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杂志简况 《读者》杂志创刊于1981年3月，是甘肃人民出版社主办的一份综合类文摘杂志，在广大读者和各级政府、管理部门及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帮助下，迄今已走过了二十多年的风雨历程。从创刊时月发行量3万册，到2005年4月份月发行量已达910万册，居中国第一，世界综合类期刊第四位，在海内外亿万读者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具有很高知名度和美誉度，被誉为“中国人的心灵读本”、“中国期刊第一品牌”。这种高速增长、经久不衰的“《读者》现象”也越来越受到社会和各界人士的极大关注。 《读者》在海外华文期刊市场中也占有很大份额，行销世界9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美国、日本、澳大利亚、 新加坡、香港等国家和地区拥有众多读者，可以说，有华人的地方就有《读者》，具有广泛的影响力。2003年起在美国、加拿大同步印制。 《读者》杂志多年以来，始终以弘扬人类优秀文化为己任，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坚持“博采中外、荟萃精华、启迪思想、开阔眼界”的办刊宗旨，遵循“选择《读者》，就是选择了优秀的文化”这一办刊理念，发掘人性中的真善美，体现人文关怀。在刊物内容及形式方面与时俱进，追求高品位、高质量，力求精品，并以其形式和内容的丰富性及多样性，赢得了各个年龄段和不同阶层读者的喜爱。 《读者》杂志社与中国邮政及发行商紧密合作，通过遍布全国的发行网络发行。 1995年《读者》月发行量突破400万册。2001年以来，读者杂志社积极调整办刊思路，适时整合刊物内容，在市场营销和品牌经营方面加大力度，不断创新，策划推出了一系列大的改革举措。在国内期刊种数快速增长，但期刊总印数并未同步增长，许多大众刊物发行量下滑，市场竞争激烈的情况下， 《读者》杂志一枝独秀，发行量持续攀升。2002年10月月发行量突破600万册大关，创历史新高。2003年10月突破800万册大关，11月达到创纪录的806万册，同比增长近200万册，创造了中国期刊发展史上的奇迹。《读者》杂志近年的广告经营额也稳步上升，2002年广告经营额达2800余万元。与此同时，《读者》杂志年利税也达到3000余万元，增长9％，创造了突出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读者》已经成为甘肃乃至全国的一个著名品牌。据目前数据统计，《读者》杂志2000——2003年已连续六年稳居全国期刊月发行量首位。 《读者》杂志的成功得到了政府、社会各界及广大读者的认可和赞誉。1998年至2001年连续获国家新闻出版总署颁发的第一、第二届百种全国重点社科期刊奖，2000年获首届国家期刊奖(中国期刊业最高奖)，2001年被国家新闻出版总署认定为“双高” (高知名度、高学术水平)期刊。2002年底，再获第二届国家期刊奖。 20多年来，读者走向了成熟， 《读者》走向了成熟，读者、作者和编者正齐心协力打造中国期刊第一品牌，编写着一本中国人自己的心灵读本。 《读者》的高速成长同样也得到了众多跨国及国内知名企业的认同，十多年来，《读者》已经富有成效的为杜邦、摩托罗拉、索尼、宝洁、中国联通、平安保险、步步高、红河等诸多国内外客户提供了广告服务，其成绩得到了一致首肯。 《读者》的发展离不开他们的支持与信赖。 新世纪里， 《读者》正在向打造期刊产业集团的目标坚实迈进，面临着难得的发展机遇和广阔的发展空间，信心无限、商机无限。《读者》愿与各界携手合作，共同分享成长的喜悦!
有很多，以下列出五种：1、《快乐大本营》：湖南卫视推出的嘉宾访谈游戏秀节目，由何炅、谢娜、李维嘉、吴昕、杜海涛五人担任主持。节目以游戏为主，辅以歌舞及各种形式节目。每期节目为艺人设计个人专属主题；2、《百家讲坛》:《百家讲坛》是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2001年7月9日开播的讲座式栏目，栏目宗旨为建构时代常识，享受智慧人生；3、《动物世界》：栏目从1981年12月31日开播。主旨在于向电视观众介绍大自然中的种种动植物，使观众足不出户就可以了解和认识地球上生存的各种生命；4、《人与自然》：是中国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的科教自然类节目，1994年5月11日开播。其宗旨为讴歌生命，关注环境。主要介绍动物、植物、自然知识以及探索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影响及作用；5、《大风车》：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推出的益智娱乐杂志类栏目。节目采用了杂志型的编排手法，融知识性、教育性、娱乐性为一体。
推动原创作品创作，呈现真情世界，传达心灵体验，
《自然杂志》的办刊宗旨是：介绍自然科学领域各学科和工程技术方面的最新成就和发展 , 传播自然科学知识，支持有创见的新思想与新学说，开展学术交流与争鸣，以帮助读者拓宽知识面，提高科学素养。根据本刊顾问钱伟长院士的建议 , 把刊物办成“沟通不同学科、不同专业的桥梁”，要求来稿既要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又要有较强的可读性，做到深入浅出，尽量避免非必要的专业术语，少用数学式和化学结构式，以便使其他专业的读者也能理解，并引起他们的兴趣。
在《图书馆杂志》三十年来的编辑出版历程中，坚持站在学科发展的前沿，坚持理论联系实践的办刊宗旨，形成了前瞻探索与现实研究并重，理论学术与实践操作共举的特色。比较注重图书馆实际工作者的需求，为实践范畴的讨论、交流提供了较多的篇幅。因而在图书馆专业界受到普遍欢迎 ，邮发量始终位居国内同类刊物的首位。
中华医学杂志作为中国卫生部中华医学会的会刊、中华医学会主办的一本医学综合性学术期刊，创刊90年来始终坚持以服务广大会员和医药卫生科技人员、促进国内外医学学术交流和医学事业发展为宗旨，全面反映中国医学最新的科研成果，紧密跟踪世界医学科技进步的潮流，理论与实践结合，提高与普及并重，积极推广医药卫生领域的新技术、新成果，及时交流防病治病的新经验，大力普及医学科技新知识，为提高中国广大医药卫生人员的思想和职业道德修养、医学科学理论和业务技术水平，推动中国医学科技进步和知识创新，以及繁荣中国医学科技出版事业，发挥了重要作用 。
共产党早期刊物。 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报刊的宣传教育作用，早在 1920 年 11 月，就由中 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创办了《共产党》月刊。该刊译载了列宁的一些重要著 作，介绍过十月革命和欧美各国共产党的概况以及俄国的建党经验。《共产 党》月刊还发表文章与无政府主义思想展开论争。月刊的出版，为中国共产 党的正式成立作了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准备。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1922 年 9 月在上海创办了《向导》周报。这是中国 共产党的第一个中央机关刊物。它到 1927 年 7 月停刊，经历了党的创建和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历程。它着重地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民主革命 的理论和纲领，多次刊登中国共产党对时局的宣言和政治主张，大量报道了 工农运动的消息，对推动和维护第一次国共合作、发展革命形势作出了贡 献。 1923 年 7 月，中国共产党又在广州创办另一个中央机关刊物《前锋》月 刊。该刊在“发刊词”中说：“我们认定国民运动是中国国家生命之救星。” 因此，“在此运动中，不敢说是领袖，更不敢说是先觉，只愿当前锋，只愿 打头阵”。《前锋》月刊创办于中共三大之后，因此它着重宣传了中共三大 以后的方针、政策，介绍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和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情况。由 于《前锋》至 1924 年 2 月停刊，因此不如《向导》影响大。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第一个机关刊物为《先驱》半月刊。它于 1922年 1 月在北京创刊。该刊在“发刊词”中说：“本刊的任务是努力唤醒国民 的自觉。”“努力研究中国的客观的实际情形，而求得一最合宜的实际的解 决中国问题的方案。”该刊发表了大量宣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介绍苏 联、国际共运情况的文章。《先驱》多次出版专号，刊登青年团的有关文件 和讨论团的建设问题。《先驱》在教育青年走向革命和推动青年运动方面起 了重要作用。在《先驱》停刊两个月之后，1923 年 10 月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又在上海创办机关刊物《中国青年》，由中国青年运动的领袖恽代英主编。该刊出 版过许多专号，介绍俄国革命，帮助青年学习马克思主义，宣传中共关于青 年运动的理论与方针。《中国青年》后曾迁广州、汉口出版，至 1927 年 10 月停刊。 提高工人政治觉悟，组织工人运动，促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 结合，是建设中国共产党的基础。上海、广州、北京的共产主义小组，分别 创刊《劳动界》（1920 年 8 月）、《劳动者》（1920 年 10 月）、《劳动音》（1920 年 11 月）。这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指导工人运动的刊物。它们以通 俗的语言，向工人群众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使广大工人群众认识自 己的处境，明确本阶级的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为了更有效地指导工人运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于 1921 年 8 月在上海创办机关刊物《劳动周刊》。次年，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迁往北京，又将北方地方党主办的《工人周刊》转为自己的机关刊物。 这两个刊物的出版发行，都是处在中国工人运动逐步走向高涨时期，它们以 大量史实揭露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剥削压迫，不断报道各地工人罢工的消 息，激发了广大工人群众的革命热情。1924 年 10 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 在上海又创办《中国工人》月刊。这是中共指导工人运动的重要刊物，半年 后又成为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机关刊物。该刊报道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国内外工人的生活和斗争状况。邓中夏、赵世炎、刘少奇等，都在该刊上发 表文章，论证工人阶级在革命斗争中的领导作用和强大力量，从而批判了党 内忽视工人阶级力量的倾向。上述刊物，是研究中国早期工运的重要史料。反映其他社会政治与文化思想的刊物。 中国近现代史上有一份发行时间最长、影响也最大的刊物，即《东方杂志》。它于 1904 年 3 月在上海创刊，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至 1948 年它已出版 44 卷。之后，移台湾继续出版。《东方杂志》是一份大型的综合性刊物。 它的内容，可以说无所不包，既有政治新闻，也有军事、外交、教育、财政、 实业、交通、商务、宗教方面的内容介绍，以及翻译小说或图画等。《东方 杂志》早期倾向保守，以其主编杜亚泉为代表，在东西方文化派关于新旧思 潮的论争中，支持旧派主张。《东方杂志》由于内容丰富，反映了中国近现 代史各个历史时期的重大事件和重大问题，因此它是一个丰富的史料宝库。 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期发展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运动，反映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潮流。但是它受到了各种社会政治和文化思潮的抵制或反抗。 北京大学三大学生社团之一的“国故杂志社”，于 1919 年 3 月创办《国 故》月刊。该刊宣布它的宗旨是“昌明中国固有之学术”，实际上是宣扬封 建文化，反对新文化；崇尚古文，反对白话文，与《新青年》杂志抗衡，与《新潮》杂志论争。 1922 年 1 月在南京东南大学由吴宓、胡先骕、梅光迪等人编辑出版了《学 衡》杂志。它也以“讲究学术、阐明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为宗旨， 在整理国学和研究中西方古代文化方面作出了贡献。但是他们盲目崇古，主 张恢复旧传统。在其刊行的十余年间，没有中断对新文化运动的攻击，发表 许多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研究系张东荪、梁启超等人，于 1919 年 9 月，在上海创办《解放与改 造》半月刊（后更名为《改造》半月刊）。这个刊物刊登了许多讨论社会主 义的文章和译文，实际上是在社会主义被人们普遍关注的情况下，从另一个 角度曲解社会主义，阻止社会主义运动在中国兴起。《解放与改造》杂志挑 起了关于社会主义的争论。
1、《中国日报》 它是兴中会创办的第一份机关报,也是中国最早宣传资产阶级革命的报纸 1900年1月5日在香港创刊,由陈少白担任社长兼总编辑 早期宣传内容集中在：（1）揭露和声讨请政府的腐败无能和卖国罪行,宣传反清反封建；（2）宣传资产阶级的民权思想,介绍英国、法车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赞美民主共和,号召人民起来争取民主自由；（3）报道革命党人和留日学会的革命活动,宣传声援义和团反帝反侵略的行动；（4）宣传反帝救亡,谴责八国联军侵华的罪行和沙俄侵华的野心,号召人民起来救国；（5）批判资产阶级保皇派 《中国日报》仿日本报纸采用短行排印,这对传统的竖行长行版来说是一项业务革新 《中国日报》不仅是革命党人的舆论宣传阵地,也是他们的重要活动据点,这种既是舆论机关又是联络机关的组织形式是资产阶级报,其最大特点是把办报和武装起义等紧密结合在一志 2、《开智录》 中国留日学生创办的第一个具有革命倾向的刊物,留日学生团体开智会的机关刊物1900年11月 日在横滨创刊出版由郑贯公、冯自由、冯斯栾创办,郑贯公主编 《开智录》以“开通民智”为宗旨,印刷、发行要依附《清主报》,内容和《清主报》相似 3、《译书汇编》 由我国第一个留日学生团体“励志会”的成员创办的刊物1900年12月在东京创刊 该刊“专以编译区美法政名著可宗旨”,宣传资产阶级思想 4、《民报》 中国同盟会的机关报1905年11月26日创刊于东京,由宋教仁、田桐等主办,程家柽任总编辑 该刊为大型时事政论月刊,宣传“三民主主”的政治纲领是其办刊宗旨其宣传内容主要有：（1）宣传以排满为中心的民族主义；（2）宣传以建立共和政体为中心的民权主义；（3）宣传以土地国有、平均地权为中心的民主主义此外,它还大力介绍世界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介绍西方的新文化和新思潮 5、《清议报》 保皇派报刊中最有影响的两份报刊戊戌政变后康、梁在海外创办的第一份报刊,后来成为保皇会的第一个机关报 1898年12月23日在日本横滨创刊,梁启超主编 该报以时事评论为主,其办报宗旨是“主持清议、开发民智”该报于1901年12月21日因火灾而停刊 6、《新民丛报》 它是一份保皇派报刊,是仿效西方大型综合性杂志创办的一份半月刊1902年2月8日在日本横滨创刊由梁启超主编 该报内容丰富（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编辑严谨,印刷精美其宗旨在于“开民智”、“造新民”,政治倾向总体上是保皇立宪 该报虽未站在时代前列,但该报对西方政治学说,科技文明的介绍和提高民族素质的倡导,客观上起到了一定作用其“新民文体”也同靡报界和文坛 7、《时报》 戍戌政变后改良派在国内创办的第一份报纸,也是改良派在国内重点创建的舆论阵地1904年6月12日在上海创刊,狄平子、罗普分任经理与主笔 该报从创刊始,就以执中公允的姿态出现,既批评顽固派,又批评革命派因此,在政治上并没有造成我大影响,而是在报纸的评论、编辑、出版方面敢于大胆革新,为我国的报业的进步和发展做出了贡献 8、《大公报》 中国新闻事业史上出版时间最长的中文日报1902年6月17日创刊于天津,由英华创办,自任社长,总揽经营和编务 该报的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1）由莫华主持,是一张宣传改良思想,主张君主立宪的报纸；（2）由王郅隆接办,变成一张接近皖系军阀并有亲日倾向的报纸；（3）由新记公司接办、发展成为有全国影响的大报；（4）成为一张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报纸 9、《京话日报》 一张以城市居民为主要读者对象,用通俗的北京话出版的报纸 1904年8月创刊于北京创办人兼社长彭翼仲 该报政治上主张保皇立宪,从一创刊就宣传它是中国人办的报纸,“作报人的心是中国的”,极力宣传反帝爱国思想,大胆揭露社会的黑暗和反映人民的疾苦,与读者保持密切联系,热心为读者服务,因而保受读者信任和赞许,但是也因此得罪了官僚和权贵 10、《东方杂志》 中国近代刊行时间最长的大型综合期刊1904年3月11日在上海创刊先后有孟森、胡愈之等人负责编辑工作 该报以“启导国民,联络东亚”为宗旨,对外主张联日抗俄,对内提倡君主立宪,教育救国内容除自己的社论外,还经常选录多种报刊的时论、记事、要闻、奏折等,资料性较强,类似文摘性刊物1911年改革后,逐渐采取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兼容包的编辑方针,仍坚持改良主义,但它宣传欧美,也译载有关社会主义的内容新文化的运动后,保守反动五四运动后又进行改革,社会科学论著增多,科技文章减少,介绍时政1948年停刊 11、《大江报》 文学社机关报1911年1月3日创刊,其前身是《大江白话报》,由詹大悲投资创办并任总经理兼总编辑、詹大悲主持的《大江报》有两大特色：一是以新军士兵和下级军宫为主要读者对象；二是旗帜鲜明,敢发惊人之语 12、《中华民国公报》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政权的机关报1911年10月16日创刊于武昌由牟鸿勋出任第一任社长 该报主要内容是刊载军政府和下属各部门以及各革命团体的公告,报道有关武昌起义及各省光复消息,评论革命形势和军政府的政策法令等,1912年中华民国正式成立后,逐成为黎元洪控制下的舆论工具 13、“竖三民” 报名 创办时间 创办地点 创办人 主编人 《民呼日报》 15 上海租界 于右任 《民吁日报》 3 上海租界 于右任 《民立报》 11 上海租界 于右任 《民呼日报》是在《神州日报》被焚后,由于右任重新集资在上海租界创办的,后因揭露贪官污吏罪行,于右任被逐出租界,报馆被封,该报只办了92天《民呼日报》被封20余天后,他又在上海租界创办《民吁日报》,后存在48天被查封,一年后,在孙中山的大力支持下,他又创办了《民立报》 “竖三民”的创办发行,深刻地揭露了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及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有力地宣传了革命思想,开阔了人们的眼界“竖三民”在上海地区为革命派的舆论宣传作出了很大贡献
1904年3月11日，《东方杂志》创刊于上海，该刊由商务印书馆编辑发行，商务印书馆之创办人夏瑞方主办，徐柯、孟森、杜亚泉等编撰，月刊。该刊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为悠久的大型综合性杂志。其所刊载的中外大事记、中外时事汇录和各类汇志，皆按月详尽辑录当月中外重大政治、经济、文化事件和要闻，后人翻检，极为便利。其所刊言论，大多倾向于改良、立宪，呼吁爱国救亡，赞成君主立宪，提倡发展实业，主张普及教育，反对民主革命。《 东方杂志》内容除了刊载其本社所撰之论说及其搜辑之新闻外，并且选录了当时各种官商报纸刊物所载的重要文论和新闻要事，对当时的时政、时事以及各个方面的重大事件，都逐一报道，详加评论，内容十分广泛丰富。 1904年3月11日，《东方杂志》创刊号登载章程:一、本杂志以启导国民，联络东亚为宗旨。二、本杂志略仿日本太阳报、英美两国而利费Review of Review体裁;除本社撰译论说、广辑新闻外，并选录各种官民月报、旬报、七日报、双日报名论要件，以便检阅。三、本杂志区别门类如下:1 社说(选论来稿附)、2 谕旨、3 内务、4 军事、5 外交、6 教育、7 财政、8 实业、9交通、10商务、11 宗教、12 杂俎、13 小说、14 丛谈、15新书月目。四、编次方法首关于本类之论说，次史事、次章奏、次公牍、次规程、次新闻，仍以先本国后外国为序。五、每类无论多少各自为页，不相搀杂以便分钉成书。六、同志寄稿属登请署真姓名及详细住址，以便通讯。惟应否登载由本社同人酌定，原稿恕不检还，信资自给。七、每册卷首编成目录，详注页数以便检讨。全年十二册，另编总目录亦注明页数。八、本杂志分门别类，搜罗宏富、选择精审，有志之士欲检查时事者，得此可免抄录之繁。九、本杂志字数较现行杂志为多，售价极廉，内地人士无力遍阅各报者，得此亦足周知中外近事。十、本杂志用洁白洋纸洋式装钉，每月一册，每册二百五十页，约十五万字，另加精美图画以十幅为率。十一、每月二十五日发行。十二、每册售价大洋银二角五分，预定全年十二册银二元五角，遇闰照加。十三、邮局已通之处每册加邮费三分，信局酒力由闻报者自给，外国邮费照算。十四、本杂志托上海棋盘街中市商务印书馆为总发行所。
从小培养他们的兴趣，弘扬中国传统文化
我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就是尊重友爱，互帮互助。
随处可见的问题 无处可见的回答
以什么态度对待传统文化更重要作者：吴国武八九十年代：碰撞与融合80年代：“全盘西化”抑或“中体西用”是当时最重要的两种主张和做法。改革开放伊始，社会各界都开始重新寻找中国文化的崛起之路。从官方层面来看，建国以来的大批判大体改弦易辙，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综合创新论”有相当的影响力。但从思想界的总体情况来看，“全盘西化”抑或“中体西用”是当时最重要的两种主张和做法。李泽厚先生在《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后记中说：“一种意见要求彻底打碎传统，全盘输入西方文化以改造民族；另一种希望在打碎中有所保存和继承。”学界多认为，这种情况类似于“五四”时期。其实不然，因为那时的传统文化很有影响，西方文化如潮袭来。而此时的中国，传统早已肢解隐去，西方对我们来说也是陌生的。当时，“全盘西化”论者引介了西方的思想理论和生活方式，使全社会耳目一新。然而，这种拿来主义往往将西方视为现代化的惟一模式，在对待传统文化上采取了与“文革”中破“四旧”相似的路数。“中体西用”论者在小心翼翼地将传统文化中的一些东西从封建帽子中剥离出来的同时，有意识地开始了学术研究，一些隐退的传统习俗也在恢复之中。可惜的是，他们对现代化的思考还不够深入。至于“综合创新”论者，大体延续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主流话语，只是比以前态度较为平和、做法较为务实。有人将80年代的思想文化界分为三个阵营，一个是《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一个是《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编委会，一个是“中国文化书院”。其中，后者被当作“中体西用”论的代表。实际并非如此，虽然这个1984年成立的书院由梁漱溟、冯友兰等先生牵头，但是当时讲传统文化既不封闭也不偏执，而是心胸宽广、视野开阔。以这个书院的宗旨来说，他们试图“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和教学活动，继承和阐扬中国的优秀文化遗产；通过对海外文化的介绍、研究以及国际性学术交流活动，提高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水平，并促进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据乐黛云先生的回忆，这个书院授课还涉及像比较文学在内的许多现代学科。90年代：知识界对于学术思想介入社会的方式和手段有了新的认识，80年代的激情必然会有转变。但这并不是学术、思想之分离，而是多元化、深层次思考的结果。进入90年代，中国经济社会进入了迅猛发展阶段。一些新的具体问题与“全盘西化”、“中体西用”、“综合创新”等主张之间都有较大的差距，这就迫使社会各界重新思考并加以回应。于是，很多人开始对具体问题展开研究和讨论，学理化趋势明显。对于这个变化，李泽厚先生以“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来解释，但是这种概括并不准确。就传统文化研究而言，考据、义理都很盛，大规模的古籍整理、文化遗存发掘保护渐次展开，思想史的研究不断深入，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也逐步引入。当然，知识界对于学术思想介入社会的方式和手段有了新的认识，80年代的激情必然会有转变。但这并不是学术、思想之分离，而是多元化、深层次思考的结果。对于李先生的议论，社会各界都有回应，但大多未能跳出学术、思想二分的暗示。比如，王元化先生提出“有思想的学术”、“有学术的思想”之说。其实，这些都是对90年代、对学术思想本身的误解。90年代初，“全盘西化”论者和热衷于政治的人大体沉寂，学术史研究、国学研究得到提倡，成为这一时期最重要的事。有人举出四个有影响的刊物，《读书》、《学人》和《国学研究》、《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杂志。前二者，比较从广泛意义上总结我们传统，后二者则立足于传统文化的弘扬上，同时也有一些丛书问世。虽然大家也有争议，但大多是比较理性地就事论事，没有明显的一边倒倾向，只有所谓“自由主义”、“新左派”例外。由于致力于具体问题的讨论，“全盘西化”、“中体西用”、“综合创新”等几种意见的正面冲突不是太多。许多人正是在学科壁垒、范式差异中重建各种意见的基础，回应生活习俗、社会文化的变化。以倡言“国学”为例。1992年，张岱年先生在《国学丛书序》中说：“国学是本国学术之意，这是我们所用的名词，外国学者研究中国学术，就不能称之为国学了。西方称研究中国的学问为Sinology，一般译为汉学，现在亦译为中国学。在某些西方人的心目中，所谓Sinology不过是对于中国历史陈迹的研究，把中国学术看作历史博物馆中的陈列品。事实上，中国学术源远流长，其中一部分固然已经过时了，但是仍有一部分具有充沛的生命力。中国学术是人类的精神财富的一个重要方面，其中具有历久常新的精湛内容。”此言明确将国学与汉学区分开来，成为后来知识界分化的潜在因素。同样是1992年，袁行霈先生在“《国学研究》第二卷出版座谈会”上又标明“开放的国学与开放的《国学研究》”的立场。很显然，这里的国学不排斥汉学，有一定的兼容性。值得注意的是，季羡林先生在弘扬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反复表达西方文明衰落、东方文明(特别是中国文明)兴盛之意，包括他在《东方》杂志中所强调的“天人合一方能拯救人类”。这种主张在世纪之交掀起了大波澜，新一轮的“传统文化热”如日中天，“文化输出”论也紧随其后。传统文化热有进一步升温之势近年来，传统文化热有进一步升温之势，原先的传统文化倡导者、批评者也已分化。在官方层面，有人将其与弘扬民族精神、强调中国特色联系在一起，甚至带有浓厚的民族主义特色、意识形态特点。各级政府支持的中华民族先祖祭祀活动，有关政府组织发起的优秀道德文化重建，教育界加强传统文化教育的呼声，等等。同时，在政府政策的引导鼓舞、经济条件的大大改善、社会生活日趋多元化的情况下，民间也掀起新一波的“传统文化热”。与过去不同，这一波热潮中有媒体的参与、商业的介入，人文精神与社会行为兼具，正好体现其复杂性。当然也有反对者，或以五四新文化为基准，或以全球化为指标，阐述自己的见解，甚至试图力挽狂澜。“传统热”：拓展传统文化的外延，将物质的和非物质的、汉族的和少数民族的文化纳入进来，使传统文化的内涵更为精深，是值得称道的。然而，这样做不免忽视了对文化核心价值的挖掘和创造性转换。如果说，过去立足点在中西文化差异上看待传统文化的现代化，那么如今的社会各界力求在融入全球化与保持民族性的平衡中寻找传统文化的新位置，普通大众也感受到了重塑民族形象的要求。2004年，一些学者发表所谓《甲申文化宣言》，将传统文化扩展，以中华文化的名义出现，主张文明的多样性，也强调传统文化的益处。他们提出：“华夏56个民族共同创造的中华文化，至今仍是全体中国人和海外华人的精神家园、情感纽带和身份认同。”对于文化的推广也有明确的表述，即：“捍卫世界文明的多样性，理解和尊重异质文明；保护各国、各民族的文化传统；实现公平的多种文化形态的表达与传播；推行公民教育，特别是未成年人的文化、道德教育，以及激励国家、民族和地区间的文化交流。”当然，此宣言一出，有反对也有赞同。一些赞同者试图将其拉回到建设主流文化中来，反对者则视其为维护政权的文化策略。平心而论，拓展传统文化的外延，将物质的和非物质的、汉族的和少数民族的文化纳入进来，使传统文化的内涵更为精深，是值得称道的。然而，不免忽视了对文化核心价值的挖掘和创造性转换。强调传统文化的传播及与其他文化的交流，避开了中西文化的对立，提炼出传统文化中有普世价值的东西，也是值得称道的。然而，这种传播和交流难以具体化，或者在具体化中会遇到许多绕不开的问题。“国学热”：本身没什么不对，关键是社会各界人士应该有不同的角色。学者应该提供更多的材料，提出更多有价值的观点，而不是唯“国学”独尊。媒体、大众以及社会团体似乎也有调整的空间。从90年代起，“国学热”便一直延续。我们知道，要解决一国的问题，“因地制宜”是关键。传统文化要转型，也必须充分研究、挖掘和利用中国古代的思想文化。“国学热”也就成了势之必然。然而，新世纪的“国学热”跟过去有很大的不同。第一，国学的传播逐渐走向体制内。有些大学在过去国学研究的基础上，试图推进“国学”成为学科、成为学位；也有些大学创办应用型的国学培训班，将民间兴趣纳入到高等学校社会教育的一部分。甚至，一些中小学也开始采取多种方式加强国学教育。第二，国学的传播逐渐走向媒体化。在图书出版的基础上，电视媒体和网络媒体大规模地介入到国学研究和推广上。一些相关的电视节目，如央视《百家讲坛》非常火热，可与流行文化相媲美，中国古代史、古代典籍一时间成为时尚，也造就了所谓明星。第三，学术界内部对国学的认识也有分化。以往的国学热，实际只是传统热的升华。如今的国学热有更多的本位立场，很多学者极力鼓吹这种立场，也有部分学者则稍显超脱，并渐渐从“国学”疏离出来。有人将国学视为“国将不国之学”，此种总结虽然对当前“国学热”有警示作用，但其依据还是有点似是而非。从近代史来讲，“国学”的提法本身确是对西方的回应，然而学术回应毕竟不能等同于政治。同时也要历史地看待这种回应，因为这个概念已经成为传统文化的符号，不必拘泥于文字。其实，“国学热”本身没什么不对，关键是社会各界人士应该有不同的角色。学者应该提供更多的材料，提出更多有价值的观点，而不是唯“国学”独尊。媒体、大众以及社会团体似乎也有调整的空间。“儒学热”：有人有意无意地将“国学”窄化为“儒学”，标举“儒学”就是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然而，各家理解的“儒学”又不尽相同，于是出现了各占山头、自立门派的情况。讨论传统文化，必然要涉及儒学。但是，随着讨论的深入，有人有意无意地将“国学”窄化为“儒学”，标举“儒学”就是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然而，各家理解的“儒学”又不尽相同，于是出现了各站山头、自立门派的情况。一些机构像国际儒学联合会、孔子基金会渐次成立，与儒学有关的刊物、丛书也纷纷出版，于是乎儒学也热了起来。本世纪以来，一些学者倡导编《儒藏》，像北大、人大、川大等高校各有自己的《儒藏》编纂，试图树立儒家在儒释道三家中的主导地位。这些都是所谓儒学复兴之中的表现。由于各家理解的差异，“儒学热”中又有好几个群体。最先是宋明理学式儒学，很多学者参与其中。这一群体从80年代渐起，90年代成为当时儒学热的主流。他们自许继承现代新儒家，用西方哲学和比较文化来接续所谓“道统”。然后是综合型儒学，即所谓广义的儒家。李泽厚先生曾对“儒学”有一个宽泛的定义，如此一来所有儒学的同情者均可纳入其中。但是这个群体比较松散，实际上并不成派系。较晚出现的是政治型儒学，多是一些热衷政治的人。这一群体，是随着儒教之争而来的，2005年就开过一个“儒教学术研讨会”。他们试图建立自己的政治理论，有人强调要重建儒教，也有人提出儒家社会主义。这一群体与“尊孔读经热”的兴起息息相关。“尊孔读经热”：“尊孔读经”本来就是传统文化向现代化转型中必定会反复出现的情况。其本意可能是追求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但其结果只会带来狭隘和排他性，蒙昧主义的盛行反而不利于弘扬传统文化。伴随“儒学热”而来的，便是尊孔、读经。如果说“儒学热”的学理色彩较浓的话，尊孔热则有信仰的指向，至于读经问题则较复杂。“尊孔读经热”的内在因素是，很多人以回到原典为起点，归于孔子素王上。此外，90年代一些大学成立孔子研究院，近几年政府又以“孔子”之名建立了不少孔子学院。在部分学者和社会人士过度推崇儒学、儒教下，有人把中国文化的复兴等同于尊孔读经。“读经”与否，本来是民国时期争论的一个重要问题，最近一段时期又浮出水面。有学者和团体发起“古代经典诵读工程”，然而读哪些经典便成了争议强的问题。一些学者主要偏重儒家的“四书五经”，与民国所谓“读经”很相似。另外一些学者认为应该扩大“读经”的范围，有主张包括古诗文经典，有主张涵盖重要的子书，甚至主张涉及释道之书。当然，也有不少人强烈反对各种类型的“读经”活动。应该说，“尊孔读经”本来就是传统文化向现代化转型中必定会反复出现的情况。其本意可能是追求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但其结果只会带来狭隘和排他性，蒙昧主义的盛行反而不利于弘扬传统文化。总的来说，这四次“热”自有其原因：一是中国特色建设之需要。政府欲加强中国特色，必定求助于传统文化，有关其研究、推广、普及便得到支持。二是经济发展必然要求重塑民族形象。既然要民族形象，当然离不开传统文化，无论政府、学界、机构、个人都有此要求。三是个人生活的多样化亦需要信仰、精神的支撑。而这种历史序列又是如何形成的呢？我认为，与追求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有关。研究传统，必然会有所总结甚至面向社会、未来。在热潮前面，我们需要立多于破的意见，这样才对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有更大的助益。传统文化的未来与现代社会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传统文化，这比开掘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将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换本身还重要。特别是经历了改革开放30年之种种情况，我们应该回归到理解，回归到同情，回归到多样化，保持一种健康、积极的心态。如此，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之间的沟痕才能不断弥合，源于自身的创新始能出现。明年是“五四运动”九十周年纪念，有必要总结在处理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之关系方面的历史经验。应当结束启蒙与救国、激进与保守、国粹与西化的二元对立思维，在重新梳理近百年历史的基础上看待我们的现在和未来。从某种程度上说，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传统文化比开掘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将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换本身还重要。特别是经历了改革开放30年之种种情况，我认为应该回归到理解，回归到同情，回归到多样化，保持一种健康、积极的心态。如此，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之间的沟痕才能不断弥合，源于自身的创新始能出现。首先，对于传统文化既要有足够的理解，也要有适当的同情。我们的传统文化有连续性，许多东西仍在现实生活中若隐若现，并没有完全消失。“理解传统”是为了立足现在、继续前行。“同情传统”是为了发现传统的现代价值，没有同情便不会有人文情怀，便不会有责任感。其次，对于现代中国社会的两面性也要有充分的认识。最近有人试图在古今、中外之争中提出所谓“新文化”的传统，我认为这种传统就是古今中外交融的结果，并不具备独立性。细细查检，其渊源仍在传统和西方文化。现代社会中有西方式和中国传统的生活方式，比如，中国家庭伦理既有传统性也有现代性。我们不能把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相对立，传统中的无形有形东西或多或少地存在于现代化中的现代生活中。最后，对于西方文化要有准确的了解，也要有开放的立场。了解各民族的东西，有助于我们审视自己的传统与社会。西方有其核心价值，也有其次生价值，我们要有开放的立场，既不惟其马首是瞻，也不谈虎色变，以斥西方文化为能事，就是用左手打右手。此外，关于“复古”和“保守”二词，也不可责名不责实。我认为，以复古为创新本来是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基本动力，用现代语言来讲就是求合法性。复古有很多种，以创新、发展现代社会为目的的复古，未必不是一种尝试。传统文化需要我们去弘扬，这种弘扬不是狂热的吹捧，也不是超冷静的贬抑。从拿来主义立场来说，传统文化亦是选择拿来的对象之一；从保守主义的立场来说，客观评价并适度弘扬我们的传统更能获取理解和同情。我们毕竟生活在现代社会，现代的平台注定我们要有平衡的态度。协调发展的现代社会，需要传统文化，更需要弘扬传统文化的好态度、好做法。作者介绍：吴国武，北京大学中文系。---------------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和方法说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和方法，我既不是什么资深学者，也更不是什么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专家，我仅就作为一名求学者的浅薄认识来谈谈我自己的理解和看法。我希望在我论述完之后大家能清楚的明白什么是中国传统文化，我们应该用什么态度以及为什么要用这种态度来对待中国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为了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根据历史所能提供的条件，创建、改造、传承下来的精神成果的总和。五千年泱泱大国孕育出的传统文化，维系了中华民族的生存、繁衍和发展，是国家统一、人民团结的精神纽带。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实践性和辩证性、过程性和渐进性、民族性和融合性、统一性和差异性、规范性和操作性、道德中心化倾向和封闭保守性等特征,这些特征是精华与糟粕、积极与消极的统一。中国传统文化在具体特点上则表现为：生命强盛不衰；追求稳定实际；重视整体协同；重于道轻于器；追求和谐，崇尚和美；见利思义，推己及人；兼容并蓄，有容乃大。中国传统文化中存在着大量的精华，它们包括对生生不息的渴望，对生存乐趣的演绎，对社会的责任，对自然的亲和，对友谊的追求，对亲情的眷恋，对道义的持守，对民族的融合，对心灵的升华，对未知世界的求解，对信息文化手段的运用，对智慧和知识的尊重等等。也存在着许多糟粕或不合时宜的成分，比较突出的糟粕，可以说是奴性文化，它表现为在上级面前，下级往往没有了尊严；在老师面前，学生往往没有了自己的见解；在父母面前，子女往往没有了发言权。正因为如此，它对于现代社会的作用和价值是双重的，既具积极效应，也有消极影响。对待传统文化的正确态度要从这一特点出发。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应全面准确地理解和理性地看待，应以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去对待，做到“古为今用，批判继承”、“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对那些在长期历史实践中形成的优秀价值原则，可以转化为时代精神来继承。譬如忠孝，荣辱、礼义廉耻以及以人为本、和而不同、协和万邦、小康社会，实事求是等，这些思想观念经过现代的创新性转化，已经成为我们制定国家大政方针的重要思想资源。又如《周易大传》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刚健有为精神，《论语》中所提倡的舍生取义、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品质，以及“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历史使命感，《孟子》中提出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独立人格以及“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忧患意识，《春秋公羊传》中强调的天下统一的思想等，都是很容易转化为新时代的新思想的，尤其是强调统一的思想传统，更具有现实意义。对有些内容可抽取其封建性的思想内核，提取其有用的精神因素，使之成为今天新文化建设有用的思想要素。如“民本”思想，从西周初年的“敬天保民”到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再到荀子的“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民本思想构成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古代“民本”的真正内涵，不是也不可能是人民的利益，今天我们剔除其封建内核，则可以从人民当家作主的角度来转化古代的民本思想，将其发展为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社会主义观念。又如儒家提出“修己安人”、“正心修身”等命题，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仍具现实意义，我们仍需要提倡自身修养和为社会主义而献身的精神。对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和不合时宜的成分，必须否定和抛弃。如“三从四德”的女性观，“天不变道也不变”的自然观，“别尊卑，明贵贱”的封建等级观等。总之，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精华，也有糟粕，不可全盘否定，也不能全盘肯定。要带着分析的眼光对传统文化加以鉴别，在此基础上进行扬弃，做到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有些人一直认为我们中国人太狭隘，总是死盯着自己的文化不放，没有真正的民主，他认为只有世界的才是民族的。我坚决不同意他的观点，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决不能因为要与世界文化交流而丢弃自己的文化。一个民族文化必须要有自己的特色才能立于世界之林，只有具有民族特色的才是真正属于世界的，只与不同民族和国家的文化进行交流和碰撞才可能产生思想的火花。如果一个民族连自己的传统文化都被别国别族的文化所浸染和渗透，甚至是丧失了自己的独立性它又拿什么站立于世界？也因为各个民族文化不一样，这个世界才如此丰富多彩。因此，当我们在与其他国家民族进行文化交流时切不可忘记祖宗的文化。再一次申明，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我们必须保护中国人自己的文化，科学地批判和接受传统文化，把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与经典继承和发扬去。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集体、一个人，都不可缺乏信念，不可缺乏精神支柱。尤其是在价值多元化的今天，真善美似乎都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人活着的价值和意义也被很多人忽略了的今天，重新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用科学的态度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真的是越来越重要了。一切走极端的态度都无法全面地认识我们的传统文化。过冷过热都不行，我们必须静下心来思考寻找一条真正适合我们传统文化前进的路。这条路仅靠几个人在那里呼吁和呐喊是无济于事的，必须有一大批人来思考和探索。尤其是在这个浮躁的时代里，在这个人被物质和金钱异化的时代里，在这个价值观被淡化的时代里，社会风气和道德时好时坏，重寻传统文化的经典，重建一个时代和国人的精神支柱越来越紧迫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是打破以往的一切观点重建，还是在原有认识的基础上加以批判地继承和发展？我想这个问题的答案绝对不是唯一的，关键是到底哪一条更适合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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