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贞造伪《左逸》《短长》及原因探析

王世贞，字元美，号弇州山人，明代“后七子”流派文学复古运动的领袖之一，继李攀龙后“操文章之柄，登坛设墠”[1]P140，主持文坛二十余年，文名满天下，其《弇州山人四部稿》《弇州山人续稿》《弇州山人别集》《艺苑卮言》等是后人研究明代文学及史学的重要资料。王世贞著述内容涉及文学、史学、宗教，在当时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天下猎其诗及其谈说公之声力气谊者，至变国俗，一时三尺童子少知句读，皆更相称字，而以足不急门与口不道元美先生为可耻。”[2]卷四然而其著作之丰范围之广不免鱼龙混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其“百货具陈，真伪骈罗，良楛淆杂”[3]P1508。到了晚年，王世贞的文学思想发生了变化，既认识到复古的流弊，也表示拒绝应酬之作，创作了一些气从意畅、神与境合的文章。本文试分析《弇州四部稿》中的《左逸》《短长》是否造伪，并探析其造伪原因。

一、《左逸》《短长》由来

《弇州四部稿》中《左逸》三十条序：“峄阳之梧，爨樵者穷其根，获石箧焉，以为伏藏物也，出之，有竹简漆书古文，即《左氏传》，读之，中有小抵牾者凡三十五则，余得而録之。或曰：‘其指正，正非左氏指也’，或曰：‘秦汉人所传而托也。’余不能辨，聊以辞而已。”[4]P305峄山南坡的孤桐之下，一名捡柴的樵夫挖至树根根底处得到了一个石函，以为其中藏有玉石之类的宝物，打开后发现是漆书，为《左氏传》。读后发现有三十五处与当下流传的《左传》相矛盾，将其相异处摘录下来，发现有的内容是指正《左传》所载，有的则是秦汉之人相传而托于此。无法一一辨别，故将其记于《弇州四部稿》。

(1)煤泥离心机。由表3可知，煤泥离心机入料量为20.29 t/h，此处的系统能力按入料量计算，原设备的负荷能力是30 t/h×2=60 t/h，可以满足实际生产的需求。

《短长》二十三条中记载：“耕于齐之野者，地坟，得大篆竹策一帙，曰‘短长’。其文无足取，其事则时时与史抵牾云。按刘向叙《战国策》，一名国事，一名短长，一名长书，一名修书。所谓短长者，岂战国逸策欤？然多载秦及汉初事，意亦文景之世好奇之士假托以撰者。余怪其往往称嬴项薄炎德，诞而不理。至谓四皓为建成侯伪饰，淮阴侯毋反状，乃庶几矣。因录之以佐稗官一种，凡四十则。”[4]P317《短长》是在齐国荒野之处发现，竹策载体，大篆字体，名为“短长”。该书并非文采华茂，但所记之事却多与历史相抵牾。刘向汇编的《战国策》由国事、短长、长书、修书等其他战国史料书目组成。那《短长》是否为战国逸策？《短长》内容中多记载秦及汉初之事，推测为西汉文帝、景帝时期好奇之士假托而作。此外，其思想倾向荒诞无理。因而摘录下以补充稗官野史，共四十则。

二、造伪的论证说明

嵇文甫在《晚明思想史论》中评价王世贞：“王弇州世贞为一代文坛盟主，其《四部稿》数百卷，风靡一世，初时誉满天下，后亦毁满天下。平心而论，其秦汉伪体，固不足为训；而博综典籍，谙习掌故，终不同于空疏者流，对于当时古学运动也不能说没有一点功绩。”[5]P143其中“秦汉伪体”道破王世贞《四部稿》毁满天下的原因。杨绪敏在《中国辨伪学史》中指出：“然而他(王世贞)有一个嗜好，喜欢模仿古书的文体而作伪……说得煞有介事，颇能迷惑人。”[6]P39因而，对王世贞造伪的分析，可以从《弇州四部稿》入手，其中备受争议的《左逸》《短长》理所当然地成为了研究的首选。

(一)词语使用时序混乱

在《左逸》《短长》中，王世贞造秦汉伪体首先表现在词语使用方面出现了时序混乱。如《左逸》第二十四则：

赵简子问于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诸侯与之，君死于外，而莫之或罪也？”对曰：“云云君子曰，史墨小人哉，六卿固弁髭晋君而墨又从臾之，藐焉以篡，‘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如其弱也庸非君乎。冠履定分不可易也，三氏瓜剖，墨其为削乎。”[4]卷一百四十一，P85

赵简子就季平子驱逐鲁昭公出境一事问于史墨，史墨认为鲁昭公被六卿所轻视并且最终失去了政权，高岸深谷瞬息万变，鲁昭公能力不够难以承担君主的职位，便自然会被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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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逸》中王世贞运用了诸多“不合时宜”的词语，正是这些时序混乱的词语显示出作者伪造的痕迹。《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提到，《左逸》《短长》历两千年后被人发现，时人以为其创作年代为与《左传》《战国策》同时的春秋战国时期，但文中出现了一些或汉或宋或南朝始出的词语，证明其创作年代有假，应为后人伪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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梳理王世贞的人际关系，可以发现他与严嵩、高拱、张居正等人不和，甚至在《嘉靖以来首辅传》中诋毁他人，有文过饰非之嫌。在《高拱传》中，评价高拱为“拱刚愎强忮，幸其早败；虽有小才，乌足道哉！”[12]P126后人认为其评价有失偏颇，认为他“叙高(拱)多丑词”。王世贞囿于私人恩怨，在文中裹挟了个人报复。王世贞之父王忬的罹难被杀以及平反复官皆牵扯到高拱。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王忬因滦河之败论死在狱，王世贞求助于裕邸讲官高拱，高直言相告无力帮忙，遭到王世贞的记恨，这是王世贞积怨高拱的开始。后为王忬平反复官时，有史学家提出高拱“昌言思质罪不可原”阻挠王忬复官，这是导致王高二人关系恶化的主因。但依据当时的情况，高拱自身身处险境，根本无力参与复官一事。王忬平反是在明隆庆元年(1567年)八月，高拱在同年五月因与首辅徐阶产生矛盾称病归乡。且徐阶此时发动众多官员弹劾高拱，弹劾奏疏多达三十余本，形成“举朝攻拱”的局面，高拱自身难保，何以反对王世贞兄弟为父平反呢？另一方面，王忬得以平反很大程度上得力于徐阶的帮助，这或许是王世贞在《嘉靖以来首辅传》中丑化高拱溢美徐阶的部分原因。徐阶曾评价王世贞：“此君他日必操史权，能以毛锥杀人。一曳裙不足锢才士，我是以收之。”[13]卷八, P221由此看来，王世贞的史学态度并不端正。

虽然两段的大意并无许多差别，但《左逸》中的词语却显示出其伪造的痕迹。其一，“从臾”亦作“从谀”，解释为怂恿，奉承。“从谀”出自西汉《史记·汲郑列传》：“天子置公卿辅弼之臣，宁令从谀承意，陷主於不义乎？”[8]卷十,P3105“从臾”出处是宋代叶绍翁《四朝闻见录·宏而不博博而不宏》：“至文忠(真德秀)立朝时，御史发其廷对日，力从臾恢复事。”[9]P16《左逸》中王世贞以“从臾”表意，可见其成书年代在宋朝或宋朝之后。即使假设王世贞为引“从谀”为“从臾”的第一人，但“从谀”最早出现时代也为西汉，离《左传》成书的战国初期相距甚远。其二，“冠履定分”喻义为上下尊卑有别。出自西汉《史记·儒林列传》：“冠虽敝，必加于首；履虽新，必关于足。何者，上下之分也。”[8]卷十,P3115《左逸》中出现该词，说明文章是西汉或以后所作。其三，“瓜剖”的完整形式为“瓜剖豆分”，意为像瓜被剖开，像豆从荚中裂出，比喻国土被人分割。出处是南朝鲍照《芜城赋》：“出入三代，五百余载，竟瓜剖而豆分。”[10]卷一,P13《左逸》中出现该词，说明文章是南朝或以后所作。

《左传》中对该段的记载为：

王世贞在《艺苑卮言》卷二考辨《太公阴谋》所载《笔铭》为伪作：“余谓其言精而辞甚美，然是邓析以后语也。‘毫毛茂茂’是蒙恬以后事也，必非太公作。”[11]P67作为一代辨伪大师，王世贞曾以词汇的起源考辨他人作伪，然而他自己笔下的词汇也成为了他造伪的证明。

(二)语言风格相似

《左逸》《短长》在语言上具有强烈的个人色彩与一致的用语习惯。文中常用“退而叹曰”“退曰”“退而曰”“叹曰”来阐发观点或予以总结。如《左逸》第十一则：“退曰：‘唶，夫子能行之，且忍之矣。’”[4]卷一百四十一第二十四则：“(子家子)退而曰：‘二国之不为君也。右国之逆以抑君不数世矣，鲁犹宗也，晋齐之鬼不其馁而？”[4]卷一百四十一据统计，两篇文章中“退而叹曰”使用1次，“退曰”使用3次，“退而曰”使用1次，“叹曰”使用6次。

 

相应语言及使用位置

  

词语使用位置退而叹曰《左逸》第六则：陈讨其贰于宋也退曰《左逸》第十一则：范武子谓赵宣孟曰《左逸》第十五则：晋范文子反自鄢陵《左逸》第十七则：会于商任锢栾氏也退而曰《左逸》第二十四则：公如齐叹曰《左逸》第二十九则：吴王赐伍子胥属镂以死《短长》第二十一则：卢生等将就坑搏膺而叹曰《短长》第二十三则：齐侯建饿于共松栢之间《短长》第二十五则：项王晨朝诸大夫《短长》第三十三则：髙皇后谓鄼侯曰《短长》第三十四则：冒顿为单于强而数苦北边

从内容上看，首先，《左逸》《短长》皆自称与史抵牾，但将其与《左传》《战国策》比较，可以发现其内容并无新见，也没有更多的信息可以证明其与史矛盾。所谓的抵牾处是作者从各史书中选择了一种更具个人倾向性的观点。比如对黄池之会中晋吴两国歃血事件，史书记载多有分歧。《左传·哀公十三年》记载为：“乃先晋人。”[7]P201《史记·吴世家》记载为：“赵鞅怒，将伐吴，乃长晋定公。”[8]卷三十，P1445《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吴王果与齐人战於艾陵，大破齐师，获七将军之兵而不归，果以兵临晋，与晋人相遇黄池之上。吴晋争彊。晋人击之，大败吴师。”[8]卷六十七，P2185三者记载为黄池之会晋国先歃血得以主盟，但是在《史记》中还存在另外的观点。《史记·赵世家》：“定公与吴王夫差争长于黄池，赵简子从晋定公，卒长吴。”[8]卷四十三，P1779《史记·晋世家》：“定公与吴王夫差会黄池，争长，赵鞅时从，卒长吴。”[8]卷三十九，P1635《史记·秦本纪》：“晋定公与吴王夫差盟，争长于黄池，卒先吴。”[8]卷一，P29可见，《史记》的不同篇章对吴国和晋国到底谁先歃血称主中原尚有分歧。《左逸》的相关记载为：“晋侯会吴子于黄池。争长赵鞅呼司马寅曰：‘日旰矣，大事未成，二臣之罪也。建鼓整列，二臣死之，长幼必可知也。’对曰：‘请姑视之。’反，曰：‘食者无墨。今吴王有墨，国授敌乎？夷徳轻，不忍久，请少待之。’乃先吴……”[4]卷一百四十一王世贞在两国之间认定为吴国先歃血，采取了与《史记·赵世家》《史记·晋世家》《史记·秦本纪》一致的观点。这就是王世贞在《左逸》序言中所说的与《左传》“相抵牾处”，但事实上他只是在史书的两种观点中偏向一种。

一是构建多层级评议体系，推进评议工作“下基层”。目前海宁市已建成市镇村三级评议体系，根据评议事项涉及人群范围、影响大小和复杂程度等因素进行综合判断，开展分类评议，实现了将信访矛盾纠纷化解在源头，既方便了广大群众也提升了工作效率。二是加强制度建设，保障评议效力。海宁市政府将评议结果作为信访事项终结的重要依据，以制度化的形式保障了评议结果效力，防止缠访闹访等问题的发生。

(三)内容无新见

若两书真如序中所言，分别于“峄山之梧”与“齐之野”获得，则不应具有相同的语言特征，从使用相同的动词“退”“叹”作为动词“曰”的辅助这一行为，可推测《左逸》与《短长》应出自一人之手。而王世贞在《弇州四部稿》中使用“退曰”一词的频率高达405次，其中使用了类似“退而叹曰”相同的词组“喟然而叹曰”“慷慨叹曰”“读而叹曰”“闻之叹曰”“愀然叹曰”“怅然而叹曰”“抚掌叹曰”“拊膺而叹曰”“泣而叹曰”“慨然叹曰”“仰天叹曰”“嗟而叹曰”等。这些词都是在一个行为动词后加上“叹曰”，成为了B+A、C+A、D+A的固定模式。“叹”在《汉语大词典》中意为：叹息、叹气；吟；赞叹。在文本中其意多为叹息。“喟然”“慷慨”“愀然”“怅然”“拊膺”“泣”“慨然”“仰天”“嗟”等字词的释义有叹息、忧愁、失意之状。可以看出王世贞对于历史过往有着惋惜的态度，并形成了他的用语习惯。这些字词表现出的情感色彩与用语习惯具有鲜明的个人特点，将《左逸》《短长》与《弇州四部稿》相对照，发现具有相似的用语风格，可论证《左逸》《短长》为王世贞伪造。

其次，在叙述模式上，《左逸》引《左传》内容附以自述，在人物对话后借他人口吻阐发个人看法，或者借他人补充对话予以总结；《短长》则概括《战国策》的内容，横跨《战国策》的不同章节将其相关人物事件串联。如《左逸》第二十三则：“公如齐，齐侯请飨之……公恚欲自杀曰：‘余再辱不如死也。’子家子曰：‘君有臣不能即而弃其社稷，以陨越于外将辱之是取，又何恚焉。二国宴而惧劳师，季孙虩而虞复君，其快君死也，如一君又不戒成其志矣。’退而曰：‘二国之不为君也。微哉，晋伯主也，齐伯之余也，政在强臣矣，而又右之。右国之逆以抑君不数世矣，鲁犹宗也，晋齐之鬼不其将要馁而？’”[4]卷一百四十一本段在鲁昭公欲自杀前皆引《左传·昭公二十八》的内容，之后为鲁昭公与子家子的对话。将其与《左传》进行比较，该对话是对《左传》“子家子曰：‘齐卑君矣，君只辱焉’”的发挥与补充。相似的文本还有许多，如《左逸》第六则是对《左传·僖公二十二年》至《左传·僖公二十三年》的引用，附以叔伯的言论等。

2）燃气方面，上海燃气行业体制经历了三轮重大改革，1997年撤销上海市煤气公司，成立上海煤气制气（集团）有限公司和上海煤气销售（集团）有限公司，实现制气和销售分离。2000年进一步撤销上述2家单位，成立上海天然气管网有限公司等九家企业，实现适度开放市场并引入竞争。2003年组建上海燃气（集团）有限公司，为申能（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负责全市燃气安全生产、服务供应和投资建设任务，为天然气大规模进入上海后的统一建设、统一管理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三、造伪的原因分析

(一)王世贞的史学态度导致其作伪

赵简子问于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诸侯与之，君死于外，而莫之或罪也。”对曰：“物生有两，有三，有五，有陪贰。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体有左右，各有妃耦。王有公，诸侯有卿，皆有贰也。天生季氏，以贰鲁侯，为日久矣……故《诗》曰：‘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三后之姓，于今为庶，王所知也。”[7]P179

此外，王世贞对于严嵩、张居正等人的评论也有失公允，掺杂了较多的个人恩怨。带有浓厚主观想法的史家作史不真、不确、不实，其作文也会受其史学态度的影响。王世贞曾在《艺苑卮言》中称：“夫伪为古而传者，未有不通于古者也。不通古而传，是岂伪者之罪哉！”[14]P85意思是若是有人能够伪造古籍且被广泛流传，可以证明此人对古代文献非常熟悉。若有人因无知而上当，作伪者是不负有任何责任的。这是很能说明王世贞对于造伪的价值倾向的。

(二)明代造伪之风的盛行

明代造伪之风盛行一时，顾颉刚为胡应麟《四部正讹》作序时曾说：“他们(明代学者)读书的态度并不严正，什么书都要读，因此他们受正统思想的束缚较轻，敢于发议论，敢于作伪，又敢于辨伪。”[15]P155明代作伪之风的兴盛主要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

1.明代经学的复兴运动。明朝心学崛起，影响深远。首先，心学割裂了“文”与“道”之间的联系，舍文取道，认为语言文字不能求得文本中的道，只有探求内心才能得道。其次，心学鄙视训释、考证，将其认为是支离之学。再次，“学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仅凭胸臆穿凿附会，师心自用。在此影响下，学者们“束书不观，游谈无根”，注释古书常按个人理解，甚至篡改古书。同时心学的崛起给程朱理学带来了冲击，理学经过反省后开始强调经验知识，以纠正当时学界的颓风。然而，对于一些核心问题无法当即加以判定，学者们急切地需要一些材料予以证实。因宋学传统的松动，重回汉学传统的呼声渐起，以古籍为其助威呐喊也成为应时之需。

2.文学上的复古运动。在王世贞引领文坛时，明代文学复古运动提出了“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大历以后书勿读”的主张，但实际上文学运动陷入了误区——拟古现象严重，对古代经典之作进行生吞活剥、蹈袭守旧的刻意模仿。在此风气影响下，加之王世贞本人认可对古籍的造伪，一时文坛风气不正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3.贪多务博的学术追求。四库馆臣为焦竑所撰《庄子翼》作提要时说：“明人著书，好夸博奥，一核其实，多属子虚。万历以后，风气类然。”[3]P1941可见，明代学者除了提倡复古之外，对知识也力求丰富与广博，然而对文本的真伪并不在乎。形成一种言之成理即可的学术状态，书籍的编纂标准低而宽松，缺乏学术上的科学严谨。

4.商业利益的驱使。明代商品经济发达，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在此背景下，教育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并带动了出版业的繁荣。张舜徽先生说：“有明一代学术，尚有超越往代而不容一概抹杀者。首在官私刻书之业，远过前人。”[16]P201但是，民间的书商们对书籍的选择受利益支配，并不顾及真伪，甚至伪撰书籍。

由于明代造伪现象兴盛，王世贞身处其中，造伪和辨伪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其文学生涯的一部分。

四、结论

王世贞所作《左逸》《短长》疑点颇多，通过文本阅读可发现诸多造伪的痕迹。进一步探析其造伪原因，可以看出其人的史学态度，一代辨伪大师不仅因私人恩怨诋毁他人，而且认可并助推造伪之风。明代造伪之风盛行，既受时代大环境下经学复兴、文学复古思想的影响，也有资本主义经济萌芽推动商家逐利的因素。同时，有明一代学者好夸博奥的学术态度也催生了这一现象。作为当时社会群体的一员，文坛领袖王世贞既深受其害，也难辞其咎。

从这一“过程—事件”的分析可知，和以往政府“自上而下”行政命令式的“硬策略”不同，“大调解”更多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社区工作人员或相关关系人共同参与化解矛盾的一种“软策略”，是一种集合“心理感悟”和“情感投入”更加人性化的应对方式，亦是一种“半正式”的治理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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