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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玄 傅玄 (217～278) ，字休奕，西晋北地泥阳(今陕西耀县南)人。曾任西晋御史中丞、司隶校尉等监察官吏,敢于“奏劾”,“贵游慑伏”。著有《傅子》120卷，已散佚，今有辑本4卷。傅玄基本上继承了汉代董仲舒、《白虎通》以来德主刑辅的思想，认为“天地成岁也，先春而后秋；人君之治也,先礼而后刑”。他强调治国在于“贵教”,认为“专任刑名，民不聊生。通儒达道，政乃升平”。 但傅玄比较重视法律的作用，宣称“治国有二柄：一曰赏，二曰罚。赏者，政之大德也；罚者，政之大威也。”他所说的“赏”，首先是指对“修行崇德”者即符合儒家道德标准的人行赏。他强调赏罚二者缺一不可， “独任威刑而无德惠，则民不乐生，独任德惠而无威刑，则民不畏死。民不乐生，不可得而教也；民不畏死，不可得而制也。”他甚至说：“礼法殊途而同归，赏刑递用而相济”。傅玄主张认真遵守法律，反对凭个人好恶判案。他说：“释法任情，□佞在下，多疑少决，譬执腐素以御奔马”，是十分危险的。他强调赏罚应不论身份、等级，“有善，虽疏贱必赏；有恶，虽贵近必诛”， “若亲贵犯罪，大者必议，小者必赦，是纵封豕于境内，放长蛇于左右也”。这是对曹魏以来在法律中规定的儒家八议制度的否定。傅玄赞赏曹魏王朝的河南尹傅嘏审案不行刑讯，同时积极拥护恢复肉刑的倡议，认为肉刑可使犯人“终身惩”，有利于稳定社会秩序，他说“肉刑虽斩其足，犹能生育也”，不妨碍劳动力的增殖。这也符合西晋“土广人稀”的需要。他说:“今有弱子,当陷大辟。问其慈父，必乞以肉刑代之，苟可以生易死也。有道之君，能不以此加百姓乎？” 傅玄的教育思想 一、生平与教育活动 傅玄(217—278年)，字休奕，北地泥阳(今陕西耀县)人。为躲避战乱，举家迁于河内。玄博通众学，善于文词，精通乐律。魏时他曾为弘农太守兼典农校尉，封鹑觚男。傅玄，性刚直，晋武帝时为谏议官，屡陈政见，要求重农轻商、尊儒尚学，以儒道为治国之本，深受重视。在西晋官至司隶校尉。 傅玄极力反对慕虚无与贵刑名的风气，上疏力陈魏贵刑名、尚玄虚的危害，认为魏之风气无异于亡秦之病复发，要求西晋改弦更张，提倡尊儒重教。傅玄有关教育与政治、经济等关系的论述，颇有精当之处，是晋初的一位教育理论家，教育规划的首倡者。 傅玄的主要著作是《傅子》，现仅存24篇，它是研究傅玄教育思想的主要依据。 二、论教育的地位与作用 傅玄从人性论与治国安邦两方面论述教育的地位与作用。 在人性的问题上，傅玄不赞成孟轲的“性善论”，也不同意荀况的“性恶论”，而是认为人性既有善的因素，即所谓“好善尚德之性”，又有恶的因素，即所谓“贪荣重利之性”，有善有恶，才是人性的完整涵义。人性中不论是善的因素，还是恶的因素，都不是固定不变的，可变性是人性的最大特点。教育对人性的作用则表现在因善与攻恶两方面，教育就是扬善抑恶的日长日消的过程。而且，教育的功能远大于环境的影响。人在接受教育后，就能为道义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傅玄又认为，为防止教育过程发生偏差，确立一定的法度是必要的，只有以教育为主导，以法度为调节因素，教育才能达到教育者所要求的目标。 从治国安邦的角度，教育的地位与作用亦不可小看。傅玄继承德威并举的政治思想，认为治国应备有两手，一为赏，二为罚，“只有德威相济，两手并举，方能“使其民可教可制”。但在德威两者之间，又应以德治为主，必须弘扬德教。通过教育，养成礼义之德，最终才能达到上安下顺、国家长治久安的目的。他把教育看成政治的一部分，是统治的辅助手段，这种观点与传统的“化民成俗”的儒家思想是完全一致的。 三、论学校教育 振兴国家，人才是关键，而人才的造就主要得力于学校。傅玄列举了九种社会所需要的人才，即：德才、理才、政才、学才、武才、农才、工才、商才、辩才，这些统治人才的培养都应成为学校教育的目标。然而不论何种人才，都必须以崇德修行为先，否则，“道德不修，虽有千金之剑，何所用之”。而道德的养成，要依靠学校教育来达到，“宣德教者，莫明乎学”。但是自东汉末年以来，学校衰废，儒学为人所鄙，魏时玄风兴起。傅玄对此现象深为不满，要求晋武帝整顿纲维时，应该以尊儒尚学为首务，学校以儒学教育为首位。他说：“儒学者，王教之首也。”可见，傅玄的目的在于复兴儒学。值得一提的是，傅玄把尊儒尚学与贵农贱商同样看成事业之要务，振兴教育与发展农业相协调，同是治国要策中不可分割的两部分，这与抛开经济的发展，而一味侈谈发展教育是不同的。 傅玄认为既以儒学为治国之道，就应注重传授儒家经典为主的学校教育，尊重儒者，以儒业为贵，严格选拔好儒之士入学受教，慎重聘用学官。只有以“尊其道、贵其业、重其选”为急务，才能振兴衰弱已久的学校教育。 四、论道德教育 傅玄在道德教育的方法与原则方面，强调“内省法”，注重自我修养的必要性。他认为修心是修养的关键，因为心乃神明之主，万理之统，有正心必有正德，所以立德的根本在于正心。所谓正心，即以儒道正己，使忠正仁理等时刻存于心中。在傅玄看来，一个人只有自正心开始，才，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以古之君子欲修身治人，必先正心。因此，傅玄反复强调修养只在求之于心而已。如其心正于内，则不论外界如何变化，都能保其心性而不迷惘。 值得注意的是，傅玄认为道德教育必须以经济的发展为基础，经济的发展能促进道德的培养。这种观点与他的政治、经济主张是一致的。经济决定论在当时有着积极的意义。 傅玄认为既以儒学为治国之道，就应注重传授儒家经典为主的学校教育，尊重儒者，以儒作为一位纯粹的儒者，傅玄能注意从经济的角度研究教育的发展，在当时是很有积极意义的。由于傅玄所处地位显赫，他的主张对晋初经济的繁荣、文教的发达是有影响的。但是随着晋统治的腐朽，玄风的盛行，傅玄大部分主张只作为一种良好的愿望留于史上。
傅玄，字休奕，公元217年生于北地郡宜阳，即今铜川市耀县。出身于官宦家庭，是西晋初年的著名政治家、思想家。幼时，父被罢官，同逃难河南，“专心诵学”。“性刚劲亮直，不能容人之短”。清高、孤赏、不落俗尘，同情农民。举秀才后，选为著作史，“撰集魏书”。再迁弘农太守。精心政务，忠于职守，数次上书，陈说治国之策，指出弊端。因政见超众，奏章明析，封鹑觚男”。 晋武帝即位，进傅玄“爵为子，加附马都尉”，与散骑常侍皇甫陶共掌“谏职”。傅玄以锐敏的眼光，提出在阶级、民族矛盾的实际情况下，应以“舜之化，开正直之路，体夏禹之至俭，举清远有礼之臣，以敦风节；未退虚鄙，以征不恪”。武帝赞同后，化针对晋社会依靠氏族，封官许愿，任人唯亲唯势，机构庞杂的情况，提出要以才录官，考察官员政绩，减少机构，使宦不废职于朝，国无旷官之累。又针对农业衰败，弃农商，富豪子弟游手好闲，不学无术的情况，提出“尊儒尚学，贵农商贱”。武帝甚悦，拜为“侍中”，成为近臣。傅玄公元268年，傅玄最有名的“五条政见”，针对当时水旱灾的情况，表达了他重农爱民的政治主张及反对“天命”的唯物观点，晋武帝十分赞许地说：“所陈五事，言农事得失及水官兴废，双安边御胡政事猛宽之宜，申省周备，一二具之，此诚为国大本，当信急务也”。乃下令按“五事”办理，并加傅玄为太仆。 傅玄一生，喜爱读书、写书。虽显贵，而著述不废，撰论经国九流及三史故事，共四部、六录，一百四十卷，数十万言。与文集百卷全为一书，起名《傅子》，刊行于世。文辞之美，深为世人所赞，足可以与《杨子》、《墨子》、《孙子》、《孟子》齐名。278年，卒于家中，年62岁，谥号“刚”，追封“清泉侯”。
庆阳地区古称北豳，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在很早以前，周人就在此建治。秦始皇统一六国，始治郡县，庆阳地区乃为北地郡。在这块黄土地上曾经出现过许多优秀的历史文化名人。东汉大哲学家王符，被称为“后汉三贤”之一，其著《潜夫论》流传深远。明代著名文学家李梦阳，被誉为明“前七子”之首，其书《空洞集》影响深广，他们都在中国古代学术文化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而魏晋之时的傅玄也是其中之一，他的不朽之著《傅子》及其乐府诗赋，同样在中国思想史和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晋书·傅玄传》称，“傅玄，字体奕，北地泥阳(即今甘肃宁县)人也。”虽为“显贵”，然著述不废，著作甚富。其“撰论经国九流及三史故事，评断得失，各为区例，名为《傅子》，为内外中篇，凡有四部六录，合百四十首，数十万言，并文集百余卷行于世。”备受时人及后人一致称赞。唐房玄龄撰《晋书》借晋司空王沈之言称道：《傅子》所论，“言富理济，经伦政体，存重儒教，足以塞扬墨之流遁，齐孙孟于往代。”将其与孟子、荀子并驾齐驱。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亦说：《傅子》所言“皆关切治道，阐启儒风，精意名言，往往而在，以视《论衡》《昌言》皆当逊之”。将其学术地位提高到王充《论衡》及仲长统《昌言》之上。正因为如此，晋武帝曾有诏说：傅玄“所陈便宜，言农事得失及水官兴废，又安边御胡政事宽猛之宜，申省周备，一二具之，此诚为国大本，当今急务也。”甚至就连清乾隆皇帝也称赞傅玄《傅子》“制事有良方。”然而，自南北朝以降，傅玄《傅子》散失甚多。所以，《唐书·经籍志》，《宋史·艺文志》及《崇文总目》等史书对傅玄《傅子》的记述都远不及《晋书·傅玄传》所言之数。直到清代，才有人开始对傅玄《傅子》的残篇搜集整理。清人严可均在数十年间花费很大气力，从《太平御览》、《北堂书钞》、《初学论》、《艺文类聚》、《群书治要》、《意林》等文献中钩稽出傅玄《傅子》残篇六卷，编入他所校辑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一书之中，前两卷为诗赋，后四卷即《傅子》。所辑较完整的政论二十余篇，史评史料数十条，才是傅玄《傅子》有了一个比较完备的文本。 《晋书·傅玄传》说傅玄死时“六十二岁”，未明其生卒之具体时间。据已故学者陆侃如先生考证，傅玄当生于东汉献帝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卒于西晋武帝咸宁四年（公元278年），是一位魏晋之际的历史人物。《晋书·傅玄传》言“玄少孤贫，博学善属文”，魏齐王芳正始初年，年仅二十出头的他就被州里举为秀才。正始六年选入著作，与著名“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共撰《魏书》。后任弘农太守，领典农校尉，“所居称职”。曹魏末年，司马昭设立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被封为鹑觚男爵，任晋王司马炎的散骑常侍。晋武帝时，晋为子爵，加附马都尉，官历御史中丞、太仆、司隶校尉等。可见，傅玄一生大部分时间生活于曹魏时代，入晋步入“显贵”之后只仅活了十二年就死了。但他仕数朝、官六卿，对魏晋之际特别是晋初所面临的社会矛盾却了如指掌，明察秋毫。因而，为维护西晋王朝的长治久安曾提出过诸多切合时宜的建议和主张。诸如傅玄提出“国以民为本”。他认为欲求国治，必先安民。欲求安民，必先富民。在他看来，“民富则安，贫则危。”“民富则安乡重家，敬上而从教。贫则危乡轻家，相聚而犯上。饥寒切身，而不行非者寡矣。”而富民之要则在于“上息欲”。他说：“上欲无节，众下肆情，淫侈并兴，而百姓受其殃毒矣。”故“不息欲于上，而欲使下之安静，此犹火焚林，而索原野之不凋废者难矣。”为此，他明确告诫为治者，“安民则惠，黎民怀之，其为治之要乎。”又如傅玄认为“治国有二柄，一曰赏，二曰罚。赏者政之大德也，罚者政之大威也。人之所以畏天地者，以其能生而杀之也。为治审持二柄，能使杀生不妄，则其威德与天地并矣。”所以，他说“民之所好莫甚于生，所恶莫甚于死，善治民者，开其正道，因所好而赏之，则民乐其德也。塞其邪路，因所恶而罚之，则民畏其威矣。……故夫威德者，相须而济者也。”若“独任威刑而无德惠，则民不乐生。独任德惠而无威刑，则民不畏死。民不乐生，不可得而教也，民不畏死，不可得而治也。有国立政，能使其民可教可治者，唯威德足以相济者乎。”提出了德威相济、礼法并用的为治方略。再如傅玄倡导“国以贤兴。”他说：“贤者，圣人所与共治天下者也。故先王以举贤为急。”又说：“君不独兴，必有良臣。”“况帝王之佐，经国之任，可不审择其人乎。”充分肯定了贤能之士对于国家兴旺发达的重要作用。正是基于这一看法，他对魏晋时代世家贵族嫉贤弃能，以世族门弟取人，而又口口声声“称古多贤，患世无人”的九品中正制度提出批评：“贤能之士何世无之，何以知其然，舜兴而五臣显，武王兴而九贤进。齐桓之霸，管仲为之谋。秦孝之强，商君佐之以法。欲王则王佐至，欲霸则霸臣出，欲富国强兵而富国强兵之人往，求无不得，唱无不和，是以知天下之不乏贤也，顾求与不求耳，何忧天下之无人乎。”真可谓见地深刻，一针见血。正因为如此，傅玄及其《傅子》备受历代政治家和学者们的一致推崇。唐初谏仪大夫魏征为了给唐太宗提供“先王得失”之借鉴而编纂的《群书治安》就大量收录了傅玄《傅子》的政论和史论。中唐马总以旨在“上以防守教之失，中以补比事之阙，下以佐必文之绪”而编纂的《意林》，又再次选录傅玄《傅子》的大量政论，可以想见，唐代统治思想中必然渗透着傅玄的为治思想，傅玄的为治思想是唐统治者选择其为治之术的思想来源之一。由于唐统治者对傅玄《傅子》的推崇，唐以后历代官家私家藏书均有对傅玄《傅子》的抄录和引述。《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以及《唐书·经籍志》、《宋史·艺文志》、《崇文总目》等典籍和史书中均有傅玄《傅子》的篇章或记述。可以说，傅玄及其《傅子》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 傅玄《傅子》及其思想在中国哲学史，文学史和经济史上亦有其重要地位。在哲学上，傅玄基本上倾向于朴素唯物主义。他认为“元气”是构成宇宙万物的基本元素。他说：“浩浩元气，遐载太清，五行流迈，日月伐征，随时变化，庶物乃成。”又说：“昔在浑成时，两仪尚未分，阳升垂清景，阴降兴浮云，中和合氛氲，万物各异群。”以“元气”始分阴阳说明自然宇宙万物的生成和演化，发展了汉以来元气一元论的宇宙论，开了魏晋南北朝神灭论的先河。在文学创作上，傅玄着力于汉以来乐府歌辞的创作。乐府诗作为一种新的文学样式，其创作在傅玄之前还是非常有限的。今存汉乐府诗歌仅有三四十首。到了魏晋时代，尽管被傅玄早一辈的曹氏父子作为建安文学的代表，终生倾力于乐府歌辞的创作，但今存的乐府诗，三曹合计也不及百篇。与傅玄同时代的阮籍没有乐府诗传世，嵇康也只有少量的乐府诗。比傅玄晚一辈的张华也只有十多首，陆机也不过四十来首。而据宋郭茂倩《乐府诗集》收录傅玄乐府诗八十余首和清丁福保《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收录傅玄乐府诗一百二十多首来看，傅玄是今存乐府诗创作数量最多的一位乐府诗人。所以，清沈德潜辑《古诗源》评论说“休奕诗，聪颖处时带累句，大约长于乐府”。刘勰《文心雕龙·乐府》更谓：“逮于晋世，则傅玄晓音，创立稚歌，以咏祖宗”。在经济思想方面。傅玄以民为本的分民定业论，以客观需要决定税赋的财政论，以提倡节俭，反对浪费的消费论，以重视农业，强调兴修水利的农业生产论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可以看出，傅玄是以其卓越的才华称著于魏晋，是魏晋时代一位杰出政论家、思想家和文学家。 傅玄及其《傅子》的思想属性，尽管《晋书·傅玄传》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一再称其“存重儒教”，“尊贵儒学”，“阐启儒风”。而事实上并非纯儒，在他的思想中表现出了明显的杂家倾向。他倡导儒学礼乐的教化作用，见其思想中儒学礼教占重要地位；他注意刑法，倡导德威相济，礼法并用，无疑受到汉代陆贾、贾谊、董仲舒的思想影响；他强调观行重事，主张考绩，又可窥见先秦荀子、汉代王充的思想痕迹；他关于元气始生万物的宇宙生成论似乎同东汉王符有其一定联系。而且《周易》之学、黄老思想均在傅玄《傅子》中有所表现。因此，博采众家之说，兼融并蓄，自成一家之言；论学致力于经世济民，论政力切时弊，无空疏浮泛之辞乃傅玄及其《傅子》的基本特征。从《傅子》的文风来看，朴实无华，义理雅正，雄辨有力，流畅通晓，逻辑严紧，尤其辨风是傅玄《傅子》的重要风格。从文章的表现手法来看，引物连类，论事以喻，以近及远，以微阐幽是傅玄《傅子》的重要特点。他勤奋好学，刚正不阿，关心生产，注重人才，同情人民的疾苦，重视国家的统一等思想和品格，以至于在今天，仍然对于我们具有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傅玄其人其书及其思想，自古及今，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在历史上唐房玄龄撰《晋书》首立《傅玄传》，开了历史上傅玄研究的先例。房氏的《傅玄传》全面介绍了傅玄其人及其事迹和学说，为人们认识和了解傅玄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参考资料。房玄龄是历史上傅玄研究的第一人。与房氏同时代的魏征编纂的《群书治要》，首开了后世历代官家私家藏书抄录引述傅玄《傅子》的先风。清《四库全书》更认为傅玄《傅子》的学术成就远远超出他同时代的所有学者，就连汉代王充的《论衡》和仲长统的《昌言》也不能与之相比。尽管其说未必妥当，但由于突出了傅玄及其《傅子》，这就引起了人们对于傅玄的关注。清人严可均编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从浩如烟海的典籍和文献中辑录傅玄《傅子》四卷，诗赋二卷以及宋郭茂倩《乐府诗集》、清丁福保《全汉三国魏晋南北朝诗》、清沈德潜《古诗源》均为人们认识了解和研究傅玄及其思想保存了珍贵的文本。当然，事实求是的讲，对傅玄及其思想的研究是从新中国建立以后才开始的。五四运动至新中国成立以前的半个世纪当中，傅玄研究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据现有资料看，仅有《傅玄秦女休行本事考》一文见于《经世季刊》二卷三期外，我们还再找不到有关傅玄研究的只言片语。新中国成立以后，学术界一些老前辈诸如侯外庐、胡寄窗、游国恩等先生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把傅玄纳入中国古代思想发展史之系统，进行了科学的研究和评论，揭开了傅玄研究的序幕，开拓了傅玄研究的领域。 1950年，侯外庐先生的《中国思想通史》出版，该书第二卷第十八章第三节“魏晋佛老思想的分野与儒道两家神灭思想的兴起”中以“傅玄—杨泉的学派及其神灭论思想”为标题，介绍了傅玄的哲学思想。该书说道：“南北朝时期，反佛的神灭论者，多是与道家混合了的，或吸收了道家思想中科学精神的儒家，这种学风实由傅杨开其端绪”。1957年《中国思想通史》修订再版，其第三卷第八章第三节“魏晋佛老思想的融合与分野，儒道两家神灭思想的兴起”中再以“傅玄—杨泉的学派及其神灭论思想”为标题，明确提出傅玄是唯物主义者。该书言道：“傅杨的‘所以立天地者，水也；成天地者，气也。’‘九州之外皆水也’的观点能吸收当时自然科学成果来说明宇宙，既不陷于虚无飘渺的玄想，也没有附加神秘的内容，这正表明他们是唯物主义者。”并说：“在佛教与老庄的神学思想盛行的时代，能够保存进步神灭论的遗产，自属难能可贵。”肯定了傅玄在中国哲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1966年，胡寄窗先生的《中国经济思想史》出版，该书第二卷第七章“公元第三、第四世纪的经济思想”的第二节以“傅玄的经济思想”为标题，从“分民定业”，“财政观点”，“农业问题”，“货币概念”等方面全面论述了傅玄的经济思想，并评论说：“傅玄的经济思想，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要算接触面比较广阔的。”肯定了傅玄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 1963年，游国恩先生的《中国文学史》出版，该书第三编“魏晋南北朝文学”第二章“西晋文学”第一节以“傅玄张华”为标题，介绍了傅玄的文学思想及其影响。游国恩先生说，“傅玄以乐府诗见长。……一部分乐府诗却继承了汉乐府民歌的传统，反映了社会问题，具有现实意义。……其中尤以反映妇女问题的作品为最突出。……颇有汉魏风骨。”“傅玄的一些描写爱情的小诗有着较高的艺术成就。……傅玄的这一类诗善用比兴，构思新巧，语言情深，清丽可喜。”肯定了傅玄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在学术界前辈拓荒性研究的基础上，1961年6月23日《甘肃日报》发表署名苏丰、江夏的《晋初诗人傅玄》的专题文章，这是建国以来傅玄研究见诸于报刊的唯一一篇专论。1963年，中国当代著名哲学史专家，北京大学教授张岱年先生在中华书局出版的《文史》第三辑上发表题为《＜物理论＞与＜傅子＞是否“一家之学”》的专论，首次对侯外庐先生的“傅杨学派”提出争鸣。张先生认为，“杨泉的《物理论》与傅玄的《傅子》本来是不相干的，二家思想也是泾渭有别的。”他根据清人严可均与叶德辉的考证，指出“没有什么理由认为二书是不清楚的。”强调“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来认定杨泉的学说和傅玄的学说是一家之学。”这是建国以来国内傅玄研究公开见于学术刊物的第一篇争鸣文章。改革开放以来，傅玄及其思想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1979年，赵光勇先生在《陕西师大学报》第二期发表《傅玄论》；1980年，穆长青先生在《甘肃文艺》第十一期发表《傅玄》；1981年，魏明安先生在《甘肃师大学报》第二期发表《傅玄是太康作家吗》；1984年，穆纪元先生在《甘肃社会科学》第五期发表《傅玄的美学思想》；同年，赵以武先生在《甘肃社会科学》第二期发表《论傅玄的乐府诗》；1992年，高新民先生在《庆阳师专学报》连续发表《傅玄及其“傅子” 》、《傅玄<傅子>的写作时代及其思想辨析》、《论傅玄的政治思想》等；刘治立先生先后在《史学研究》1998年第2期发表《傅玄及其史学》、在《成都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发表《＜傅子＞与＜三演义＞》、在《洛阳师院学报》2000年第3期发表《傅玄与魏征合论》、在《安徽教育学院学报》2001年第5期发表《傅玄教育观评析》、在《固原师专学报》2001年第5期发表《傅玄作品中的易理》、在《天水行政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发表《傅玄的以德治国思想》、在《史学论丛》第10辑发表《清代学者的＜傅子＞研究》；2003年，辛志凤先生在《古籍整理研究学刊》发表《傅玄及其<傅子>》。继而，兰州大学教授魏明安先生的《傅玄评传》1996年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陇东学院教授高新民先生的《傅玄思想研究》1996年由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陇东学院副教授刘治立先生的《傅玄<傅子>今注今译》也将在近期出版。至此，可以说，傅玄研究日趋活跃，呈现出了令人可喜的局面。 特别需要提到的是，解放以后，为了继承和弘扬我国古代优秀文化遗产，中华出局将傅玄《傅子》中的《马先生传》选入《中华活页文选》，并作评价。后又一度将其选入高中语文教材。1980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著名文学家大辞典》，比较详尽的介绍了傅玄的生平、事迹及其著述。1984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已故学者陆侃如先生的《中古文学系年》，对傅玄的生平进行了系统考证。同时，新版《辞海》哲学分册和文字分册均收有傅玄辞条。而且，近年来庆阳地区也编辑出版过许多普及性读物，其中也多次提到傅玄和他的《傅子》等等。这就为人们认识和了解傅玄提供了广阔的渠道，知道傅玄名字的人越来越多，读其书想其人的读者日益增长。 我们相信，随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深入发展，随着西部大开发和庆阳大发展，傅玄及其《傅子》研究必将取得新的成果。庆阳的腾飞与发展必将为傅玄及其《傅子》的研究创造新的机遇，而傅玄及其《傅子》的研究亦必将为庆阳的文化繁荣增添新的亮点,我们应该读读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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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 玄：字休奕（217-279），北地泥阳（今陕西省耀县）人，西晋时哲学家、文学家，可算是傅姓族人有史以来最有学问的名人。其学问渊博，精通单律，于诗擅长乐府。在哲学上，把自然和人类历史都看作一种纯粹的自然过程，批判了有神论的世界观和玄学空谈。著有《傅子》等集传世，在晋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卒后被追封为清泉侯。
庆阳地区古称北豳，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在很早以前，周人就在此建治。秦始皇统一六国，始治郡县，庆阳地区乃为北地郡。在这块黄土地上曾经出现过许多优秀的历史文化名人。东汉大哲学家王符，被称为“后汉三贤”之一，其著《潜夫论》流传深远。明代著名文学家李梦阳，被誉为明“前七子”之首，其书《空洞集》影响深广，他们都在中国古代学术文化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而魏晋之时的傅玄也是其中之一，他的不朽之著《傅子》及其乐府诗赋，同样在中国思想史和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晋书·傅玄传》称，“傅玄，字体奕，北地泥阳(即今甘肃宁县)人也。”虽为“显贵”，然著述不废，著作甚富。其“撰论经国九流及三史故事，评断得失，各为区例，名为《傅子》，为内外中篇，凡有四部六录，合百四十首，数十万言，并文集百余卷行于世。”备受时人及后人一致称赞。唐房玄龄撰《晋书》借晋司空王沈之言称道：《傅子》所论，“言富理济，经伦政体，存重儒教，足以塞扬墨之流遁，齐孙孟于往代。”将其与孟子、荀子并驾齐驱。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亦说：《傅子》所言“皆关切治道，阐启儒风，精意名言，往往而在，以视《论衡》《昌言》皆当逊之”。将其学术地位提高到王充《论衡》及仲长统《昌言》之上。正因为如此，晋武帝曾有诏说：傅玄“所陈便宜，言农事得失及水官兴废，又安边御胡政事宽猛之宜，申省周备，一二具之，此诚为国大本，当今急务也。”甚至就连清乾隆皇帝也称赞傅玄《傅子》“制事有良方。”然而，自南北朝以降，傅玄《傅子》散失甚多。所以，《唐书·经籍志》，《宋史·艺文志》及《崇文总目》等史书对傅玄《傅子》的记述都远不及《晋书·傅玄传》所言之数。直到清代，才有人开始对傅玄《傅子》的残篇搜集整理。清人严可均在数十年间花费很大气力，从《太平御览》、《北堂书钞》、《初学论》、《艺文类聚》、《群书治要》、《意林》等文献中钩稽出傅玄《傅子》残篇六卷，编入他所校辑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一书之中，前两卷为诗赋，后四卷即《傅子》。所辑较完整的政论二十余篇，史评史料数十条，才是傅玄《傅子》有了一个比较完备的文本。 《晋书·傅玄传》说傅玄死时“六十二岁”，未明其生卒之具体时间。据已故学者陆侃如先生考证，傅玄当生于东汉献帝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卒于西晋武帝咸宁四年（公元278年），是一位魏晋之际的历史人物。《晋书·傅玄传》言“玄少孤贫，博学善属文”，魏齐王芳正始初年，年仅二十出头的他就被州里举为秀才。正始六年选入著作，与著名“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共撰《魏书》。后任弘农太守，领典农校尉，“所居称职”。曹魏末年，司马昭设立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被封为鹑觚男爵，任晋王司马炎的散骑常侍。晋武帝时，晋为子爵，加附马都尉，官历御史中丞、太仆、司隶校尉等。可见，傅玄一生大部分时间生活于曹魏时代，入晋步入“显贵”之后只仅活了十二年就死了。但他仕数朝、官六卿，对魏晋之际特别是晋初所面临的社会矛盾却了如指掌，明察秋毫。因而，为维护西晋王朝的长治久安曾提出过诸多切合时宜的建议和主张。诸如傅玄提出“国以民为本”。他认为欲求国治，必先安民。欲求安民，必先富民。在他看来，“民富则安，贫则危。”“民富则安乡重家，敬上而从教。贫则危乡轻家，相聚而犯上。饥寒切身，而不行非者寡矣。”而富民之要则在于“上息欲”。他说：“上欲无节，众下肆情，淫侈并兴，而百姓受其殃毒矣。”故“不息欲于上，而欲使下之安静，此犹火焚林，而索原野之不凋废者难矣。”为此，他明确告诫为治者，“安民则惠，黎民怀之，其为治之要乎。”又如傅玄认为“治国有二柄，一曰赏，二曰罚。赏者政之大德也，罚者政之大威也。人之所以畏天地者，以其能生而杀之也。为治审持二柄，能使杀生不妄，则其威德与天地并矣。”所以，他说“民之所好莫甚于生，所恶莫甚于死，善治民者，开其正道，因所好而赏之，则民乐其德也。塞其邪路，因所恶而罚之，则民畏其威矣。……故夫威德者，相须而济者也。”若“独任威刑而无德惠，则民不乐生。独任德惠而无威刑，则民不畏死。民不乐生，不可得而教也，民不畏死，不可得而治也。有国立政，能使其民可教可治者，唯威德足以相济者乎。”提出了德威相济、礼法并用的为治方略。再如傅玄倡导“国以贤兴。”他说：“贤者，圣人所与共治天下者也。故先王以举贤为急。”又说：“君不独兴，必有良臣。”“况帝王之佐，经国之任，可不审择其人乎。”充分肯定了贤能之士对于国家兴旺发达的重要作用。正是基于这一看法，他对魏晋时代世家贵族嫉贤弃能，以世族门弟取人，而又口口声声“称古多贤，患世无人”的九品中正制度提出批评：“贤能之士何世无之，何以知其然，舜兴而五臣显，武王兴而九贤进。齐桓之霸，管仲为之谋。秦孝之强，商君佐之以法。欲王则王佐至，欲霸则霸臣出，欲富国强兵而富国强兵之人往，求无不得，唱无不和，是以知天下之不乏贤也，顾求与不求耳，何忧天下之无人乎。”真可谓见地深刻，一针见血。正因为如此，傅玄及其《傅子》备受历代政治家和学者们的一致推崇。唐初谏仪大夫魏征为了给唐太宗提供“先王得失”之借鉴而编纂的《群书治安》就大量收录了傅玄《傅子》的政论和史论。中唐马总以旨在“上以防守教之失，中以补比事之阙，下以佐必文之绪”而编纂的《意林》，又再次选录傅玄《傅子》的大量政论，可以想见，唐代统治思想中必然渗透着傅玄的为治思想，傅玄的为治思想是唐统治者选择其为治之术的思想来源之一。由于唐统治者对傅玄《傅子》的推崇，唐以后历代官家私家藏书均有对傅玄《傅子》的抄录和引述。《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以及《唐书·经籍志》、《宋史·艺文志》、《崇文总目》等典籍和史书中均有傅玄《傅子》的篇章或记述。可以说，傅玄及其《傅子》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 傅玄《傅子》及其思想在中国哲学史，文学史和经济史上亦有其重要地位。在哲学上，傅玄基本上倾向于朴素唯物主义。他认为“元气”是构成宇宙万物的基本元素。他说：“浩浩元气，遐载太清，五行流迈，日月伐征，随时变化，庶物乃成。”又说：“昔在浑成时，两仪尚未分，阳升垂清景，阴降兴浮云，中和合氛氲，万物各异群。”以“元气”始分阴阳说明自然宇宙万物的生成和演化，发展了汉以来元气一元论的宇宙论，开了魏晋南北朝神灭论的先河。在文学创作上，傅玄着力于汉以来乐府歌辞的创作。乐府诗作为一种新的文学样式，其创作在傅玄之前还是非常有限的。今存汉乐府诗歌仅有三四十首。到了魏晋时代，尽管被傅玄早一辈的曹氏父子作为建安文学的代表，终生倾力于乐府歌辞的创作，但今存的乐府诗，三曹合计也不及百篇。与傅玄同时代的阮籍没有乐府诗传世，嵇康也只有少量的乐府诗。比傅玄晚一辈的张华也只有十多首，陆机也不过四十来首。而据宋郭茂倩《乐府诗集》收录傅玄乐府诗八十余首和清丁福保《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收录傅玄乐府诗一百二十多首来看，傅玄是今存乐府诗创作数量最多的一位乐府诗人。所以，清沈德潜辑《古诗源》评论说“休奕诗，聪颖处时带累句，大约长于乐府”。刘勰《文心雕龙·乐府》更谓：“逮于晋世，则傅玄晓音，创立稚歌，以咏祖宗”。在经济思想方面。傅玄以民为本的分民定业论，以客观需要决定税赋的财政论，以提倡节俭，反对浪费的消费论，以重视农业，强调兴修水利的农业生产论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可以看出，傅玄是以其卓越的才华称著于魏晋，是魏晋时代一位杰出政论家、思想家和文学家。 傅玄及其《傅子》的思想属性，尽管《晋书·傅玄传》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一再称其“存重儒教”，“尊贵儒学”，“阐启儒风”。而事实上并非纯儒，在他的思想中表现出了明显的杂家倾向。他倡导儒学礼乐的教化作用，见其思想中儒学礼教占重要地位；他注意刑法，倡导德威相济，礼法并用，无疑受到汉代陆贾、贾谊、董仲舒的思想影响；他强调观行重事，主张考绩，又可窥见先秦荀子、汉代王充的思想痕迹；他关于元气始生万物的宇宙生成论似乎同东汉王符有其一定联系。而且《周易》之学、黄老思想均在傅玄《傅子》中有所表现。因此，博采众家之说，兼融并蓄，自成一家之言；论学致力于经世济民，论政力切时弊，无空疏浮泛之辞乃傅玄及其《傅子》的基本特征。从《傅子》的文风来看，朴实无华，义理雅正，雄辨有力，流畅通晓，逻辑严紧，尤其辨风是傅玄《傅子》的重要风格。从文章的表现手法来看，引物连类，论事以喻，以近及远，以微阐幽是傅玄《傅子》的重要特点。他勤奋好学，刚正不阿，关心生产，注重人才，同情人民的疾苦，重视国家的统一等思想和品格，以至于在今天，仍然对于我们具有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傅玄其人其书及其思想，自古及今，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在历史上唐房玄龄撰《晋书》首立《傅玄传》，开了历史上傅玄研究的先例。房氏的《傅玄传》全面介绍了傅玄其人及其事迹和学说，为人们认识和了解傅玄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参考资料。房玄龄是历史上傅玄研究的第一人。与房氏同时代的魏征编纂的《群书治要》，首开了后世历代官家私家藏书抄录引述傅玄《傅子》的先风。清《四库全书》更认为傅玄《傅子》的学术成就远远超出他同时代的所有学者，就连汉代王充的《论衡》和仲长统的《昌言》也不能与之相比。尽管其说未必妥当，但由于突出了傅玄及其《傅子》，这就引起了人们对于傅玄的关注。清人严可均编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从浩如烟海的典籍和文献中辑录傅玄《傅子》四卷，诗赋二卷以及宋郭茂倩《乐府诗集》、清丁福保《全汉三国魏晋南北朝诗》、清沈德潜《古诗源》均为人们认识了解和研究傅玄及其思想保存了珍贵的文本。当然，事实求是的讲，对傅玄及其思想的研究是从新中国建立以后才开始的。五四运动至新中国成立以前的半个世纪当中，傅玄研究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据现有资料看，仅有《傅玄秦女休行本事考》一文见于《经世季刊》二卷三期外，我们还再找不到有关傅玄研究的只言片语。新中国成立以后，学术界一些老前辈诸如侯外庐、胡寄窗、游国恩等先生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把傅玄纳入中国古代思想发展史之系统，进行了科学的研究和评论，揭开了傅玄研究的序幕，开拓了傅玄研究的领域。 1950年，侯外庐先生的《中国思想通史》出版，该书第二卷第十八章第三节“魏晋佛老思想的分野与儒道两家神灭思想的兴起”中以“傅玄—杨泉的学派及其神灭论思想”为标题，介绍了傅玄的哲学思想。该书说道：“南北朝时期，反佛的神灭论者，多是与道家混合了的，或吸收了道家思想中科学精神的儒家，这种学风实由傅杨开其端绪”。1957年《中国思想通史》修订再版，其第三卷第八章第三节“魏晋佛老思想的融合与分野，儒道两家神灭思想的兴起”中再以“傅玄—杨泉的学派及其神灭论思想”为标题，明确提出傅玄是唯物主义者。该书言道：“傅杨的‘所以立天地者，水也；成天地者，气也。’‘九州之外皆水也’的观点能吸收当时自然科学成果来说明宇宙，既不陷于虚无飘渺的玄想，也没有附加神秘的内容，这正表明他们是唯物主义者。”并说：“在佛教与老庄的神学思想盛行的时代，能够保存进步神灭论的遗产，自属难能可贵。”肯定了傅玄在中国哲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1966年，胡寄窗先生的《中国经济思想史》出版，该书第二卷第七章“公元第三、第四世纪的经济思想”的第二节以“傅玄的经济思想”为标题，从“分民定业”，“财政观点”，“农业问题”，“货币概念”等方面全面论述了傅玄的经济思想，并评论说：“傅玄的经济思想，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要算接触面比较广阔的。”肯定了傅玄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 1963年，游国恩先生的《中国文学史》出版，该书第三编“魏晋南北朝文学”第二章“西晋文学”第一节以“傅玄张华”为标题，介绍了傅玄的文学思想及其影响。游国恩先生说，“傅玄以乐府诗见长。……一部分乐府诗却继承了汉乐府民歌的传统，反映了社会问题，具有现实意义。……其中尤以反映妇女问题的作品为最突出。……颇有汉魏风骨。”“傅玄的一些描写爱情的小诗有着较高的艺术成就。……傅玄的这一类诗善用比兴，构思新巧，语言情深，清丽可喜。”肯定了傅玄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在学术界前辈拓荒性研究的基础上，1961年6月23日《甘肃日报》发表署名苏丰、江夏的《晋初诗人傅玄》的专题文章，这是建国以来傅玄研究见诸于报刊的唯一一篇专论。1963年，中国当代著名哲学史专家，北京大学教授张岱年先生在中华书局出版的《文史》第三辑上发表题为《＜物理论＞与＜傅子＞是否“一家之学”》的专论，首次对侯外庐先生的“傅杨学派”提出争鸣。张先生认为，“杨泉的《物理论》与傅玄的《傅子》本来是不相干的，二家思想也是泾渭有别的。”他根据清人严可均与叶德辉的考证，指出“没有什么理由认为二书是不清楚的。”强调“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来认定杨泉的学说和傅玄的学说是一家之学。”这是建国以来国内傅玄研究公开见于学术刊物的第一篇争鸣文章。改革开放以来，傅玄及其思想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1979年，赵光勇先生在《陕西师大学报》第二期发表《傅玄论》；1980年，穆长青先生在《甘肃文艺》第十一期发表《傅玄》；1981年，魏明安先生在《甘肃师大学报》第二期发表《傅玄是太康作家吗》；1984年，穆纪元先生在《甘肃社会科学》第五期发表《傅玄的美学思想》；同年，赵以武先生在《甘肃社会科学》第二期发表《论傅玄的乐府诗》；1992年，高新民先生在《庆阳师专学报》连续发表《傅玄及其“傅子” 》、《傅玄<傅子>的写作时代及其思想辨析》、《论傅玄的政治思想》等；刘治立先生先后在《史学研究》1998年第2期发表《傅玄及其史学》、在《成都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发表《＜傅子＞与＜三演义＞》、在《洛阳师院学报》2000年第3期发表《傅玄与魏征合论》、在《安徽教育学院学报》2001年第5期发表《傅玄教育观评析》、在《固原师专学报》2001年第5期发表《傅玄作品中的易理》、在《天水行政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发表《傅玄的以德治国思想》、在《史学论丛》第10辑发表《清代学者的＜傅子＞研究》；2003年，辛志凤先生在《古籍整理研究学刊》发表《傅玄及其<傅子>》。继而，兰州大学教授魏明安先生的《傅玄评传》1996年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陇东学院教授高新民先生的《傅玄思想研究》1996年由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陇东学院副教授刘治立先生的《傅玄<傅子>今注今译》也将在近期出版。至此，可以说，傅玄研究日趋活跃，呈现出了令人可喜的局面。 特别需要提到的是，解放以后，为了继承和弘扬我国古代优秀文化遗产，中华出局将傅玄《傅子》中的《马先生传》选入《中华活页文选》，并作评价。后又一度将其选入高中语文教材。1980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著名文学家大辞典》，比较详尽的介绍了傅玄的生平、事迹及其著述。1984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已故学者陆侃如先生的《中古文学系年》，对傅玄的生平进行了系统考证。同时，新版《辞海》哲学分册和文字分册均收有傅玄辞条。而且，近年来庆阳地区也编辑出版过许多普及性读物，其中也多次提到傅玄和他的《傅子》等等。这就为人们认识和了解傅玄提供了广阔的渠道，知道傅玄名字的人越来越多，读其书想其人的读者日益增长。 我们相信，随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深入发展，随着西部大开发和庆阳大发展，傅玄及其《傅子》研究必将取得新的成果。庆阳的腾飞与发展必将为傅玄及其《傅子》的研究创造新的机遇，而傅玄及其《傅子》的研究亦必将为庆阳的文化繁荣增添新的亮点,我们应该读读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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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 玄：字休奕（217-279），北地泥阳（今陕西省耀县）人，西晋时哲学家、文学家，可算是傅姓族人有史以来最有学问的名人。其学问渊博，精通单律，于诗擅长乐府。在哲学上，把自然和人类历史都看作一种纯粹的自然过程，批判了有神论的世界观和玄学空谈。著有《傅子》等集传世，在晋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卒后被追封为清泉侯。
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宣传和研究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并力求理论联系实际，探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问题；研究和探讨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探讨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热点、难点问题；研究西部、甘肃、天水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弘扬天水历史文化名城的人文精神、发掘整理其文化、历史、艺术诸方面对人类的贡献。
傅玄 傅玄 (217～278) ，字休奕，西晋北地泥阳(今陕西耀县南)人。曾任西晋御史中丞、司隶校尉等监察官吏,敢于“奏劾”,“贵游慑伏”。著有《傅子》120卷，已散佚，今有辑本4卷。傅玄基本上继承了汉代董仲舒、《白虎通》以来德主刑辅的思想，认为“天地成岁也，先春而后秋；人君之治也,先礼而后刑”。他强调治国在于“贵教”,认为“专任刑名，民不聊生。通儒达道，政乃升平”。 但傅玄比较重视法律的作用，宣称“治国有二柄：一曰赏，二曰罚。赏者，政之大德也；罚者，政之大威也。”他所说的“赏”，首先是指对“修行崇德”者即符合儒家道德标准的人行赏。他强调赏罚二者缺一不可， “独任威刑而无德惠，则民不乐生，独任德惠而无威刑，则民不畏死。民不乐生，不可得而教也；民不畏死，不可得而制也。”他甚至说：“礼法殊途而同归，赏刑递用而相济”。傅玄主张认真遵守法律，反对凭个人好恶判案。他说：“释法任情，□佞在下，多疑少决，譬执腐素以御奔马”，是十分危险的。他强调赏罚应不论身份、等级，“有善，虽疏贱必赏；有恶，虽贵近必诛”， “若亲贵犯罪，大者必议，小者必赦，是纵封豕于境内，放长蛇于左右也”。这是对曹魏以来在法律中规定的儒家八议制度的否定。傅玄赞赏曹魏王朝的河南尹傅嘏审案不行刑讯，同时积极拥护恢复肉刑的倡议，认为肉刑可使犯人“终身惩”，有利于稳定社会秩序，他说“肉刑虽斩其足，犹能生育也”，不妨碍劳动力的增殖。这也符合西晋“土广人稀”的需要。他说:“今有弱子,当陷大辟。问其慈父，必乞以肉刑代之，苟可以生易死也。有道之君，能不以此加百姓乎？” 傅玄的教育思想 一、生平与教育活动 傅玄(217—278年)，字休奕，北地泥阳(今陕西耀县)人。为躲避战乱，举家迁于河内。玄博通众学，善于文词，精通乐律。魏时他曾为弘农太守兼典农校尉，封鹑觚男。傅玄，性刚直，晋武帝时为谏议官，屡陈政见，要求重农轻商、尊儒尚学，以儒道为治国之本，深受重视。在西晋官至司隶校尉。 傅玄极力反对慕虚无与贵刑名的风气，上疏力陈魏贵刑名、尚玄虚的危害，认为魏之风气无异于亡秦之病复发，要求西晋改弦更张，提倡尊儒重教。傅玄有关教育与政治、经济等关系的论述，颇有精当之处，是晋初的一位教育理论家，教育规划的首倡者。 傅玄的主要著作是《傅子》，现仅存24篇，它是研究傅玄教育思想的主要依据。 二、论教育的地位与作用 傅玄从人性论与治国安邦两方面论述教育的地位与作用。 在人性的问题上，傅玄不赞成孟轲的“性善论”，也不同意荀况的“性恶论”，而是认为人性既有善的因素，即所谓“好善尚德之性”，又有恶的因素，即所谓“贪荣重利之性”，有善有恶，才是人性的完整涵义。人性中不论是善的因素，还是恶的因素，都不是固定不变的，可变性是人性的最大特点。教育对人性的作用则表现在因善与攻恶两方面，教育就是扬善抑恶的日长日消的过程。而且，教育的功能远大于环境的影响。人在接受教育后，就能为道义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傅玄又认为，为防止教育过程发生偏差，确立一定的法度是必要的，只有以教育为主导，以法度为调节因素，教育才能达到教育者所要求的目标。 从治国安邦的角度，教育的地位与作用亦不可小看。傅玄继承德威并举的政治思想，认为治国应备有两手，一为赏，二为罚，“只有德威相济，两手并举，方能“使其民可教可制”。但在德威两者之间，又应以德治为主，必须弘扬德教。通过教育，养成礼义之德，最终才能达到上安下顺、国家长治久安的目的。他把教育看成政治的一部分，是统治的辅助手段，这种观点与传统的“化民成俗”的儒家思想是完全一致的。 三、论学校教育 振兴国家，人才是关键，而人才的造就主要得力于学校。傅玄列举了九种社会所需要的人才，即：德才、理才、政才、学才、武才、农才、工才、商才、辩才，这些统治人才的培养都应成为学校教育的目标。然而不论何种人才，都必须以崇德修行为先，否则，“道德不修，虽有千金之剑，何所用之”。而道德的养成，要依靠学校教育来达到，“宣德教者，莫明乎学”。但是自东汉末年以来，学校衰废，儒学为人所鄙，魏时玄风兴起。傅玄对此现象深为不满，要求晋武帝整顿纲维时，应该以尊儒尚学为首务，学校以儒学教育为首位。他说：“儒学者，王教之首也。”可见，傅玄的目的在于复兴儒学。值得一提的是，傅玄把尊儒尚学与贵农贱商同样看成事业之要务，振兴教育与发展农业相协调，同是治国要策中不可分割的两部分，这与抛开经济的发展，而一味侈谈发展教育是不同的。 傅玄认为既以儒学为治国之道，就应注重传授儒家经典为主的学校教育，尊重儒者，以儒业为贵，严格选拔好儒之士入学受教，慎重聘用学官。只有以“尊其道、贵其业、重其选”为急务，才能振兴衰弱已久的学校教育。 四、论道德教育 傅玄在道德教育的方法与原则方面，强调“内省法”，注重自我修养的必要性。他认为修心是修养的关键，因为心乃神明之主，万理之统，有正心必有正德，所以立德的根本在于正心。所谓正心，即以儒道正己，使忠正仁理等时刻存于心中。在傅玄看来，一个人只有自正心开始，才，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以古之君子欲修身治人，必先正心。因此，傅玄反复强调修养只在求之于心而已。如其心正于内，则不论外界如何变化，都能保其心性而不迷惘。 值得注意的是，傅玄认为道德教育必须以经济的发展为基础，经济的发展能促进道德的培养。这种观点与他的政治、经济主张是一致的。经济决定论在当时有着积极的意义。 傅玄认为既以儒学为治国之道，就应注重传授儒家经典为主的学校教育，尊重儒者，以儒作为一位纯粹的儒者，傅玄能注意从经济的角度研究教育的发展，在当时是很有积极意义的。由于傅玄所处地位显赫，他的主张对晋初经济的繁荣、文教的发达是有影响的。但是随着晋统治的腐朽，玄风的盛行，傅玄大部分主张只作为一种良好的愿望留于史上。
傅玄，字休奕，公元217年生于北地郡宜阳，即今铜川市耀县。出身于官宦家庭，是西晋初年的著名政治家、思想家。幼时，父被罢官，同逃难河南，“专心诵学”。“性刚劲亮直，不能容人之短”。清高、孤赏、不落俗尘，同情农民。举秀才后，选为著作史，“撰集魏书”。再迁弘农太守。精心政务，忠于职守，数次上书，陈说治国之策，指出弊端。因政见超众，奏章明析，封鹑觚男”。 晋武帝即位，进傅玄“爵为子，加附马都尉”，与散骑常侍皇甫陶共掌“谏职”。傅玄以锐敏的眼光，提出在阶级、民族矛盾的实际情况下，应以“舜之化，开正直之路，体夏禹之至俭，举清远有礼之臣，以敦风节；未退虚鄙，以征不恪”。武帝赞同后，化针对晋社会依靠氏族，封官许愿，任人唯亲唯势，机构庞杂的情况，提出要以才录官，考察官员政绩，减少机构，使宦不废职于朝，国无旷官之累。又针对农业衰败，弃农商，富豪子弟游手好闲，不学无术的情况，提出“尊儒尚学，贵农商贱”。武帝甚悦，拜为“侍中”，成为近臣。傅玄公元268年，傅玄最有名的“五条政见”，针对当时水旱灾的情况，表达了他重农爱民的政治主张及反对“天命”的唯物观点，晋武帝十分赞许地说：“所陈五事，言农事得失及水官兴废，双安边御胡政事猛宽之宜，申省周备，一二具之，此诚为国大本，当信急务也”。乃下令按“五事”办理，并加傅玄为太仆。 傅玄一生，喜爱读书、写书。虽显贵，而著述不废，撰论经国九流及三史故事，共四部、六录，一百四十卷，数十万言。与文集百卷全为一书，起名《傅子》，刊行于世。文辞之美，深为世人所赞，足可以与《杨子》、《墨子》、《孙子》、《孟子》齐名。278年，卒于家中，年62岁，谥号“刚”，追封“清泉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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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宣传和研究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并力求理论联系实际，探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问题；研究和探讨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探讨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热点、难点问题；研究西部、甘肃、天水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弘扬天水历史文化名城的人文精神、发掘整理其文化、历史、艺术诸方面对人类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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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姓是世界第二多的人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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