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小金

上海知青小金他们进村的那个晚上，我记得清清楚楚的。那时，我虽然只有四岁多，但记忆却是真切的，甚至，那天晚上我就记住了他们四个人的名字：金春文、沈联防、汪亚伟、安白芹。

小金多次怀疑我说瞎话，说我根本不可能记住他们来的那个晚上。但我总是一点一滴地讲述那天晚上的细节，而且用母亲的话回敬他们：三岁不记四岁记，五岁过了混沌期。

我怎么能够忘了那个晚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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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天阴冷阴冷的，云也很厚，是那种就要落雪的阴云。全村60多口人都聚在村部里的牛屋前面。牛屋里燃起一堆火，队长大种叔吸着纸烟，一口一口地吐着烟雾。黑炮叔用弯木棒子翻着火堆上的柴，气呼呼地说：“又来四张嘴，咋填严呀！”

大种叔猛地吐出一口浓烟，大声骂道：“啥熊人！毛主席他老人家把四个上海娃子派来了，全村人就是掐着脖子不吃，也不能短了他们的口粮！”

火堆旁边蹲着站着的男人和女人们都安静下来，没有人再吭声。

这时，屋外突然响起狗叫声，接着就有人喊：“来了！来了！”

大种叔从唯一的矮板凳上站起来，快步走出去。屋外的人立即闪开一条路，等他走出几步后才敢叽叽喳喳地跟着他走向村头。

到了村口，天更黑了，人们自动地站在路两边，摆出一个夹道。我们十几个孩子站在最里面，虽然谁也看不清谁，但从每个人的呼吸中却能感到大家都很激动。

大种叔抬脚把黄狗踢翻，屋里的人都大笑起来。

突然，叭嗒叭嗒的牛蹄声由远及近、由低到高，越来越响了。

这时，大种叔高声大气地向着牛拉的板车说：“都来了？”

我父亲也高兴地说：“都来了！”

牛拉的板车走进人群，村民们鼓掌后，声音高高低低地说：“来了！——来了！——来了！”跟在板车两旁的四个人也都开口说：“来了！”

“快进牛屋烤把火！”大种叔从我爹手里接过牛缰绳，牛蹄的响声更大更快了。

小金被冻得不轻，一是他从上海来的时候带的棉衣并不多；再者，他们也不会像我们一样跺脚、搓手啥的。

大种叔搓了搓手，也许是冷了，也许是激动，反正他开口的腔调与平时不太一样：“学生，喝剩茶不？”

四个人互相看了看，又看了大种叔几眼，说：“不喝，不喝。”

“噢，那，你们都报个名吧。以后也好称呼。”大种叔看着他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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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一条黄狗从小脚奶的裤裆下突然蹿出来，贴在了那个瘦得像麻秆、戴着金丝边眼镜的学生裤腿上，哧哼着鼻子嗅了两下。小金啊的一声大叫起来：“狼！狼！”

去接他们的是我父亲。我当然更激动，有几次都想骄傲地喊几声，但最终还是没敢大声喘气。

“哪来的狼？这是狗。”大种叔说罢后，笑声更大，连屋外的人也跟着笑起来。

大种叔拉着这个吓得发抖的学生，安慰着说：“别怕。你叫啥名字啊？多大了？”

他扶了扶眼镜，嚅嚅着答：“我叫金春文，十六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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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剩下的三个人一一报出了自己的名字：沈联防，汪亚伟，安白芹。

村里也就十几户人家，谁家来了客都找小金他们去陪客，早上东家中午西家，争不到的还不高兴。过了初五，干脆就硬拉着小金他们去串场，在这家桌子上坐一会，刚喝两杯酒、夹两筷子菜，就又被等在院子里的另一家人拉走了。

安白芹是最后一个开口的。她说完自己十八岁时，小脚奶一把拉着她说：“多稀罕人的闺女啊！比画上的美人还俊哩。”

旅游研究中的学术动态剖析——基于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的可视化图谱样本分析 魏红妮 朱 竑 03（41）

这时，大种叔就对着小脚奶说：“娘，天不早了。今儿个就让小安给你做个伴吧。”

接着，大种叔把人群扫了一圈后，就把小金安排在了俺家，把汪亚伟、沈联防安排到黑炮叔和大庆叔家。

我爹接到指令后就挤出门外，一边走一边说：“哪是小金的行李？”

娘做各种东西的时候，似乎他都能插上手，而且还丁是丁卯是卯的像模像样。这可让我娘好一顿夸，逢人便讲：“上海来的学生就是能，干啥像啥，毛主席他老人家咋还叫他们来接受教育呢？真是想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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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小金的缘分，从此就开始了。

小金进我家院门的时候，天上开始刷刷的落起了雪粒子。

娘说，这老天爷咋落起雪了呢？爹在前边背着小金的行李，声音很大地说：“好啊，老天爷真长眼，雪是麦的被窝，正要着呢！”

“就你黑墨嘴子，冰天雪地的，这上海娃子咋过呢？”娘骂了爹一句。

爹不以为然地应道：“上海不下雪？厨屋暖和，住厨屋，住厨屋！”

我家的厨屋是两间向西开门的东屋，一间烧灶做饭，一间拴着羊。娘进屋后，摸索着把墨水瓶改装的油灯点着，厨屋里突然亮堂起来。

这时，爹和娘都开始忙活起来。爹把羊牵到堂屋，搬来我和哥哥夏天睡的网床，娘把只有姥姥来时才用的牡丹花洋布被子抱过来，仔仔细细地铺好。

此刻，小金站在厨屋里，束着手，不知所措地瞅着四周。

“喝剩茶吧？”娘亲切地问小金。

小金赶紧说：“不喝了。”

“你这孩子，都到家了，还客气啥？喝点吧，暖暖身子！”娘说着就去掀锅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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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金又说：“真不渴，不喝了。”

这时，爹把尿盆子放在网床跟前，开口说：“那就这，叫小金歇着吧。从上海到咱这儿，人困马乏地折腾两天了。”

我和爹娘走出厨屋，院子的地上已经一片白了，冰凉的雪花直往脸上扑。

哥哥已经在地铺上睡着了，可我躺下来却一点睡意也没有，心里仍想着从见到小金的一幕幕场景。

困意漫上眼的时候，却听到娘跟爹低声说：“这娃子真是，一天了，也不喝碗剩茶。真怕他挨了饿呢。”

“睡吧，兴许他带的有肉罐头，正吃着呢。”爹应和着说。

肉罐头？虽然我没有听说过更没有吃过，但我认定那一定是用肉做的特别好的东西，口水便不自觉地流出来，再强迫自己挤着眼睛，可就是睡不着。

后来，我想起床，偷偷地去厨屋看看，但怕娘骂我馋，最终还是没去。

那天晚上究竟是什么时候睡着的，我记不清了。只记得雪飞到窗棂上刷刷的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后来又越来越小、越来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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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天上还纷纷扬扬地飘着雪花。院子的地上、院墙上、树枝上、柴垛上、花狗的身上、缩在屋檐下的麻雀身上，都被白雪包裹了。

雪断断续续地下了半个月，一直到春节这天夜里都没有真正停过。

天也越发的冷，草屋檐下挂着的琉璃越来越粗，以至把屋顶的草都坠了下来。爹每天早上扫雪前，一边骂着，一边用长长的桐木棍打屋檐下的琉璃。但树上由化雪而成的琉璃却没人问，树枝被压得低低的，每棵树都像一把撑开的白伞，煞是好看。

板车在牛屋门前停下。板车两旁的四个人跟着大种叔进到屋里，年纪大的人和我们小孩子也拥着进屋了，屋外仍站着黑压压一片人。

记得第二天生产队男劳力在牛屋里开会时，大种叔让小金他们蹲在中间的火堆边，他们却被烟味呛得咳嗽着往后退。屋里的人都哧哧地笑。大种叔严肃地说：“笑个熊，这些学生娃刚来，接受教育得要些日子呀！”

那次会后，好像生产队就没怎么干活，每天中午只有男劳力上一次工，打扫打扫村街上和牛屋院里的积雪。有几次晚上也开会的，开会的样子每次都一样：大种叔先说几句，然后是小金他们四个人分别读一段报纸，最后就是啦呱、吸烟，临到大种的儿子建设来叫“回家喝茶”的时候，才会散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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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了腊八饭，就把年来办。办年，半年，一个年要把一年的收成用去一半。那时虽然农村很穷，但过年这事却一点也不会马虎的。

小金他们来的那天已是腊月二十了，各家都开始办年货了。熬糖、做麻叶、蒸馍、生产队杀年猪、碾糖、炸丸子、煨海带、贴春联，一村的孩子和大人们都在雪中忙碌着、欢喜着。

小金还是住在我们家里，其他的三个人也一样住在另外三户人家。

那年，我家过了个从没有过的肥年。公社给每个有下放学生的人家发了十斤麦面和三斤猪肉，好像还有一条鱼、两瓶酒吧。

小金虽然人瘦得像麻秆，可脑子聪明着呢。

这时，我就拉着小金的手，大声说：“走，到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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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爹听到后，就阻止说：“你们娘们家家，整日围着锅台转，懂个球！”

过了正月初一，家家都开始来客了。

(1)广东省经济发展和碳排放效率分析。经济发展效率领先：与华南地区其他三个省份相比，广东省经济发展近四年来的总效率值、纯技术效率值和规模效率值均等于1，表明广东省经济发展处于DEA有效的状态，即广东省碳排放总效率、资本利用总效率、劳动力总效率均处于有效状态，这与广东省的经济发展水平是相对应的；碳排放效率领先：广东省碳排放纯技术效率为1，碳排放的改进率为0，表明广东省碳排放效率领先广西壮族自治区和福建省，作为华南地区四个省份中唯一的碳交易试点，在全国碳市场启动后，广东省将为华南地区碳交易起到示范、带动和促进作用，从而促进华南地区其他三个省份碳排放效率的提升。

村里有喝年酒的习惯。从初六这天晚上起，每家都会摆一桌子留下来的年菜，请村里各家的男主人来家，说说话、猜猜拳，热闹一晚上。

小金他们自然不会少的，吃了这家吃那家，每天都红着脸回来，有好几次都是被人架到我家的。他显然是喝醉了，有时哭、有时笑、有时唱歌、有时背毛主席语录。

第二天醒来的时候，他就不好意思地对我爹说：“叔，我昨天又喝多了。”

“你这孩子太实诚，夜儿黑里喝得真不少。喂你水，你都不知道张嘴了！”娘就在旁边笑着插话。

在乡下，过了正月十五，年就算跑远了。正月十六这天，小金从我家搬走了，搬到由仓库腾出来的“下放学生屋”里去了。

这三间仓库盖在牛屋的东边，坐东朝西，一出门就是堆积牛粪的大粪坑。三间房子用秫秸箔隔着，东间是安白芹单住，西间是小金、沈联防、汪亚伟三人住，正中那间支着一大一小两台锅灶，新做的柳木案板旁是用土坯、木板搭的吃饭桌子。

“啊，那以后就叫你小金了。还是个娃子呀！”屋里的人都有吃惊地看着小金。

这房子与牛屋的东山墙紧挨着，两个山墙之间是厕所。

小金搬过来后，我常常来他们屋里，与他们四个人粘在一起。他们有时欢喜，有时反感，甚至有时用上海话骂我，赶我离开，但我仍然喜欢围在他们身边，哪怕是远远地望着他们，心里也感觉到美美的。总之，他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让我心生欢喜和向往。

地铁的网络控制系统当中，主控冗余设计需要利用到CCU，如果在主控的CCU当中出现了故障，那么就需要热备CCU能够尽快代替主控的CCU的功能，保障整体线路运行的稳定。总线的管理功能需要得到保证，促使MVB的总线通信可以可靠运行。[1]总线主指的是已经完成总线数据配置的总线管理器，在相关的设计规范当中，把总线主的状态进行了规定。

站在他们屋里，能听见隔壁牛屋里牛和驴响亮的喷鼻声，饲养员老赵用木棍在饲料槽拌草料的“嗵嗵”声。有时，找不到吃食的猪们也会进到牛屋，拱吃牛的饲料，老赵就会大喝一声：“咄！”并挥舞拌料棍去打那些贪吃的猪，猪们“哼哼”叫着夺门而逃。

老赵是单身汉，脾气大得很，他望着四散逃远的猪们，怒气未消，站在牛屋门口声音很响地恨恨骂：“剁死你个丈人！”

小金他们就哈哈地笑，问我“剁死你个丈人”是啥意思。我也不知道，就搔着头皮，转身跑出去。我去问我爹，但我爹要么不理我，要么也说不出来个道道，说：“剁死你个丈人，就是剁死你个丈人！”

出了正月，地里的雪化完了，村里的男劳力都上沟工，去挖龙湾河分出来的两条沟。小金他们四个下放学生也都去了。可没过几天，小金就累倒了，不能再去挖沟，就与村里的娘们一起干点秧红芋苗、烟叶苗和炒牲口料的事儿。这些老娘们就取笑他，说他的腰杆瓤得跟面条一样，连女娃的腰也不及。

有几次，小金委屈地流泪了。我娘就说：“小金这娃子有胃病，何况还没成人呢！”一起干活的妇女就哈哈地笑。

小金除跟妇女们一起干活，还负责给其他三个下放学生做饭。

那时的饭也没有什么可做的，他们屋子里只有一草囤红芋片子、一袋子红芋面、半小袋玉米面。

虽然我娘教过他好多次了，但他总是做不好。

早饭红片子稀饭，就是把红芋片子砸碎放在锅里煮，再和点红芋面放进去煮成糊状。中饭是红芋面饼子和红片子稀饭。红芋面没有粘性，做红芋面饼子不能用擀面杖擀，只能先用手把面团轻轻按扁，再用左右手掌来回将它拍扁成饼状后贴在锅边。稀饭煮好了，饼子也熟了。

我那时几乎天天自告奋勇给小金烧火。有时，看他硬是把饼子做得像半圆的太阳，心里就替他着急。

小金会做“辣子”。我在灶前烧火，他用筷子串两个干红辣椒，在窜出灶膛的火苗上翻转着燎烤，把辣椒都烤得微焦后，吹吹上面的灰，趁热搁在蒜臼子里，加点粗盐砸碎就行了。有时，他会再倒上一点刚出锅的糊涂，辣子就又成了辣糊酱。

红芋饼子蘸辣椒，越吃越上膘。我们村里人都这样说，也都爱这样吃。

但沈联防、汪亚伟、安白芹却并不太喜欢这样吃。他们端起糊涂碗时，总是埋怨小金做的饭不好吃。小金也不吭声，只管默默地吃着。

我想，这与小金一点关系也没有。他们连糊涂都不会喝，红芋片子糊涂热而粘，得嘴贴着碗沿子转着喝，可他们总是嘴对碗的一个地方喝，能不热吗？

一明一黑过一天，一热一冷过一年。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小金他们来到村里有三年多了。虽然，我六岁开始在大队小学开始上学，但那时下午不上课，小孩子又没有什么活做，我与小金他们四个人还是接触最多的。

现在想来，真是有点意思，他们留给我最多的记忆还是与吃有关。

记得是小金他们来村里的第二年春节，村里人家喂的鸡开始丢了。

最先丢的是西院二奶家的芦花母鸡。这只母鸡应该有六七岁了，打我记事的时候就有。

早上，天还没亮，西院二奶就开始在村街上骂。二奶是一个人单过，她男人和儿子在六零年时都饿死了，她在村里时常骂人，没人敢招惹她。

她坐在村街口的地上，面前放一个木墩子，手里拿着菜刀，骂一声，就用菜刀在木墩上剁一下，声调有高有低有疾有缓，刀在木墩上剁的节奏与声音和腔调配合着，整整一天没歇。

村里从来没丢过一根木棒，何况一只鸡呢。人们就私下里怀疑是小金他们四个下放学生偷的。村长大种叔也去小金他们的住处看过，但没发现一根鸡毛，也没见一丝肉星。于是，他就开会说：“谁再瞎胡沁，我撕了他的嘴！他们是毛主席派来的好学生，咋能偷鸡摸狗呢？”

大约过了一月，东头黑炮婶家的两只秃尾巴花母鸡又丢了。这可不是小事，一家人吃盐、点灯的煤油、针头线脑、黑炮叔吸的纸烟，全靠这两只母鸡下蛋换呢。

早上鸡出窝后，黑炮婶急急地跑到村街中心，扯直嗓子开骂：我——靠——你——娘——哪个小舅子做的——偷俺的鸡了——

这一声高腔拉开序幕。接着，她变着花样地骂开了：偷鸡贼不得好死——谁偷鸡靠谁家十八辈祖宗！

她一边骂，一边双脚蹦地，像跳高一样骂起来。也许是蹦累了，她就拍着屁股骂，一边骂一边把屁股拍得啪啪响……

村里人大都怀疑是小金他们偷的，可一点证据也没有。但村里人对他们四个下放学生的态度明显变化了。

我觉得小金是不可能偷的，决心给他洗清白。于是，就远远地跟着沈联防、汪亚伟他们两个人。

那天后晌，天上下起了蒙蒙雨，生产队歇了工半天。我见沈联防一个人向村前的龙湾河走去，就远远地从玉米地里跟踪他。

沈联防走到河堤前，手里拿起一个树枝，把河堤前的几只鸡往河里轰。鸡们就咯咯咯地叫着飞到河中。不一会儿，河里的鸡又游过来，沈联防蹲在岸边，一伸手就抓住一只水淋淋的鸡。

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想大喊一声偷鸡贼，但没敢吭声。我想看看他到底把鸡拿到哪里去。

接着，沈联防把鸡揣进怀里，顺着河堤向东走去。

原来，他偷了鸡是去临村的知青点吃，怪不得他们屋里一点肉腥也没有。

我从玉米地里跑回村子，就去找小金。

小金正在屋里吹口琴，我进去跟他说有事，让他出来。他出来了，我就把沈联防偷鸡的事告诉了他。这时，他突然转回屋里，出来后拉着我，小声地说：“咱俩是好朋友，你可听我的话？”

我不解地答：“听啊，你说啥俺都听！”

“这事你千万保密，不能向外说！”小金紧张得脸都红了。

“为啥？说出来你们仨人就清白了！”我不解地反问。

小金皱着眉头想了想，又说：“你说出来，他会倒霉的！再说了，捉贼捉赃，你又没抓住，一个小孩子说的话没人信！”

“我亲眼看到的！”我对小金的话更不理解了，强辩地说。

“咱俩要是好朋友，你就别对外说，一定保密！”说着，小金从口袋里掏出五个糖果塞到我手里。

我不知道小金为什么会这样，但我最终还是没有对外人说。

后来，村里的鸡不停地丢，开始还都骂，后来竟没有人再骂了。只是每次丢鸡后，村的大人都会神神秘秘地小声议论几天。

那年冬天，梁山家的一条狗也丢了。记得那天晚上，大种叔在我家厨屋里跟我爹说：“他是祸害，得把这个冤爷送走！”

我偷听后不知道什么意思。第二天刚出正月，沈联防就离开了村子，说是去淮北矿上挖煤去了。

沈联防因为偷鸡摸狗，第一个被招工离开了。从此，我再也没有见过他。

他走后，小金蒙头睡了两天。我去看他的时候，他说感冒了。

病好了，继续看庄稼。小金身体瓤，豌豆、小麦、玉米、红芋、芝麻快成熟的时候，他就被派去看庄稼，平时跟妇女们一道干活。

村里的规矩很特别：没结婚的大闺女是金身子，刚结婚的小媳妇是银身子，生了孩子的女人就成了猪身子。大闺女没出嫁时，无论冬夏都裹得严严实实的，连衬衫袖口都一天到晚扣得死死的；只要嫁为人妇，生过孩子，立马就可以光脊梁干活、敞开胸奶孩子了。

妇女们在干活休息中间，还常常玩“扒头顶裤”的游戏。

夏秋季节，一帮妇女干活累了，刚坐在地头要休息，就会有人突然开口说：“扒！”

这时，大家就会围住一个女人，把她的上衣脱掉，露出长长的奶子和白花花的肚皮；然后，有人就会解开这女人的裤带，把裤腰往上提，其他人把这女人的头往下压，一直把这人的头套在裤腰里才算结束。有时，也会玩装裤裆的游戏。就是掐一把麦或抓一把土，硬把一个女人按倒，装进裤裆里。

每到这时，小金就害羞地躲开。开始的时候，这些妇女会拿小金开玩笑，动嘴不动手。后来，泼皮的妇女们开始打小金的主意了。一个眼神扫过去，就会有人从背后突然抱住小金的腰，另几个人把一个小媳妇的上衣扣子解开，把小金的脸往这小媳妇胸上推。

小金那时还不到二十岁，害羞得很，脸红得像刚下过蛋的母鸡。但他也没有办法，有几次他提出要与男劳力一起干活，可队长大种叔都不答应。总是说，你这小身板甜瓜瓤一样，累坏了，我可担待不起！

小金也提出过喂猪的，似乎也没有被批准。

记不清从啥时候起，生产队开始喂猪了。

生产队里做事总要比一家一户闹得大些，先是在牛屋院的前面垒起了一个长方形的猪圈，再把它分成一个一个的格子，每一个格子里盖一个小篷子；篷子前面又挖一个大坑，是让猪夏天打泥用的，坑的前面则是一个水泥石子砌成的食盆子。

开始喂猪时，是让黑炮婶负责喂的。黑炮叔是会计，这种轻闲的活儿当然得由她来干。其他妇女气在肚子里，但嘴上不说什么，谁叫自己不暖会计的被窝呢！

队里先买了十头猪，不到半年就死了两头。谁也没敢说黑炮婶啥，只是叹息这猪真没福气，在生产队里可比在一家一户滋润多了，咋就死了呢？过了一年，其余的八头猪却都不长膘。

这时，村里的人就都有意见了，意见来自黑炮婶家的三头猪，都长得泥捏的一样。于是，队长大种叔就不再让黑炮婶喂了。

商量来商量去，有人提议让得顺喂。

得顺五十出头，按辈分我叫他哥，他是去年刚从白湖劳改农场服刑回来的。原是巫先生，是可以通神的，四里八乡的妇女得了邪病，都会来请他去通神。他常常借给邻村妇女看病时下迷魂药，然后大行好事，时间长了败露后就入狱了。他现在一个人过，家里也不喂猪，不会把猪食往家偷的，是个合适的人选。但最终还是被黑炮叔给否定了：听说得顺年轻时干过水羊，谁能保证他不干母猪呢？

这么一说，就没人再说让得顺喂猪了。如果他真的把母猪干了，生出头人猪咋办？

中间，也有人提议让小金喂。但又有人提出，小金把自己的衣服都洗得发白，他能受得了那猪屎臭吗？最后，大种叔拍板了：让玉泉这闺女喂！

玉泉还没说婆家，平时背毛主席语录背得最快，她喂猪一定会让猪长得快。可这一回村里的人再一次失望了，虽然没有死猪，但队里的猪仍没有她自己家的长得快。

这时就有妇女留她的小心，终于有一次看到她趁别人都下地做活时往自家拎猪食。事情出来后，玉泉就有些受不了，开会批斗那天，她突然从会场站起来，一口气跑到村子的水井边，一抬腿跳了下去。

这时，坐在外圈的小金第一个向井边跑去。到了井边，立即抱着水车往井中下的铁管子，下到了井中。当人们赶到的时候，小金一只胳膊搂着铁管子，一只胳膊抱着玉泉的上身子。

玉泉被捞上来了，没有人敢再说什么。一个还没出嫁的闺女，谁都怕有个闪失自己担当不起。

后来，公社干部给小金送了大红花和奖状；再后来，我常常看见玉泉跟小金在一起，而且，有天晚上在村前的玉米地里，玉泉还抱住了小金。以我与小金的关系，我是不会给别人说的。这些都是后话了。

这件事后，小金开始喂猪了。他是上海人，总不能把猪食往上海拿吧？现在，小金成了最合适的人选。

小金也提出了自己的要求：把这八头壳郎猪都卖了，新买猪仔，新打锣鼓新开张。生产队依了小金的话，又买来十头猪仔。

猪仔买来后没几天，小金又提出到别的生产队去学习一下经验。大种叔开始不同意，后来就同意了。大种叔让喂牛的饲养员老赵替小金喂了十天，让他出去参观学习。

小金回去之后，第一件事就是用白石灰水在猪圈的墙上写上“快吃快长为革命”几个大白字。

天底下，牛鬼蛇神都得听毛主席他老人家的话，何况猪呢？

队长大种叔转着圈把字看完，笑着说：“小金，你是毛主席他老人家派来的学生啊，要天又给你摘了半个，猪要长不了膘你就别想走了!”

小金很有信心地答道：“请队长放心，猪仔不长膘，我永远扎根在村里！”

这些猪仔也真给小金撑脸，半年不到就都长成七八十斤重。为此，大种叔不止一次表扬过小金，还让他参加了一次下放学生标兵会。

转眼间就到了夏天。平原的夏天雨下得特别勤，不几天村西的沟里就涨满了水，青蛙开始不停地叫。小金就是不能听见青蛙叫，青蛙一叫他心里就痒痒，就想吃青蛙的肥大腿。他把从上海带来的糖拿了出来，在村子里的孩子们面前晃来晃去。今年比往年加了码，一只青蛙换两颗糖。

他把青蛙剥了皮后用清水煮。煮好后，自己并不独吃，而是请邻村的下放学生一道来吃。

汪亚伟已到大队小学当老师了。他回来时又带了三个知青老师。加上安白芹和邻村的两个人，总共七男一女八个知青。

他们吃的时候不是专心致志地吃，而是先坐在门外边围成一圈，有人拉二胡、有人吹笛子、有人唱歌。小金只吹口琴。圈里的猪听到这些声音后，也哼哼唧唧地叫。叫着叫着，就像听着童谣的孩子一样，全睡着了。

那一段时间，小金他们聚在一起吹拉弹唱，圈里的猪到很晚的时候才能吃上食。有时，小金他们玩得时间长了忘了喂，半夜时猪就开始大声地叫，其时小金早已睡着了。

入秋后抓不到青蛙了，小金又从别的下放学生那里学会清炖麻雀了。他除了自己逮外，仍然用糖跟村里的孩子们换。当然，糖果已不是从上海带来的那种了。

这时，圈里的猪比夏天时并没有长多少膘，只是变得灵活了，不再像过去那样懒了，整天在圈里拧着尾巴转来转去。

有一次，小金正在与别村的下放学生喝麻雀汤时，两头猪比赛似的，像狗一样轻巧地从圈里蹿了出来。不久，这些猪就都学会了，都能像狗一样从圈里飞跃出来。村里的妇女一见小金就笑：“你喂的猪，比马戏团里的狗还灵巧！”

小金并不做声，有时也笑笑。

事情终于还是发生了。

队里开始挖沟的时候，小金趁着村里的男劳力住在工地上，就到别的公社的下放学生点去串联了。这事他在夏天就给我说过了，要到别的公社去走走，打听一下他们都是咋招工回城的。

三天后他再回来时，圈里就只剩一头猪了。最可气的是，这最后一头猪见他回来，也一蹿从圈里飞了出来，向田地里跑去。

生产队追查起来，小金并不怕，他说夜里猪让人偷走了。

队委会开始埋怨小金，后来一想，就觉得也不能光怨人家下放学生，猪肯定不是他弄出去的，一定是有坏人趁队里的男劳力都去工地就下手了。这种事不像丢了点庄稼，整整十头猪哩！

第二天，公社来了工作组调查此事。

小金又承担了给工作组做饭的任务。

工作组在村里调查了半个月，也没有调查出来个头绪。小金因这次失误，被责令在全体村民会上作了检讨。那天，他念检讨的时候声音很慢，带着哭腔，念着念着竟大声哭了起来。检讨会就不了了之，散了。

从此，村里决定不再养猪了。

小金又继续跟妇女们一起干活。他的身体更瓤了，走路都踩不死个蚂蚁。直到他春节后从上海回来，才像还了魂一样慢慢精神起来。

春天，麦子泛青了，小金又被队长大种叔支派去看麦子，别被村里的鸡、猪糟蹋了。

那天春天，我家几乎没有什么粮食了，每天都是烀红芋，连红芋糊涂都是两三天才喝一次。我的胃酸得厉害，一直吐酸水。

榆钱儿长出来后，娘就让我爬树去撸，然后抖点面蒸了吃。槐树开花了，娘又让我爬上去撸槐花，蒸了吃。每次蒸好后，娘都会让我端上一小碗给小金送去。他也最爱吃这些蒸的东西。

树上的花都吃完了，每顿又只有吃红芋了，我的胃又开始泛酸了。

这时，爹总是让我挎着粪篮子去捡粪。

挎着粪篮子，我的胃一阵一阵地抽着，酸水没有了，吐出来的都是酸沫。刚出村口，胃又开始抽了。这时，我就特别恨爹，胃都酸得吐醋了，还让我去捡粪！

平时，我眼不停地往四处瞅，看有没有狗啊人啊拉下的屎。可那天我的头被胃酸抽得一晃一晃的，就没有心情。走着走着，还是看到了一泡狗粪。这是怎样的一泡狗屎呀！只是一团绿色的麦叶堆在一起，上面是有些发干的白末，在太阳下放着水光。我知道，这条拉屎的狗一定没跑多远，说不定又钻到麦地里去吃麦叶了。

这时，我才注意到身边的麦子都抽穗了，心情陡然间好了点儿。麦子熟了，就有几天的白面条吃，两腿就轻松起来。

再往前一看，麦地中间的豌豆花全开了，望不到头的一大片。我不由自主地向麦地深处趟去。

村里怕孩子们偷吃豌豆，每年都把豌豆种在麦地中间。走近豌豆花和麦地接在一起的地方，首先看到两朵花，一朵朝着我张开薄薄的粉白的嘴唇，正在对我笑着，好像有吟吟的笑声入耳；另一朵淡紫色的花却扭头遮面，也正在对我笑，虽有些害羞，总掩不住笑颜。

这时，我的饥饿感上来了，觉得这花一定能吃，就像牛一样扑过去，猛吃几口，但又迟疑下来。暖绒绒的阳光照在我身上，我就有了些睡意，再想起什么的时候已躺在了花丛里，眼的上空全是白色紫色的微笑，胃里全然没有了酸味，整个身体里都汩汩流淌着花的清香……

等我再站起来时，花上面浓浓的香味就飘动得更快了，酽酽的空气在千万条光线的搅动中，从我的脸上、手上、耳朵上荡来漾去的。我长吸了一口香气，抬眼向前面望去，白的紫的花像花海里的波浪，一起一伏地向我涌来，涌来；可一转眼，花的波浪又掉转了头，从我身边一起一伏地向远处漂去。

我的目光随着波浪向前走去。突然，看到远处有一朵像面盆一样大的白花，在阳光下一高一低地动得最欢。我中了魔一样向前跑去……跑着跑着，猛地停了下来。

我用手狠劲地揉了揉两眼，再抬头看时白花就不再动了，一个女人慌乱地提起裤子，惊惶地望着我。我想转身跑开，两脚却像灌了铅一样抬不动。这时，大种叔也提着裤子慢慢地站了起来，他两眼凶凶地盯着我：“你，你看到啥了？”

我望一眼已蹲在豌豆花里的安白芹，在嗓子里咕噜着：“我，我看花，看花，不，不，我想吃花……”

“你，你，你吃吧，我不问你，别说这事！”我吓得蹲了下来。大种叔和安白芹一前一后消失在花里了。

我再看见眼前的花时，花儿已经不是一波一波地向前涌了，像是地底下有无数个人挤在一起摇晃着。我突然感到无比的饥饿，于是，疯了一样猛地用手攥了一把花，用劲拽了下来，迅速地填在嘴里，咽下去，再拽一把，咽下去，再拽一把……

这时，小金走了过来。

他蹲下来，小声地问我：“你刚才看到啥了？”

“我，我看到队长和安白芹脱裤子了！”我吐出嘴里的豌豆花。

小金长叹一声，突然扯着嗓子大声说：“你是饿晕了，什么事都没有！”

我一时傻在了那里，脑子真的晕晕的，像刚刚睡迷糊了一样。

这年夏天，安白芹被推荐上大学，离开了村子。现在，一起来村里的四个下放学生只剩下小金一个人了。

入秋的时候，小金又病倒了。一直在床上躺着有半个月，吃药打针就是不退烧。我娘每天都会让我把单做的一碗面条给小金送去。

有几次，我碰到玉泉在小金屋里给他烧水。看着小金躺在床上的样子，我心里就替他抱不平。人家都调走了，为什么要把小金留下呢？

一天晚上，我给小金送饭回来就问娘：“小金为啥不上调呢？”

娘叹了口气，小声地说：“唉，听说他爷是上海的大资本家，逃到美国了。估计他一辈子就窝在咱村里了。”

我不太理解娘说的话，但也没敢多问。那天晚上，我很晚才睡着。

入了冬，小金才算好起来，但仍是病恹恹的样子。落第一场雪的时候，大种叔允许他回上海了。

那个冬天，我过得特别没有意思。我常常在他住的屋子前转悠，夜里也常常做梦，有几次真梦到了小金。梦里的小金，还是躺在床上病歪歪的样子。

第二年正月底，小金回来了。他带来了十几个铝盆和一些塑料针线盒，每家都送一个盆，每个妇女都送一个针线盒。最让我高兴的是，他专门给我带了一个印着“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铅笔盒。

他说：“你要上五年级了，送个礼物给你！”

这一年发生的事真多。

春天，周总理去世了。接着，朱总司令又走了。入暑的时候，又发生唐山大地震。村里的人都不敢在屋子里住，就睡在用塑料布搭的窝棚里。

小金似乎也没有再看庄稼，而且仍然跟妇女们一起干活。

我放学的时候，还是常常去找小金玩。他就给我讲地震的知识，什么地震前青蛙会叫啊，井水会向上翻啊。他也吃胖了许多，而且开始抽烟了。平时，看不出他高兴还是不高兴，就那么个木木的样子。

晚上，天热睡不着，我就去找小金玩。有时，把我娘烀的毛豆、嫩玉米什么的给他送一点。他虽然也搭了塑料布棚，可很少在里面睡，只有下雨的时候才在棚里睡，平时还是睡在他屋里的蚊帐里。

有天晚上，月亮都升老高了，娘才把白天偷来的毛豆烀熟。我端着一小碗来给小金送。我敲门叫他的时候，他停了一会才出来，而且关上门对我说：“咱坐地震棚里吃吧，屋里热。”

我们来在地震棚里，坐了一小会，我就走了。

我觉得小金有点不对劲，好像他屋里有人似的。我边走边想，肯定玉泉在他屋里。我在心里就恨玉泉，你长得那么胖，屁股跟洗脸盆那样大，你凭啥去找小金呢？

不知道玉泉是不是在屋里，反正那天晚上我恨透了玉泉。

又过了两个月，村里的大喇叭里突然放起了让人想哭的声音，毛主席又走了。第二天，村里人在小金住的院子里用柏树枝、黑布、白布搭起了灵棚。全村人都戴着黑袖章，跪在毛主席像前，哭得死去活来。那些天，每日早中晚三次集哭，一次比一次哭得痛。

第一天，小金也哭得厉害。开始，他跪在地上哭，哭着哭着就倒在了地上。第二天，大种叔就不让小金在灵棚前哭了，说上面有指示，像小金这样的人不能参加哭灵。

但小金还是哭，只是他回到屋里，跪在墙上贴的毛主席像前，一个人独自哭。有天晚上，我想找他说说话，可刚走到窗棂前，就看到他跪在地上，一边哭一边用手拍着地，那声音像受了极大委屈的孩子。

没过几天，又粉碎了“四人帮”。

这一次，小金发挥了用场，负责在牛屋西山墙上画“四人帮”的像。这四个人被他画得真丑，像鬼一样。每天上工前，大种叔都带着全村人在画像前指着这四个人痛骂一番。

这一年，终于过去了。

但是接下来的一年给我留下的印象，似乎比上一年还差。

我说这个差，主要是和吃有关的。从春天，家里的粮食就极少，更不要说吃到油和肉了。记忆中，每天都是想吃上一点好吃的东西。

那时，真没有什么好吃的东西。记得是一个风很大的中午，小金把我叫到他屋里，拿出一盒鱼罐头。他用刀把铁盒子别开，我们俩美美地吃了一顿。吃过后，他跟我说：“嘴里都淡出水来了，找机会抓只鸡吃！”

小金现在也没有以前讲究了，与村里的男劳力几乎没有两样。只是他那副眼镜和身上穿的劳动布裤子，才让人知道他是上海来的知青。

几天后的一个下午，我真的抓到一只公鸡。我用绳子把它勒死后，偷偷地送到了小金的屋里。夜里，小金把鸡毛褪了、开了膛，放在锅里煮。他把锅盖压得严严的，生怕有一点香味跑出来。

那真是一个美好的夜晚。月亮透过窗棂照进屋里，他吹灭灯，我们就着月光，一人拿一个鸡腿啃了起来……

怕人发现，小金没让我再抓鸡。但我俩在吃上已达成了默契，我找到好吃的东西，总会给他留一些。

我在村里那时被称作“吃精”，能吃和不能吃的东西几乎没有我没尝过的。我最爱吃荤的，天上飞的地上跑的，只要能捉到，我都要想法捉到。

入夏了，我就捉知了、捉蚂蚱。我最喜欢吃那种全身发亮的油蚂蚱，用锅炒熟后通体焦红，再撒上几粒盐，味道好极了！每次捉到几串蚂蚱，我都交给小金，炒熟后一起吃。油蚂蚱被捉惊了，蹦得快而远，我就想了个绝招，用青草的汁把手先染绿了，然后再把手伸过去，油蚂蚱就一动不动，有时还直着两根须向我手边蹦。那年夏天，我和小金几乎天天吃知了和蚂蚱。

到了秋天，好吃的虫子就更多了。我们就开始吃那种黑里透红的蟋蟀。这种蟋蟀肚子里全是子儿，炒熟了有一种入骨的香。但这种蟋蟀最难捉，它不仅蹦得快而且会钻洞，但我照样能捉到不少，我和小金常常吃得满嘴油光光的。

冬天里，唯一能吃到的就是麻雀。但麻雀实在太难抓，几乎就没抓住过几个。我和小金都馋得要命。

从一入冬，村的男劳力都又去上河工了。村里只剩下妇女、老人和孩子。当然，小金还是留在了村里，与妇女们一起做些杂活。

那天中午，小金和妇女们在牛屋院里摘棉花时，刚出生半月的小牛犊突然口吐白沫倒在了地上。妇女们都站起身来，围着牛犊看。黑炮婶说：“这牛犊疯了，活不成了，杀了吃吧！”

“是啊，活不成了！”

“全村一年都没见荤腥了，杀了，烀一锅！”

妇女们嘁嘁喳喳的，都要杀这头倒在地上的牛犊。

可饲养员老赵不同意，大声骂起来：“破娘们，就知道嘴馋，杀牛得经公社批！”

黑炮婶在牛犊身上踢了一脚，然后说：“它都死了。你个驴日的，是想独吞还是想埋地里啊？”

“一个疯牛犊子，村里的大人小孩都一年没沾荤腥了，不杀它杀你？”大种婶也这样骂老赵。

“对，对，你是想独吞吧？”

“现在就剥！”

“现在就剥！”

妇女们都疯了一样大喊。

小金这时就回到自己屋里，拿出了切菜刀。黑炮婶见小金拿出了刀，一挥手大声地说：“小金，好样的！”

炒牲口料的铁锅里飘出肉香时，两个扛着长枪的民兵就哧哼着鼻子跑了过来。小金一动也没动，用眼睛慢慢地把站成圈的孩子和妇女们瞅了一遍，然后使劲地哧哼两下鼻子，就向圈外走去。

妇女和孩子看着小金被民兵带走后，疯了一样向冒着热气的铁锅扑去。

三天后的下午，小金是被用板车送回来的。

民兵走后，村里的妇女拥到他屋里，见他的脸肿得像发面馍一样，身上也沾满了血迹，都抹起了眼泪。

那天晚上人们走后，我和玉泉整整守了一夜。小金只喝了两次热水，一句话也没说。

小金在床上躺了半月多，村里的妇女们轮流从家里端饭来给他吃。玉泉每天晚上都去，而且都是很晚才回家。

后来，村里的妇女就开始议论玉泉，说她是看上了小金，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是痴心妄想！我在心里也很看不起玉泉，总觉得她与小金是不配的。人家是上海学生，细皮嫩肉的，还戴着金丝边眼镜，学问大着呢。你玉泉算啥？胖得像冬瓜一样，又没上过一天学。

但我们都看错了。

正月底，小金从上海回来后就与玉泉打了结婚证。他们光明正大地结婚了。玉泉搬到了小金的屋里，两个人亲亲热热地过了起来。

从此，我就极少再去找小金玩。有时，看到小金的背影都远远地躲开，不想跟他打照面。

这年冬天，玉泉生了儿子，白白胖胖的，一点都不像小金的模样，倒是与玉泉像得很。小金给这小孩起了拗口的小名：盼沪。

快过年的时候，小金带着玉泉和盼沪回上海过年去了。

他们出村口的那天，村里的妇女们一个个都阴沉着脸，阴阳怪气的。有的说，别看现在笑得欢，笑来笑去一股烟；有的说，真没想到这柴禾妞心眼子这么多，到底是把小金给搂住了；有的说，啥人啥福气，丑闺女也能嫁上骑马坐轿的；有的说，小金总归要回上海的，有了娃也不一定能拴住人家的腿。

我听着这些话，心里很不好受，说不清道不明的不舒服，总觉得小金不会与玉泉过一辈子。

事情果然如村里妇女议论的那样，第二年秋天，上面来政策了：所有的单身上海知青都可回城！

不久，小金就与玉泉离婚了。小金自己回了上海。

村人们当面背后笑话玉泉时，玉泉总是很有底气地说：“小金会回来接俺娘俩的！”村里的妇女就哧哧地笑。

甚至，常常有人会说：“别做梦了，赶紧找个人嫁了吧。你一个人带着孩子咋个养活啊！”

玉泉明白这些妇女的意思，她们是在看她的笑话、出她的丑呢。不是想看笑话吗？我偏不给你们看。有什么可看的呢？就是小金现在走了，可我们毕竟夫妻一场，而且有孩子。再说了，一个乡下女子能给心仪的上海学生睡一夜也值了，更不要说光明正大地结婚，还有了儿子。我有什么笑话可让你们看的？

玉泉心里想，你们不是要说三道四吗，要看我的笑话吗？我正眼都不夹你，更别说跟你们理论了。

一年过去了，又一年过去，盼沪快七岁了，小金到底还是没有来接他们。

入冬，农闲的时候玉泉带着盼沪去了上海，她说去找小金。

这回，村里的妇女又议论开了。有的说，那大上海，她斗大的字不识一升，上哪里找去？有的说，找到了又如何？想要你娘俩早来接你了。有的说，肯定早跟洋学生结婚了，去了也结不出个啥好果子。

正月初十，玉泉一个人回到了村里。

全村人都来到小金住的屋前，打听找到了没有，打听儿子咋没有了？西院二奶跺着小脚骂开了，一会骂小金这个蛮子没有良心，一会骂玉泉傻，人没找到，倒是把儿子给弄丢了。

开始，玉泉一声不吭。后来被人问急了，就忽地站起来，大声说：“都走，都走！我找到小金了，儿子留在上海上学了！”

说罢，放声大哭起来。围观的人都觉得无趣，就一个一个地走开了。

又过几年，村里开始分责任田。玉泉非要两个人的土地，她说盼沪在上海上学，但又没啥证明，最后村里走了折中政策，给她分了一个半人的地。玉泉就一个人种一个人收，孤孤单单地过着。

开始的时候，邻村一个光棍老往玉泉的地里跑，表面上说是帮她收种，心里的意思谁都明白，那就是想与玉泉在一起过活。每次，玉泉都不依不饶地把这个光棍骂走。

后来，也有人来给玉泉介绍男人，劝她改嫁，但她都把来人赶出家门。连他的哥来劝她，都被推到门外面。时间长了，人们就觉得玉泉不可理喻，再也没有人理她了。

又过了几年，农村人开始进城去打工。玉泉把地交给他哥，非要去城里打工。她哥劝不住她，最终依了她。

玉泉离开村子，十几年没回来过一次。

村里人又议论开了，说她一定是在城里嫁人了，也有人说她可能得病或者出了意外，在不在人世都难说。这样，议论来议论去，最终便没有人再提及她，好像村里从来没有玉泉这个人一样。

五年前的那个中午，村里人彻底把玉泉忘了的时候，一辆轿车开进了村里。车子停在小金那个坍了的屋子前，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从前门下来，转身拉开车后门，玉泉从车上下来了。

村里的几个老人围过来，他们仔细地看了看，确认这女人是玉泉后，都惊得张开了嘴：你，你是玉泉！

玉泉笑了笑，握着黑炮婶的手，指着身边的年轻人，开口说：“这是盼沪。他从美国回来了，接我去呢！”

黑炮婶望着玉泉和盼沪，好大一会才开口：“那，小金呢？”

盼沪低声说：“我爸带我去美国的第二年就病逝了。”

突然，黑炮婶大声哭起来：我的孩子呀，你咋恁没有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