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40年代，是中国近代音乐的形成和发展时期。在这个过程中，上海具有重要的地位。首先，由于“海派”的文化传统，上海成为中国新式音乐教育的试验场；其次，上海外国租界的音乐生活，为中国专业音乐人才的培育提供了良好的土壤；第三，大量市民阶层的存在，以及浓厚的商业氛围，现代化传媒的兴盛，使上海酝酿滋生了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 关键词：近代中国音乐；上海；地位 上海是近代最早开放的五个通商口岸之一，也是近代中国最大的城市。它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国近代新文化形成中的地位，得到了学术界普遍的关注。作为近代新文化一个方面的近代中国音乐的形成和发展，上海在其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与上海城市独特的文化背景、历史传统以及经济社会状况有密切的关系。因此，研究上海在近代中国音乐形成和发展中的地位，不但会使我们对近代中国音乐发展史有深入的理解，也通过一个侧面使我们对上海城市的个性有深切的体会①。 一、近代音乐传播先驱 上海，由于独特的历史因缘和独特的文化环境，成为近代西方文化向中国传播的桥头堡，也成为酝酿近代中国新文化的温床。近代中国新音乐的形成就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近代的音乐发展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近代西洋音乐的传播和普及；一是传统音乐的传承与改造②。其中，尤以西洋音乐的传播和普及为近代中国音乐形成的主要动力和内容。 近代西洋音乐的传播，大致通过以下途径：1、基督教堂所带来的西方宗教音乐；2、新式军队中输入的西洋军乐；3、海外留学生带回来的西洋音乐；4、近代学堂对西洋音乐的普及。这四种途径先后出现，而尤其以第四种因素对中国近代音乐的面貌影响最为深远。上海在近代中国夙得风气之先，在近代西洋音乐传播中亦是如此，其主要表现则在于它成为近代新式学堂普及西洋音乐之最早试验场。 上海自五口通商以来就成为海外基督教在华传教的大本营，因此基督教堂所带来的音乐对上海信徒的熏染尤为深远。但教会音乐对于中国近代音乐形成的贡献毕竟有限，新音乐的形成更依赖于新式音乐教育的发展。由于基督新教把教育作为在华传教的一个重要手段，因此大量精力和财力用于办学，而其所办学堂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传授西洋音乐。从目前的资料来看，传教士在华办学以上海为最早，而学堂中设置音乐教育科目也以上海为最早。例如1861年在上海创立的清心女中，在教学中已把音乐与语文、算术、圣经等科目相提并论。创办于1892年的上海中西女塾为展示平时教学成果，还举办音乐会。音乐会的规模不仅限于学生之间的互相交流，还半年一次对家长们，一年一次对普通市民公开演出①。 而上海人沈心工，是近代中国第一个从事新式音乐教育的中国人。他出生于商人家庭，1902年到日本留学，1903年回国后，在南洋公学附属小学任教，开设了中国最早的唱歌课。1904年出版了《学校唱歌集》，开创了“学堂乐歌”的形式。学堂乐歌是中国人最早用西洋音阶谱写的歌曲，成为近代音乐史的发端。上海的务本女塾、南洋中学等学校以及沪学会等团体都邀请沈心工指导唱歌。在沈心工《学校唱歌集》出版后，很多学堂开设了乐歌课，通过陆续出版的音乐教科书籍，初步的音乐知识得到了广泛的普及。在此背景下，1907年公布的《奏定章程》，规定音乐课为初级小学的必修课。因此，李叔同曾推崇沈心工为“吾国乐界开幕第一人”②。 另一位上海人曾志忞也为中国近代西洋音乐的传播做出巨大贡献。曾志忞是上海著名商人曾铸之子，1901年去日本留学。在日本他参加了沈心工发起的“音乐讲习会”。并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音乐教育论》，这是我国最早系统阐述近代音乐教育问题的论文。1907年归国他即与高砚耘、冯亚雄等人在上海创办“夏季音乐讲习会”。这是一个利用暑期传授西洋音乐的组织，其科目有乐典、和声学、风琴、洋琴、洋弦、喇叭、直笛、横笛、大鼓、小鼓等。1908年曾志忞遵照父命创办“上海贫儿院”，院中设音乐部，并成立贫儿院管弦乐队，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西式管弦乐队。虽然1912年音乐部就停办了，贫儿院也约于1921年左右结束③，但却成为中国人创办西式管弦乐队的最初尝试。可以说中国新式音乐教育是从上海发端，并逐渐普及到全国。 二、租界的音乐生活与近代中国音乐人才的培育 由于近代中国音乐形成的主要动力和内容是西洋音乐理念、技巧的输入和传播以及根据西洋音乐对中国传统音乐的改造，因此海外留学生成为中国近代音乐形成的最早先驱者。但是新音乐的普及和建立却依然要依靠在中国本土形成固定的消费、欣赏市场以及在此基础上不断涌现的本土音乐家。上海由于其在近代中国的独特的历史机缘和文化传统，最早形成了较广泛的近代音乐的消费市场并涌现了大量的音乐人才，为近代中国音乐的形成提供了良好的酝酿场所。而追根溯源，又与上海租界尤其是公共租界工部局乐队有密切关系。 租界的音乐生活与上海近代音乐消费市场的培育 根据《南京条约》的相关规定，1843年上海开埠成为通商口岸，当时在上海县城之外划定了一块外国商人的居留地，这成为上海租界的起源。后来，租界不断扩张，并成立了自己的市政机构，逐渐发展成了一块在中国领土上的“国中之国”，成为外国列强侵略中国的最好见证。但是，它也带来了一些副产品——为中国大众亲身领略西洋音乐的魅力提供了场所。租界里的外国商人为了丰富自己的业余生活，逐渐形成了一些文化娱乐组织。早在1850年英国人就成立了业余剧团，演出需要音乐伴奏，于是组织了乐队。1879年逐渐发展成上海公共乐队。1881年公共乐队由英租界市政管理机构工部局接手管理，并成立工部局音乐委员会。1907年，铜管乐队扩大为管弦乐队。1919年以后乐队聘请意大利著名音乐家梅百器担任指挥，并从欧洲招聘了很多著名音乐家，迎来了它的辉煌时期，并逐渐迎来了“东方第一”管弦乐队的美誉。1922年公共乐队改名上海工部局乐团。当时工部局每年给乐队28万两的高额预算拨款。每年从10月到翌年5月为演出季节，每周的星期天都举行定期音乐会①。起初乐队主要在市政厅的音乐厅内演出，主要局限于外国观众。但是据英国学者毕可思的研究，1928年以来，上海工部局乐队逐渐注重为中国居民服务。乐队指挥的“年报”中越来越多地注意到有中国观众的出席。并开始在中文报纸上刊登演出广告。“1928年，3／4的观众是中国人，据报道，1930年中国人的兴趣甚高。1931年乐队在室内演出时，20％的观众是中国人，此后这个比例稳定上升。”以至于到1933年，在上海工部局管弦乐与吹奏乐委员会上，有人指出中国纳税人希望工部局继续资助乐队，因为它在城市中有很高的文化价值。并且，1928年后开始有中国人被吸纳进入工部局的音乐委员会②。 1930年前，上海工部局乐队一直工部局行政大楼里面演奏室内音乐会。1929年，这幢大楼卖给了开发商，上海工部局乐队搬进了上海商业和公共空间——大光明电影院，后来又搬迁到兰心大戏院。“在市政厅，上海工部局乐队似乎仅仅是工部局的一个文化附属品，只为外侨社群服务。而在整个上海娱乐界，管弦乐队成了这个城市越来越重要的文化财富。”③同时乐队的演奏也从室内走向露天，在夏天，乐队会举行露天音乐会，在兆丰公园（现中山公园）、法国公园（现复兴公园）、外滩公园（现黄浦公园）等舞台上演奏④。1928年后，随着中国人可以进入公共租界的公共娱乐场所，中国观众观赏西洋音乐的机会无疑更多了。 通过以上叙述，可以看出，虽然租界的音乐生活开始只局限于外侨社群，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中国观众逐渐增多，可以说逐渐在中国人形成了一批西洋音乐的消费群。这个消费群的形成和扩大，无疑为中国音乐人才的成长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和氛围。 工部局乐队对国立音乐院的影响 对于中国近代音乐的发展来说，创建中国人自己的音乐学府，作为研究和培养人才的机构，无疑是重要的举措。中国第一所高级音乐研究和教育机构本来创建于北京。1916年秋，北京大学成立学生社团“北京大学音乐团”，同年冬，改名“北京大学音乐会”。1918年改名“北京大学乐理研究会”。1922年以“乐理研究会”为基础成立北京大学附属音乐传习所，成为中国第一个近代音乐专业教育机构。随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北京艺术专科学校等高校纷纷设立音乐系、科，似乎预示着北京将成为中国近代音乐教育的中心。但是北洋政府统治下的北京并不是中国新音乐成长的良好土壤。1927年7月教育部长刘哲认为“音乐有碍教化，也与社会人心无关”，命令关闭北京大学、女子师范大学、艺术专科学校中所有音乐系科，经过师生抗争，结果只有女子师范大学的音乐系被保留下来。而不久在南方的上海则成立了中国第一所音乐专科学校——国立音乐院。 国立音乐院的创办与萧友梅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他本来是北京音乐教育界的领导人，1927年6月南下上海。据谭抒真回忆，他辞去北京学校的音乐系工作，一方面他觉得教师水平低，又与自己的想法不合，另一方面因为上海人才多，还有外国音乐家，所以自己来上海了①。而许步曾更进一步认为国立音乐院之所以选址在上海，是由于上海工部局乐队的存在。 1927年11月27日，中国第一所音乐学校国立音乐院（1929年改为上海音乐专科学校）在上海成立。国立音乐院的成长与工部局乐队的影响有密切的关系。首先，除归国留学生之外，国立音乐院长期从上海工部局乐队招聘老师和研究指导。初建时，10名音乐教师中，外国教师即占了一半，其中大部分是工部局乐队成员。1929年，鲍里斯·扎哈罗夫成为钢琴系主任，而长期担任乐队指挥的富华则一直是小提琴系主任。此外还有大提琴家佘甫蹉夫、难民音乐家如佛莱思克尔、沃尔持·约雅敬等也在此任教。这些外籍教师对国立音乐院教学的贡献是巨大的。比如，扎哈罗夫直到1943年去世为止，一直在上海教钢琴。以至于有学者说，在中国的第一代钢琴家、音乐家中几乎没有一人未曾跟他学过钢琴。 其次，乐队和音乐院虽然没有组织上的联系，但是两者有很密切的合作。乐队给音乐院的学生提供优惠票，和中国爱乐社合作演出音乐会，并且开始逐渐演奏中国音乐家的作品，吸收中国演奏员。1929年，乐队首次与中国独奏音乐家马思聪举行音乐会。1930年首次演奏中国人创作的交响乐作品——黄自的单乐章序曲《怀旧》。1931年上海音专的教师黄自当选为工部局音乐会员会委员。1927年工部局乐队让中国音乐家谭抒真代替休假的队员参加演出。1935年5位中国人首次作为实习生参加工部局乐队的演出。此后，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学生在上海工部局乐队表演越来越频繁② 。在这期间（1934-1942），中国人继续进入乐队。1938年，谭抒真、黄贻钧、陈又新和徐威麟等4人正式成为上海工部局乐队的成员。到1941年乐队中华人达到5人③。中国独（唱）奏音乐家的演出也频繁起来，如钢琴家沈雅琴、李惟宁、吴乐懿,小提琴家王人艺,歌唱家黄友葵、胡然、赵梅伯、斯义桂等相继在1930年代与工部局乐队合作演出④。应尚能在1937年就指出：“对于上海年轻一代有抱负的音乐家来说，能与该乐队演奏或歌唱乃是他们最大的成功。”⑤正如他所说的，演出并不一定总是能带来经济效益，但它们提供了聆听、观摩和演奏的机会，这是中国其它地方所不能提供的。工部局乐队不但具有历史的功绩，就机构而言，它也是今天上海交响乐团的前身。 音乐大师的聚集与中国音乐人才的培育。 上海由于其独特的历史机缘，成为近代中国国际音乐大师聚集之地，这为中国近代音乐人才的培育提供了难得的良机。首先，工部局乐队给中国带来了像柏克、梅百器、富华这样的音乐大师，如果没有乐队他们根本不会居住在这个国家。此外，上海的国际地位使它成为难民的避难所。俄国十月革命后，大量俄国音乐家流亡上海。二战爆发后，众多犹太音乐家流亡上海。他们或者担任管弦乐队成员，或者成为私人音乐教师，或者成为国立音乐院的教员，或三者兼而有之。例如，1924年之后俄侨设立的私人音乐学校就有18所之多⑥。这为中国学生提供了从学这些大师的机会，虽然很多人并没有成为国立音乐院的教师，但是普遍存在的家教，则提供了可能。比如，从1943年直到l946年逝世，梅百器亲自教博聪，富华指导后来出任音乐院院长的戴粹伦，沃尔特·约雅敬教授司徒志文，佛莱思克尔教授丁善德、桑桐、瞿希贤等。 上海良好的音乐氛围和高水平乐队的存在，也吸引了大量著名音乐家在全球巡回演出中把上海作为一站。从20年代到30年代，世界著名音乐家相继访问上海，如小提琴家F·克莱斯勒、约瑟夫·西盖蒂、雅沙·海菲茨和丁·蒂博，钢琴家阿图尔·鲁宾斯坦、B·莫伊耶维奇等①。国际音乐家到上海的演出，无疑开拓了中国音乐家的视野。比如据记载，黎锦晖在上海听交响音乐如同“上课”一样，事前必将登载在《申报》上工部局乐队的当天音乐会节目说明认真读过，然后前往。自1920至1929年他每礼拜五去听，风雨无阻，8年无间断。对于当时来华的歌舞剧团的演出，如：米兰来的歌剧班演出的正歌剧和轻歌剧，“向·旦尼斯（Danis-Shawn）舞蹈团”演出的大型舞剧和各式舞蹈，上海俄侨演出的歌舞剧，以及从欧美、日本来华的邓肯舞蹈团、宝冢歌舞团等的演出，他更是千方百计找机会观摩，既使观摩券“每券售大洋十元，不易筹措”，也在所不惜②。 大量音乐大师聚集上海，为中国音乐家提供了亲身从教的机会，而著名音乐家的巡回演出则为中国音乐家提供观摩的可能，这些对于中国音乐家的迅速成长和提高技艺无疑是难得的良机，非当时中国其他城市所能企及。 三、都市消费生活与通俗音乐的滋生 流行音乐的先祖是发源于美国的爵士乐和摇滚乐。20世纪流行音乐在全球迅猛发展，到今日已成为全球音乐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的近代音乐也不尽是西方高雅音乐在中国的传播和生根的过程，还包括中国近代通俗音乐的产生。在这个过程中，上海不仅是近代中国高雅音乐的摇篮，更是近代通俗音乐的发祥地。音乐史研究者虽然对流行音乐的研究还不多，分期也并不完全一致，但是普遍承认上世纪80年代的流行歌曲与20年代至40年代的流行歌曲有密切的联系。当时黎锦晖以“时代曲”之名创作于20年代末上海的《毛毛雨》、《特别快车》等一批迎合市民口味的歌曲，标志了20世纪中国流行音乐的产生。在该阶段产生了以黎锦晖及其“明月歌舞团”为代表的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作曲家和歌星。因此，研究者称这个流行音乐的第一阶段为“黎锦晖时代”③。而所谓“黎锦晖时代”其实亦可以称为“上海时代”，因为黎锦晖的整个活动主要是在上海，流行音乐的繁荣与上海的城市特点有密切关系，只有上海才能孕育第一个流行音乐的繁荣。 那么为什么会是上海孕育出近代的中国流行音乐呢？这要从上海这座城市的独特历史和文化个性寻找原因。有学者指出，20世纪流行音乐的迅猛发展是20世纪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现代科技的发展、商业炒作和现代人的心理需求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④。这些正好在上海有很好的土壤。 首先,由于上海特殊的历史机缘和文化传统，使它在选择及接受外来文化上有非常积极和开放的态度，这种文化传统被称为“海派文化”。“海派文化”具有开放、灵活、多样、宽容等特点⑤，这为上海接受、容纳通俗音乐这种新形式提供了文化心理上的基础。此外，都会的经济繁荣，促进了都市大众文化生活的兴盛，也为流行音乐提供和扩大了流行空间。当时的上海无疑是中国近代娱乐业最为兴盛的城市，繁多的饭店、酒吧、咖啡馆、夜总会等服务业及娱乐场所,为流行音乐的发展提供了生存空间。 其次,商业炒作和现代传媒的出现大大加速了流行音乐的传播速度。上海是一座商业城市，任何文化形式都避免不了商业的熏染。同时，上海又是当时中国最现代化的城市，很多现代化的娱乐消费形式只有上海才最为普及，比如电影、唱片、电台等。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既是全国的唱片业中心，也是无线电广播的中心，又是电影业中心。这三者的交互作用，使通俗音乐广为传播。 唱片和留声机于20世纪初叶传入上海，至30年代，上海逐渐发展为中国唱片业的中心，拥有国内数量最多和实力最强的唱片企业，生产大量内容丰富的唱片。唱片开始还只是印制中国传统戏曲为主。但到了30年代，新兴的流行歌曲被市民阶层所喜爱，很快成为唱片录制的重要内容。1928年，黎锦晖创作、黎明晖演唱的《毛毛雨》由百代公司录制成唱片，在社会上迅速传播。一些著名的歌星由此诞生。一些实力雄厚的大企业争相为明星灌录唱片，从此录制流行歌曲唱片成为各公司的重头戏。比如，百代公司曾推出“明星锦集”，为红极一时的电影女明星们录制流行歌曲唱片，有胡蝶、陈玉梅、黎明晖、王人美、李丽莲、夏佩珍、胡珊、谈瑛、陈燕燕、黎莉莉、严月娴等。为了争取歌星们录音，各公司专为她们“量身定做”歌曲，并不惜给予优厚的报酬，如百代公司曾给予周璇6%的版税。有些年纪尚轻的女歌星一个月的收入可达20至30元，令世人羡慕。三四十年代，各公司录制了大量的流行歌曲唱片。根据中国唱片厂1964年登记的旧唱片模板目录统计，在百代、丽歌、和声、高亭、胜利等公司灌制的流行歌曲唱片中，以周璇演唱的最多，为150余张，白虹有125张，姚莉有117张，龚秋霞有67张，王人美有62张，另有白光、李丽华、李丽莲、李香兰、欧阳飞莺、吴莺音、张露、黎莉莉、严华、梅熹等录制的唱片①。 唱片业之外，广播事业也扩大了通俗音乐的传播渠道，为其开拓了一个全新的市场。广播电台的兴盛使收音机在中产阶级市民中逐渐普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从收音机里欣赏通俗音乐。 上世纪30年代，上海电影业、特别是有声电影的发展更促进了流行音乐的繁荣。1931年中国第一部国产有声影片《歌女红牡丹》在上海首映，国产故事片在30年代的兴盛由此拉开序幕。电影需要配乐、插曲，这为流行音乐提供了新的创作和表演的市场。而电影的魅力更使穿插于其中的主题曲、插曲不胫而走、深入人心。本来流行歌曲主要以歌舞厅、酒吧、夜总会等为表演空间，有声电影则为歌星拓展了新的发展空间。一些原本以演唱流行歌曲、进行歌舞表演为主的歌舞团、歌唱社成员进入了电影界。如一直在黎锦晖的中华歌舞团和明月歌舞社从事表演的王人美和黎莉莉，就成为30年代联华影业公司“四大名旦”中的两位；周璇在进入电影界以前，先后辗转于明月歌舞社、新月歌剧社、新华歌剧社，早已是红极一时的名歌星。其他如白虹、白光、龚秋霞等，也都是在当红歌星的位置上走进银幕。歌星们从影后，继续维持歌唱生涯，而且往往演唱所主演影片的插曲，歌曲借电影而传播，电影亦因歌曲的流行而更加火爆。这种情况使一些原本并非歌星出身的电影明星也纷纷地开始灌录唱片，如胡蝶、陈燕燕、陈玉梅、李丽莲、夏佩珍、胡珊、谈瑛、严月娴等②。无论是电影明星出唱片，还是歌星拍电影，结果往往是其拍摄的影片与灌录的唱片同样受到崇拜者的热爱。电影这种新兴娱乐工具对通俗音乐的推动作用是巨大的。正如汪毓和所说，“从20年代末开始，中国城市歌舞音乐与中国电影音乐，特别是电影歌曲的发展合为一体，成为中国娱乐性通俗音乐的主体”③。足见当时电影对于通俗音乐的促进作用。 总之，由于上海浓厚的商业氛围，具备较完善的市场运作机制，并受到唱片公司、无线电台、有声电影等新型娱乐媒体的强力支撑，流行歌曲发展的势头极为迅猛，形成了近代中国通俗音乐的第一个浪潮。 其三，市民阶层的庞大为通俗音乐的流行提供了土壤。流行音乐具有创作题材贴近现实生活、富于情趣化，格式简炼完整、演唱方式不拘一格，突出“自我感受”、演出方式强调群众性、强化交流等特点①，这些都符合现代都市市民阶层的审美需求。类似《毛毛雨》等“家庭爱情歌曲”大都表现男女情爱，歌词内容、旋律、风格深受市民阶层的喜爱。上海是当时中国最大的都市，有庞大的市民群体，这为以迎合现代都市生活口味的通俗音乐的流行提供了良好的土壤。 其四，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很多进步的或严肃的音乐家，在流行音乐的创作上，也采取了较为积极态度。除了当时有黎锦晖、黎锦光、姚敏、严华等极负盛名的流行乐坛作曲家外，还有任光谱写的《渔光曲》、《燕燕歌》，刘雪庵谱写的《早行乐》、《何日君再来》，贺绿汀谱写的《天涯歌女》、《四季歌》、《秋水伊人》等都是30年代上海曾传颂一时的经典性的流行音乐作品②。 四、结语 近代上海因为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独特的历史机缘，由原来的一个小县城发展成中国最大的都市，也成为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之一。上海在中国近代文化形成中的地位重要，它不但成为西方文化向中国传播的窗口，也成为中国近代新文化酝酿形成的重镇。本文所述上海在近代中国音乐文化形成中的作用，只是上海对中国近代文化贡献的一个侧面。 概括地说，上海由于其滨江带海的地理位置和华洋杂处的社会形态，形成了敢为天下先的文化传统，因此成为中国输入西洋音乐的最初舞台，并成为新式音乐教育的试验场；而由于外国租界的存在，尤其是工部局乐队的存在，为中国人直接体验和学习西洋音乐提供了宝贵的机会；大量市民阶层的存在，以及浓厚的商业氛围，现代化传媒的兴盛也酝酿滋生了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 当然，随着抗日战争的开始，中国的音乐出现了新的内容，作为孤岛的上海虽然仍然保持了一段繁荣，但是由于脱离了民族的主战场，其音乐中心地位有所下降。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上海在音乐方面的影响又有所转折。这将成为另文考察的内容。
[1] 陈霞 现代审美心理在民族舞蹈美学中的互渗[J] 科技风 2008(21) [2] 刘珊珊 试析清江中游土家族“撒尔嗬”舞蹈的审美特征[J] 北京舞蹈学院学报 2006(03) [3] 谢莲花 审美视角下的少数民族舞蹈传承——以傣族孔雀舞为例[J] 枣庄学院学报 2007(06) [4] 石明灯 民族舞蹈的审美与现实价值[J] 南方论刊 2008(03) [5] 柳文杰 舞蹈的审美特征[J] 艺术广角 2004(03) [6] 何燕君 民族音乐舞蹈审美的维度[J] 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5(01) [7] 张平 试论苗族舞蹈的审美特征[J] 贵州民族研究 1995(02) [8] 王克芬 民族舞蹈审美意识的传承性与变异性[J] 舞蹈 1995(05) [1] 王亚慧 民族民间舞蹈艺术的创新[J] 剧作家 2007(02) [2] 陶景杜 "大都市化"后的"地域意识"[J] 北京舞蹈学院学报 2005(01) [3] 马蕾,付强 民族民间舞蹈论析[J] 琼州大学学报 2005(04) [4] 刘瑛 侗族民间舞蹈的地方特色[J] 艺海 2006(04) [5] 曹柯香 俄罗斯民族民间舞蹈的保护和传承——打造额尔古纳市文化特色品牌[J] 前沿 2008(03) [6] 赵丽敏 由“非物质文化遗产”引发的对民族民间舞蹈教育的思考[J] 艺术教育 2009(04) [7] 李静波 论民族民间舞蹈的发展和艺术特色[J] 中国校外教育 2009(S1) [8] 尹晶 论民族民间舞蹈的教育价值[J] 文教资料 2010(14) [9] 张会改 浅谈民族民间舞蹈的美育[J] 黄河之声 2010(20) [10] 王敏 民族民间舞蹈教学[J] 大舞台 2011(03)
①拉里·蒂尔董克，崔如峰译萨克斯演奏艺术[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 ②卡尔·弗莱什姚念赓等译小提琴演奏艺术[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 ③林俊卿歌唱发音的科学基础[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④尚家骧欧洲声乐发展史[M]北京：华乐出版社， ⑤维克托·亚力山大·菲尔兹李维渤译训练歌声[M]上海文艺出版社， ⑥威廉·文纳李维渤译歌唱——机理与技巧[M]西安：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⑦冯葆富，齐忠政，刘运墀歌唱医学基础[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7． ⑧⑨薛良．歌唱的方法[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威廉文纳著 李维渤译歌唱——机理与技巧2000年 [2]维克多·亚力山大菲而兹著李维渤译训练歌声2003年 [3]弗·兰皮尔蒂等著李维渤译嗓音遗训2005年 [4]歌唱与声音训练音乐论丛1982年 [5]沈湘著沈湘声乐教学艺术1998年 [6]上海音乐学院声乐系编声乐译丛1980年
科技论文是以文字材料为表现形式的科研产品，是科研工作者脑力劳动的成果一篇好的科技论文，不但要有独到的学术见解、科学的分析论证，还应有严谨的论文结构、清晰的段落层次，同时还不能忽视语言的通顺、用词的准确但有不少的科技作者在写作过程中不太注意后面的这些问题，以致影响了论文的可读性，也就影响了论文投稿的命中率，同时还增加了编辑工作的难度和工作量。笔者以编辑学、语法修辞学为依据，就论文结构、语言表达等方面谈谈写作规范，以期对科技人员的写作有所帮助。论文结构写作规范作为科技期刊发表的论文，其基本要素应包括：题名、作者署名、摘要、关键词、分类号、引言、正文、结论和参考文献。引言、正文、结论、致谢(必要时)、参考文献为主体部分。其前为前置部分。必要时，其后可加附录部分。1 题名与层次标题1 题名题名，是能反映论文中特定内容的恰当、简明的词语的逻辑组合。一个好的题名，常会使文章增色添辉，起到多方面的作用，如揭示文章的主要内容，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等。因此，在写作时应考虑用言简意赅的20字以内的词语组合为宜英文题名应与中文题名含义一致，一般不超过10个实词题名中常见的问题如下：1)题目大、内容少和题目小、内容多。这主要是没有把握好文题关系对于前一种，或根据内容重新给题，或根据题目充实内容；对于后一种，应把握好与题目无多大关系的略写或不写。2)随意设置副标题。一般情况下，最好不设副标题，仅在靠正标题无法完全表达想要表达的意思时加设。同时要注意避免副标题大于主标题。3)连用同义、近义词。如“××分析研究”，“××研究探讨”。“分析、研究、探讨”为近义词，题名中保留其一即可。4)拔高文章层次。有的文章只是一般的论述分析，谈不上研究，但作者往往喜欢冠上“研究”二字作为题目，这就很不恰当地拔高了文章的层次，因此“研究”一词应当删去。2 层次标题科技论文层次划分的章条序码统一用阿拉伯数字表示，但不少作者仍在沿用中文数字表示法。层次划分的章条层次可分为若干级，各级号码之间加一小点，末尾一级不加。层次分级以一般不超过4级为宜。它的正确位置是各级章条顶格书写。层次标题中，最好不用标点符号，实在删不下去的，可采用空格方法断开。2 作者署名与摘要1 作者署名对于论文作者，除在题名下方署名外，还应在首页地脚处(下方)对文章的主要作者按以下顺序刊出其简介：姓名(出生年- )，性别(民族，汉族可省略)，籍贯，职称，学位及主要从事什么研究便于让读者更详细地了解论文责任人。2 摘要文摘是现代科技论文的必要附加部分，它的详略程度取决于文献内容。文摘写作中，其四要素——目的、方法、结果、结论可根据文摘类型有所侧重。通常中文文摘以不超过400字为宜，纯指示性文摘应控制在200字上下。外文文摘不超过250个实词。文摘中要用第三人称，不要使用“本人”、“作者”、“我们”等作为文摘陈述的主语。这是绝大多数作者要注意的地方。3 正文与正文中图和表中英文对照1 正文正文是科技论文的核心部分，在引言引出问题后正文中加以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这一部分是作者研究成果的学术性和创造性的集中表现。有的论文思路混乱、结构松散、层次不清，令人把握不准文章主题，这主要是作者没有掌握好正文的论述方式。正文的论述方式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将科学研究的全过程作为一个整体，对有关各方面作综合性论述；另一种是将所研究的全过程按研究内容的实际情况划分为几个阶段，再对各阶段的成果依次进行论述。2 图和表中英文对照现代科技刊物中图和表用得较多，它们已成为科技文献中不可缺少的表述手段。由于它们的运用，使所表述的内容的逻辑性、准确性更强。论文作者在撰写时较好地运用了图、表来表述，但不少作者忽略了论文在对外交流时必要的图和表的中、英文对照，这就势必影响外国读者对论文的理解。他们虽然能从英文题名、英文摘要中得到论文的创新内容及定量式定性的信息梗概，但对事物运动过程和事物之间的关系参量变化过程及试验的数据等更多的重要信息仍无法了解，因此，图和表的中、英文并列给出将便于外国读者了解作者得出结论的重要依据，并由此获得感兴趣的信息。另外要注意，科技表格采用三线表格，必要时可加辅助短线。4 结论与参考文献1 结论论文的写作目的就是要展示其结论。结论是论文的基本构成成分，因此一篇论文不能不写结论，但又不能是正文标题的重复，还要避免以“结果与讨论”作结尾的论文出现其内容仍属“结果与分析”，因为这样会缺乏真正的讨论内容，也没有结论性的文字。2参考文献参考文献是现代科技论文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这一部分也往往被作者忽略，有的尽管列出，却很不规范。几种主要的标准著录格式见下：专著[序号]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M]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起止页码(任选)文集中析出的文献[序号]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原文献主要责任者(任选)原文献题名[M]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文献起止页码期刊中析出的文献[序号]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J]刊名，年，卷(期):起止页码报纸中析出的文献[序号]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N]报纸名，年-月-日(版次)学位论文[序号]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D]保存地:保存者，年份会议论文[序号]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会议名称，会址，会议年份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所录参考文献必须在文中句后右上角标出，按顺序排列文后参考文献的序号以与正文中的指示序号格式一致。语言表达写作规范科技论文通常运用严整而很少变化的句式。其完全句多，长句多，各种限制性的附加成份多，用连接词语的复句多。这是因为带有大量附加成分的长句准确、周密，适合于表达丰富而复杂的内容。但科技论文手稿中，有不少作者驾御语言的能力较差，也有一些作者采用口头谈话式写作方式，结果造成句子不是没有主语就是没有宾语，或是语序安排不当、滥用词语，这就严重地影响了论文的表达以下各举几例说明1 滥用介词而缺主语【例】 关于环境污染的问题，已引起了中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句中介词“关于”与后面的“环境污染的问题”这一偏正短语构成了介宾短语，使整个句子没有主语，因此删掉介词“关于”，使后面的“问题”恢复到主语位置，整个句子才表达完整。2 语序安排不当①状语位置安排不当【例】 流沙地、盐碱地大面积造林技术从90年代初就在新疆推广应用句子中状语有两个位置：一在句首，一在句中。一般表限制的状语放在句首，如时间、处所、条件、关涉对象等状语描写性状语放在句中。将上面例中的“从90年代初“提到句首，它的位置就恰当
[1] 陈霞 现代审美心理在民族舞蹈美学中的互渗[J] 科技风 2008(21) [2] 刘珊珊 试析清江中游土家族“撒尔嗬”舞蹈的审美特征[J] 北京舞蹈学院学报 2006(03) [3] 谢莲花 审美视角下的少数民族舞蹈传承——以傣族孔雀舞为例[J] 枣庄学院学报 2007(06) [4] 石明灯 民族舞蹈的审美与现实价值[J] 南方论刊 2008(03) [5] 柳文杰 舞蹈的审美特征[J] 艺术广角 2004(03) [6] 何燕君 民族音乐舞蹈审美的维度[J] 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5(01) [7] 张平 试论苗族舞蹈的审美特征[J] 贵州民族研究 1995(02) [8] 王克芬 民族舞蹈审美意识的传承性与变异性[J] 舞蹈 1995(05) [1] 王亚慧 民族民间舞蹈艺术的创新[J] 剧作家 2007(02) [2] 陶景杜 "大都市化"后的"地域意识"[J] 北京舞蹈学院学报 2005(01) [3] 马蕾,付强 民族民间舞蹈论析[J] 琼州大学学报 2005(04) [4] 刘瑛 侗族民间舞蹈的地方特色[J] 艺海 2006(04) [5] 曹柯香 俄罗斯民族民间舞蹈的保护和传承——打造额尔古纳市文化特色品牌[J] 前沿 2008(03) [6] 赵丽敏 由“非物质文化遗产”引发的对民族民间舞蹈教育的思考[J] 艺术教育 2009(04) [7] 李静波 论民族民间舞蹈的发展和艺术特色[J] 中国校外教育 2009(S1) [8] 尹晶 论民族民间舞蹈的教育价值[J] 文教资料 2010(14) [9] 张会改 浅谈民族民间舞蹈的美育[J] 黄河之声 2010(20) [10] 王敏 民族民间舞蹈教学[J] 大舞台 2011(03)
①拉里·蒂尔董克，崔如峰译萨克斯演奏艺术[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 ②卡尔·弗莱什姚念赓等译小提琴演奏艺术[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 ③林俊卿歌唱发音的科学基础[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④尚家骧欧洲声乐发展史[M]北京：华乐出版社， ⑤维克托·亚力山大·菲尔兹李维渤译训练歌声[M]上海文艺出版社， ⑥威廉·文纳李维渤译歌唱——机理与技巧[M]西安：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⑦冯葆富，齐忠政，刘运墀歌唱医学基础[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7． ⑧⑨薛良．歌唱的方法[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威廉文纳著 李维渤译歌唱——机理与技巧2000年 [2]维克多·亚力山大菲而兹著李维渤译训练歌声2003年 [3]弗·兰皮尔蒂等著李维渤译嗓音遗训2005年 [4]歌唱与声音训练音乐论丛1982年 [5]沈湘著沈湘声乐教学艺术1998年 [6]上海音乐学院声乐系编声乐译丛1980年
[1] 陈霞 现代审美心理在民族舞蹈美学中的互渗[J] 科技风 2008(21) [2] 刘珊珊 试析清江中游土家族“撒尔嗬”舞蹈的审美特征[J] 北京舞蹈学院学报 2006(03) [3] 谢莲花 审美视角下的少数民族舞蹈传承——以傣族孔雀舞为例[J] 枣庄学院学报 2007(06) [4] 石明灯 民族舞蹈的审美与现实价值[J] 南方论刊 2008(03) [5] 柳文杰 舞蹈的审美特征[J] 艺术广角 2004(03) [6] 何燕君 民族音乐舞蹈审美的维度[J] 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5(01) [7] 张平 试论苗族舞蹈的审美特征[J] 贵州民族研究 1995(02) [8] 王克芬 民族舞蹈审美意识的传承性与变异性[J] 舞蹈 1995(05) [1] 王亚慧 民族民间舞蹈艺术的创新[J] 剧作家 2007(02) [2] 陶景杜 "大都市化"后的"地域意识"[J] 北京舞蹈学院学报 2005(01) [3] 马蕾,付强 民族民间舞蹈论析[J] 琼州大学学报 2005(04) [4] 刘瑛 侗族民间舞蹈的地方特色[J] 艺海 2006(04) [5] 曹柯香 俄罗斯民族民间舞蹈的保护和传承——打造额尔古纳市文化特色品牌[J] 前沿 2008(03) [6] 赵丽敏 由“非物质文化遗产”引发的对民族民间舞蹈教育的思考[J] 艺术教育 2009(04) [7] 李静波 论民族民间舞蹈的发展和艺术特色[J] 中国校外教育 2009(S1) [8] 尹晶 论民族民间舞蹈的教育价值[J] 文教资料 2010(14) [9] 张会改 浅谈民族民间舞蹈的美育[J] 黄河之声 2010(20) [10] 王敏 民族民间舞蹈教学[J] 大舞台 2011(03)
①拉里·蒂尔董克，崔如峰译萨克斯演奏艺术[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 ②卡尔·弗莱什姚念赓等译小提琴演奏艺术[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 ③林俊卿歌唱发音的科学基础[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④尚家骧欧洲声乐发展史[M]北京：华乐出版社， ⑤维克托·亚力山大·菲尔兹李维渤译训练歌声[M]上海文艺出版社， ⑥威廉·文纳李维渤译歌唱——机理与技巧[M]西安：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⑦冯葆富，齐忠政，刘运墀歌唱医学基础[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7． ⑧⑨薛良．歌唱的方法[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威廉文纳著 李维渤译歌唱——机理与技巧2000年 [2]维克多·亚力山大菲而兹著李维渤译训练歌声2003年 [3]弗·兰皮尔蒂等著李维渤译嗓音遗训2005年 [4]歌唱与声音训练音乐论丛1982年 [5]沈湘著沈湘声乐教学艺术1998年 [6]上海音乐学院声乐系编声乐译丛1980年
中国传统音乐源远流长，其美学思想博大丰富。中华先民的审美意识可以追溯到未有文字记载的远古时代，从原始先民通过劳动摆脱了动物状态开始懂得装饰自己，便出现了最早的审美意识活动，其审美意识就已经产生了。在经历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后，中华美学思想获得了蓬勃发展，形成了以审美意象为中心的传统美学思想。 中国传统音乐绵延几千年包含诸多审美品格，它是一定音乐思想特殊本质的集中体现，是音乐思想意识的结晶。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思维习惯，对其审美意识的形成和发展有不可低估的作用。中华民族的传统思维习惯，决定了中国古代先哲奉行一种既对立又统一的思维方式，将矛盾双方作为一种内在的和谐，即中华文化传统“和”的精神。“和”是中国传统文化意识与精神在美学领域里的集中体现，贯穿中国传统音乐美学的核心思想。作为一种审美品格，“和”构成了传统音乐特有的气质和艺术魅力。“和”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多种涵义，不同的时代，社会对其有不同的解释。笔者将古代不同时期对音乐思想“和”的阐释作一梳理和简要述介。 “和”概念最早出现于春秋时期“和同之辩”的论争。《国语郑语》载：“夫和实生物，同则不断，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这里说明了在听觉感知上，只有不同的乐音组织相配才能生产美的音乐，相异的音乐组合在一起就能产生好听的音乐。这是从音乐审美的角度对“和实生物”规律的体验和理解。 春秋时期晏婴是一位大政治家、思想家，他对音乐有精辟的见解，曾说：“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以相成也。清浊、大小、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济也。”将音乐各种特征的“相成”“相济”都归属到音乐审美的和谐统一之中。晏婴在谈音乐诸要素之间的谐和时，并没有忽视音声与人心的谐和关系。“先王之济五味，和五声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只有“和”的音乐才能使君子听了产生心平气和的感情。 先秦时期儒家学派倡导礼乐思想，对音乐所看重的主要是它的社会教化作用。他们对“韶”一类的雅乐推崇备至，认为“中和”的音乐是最能移风易俗具有教化作用的，讲究借中和的音乐修身养性。孔子认为思想的审美朴素之美，简朴之美，含蓄之美，是自然与人心的交融，主张在音乐审美中保持一种“和”的情感态度。孔子曾评价《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他认为，音乐审美中的情感态度及其表现是中正平和的，也应当是适度的，有节制的，这同他的“中庸”哲学思想是一致的。 道家倡导“天地之和”的思想。老子崇尚朴素自然，追求平和；庄子认为主客体和谐产生美感，以内心纯朴自然性情的复归作为乐的实现，用乐调调和阶级矛盾，追求人类平衡，认为合乎其理想社会的乐，是具有自然无为，平和恬淡属性的“乐”。 汉代《乐记》从“德音”“中和”来看“乐”之美的社会属性与情感属性。只有具有“中和”情感特征的才是“和乐”，这就要求在情感表现上处于“中和”状态，“乐而不乱”“乐而不流”“刚而不怒”“柔而不慑”。 魏晋时期阮籍在其论乐专著《乐论》中，一方面以“和”作为乐的顺乎自然的本质属性，要求以协和阴阳的音声去适万物之“情气”，另一方面在音乐生活中继承乐教思想，要求“立调适之音，建平和之声”，制礼作乐“使天下为乐者，莫不仪焉”。嵇康在《琴赋》中以平和之声为琴音乐美的特征，在琴声具“自然之和”的基础上描写琴音的美妙。他讲的“礼乐之情”是以“乐之为体，以心为主”的角度讲“平和之乐”对人心的作用。 唐代白居易对琴乐审美问题上有较多论述，他视恬淡、平和为琴乐与“正始音”的音乐审美情感特征，以“淡”“和”为其审美标准。 宋代朱长文在“琴史”中以政不和故人心不和，人心不和故音不和的角度强调“乐之和”在于“正——心——音”之音的关系是否和谐。从音乐与人心的关系认为只有能够协调民心，“顺气正声、为群情之影响”的音乐才是“和”乐的，才是美的音乐。哲学家朱熹在《紫阳琴铭》中对琴乐审美明确提出“养群中和之正性，禁尔忿欲之邪心”，体现了他对琴乐中和美的认识，即“中和”美的实现有赖于通过自我修养达到人心之正性。 明代徐上瀛的《溪山琴况》是中国美学思想史最为重要、最具代表性的论著之一。《溪山琴况》提出二十四况，其中“和”是最为重要的审美范畴。《溪山琴况》开首即写道“稽古至圣心通造化，德协神人，理一身之性情，以理天下，人之性情，于是制为琴。其所首重者，和也。”这表明了“和”作为琴乐审美范畴，在《琴况》中具有其他诸况不能替代的地位。“和”在《琴况》中具有多义的内涵，如“和”况以琴乐陶冶人之性情，琴乐的实施目的在于使人心“和”，这具有社会伦理学的意义。“和”在《琴况》中与音乐审美理想有关，强调“和”的存在并不只是于技艺，要获得“和”之美存在的真谛要“不以情性中和相遇”。“和”是《溪山琴况》的主要精神，是贯穿其中的主要线索。 清代王夫之以“和”作为乐的审美规范和准则。他首先强调“律为和”，重视“律为和”的作用， 纵观我国古代音乐美学思想史，“和”在不同时代、不同历史时期人们对其有不同的解释。“和”是我国传统音乐美学中的优秀传统，至今这种美学传统仍普遍存在于我国民间传统音乐之中。但“和”又是相对的，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的发展，今日的“和”已不是儒家仅用于“雅颂之乐”的中庸之和，而是与多种非“和”品质相互融合的优美、平和、细腻的美学品格。
摘要：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40年代，是中国近代音乐的形成和发展时期。在这个过程中，上海具有重要的地位。首先，由于“海派”的文化传统，上海成为中国新式音乐教育的试验场；其次，上海外国租界的音乐生活，为中国专业音乐人才的培育提供了良好的土壤；第三，大量市民阶层的存在，以及浓厚的商业氛围，现代化传媒的兴盛，使上海酝酿滋生了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 关键词：近代中国音乐；上海；地位 上海是近代最早开放的五个通商口岸之一，也是近代中国最大的城市。它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国近代新文化形成中的地位，得到了学术界普遍的关注。作为近代新文化一个方面的近代中国音乐的形成和发展，上海在其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与上海城市独特的文化背景、历史传统以及经济社会状况有密切的关系。因此，研究上海在近代中国音乐形成和发展中的地位，不但会使我们对近代中国音乐发展史有深入的理解，也通过一个侧面使我们对上海城市的个性有深切的体会①。 一、近代音乐传播先驱 上海，由于独特的历史因缘和独特的文化环境，成为近代西方文化向中国传播的桥头堡，也成为酝酿近代中国新文化的温床。近代中国新音乐的形成就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近代的音乐发展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近代西洋音乐的传播和普及；一是传统音乐的传承与改造②。其中，尤以西洋音乐的传播和普及为近代中国音乐形成的主要动力和内容。 近代西洋音乐的传播，大致通过以下途径：1、基督教堂所带来的西方宗教音乐；2、新式军队中输入的西洋军乐；3、海外留学生带回来的西洋音乐；4、近代学堂对西洋音乐的普及。这四种途径先后出现，而尤其以第四种因素对中国近代音乐的面貌影响最为深远。上海在近代中国夙得风气之先，在近代西洋音乐传播中亦是如此，其主要表现则在于它成为近代新式学堂普及西洋音乐之最早试验场。 上海自五口通商以来就成为海外基督教在华传教的大本营，因此基督教堂所带来的音乐对上海信徒的熏染尤为深远。但教会音乐对于中国近代音乐形成的贡献毕竟有限，新音乐的形成更依赖于新式音乐教育的发展。由于基督新教把教育作为在华传教的一个重要手段，因此大量精力和财力用于办学，而其所办学堂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传授西洋音乐。从目前的资料来看，传教士在华办学以上海为最早，而学堂中设置音乐教育科目也以上海为最早。例如1861年在上海创立的清心女中，在教学中已把音乐与语文、算术、圣经等科目相提并论。创办于1892年的上海中西女塾为展示平时教学成果，还举办音乐会。音乐会的规模不仅限于学生之间的互相交流，还半年一次对家长们，一年一次对普通市民公开演出①。 而上海人沈心工，是近代中国第一个从事新式音乐教育的中国人。他出生于商人家庭，1902年到日本留学，1903年回国后，在南洋公学附属小学任教，开设了中国最早的唱歌课。1904年出版了《学校唱歌集》，开创了“学堂乐歌”的形式。学堂乐歌是中国人最早用西洋音阶谱写的歌曲，成为近代音乐史的发端。上海的务本女塾、南洋中学等学校以及沪学会等团体都邀请沈心工指导唱歌。在沈心工《学校唱歌集》出版后，很多学堂开设了乐歌课，通过陆续出版的音乐教科书籍，初步的音乐知识得到了广泛的普及。在此背景下，1907年公布的《奏定章程》，规定音乐课为初级小学的必修课。因此，李叔同曾推崇沈心工为“吾国乐界开幕第一人”②。 另一位上海人曾志忞也为中国近代西洋音乐的传播做出巨大贡献。曾志忞是上海著名商人曾铸之子，1901年去日本留学。在日本他参加了沈心工发起的“音乐讲习会”。并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音乐教育论》，这是我国最早系统阐述近代音乐教育问题的论文。1907年归国他即与高砚耘、冯亚雄等人在上海创办“夏季音乐讲习会”。这是一个利用暑期传授西洋音乐的组织，其科目有乐典、和声学、风琴、洋琴、洋弦、喇叭、直笛、横笛、大鼓、小鼓等。1908年曾志忞遵照父命创办“上海贫儿院”，院中设音乐部，并成立贫儿院管弦乐队，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西式管弦乐队。虽然1912年音乐部就停办了，贫儿院也约于1921年左右结束③，但却成为中国人创办西式管弦乐队的最初尝试。可以说中国新式音乐教育是从上海发端，并逐渐普及到全国。 二、租界的音乐生活与近代中国音乐人才的培育 由于近代中国音乐形成的主要动力和内容是西洋音乐理念、技巧的输入和传播以及根据西洋音乐对中国传统音乐的改造，因此海外留学生成为中国近代音乐形成的最早先驱者。但是新音乐的普及和建立却依然要依靠在中国本土形成固定的消费、欣赏市场以及在此基础上不断涌现的本土音乐家。上海由于其在近代中国的独特的历史机缘和文化传统，最早形成了较广泛的近代音乐的消费市场并涌现了大量的音乐人才，为近代中国音乐的形成提供了良好的酝酿场所。而追根溯源，又与上海租界尤其是公共租界工部局乐队有密切关系。 租界的音乐生活与上海近代音乐消费市场的培育 根据《南京条约》的相关规定，1843年上海开埠成为通商口岸，当时在上海县城之外划定了一块外国商人的居留地，这成为上海租界的起源。后来，租界不断扩张，并成立了自己的市政机构，逐渐发展成了一块在中国领土上的“国中之国”，成为外国列强侵略中国的最好见证。但是，它也带来了一些副产品——为中国大众亲身领略西洋音乐的魅力提供了场所。租界里的外国商人为了丰富自己的业余生活，逐渐形成了一些文化娱乐组织。早在1850年英国人就成立了业余剧团，演出需要音乐伴奏，于是组织了乐队。1879年逐渐发展成上海公共乐队。1881年公共乐队由英租界市政管理机构工部局接手管理，并成立工部局音乐委员会。1907年，铜管乐队扩大为管弦乐队。1919年以后乐队聘请意大利著名音乐家梅百器担任指挥，并从欧洲招聘了很多著名音乐家，迎来了它的辉煌时期，并逐渐迎来了“东方第一”管弦乐队的美誉。1922年公共乐队改名上海工部局乐团。当时工部局每年给乐队28万两的高额预算拨款。每年从10月到翌年5月为演出季节，每周的星期天都举行定期音乐会①。起初乐队主要在市政厅的音乐厅内演出，主要局限于外国观众。但是据英国学者毕可思的研究，1928年以来，上海工部局乐队逐渐注重为中国居民服务。乐队指挥的“年报”中越来越多地注意到有中国观众的出席。并开始在中文报纸上刊登演出广告。“1928年，3／4的观众是中国人，据报道，1930年中国人的兴趣甚高。1931年乐队在室内演出时，20％的观众是中国人，此后这个比例稳定上升。”以至于到1933年，在上海工部局管弦乐与吹奏乐委员会上，有人指出中国纳税人希望工部局继续资助乐队，因为它在城市中有很高的文化价值。并且，1928年后开始有中国人被吸纳进入工部局的音乐委员会②。 1930年前，上海工部局乐队一直工部局行政大楼里面演奏室内音乐会。1929年，这幢大楼卖给了开发商，上海工部局乐队搬进了上海商业和公共空间——大光明电影院，后来又搬迁到兰心大戏院。“在市政厅，上海工部局乐队似乎仅仅是工部局的一个文化附属品，只为外侨社群服务。而在整个上海娱乐界，管弦乐队成了这个城市越来越重要的文化财富。”③同时乐队的演奏也从室内走向露天，在夏天，乐队会举行露天音乐会，在兆丰公园（现中山公园）、法国公园（现复兴公园）、外滩公园（现黄浦公园）等舞台上演奏④。1928年后，随着中国人可以进入公共租界的公共娱乐场所，中国观众观赏西洋音乐的机会无疑更多了。 通过以上叙述，可以看出，虽然租界的音乐生活开始只局限于外侨社群，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中国观众逐渐增多，可以说逐渐在中国人形成了一批西洋音乐的消费群。这个消费群的形成和扩大，无疑为中国音乐人才的成长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和氛围。 工部局乐队对国立音乐院的影响 对于中国近代音乐的发展来说，创建中国人自己的音乐学府，作为研究和培养人才的机构，无疑是重要的举措。中国第一所高级音乐研究和教育机构本来创建于北京。1916年秋，北京大学成立学生社团“北京大学音乐团”，同年冬，改名“北京大学音乐会”。1918年改名“北京大学乐理研究会”。1922年以“乐理研究会”为基础成立北京大学附属音乐传习所，成为中国第一个近代音乐专业教育机构。随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北京艺术专科学校等高校纷纷设立音乐系、科，似乎预示着北京将成为中国近代音乐教育的中心。但是北洋政府统治下的北京并不是中国新音乐成长的良好土壤。1927年7月教育部长刘哲认为“音乐有碍教化，也与社会人心无关”，命令关闭北京大学、女子师范大学、艺术专科学校中所有音乐系科，经过师生抗争，结果只有女子师范大学的音乐系被保留下来。而不久在南方的上海则成立了中国第一所音乐专科学校——国立音乐院。 国立音乐院的创办与萧友梅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他本来是北京音乐教育界的领导人，1927年6月南下上海。据谭抒真回忆，他辞去北京学校的音乐系工作，一方面他觉得教师水平低，又与自己的想法不合，另一方面因为上海人才多，还有外国音乐家，所以自己来上海了①。而许步曾更进一步认为国立音乐院之所以选址在上海，是由于上海工部局乐队的存在。 1927年11月27日，中国第一所音乐学校国立音乐院（1929年改为上海音乐专科学校）在上海成立。国立音乐院的成长与工部局乐队的影响有密切的关系。首先，除归国留学生之外，国立音乐院长期从上海工部局乐队招聘老师和研究指导。初建时，10名音乐教师中，外国教师即占了一半，其中大部分是工部局乐队成员。1929年，鲍里斯·扎哈罗夫成为钢琴系主任，而长期担任乐队指挥的富华则一直是小提琴系主任。此外还有大提琴家佘甫蹉夫、难民音乐家如佛莱思克尔、沃尔持·约雅敬等也在此任教。这些外籍教师对国立音乐院教学的贡献是巨大的。比如，扎哈罗夫直到1943年去世为止，一直在上海教钢琴。以至于有学者说，在中国的第一代钢琴家、音乐家中几乎没有一人未曾跟他学过钢琴。 其次，乐队和音乐院虽然没有组织上的联系，但是两者有很密切的合作。乐队给音乐院的学生提供优惠票，和中国爱乐社合作演出音乐会，并且开始逐渐演奏中国音乐家的作品，吸收中国演奏员。1929年，乐队首次与中国独奏音乐家马思聪举行音乐会。1930年首次演奏中国人创作的交响乐作品——黄自的单乐章序曲《怀旧》。1931年上海音专的教师黄自当选为工部局音乐会员会委员。1927年工部局乐队让中国音乐家谭抒真代替休假的队员参加演出。1935年5位中国人首次作为实习生参加工部局乐队的演出。此后，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学生在上海工部局乐队表演越来越频繁② 。在这期间（1934-1942），中国人继续进入乐队。1938年，谭抒真、黄贻钧、陈又新和徐威麟等4人正式成为上海工部局乐队的成员。到1941年乐队中华人达到5人③。中国独（唱）奏音乐家的演出也频繁起来，如钢琴家沈雅琴、李惟宁、吴乐懿,小提琴家王人艺,歌唱家黄友葵、胡然、赵梅伯、斯义桂等相继在1930年代与工部局乐队合作演出④。应尚能在1937年就指出：“对于上海年轻一代有抱负的音乐家来说，能与该乐队演奏或歌唱乃是他们最大的成功。”⑤正如他所说的，演出并不一定总是能带来经济效益，但它们提供了聆听、观摩和演奏的机会，这是中国其它地方所不能提供的。工部局乐队不但具有历史的功绩，就机构而言，它也是今天上海交响乐团的前身。 音乐大师的聚集与中国音乐人才的培育。 上海由于其独特的历史机缘，成为近代中国国际音乐大师聚集之地，这为中国近代音乐人才的培育提供了难得的良机。首先，工部局乐队给中国带来了像柏克、梅百器、富华这样的音乐大师，如果没有乐队他们根本不会居住在这个国家。此外，上海的国际地位使它成为难民的避难所。俄国十月革命后，大量俄国音乐家流亡上海。二战爆发后，众多犹太音乐家流亡上海。他们或者担任管弦乐队成员，或者成为私人音乐教师，或者成为国立音乐院的教员，或三者兼而有之。例如，1924年之后俄侨设立的私人音乐学校就有18所之多⑥。这为中国学生提供了从学这些大师的机会，虽然很多人并没有成为国立音乐院的教师，但是普遍存在的家教，则提供了可能。比如，从1943年直到l946年逝世，梅百器亲自教博聪，富华指导后来出任音乐院院长的戴粹伦，沃尔特·约雅敬教授司徒志文，佛莱思克尔教授丁善德、桑桐、瞿希贤等。 上海良好的音乐氛围和高水平乐队的存在，也吸引了大量著名音乐家在全球巡回演出中把上海作为一站。从20年代到30年代，世界著名音乐家相继访问上海，如小提琴家F·克莱斯勒、约瑟夫·西盖蒂、雅沙·海菲茨和丁·蒂博，钢琴家阿图尔·鲁宾斯坦、B·莫伊耶维奇等①。国际音乐家到上海的演出，无疑开拓了中国音乐家的视野。比如据记载，黎锦晖在上海听交响音乐如同“上课”一样，事前必将登载在《申报》上工部局乐队的当天音乐会节目说明认真读过，然后前往。自1920至1929年他每礼拜五去听，风雨无阻，8年无间断。对于当时来华的歌舞剧团的演出，如：米兰来的歌剧班演出的正歌剧和轻歌剧，“向·旦尼斯（Danis-Shawn）舞蹈团”演出的大型舞剧和各式舞蹈，上海俄侨演出的歌舞剧，以及从欧美、日本来华的邓肯舞蹈团、宝冢歌舞团等的演出，他更是千方百计找机会观摩，既使观摩券“每券售大洋十元，不易筹措”，也在所不惜②。 大量音乐大师聚集上海，为中国音乐家提供了亲身从教的机会，而著名音乐家的巡回演出则为中国音乐家提供观摩的可能，这些对于中国音乐家的迅速成长和提高技艺无疑是难得的良机，非当时中国其他城市所能企及。 三、都市消费生活与通俗音乐的滋生 流行音乐的先祖是发源于美国的爵士乐和摇滚乐。20世纪流行音乐在全球迅猛发展，到今日已成为全球音乐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的近代音乐也不尽是西方高雅音乐在中国的传播和生根的过程，还包括中国近代通俗音乐的产生。在这个过程中，上海不仅是近代中国高雅音乐的摇篮，更是近代通俗音乐的发祥地。音乐史研究者虽然对流行音乐的研究还不多，分期也并不完全一致，但是普遍承认上世纪80年代的流行歌曲与20年代至40年代的流行歌曲有密切的联系。当时黎锦晖以“时代曲”之名创作于20年代末上海的《毛毛雨》、《特别快车》等一批迎合市民口味的歌曲，标志了20世纪中国流行音乐的产生。在该阶段产生了以黎锦晖及其“明月歌舞团”为代表的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作曲家和歌星。因此，研究者称这个流行音乐的第一阶段为“黎锦晖时代”③。而所谓“黎锦晖时代”其实亦可以称为“上海时代”，因为黎锦晖的整个活动主要是在上海，流行音乐的繁荣与上海的城市特点有密切关系，只有上海才能孕育第一个流行音乐的繁荣。 那么为什么会是上海孕育出近代的中国流行音乐呢？这要从上海这座城市的独特历史和文化个性寻找原因。有学者指出，20世纪流行音乐的迅猛发展是20世纪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现代科技的发展、商业炒作和现代人的心理需求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④。这些正好在上海有很好的土壤。 首先,由于上海特殊的历史机缘和文化传统，使它在选择及接受外来文化上有非常积极和开放的态度，这种文化传统被称为“海派文化”。“海派文化”具有开放、灵活、多样、宽容等特点⑤，这为上海接受、容纳通俗音乐这种新形式提供了文化心理上的基础。此外，都会的经济繁荣，促进了都市大众文化生活的兴盛，也为流行音乐提供和扩大了流行空间。当时的上海无疑是中国近代娱乐业最为兴盛的城市，繁多的饭店、酒吧、咖啡馆、夜总会等服务业及娱乐场所,为流行音乐的发展提供了生存空间。 其次,商业炒作和现代传媒的出现大大加速了流行音乐的传播速度。上海是一座商业城市，任何文化形式都避免不了商业的熏染。同时，上海又是当时中国最现代化的城市，很多现代化的娱乐消费形式只有上海才最为普及，比如电影、唱片、电台等。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既是全国的唱片业中心，也是无线电广播的中心，又是电影业中心。这三者的交互作用，使通俗音乐广为传播。 唱片和留声机于20世纪初叶传入上海，至30年代，上海逐渐发展为中国唱片业的中心，拥有国内数量最多和实力最强的唱片企业，生产大量内容丰富的唱片。唱片开始还只是印制中国传统戏曲为主。但到了30年代，新兴的流行歌曲被市民阶层所喜爱，很快成为唱片录制的重要内容。1928年，黎锦晖创作、黎明晖演唱的《毛毛雨》由百代公司录制成唱片，在社会上迅速传播。一些著名的歌星由此诞生。一些实力雄厚的大企业争相为明星灌录唱片，从此录制流行歌曲唱片成为各公司的重头戏。比如，百代公司曾推出“明星锦集”，为红极一时的电影女明星们录制流行歌曲唱片，有胡蝶、陈玉梅、黎明晖、王人美、李丽莲、夏佩珍、胡珊、谈瑛、陈燕燕、黎莉莉、严月娴等。为了争取歌星们录音，各公司专为她们“量身定做”歌曲，并不惜给予优厚的报酬，如百代公司曾给予周璇6%的版税。有些年纪尚轻的女歌星一个月的收入可达20至30元，令世人羡慕。三四十年代，各公司录制了大量的流行歌曲唱片。根据中国唱片厂1964年登记的旧唱片模板目录统计，在百代、丽歌、和声、高亭、胜利等公司灌制的流行歌曲唱片中，以周璇演唱的最多，为150余张，白虹有125张，姚莉有117张，龚秋霞有67张，王人美有62张，另有白光、李丽华、李丽莲、李香兰、欧阳飞莺、吴莺音、张露、黎莉莉、严华、梅熹等录制的唱片①。 唱片业之外，广播事业也扩大了通俗音乐的传播渠道，为其开拓了一个全新的市场。广播电台的兴盛使收音机在中产阶级市民中逐渐普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从收音机里欣赏通俗音乐。 上世纪30年代，上海电影业、特别是有声电影的发展更促进了流行音乐的繁荣。1931年中国第一部国产有声影片《歌女红牡丹》在上海首映，国产故事片在30年代的兴盛由此拉开序幕。电影需要配乐、插曲，这为流行音乐提供了新的创作和表演的市场。而电影的魅力更使穿插于其中的主题曲、插曲不胫而走、深入人心。本来流行歌曲主要以歌舞厅、酒吧、夜总会等为表演空间，有声电影则为歌星拓展了新的发展空间。一些原本以演唱流行歌曲、进行歌舞表演为主的歌舞团、歌唱社成员进入了电影界。如一直在黎锦晖的中华歌舞团和明月歌舞社从事表演的王人美和黎莉莉，就成为30年代联华影业公司“四大名旦”中的两位；周璇在进入电影界以前，先后辗转于明月歌舞社、新月歌剧社、新华歌剧社，早已是红极一时的名歌星。其他如白虹、白光、龚秋霞等，也都是在当红歌星的位置上走进银幕。歌星们从影后，继续维持歌唱生涯，而且往往演唱所主演影片的插曲，歌曲借电影而传播，电影亦因歌曲的流行而更加火爆。这种情况使一些原本并非歌星出身的电影明星也纷纷地开始灌录唱片，如胡蝶、陈燕燕、陈玉梅、李丽莲、夏佩珍、胡珊、谈瑛、严月娴等②。无论是电影明星出唱片，还是歌星拍电影，结果往往是其拍摄的影片与灌录的唱片同样受到崇拜者的热爱。电影这种新兴娱乐工具对通俗音乐的推动作用是巨大的。正如汪毓和所说，“从20年代末开始，中国城市歌舞音乐与中国电影音乐，特别是电影歌曲的发展合为一体，成为中国娱乐性通俗音乐的主体”③。足见当时电影对于通俗音乐的促进作用。 总之，由于上海浓厚的商业氛围，具备较完善的市场运作机制，并受到唱片公司、无线电台、有声电影等新型娱乐媒体的强力支撑，流行歌曲发展的势头极为迅猛，形成了近代中国通俗音乐的第一个浪潮。 其三，市民阶层的庞大为通俗音乐的流行提供了土壤。流行音乐具有创作题材贴近现实生活、富于情趣化，格式简炼完整、演唱方式不拘一格，突出“自我感受”、演出方式强调群众性、强化交流等特点①，这些都符合现代都市市民阶层的审美需求。类似《毛毛雨》等“家庭爱情歌曲”大都表现男女情爱，歌词内容、旋律、风格深受市民阶层的喜爱。上海是当时中国最大的都市，有庞大的市民群体，这为以迎合现代都市生活口味的通俗音乐的流行提供了良好的土壤。 其四，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很多进步的或严肃的音乐家，在流行音乐的创作上，也采取了较为积极态度。除了当时有黎锦晖、黎锦光、姚敏、严华等极负盛名的流行乐坛作曲家外，还有任光谱写的《渔光曲》、《燕燕歌》，刘雪庵谱写的《早行乐》、《何日君再来》，贺绿汀谱写的《天涯歌女》、《四季歌》、《秋水伊人》等都是30年代上海曾传颂一时的经典性的流行音乐作品②。 四、结语 近代上海因为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独特的历史机缘，由原来的一个小县城发展成中国最大的都市，也成为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之一。上海在中国近代文化形成中的地位重要，它不但成为西方文化向中国传播的窗口，也成为中国近代新文化酝酿形成的重镇。本文所述上海在近代中国音乐文化形成中的作用，只是上海对中国近代文化贡献的一个侧面。 概括地说，上海由于其滨江带海的地理位置和华洋杂处的社会形态，形成了敢为天下先的文化传统，因此成为中国输入西洋音乐的最初舞台，并成为新式音乐教育的试验场；而由于外国租界的存在，尤其是工部局乐队的存在，为中国人直接体验和学习西洋音乐提供了宝贵的机会；大量市民阶层的存在，以及浓厚的商业氛围，现代化传媒的兴盛也酝酿滋生了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 当然，随着抗日战争的开始，中国的音乐出现了新的内容，作为孤岛的上海虽然仍然保持了一段繁荣，但是由于脱离了民族的主战场，其音乐中心地位有所下降。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上海在音乐方面的影响又有所转折。这将成为另文考察的内容。
美学语境下的乡土音乐审美价值探微2008-05-08 21:56 [摘要]乡土音乐，这一深厚的民系或族群音乐文化资源，将其置于审美的视野中，从乡土音乐的美学特征，审美价值等方面进行探索，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 [关键词] 乡土音乐 美学特征 审美价 乡土音乐，就是某一地方或区域内的民系、族群所创造的音乐。与他音乐比较，具有鲜明的地域性，从内容到形式都打上了民系或族群的审美文化的烙印。 可以说乡土音乐记载了这一方水土民众的喜怒哀乐，它表达了生息于斯的人们的理想和情思，它体现了一个民系或族群的精神，构成了不同于他音乐的独具个性的一面。它从来都被各民系或族群视为自身最宝贵的文化财富，因而乡土音乐是我们与各民族音乐文化对等交流的出发点。它在乡土音乐美学特征及乡土音乐传承两个层面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一、乡土音乐的美学特征 乡土音乐是民间自发生成、创造的音乐，它与地域内的民众生活密切相关。从音乐作品的审美倾向和音乐作品的目的可以看出，其音乐形式自由活泼、内容不拘一格，充分体现了“自娱自乐”的特点。我们认为，乡土音乐是一种“自娱自乐型”的音乐，它立足于民系或族群的具体的社会生活背景，一般以简洁的旋律、率真的情感和活泼的形式创造出来的以娱乐民众自我的音乐形态出现。它的美学特征主要体现在如下几方面： 1．传承性。任何一个民系或族群的音乐都是一种历史的积累。其中体现着该民系或族群的特性，而这种特性是通过长期的文化浸润创造反映出来的。一般而言，一个民系或族群的音乐大都经过从初创、到发展，逐渐形成自己的特质，最终基本形成有自己特色的音乐形态。这其中存在着一个继承、发展、创新的问题。 一个民系或族群的音乐是这个民众共同智慧的结晶，是一代一代人传承下来的。无论是发展也好，创新也好，都不能丢掉历史，舍弃传统，而是要在学习、吸收、掌握传统精髓的前提下发展和创新。否则，音乐可能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最终成为不伦不类的东西。就音乐的本体而言，民系或族群音乐的初创往往体现着一个民系、族群最本质的特性，譬如它反映了一个民系或族群最原始的人文图腾、宗教信仰等，而这恰恰是一个民系或族群生成的根源或音乐产生的渊源，如果抛弃了这个根。就不能成为这个民系或族群的音乐了。如富川县瑶族音乐，一直由古代传承至今。她那多姿多彩的音乐中留存着瑶族起源，迁徒历程，图腾崇拜等民族文化信息，形成了令人神往的“边缘文化”。这种言传身教的传承不仅延续了瑶族的历史文化，同时也延续了瑶族神秘而瑰丽的音乐。 2．通俗化。作为自娱自乐的乡土音乐，它的形式往往通俗易懂。朴实的风格，率真的情感。平实的主题。简洁易唱的曲谱，浑然天成、没有留下任何修饰打造的痕迹。而是非常贴近民众的生活与审美水平。创造者运用自己的母语、民众喜闻的曲调、熟悉的生活素材等元素。不经意地创造出适合民众传唱娱乐的音乐作品。如贺州客家的民谣《摘得茶来秧又黄》：“三月一过日子长，田里农事乱忙忙：莳(插)得田来茶又黄，摘得茶来秧有黄”。它运用客家方言与平实的手法写农事，一二四句押韵造成了语言的音乐美，体现出一种特有的匀称之美和流变之美。客家“四句板”山歌体的曲调客家人又非常熟悉，整个民谣通俗易唱。正因其通俗性，所以在客家地区广为流传这种歌体。 2．程序化。乡土音乐中喜闻乐见的形式往往秉承着一定地域的民系或族群的音乐文化传统，承传了历史积淀的便于民众接受的程序化的审美形式，许多山歌、民谣、婚嫁歌、庙会歌、哭丧歌就如此。它用同一曲调复沓反复的方式建构不同内容的乐段，并保持旋律一致．从而形成一种回环反复之美。如广西富川县的“梧州歌”。它全部用“梧州话”歌唱，有明快活泼、极富流动感的“蝴蝶歌”，循环反复、上下呼应的“嘞嘞嘿”，演唱速度较慢、旋律柔和抒情的“留西拉咧”，迂回曲折、抒情优美的“咿呀咧”，以及通俗、简洁的哭嫁歌、讲歌等种类构成。它的歌词结构多为七言，联结四句成为一节。每节押一韵，共20个韵，一首完整的梧州歌应有二十节构成，每节都用同一曲调，形成回环之美，加之它节拍柔丽，抑扬顿挫，袅娜悠远，因此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 3．共享性。乡土音乐有着自己的特质与地域性。就会在一定区域内流行开来。但因为音乐是最富于情感性的，而情感是人类沟通的最有效、最简洁的方式。因此音乐一旦创作出来。不一定局限在本民系或族群，它也可以超越地域或民族的界限，成为他民族的精神食粮。如客家的《月光光》、《落水天》等优秀歌谣许多非客家人也在传唱。因此，任何乡土音乐资源，一经产生既是民系的，更是民族的、也是人类的共同资源。当然对于优秀的音乐资源，任何人、任何组织也无法实现对它的独占。特别是在互联网时代，信息的传播速度十分惊人，这就使音乐资源的共享水平进一步提高。 4．持久性。一种音乐资源，只要人们认为它对民众有用，便可以永久地使用，它不会因为使用它的对象多少，使用的频率高低而枯竭、而灭绝。相反，一种音乐资源使用的人越多、频率越高，不但不会导致它的量的减少，而且还可能促使这种音乐资源量上的增长。甚至产生新的文化特质。因为学习、普及、使用的过程就是一个创造的过程。作为优秀的音乐资源，一代人使用之后，后代人仍然可以重复使用，可以世世代代为民众造福。使用的人愈多，愈能显示其价值和生命力．对于人类优秀的音乐资源来说，除非人类遭受重大浩劫，否则，它就永远不会灭绝、消失。如平地瑶族“蝴蝶歌”、客家的山歌、竹板歌、鸡歌等虽然历经沧桑，今天仍散发着迷人的艺术魅力。 5．效能性。乡土音乐资源可以最大限度地实现其效能。而且使用的人愈多，范围愈广。其效能就越大。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乡土社会，民众的精神生活除了每天晚上面对着电视节目以外，他们极少有别的娱乐方式，当然更不可能去阅读、品玩艺术作品。而乡土音乐不受时空的限制，在山野田间都可以吟唱，给他们的情感以极大的宣泄。因此它对民众的精神生活、道德生活和审美生活等的滋养可谓是“润物细无声”。如客家音乐中许多带有教化倾向的爱情、爱国、爱家等歌谣。对匡正民众的道德、养成民众良好的品行具有潜移默化的作用。 6．递增性。作为精神现象的乡土音乐资源不但不会越用越少，反而会越用越多，逐渐递增。我们认为，使用音乐的过程，必然就是创造音乐的过程。音乐是民众智慧的结晶。在人类的历史演进中，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智慧．而且，后代人总是拥有比前代人更多的智慧。因为人是在学习、吸收前代人智慧的基础上丰富前代人的智慧、并创造新的智慧。音乐资源就是经过人们一代一代人的努力，随着历史的演进而不断生长、不断递进的。只要民众的思维和创造活动不停止，乡土音乐就会不断地被丰富、发展、创新，并不断产生新的特质。平地瑶的“梧州歌”在原有音乐的基础上创造了内容多样的音乐样式，如感恩的、爱情的、教化的等等，这不仅丰富、发展了梧州歌，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民众对音乐的需求，丰富了民众的精神生活。 二、乡土音乐审美价值的形成 审美心理学告诉我们，人的审美需要是在人的生存需要、享受需要与发展需要基础上派生的一种特殊的精神需要。凡属于人对生命的自由活动的追求、对快乐的追求，都是人具有审美需要的表现。由于人的本质更多地表现在人的社会性和精神性上，审美需要与精神享受的需要和发展的需要这两个层面联系得更加紧密，它可以理解为是人特有的一种精神享受的需要，它表现为人对感官、情感、心理、精神的愉快的追求。因此，审美价值也有三个基本的层次：与生理层次的审美需要相对应的审美价值，一般由对象的感性形式直接产生：与心理层次的审美需要相对应的审美价值，一般由对象的形象产生：与精神意识层次的审美需要对应的审美价值，由对象的内在蕴涵产生。乡土音乐的审美价值同样具备了这三个不同层次的审美需求，其中对人们心灵和精神需要的满足是使乡土音乐得以产生及存在的深层根源，也是乡土音乐审美价值生成的深层根源。原始的乡土音乐起源向审美活动的历史转变过程可以证明这一点。在人们还无法对自然现象进行解释更无法控制时，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人们采用的是“精神胜利法”。比如，广西富川的“梧州歌”有部分就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每年秋季村民都举行一次隆重的祭神祈福仪式。诸神都被请到村寨的庙宇供奉，在整个活动中，歌手们不停地唱着颂扬主神刘仙娘的“梧州歌”，祈求神灵保佑村民能风调雨顺、平平安安的过日子。这些精神性的活动与物质活动的密切联系表现在它们的共同的功利目的上，但却有着独立的精神活动的形式。当人们把物质活动的成功与自己的精神活动相联系的时候，他们会认为是精神活动起了作用，因而对这种活动形式产生极大的信任与满足感。久而久之，人们只要看到这种活动的样式就能感到愉快。为了让自己获得这种愉快，就会在并非是实际的生产活动如祭神时也吟唱。这时的活动就是审美活动而不是祭神活动了，因为人们是出于审美需要去进行这种精神活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