故或古代警语名句,宣泄不满和劝导朋友。文化大革命中的"九一三"之后,社会上曾传抄其三: 赠君一法决狐疑,不用钻龟与祝蓍。 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 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这诗除了以"试玉"、"辨材"作比喻,表示受诬陷的人应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自会澄清事实,辨明真伪外,还举了两个历史故事。一个是周公佐成王,当时曾有人怀疑他有篡权的野心,但历史证明他对成王一片赤诚;一个是西汉末年王莽"爵位愈尊,节操愈谦",但历史证明,他的谦恭是假,代汉篡权才是他的真面目。读者若不弄清这两个典故,就很难理解这诗所包涵的深刻哲理。《放言》其二: 世途倚伏都无定,尘网牵缠卒未休。 福祸回还车转毂,荣枯反复手藏钩。 龟灵未免刳肠患,马失应无折足忧。 不信君看奕棋者,输赢须待局终头。 第一句的"倚伏"二字,系引自《老子》的:"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是这一警语名句的简化,意思同现在我们常说的坏事可以变好事、好事可以变坏事差不多。第二句的"尘网"是把现实世界看作束缚人的罗网的意思。陶潜《归田园居》:"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第四句中的"手藏钩",是古代一种将钩藏在手中叫别人猜的游戏。第五句中的"龟灵"是占龟卜卦虽然灵验的意思;"刳肠"即开膛剖肚之患。第六句中的"马失"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这一典故的简称。读者如果不把这些词的原委和含义弄明白,就很难理解这首诗所反映的祸福观,以及诗人遭受打击之后的政治上不服输的精神。 有一点古籍基础的人,对诗中的古语、典故比较好理解些,但也不能对所有这些一看就明白,因此读诗词时就要好好读注释。

罗兰的《秋颂》不错,可惜现在是春天

中国古唐宋诗词赏析论文初识苏东坡还是从他那首《水调歌头》开始的,“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惟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好像是在初中的课本里的,觉得这首词里有种很高远的境界,淡淡的愁里透出股人生的淡定。特别是那最后一句影响最深,记得当时还是好多流行歌曲里唱的。后来学了越来越多的他的诗,他的词,他的文,对他的生平也了解得越来越多,喜爱之情与日俱增。 我初中时很喜欢小说,高中时才开始看看散文,那是受了史铁生《我与地坛》的影响,觉得散文竟能写得如此之好。还记得高二暑假借了本余秋雨的散文精选集,晚上一个人在灯下读。窗外夜色如水,虫声唧唧,窗内拥灯夜读,在乡村的环境中有种无比的惬意,现在想来都是种难得的人生享受。当读到《苏东坡突围》时都是热泪盈眶,为他的命运悲不平,为他的旷达所激动。记得当时最后那段话,我读了又读,现在想来言犹在耳:成熟是一种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辉,一种圆润而不腻耳的音响,一种不再需要对别人察颜观色的从容,一种终于停止向周围申诉求告的大气,一种不理会哄闹的微笑,一种洗刷了偏激的淡漠,一种无需声张的厚实,一种并不陡峭的高度。这样评价他毫不为过,他以一种无人能及的大气环视周围的一切,在颠沛流离中不失人生的淡定。 林语堂曾言:苏东坡的人品,具有一个多才多艺的天才的深厚、广博、诙谐,有高度的智力,有天真烂漫的赤子之心——正如耶稣所说具有蟒蛇的智慧,兼有鸽子的温柔敦厚。从苏东坡的一生经历看他的成就,就会对他有更深的认识。他少时高中进士,可谓才华横溢,踏入仕途后曾书《思治论》,体现文韬武略。但因政见不合,他屡次主动请求外放。在密州(应该是后来又贬到此地时吧),他写下拉那首著名的《江城子·密州出猎》: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岗。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我读到这首词时,有满怀的慷慨激昂。特别是最后那句: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让我深深感受到那种豪情与壮志。苏东坡的才气是无人能比的,而这也使他被人嫉,最终因“乌台私案”而贬官黄州,也正是在那里,他叹了口气,道出了:人生识字忧患始。但也是从那里起,他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转向老庄和佛禅寻求解脱,也是在那里,他写出了流传千古的前后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 清楚地记得这是当时高二学的诗,当时放在一起的还有李煜的“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和秦观的“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以及别的一些词,但相比之下,气势与境界就相差很大了。他这一贬就永没起身,离了朝廷,一贬再贬,越贬越远,先是辗转于扬州、定州,最后被贬到了当时的荒蛮之地广西岭南,以至于海南岛。但的心境却越来越旷达,他把老庄哲学从无限的时间与空间的立场看待人生的苦难与欢乐及世间是是非非的观照方法,与禅宗以“平常心”对待一切变故、顺乎自然的生活态度结合起来,求得个人心灵的平静。他没有像许多文人那样,在抑郁中苦捱时日,而是随遇而安,很快能融入到当地的生活中,并自得其乐。他一次与弟子由的对话中说,“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由此可以看出他的生活哲学,也可以看出他的心境。即使在贬到岭南后,他还写出了: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他自从二十一岁考中进士就回家过两次,一次失怙,一次丧母,一生中在各地辗转流离,但他却说出了: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此心安处即吾乡。我想如果让我离家三年我会是什么感觉,会忍不住地思念亲人,怀念朋友。我是恋旧的人,那些老朋友在我心里总是最好的,到了一地我也会有好多的新朋友,但我没有那份“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满随天外云卷云舒。”的豁达与清旷。我还是我,所以才会赞叹他一贬再贬后的淡定,壮志难酬后的豁达。 其实使我感慨最深的作品还是他的那首《定风波》: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微微的悲凉中充满了豁达与坦荡,那种“一蓑烟雨任平生”的境界被无数人所向往,这和他另外一首诗意境很像:人生到处如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哪复计东西。他把老庄的旷远和禅宗的淡定都渗透在了他的诗词文里。我有好几本日记的扉页都题有这首词,也是用来在忧愁烦闷是激励自己的吧,其实这是一种求之难得的境界,可望而不可即。一次见一qq好友的签名档是: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不禁又感慨一番。 苏轼最终在宋徽宗大赦时得以北归,但长期流放的折磨和长途跋涉的艰辛使他一病不起,在归程中静静地走了。他给后世留下了巨大的精神财富,尤其是他对人生的淡定让后人一直仰望。苏轼是一千年来历代人都热爱的大诗人,值得所有人敬爱。

中国诗歌研究史论文范文高中

中国的诗歌产生于文字发明之前,它是在人们的劳动、歌舞中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诗经》是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的诗歌总集,也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305篇,按音乐的不同,分为“风”、“雅”、“颂”三类。“颂” 诗是统治者祭祀的乐歌,有祭祖先的,有祭天地山川的,也有祭农神的。“雅”分大雅和小雅,都是用于宴会的典礼,内容主要是对从前英雄的歌颂和对现时政治的讽刺。“风”是《诗经》中的精华,内容包括15个地方的民歌。 公元前4世纪,战国时期的楚国以其自身独特的文化基础,加上北方文化的影响,孕育出了伟大的诗人屈原。屈原以及深受他影响的宋玉等人创造了一种新的诗体枣楚辞。屈原的《离骚》是楚辞杰出的代表作。 楚辞发展了诗歌的形式。它打破了《诗经》的四言形式,从三、四言发展到五、七言。在创作方法上,楚辞吸收了神话的浪漫主义精神,开辟了中国文学浪漫主义的创作道路。 诗经、楚辞之后,诗歌在汉代又出现了一种新的形式,即汉乐府民歌。汉乐府民歌流传到现在的共有100多首,其中很多是用五言形式写成,后来经文人的有意模仿,在魏、晋时代成为主要的诗歌形式。 汉乐府中著名的篇章有揭露战争灾难的《十五从军征》,有表现女性不慕富贵的《陌上桑》、《羽林郎》,当然最为著名的还是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这首诗讲述了一个凄婉的爱情故事。焦仲卿与刘兰芝相爱至深,因为焦母与刘家的逼迫而分手,以致酿成生离死别的人间惨剧。汉乐府民歌最重要的艺术特色是它的叙事性,《孔雀东南飞》是汉乐府叙事诗的最高峰。汉乐府民歌多采用口语化的朴素语言表现人物的性格,故人物形象生动,感情真挚。汉乐府民歌中虽然多数为现实主义的描绘,但许多地方都有着程度不一的浪漫主义色彩,如《孔雀东南飞》的最后一段文字,即表现出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巧妙结合。 五言诗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主要形式,它从民间歌谣到文人写作,经过了很长的时间,到东汉末年,文人五言诗日趋成熟。五言诗达到成熟阶段的标志是《古诗十九首》的出现。《古诗十九首》不是一时一人的作品,诗的内容多叙离别、相思以及对人生短促的感触。长于抒情,善用比、兴手法是《古诗十九首》最大的艺术特色。 汉末建安时期,“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籍、应旸、刘桢)继承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并普遍采用五言形式,第一次掀起了文人诗歌的高潮。他们的诗作表现了时代精神,具有慷慨悲凉的阳刚气派,形成为后世称作“建安风骨”的独特风格。七子中成就最高的是王粲,其代表作《七哀诗》三首是汉末战乱现实的写照。曹氏父子是建安文坛的风云人物,其中曹植所取得的艺术成就最高。曹植(19--232)的诗歌内容富于气势和力量,描写细致、词藻华丽、善用比喻,因而具有“骨气奇高、词采华茂”的艺术风格,代表诗作为《赠白马王彪》。建安时代的诗,是从汉乐府发展到五言诗的转变关键,曹植是当时的代表诗人。他的诗受汉乐府的影响,但却比汉乐府有更多的抒情成份。 建安时代之后的阮籍(210--263)是正始时代的代表诗人,他的《咏怀诗》进一步为抒情的五言诗打下基础,他常用曲折的诗句表达忧国、惧祸、避世之意。与阮籍同期的还有嵇康(224--263),他的诗愤世嫉俗,锋芒直指黑暗的现实。他们俩人的诗风基本继承了“建安风骨”的传统。两晋时期的诗歌创作逐渐走上形式主义道路,诗歌内容空泛。继承和发扬“建安风骨”传统,作品内容充实的诗人是左思(250左右--305左右)。他的《咏史诗》八首,借古事讽喻时事,思想性很强,但这类诗作毕竟不是主流,而且越来越少,直到东晋末年的陶渊明才给诗坛带来接近现实的作品。 隐居不仕的陶渊明把田园生活作为重要的创作题材,因此历来人们将他称作“田园诗人”。在当时崇尚骈骊、重形式而轻内容的时代气氛中,陶渊明继承乐府的现实主义传统,形成了他单纯自然的田园一体,为古典诗歌开创了一个新的境界,而且五言诗在他的手中得到高度的发展。 与陶渊明差不多同时的谢灵运(385--433)是开创山水诗派的第一人。他的山水诗特点是,能把自己的感情贯注其中,但有些诗字句过于雕琢,描写冗长,用典、排偶不够自然。 南北朝时期是中国诗歌史上的又一发展时期,这表现在又一批乐府民歌集中地涌现出来。它们不仅反映了新的社会现实,而且创造了新的艺术形式和风格。这一时期民歌总的特点是篇幅短小,抒情多于叙事。南朝乐府保存下来的有480多首,一般为五言四句小诗,几乎都是情歌。北朝乐府数量远不及南朝乐府,但内容之丰富、语言之质朴、风格之刚健则是南朝乐府远不能及的。如果说南朝乐府是谈情说爱的“艳曲”,那么,北朝乐府则是名符其实的“军乐”、“战歌”。在体裁上,北朝乐府除以五言四句为主外,还创造了七言四句的七绝体,并发展了七言古诗和杂言体。北朝乐府最有名的是长篇叙事诗《木兰诗》,它与《孔雀东南飞》并称为中国诗歌史上的“双璧”。 南北朝时最杰出的诗人是鲍照(410左右--466)。鲍照继承和发扬了汉魏乐府的传统,创作了大量优秀的五言和七言乐府诗。《拟行路难》18首是他杰出的代表作。他成熟地运用七言句法,表现了个人的不幸和对社会不平的抗议。 南齐永明年间,“声律说”盛行,诗歌创作都注意音调和谐。这样,“永明体”的新诗体逐渐形成。这种新诗体是格律诗产生的开端。这时期比较著名的诗人是谢眺(464左右--499)。谢眺以山水诗著名,诗风清新流丽。他的新体诗对唐代律诗、绝句的形成有一定影响。 诗歌发展到唐代,迎来了高度成熟的黄金时代。在唐代近三百年的时间里,留下了近五万首诗,独具风格的著名诗人约五、六十个。 初唐四杰是唐诗开创时期的主要诗人。这四杰分别是王勃(649--676)、杨炯(650--693)、卢照邻(637--689)、骆宾王(646--684)。他们的诗虽然因袭了齐、梁风气,但诗歌题材在他们手中得以扩大,五言八句的律诗形式也由他们开始初步定型。 “四杰”之后,陈子昂(661--702)明确提出反对齐梁诗风,提倡“汉魏风骨”。《感遇诗》38首,即是他具有鲜明革新精神的代表之作。 盛唐时期是诗歌繁荣的顶峰。这个时期除出现了李白、杜甫两个伟大诗人外,还有很多成就显著的诗人。他们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以孟浩然和王维为代表的山水田园诗人;另一类是边塞诗人,他们中的高适和岑参取得成就最高,王昌龄、李颀、王之焕也是边塞诗人中的佼佼者。王昌龄的边塞诗大部分用乐府旧题抒写战士思念家乡、立功求胜的心情,他的《从军行》、《出塞》历来被推为边塞诗的名作。李颀的边塞诗数量不多,成就却很突出,《古意》一首、《古从军行》是他的代表作。王之焕是年辈较老的边塞诗人,一首《凉州词》写尽了远征人思家的哀怨,另一首《登鹤雀楼》诗意高远,富于启示性。中唐诗歌是盛唐诗歌的延续。这时期的作品以表现社会动荡、人民痛苦为主流。白居易是中唐时期最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继承并发展了《诗经》和汉乐府的现实主义传统,从文学理论上和创作上掀起了一个现实主义诗歌的高潮,即新乐府运动。元稹、张籍、王建都是这一运动中的重要诗人。元稹(779--831)的主要作品是乐府古题19首和新乐府12首。无论从内容还是从形式来说,元诗都非常接近白居易的诗,语言通俗易懂是他们共同的特色,这是源于他们文学观点的一致。张籍和王建虽无明确的文学主张,但他们以丰富的创作成为新乐府运动的中坚。同情农民疾苦是张籍乐府诗的主题,以《野老歌》最为著名。风格与上述几人十分相近的李绅诗作虽不多,但《悯农》诗二首却为他赢得了广泛的读者。 除新乐府运动之外,这一时期还另有一派诗人,这就是韩愈、孟郊、李贺等人。他们的诗歌艺术比之白居易另有创造,自成一家。韩愈(768--824)是著名的散文家,他善以文入诗,把新的语言风格、章法技巧带入了诗坛,扩大了诗的表现领域,但同时也带来以文为诗,讲才学,追求险怪的风气。孟郊(751--814)与贾岛(779--843)都以“苦吟”而著名,追求奇险,苦思锤炼是他们的共同特点。刘禹锡(772--842)是一位有意创作民歌的诗人,他的许多《竹枝词》描写真实,很受人们喜爱。此外,他的律诗和绝句也很有名。柳宗元(773--819)的诗如他的散文一样,多抒发个人的悲愤和抑郁。他的山水诗情致婉转,描绘简洁,处处显示出他清峻高洁的个性,如《江雪》就历来为人们所传诵。李贺(790--816)在诗歌的形象、意境、比喻上不走前人之路,拥有中唐独树一帜之风格,开辟了奇崛幽峭、浓丽凄清的浪漫主义新天地。《苏小小墓》、《梦天》等都是充分体现他的独特风格之作。 晚唐时期的诗歌感伤气氛浓厚,代表诗人是杜牧、李商隐。杜牧(803--852)的诗以七言绝句见长,《江南春》、《山行》、《泊秦淮》、《过华清宫》等是他的代表作。这些诗于清丽的辞采、鲜明的画面中见俊朗的才思。李商隐(813--858)以爱情诗见长。他的七律学杜甫,用典精巧,对偶工整,如《马嵬》就很有代表性;他的七言绝句也十分有功力,《夜雨寄北》、《嫦娥》等是其中的名作。 晚唐后期,出现了一批继承中唐新乐府精神的现实主义诗人,代表人物是皮日休、聂夷中、杜荀鹤。他们的诗锋芒毕露,直指时弊。 诗发展到宋代已不似唐代那般辉煌灿烂,但却自有它独特的风格,即抒情成份减少,叙述、议论的成份增多,重视描摹刻画,大量采用散文句法,使诗同音乐关系疏远。 最能体现宋诗特色的是苏轼和黄庭坚(1045--1105)的诗。黄庭坚诗风奇特拗崛,在当时影响广于苏轼,他与陈师道一起开创了宋代影响最大的“江西诗派”。宋初的梅尧臣(1002--1060)、苏舜钦(1008--1048)并称“苏梅”,为奠定宋诗基础之人。欧阳修、王安石(1021--1086)的诗对扫荡西昆体的浮艳之风起过很大作用。国难深重的南宋时期,诗作常充满忧郁、激愤之情。陆游是这个时代的代表人物。与他同时的还有以“田园杂兴”诗而出名的范成大(1126--1193)和以写景说理而自具面目的杨万里(1124--1206)。文天祥(1236--1282)是南宋最后一个大诗人,高扬着宁死不屈的民族精神的《过零丁洋》是他的代表作。 源于唐代的词,鼎盛于宋代。唐末的温庭筠(812--870)第一个专力作词。他的词词藻华丽,多写妇女的离别相思之情,被后人称为“花间派”。南唐后主李煜(937--978)在词的发展史上占有较高的历史地位。他后期的词艺术成就很高,《虞美人》、《浪淘沙》等用贴切的比喻将感情形象化,语言接近口语,却运用得珠圆玉润。 宋初的词人象晏殊(991--1055)、欧阳修都有出色的作品,但依然没有脱离花间派的影响。到了柳永,开始创作长调的慢词,自此,词的规模发生了显著变化。到了苏轼,词的题材又得以进一步发展,怀古伤今的内容进入了他的词作之中。与苏轼同时代的秦观(1049--1100)和周邦彦(1056--1121)也是非常出色的词人。秦观善作小令,通过抒情写景传达伤感情绪的《浣溪沙》、《踏莎行》、《鹊桥仙》等是他的代表作。周邦彦不仅写词且善作曲,他创造了不少新调,对词的发展贡献很大。他的词深受柳永影响,声律严整、适于歌唱、字句精巧、刻画细致,代表作有《过秦楼》、《满庭芳》、《兰陵王》、《六丑》等。在两宋词坛上,女词人李清照以其独树一帜的风格,占有相当重要的一席之地。南宋初年,面临国破家亡的危局,诗词作品多表现作家们的爱国之情,辛弃疾被誉为爱国词人,他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受辛词影响,陈亮、刘过、刘克庄、刘辰翁等人形成了南宋中叶以后声势最大的爱国词派。 南宋后期的词人姜夔(约1155--1235)最为著名。姜词绝大多数是纪游咏物之作。在他的词作中,更多的是慨叹身世的漂零和情场的失意,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是《长亭怨慢》。他的词沿袭了周邦彦的道路,注意修辞琢句和声律,但内容欠充实。 词在南宋已达高峰,元代散曲流行,诗词乃退居其后。 明代诗歌是在拟古与反拟古的反反复复中前行的,没有杰出的作品和诗人出现。 清代诗词流派众多,但大多数作家均未摆脱拟古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套子,难有超出前人之处。清末龚自珍(1792--1841)以其先进的思想,打破了清中叶以来诗坛的沉寂,领近代文学史风气之先。他的诗常着眼于社会、历史和政治的观点来揭露现实,使诗成为现实社会的批判工具。后来的黄遵宪(1848--1905)、康有为(1858--1927)、梁启超(1873--1929)等新诗派更是将诗歌直接用做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的宣传载体。 “五四”文学革命中,中国的现代文学诞生了。1917年胡适(1879--1942)首先在《新青年》上发表了白话诗8首,并提出“诗体大解放”的主张,倡导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长短的“胡适之体”诗。在新诗诞生过程中,刘半农、刘大白、康白情、俞平伯是创作主力。经过他们的努力,新诗形成了没有一定格律,不拘泥于音韵,不讲雕琢,不尚典雅,只求质朴,以白话入行的基本共性。最早出版的新诗集有:胡适的《尝试集》、俞平伯的《冬夜》、康白情的《草儿》和郭沫若的《女神》。 郭沫若的《女神》带着狂飙突进的“五四”时代精神,带着不同于其他白话诗的鲜明艺术性,为新诗奠定了浪漫主义的基础。《女神》也是新诗真正取代旧诗的标志。它成功地创造、运用了自由体形式,将新诗推向新的水平。 经过开辟阶段,新诗形成了以自由体为主,同时兼有新格律诗、象征派诗的较为完善的形态。 文学研究会的作家们创作了大量的自由体诗,他们的诗多以抒情为主,表现了觉醒后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追求与苦闷。其中朱自清的成就较为突出。他的诗突出地表现了积极进取的精神,如《光明》一诗表达了作者不靠施舍、踏实求索的愿望。还有《匆匆》、《自从》、《毁灭》等诗都表现了历经坎坷与幻灭,追求理想之心不渝的坚韧。文学研究会中自成一家的冰心,受泰戈尔《飞鸟集》的影响,创作出版了《繁星》、《春水》两部诗集。她的这些诗都被称作“繁星体”。她的“繁星体”诗多表现母爱、童真和自然之情,满蕴温柔、忧愁之风。 怒吼的诗指的是瞿秋白和蒋光赤等共产党员作家的政治抒情诗,其中蒋光赤(1901?/FONT>1931)的诗最多。他的诗中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色彩,如《太平洋中的恶象》、《中国劳动歌》、《哭列宁》等诗一扫当时许多新诗中的缠绵悱恻之调,充满了阳刚之音,但他的政治抒情诗存在内容较空泛的弊病。 在新诗创作中,爱情诗这一领域当属湖畔诗社的诗最为引人注目,汪静之(1902-- )、应修人(1900--1933)、潘漠华(1902--1934)和冯雪峰(1903--1976)是其中的主力。他们的诗中所描写的爱情大胆而袒露,其间所显现出的质朴、单纯的美是最打动人的地方。 写自由体诗的冯至(1905--1994)也是比较有成就的诗人。他的诗既写爱情,也写亲情和友情,出版有《昨日之歌》、《北游及其他》等诗集。提倡格律诗的是新月派。闻一多(1899--1946)为格律诗理论做出了很大贡献。为建设新格律诗,闻一多提出建设诗歌的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并为此进行了艰苦的创作实践。闻一多有两部诗集《红烛》和《死水》。在他的作品中,爱国主义情感贯穿始终。此外,他的诗还表现了“五四”时期积极向上,进取追求的精神风貌。他的艺术表现方法是浪漫主义的。他常选择某一形象来托物寄情。他善用贴切的比喻以增强诗的形象性和艺术感染力。他的诗具有他所提出的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这一特点对整个格律派产生过重大影响。徐志摩(1896--1931)是新月社的另一重要诗人。他的诗主要表达对光明的追求、对理想的希冀、对现实的不满。表现个性解放、追求爱情的诗在徐志摩的创作中占有重要地位。他的诗风婉约,文字清爽、明净,感情渲染浓烈、真挚,气氛柔婉、轻盈,表现手法讲究而多变。他的诗多收于《志摩的诗》、《翡冷翠的一夜》、《猛虎集》、《云游》等诗集中。 几乎在新月派活跃的同时,象征派的诗也出现在中国的诗坛上。象征派的诗既不真实描写,也不直抒胸臆,而是常采用不同于常态的联想、隐喻、幻觉、暗示等手段制造朦胧、神秘的色彩。李金发(1900--1976)是象征派的代表人物,著有《微雨》、《为幸福而歌》等诗集。他的诗反映了“五四”之后一些知识分子面临茫然的前途时而产生的悲观情绪。李金发被人称为“诗怪”,是因其诗怪诞,可读性较差,但他的诗也有许多成功之处,如诗中大量形象鲜明的比喻、形象化的语言、表现强烈的感觉等皆为许多人所不及。其他成绩较为突出的象征派诗人还有王独清、穆木天和冯乃超。 30年代的左翼诗派以高昂的战斗激情领诗坛一派风骚。殷夫(1909--1931)是重要的政治抒情诗人。他的诗热情颂扬无产阶级革命,生动描绘工人运动的战斗场面。因为有实际斗争经验,所以他的诗感情充沛而真挚又不流于空泛,艺术风格朴实、粗犷,代表作品有《血字》、《1929年的5月1日》、《我们的诗》等。左翼诗派的重要代表团体是中国诗歌会。他们的艺术主张是诗歌大众化,倡导诗歌面向下层人民,歌唱抗日救亡运动,代表诗人是浦风(1911--1942)。 新月派之后,描写现代人在现代生活中的现代情绪的现代诗派兴起,戴望舒(1905--1950)是现代诗派的主要诗人。他因1928年发表的《雨巷》一诗而获“雨巷诗人”的美名,曾出版过《我的记忆》、《望舒草》等诗集。这些诗作集中表现了知识分子在大革命失败后的幻灭感和孤独感。他的诗大量采用象征意象,但因贴近主观情绪,诗意虽曲折、朦胧但并不过于晦涩。他常用的譬喻也新鲜而贴切。富于节奏感是他的诗的另一特色。 抗战后诗坛上最重要的诗派是七月派。七月派的重要诗人是胡风、艾青、田间、亦门、鲁藜、邹荻帆等。在他们的创作中,政治抒情诗占有很大比重,内容多充满爱国主义激情,呼唤人们的抗敌斗志。七月派在艺术上注重以炽烈的激情去撞击人们的心灵,而不讲究文学的雕琢、修辞。质朴、粗犷、奔放是七月诗人共有的艺术特色。 40年代后半期,被后来称为民歌体的新诗在解放区农村成熟了。民歌体新诗的突出成就表现在李季与阮章竞的叙事诗中。 马凡陀是袁水拍(1907--1983)40年代中期发表讽刺诗的笔名。他在这一时期的诗结集为《马凡陀的山歌》,这是当时国统区最有影响的政治讽刺诗集。它多以市民熟悉的民谣、小调写成,轻松、诙谐而又锐利、泼辣,锋利的笔锋扫荡了末日社会的各个角落。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诗歌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新题材、新主题伴随着新生活应运而生。诗人们满怀激情抒写了一首首新时代的颂歌。同时,新的社会也造就出一批诗坛新人和崭新的作品。他们是:邵燕祥和他的《歌唱北京城》、《到远方去》,森林诗人傅仇和他的《伐木者》,严阵的《老张的手》,未央的《祖国,我回来了》,李瑛的《军帽下的眼睛》,公刘的《边城短歌》和《黎明的城》,顾工的《喜马拉雅山下》等。此外,诗歌形式有所创新,吸取民歌营养的信天游、接受外来影响的阶梯式、新格律诗等形式相继出现。 50年代未60年代初,诗歌兴起了新民歌运动,发展了传统民歌。政治抒情诗以独立的艺术形式在60年代出现,郭小川、贺敬之是当时两位优秀的政治抒情诗人。这一时期诗歌创作的另一突出成就是长篇叙事诗的丰收。郭小川的《深深的山谷》、《将军三部曲》以新颖的形式和深遂的思想享誉诗坛,李季的《杨高传》、闻捷的《复仇的火焰》、韩起祥的《翻身记》、王致远的《胡桃坡》、臧克家的《李大钊》、田间的《赶车传》等也都别具特色。 但取得成绩的同时,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也存在着题材、主题、形式、风格不够丰富的缺点。 新时期以来,沉寂十载的诗坛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新景象。诗歌在表现手法上,得以古今中外广泛借鉴,形式则更趋于松散的自由体,风格千姿百态。新时期初期,欢呼胜利、反思历史的诗歌继承了现实主义的传统,并使之继续发展。与此同时,一批青年诗人,如舒婷、顾城、江河等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快速成长起来。他们的诗通常表现出一种晦涩的、不同于寻常的复杂情绪,人们谓之“朦胧诗”。 80年代中后期以后,诗坛又出现了自称为“第三代诗人”的现代派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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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小说可分为志怪小说和志人小说。志怪小说记叙神仙方术、鬼魅妖怪、殊方异物、佛法灵异,虽然很多作品中表现了宗教迷信思想,但也保存了一些具有积极意义的民间故事和传说。志人小说记叙人物的逸闻轶事、言谈举止,从中可以窥见但是社会生活的一些面貌。魏晋南北朝小说篇幅短小、叙事简单,只是粗陈故事梗概,而且基本上还是按照传闻加以直录,没有艺术的想象和细节的描写。虽有人物性格的刻画,但是还不能展开。所以还只是初具小说的规模,而不是成熟的小说作品。在中国小说史上,魏晋南北朝的志怪小说和志人小说是不可或缺的一环。在人物刻画、细节描写,以及叙事语言的运用等方面,它们都为唐传奇的写作积累了经验。一些唐传奇的故事取自这个时期的小说,如《离魂记》与《幽明录》的《庞阿》,《柳毅传》与《搜神记》的《胡母班》都有继承关系。唐以后的文言小说始终有志怪一类,《聊斋志异》是这类小说的顶峰。模仿《世说新语》的小说达几十种之多,这也说明了魏晋南北朝小说的影响。魏晋南北朝文学,上起汉献帝建安元年(196),下迄隋朝建立(489),前后约400年。这一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大分裂、大动荡时期,战争频仍,军阀割据,朝代更迭,同时也是一个思想异常活跃、文化环境较为宽松、文学艺术极为活跃的时期,是中国古代文学大转变,且极富创造性时期。 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发展轨迹:诗歌是这一时期文学成就最高的领域。我们从三个线索予以表述:(1)时代线索:建安诗歌是中国诗歌史上文人创作的第一次大丰收,其代表人物有“三曹”和“建安七子”;正始诗歌,其代表人物有“竹林七贤”,而真正代表正始诗歌成就的是阮籍、嵇康;太康诗歌,作家众多,有所谓“三张”、“二陆”、“两潘”、“一左”,除左思外,成就不太高;永嘉诗坛,代表人物有刘琨、郭璞与玄言诗人许询、孙绰等;晋宋之际,陶渊明是成就最高的诗人;齐、梁永明体诗,代表人物有谢朓、王融、阴铿;梁、陈之际的宫体诗;北朝文学以庾信成就最高,庾信是南北朝诗歌的集大成者。(2)内容线索:建安诗歌,悲伤离乱,慷慨苍凉,梗概多气,有鲜明的时代特色,被称为“建安风骨”;正始诗歌继承建安诗歌的传统,由于环境险恶,变慷慨用世为忧生嗟叹;太康诗歌重模拟、颂功德,重形式倾向明显,而左思则是建安风骨、正始之音的继承者。其《咏史》诗,借古讽今,抒写怀抱,笔力矫健。其后,鲍照《拟行难路》和《拟古》之作,情感抑郁、体气豪迈;庾信《拟咏怀》抒发悲愤,开绮艳、清新、老成的诗风。在玄言诗盛行之际,陶渊明可谓独树一帜,他以平淡自然之风开田园诗歌一派。谢灵运和谢朓完成了由玄言诗向山水诗的转变,开山水诗一派。梁、陈时期的宫体诗风靡一时,这是诗风的一股逆流。(3)体裁线索。曹操四言诗,曹植五言诗和建安七子的文人五言诗彬彬其盛,蔚为大观。永明体新诗的出现为唐代近体诗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七言诗也得到了开创和发展。曹丕的《燕歌行》,标志着七言古诗的成熟;鲍照对七言诗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创制了以七言为主的歌行体;曹操以乐府旧题写时事,发展了乐府诗;以四言写乐府,使四言诗出现中兴。南北朝民歌是继周民歌和汉乐府民歌之后又一次集中的民间口头创作。艳曲兴于南朝,胡音生于北俗。南朝民歌风格清丽柔弱,代表作为《西洲曲》;北朝民歌风健质朴,代表作为《木兰诗》。散文一改两汉史传、政论独盛的局面,向多样化方向发展。与汉代散文相比,有四个特点:一、叙事言情的书信和山水散文兴起,用书信的形成写自然山水是魏晋南北朝散文的独创;二、历史传记逐渐独立于史书之外,成为文学传记;三、抒情成分增多;四、文章趋向骈俪。骈体文形成并臻于鼎盛。文章四六句型已成常规,追求精致的对仗、谐调的声律、使事用典、雕饰辞采、骈文创作盛极一时。辞赋由汉大赋演变为抒情小赋,并向骈化和律化方向发展。小说,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产生的新的文学样式,是我国小说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主要有志怪小说《搜神记》和志人小说《世说新语》。 文学意识的自觉和文学创作的自由,带来了文学理论发展和文学批评的繁荣。曹丕的《典论·论文》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文学批评专论,它对文学的社会地位与作用、文学批评的态度与方法、文体的区分、文风与作家的关系等重要问题提出了看法,标志着文学批评进入了新时期。陆机的《文赋》是一篇用骈体文写成的文论著作,阐述了相当完整的创作论,它第一次把创作动机、过程、方法、形式、技巧等问题归入文学批评范畴。刘勰的《文心雕龙》是一部体大思精的文学理论巨著,是对前代文学理论的总结和发展。它初步建立了文学史观,既重视文学发展与世风的关系,也重视文学自身发展中的继承与革新,较全面地说明了作品的内容与形成之关系,总结了创作过程中各个环节的经验和教训,初步建立了文学批评的方法论。钟嵘的《诗品》是我国第一部诗论著作。《诗品序》是全书的总论,论述了五言诗的起源和发展,对诗歌的某些创作方法及诗歌的抒情达意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它也存在一些缺憾,如对某些作家品评失当,对声病说盲目排斥,在探讨诗歌传承关系时显得简单化,但它无疑是研究汉魏六朝诗歌的重要参考材料。此外,颜延之对文笔说的阐述,裴子野的《雕虫论》,萧绎的《金楼子·立言篇》,萧子显的《南齐书·文学传论》、颜之推的《颜氏家训·文章篇》等,都对文学问题发表了重要的意见。齐武帝永明年间,周颙、沈约、王融等提出“四声八病”的理论,是对声律说的新发展,对后世韵文和近体诗的发展有重大影响。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发展,逐步使文学创作置于其影响与指导之下。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的同步发展,二者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密切关系,对当时和后世的文学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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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托。。。才30分。。。你拷贝谁的不是拷贝,别人的和我们自己写的都不是你的,有什么区别么?。。。再说是选修你根本不用这么重视,别说我自己写200字,老师20字基本都不会仔细看你的。安啦

古典诗词的艺术 ——仅谈苏轼苏轼,一代才子,却生不逢时,仕途不顺。或许,正是因为他的仕途不顺、历经坎坷,造就了他旷达的态度。在这里,我们以乌台诗案作为分界点,来赏析一下苏轼的诗词,从中体味一下古典诗词的艺术。在苏轼的词中,我最喜欢的是《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这首词的唯美,如《苕溪渔隐丛话》说:“中秋词,自东坡《水调歌头》一出,余词尽废。”中秋赏月,不禁对月沉思片刻。苏轼把青天当做自己的朋友,把酒相问,显示了他豪放的性格和不凡的气魄。不知是苏轼的的性格成就了他的文学,还是文学成就了不凡的气魄,抑或是两者相互结合,构成苏轼词文的艺术。在苏轼的词中,总能找到一种豪放,不论是喜悦还是痛苦的时候,这是一种风格,激励人志存高远的风格。古典诗词于人的价值正在于它内在所能反映出来的东西,可以是思想,可以是见解,可以是感情,可以是对遭遇的一种感慨。仅仅追求文辞华丽的诗词终究会被我们淡忘的。虽然说辞藻是艺术的一部分,但在我的思想中,真正的诗词的艺术是能够带给我们心灵的震撼。用心去品味一下《水调歌头》,首先吸引我们的是一个唯美的画面,然后我们感受到作者的情感和旷达的态度。在一个洒满月光的夜晚,随风轻轻起舞,渐渐升上空中,抱着超然物外的生活态度,一副嫦娥奔月的场景,神话一样的画面,让我们不得不感慨苏轼的想象力。但他还是要生活在现实中,亲人的离别也会让他难过。一个人躺在床上,静静的想着往事,看着皎洁的月光,一个个人影回荡在头脑中,分别所带来的痛让他无法入睡。然而他是旷达的,从古至今,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团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既然人间的离别是难免的,那就换一种态度吧。只要亲人能长久的存在,就来一起看着这美丽的月亮,共同来思念着心中的亲人吧。一句“千里共婵娟”突破了时间与空间的限制,将整首词放置在一个与世隔绝的意境之中,让读者也能感受到尘世之外的那种意境。艺术,给人美的感受。这首词,作为苏轼诗案之前的一篇名作,让我感受到美的语言、美的画面、美的情感。这是一种唯美而旷达的风格,却依然能让我的心灵受到强烈的震撼,每一次都是这样。然而,伟大的诗人都会有一些坎坷来增加他们的阅历,让他们的诗词有所改变。1079年7月,苏轼在湖州任上,因乌台诗案获罪入狱,次年元月,被流放至黄州。诗案之前,他的诗词作品在整体风格上是大漠长天挥洒自如。而在诗案之后,他的作品慢慢转向大自然、转向人生体悟,来表现心中的豁达。在这转变的过程中,苏轼的另一代表作《念奴娇(赤壁怀古)》问世。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人生抑郁之时,来到赤壁矶看看风景,将心中的郁闷之情还给广阔的自然。一个豪放的词人站在壮阔的山水中,必然会有一番抒情。开篇第一句,“大江东去,浪淘尽,”就将整首词的基调建立在壮阔的情景之上,让人为之一颤,让人想到他必将所见之景排遣内心积郁,求得心灵的慰藉和解脱。遥望古代诗人,我们发现,大凡他们处在逆境之中,必将会写出经典的诗词歌赋。苏轼也是这样,仕途不顺的他在赤壁合情合理的想到了三国的英雄,想到那个少年老成,年纪轻轻便有丰功伟业的周瑜,借赤壁附近雄奇壮阔的自然景象,缅怀和赞美了古代的英雄豪杰,表达了词人渴望为国效力建功立业的理想抱负和壮志未酬的抑郁之情。然而最后几句却让人感到与之前的风格完全不符。回忆自己年轻时,想想自己的一声,突然有一种释然,一切的功名利禄都并不重要,人生如梦一样,不必刻意追求什么,不如放弃一切杂念,归隐自然,与江流月亮把酒言欢。豪迈之情寓于其中,那种在经历大落之后的感慨不是一般人能体会到的,而苏轼能用这样一种豪迈表现自己的释然,让人佩服。或许这就是他的性格,他的人生态度。这首词是苏轼词中最具有英雄气魄的代表作,也是北宋词坛上最引人注目的千古绝唱。当读完这首词的时候,让我们去仔细想想这首词究竟给我们带来了些什么?突然感觉到一种不知所措,我们甚至不能用语言来表达这首词带给我们的感受,只知道是一种豪迈、一种震撼。或许古典诗词的艺术就在于此,不必非要说出什么地方带给我们怎样的感受,更重要的是古典诗词带给我们心灵的愉悦和震撼。

中国古典诗歌的艺术鉴赏 推荐一切文学艺术都是诉诸感性的,它们总是借助具体的形象反映生活,通过艺术的感染力量和美感作用影响读者。离开形象就没有文艺;离开对于形象的感受,也就没有文艺的鉴赏。文学本身的特性要求文艺鉴赏必须从作品的形象出发,以形象给人的感受为依据。这是鉴赏活动的一条基本规律。中国古代有些诗歌评论,是重视形象与感受的。它们不仅为诗歌创作总结了可贵的艺术经验,也对诗歌鉴赏的规律作了有益的探索。譬如严羽的“别材”“别趣”说,尊重诗歌本身的特点,尊重形象思维的规律,接触到诗歌创作和诗歌鉴赏的一些核心问题,就颇有可取之处。但是也有一些诗歌评论,完全不顾诗歌的特点,脱离作品的艺术形象和形象给人的感受,根本违背了文艺批评和文艺鉴赏的规律。下边我将举出两种有代表性的评论方法,并加以简单的剖析。附会政治,是古代正统的解释诗歌的方法。这种方法就是从原则、概念出发,比附历史,牵合政治,千方百计地到诗中寻找寄托、象征或影射。用这种方法读诗,无不是词隐语,微言大义,可以任意穿凿附会、深文周纳。汉儒对《诗经》的解说,便是运用这种方法的代表。他们主观地认为,《诗经》是为圣道王功而作的,是先王用以“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工具(《诗大序》)。他们戴着这副有色眼镜看《诗经》,其中许多作品都被曲解了,就连一些民间的情歌也成了政治教化的宣传品。例如,《关雎》明明是一首情歌,他们却硬要说成是政治诗。申培《鲁诗故》说:“后夫人鸡鸣佩玉去君所。周康后不然,诗人叹而伤之。”认为这首诗是讽刺康后的。后苍《齐诗传》说:“康王晏起,毕公喟然深思古道,感彼关雎德不双侣,愿得周公妃以窈窕。”薛汉《韩诗章句》说:“诗人言关雎贞洁慎匹,以声相求,必于河之洲,隐蔽于无人之处。今时大人内倾于色,贤人见其萌,故咏关雎、说淑女、正容仪,以刺时也。”(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则又认为是讽刺康王的。《毛诗序》曰:“后妃之德也。”则说是赞美后妃的。解释虽不相同,其牵强附会荒谬不通却是完全一样的。随着经学地位的提高,汉儒的诗论也取得了正统诗学的地位,对后世影响很大。清人陈沆的《诗比兴笺》,就是用汉儒解释《诗经》的方法,来笺释两汉至唐代诗歌的。陈沆讲诗注意联系写作背景和诗人的生平思想,有一些独到的见解。但是由于他先抱定了“比兴寄托”的观念,常常离开诗歌形象给人的感受,主观地猜测诗中的寓意,所以也有不少穿凿附会、迂腐可笑的地方。汉乐府铙歌十八曲中的《上邪》和《有所思》本是两首著名的情歌,他却硬要拉扯到政治上去。关于《上邪》,他说:“此忠臣被谗自誓之词欤!”关于《有所思》,他说:“此疑藩国之臣,不遇而去,自抒忧愤之词也。隐语假托,有难言之隐焉。”这两首诗显然都被他曲解了。清朝常州词派的张惠言,以比兴寄托论词,重视作品的现实意义,对词的发展产生过积极影响。但是他编的《词选》以汉儒说诗的方法说词,有些评语也不免牵强附会窒碍难通。如欧阳修的《蝶恋花》:“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玉勒雕鞍游冶处,楼高不见章台路。雨横风狂三月暮,门掩黄昏,无计留春住。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显然是写一个深居简出的孤独少妇的迟暮之感,张惠言却评曰:“庭院深深,闺中既以邃远也;楼高不见,哲王又不寤也;乱红飞去,斥逐者非一人而已。殆为韩(琦)、范(仲淹)作乎?”不顾全诗的艺术构思,把诗的意思一句句割裂开来,比附《离骚》,牵合韩、范,根本不能自圆其说。中国古典诗歌确实有寄托象征的传统,美人香草、春兰秋菊各有习惯的寓意。诗人有时不敢或不愿把自己的政治见解明白说出,就用隐晦曲折的手法透露给读者。有时为了使诗歌显得含蓄蕴藉,也故意隐去真意,用其他事物来比兴。那些题为咏怀、咏史、感遇、感怀的作品,尤其多用这种手法。对这类作品的鉴赏,当然应该透过表面的词句揭示其中的深义。但是也必须从诗歌的形象出发,以形象给人的感受为依据。如果离开形象和感受,任意往政治教化的大题目上拉扯,根本不可能理解其中的真意,更谈不到艺术的鉴赏。黄庭坚说得好:子美诗妙处乃在无意于文。……彼喜穿凿者,弃其大旨,取其发兴,于所遇林泉人物、草木虫鱼,以为物物皆有所托,如世间商度隐语者,则子美之诗委地矣。(《大雅堂记》)不顾诗歌特殊的艺术表现方法,拘泥于生活的细节真实,对诗歌进行纯逻辑的分析,是另一种有代表性的评论诗歌的方法。以这种方法论诗的人,总是拿生活的细节去衡量作品,要求处处落实。一些很有情趣的诗,往往就这样被糟踏了。譬如杜牧的《江南春》:“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是一首富于艺术想像的好诗。杨慎《升庵诗话》却说:“千里莺啼,谁人听得?千里绿映红,谁人见得?若作十里,则莺啼绿红之景,村郭、楼台、僧寺、酒旗,皆在其中矣。”我看任何一个有鉴赏力的读者都不会同意杨慎这段话的。“千里”本是想像夸张之词,极言千里江南,到处是大好的春色。题目叫“江南春”,正是着眼于整个江南。若改为“十里莺啼绿映红”,既不切诗题,也失去了诗意。宋蔡绦《西清诗话》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王安石写了一首《残菊诗》,诗曰:“黄昏风雨打园林,残菊飘零满地金。折得一枝还好在,可怜公子惜花心。”(见吴景旭《历代诗话》卷五十七所引)欧阳修读后笑道:“百花尽落,独菊枝上枯耳。”于是写了两句诗嘲笑他:“秋英不比春花落,为报诗人子细吟。”王安石闻之曰:“是岂不知《楚辞》:‘夕餐秋菊之落英’?欧九不学之过也。”欧阳修当然不会没有读过《楚辞》,他的文学鉴赏力也一定是很高的。但他对这首诗的评论,恐怕是犯了拘泥执著的毛病。菊花究竟落不落呢?史正志《菊谱后序》说:“菊花有落者,有不落者。花瓣结密者不落,……花瓣扶疏者多落。”由此看来,王安石也许并没有错。退一步说,即使菊花完全不落,写诗也不妨写落英,兴之所至不一定要找出植物学的根据;读者吟咏欣赏之际也不必以科学的眼光在细节上苛求于他。古代的诗人中,写落英的何止一人?屈原、左思、苏轼、陆游,都有诗在。如果用科学的眼光一一落实,还有什么诗歌鉴赏可言呢?又如张继的《枫桥夜泊》:“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欧阳修《六一诗话》说,此诗虽佳而“理有不通”,“其如三更不是打钟时”。此后,王直方《诗话》、叶梦得《石林诗话》、范温《诗眼》都引了别人的诗句,证明唐代确有半夜打钟之事。《诗眼》还引《南史·文学传》,齐武帝景阳楼有三更钟、五更钟,丘仲孚读书以中宵钟鸣为限,以证明张继的诗无可指摘(见《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二十三所引)。明胡应麟更进一步说: 张继“夜半钟声到客船”,谈者纷纷,皆为昔人愚弄。诗流借景立言,惟在声律之调,兴象之合,区区事实,彼岂暇计?无论夜半是非,即钟声闻否,未可知也。(《诗薮》) 胡应麟的话不免有点过分,它的精神却是可取的。诗歌创作固然要符合生活的真实,但不应对生活作机械的模仿。诗人可以对生活本来的形式加以改变,以求反映生活的本质。对于抒情诗,尤其不能以细节的真实来要求它。齐白石说:“作画妙在似与不似之间,太似为媚俗,不似为欺世。”这话揭示了艺术创作的一条重要规律,也适用于诗歌创作。一般地说,诗当然不可碍于事理,有时却又允许不合事理。“白发三千丈”(李白《秋浦歌》),合理吗?但表现诗人乍对明镜看到白发时的惊讶之情,是再传神不过的。“狂风吹我心,西挂咸阳树”(李白《金乡送韦八之西京》),合理吗?但表现对远方朋友的思念,是再真切不过的。“思牵今夜肠应直”(李贺《秋来》),合理吗?但表现那种迷离恍惚的幽思,是再恰切不过的。“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木兰诗》)也不合理,但是合情,真实地表现了木兰准备出征时那种忙忙碌碌的气氛和焦急的心情。以上这些诗,如果仅仅用生活的细节去衡量,用逻辑的方法去推断,而不顾诗歌形象给人的艺术感受,还谈得上诗歌鉴赏吗?从形象出发,鉴赏中国古典诗歌,还应该充分考虑它们创造形象的特点。中国古典诗歌主要是短小的抒情诗,并没有塑造什么典型人物。因此,我们不能用分析戏剧、小说的方法,从诗里寻找典型人物形象。中国古典诗歌的形象,是借助客观物象(如山川草木等等)表现出来的主观的感情形象,我姑且称之为“意象”。鉴赏这类作品,不仅要着眼于它们所描写的客观物象,还应透过它们的外表,看到其中注入的意念和感情;注意主客观两个方面融合的程度。只有抓住诗歌的意象,以及意象所包含的旨趣,意象所体现的情调,意象的社会意义和感染作用,才能真正地鉴赏中国古典诗歌。

杜甫的诗歌同他的生活道路密切相关,希望下面材料能够帮你下。杜甫(712-770),字子美,自称少陵野老、杜陵布衣,京兆杜陵人,生于河南巩县。出身于一个“奉儒守官”的家庭,祖父杜审言是武则天时著名诗人, 父亲杜闲曾为兖州司马和奉天县令,享有不纳租税、不服兵役的特权。杜甫的一生可分为四个时期。(1)35岁以前是他的读书和壮游期。杜甫从小就“好学”, 7岁时已开始吟诗,“读书破万卷”、“群书万卷常暗育”地刻苦学习,为他的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20岁起,他开始了为时十年的“壮游”,先南游吴越, 后北游齐赵。诗人游山玩水,饮酒赋诗,扩大了视野,开阔了心胸,丰富了生活,结交了许多朋友,李白就是其中之一。杜甫这一时期的诗歌,《望岳》可为代表,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表现了诗人不怕困难、敢于攀登绝顶俯视一切的雄心和气概。(2)从35岁到44岁,是杜甫生活的第二个时期。人生已进入中 年,可是科举失意,功名未遂。十年困守长安,过的是“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的屈辱生活。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有《兵车行》、《丽人行》、《自京赴奉先县咏 怀五百字》等。十年困守的结果,使杜甫关注自身,关注民生,忧国忧民,创作走向了现实主义道路。(3)从45岁至48岁是杜甫生活的第三期。这是安史之乱 最剧烈的时期,国家岌岌可危,人民灾难深重,诗人也历尽艰险。长安城破,诗人陷落贼手,后又只身逃脱,投奔肃宗,被任为左拾遗,不久因言事触怒肃宗而遭贬 斥。这一时期他写出了《悲陈陶》、《哀江头》、《春望》、《羌村》、《北征》、《洗兵马》、“三吏”、“三别”等诗,记录了安史之乱给人民带来的灾难。杜 甫的诗歌创作达到了现实主义的高峰。(4)48岁以后是杜甫生活的第四期。这一时期,杜甫弃官到成都,躲避战乱,漂泊西南,居无定所,直到去世。这期间, 他曾被严武表荐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曾度过6个月的幕府生活。这一时期是杜甫诗歌创作的繁盛期,现存杜甫的大多数诗歌都写于这一时期,杜甫对各种 诗体都进行了尝试和创新,取得了很高的成就。《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秋兴八首》、《戏为六绝句》等,都写于这一时期。 杜甫的诗歌同他的生活道路密切相关。杜甫经历了唐代的由盛转衰,目睹了安史之乱的全过程,他用诗歌艺术地记录了他的感受,再现了唐代社会的历史。研究杜甫 的生平和创作道路,可以更确深入地认识杜甫各个埋藏作品的思想意义、艺术特色和各个时期不同创作风格的内在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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