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制度是否挤出道德偏好的实验经济学研究——研究现状与展望

一、国内外相关研究

(一)国外相关研究

2012年5月，美国《波士顿评论》发表了以公开课驰名世界的哈佛大学政治学家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Sandel)教授的一篇文章《市场如何挤出道德》[1]。文章发表后，在该杂志网站论坛上引起热烈争论，吸引了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理查德·森尼特(Richard Sennett)、著名经济学家赫伯特·金迪斯(Herbert Gintis)和萨缪·鲍尔斯(Samuel Bowles)等人的加入。以桑德尔、森尼特等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为一方的代表认为现代社会的全面市场化会削弱公民的道德偏好，使人变得贪婪、自私和不负责任；而以金迪斯和鲍尔斯等经济学家为另一方的代表则认为，市场化不仅不会削弱公民的道德偏好，反而会促进道德偏好的提升。在众多实验经济学家的努力下，今天的经济学也可以像物理学和化学一样，在实验室中通过可控制、可重复的实验观察人们的行为和决策，从而验证不同的理论假设。这就是实验经济学中的实验室实验。2013年发表于《科学》杂志的论文《道德与市场》就是通过实验室实验检验市场化是否会挤出人们道德偏好的经典文献。在市场机制下表现出来的道德水平远低于个体决策时的水平。

但实验经济学家得到的结果也受到人们的各种置疑，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所谓实验的“外部有效性”问题。正是这些置疑迫使实验经济学家共同努力，推动了田野实验的发展。田野实验更贴近真实世界，如卡朋特等人所言：“实验经济学家不再保守，他们开始在实地招募被试而不是实验室；开始用实际物品而不是诱导价值；开始在实验说明中设定真实的情境而不是抽象的术语”[2]。今天，实验室实验与田野室实验已经成为实验经济学家观察现实经济生活的重要研究方法。

上世纪90年代，美国桑塔费研究院曾组织过一场历时10年的大规模田野实验。由数十位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共同参与，在全球五大洲12个国家的15个小型社会中开展了以最后通牒博弈、独裁博弈和公共品博弈为代表的跨文化行为实验。2001年8月发表于《美国经济评论》的实验结果表明，在不同社会经济和文化制度下，社会成员的行为偏好存在显著差异，这些差异无法被个人层次上的人口学特征所解释，而经济组织和市场一体化程度却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释这些差异：经济越发达、市场一体化程度越高，个体在实验中对合作和信任的支付也越高，从而整体合作水平、信任水平和道德水平也越高[3]。而且，研究者还发现，实验中个体的行为模式与他们在日常社会生活中的行为模式高度一致，因此实验结果是外部有效的。

但弗雷(Frey)等人通过一个自然田野实验，在微观层面上得出了与上述实验不同的结论[4]。弗雷等人报告了一个发生在瑞士小山村沃尔芬西斯(Wolfenschiesssen)的真实案例：政府就是否在此填埋核废料举行公投，结果有51%的村民表示同意。为增加这一比例，经济学家建议给予经济补偿，结果支持者反而下降至25%，即使后来政府将补偿额大幅提高至8700美元(远远超过当时瑞士的人均月收入)，也无法达到原来的支持率。研究者认为，运用市场化的金钱激励手段会抑制人们的责任感和义务感等基于道德偏好的考量。对许多居民来说，接受核废料填埋体现了一种公民责任和公共精神，而金钱补偿给人的感觉却像政府在贿赂民众。事实上，事后的调查也表明，在那些拒绝金钱补偿方案的人当中，有83%的人以“我不愿意被贿赂”解释了他们的反对行为。

按照Cochrane系统评价手册5.1随机对照试验的质量评价标准［7］，按照随机方法、分配隐藏、盲法和失访或退出4个方面进行评价：（1）随机方法是否正确；（2）是否做到分配隐藏，方法是否正确；（3）是否采用盲法；（4）有无失访或退出，是否采用治疗意向性分析。所有评价项目均满足者，发生偏倚的可能性最低，评为A级；如其中任何一项或多项仅部分满足，则该研究存在相应偏倚的可能性为中等，评为B级；如其中任何一项均不满足，则该研究存在相应偏倚的高度可能性，评为C级。

类似的，格尼茨和鲁斯蒂奇尼(Gneezy and Rustichini)等人进行的田野实验则在另一维度上揭示了与以上研究相同的微观机制[5]。以色列某城市幼儿园碰到的难题是，许多家长经常超过规定时间接孩子回家，致使管理员不能正常下班。根据标准经济学模型的假设，如果对迟来的家长课以罚款将有效减少这一现象。于是研究者制定了一项严格的惩罚制度，但该制度实行后，迟接孩子的家长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近一倍。大约12个星期以后，研究者取消了该项惩罚制度，但这一现象仍然保持在新的高度而无法恢复到以前水平。研究者指出，正是市场化的惩罚制度挤出了家长心目中对自己不当行为的愧疚感，使他们认为可以用金钱来赎买自己给他人带来的不便，就像在市场上购买其他商品一样。

莱布兰特(Leibbrandt)等人2013年发表于《美国科学院院刊》的论文，则从宏观层面讨论了社会经济制度对个体竞争偏好的影响[6]。研究者分别从巴西巴伊亚(Bahia)州临湖而居的个人主义社群与临海而居的集体主义社群中招募被试，被试可以选择不同的任务：(1)用网球向3 米远的桶内投掷10次，每进一球获1个单位奖励；(2)与另一位被试进行比赛，进球多者获胜，每进一球获3个单位奖励，而败者一无所获。结果显示，个人主义社群比集体主义社群的被试表现出更强的竞争意识，选择竞赛的比例分别是45.6%和27.6%。分析还表明，渔民的竞争偏好与其捕鱼作业的经验高度相关：没有经验的渔民，无论其生活在哪个社群，在竞争偏好上都无显著差异；而个人主义社群中捕鱼经验越丰富的被试竞争偏好也越强。反之，集体主义社群中捕鱼经验越丰富的被试竞争偏好则越弱。

亚皮赛拉(Apicella)等人2014年发表于《美国经济学评论》的论文，也从宏观层面上讨论了社会经济制度对个体行为偏好的影响[7]。他们通过对坦桑尼亚北部世界上仅存的狩猎-采集民族——哈扎(Hadza)族部落的田野实验研究，检验了市场化程度对个体禀赋效应的影响。由于地理位置不同，哈扎族人生活的地区中有一部分是一般游客难以进入的，所以市场化程度较低；但有一部分地区因为旅游开发增进了与现代社会的接触，所以市场化程度较高。实验分别在两地开展，被试要用自己的某一物品(禀赋物品)去交换另一件物品。结果发现，低开放组的哈扎族人没有表现出禀赋效应，他们选择交换的比例为53%，与理性人假设下50%的预期比例没有显著差异；而高开放组的哈扎族人则表现出明显的禀赋效应，他们选择交换的比例仅为25%，与理性人假设产生了显著差异。实验结果表明，市场化程度的高低会显著改变人们的经济偏好。

2.测度个体经济偏好的手段

(二)国内相关研究

在我国，田野实验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迄今发表在国内重要经济学期刊上的文献主要有6篇。其中3篇为本课题组成员撰写的有关理论综述，另外3篇则是对田野实验方法论进行的具体研究。其中何浩然和陈叶烽201年发表于《世界经济》的论文[9]，分别在实验者提供初始禀赋和被试自己挣得初始禀赋两种情境下观察了被试在独裁者博弈中的捐赠额。实验结果显示，前者的捐赠额显著大于后者；而且，这种差异不受被试性别影响。何浩然2012年发表于《经济学季刊》的论文通过我国限塑政策执行前后对消费者自我陈述和实际行为的比较，检验了陈述性偏好与显示偏好的差异性[10]。结果表明，采用田野调查获得的陈述性偏好可以较好地预测该政策的实行效果。周晔馨等2014年发表于《经济研究》的论文分别在学校和工厂招募被试进行公品博弈实验，以检验样本不同是否会影响实验的外部有效性[11]。结果显示，虽然不同外部条件会对被试的合作信念产生一定影响，但被试中“条件合作”的性质却相对稳定。这6篇论文，事实上都偏重实验经济学方法论的探讨，与本题研究的主题没有直接相关性。

国内对集体主义村庄的研究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描述性报道，如《开放时代》曾连续刊登文章介绍我国比较知名的集体主义村庄，包括广东崖口、河北周家庄、云南大营街、河南刘庄、北京留民营和浙江滕头；另一类则是国内学者从经济学、社会学等不同角度，对集体主义村庄的历史成因、制度结构、社会治理、公共服务等进行的理论探讨。其中最重要的是本课题组成员曹正汉教授的系列田野调查，他从上个世纪90年代末开始的广东崖口村的跟踪研究一直持续至今，对崖口村集体主义公社的存在原因、制度变迁路径及其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的生存之道进行了深度分析与总结。其他的研究，如宋婧和杨善华以苏南某村为案例，分析了经济体制变革、尤其是市场过程对村庄治理和社会活动的影响[12]；韩俊和张要杰对太仓市集体主义村庄在市场化转型过程中公共服务与社会治理的田野调查与理论剖析[13]。这些关于集体主义村庄的研究成果，为本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和信息。

二、应进一步拓展的研究空间

福尔克和捷克等(Falk and Szech)通过实验室实验，检验了市场化是否会对个体的道德偏好产生挤出效应[14]。该项研究的实验设计巧妙精致，实验结果漂亮干净。不但通过个体决策与市场决策的对比证实了挤出效应的存在性，而且通过双边市场和多边市场与挤出效应的正相关揭示了挤出效应产生的内在机理：“在市场中，责任感和愧疚感因他人的分摊而减弱，且减弱程度与市场参与者的多少成正比”。但这个实验仍无法摆脱实验室实验本身的弱点：高度抽象的实验情境是否具有外部有效性让人置疑，因为实验者把“是否杀死一只小白鼠”作为衡量个体道德偏好的量化指标容易引起人们的诟病。当然，正是这些不足，为我们的后续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我们可以在田野实验中复制这项实验，并且在市场和非市场两种制度环境中与其他多种检验道德偏好的实验结果进行比较，从而检验该实验的外部有效性。

美国桑塔费研究院上个世纪90年代组织的田野实验，无论在实验的成本投入、被试规模、时间跨度以及地域广泛性上，都堪称世界第一，迄今无人超越。但由于该项实验只是从既定的环境中观察被试的行为特征，没有分离社会经济制度与社会法律制度以及习俗、宗教等文化因素对被试的影响。因此，我们无法准确判断“市场化程度越高，个体的合作水平、信任水平与道德水平也越高”的实验结果究竟是社会经济制度，还是社会法律制度、习俗或宗教等文化因素引致的。而我们田野实验则可以利用中国市场化改革中留下的少量非市场化的“遗产”，在两个地理位置相邻、其他因素相近，但社会经济制度迥异的村落中招募被试开展相关实验，从而达到分离社会经济制度与社会法律制度以及文化因素这一在现实世界中很难实现的实验条件，以弥补桑塔费研究院田野实验的不足。另外，桑塔费研究院的实验内容偏重于道德偏好的测试，没有对个体的经济偏好，如风险偏好、竞争偏好、时间偏好等行为特征进行测试，从而也为我们的后续研究留下了拓展空间。

弗雷(Frey)等人对瑞士核废料填埋地村民公投和政府给予高额货币补偿的自然实验研究，以及格尼茨和鲁斯蒂奇尼(Gneezy and Rustichini)等人对以色列某幼儿园试图通过惩戒性罚款遏制家长迟接孩子现象的田野实验研究，虽然都不是从宏观层面上直接揭示社会经济制度对个体行为偏好的影响，但却注重从微观层面上揭示市场化如何挤出个体道德偏好的内在机制。比如，金钱补偿会抑制人们心目中的责任感和义务感，使他们感受不到公共精神的激励作用；惩罚制度会挤出人们心目中的愧疚感，使他们认为可以用金钱赎买自己过错等。这一研究视角可以为本课研究带来极大的启发，因为社会经济制度对个体行为偏好的影响虽然发生在宏观层面，但如果要深入剖析这种影响，则必须揭示其内在的微观决定机理。

本文针对企业性质深入探讨上述假设，见表5。基于企业性质分组，得到非国企和国企两组非平衡面板数据，仍借鉴杨洋等（2015）［21］的做法利用面板Tobit随机效应对其进行分析。

莱布兰特(Leibbrandt)对巴西巴伊亚(Bahia)渔民竞争意识研究的田野实验，以及亚皮赛拉(Apicella)等人对坦桑尼亚哈扎(Hadza)族人禀赋效应研究的田野实验，都是从宏观层面探讨了社会经济制度对个体行为偏好的影响。而且，这两项田野实验研究都巧妙利用了地缘因素造成的制度差别，从而较好地分离了制度因素与法律因素、文化因素对被试的影响，使研究者得以独立地考察社会经济制度在宏观层面上对个体行为偏好产生的影响。就此而论，这两项实验研究与我们的田野实验有异曲同工之处。但不同的地方在于，这两项实验研究都是利用了自然形成的“隔离屏障”，以达到分离制度因素的目的；而我们实验中的“隔离屏障”则是由制度变迁和制度转型造成的，这一举世无双的观察条件，恰好可以为我们深入探讨社会经济制度影响个体行为偏好的演化机理提供有效的视角。此外，上述两项实验都有不足之处，即研究者考察的内容和视角过于单一。比如，前者只考察了被试在竞争意识上的差别，而后者只考察了被试在禀赋效应上的差别。正因为如此，他们的实验也为我们的后续研究留下了广阔的拓展空间。

直接派访谈人员深入集体主义村庄村民家中，根据事先拟好的访谈提纲，询问被访人员的日常生活习惯、兴趣爱好、娱乐活动、家庭收入、家庭消费、邻里关系、子女就业、以及家庭成员的基本情况等村民家庭与个人的相关信息和自然数据。

10.秋季仔猪容易发生猪瘟、霉菌中毒、圆环病毒病、副伤寒、猪流感、喘气病、蓝耳病及球虫病，故建议在此期间针对性的不间断投服“金泰妙（45%泰妙菌素可溶性粉）”、 “金奇氟(20%替米考星)”、伊爱尔（0.6%伊维菌素预混剂）、“氟力佳（20%氟苯尼考可溶性粉）”，连用5～7 d。

国内关于集体主义村庄的研究，虽然为本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信息，但其不足在于现有的研究成果基本都属于对某个集体主义村庄的个案研究，还缺乏对这一独特的制度现象进行的整体描述，以及全局性的理论解构、理论分析和理论总结。但正是这一不足，为本研究留下了巨大的拓展空间。此外，现有的关于集体主义村庄的研究都是建立在田野调查和定性分析的基础上，还缺乏以田野实验为依据的定量分析 、实证分析和科学检验。而本研究的主要内容和研究方法，正好可以填补国内该研究领域已有成果的这些空白，为中国集体主义村庄的研究提供一个全方位的图景，以及第一手的行为数据。

三、可进一步拓展的主要研究方法

(一)田野调查

田野调查是指经过专门训练的研究者亲自进入某一基层或社区，通过直接观察、访谈、问卷、住居体验等参与方式，获取第一手研究资料的过程，也称田野研究或田野工作。田野调查最早是人类学(包括考古学和文化人类学)使用的一种基本研究方法，近半个世纪以来逐步扩展至社会学、政治学、民俗学、民族学、语言学、心理学、艺术学和经济学等学科，成为社会科学进行经验研究的一种重要方法。田野调查的基本思想是直接参与被研究对象的生活，在一个有严格定义的空间和时间范围内，通过体验和记录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展示人们的日常生活与思想活动。与其他在实验室内进行的可控制或准控制的研究相比，田野调查的主要特点在于不对研究对象进行任何人为的干预且必须在现场或实地进行。主要通过以下具体步骤和方法来开展相关的田野调查：

1．实地考察

(2)独裁者博弈实验(Dictator Game Experiments)

2．访谈对话

卡梅伦(Cameron)等人2013年对中国独生子女政策影响个体行为偏好的田野实验研究[15]，以我国计划生育国策开始实施的年份作为节点，分别招募该节点前后若干年出生的被试，通过最后通牒博弈、独裁者博弈、信任博弈、公共品博弈、风险博弈、竞争博弈等经典的行为博弈对被试的利他行为、互惠行为、信任行为、合作行为等道德偏好，以及风险意识和竞争意识等经济偏好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观察，从而检验了我国独生子女政策对个体行为偏好产生的全面影响。该项实验的研究思路独具匠心，实验设计全面周到，实验结果也符合人们的经验判断，从而具有较大的可信性。该实验研究的目的和出发点虽然与我们的田野实验有很大区别，但其研究方法和实验设计却对我们有很大的借鉴意义。而该实验研究的欠缺在于没有从微观层面上很好地揭示独生子女政策影响个体行为偏好的内在机理，从而也为我们的田野实验提供了改进方向。

3．问卷调查

根据《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问卷》现有的模块，调整并设计与本研究相关的调查问卷，采集集体主义村庄村民本人的家庭情况、婚姻状况、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就业经历、迁徙经历、信贷情况、健康状况、自我认知、社会认知等个体行为的相关信息和自然数据。

(二)田野实验

饲草产量是饲用高粱的关键经济指标，不同处理饲草产量详见表4。不同品种饲草产量差异明显，大力士饲草产量明显高于其他品种，达102000 kg/hm2，且与其他处理间达极显著差异水平。其他品种平均产量在75 000 kg/hm2以上的品种有5个，产量由高到低依次为百甜 9006、百甜 0018、百甜 9005、绿巨人、百绿特高9001，但这5个处理之间的产量差异不显著。

实验可安排在当地中、小学教室或大礼堂等公共场所内进行，两个村庄的村民将混合在一起完成实验。被试在实验中都是匿名的，即他们不知道对手是谁，而且也无法观察到其他被试的选择。在实验中，被试相互间也不能进行沟通，所以被试在实验中需要有独立分隔的空间。实验说明由实验员口头表达，并在正式实验前进行控制性问题的测试，以确保被试已经真正理解实验任务。在完成这些步骤的基础上，我们将通过最后通牒博弈实验、独裁者博弈实验、信任博弈实验、公共品博弈实验和欺骗博弈实验等经典的行为实验手段测度每个被试的道德偏好，通过风险决策实验、竞争决策实验、交易决策实验、定价决策实验、跨期决策实验等经典的行为实验手段测度每个被试的经济偏好。

1.测度个体道德偏好的手段

(1)最后通牒博弈实验(Ultimatum Game Experiments)

最后通牒博弈实验由两名被试配对进行，实验任务为两人分配一笔金钱。实验开始前将随机决定其中一名被试作为提议者，而另一名被试作为响应者；提议者可以对这笔金钱提出任意分配方案，而响应者则做出“接受”或“拒绝”的回应。若提议者的方案被响应者接受，则双方可按提议者提出的方案获得相应的收益；若提议者的方案被响应者拒绝，则双方收益均为0。按经济学理性人假设，响应者应该接受任何大于0的方案(经济学理性公理中的非餍足性定理)，而如果提议者预期到这一理性选择的结果，从而将给对方一个尽可能小的份额。但大量实验结果表明，提议者一般会将40～50%份额留给对方，而大部分响应者都会拒绝低于20%的方案。行为经济学家认为，这是因为人们所具有的公平偏好或不公平厌恶偏好所致。因此，通过最后通牒博弈中提议者留给对方的份额可以检验被试是否具有公平偏好以及公平偏好的强弱程度，通过最后通牒博弈中响应者的拒绝水平可以判断被试是否具有不平等厌恶偏好以及不平等厌恶偏好的强弱程度[16]。

一位盲人打车，至下车计价器显示11.4元，司机把他扶至小区保安处，说，我不收你钱，因为我比你挣钱容易。

[20]Jonathan Cook, “From an Open Internet, Back to the Dark Ages”, Nov. 22, 2017, https://www.jonathan-cook.net/blog/2017-11-22/from-an-open-internet-back-to-the-dark-ages/.

直接派调查人员入住本研究的重要对象——中国现存的集体主义村庄，通过查阅地方志、历史档案、名人家谱、行政统计资料和直接观察村民日常生活等途径，获取该地人文历史、经济发展、社会分层、乡风民俗、社区治理、社会保障、社会公益、公共集资等社会状况的相关信息和自然数据。

独裁者博弈实验是一个升级版的最后通牒博弈实验。独裁者博弈实验与最后通牒博弈实验的惟一不同之处在于博弈中的响应者无权反对提议者的分配方案，只能被动接受对方给予自己的任何份额。因此，该博弈实验中的提议者具有不受限制的“独裁权”。显然，按经济学理性人假设，提议者将独占所有金钱而不会给对方留下任何利益。然而，大量实验结果却显示，即使提议者享有“独裁权”，但他依然会给对方留下一定额度的收益。行为经济学家认为，这是因为人们所具有的利他偏好所致。因此，通过考察独裁者博弈中提议者分配额的大小可以检验被试是否具有利他偏好以及利他偏好的强弱程度[17]。

(3)信任博弈实验(Trust Game Experiments)

欺骗博弈实验由两名被试配对进行，其中一名为知情者(insider)，另一名为不知情者(uninformeder)。实验提供两种收益状态让知情者知晓：A(x，y)和B(z，m)，其中x>z，y<m；知情者无优先挑选权但可向不知情者提出建议，不知情者则可以根据对方的建议优先挑选任一收益。如果只考虑一阶策略，按经济学理性人假设，知情者应该向不知情者撒谎，以便留下对自己有利的收益；若不知情者也具有同样信念，那么他就应该挑选与知情者建议相反的收益。但大量实验结果表明，很大一部分知情者会如实禀告收益情况，而很多不知情者也会选择相信知情者的建议。行为经济学家认为，这是因为人们所具有诚实偏好或欺骗厌恶偏好所致。因此，通过实验中知情者真实告知的次数及两种收益的差距可以检验被试是否具有诚实偏好以及该偏好的强弱程度，通过实验中不知情者相信对方的次数和频率可以判断被试是否具有诚实偏好的信念以及该信念的强弱程度[20]。

(4)公共品博弈实验(Public Goods Game Experiments)

田野实验是在实验室实验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实验经济学研究方法。田野实验的核心思想在于对现实世界所发生的事件及其诸因素之间的联系进行科学检验，利用实验的操作技巧(如随机化被试、控制相关变量)评估干预事件的处置效应或者变量之间的因果效应。田野实验的基本操作方法则是从一个总体样本中随机选取被试样本，然后随机地将被试分为控制组与处理组，在控制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对处理组被试进行实验处理，并根据两组被试的数据比较，得出最后的因果效应。其中，由于被试被随机分入两组，因此实验的处理组水平完全独立于个体特征和其他可能影响实验结果的因素，这就避免了计量模型中常见的遗漏变量偏差或内生变量偏差问题，即处理组水平X对实验结果Y的因果效应只表现为条件期望上的差别，用公式表示为E(Y∣X=x)- E(Y∣X=0)。其中E(Y∣X=x)是处理组被试在处理组水平为x时的行为表现Y的期望值，E(Y∣X=0)是控制组被试的行为表现Y的期望值。在本研究中，我们主要通过以下具体步骤和方法来开展相关的田野实验。

公共品博弈实验由多名被试同时进行，其中每一位参与者都会被提供相同数额的初始禀赋。参与者可以选择从初始禀赋拿出一定份额x投入公共池，所有投入公共池的金额将产生一个放大的社会收益(例如乘上n倍，如此整个社会收益则为n∑x)，而每一位参与者(不论其是否将钱投入公共池)都能平均分得这一社会收益。按经济学理性人假设，该博弈的占优策略为不做任何投入而坐享其成，即采取“搭便车”行为。但如果每个被试都这样行为，结果则是公共品的零供给，这是一个纳什均衡。但实际上，我们不仅在现实生活中可以观察到人们自愿在公共品上的投资，而大量公共品博弈实验也表明，人们不会全都选择搭便车。行为经济学家认为，这是因为人们所具有的合作偏好所致。因此，通过公共品博弈中被试公共投入的多少可以判断其是否具有合作偏好以及该偏好的强弱程度[19]。

(5)欺骗博弈实验(Deception Game Experiments)

发动机温度过高，零部件膨胀会使各部件配合的间隙变小，使机油黏度降低，导致各部件磨损加剧，导致发动机寿命降低。

信任博弈实验由两名被试配对进行，其中一名被试作为委托人，而另一名被试作为代理人。委托人可在得到的初始禀赋Y中决定是否拿出份额Z进行投资，若投资则投资额Z会被乘以n倍后交给代理人；代理人得到nZ后，则需决定从中拿出多少返还给委托人。按经济学理性人假设，该博弈的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为代理人不做任何返还；而委托人将预期到这一理性决策，从而就不会进行任何投资。但大量实验结果表明，大多数委托人都会进行一定额度的投资，而大多数代理人也会将一定数额的收益返还给对方。行为经济学家认为，这是因为人们所具有的对他人的信任偏好以及不愿意辜负他人的可信任偏好所致。因此，通过该实验中委托人投资额的大小可以检验被试是否具有信任偏好以及该偏好的强弱程度，通过实验中代理人的返还额可以判断被试是否具有可信任偏好以及该偏好的强弱程度[18]。

卡梅伦(Cameron)等人2013年发表于《科学》杂志的论文，则是在中国进行的田野实验。他们试图检验中国政府实行的独生子女政策对个体行为偏好造成的影响[8]。该研究以1979年(我国计划生育国策开始实施)为节点，分别招募1975、1978、1980和1983四个年份出生的被试，通过独裁者博弈、信任博弈、公共品博弈、风险博弈、竞争博弈等经典的行为博弈实验，对被试的利他行为、信任行为、合作行为、风险意识和竞争意识等行为偏好进行了观察，进而得到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前后出生的被试在行为偏好上的差异。研究结果显示，相对于独生子女政策实行前出生的被试，在该政策实行以后出生的个体表现得更为自利、更不愿意相信别人、更难以合作，而且也更加厌恶风险和厌恶竞争。

2）查找相关工程实践资料，包括企业生产中涉及的实例、生活中涉及的实例以及科研项目中的研究实例等，将这些工程实例与上述整理的知识点或者知识点组合进行对应，即完成工程实例与理论知识的结合过程。如电气专业的课程可以与电力系统的相关工程实践结合。

(1)风险决策实验(Risk Decision Experiments)

风险决策实验通过人们对风险量表中不同选项的选择来测量被试的风险偏好。风险量表中的选项分为安全项和冒险项两类：安全项一般是一个固定的收益(或损失)，例如100%获得(或损失)10元；而冒险项则由两个不同概率的收益(或损失)组成，其中一个比安全项的收益(或损失)更大，另一个则更小。通过被试的选择可以判断其风险偏好的类型，即风险规避、风险中性或风险追逐；通过计算被试选择项的风险系数还可以判断其风险类型的强弱程度[21]。

(2)竞争决策实验(Competitive Decision Experiments)

5.5规定“编目应准确、详细、便于检索”。编制归档文件目录，该目录是检索档案的基本工具，编目准确、详细是提高检索效率的必然需求。5.5.2规定“归档文件目录设置序号、档号、文号、责任者、题名、日期、密级、页数、备注等项目”。将旧规则中“件号”改为“序号”，增加“档号”、“密级”两个项目，使得档案标识更为详细；增加密级，突出强调部分文件材料具有保密性，与文件实际标注的密级相对应。

一堂好课是不应该仅仅局限于课堂45分钟时间的。为了促使学生进一步掌握知识、形成能力，小学数学教师应该着眼于对课堂教学的有效延伸，引导学生在课堂学习的基础上温故知新，完成自己个性化的学习。

竞争决策实验通常的做法为：被试需要在两个不同的实验任务中进行选择，其中一个收益较低，但只要经过自己的努力便可获得；另一个则收益较高，但必须在与他人的竞争中获胜才能获得，否则将一无所获。例如，被试可以自由选择：A.在规定时间内独自完成一系列计算题，每答对一题便可获1单位的货币奖励；B.与另一个被试竞赛，双方都需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一系列相同的计算题，答对多者获胜，获胜者每答对一题可获3单位的货币奖励；答对少者失败，失败者将没有任何奖励；若两人答对的题目相同，则每答对一题均可获1.5单位的货币奖励。根据被试的选择，我们可以判断其有无竞争偏好；通过设计一系列不同奖励的任务，我们还可以计算被试的竞争系数，并据此测量其竞争偏好的强弱程度[22]。

都说“计量乃文明之母”，这话一点不假！在人类发展史上，关于长度的计量由来已久。在古代，人类用肢体或简单物体作为基准进行计量，但是经验计量的弊端也显而易见。“米”的诞生是长度计量史上的一个里程碑，那么“米”有着怎样的前世今生呢？

(3)交易决策实验(Trading Decision Experiments)

交易决策实验由多名被试同时进行，通过虚拟市场的交易测试他们对价格变动趋势的敏感性。例如，让4名被试充当卖家，4名被试充当买家；交易品为纸牌，实验结束后卖家卖掉的每张纸牌可按x结算，买家买入的纸牌可按y结算，而y>x。实验有两种情境：第一为卖方市场，每个买家被告知可以兑换4张纸牌，而每个卖家只配备了3张纸牌，因此存在超额需求；第二为买方市场，每个买家被告知可以兑换3张纸牌，而每个卖家则配备了4张纸牌，因此存在超额供给。实验中每个被试只知道自己的纸牌数、能够兑换的张数及价格，但不知道其他人的情况。交易规则为：卖家首先开价，直到有买家愿意购买；如果有多名买家购买则出价最高者购得；如无人购买则卖家可以降低售价直至成交。根据经济学理性人假设和均衡价格假设，卖方市场中的均衡价格将收敛至P=y，而买方市场中的均衡价格将收敛至P=x。根据均衡价格的收敛速率，可以判断被试的市场感觉；而根据每一被试的价格敏感性及其交易成绩，则可以测量他对市场交易和价格变化的熟知程度与市场预测能力[23]。

(4)定价决策实验(Pricing Decision Experiments)

陈锦文(1860—？)，谱名文贵，字俟庐，号丹宣，又作丹轩，浙江诸暨人。廪贡生兼袭云骑尉，肄业敷文书院与诂经精舍。为傅江峰弟子。《梅岭课子图》仅见其书法作品“梅岭课子图”一幅。

定价决策实验由两名被试配对进行，分别扮演同类产品的生产厂家A1和A2。实验任务是通过制定有竞争力的价格达到挤出竞争对手并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标。被试将在一个给定的区间[x，y]中决定自己的销售价格。例如该区间若为[0.6元，1.6元]，则最低定价应大于等于0.6元，最高定价应小于等于1.6元。如A1的定价p1小于A2的定价p2，则A1赢得奖励p1，而A2则得αp1；α为一个大于0、小于等于1的市场挤出系数，比如α=0.2或0.5，它反映了价格竞争市场上由于同类产品定价高于对手所造成的客户流失和利润损失。根据经济学理性人假设，竞争结果应导致销售价格收敛于最低价x。但大量行为实验的结果表明，价格只是在x附近波动，并不收敛至x。尤其当α的值较大时(比如α=0.8)，被试的定价会远远偏离x。行为经济学家用市场冲动来解释这类现象，它反映了定价者“要么满意，要么放弃”的赌气心理。根据被试的决策与最低价x的偏离程度，我们可以判断其定价偏好。通过比较被试在各种不同α值下的定价行为，我们还可以计算被试在市场定价时的理性程度或非理性程度(冲动、赌气)[24]。

(5)跨期决策实验(Inter-temporal Decision Experiments)

跨期决策实验通过人们对发生于不同时期的成本与收益进行的权衡和选择来测量被试贴现行为与时间偏好。通常的方法为：让被试在一个可以立即获得、但数额较小的现金奖励和一个未来才可获得、但数额较大的现金奖励之间进行选择，比如“你喜欢实验结束以后立即就可得到的10元钱”，还是“实验结束一个月以后才能得到的12元钱”？也可以在一系列连续的时间和金钱奖励之间让被试自行选择，如“你喜欢实验结束以后立即得到10元钱”，还是“一个月以后得到12元”，“三个月以后得到15元”或“一年以后得到20元”等。通过他们的选择，我们可以计算出被试的贴现率，从而测量其跨期决策行为中的时间偏好[25]。

参考文献：

[1] Sandel M.How markets crowd out morals[J].Boston Review,2012(5):23-34.

[2] Carpenter J.P，Burks S，Verhoogen E.Comparing Students to Worker: The Effects of Social Framing on Behavior in Economics [M]. JAI Press,2005.

[3] Henrich J, Boyd R, Bowles S, Camerer C, Fehr E, Gintis H，McElreath R.In search of Homo economicus: behavioral experiments in 15 small-scale societies[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1(91)：73-78.

[4] Frey B.S.The old lady visits your backyard: A tale of morals and markets[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6(12):1297-1313.

[5] Gneezy U，Rustichini A.Gneezy U and Rustichini A[J].Journal of Legal Studies.2000(29): 1-23.

[6] Leibbrandt A, Gneezy U，List J.A.Rise and fall of competitiveness in individualistic and collectivistic societies[J].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2013(23):110.

[7] Apicella C.L, Azevedo E.M, Christakis N.A.Evolutionary origins of the endowment effect: evidence from hunter-gatherers[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14(6):104.

[8] Cameron L, Erkal N, Gangadharan L.Little emperors: behavioral impacts of China's one-child policy[J].Science，2013(6)：53.

[9] 何浩然,陈叶烽.禀赋获得方式对被试行为的影响存在性别差异吗[J].世界经济，2012(4):57.

[10]何浩然.公共政策的效果能否被准确预测[J].经济学季刊，2012(4):82.

[11]周晔馨,涂勤,胡必亮.惩罚、社会资本与条件合作——基于传统实验和人为田野实验的对比研究[J].经济研究，2012(4):63.

[12]宋婧,杨善华.经济体制变革与村庄公共权威的蜕变[J].中国社会科学，2005(6).

[13]韩俊,张要杰.集体经济、公共服务与村庄治理[J].中州学刊，2008(5).

[14]Falk A，Szech N.Morals and markets[J].Science，2013(3).

[15]Cameron L, Erkal N, Gangadharan L.Little emperors: behavioral impacts of China’s one-child policy[J].Science，2013(3).

[16]Güth W, Schmittberger R，Schwarze B.An experimental analysis of ultimatium bargaining[J].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1982(3):67-68.

[17]Kahneman D, Knetsch J.L, Thaler R.H.Fairness and the assumptions of economics[J].Journal of Business，1986(59):285-300.

[18]Berg J, Dickaut J，McCabe K.Trust, reciprocity and social history[J].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1995(10) : 122-142.

[19]Isaac R M, McCue K.F，Plott C.R.Public goods provision in an experimental environment[J].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1985(1) :51-74.

[20]Gneezy U.Deception: The role of consequences[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5(3) : 384-394.

[21]Holt C，Laury S.Risk aversion and incentive effects[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2(92): 1644-1655.

[22]Bettenhausen K，Murnighan J K.The emergence of norms in competitive decision-making groups[J].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1985(6):350-372.

[23]Holt C A, Langan L W，Villamil A.P.Market power in oral double auctions[J].Economic Inquiry，1986(1): 107-23.

[24]Capra C, Goeree K, Gomez R，Holt C.Learning and noisy equilibrium behavior in an experimental study of imperfect price competition[J].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2002(43) : 613-636.

[25]Hausman J.A.Individual discount rates and the purchase and utilization of energy-using durables[J].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1979(1):33-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