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危机降临人类社会已有半个世纪，人类用来应对这场危机的环境立法也已度过了几十个年头，(注:法国学者基斯先生认为，"真正意义上的环境保护措施是在20世纪才出现的，更准确地说，是1960年代末。"(氏著: 《国际环境法》 ，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27页)现代意义上的环境法也是在此时开始出现的。)可是，直到今天，被一些学者理解为环境法的基础的环境权(注:蔡守秋先生认为，"环境权是环境法的一个核心问题，是环境诉讼的基础。"(见氏著《环境权初探》 ，《中国社会科学》1982年第3期))却迟迟没有取得被人们公认的身份。环境权并非一项单独的权利，而是一个由公权与私权、程序权利与实体权利所构成的内容丰富的权利体国际环境法系。它在程序上表现为国家环境管理的参与决策权，实体上则被赋予民事权利的性质。它以资源的开发、利用权为中心，体现作为公共物品的环境对公民个人的客观价值，通过成本--收益的效用比较参与经济流通过程。从各国环境权理论和实践方面分析，可以对环境权的内容进行不同的分类。一般是从权利的表现形式进行分类，按照这种标准，环境权至少应包括如下内容:(1)环境资源利用权。环境权的核心在于保障人类现在和将来世世代代对环境的利用，以获得满足人类生存需要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因此，环境权首先要肯定其主体对环境的利用权，事实上，各国环境立法的实践也都立足于对环境资源利用权的规定展开。将环境资源利用权确定为一项权利，才可以使义务主体承担义务，也才可以使权利主体的权利滥用受到限制，因为，在法律上没有无限制的权利。一方面，对环境资源利用权的确立意味着为人类使用环境的合法性，对环境的利用就有污染物的排放和对自然环境的改变，只有在环境资源利用权的基础上才能成立环境标准、环境许可、环境开发的各种制度，也才有以环境容量为核心的环境资源使用权交易制度的形成。另一方面，对环境资源利用权的确立意味着国家及其与权利主体相对应的个人和团体所必须承担的义务的确定，国民的环境资源利用权在受到不法侵害时，法律将为其提供强制性保障，从而为国民向国家、向他人主张环境权奠定了基础。现有的各国环境立法中关于日照权、眺望权、景观权、静稳权、嫌烟权、亲水权、达滨权、清洁水权、清洁空气权、公园利用权、历史性环境权、享有自然权等等都是关于环境资源利用权的规定。在美国、日本、印度、菲律宾、哥斯达尼加等国也都有保护环境资源利用权的司法实践。学者们也对这些利用权进行了分类，日本的中山教授提出用"环境的共同使用权"来概括这一权利，并将它又具体区分为，"生活环境使用权"、"自然公物使用权"、"特定自然环境使用权"三类。另有学者从环境利益的保护角度出发，将日照权、眺望权嫌烟权等生活环境中与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的、私权性质较强的权利称为环境私权;而将清 洁水权、清洁空气权、享有自然权、历史性环境权等"公共性"、"公益性"较高，支配"公共的空间意识"，公权性质较强的权利，称之为环境公权。实际上，这里的"私权"与"公权"和传统法律上的公权与私权又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2)环境状况知情权。环境状况知情权又称信息权，是国民对本国乃至世界的环境状况、国家的环境管理状况以及自身的环境状况等有关信息获得的权利。这一权利既是国民参与国家环境管理的前提，又是环境保护的必要民主程序。"人们有权知道环境的真实状态，这一权利在立法中也得到了明确的承认，如乌克兰共和国《自然环境保护法》第9条规定:"公民有权依法定程序获得关于自然环境状况及其对居民健康的影响等方面的确实可靠的全部信息。"泰国的《环境质量法》也作了大致相同的规定。环境状况知情权在环境法的一些基本制度如环境影响评价、污染权交易、环境标准等多项制度中也有所反映。环境状况知情权主要是由法定程序来加以保障的一项权利。有关获得环境信息的程序立法在此就尤为重要，国民如何获得信息?获得何种信息?对于获得的信息的反馈有无途径?等等。从另一方面看，环境状况知情权是对政府环境行政机关权力的限制，它要求环境行政机关负有披露信息的义务，对于不履行职责者，将产生法律后果，在此意义上，环境状况知情权又是监督权的一种表现。现行立法除了少数国家对环境状况知情权有比较明确的程序性规定以外，专门对其程序的规定较为少见。我想这可能与环境状况知情权中所包含的应该知道的必须是具体的信息有关。从国家权力设置的角度，也有对环境管理行政机关发布信息的规定，但在本质上与规定国民的环境状况知情权还是有立法思想上的差别的。从国家权力的角度立法与从国民权利角度的立法所反应的是法律本位的不同，也反应出国家对于国民在环境保护中的地位认识的不同。(3)环境侵害请求权。环境权中所包含的环境侵害请求权，是公民的环境权益受到侵害以后向有关部门请求保 护的权利。它既包括对国家环境行政机关的主张权利、又包括向司法机关要求保护权利，具体为对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行政复议和国家赔偿的请求权，对他人侵犯公民环境权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和停止不法侵害的请求权等。实际上，也可以对环境权的内容作法律规范形式意义上的分类，按照这种分类，环境权的内容包括宪法权利、行政法权利、民法权利、诉讼法权利等。折叠国家的环境管理权国家享有公法意义上的环境资源管理权。国家作为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享有对环境资源的所有权和管理权，在很多的法律部门中都有所体现。比如宪法第九条规定:"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都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由法律规定属于集体所有的森林和山岭、草原、荒地、滩涂除外。国家保障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保护珍贵的动物和植物环境权论。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自然资源。" 第十条:"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在我国目前的行政体制框架内，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一般都是分别属于不同的行政主管部门管理。这样的管理模式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历史的惯性，但是存在弊端--人为地分割了环境资源的统一性，破坏了环境资源的生态性和整体性，同时在决策的时候难免会造成考量的片面和不周全性。因此，我们认为国家的环境资源管理权应当变"分级分部门管理"为"统一管理"。由国务院统一行使对全国环境资源的管理权，具体说来，可以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代表国务院具体负责对全国环境资源的管理。司法实践中，肯定因为环境保护和资源管理的行政诉讼，其合法性基础和前提就在于肯定国家的环境保护和资源管理职能。然而仅仅是国家相关部门作为应诉机关被动地去应对行政相对人的诉讼，并没有肯定国家相关部门作为环境资源的所有人，可以主动地因为环境污染或资源破坏而向特定的当事人提起诉讼。现行的做法有二:一是国家机关和相关组织可以支持起诉;二是由国家检察机关对环境资源犯罪提起公诉。然而还有一大类环境民事侵害案件缺乏相关的诉讼途径。比如沱江特大污染案件中，约100万人饮水受到严重影响，直接经济损失约3亿元。然而处理结果只是:川化集团被罚款100万元，为渔业损失赔付1100万元;川化集团总裁引咎辞职;5名企业负责人及环保部门干部被移交司法机关处理。姑且不论处理结果是否妥当，沱江流域生态系统恢复至少需要5年的时间，如此高昂的成本应当由具体的主体予以承担。那么就可以由国家机关作为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行使诉权，从而突破现有的诉讼法的瓶颈--只有权利受到侵害的当事人才可以提起诉讼。某种程度上，这是一种政府主导并实施的公益诉讼。
又称环境权的核心，是法律基于社会成员生存、生活、工作和其他活动的需要具备的基本生存质量的环境核心。核心环境权与环境权内容的主要组成部分是一致的，也是派生环境权的基础。主要内容包括在无害于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的环境中生活和工作的基本环境权、享受具有特殊美学价值和卫生条件的优美环境权以及在优美舒适环境中生活工作的舒适环境权。
法律分析：环境权的核心在于保障人类现在和将来世世代代对环境的利用，以获得满足人类生存需要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二条 本法所称环境，是指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天然的和经过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的总体，包括大气、水、海洋、土地、矿藏、森林、草原、湿地、野生生物、自然遗迹、人文遗迹、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城市和乡村等。第三条 本法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的其他海域。第四条 保护环境是国家的基本国策。国家采取有利于节约和循环利用资源、保护和改善环境、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的经济、技术政策和措施，使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相协调。
侵犯了公民健康权了，但是不属于侵犯公民环境权。环境权，从语义分析的角度有两层含义：一是环境的权利，二是主体对环境所享有的权利。而我们现有的理论体系坚持在哲学上“主客二分法”，也就是以“主体与客体的完全二致和对立”来进行理论的建构，因此我们不承认作为客体的环境有独立的内在的权利。如此，环境权则仅仅是指主体对环境所享有的权利。 权利，按其发展来看，一般要经历三个阶段：应有权利、法定权利、实有权利。我们通常所说权利，多是指法定的权利，因为权利本质上属于特定利益之上法律之力。也就是说，缺乏法律的规定和保障，权利是不复存在的，至少是得不到有效救济的，因此权利之实际享有，必须要以法律的规定为现实的依托。综合上面各个法律部门中有关环境权的规定，可以抽象出环境权的定义。 环境权是指特定的主体对环境资源所享有的法定权利。对公民个人和企业来说，就是享有在安全和舒适的环境中生存和发展的权利，主要包括环境资源的利用权、环境状况的知情权和环境侵害的请求权。 对国家来说，环境权就是国家环境资源管理权，是国家作为环境资源的所有人，为了社会的公共利益，而利用各种行政、经济、法律等手段对环境资源进行管理和保护，从而促进社会、经济和自然的和谐发展。 环境权的主体与客体 按照环境权的享有所依据的法律属性的不同，可以将之分为私法意义上的环境权和公法意义上的环境权。前者是公民个人所依法享有的在安全舒适的环境中生存和生活的权利；后者是一种环境管理权。私法意义上的环境权多体现在宪法、民法、民事诉讼法、刑法等法律部门，比如民法中规定“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违反国家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的规定，污染环境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就说明了公民个人享有在安全舒适的环境中生存和发展的权利，这种权利受法律保护，不得侵害和剥夺：而公法意义上的环境权则体现在环境保护法、行政诉讼法等法律部门中，比如环境保护法中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本辖区的环境保护工作实施统一管理”就表明了环境保护行政主管机关的环境资源管理权。 前者的主体一般包括两类；公民个人、群体。后者的主体则多为国家，此外还包括一部分的组织和法人。需要说明的是，群体多为法人或者其他非法人组织和团体，它所享有的私法意义上的环境权可以落脚到公民个人环境权的基础之上。所以环境权实际上包括两部分：一是公民个人的环境权：二是国家的环境资源管理权。至于企业的环境权，与公民个人的环境权并无二致，只是侧重有所不同，具体的含义有所差别。比如企业的环境权更加注重环境资源的利用权和环境状况的知情权，而公民个人则较为注重环境侵害的请求权。 环境权的具体内容 1、公民个人的环境权（企业的环境权） 环境权并非一项单独的权利，而是一个由公权与私权、程序权利与实体权利所构成的内容丰富的权利体系。它在程序上表现为国家环境管理的参与决策权，实体上则被赋予民事权利的性质。它以资源的开发、利用权为中心，体现作为公共物品的环境对公民个人的客观价值，通过成本——收益的效用比较参与经济流通过程。从各国环境权理论和实践方面分析，可以对环境权的内容进行不同的分类。一般是从权利的表现形式进行分类，按照这种标准，环境权至少应包括如下内容： （1）环境资源利用权。环境权的核心在于保障人类现在和将来世世代代对环境的利用，以获得满足人类生存需要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因此，环境权首先要肯定其主体对环境的利用权，事实上，各国环境立法的实践也都立足于对环境资源利用权的规定展开。将环境资源利用权确定为一项权利，才可以使义务主体承担义务，也才可以使权利主体的权利滥用受到限制，因为，在法律上没有无限制的权利。 一方面，对环境资源利用权的确立意味着为人类使用环境的合法性，对环境的利用就有污染物的排放和对自然环境的改变，只有在环境资源利用权的基础上才能成立环境标准、环境许可、环境开发的各种制度，也才有以环境容量为核心的环境资源使用权交易制度的形成。另一方面，对环境资源利用权的确立意味着国家及其与权利主体相对应的个人和团体所必须承担的义务的确定，国民的环境资源利用权在受到不法侵害时，法律将为其提供强制性保障，从而为国民向国家、向他人主张环境权奠定了基础。 现有的各国环境立法中关于日照权、眺望权、景观权、静稳权、嫌烟权、亲水权、达滨权、清洁水权、清洁空气权、公园利用权、历史性环境权、享有自然权等等都是关于环境资源利用权的规定。在美国、日本、印度、菲律宾、哥斯达尼加等国也都有保护环境资源利用权的司法实践。学者们也对这些利用权进行了分类，日本的中山教授提出用“环境的共同使用权”来概括这一权利，并将它又具体区分为，“生活环境使用权”、“自然公物使用权”、“特定自然环境使用权”三类。另有学者从环境利益的保护角度出发，将日照权、眺望权嫌烟权等生活环境中与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的、私权性质较强的权利称为环境私权；而将清 洁水权、清洁空气权、享有自然权、历史性环境权等“公共性”、“公益性”较高，支配“公共的空间意识”，公权性质较强的权利，称之为环境公权。实际上，这里的“私权”与“公权”和传统法律上的公权与私权又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 （2）环境状况知情权。环境状况知情权又称信息权，是国民对本国乃至世界的环境状况、国家的环境管理状况以及自身的环境状况等有关信息获得的权利。这一权利既是国民参与国家环境管理的前提，又是环境保护的必要民主程序。“人们有权知道环境的真实状态，这一权利在立法中也得到了明确的承认，如乌克兰共和国《自然环境保护法》第9条规定：“公民有权依法定程序获得关于自然环境状况及其对居民健康的影响等方面的确实可靠的全部信息。”泰国的《环境质量法》也作了大致相同的规定。环境状况知情权在环境法的一些基本制度如环境影响评价、污染权交易、环境标准等多项制度中也有所反映。 环境状况知情权主要是由法定程序来加以保障的一项权利。有关获得环境信息的程序立 法在此就尤为重要，国民如何获得信息?获得何种信息?对于获得的信息的反馈有无途径? 等等。从另一方面看，环境状况知情权是对政府环境行政机关权力的限制，它要求环境行政 机关负有披露信息的义务，对于不履行职责者，将产生法律后果，在此意义上，环境状况知 情权又是监督权的一种表现。 现行立法除了少数国家对环境状况知情权有比较明确的程序性规定以外，专门对其程序 的规定较为少见。我想这可能与环境状况知情权中所包含的应该知道的必须是具体的信息有 关。从国家权力设置的角度，也有对环境管理行政机关发布信息的规定，但在本质上与规定 国民的环境状况知情权还是有立法思想上的差别的。从国家权力的角度立法与从国民权利角 度的立法所反应的是法律本位的不同，也反应出国家对于国民在环境保护中的地位认识的不 同。 （3）环境侵害请求权。环境权中所包含的环境侵害请求权，是公民的环境权益受到侵害以后向有关部门请求保 护的权利。它既包括对国家环境行政机关的主张权利、又包括向司法机关要求保护权利，具体为对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行政复议和国家赔偿的请求权，对他人侵犯公民环境权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和停止不法侵害的请求权等。实际上，也可以对环境权的内容作法律规范形式意义上的分类，按照这种分类，环境权的内容包括宪法权利、行政法权利、民法权利、诉讼法权利等。 2、国家的环境管理权 国家享有公法意义上的环境资源管理权。国家作为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享有对环境资源的所有权和管理权，在很多的法律部门中都有所体现。比如宪法第九条规定：“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都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由法律规定属于集体所有的森林和山岭、草原、荒地、滩涂除外。国家保障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保护珍贵的动物和植物。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自然资源。” 第十条：“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 在我国目前的行政体制框架内，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一般都是分别属于不同的行政主管部门管理。这样的管理模式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历史的惯性，但是存在弊端——人为地分割了环境资源的统一性，破坏了环境资源的生态性和整体性，同时在决策的时候难免会造成考量的片面和不周全性。因此，我们认为国家的环境资源管理权应当变“分级分部门管理”为“统一管理”。由国务院统一行使对全国环境资源的管理权，具体说来，可以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代表国务院具体负责对全国环境资源的管理。 司法实践中，肯定因为环境保护和资源管理的行政诉讼，其合法性基础和前提就在于肯定国家的环境保护和资源管理职能。然而仅仅是国家相关部门作为应诉机关被动地去应对行政相对人的诉讼，并没有肯定国家相关部门作为环境资源的所有人，可以主动地因为环境污染或资源破坏而向特定的当事人提起诉讼。现行的做法有二：一是国家机关和相关组织可以支持起诉；二是由国家检察机关对环境资源犯罪提起公诉。然而还有一大类环境民事侵害案件缺乏相关的诉讼途径。比如沱江特大污染案件中，约100万人饮水受到严重影响，直接经济损失约3亿元。然而处理结果只是：川化集团被罚款100万元，为渔业损失赔付1100万元；川化集团总裁引咎辞职；5名企业负责人及环保部门干部被移交司法机关处理。姑且不论处理结果是否妥当，沱江流域生态系统恢复至少需要5年的时间，如此高昂的成本应当由具体的主体予以承担。那么就可以由国家机关作为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行使诉权，从而突破现有的诉讼法的瓶颈——只有权利受到侵害的当事人才可以提起诉讼。某种程度上，这是一种政府主导并实施的公益诉讼。 环境权救济的现状 在司法实践中，大量的以环境权为诉讼理由的判决遭到了否定，否定环境权判决的理由 有多种，如将宪法关于环境权的有关规定解释为程序性的规定或纲领性的规定，认为不能根 据这些规定直接取得具体的环境侵害请求权。认为环境权是针对环境而言的利益，这种利益 不能说是应受到法律保护的利益，只不过是反射性利益。还有的法官认为环境权的内容和范 围、环境权的主体范围不明确，无法具体适用。也有人认为，环境是公共利益，任何个人不 能成为它的利益主体，因而原告不符合诉讼主体资格等。所以，在司法实践中主要趋势是否 定环境权理论的。
我们倡导：转变观念和思路,加强引导,树立绿色低碳发展观发展绿色低碳经济、促进可持续发展是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必然选择政府部门要从政策层面上支持和引导大力发展绿色低碳产业,引导、支持社会树立绿色发展和低碳发展的理念以发展绿色低碳经济实践和探索为起点,寻求适合国情的绿色低碳经济发展模式为遏止气候变化不断恶化的势头,积极采取自主行动,从多种环节入手,节能减排降耗,减轻环境灾害,切实履行量化减排义务我们希望：加强科技创新,提倡低碳生活,建设生态环境世界各国、全球企业应负担起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应对资源环境压力以已开展的生态环境保护治理为榜样,寻求经济发展新模式,承担企业社会责任,加大节能减排和低碳技术的研发,加快节能环保和装备的推广应用,推动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发展低碳能源技术,推行能源高效利用、清洁能源开发、绿色GDP核算等研究,建立低碳经济发展模式和低碳社会生活消费模式我们期待：开展低碳技术国际交流,发展碳排放权交易国际合作加强政府间国际合作,进而推动企业合作,有序推进低碳生态产业转移,促进低碳和生态经济在全球的合理分布和共同发展积极建立环境权益交易市场,探索清洁发展机制,推动全球统一碳交易市场形成,改善发展中国家的碳定价权我们努力：推广发展低碳绿色金融的成功经验,积极探索发展绿色低碳经济的投融资途径,不断探索创新投融资机制,将减排降碳纳入金融体系的服务范畴,制定和完善符合国情的促进低碳产业发展的经济激励措施,利用碳金融体系的支撑使碳减排获得持续不断的融资,从碳减排权中提高能效及可持续发展的收益,努力争取全球低碳经济竞争的主动权让我们团结起来“发展绿色经济,倡导低碳生活,共赢绿色未来
环境危机降临人类社会已有半个世纪，人类用来应对这场危机的环境立法也已度过了几十个年头，(注:法国学者基斯先生认为，"真正意义上的环境保护措施是在20世纪才出现的，更准确地说，是1960年代末。"(氏著: 《国际环境法》 ，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27页)现代意义上的环境法也是在此时开始出现的。)可是，直到今天，被一些学者理解为环境法的基础的环境权(注:蔡守秋先生认为，"环境权是环境法的一个核心问题，是环境诉讼的基础。"(见氏著《环境权初探》 ，《中国社会科学》1982年第3期))却迟迟没有取得被人们公认的身份。环境权并非一项单独的权利，而是一个由公权与私权、程序权利与实体权利所构成的内容丰富的权利体国际环境法系。它在程序上表现为国家环境管理的参与决策权，实体上则被赋予民事权利的性质。它以资源的开发、利用权为中心，体现作为公共物品的环境对公民个人的客观价值，通过成本--收益的效用比较参与经济流通过程。从各国环境权理论和实践方面分析，可以对环境权的内容进行不同的分类。一般是从权利的表现形式进行分类，按照这种标准，环境权至少应包括如下内容:(1)环境资源利用权。环境权的核心在于保障人类现在和将来世世代代对环境的利用，以获得满足人类生存需要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因此，环境权首先要肯定其主体对环境的利用权，事实上，各国环境立法的实践也都立足于对环境资源利用权的规定展开。将环境资源利用权确定为一项权利，才可以使义务主体承担义务，也才可以使权利主体的权利滥用受到限制，因为，在法律上没有无限制的权利。一方面，对环境资源利用权的确立意味着为人类使用环境的合法性，对环境的利用就有污染物的排放和对自然环境的改变，只有在环境资源利用权的基础上才能成立环境标准、环境许可、环境开发的各种制度，也才有以环境容量为核心的环境资源使用权交易制度的形成。另一方面，对环境资源利用权的确立意味着国家及其与权利主体相对应的个人和团体所必须承担的义务的确定，国民的环境资源利用权在受到不法侵害时，法律将为其提供强制性保障，从而为国民向国家、向他人主张环境权奠定了基础。现有的各国环境立法中关于日照权、眺望权、景观权、静稳权、嫌烟权、亲水权、达滨权、清洁水权、清洁空气权、公园利用权、历史性环境权、享有自然权等等都是关于环境资源利用权的规定。在美国、日本、印度、菲律宾、哥斯达尼加等国也都有保护环境资源利用权的司法实践。学者们也对这些利用权进行了分类，日本的中山教授提出用"环境的共同使用权"来概括这一权利，并将它又具体区分为，"生活环境使用权"、"自然公物使用权"、"特定自然环境使用权"三类。另有学者从环境利益的保护角度出发，将日照权、眺望权嫌烟权等生活环境中与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的、私权性质较强的权利称为环境私权;而将清 洁水权、清洁空气权、享有自然权、历史性环境权等"公共性"、"公益性"较高，支配"公共的空间意识"，公权性质较强的权利，称之为环境公权。实际上，这里的"私权"与"公权"和传统法律上的公权与私权又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2)环境状况知情权。环境状况知情权又称信息权，是国民对本国乃至世界的环境状况、国家的环境管理状况以及自身的环境状况等有关信息获得的权利。这一权利既是国民参与国家环境管理的前提，又是环境保护的必要民主程序。"人们有权知道环境的真实状态，这一权利在立法中也得到了明确的承认，如乌克兰共和国《自然环境保护法》第9条规定:"公民有权依法定程序获得关于自然环境状况及其对居民健康的影响等方面的确实可靠的全部信息。"泰国的《环境质量法》也作了大致相同的规定。环境状况知情权在环境法的一些基本制度如环境影响评价、污染权交易、环境标准等多项制度中也有所反映。环境状况知情权主要是由法定程序来加以保障的一项权利。有关获得环境信息的程序立法在此就尤为重要，国民如何获得信息?获得何种信息?对于获得的信息的反馈有无途径?等等。从另一方面看，环境状况知情权是对政府环境行政机关权力的限制，它要求环境行政机关负有披露信息的义务，对于不履行职责者，将产生法律后果，在此意义上，环境状况知情权又是监督权的一种表现。现行立法除了少数国家对环境状况知情权有比较明确的程序性规定以外，专门对其程序的规定较为少见。我想这可能与环境状况知情权中所包含的应该知道的必须是具体的信息有关。从国家权力设置的角度，也有对环境管理行政机关发布信息的规定，但在本质上与规定国民的环境状况知情权还是有立法思想上的差别的。从国家权力的角度立法与从国民权利角度的立法所反应的是法律本位的不同，也反应出国家对于国民在环境保护中的地位认识的不同。(3)环境侵害请求权。环境权中所包含的环境侵害请求权，是公民的环境权益受到侵害以后向有关部门请求保 护的权利。它既包括对国家环境行政机关的主张权利、又包括向司法机关要求保护权利，具体为对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行政复议和国家赔偿的请求权，对他人侵犯公民环境权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和停止不法侵害的请求权等。实际上，也可以对环境权的内容作法律规范形式意义上的分类，按照这种分类，环境权的内容包括宪法权利、行政法权利、民法权利、诉讼法权利等。折叠国家的环境管理权国家享有公法意义上的环境资源管理权。国家作为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享有对环境资源的所有权和管理权，在很多的法律部门中都有所体现。比如宪法第九条规定:"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都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由法律规定属于集体所有的森林和山岭、草原、荒地、滩涂除外。国家保障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保护珍贵的动物和植物环境权论。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自然资源。" 第十条:"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在我国目前的行政体制框架内，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一般都是分别属于不同的行政主管部门管理。这样的管理模式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历史的惯性，但是存在弊端--人为地分割了环境资源的统一性，破坏了环境资源的生态性和整体性，同时在决策的时候难免会造成考量的片面和不周全性。因此，我们认为国家的环境资源管理权应当变"分级分部门管理"为"统一管理"。由国务院统一行使对全国环境资源的管理权，具体说来，可以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代表国务院具体负责对全国环境资源的管理。司法实践中，肯定因为环境保护和资源管理的行政诉讼，其合法性基础和前提就在于肯定国家的环境保护和资源管理职能。然而仅仅是国家相关部门作为应诉机关被动地去应对行政相对人的诉讼，并没有肯定国家相关部门作为环境资源的所有人，可以主动地因为环境污染或资源破坏而向特定的当事人提起诉讼。现行的做法有二:一是国家机关和相关组织可以支持起诉;二是由国家检察机关对环境资源犯罪提起公诉。然而还有一大类环境民事侵害案件缺乏相关的诉讼途径。比如沱江特大污染案件中，约100万人饮水受到严重影响，直接经济损失约3亿元。然而处理结果只是:川化集团被罚款100万元，为渔业损失赔付1100万元;川化集团总裁引咎辞职;5名企业负责人及环保部门干部被移交司法机关处理。姑且不论处理结果是否妥当，沱江流域生态系统恢复至少需要5年的时间，如此高昂的成本应当由具体的主体予以承担。那么就可以由国家机关作为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行使诉权，从而突破现有的诉讼法的瓶颈--只有权利受到侵害的当事人才可以提起诉讼。某种程度上，这是一种政府主导并实施的公益诉讼。
环境权并非一项单独的权利，而是一个由公权与私权、程序权利与实体权利所构成的内容丰富的权利体系。它在程序上表现为国家环境管理的参与决策权，实体上则被赋予民事权利的性质。它以资源的开发、利用权为中心，体现作为公共物品的环境对公民个人的客观价值，通过成本——收益的效用比较参与经济流通过程。从各国环境权理论和实践方面分析，可以对环境权的内容进行不同的分类。一般是从权利的表现形式进行分类，按照这种标准，环境权至少应包括如下内容：（1）环境资源利用权。环境权的核心在于保障人类现在和将来世世代代对环境的利用，以获得满足人类生存需要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2）环境状况知情权。环境状况知情权又称信息权，是国民对本国乃至世界的环境状况、国家的环境管理状况以及自身的环境状况等有关信息获得的权利。（3）环境侵害请求权。环境权中所包含的环境侵害请求权，是公民的环境权益受到侵害以后向有关部门请求保 护的权利。
法律分析：环境权是指公民有在健康、安全舒适的环境中生活的权利。环境资源使用权是环境权的核心，是指日照权、眺望权、景观权、嫌烟权、亲水权、清洁空气权、公园利用权、历史性环境权、享有自然权等。环境权的属性与人权、自然权利、道德权利、人格权和财产权有许多关联，但是并没有正确揭示环境权的属性,环境权本质上是一种习惯权利，研究环境权的属性对于明确环境权的主体、内容和保障方式有决定意义。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第四条 保护环境是国家的基本国策。 国家采取有利于节约和循环利用资源、保护和改善环境、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的经济、技术政策和措施，使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相协调。
环境危机降临人类社会已有半个世纪，人类用来应对这场危机的环境立法也已度过了几十个年头，(注:法国学者基斯先生认为，"真正意义上的环境保护措施是在20世纪才出现的，更准确地说，是1960年代末。"(氏著: 《国际环境法》 ，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27页)现代意义上的环境法也是在此时开始出现的。)可是，直到今天，被一些学者理解为环境法的基础的环境权(注:蔡守秋先生认为，"环境权是环境法的一个核心问题，是环境诉讼的基础。"(见氏著《环境权初探》 ，《中国社会科学》1982年第3期))却迟迟没有取得被人们公认的身份。环境权并非一项单独的权利，而是一个由公权与私权、程序权利与实体权利所构成的内容丰富的权利体国际环境法系。它在程序上表现为国家环境管理的参与决策权，实体上则被赋予民事权利的性质。它以资源的开发、利用权为中心，体现作为公共物品的环境对公民个人的客观价值，通过成本--收益的效用比较参与经济流通过程。从各国环境权理论和实践方面分析，可以对环境权的内容进行不同的分类。一般是从权利的表现形式进行分类，按照这种标准，环境权至少应包括如下内容:(1)环境资源利用权。环境权的核心在于保障人类现在和将来世世代代对环境的利用，以获得满足人类生存需要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因此，环境权首先要肯定其主体对环境的利用权，事实上，各国环境立法的实践也都立足于对环境资源利用权的规定展开。将环境资源利用权确定为一项权利，才可以使义务主体承担义务，也才可以使权利主体的权利滥用受到限制，因为，在法律上没有无限制的权利。一方面，对环境资源利用权的确立意味着为人类使用环境的合法性，对环境的利用就有污染物的排放和对自然环境的改变，只有在环境资源利用权的基础上才能成立环境标准、环境许可、环境开发的各种制度，也才有以环境容量为核心的环境资源使用权交易制度的形成。另一方面，对环境资源利用权的确立意味着国家及其与权利主体相对应的个人和团体所必须承担的义务的确定，国民的环境资源利用权在受到不法侵害时，法律将为其提供强制性保障，从而为国民向国家、向他人主张环境权奠定了基础。现有的各国环境立法中关于日照权、眺望权、景观权、静稳权、嫌烟权、亲水权、达滨权、清洁水权、清洁空气权、公园利用权、历史性环境权、享有自然权等等都是关于环境资源利用权的规定。在美国、日本、印度、菲律宾、哥斯达尼加等国也都有保护环境资源利用权的司法实践。学者们也对这些利用权进行了分类，日本的中山教授提出用"环境的共同使用权"来概括这一权利，并将它又具体区分为，"生活环境使用权"、"自然公物使用权"、"特定自然环境使用权"三类。另有学者从环境利益的保护角度出发，将日照权、眺望权嫌烟权等生活环境中与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的、私权性质较强的权利称为环境私权;而将清 洁水权、清洁空气权、享有自然权、历史性环境权等"公共性"、"公益性"较高，支配"公共的空间意识"，公权性质较强的权利，称之为环境公权。实际上，这里的"私权"与"公权"和传统法律上的公权与私权又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2)环境状况知情权。环境状况知情权又称信息权，是国民对本国乃至世界的环境状况、国家的环境管理状况以及自身的环境状况等有关信息获得的权利。这一权利既是国民参与国家环境管理的前提，又是环境保护的必要民主程序。"人们有权知道环境的真实状态，这一权利在立法中也得到了明确的承认，如乌克兰共和国《自然环境保护法》第9条规定:"公民有权依法定程序获得关于自然环境状况及其对居民健康的影响等方面的确实可靠的全部信息。"泰国的《环境质量法》也作了大致相同的规定。环境状况知情权在环境法的一些基本制度如环境影响评价、污染权交易、环境标准等多项制度中也有所反映。环境状况知情权主要是由法定程序来加以保障的一项权利。有关获得环境信息的程序立法在此就尤为重要，国民如何获得信息?获得何种信息?对于获得的信息的反馈有无途径?等等。从另一方面看，环境状况知情权是对政府环境行政机关权力的限制，它要求环境行政机关负有披露信息的义务，对于不履行职责者，将产生法律后果，在此意义上，环境状况知情权又是监督权的一种表现。现行立法除了少数国家对环境状况知情权有比较明确的程序性规定以外，专门对其程序的规定较为少见。我想这可能与环境状况知情权中所包含的应该知道的必须是具体的信息有关。从国家权力设置的角度，也有对环境管理行政机关发布信息的规定，但在本质上与规定国民的环境状况知情权还是有立法思想上的差别的。从国家权力的角度立法与从国民权利角度的立法所反应的是法律本位的不同，也反应出国家对于国民在环境保护中的地位认识的不同。(3)环境侵害请求权。环境权中所包含的环境侵害请求权，是公民的环境权益受到侵害以后向有关部门请求保 护的权利。它既包括对国家环境行政机关的主张权利、又包括向司法机关要求保护权利，具体为对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行政复议和国家赔偿的请求权，对他人侵犯公民环境权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和停止不法侵害的请求权等。实际上，也可以对环境权的内容作法律规范形式意义上的分类，按照这种分类，环境权的内容包括宪法权利、行政法权利、民法权利、诉讼法权利等。折叠国家的环境管理权国家享有公法意义上的环境资源管理权。国家作为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享有对环境资源的所有权和管理权，在很多的法律部门中都有所体现。比如宪法第九条规定:"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都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由法律规定属于集体所有的森林和山岭、草原、荒地、滩涂除外。国家保障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保护珍贵的动物和植物环境权论。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自然资源。" 第十条:"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在我国目前的行政体制框架内，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一般都是分别属于不同的行政主管部门管理。这样的管理模式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历史的惯性，但是存在弊端--人为地分割了环境资源的统一性，破坏了环境资源的生态性和整体性，同时在决策的时候难免会造成考量的片面和不周全性。因此，我们认为国家的环境资源管理权应当变"分级分部门管理"为"统一管理"。由国务院统一行使对全国环境资源的管理权，具体说来，可以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代表国务院具体负责对全国环境资源的管理。司法实践中，肯定因为环境保护和资源管理的行政诉讼，其合法性基础和前提就在于肯定国家的环境保护和资源管理职能。然而仅仅是国家相关部门作为应诉机关被动地去应对行政相对人的诉讼，并没有肯定国家相关部门作为环境资源的所有人，可以主动地因为环境污染或资源破坏而向特定的当事人提起诉讼。现行的做法有二:一是国家机关和相关组织可以支持起诉;二是由国家检察机关对环境资源犯罪提起公诉。然而还有一大类环境民事侵害案件缺乏相关的诉讼途径。比如沱江特大污染案件中，约100万人饮水受到严重影响，直接经济损失约3亿元。然而处理结果只是:川化集团被罚款100万元，为渔业损失赔付1100万元;川化集团总裁引咎辞职;5名企业负责人及环保部门干部被移交司法机关处理。姑且不论处理结果是否妥当，沱江流域生态系统恢复至少需要5年的时间，如此高昂的成本应当由具体的主体予以承担。那么就可以由国家机关作为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行使诉权，从而突破现有的诉讼法的瓶颈--只有权利受到侵害的当事人才可以提起诉讼。某种程度上，这是一种政府主导并实施的公益诉讼。
亲水权也有学者表述为“达滨权”，指人们亲近水域而感受精神愉悦的权益。日本环境法判例中的一个名词。从现有的各国环境立法中看，关于实体性权利包括日照权、眺望权、景观权、嫌烟权、亲水权、达滨权、清洁空气权、公园利用权、历史性环境权、享有自然权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