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近来远”的中华礼乐文化——唐贞观“十部乐”地缘政治背景透视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所谓“大国气象”者，必有广土众民，农桑富庶，武力强盛，“四夷”宾服。而秦、汉、隋、唐皆为建立“天下统一”秩序的中华帝国，可谓名副其实也。

众所周知，崇尚“礼乐”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贯精神。儒家经典《礼记·乐记》云：“揖让（礼让）而治天下者，礼乐之谓也。”“礼、乐、刑、政四达（畅通）而不悖（违背），则王道备矣。”所谓“王道”，就是以仁德治理天下。而“声音（音乐）之道，与政（政治）通矣。”

唐太宗时期（627—649）的中国，朝气蓬勃，国势升腾，“礼乐”制度建设也步入“快车道”，① 陈寅恪先生论曰：“隋唐音乐之渊源，其雅乐多同于礼仪，……唐之胡乐多因于隋，隋之胡乐又多传自北齐，而北齐胡乐之盛实由承袭北魏洛阳之胡化所致。……唐之初期其乐之承隋亦犹礼之因隋，其系统渊源，盖无不同也。”见其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音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而贞观十六年（642）著于《乐令》的太常“十部乐”就是其中最为华丽辉煌之篇章。“十部乐”具有“以备华夷，悦近来远”的政治礼仪性质和功能，② 按：（1）学术界“多数派”观点认为：“十部乐”规模宏大，演出时间长，主要用于嘉礼、宾礼等；其设置目的是显示国家的强大兴盛，政治性大于娱乐性，礼仪性重于表演性。参看曾美月《唐代“十部乐”功能的再度审视》，《天津音乐学院学报（天籁）》2003年第1期。（2）对于“十部乐”地缘政治背景的学术探讨，尚有待深入。是国家的“政治软实力”。从“地缘政治”和“全球史”角度审视，“十部乐”具有综合性的象征意义：是从南北朝天下分裂到隋唐“天下一统”，在“礼乐”文化领域的反映。

一、李唐帝国的“天下秩序”

中华传统文化体系之“天下”观念，形成于先秦“王制”时代，① 据《诗经·小雅·北山》：“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发展于秦汉“天下统一”帝国时代。在地理空间意义上，其广义包括中国（郡县行政区）与内属“四夷”（羁縻统治地区）、绝域（极远之地）；其狭义指中国历代王朝国家的疆域版图。② 高明士指出：中国古代皇帝制度与“天下秩序”的具体建立，初步见于秦朝，形成于汉朝，至隋唐而完备；所谓“天下秩序”实是一个同心圆的有机结构，其圆心为京师所在地（京畿），往外顺次延伸，大致分为三层，即内臣（中国本土）、外臣（羁縻府州地区与慕义地区）、暂不臣地区（兄弟关系地区、敌国地区、荒远地区）；凡建立“天下秩序”的统一帝国，皆“混一九州”，分天下为郡县，有强大的武力作后盾，而用兵在于止戈、正秩序。见其著《天下秩序与文化圈的探索》，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8-23页。据唐开元《杂令》，盛唐时期的疆域版图：

东至高丽、南至真腊（今老挝）、西至波斯、吐蕃及坚昆都督（今俄国叶尼塞河上游）、北至突厥、契丹、靺鞨，并为入蕃（羁縻地区），余为绝域。③ 天一阁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天圣令整理课题组：《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校证（附唐令复原研究）》下册，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751页。

唐朝的“综合国力”以唐玄宗朝（712—756）最为强盛（史称“盛唐”），而疆域版图以唐高宗中期最为辽阔，揆之现今世界地理：东至大海（今东海、日本海），西到中亚咸海，北逾俄国贝加尔湖，南达越南容市以南。④ 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五册（隋·唐·五代十国时期）《唐时期全图（一）》∕唐高宗总章二年（669），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其幅员纵横皆逾万里，超过了西汉极盛之时。

凡四蕃之国，经朝贡以后，自相诛绝及有罪见灭者，盖三百余国。今（盛唐）所在者，有七十余蕃。其朝贡之仪，享燕之数，高下之等，往来之命，皆载于鸿胪之职焉。⑤（唐）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卷4《礼部·主客司》，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129-130页。史臣曰：西方之国，绵亘山川，自张骞奉使以来，[傅]介子立功之后，通于中国者多矣。有唐拓境，远极安西，弱者德以怀之，强者力以制之。……故古先哲王，务宁华夏，语曰“近者悦，远者来”，斯之谓也。⑥《旧唐书》卷198《西戎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317页。

所谓“以德怀之”者，即“声教所暨”（“奉唐正朔”、朝觐纳贡等）；而“以力制之”者，即“兵刑”所加也（边疆要地皆驻屯军队，以守捉、军城等为据点）。

显然可见，中华传统的“天下观”，在地理空间上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政治文化（文明）观念，其精神内核是“人文化成”。以华夏为中心的“华夷秩序”，即所谓“内诸夏而外夷狄”，中国为天下之根本，“四夷”犹枝叶和藩篱。但“华夷之别”的要义不在地域、种族血统，而在于文化差异。⑦ 参看万绳楠《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7年；王永平《从“天下”到“世界”：汉唐时期的中国与世界》“绪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例如服饰、发型是典型的外在文化特征，华夏族群以束发冠带为礼仪，方“夷狄”以披发左衽为习俗。

二、贞观“十部乐”的政治礼仪性质

（一）设立“十部乐”的时空过程

1.隋唐“七∕九∕十部乐”的来源

表1 隋唐“七∕九∕十部乐”的来源

乐部清商乐文康乐（礼毕）天竺乐龟兹乐西凉乐高丽乐疏勒乐高昌乐康国乐安国乐䜩乐来源地域/传入中原时间两汉以来中原旧乐、江南民间音乐∕隋灭陈（589）收之，付于太常东晋庾亮（289—340）亡后，伎人创制∕隋灭陈（589）收之，付于太常外邦∕公元348年∕五胡十六国时期边地∕公元385年∕五胡十六国时期边地∕公元403年∕五胡十六国时期外邦∕公元420年—∕刘宋时期边地∕公元437年∕北魏时期边地∕约437年∕北魏时期外邦∕公元437年∕北魏时期外邦∕公元437年∕北魏时期唐朝创制∕贞观十四年（640）备注中原统一帝国南北分裂时期天下分裂时期天下分裂时期南北分裂时期南北分裂时期中原统一帝国

到贞观七年（633）正月七日，唐太宗亲制《破阵乐舞图》，起居郎吕才按图教习乐工120人（一说128人。超过雅乐“天子八佾”64人规格），被甲执戟而舞，“以象武事”；又令近臣魏徵、褚亮、虞世南、李百药等人改制歌辞，定型为“䜩乐歌舞大曲”。

（1）据《隋书》卷15《音乐志下》：

始，开皇（581—600）初定令，置“七部乐”：一曰《国伎》，二曰《清商伎》，三曰《高丽伎》，四曰《天竺伎》，五曰《安国伎》，六曰《龟兹伎》，七曰《文康伎》。又杂有疏勒、扶南、康国、百济、突厥、新罗、倭国等伎。……及大业（605—617）中，炀帝乃定《清乐》《西凉》（即《国伎》）《龟兹》《天竺》《康国》《疏勒》《安国》《高丽》《礼毕》（即《文康伎》），以为九部。乐器工衣创造既成，大备于兹矣。

隋恭帝（杨侑）义宁二年（618）五月，大丞相、唐国公李渊代隋称帝，改年号为“武德”，建立李唐新朝（“城头变幻大王旗”）。但是，李渊（唐高祖）父子当时面临的天下政治局势，却是不容乐观的——唐朝以关中、太原两地为根据，其政令尚不能东出潼关之外。

高昌（今新疆吐鲁番）王麴伯雅来朝，伊吾（今新疆哈密）吐屯设等献西域数千里之地。上（炀帝）大悦。癸丑，置西海（今青海省青海湖西）、河源（今青海兴海县东南）、鄯善（今新疆若羌县）、且末（今新疆且末县南）等四郡。丙辰，上御观风行殿，盛陈文物，奏九部乐，设鱼龙蔓延（即百戏），宴高昌王、吐屯设于殿上，以宠异之。其蛮夷陪列者三十余国。戊午，大赦天下。……陇右诸郡，给复一年，行经之所，给复二年。

（2）隋炀帝时的中国疆域版图，据《隋书》卷29《地理志上》：

炀帝平林邑（即占城。位于今越南国中南部），更置三州（交州、爱州、驩州）。五年（609）平定吐谷浑，更置四郡（西海、河源、鄯善、且末）。大凡郡一百九十，县一千二百五十五，……东西九千三百里，南北万四千八百一十五里，东南皆至于海，西至且末，北至五原（今内蒙古五原县西南），隋氏之盛，极于此矣。

为实现对夜间运动车辆的识别，引入新的色彩空间和模糊理论来解决这一问题。基于新的色彩空间和模糊集理论的跟踪模型包括帧色彩处理和背景剔除两个环节。首先，利用初始识别结果，获取前景和背景的色彩信息，并间初始视频帧处转换为新的色彩空间HSrg，其中HS 为HSV 中的两个图层，r 和g 分别为RGB 图层中的对应的R 和G 图层标准化后的图层，即有r=R/( R+ G+B )和g=G/( R+ G+B)。为了减轻图像中噪声的影响，分别对识别目标在HSrg 色彩空间中每个图层使用中值滤波，得到滤波后的值分别为：

2.唐太宗改定为“十部乐”

（1）据《唐会要》卷33《䜩乐》《东夷二国乐》：

武德（618—626）初，未暇改作，每䜩享，因隋旧制，奏九部乐，……① 又见《旧唐书》卷29《音乐志二》，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059页。《文康礼曲》者，东晋[太尉]庾亮殁后，伎人所作，因以亮谥[号]为乐之名，流入乐府。至贞观十一年（637），黜去之。今（唐德宗时）亡矣。……我太宗平高昌（今新疆吐鲁番），尽收其乐，又造《䜩乐》，而去《礼毕曲》。今著令者，惟此十部。虽不著令，声节存者，乐府犹隶之。

（2）据《通典·乐六·䜩乐》、《册府元龟·掌礼部·作乐五》：

（唐太宗）贞观十四年（640）正月，陕州（今河南三门峡市陕州区）言河水变清② 据《新唐书》卷36《五行志》：贞观十四年（640）二月，陕州、泰州段黄河水变清。，又有景云（彩云）见。协律郎张文收采古朱雁、天马之义，制《景云河清歌》，名曰《䜩乐》，奏之管弦，为诸乐之首。

所谓“景云”，又称祥云、瑞云、庆云等，是一种自然彩云，古代统治者以为“祥瑞气象”，是天下太平之征兆；③ 按：古人认为天能干预人事，人的行为也能感应上天；自然界的灾异、祥瑞现象，表示着天对人们的谴责、嘉奖。据《晋书·天文志中》：“瑞气：一曰庆云。若烟非烟，若云非云，郁郁纷纷，萧索轮囷，是谓庆云，亦曰景云。此喜气也，太平之应。”所谓“朱雁、天马之义”，是汉武帝时的“祥瑞故事”；④（1）据《汉书》卷22《礼乐志》：汉武帝元狩三年（前120）秋，刑徒暴利长在敦煌渥洼池（今名南湖）发现一匹野生骏马，献之，武帝因作《天马之歌》（《太一之歌》）。（2）据《汉书》卷6《武帝纪》：太始三年（前94）二月，行幸东海，获赤雁，作《朱雁之歌》。祥瑞有等级之分，“景云”与“天马”为大瑞；“朱雁”为中瑞；⑤ 据《唐六典》卷4《礼部》：“凡祥瑞应见，皆辨其物名。若大瑞（名物64种）、上瑞（名物38种）、中瑞（名物32种）、下瑞（名物14种），皆有等差。若大瑞，随即表奏，文武百僚诣阙奉贺。其他并年终员外郎具表以闻，有司告庙，百僚诣阙奉贺。”以“祥瑞”现象为题而创作音乐，歌颂国家升平，也属于“礼乐”文化范畴。这是古代“天人感应”哲学思想在“礼乐”文化领域的表现。

贞观十六年（642）十二月，“宴百僚，奏十部乐。”⑥（宋）王溥：《唐会要》卷33《䜩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710页。唐朝平定高昌王国在贞观十四年（640）八月，俘获其乐，付于太常寺。再增加新创制的《䜩乐》，形成“十部乐”，著于《乐令》，定为制度。

据《隋书·音乐志下》、《唐会要》卷33《四夷乐》：在隋唐两代，凡“声节”存于太常寺的“四方之乐”共有14部，先列为简表（按：南诏乐、骠国乐入唐晚在唐德宗时，故不在本文讨论之列）。

至（贞观）十三年（639）定簿，凡州府三百五十八，县一千五百五十一。至十四年（640）平高昌，又增二州六县。自北殄突厥颉利，西平高昌，北逾阴山，西抵大漠。其地东极海，西至焉耆（今新疆焉耆县），南尽林州（今越南顺化附近）南境，北接薛延陀界。凡东西九千五百一十里，南北万六千九百一十八里。

综合以上所述与相关史载，可以窥见隋唐“七∕九∕十部乐”具有深远的地缘政治背景，因而设立为太常“乐部”（著于国家《乐令》）具有鲜明的政治目的；考察“十部乐”的来源，可谓时间漫长，空间辽阔，历经中外战争、民族迁徙、外交朝贡、政治联姻（“和亲”）等多种途径，头绪纷纭，曲折复杂；① 参见沈冬《唐代乐舞新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石云涛《三至六世纪丝绸之路的变迁》，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年；王小盾《隋唐音乐及其周边》，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2年；穆渭生、张维慎《盛唐长安的国家乐伎与乐舞》第七章，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6年。其中“四方音乐”（外族、外邦乐舞）的陆续输入与中原王朝向外开拓疆土密切相关，皆具有战利品、进贡品的身份性质；在贞观“十部乐”中有七部属于“四方音乐”，可谓李唐帝国“天下一统”——文治武功之艺术象征。② 据《礼记·乐记》：“王者功成作乐，治定制礼。其功大者其乐备，其治辩者其礼具。”这是自西周初年周公姬旦摄政、主持“制礼作乐”以降，中原王朝国家“礼乐”制度建设之传统。

（二）“以备华夷”（嘉礼、宾礼）

唐贞观“十部乐”各个“乐部”（乐队）的规模大小不一，音乐风格各具（地域、民族、外邦）特色，先将其列为简表，以便比较（凡表中有？者，皆属未见史载，故其“总人数”并不完全准确）；③ 据《隋书·音乐志》《唐六典·太常寺》《通典·乐典》两唐书音乐志、礼乐志。再叙述其使用制度与演奏程式规范。

表2 唐贞观“十部乐”使用乐器及乐、歌、舞工人数

乐部䜩乐清商乐西凉乐龟兹乐天竺乐康国乐疏勒乐安国乐高丽乐使用乐器玉磬、方响、搊筝、筑、卧箜篌、小箜篌、大琵琶、小琵琶、大五弦、小五弦、吹叶、大笙、小笙、长笛、尺八、大觱篥、小觱篥、大箫、小箫、正铜钹、和铜钹各1；楷鼓、连鼓、鼗鼓、桴鼓、贝各2编钟、编磬各1架，瑟、弹琴、击琴、琵琶、箜篌、筝、筑、节鼓各1，笙、长笛、箫、篪各2，吹叶1编钟、编磬各1架，弹筝、搊筝，卧箜篌、竖箜篌、琵琶、五弦、笙、长笛、短笛、大觱篥、小觱篥、箫、腰鼓、齐鼓、担鼓各1，铜钹2，贝1竖箜篌、琵琶、五弦、笙、箫、横笛、觱篥、毛员鼓、都昙鼓、答腊鼓、腰鼓、羯鼓、侯提鼓、鸡娄鼓、贝各1，铜钹2凤首箜篌、琵琶、五弦、横笛、铜鼓、毛员鼓、都昙鼓各1，贝1，铜钹2正鼓、和鼓各1，笛、铜钹各2竖箜篌、琵琶、五弦、横笛、箫、觱篥、答腊鼓、侯提鼓、羯鼓、鸡娄鼓各1竖箜篌、琵琶、五弦、横笛、大筚篥、双筚篥、正鼓、和鼓各1，铜钹2弹筝、卧箜篌、竖箜篌、琵琶、五弦、笙、横笛、小觱篥、箫、桃皮觱篥、腰鼓、齐鼓、担鼓、贝各1乐、歌、舞工人数乐工31人，歌工2人，舞工20人。一部共53人乐工19人，歌工2人，舞工4人。一部共25人乐工20人，歌工2人，白舞1人，方舞4人。一部共27人。歌舞曲《永世乐》，解曲《万世丰》《于阗佛曲》乐工17人，舞工4人。一部共21人。歌舞曲《善善摩尼》《婆伽儿》《小天》《疏勒盐》乐工10人，舞工2人。一部共12人。歌舞曲有《沙石疆》《天曲》乐工6人，舞工2人。一部共8人。歌舞曲《戢殿农和正》《贺兰钵鼻始》《末奚波地》《农惠钵鼻始》《前拔地惠地》乐工10人，舞工2人。一部共12人。歌舞曲《亢利死让乐》《远服》《盐曲》乐工10人，舞工2人。一部共12人。歌曲《附萨单时》，舞曲《末奚》，解曲《居祇》乐工14人，舞工4人。一部共18人。歌舞曲《芝栖》《歌芝栖》

高昌乐 琵琶、五弦、横笛、笙、箫、觱篥、竖箜篌、腰鼓、鸡娄鼓、铜角各1乐工10人，舞工2人。一部共12人

据史籍所载，唐贞观“十部乐”的使用以太宗、高宗朝为最多。其使用场合有“嘉礼”（君臣宴飨和仪仗陈列）、“宾礼”（外交迎宾）等。而用于接待外邦君主、部族酋首或使臣，最能展现其“悦近来远”“怀柔四夷”的政治礼仪功能。

Have always been around for me even when I was bad,

（1）据《唐六典》卷14《太常寺·太乐署》：

凡大宴会，则设十部之伎于庭，以备华夷：一曰燕乐伎，二曰清乐伎，三曰西凉伎，四曰天竺伎，五曰高丽伎，六曰龟兹伎，七曰安国伎，八曰疏勒伎，九曰高昌伎，十曰康国伎。

“大宴会”即“大朝会”，是每年元正、冬至在京城举行的隆重典礼（君臣咸集，“四夷”来朝）；而“以备华夷”，是指“十部伎”既有华夏音声，也有“四夷”乐舞。

（2）据《通典》卷123《开元礼纂类十八·嘉礼二》：每年在京城举行的“皇帝元正、冬至受群臣朝贺并会”典礼上，

若设九（十）部乐，则去乐悬，无警跸。太乐[署]令帅九部伎立于左、右延明门（西内太极殿南面的东、西侧门）外，群官初唱万岁，太乐令即引九部伎声作而入，各就座，以次作如式。

所谓“乐悬”，是演奏“雅乐”所用大型乐器钟、磬、鼓（要用木架悬挂）和管弦等乐器，礼乐地位崇高。由此以观，“十部乐”虽属“䜩乐”乐种，其政治性质和地位却堪比“雅乐”。又据上引，“十部乐”的演奏程式是“声作而入，各就位，以次作如式。”当十个“乐部”的200余名乐工，同时鸣奏乐器，亦步亦舞地进入殿庭，其队列声势之壮观，与鼓吹仪仗音乐具有“异曲同工”之效。

（3）据《唐会要》卷96《铁勒》《资治通鉴》卷198：唐太宗贞观二十一年（647）正月，诏以漠北回纥十三部落分置六府七州，各以其酋长为都督、刺史，各赐金银缯帛及锦袍；及还，太宗御天成殿设宴，奏“十部乐”而遣之。

（4）据《资治通鉴》卷202唐高宗开耀元年（681）春，

正月庚辰，以初立太子，敕宴百官及命妇于宣政殿（东内大明宫后殿），引九（十）部伎及散乐（娱乐性的百戏）自宣政门入。太常博士袁利贞上疏，以为“正寝（正殿）非命妇宴会之地，路门（宫室最里层正门）非倡优进御之所，请命妇会于别殿，九部伎自东、西门入，其散乐伏望停省。”上（高宗）乃更命置宴于麟德殿。宴日，赐利贞帛百段。

太常博士，是朝廷礼乐制度的学术权威。① 据《唐六典》卷14《太常寺》：太常博士四人，从七品上，“掌辨五礼之仪式，奉先王之法制，适变随时而损益焉。凡大祭祀及有大礼，则与太常卿以导赞其仪。”他们在太常礼院议礼，皆得自专，无须禀告“三卿”。袁利贞认为在庄重的典礼场合，“十部乐”（䜩乐）。

“大傩”在商周时期是非常隆重的官方祭典。汉唐时期，宫廷依然会举行驱傩仪式。直到宋朝和明朝仍然有驱傩的记载。如今作为最古老的文化之一，傩戏成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被称为“戏剧活化石”。

不可与散乐（俗乐）同列；倡优不能由宫中正门进入。这正说明了“十部乐”的政治礼仪性质。

（二）用为“仪仗音乐”

（1）唐高祖时以“九部乐”用为“仪仗音乐”。据《旧唐书·太宗本纪上》《资治通鉴》卷189：武德四年（621）五月，秦王李世民率军攻克洛阳，俘获隋将王世充以及隋天子乘舆、御物等；七月，凯旋长安，献俘于太庙；十月，加秦王“号天策上将、陕东道大行台，位在王公之上”，并赐“前、后部鼓吹及九部之乐，班剑四十人”等。

格鲁克在芭蕾舞和舞台布景方面也进行了革新，原本芭蕾舞在传统歌剧中大多起着串场的作用，舞蹈与剧情并无关系。他为了改变这种局面，他专门请人为他的歌剧作品编创了芭蕾舞，使舞蹈与剧情完美融合。舞台背景也摒弃了传统歌剧那样一味追求铺张与豪华，从而使舞台设计更符合戏剧的整体效果。

隋唐时期的“辽东”，指今辽河以东广大地区和朝鲜半岛，生息着契丹、奚、靺鞨、室韦等部族；朝鲜半岛有三国，北部为高句丽、东南为新罗、西南为百济；是东亚地缘政治的一个重要方面。隋炀帝曾三征“高丽”，但都铩羽而归。③ 隋文帝、炀帝与唐太宗先后五次征高丽之失败，原因孔多，有一个重要的自然环境因素（《通鉴》卷197有记述）。陈寅恪先生指出：东北冀辽之间的雨季在旧历六七月间，八九月至二三月为寒冻期，雨潦泥泞、冰雪寒冻皆不利于军队进攻和餱粮运输，故欲取辽东之地，必在冻期已过、雨季未临之短时间内速战速决。见其著《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下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37页。参见袁刚《隋炀帝传》，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拜根兴《七世纪中叶唐与新罗关系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在唐高祖和唐太宗贞观前期，因倾国力对付北、西两面，尚无余力东顾，遂采取“地缘制衡”策略，支持新罗政权。而高句丽亦多次遣使入唐，朝贡通好。

（2）据《旧唐书》卷191《玄奘传》《全唐文》卷742《大唐三藏大遍觉法师塔铭（并序）》：贞观二十二年（648）六月，皇太子（即高宗）为其母文德太后追福，造慈恩寺及翻经院，内出大幡，宣令请高僧玄奘为上座，以九（十）部乐及京城诸寺幡盖、众伎，隆礼相送玄奘及诸高僧等入住。

三、唐太宗的地缘政治战略思想与实践

运用近代以来的“地缘政治”学说① 世界近代以来“地缘政治”学说的代表人物有：1.美国人马汉（1840—1914）的“海权论”。2.英国人麦金德（1861—1947）的“陆权论”。3.意大利人杜黑（1869—1930）的“空权论”。4.美国人亨廷顿（1927—2008）的“文明冲突论”等。来解读中国古代中原王朝的内政、外交形势与应对策略之演变，已是学术界的共识。虽然，古今地缘政治战略的“地理要素”不尽相同，②（1）农地、牧场、森林、河流、胡泊与井泉、水陆交通线等，是古代手工技术、铁器牛耕下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资源；（2）石油、矿产、农牧业、交通线与战略前沿等，是现、当代高科技（机械化、信息化等）条件下重要的经济与战略性资源。但在宏观考量上具有同等意义。如掌控或主导国际“地缘政治”格局发展方向，必须以军事强权力量为后盾，古今皆同。

本研究有一定的局限性。首先，这是一项回顾性研究，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不明原因的偏倚；此外，纳入的病例是单中心的前列腺癌患者，且样本量有限。因此，此研究结论有待后续多中心的大样本量的研究进一步证实。

（一）隋唐之际地缘政治形势概况

隋文帝时编定、设立“七部乐”，在开皇九年（589）灭陈、统一天下之后，“遇平江右（攻灭南陈），……既天下一统，异代器物，皆集乐府（太常寺），晓音律者，颇详考核，以定钟律。”①《隋书》卷16《律历志上》，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391页。隋炀帝时增为“九部乐”，在大业五年（609）之前。据《隋书》卷3《炀帝本纪上》：大业五年（609）西巡陇右，六月丙午，至张掖（今甘肃张掖市），

（1）隋末唐初，群雄并起，天下板荡，中原逐鹿，拥兵割据而称王称帝者有数十人。其中势力较大者有：今甘肃东部的薛举、薛仁果父子，河西走廊的李轨，陕北的梁师都，晋北的刘武周，东都洛阳的王世充，河北地区的窦建德，江淮地区的杜伏威，长江中、下游及东南地区的萧铣、林士弘、李子通、辅公祏等。所以，唐高祖时期的军国大政要务，就是尽快扫平割据，安定天下，恢复国民经济。

（2）环绕在唐朝外围的“四夷”政权和部族有：东北的契丹、奚、靺鞨、高丽等，蒙古高原的东突厥，西域地区的高昌、西突厥等，青藏高原有吐谷浑、吐蕃，南方有“群蛮”（乌蛮、白蛮、六诏等）。尤其是雄踞阴山内外的东突厥汗国，控弦百万，连年南侵抢掠，为害之烈甚于秦、汉时期的匈奴。③（1）自秦汉以降近2000年来，北方大漠草原地带（大兴安岭东西、阴山－贺兰山－河西走廊以外）的游牧族类周期性的南下趋势，对中原农耕经济社会的影响极为严重——政局动荡、人口损失、经济萧条与衰退，“消化恶果”（经济社会整体修复）代价巨大。（2）生息在北方沙漠草原地带（以及青藏高原）的游牧族类——“马背上的民族”，长于“胡服骑射”，千里驰逐，在与中原农耕政权的政治关系中，往往处于军事优势地位。这正是基于自然地理环境和畜牧经济生业而养育的“地缘政治”强权力量——支配着2000余年来中华帝国农、牧族类相互关系的演变（睦邻、对峙）；直接影响汉、唐时期东西方世界之间“丝绸之路”（以骆驼、马、驴为交通工具）的通与塞、盛与衰。武德七年（624）秋天，李渊曾想迁都到秦岭以南的江汉地区，避其锋锐。

唐太宗贞观二年（628）四月，平定了关中正北方向、白于山外的朔方（今陕西靖边县北部统万城遗址）梁师都，削平割据势力的战争才告基本结束。直到贞观四年（630）夏天，唐军击灭东突厥汗国，北部边疆才得以基本安定。

Gorillas live in groups（群组）.Their leader（领导者）is often a male（雄性的）gorilla.They are always big and strong.They beat（拍打）their chests（胸）to make loud noises.They also shout and show their teeth to make gorillas from other groups scared（害怕的）.

（二）唐太宗的地缘政治战略思想与实践举要① 据《隋书》《通典》《唐会要》两唐书之“四夷列传”，非有考辨不详注。参见邱剑敏《唐太宗地缘战略思想探析》，《军事历史研究》2000年第3期；胡如雷《李世民传》，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赵克尧、许道勋《唐太宗传》，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王永兴《唐代前期军事史略论稿》，北京：昆仑出版社，2003年。

1.“扫清沙漠”：敢于进取的战略主导思想

与前代相比，唐朝未有浩大费力的长城工役（但对前代长城有修缮利用）。贞观二年（628）九月，突厥寇掠边境，朝臣或请修古长城，发民乘堡障，唐太宗曰：

突厥灾异相仍，颉利不惧而修德，暴虐滋甚，骨肉相攻，亡在朝夕。朕方为公扫清沙漠，安用劳民远修障塞乎！②（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93，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6169页。

“扫请沙漠”——积极进取，敢于胜利，可谓唐太宗地缘政治战略思想的点睛之语。唐太宗乃一代武勇雄略之君，尤其善于使用骑兵，③ 恩格斯曾经指出：“骑兵在整个中世纪一直是各国军队中的主要兵种，…… 任何军队如果没有一支能骑善战的骑兵，就不能指望作战胜利。”见恩格斯《骑兵》，载中共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305-326页。著名的石刻珍品“昭陵六骏”是其写实形象；在武德年间为秦王时，曾多次领兵出征，其麾下勇将翟长孙、程知节、秦叔宝和尉迟恭，分统精锐的“玄甲骑兵”，皆战功卓著。④ 参见唐长孺等编《汪篯隋唐史论集·唐初之骑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尤其是在激烈残酷、直面牺牲的军事斗争中，个人和团体的精神要素与物质力量是融合一体的，君臣上下同仇敌忾的战斗意志具有惊人作用。⑤ 参见[德]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第一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187-188页。

2.降服强敌，建立“地缘藩屏”

（1）攻灭东突厥、薛延陀二汗国。贞观三年（629）冬天，东突厥因遭遇连年天灾，牲畜死亡，内部乱离而势力大为削弱。唐太宗因其困厄，命令10余万大军分路出阴山内外，犁庭扫穴，一举将其击灭。随后，采取“羁縻怀柔”之策，将其10余万降众“全其部落”，安置在阴山山脉南北一线，为唐朝扞蔽北部边疆。而东突厥归降唐朝，乃当时亚洲地缘政治形势之巨变——“四夷”君长诣阙，请唐太宗为“天可汗”，⑥（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93唐太宗贞观四年（630）三月条，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6185页。开始了以李唐帝国为中心（“政治霸主”）的新局面。

至贞观二十年（646），又破灭取代东突厥而起、建牙在郁都军山（今蒙古国杭爱山东支）的薛延陀汗国。唐朝国威远播荒遐，漠北诸蕃酋帅皆朝拜“天可汗”。

贾承造：从天然气供应方面来看，全球天然气产量增速也在加快。2017年，世界天然气产量3.68万亿立方米，同比增长4%，达到供需平衡。6大产气国中，美国在页岩气增长的推动下生产天然气7345亿立方米，成为世界第一大产气国；俄罗斯天然气产量6356亿立方米；伊朗产量为2239亿立方米；中国天然气产量1480亿立方米，成为第六大产气国。

（2）破降吐谷浑汗国。⑦ 参见周伟洲《吐谷浑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隋末唐初，吐谷浑据有今青海、甘肃、四川和新疆交界数千里之地，以游牧为主，兼营农业；其国王居伏俟城（今青海湖西、布哈河河口附近）；控制着东西交通的“青海道”。

唐朝初年，吐谷浑屡次侵犯岷、兰、鄯、凉等边州，直接威胁河西走廊的安全。⑧ 河西走廊（长约1000公里，宽数十至百余公里）南为雪域高原，北属大漠戈壁，东连黄土高原，西通塔里木盆地，是“丝绸之路”东段的重要孔道（“瓶颈”路段）、北方草原民族经由河湟一带南下发展的转折区——地缘政治的枢纽地带。凡中原王朝经略西域（天山南北、葱岭东西），对“河西走廊”势在必争必固。贞观八年（634）六月，唐朝出兵进击，败其伏允可汗。次年五月，伏允败死，其子慕容顺举国归降，唐太宗诏复其国、封西平郡王。慕容顺旋为部下所杀，唐朝册立其子诺曷钵为可汗、封青海王，妻以宗室女弘化公主。

（3）政治怀辑，“和亲”吐蕃。① 参见林冠群《唐代吐蕃史论集》，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年；才让《吐蕃史稿》，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7年。吐蕃王国崛起于青藏高原的山南地区，在其国王（称“赞普”）松赞干布（约617—650）时期，统一诸部并开始走向强盛，建都于逻娑（今西藏拉萨）。唐太宗贞观八年（634），松赞干布遣使入唐请求“和亲”，未得应允；遂发兵攻击吐谷浑、党项、白兰诸羌，向唐朝显示武力。贞观十二年（638）八月，又屯兵20余万，进攻松州（今四川松潘）。唐太宗命大将侯君集率步骑兵5万迎击，九月，败之于松州城下。吐蕃遣使谢罪，贡献黄金和珍宝等重礼，复请“和亲”，唐太宗许以宗室女文成公主下嫁。贞观十五年（641）正月，文成公主启程入藏。唐太宗以政治怀辑为上策，“和亲”吐蕃，使西南边疆获得了安定局面。

此外，学生自主排放自行车，也是我们构建情感场的重要手段。放眼望去，全校几千辆自行车，车尾一条线，车头朝一边。通过自主排放自行车，学生体会到的是自主与自立，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是信任，是学校和班级对自己的信任；是诚信，因为无人监督；是集体荣誉感，只有每个人按照标准做到了，所在班级乃至整个区域的车辆才会看上去整整齐齐的。这是校园情感场生态构建的成果，是校园情感场生态的构成因素。

高昌王国（今新疆吐鲁番）地处河西走廊与西域（天山南北）连接位置，其控制范围东西800余里，南北500里，为东西交通之战略门户，取高昌则河西安，河西安则关中（京畿）安。唐朝能够控制住河西走廊和西域，就能隔断吐蕃与西突厥的南北地缘联系，确保边疆安全和“丝绸之路”畅通。

在贞观四年（640）攻灭东突厥之后，伊吾（今新疆哈密市）所属7城归附，唐朝于其地设置西伊州——由河西走廊进入西域地区的“桥头堡”。贞观十三年（639）十二月，唐太宗命大将侯君集、薛万均等统兵讨伐高昌。次年八月，克其都城交河城（今吐鲁番之西古城），其王智盛出降，取得22城，户8，046、人口37，700；以其地为西州，置安西都护府于交河城，驻兵镇守。唐朝平定高昌以为战略基地，拉开了与西突厥争夺西域控制权的序幕。贞观十八年（644），唐军平定高昌之西的焉耆国（今新疆焉耆县西南）。二十三年（649）年初，又平定焉耆之西的龟兹国（今新疆库车县东），迁安西都护府于此，为控制天山之南的军事战略中心，置“安西四镇”（焉耆、龟兹、于阗、疏勒）驻军屯守。② 参见李必忠《安西四镇考辨》，《唐史研究会论文集》，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

4.“辽东”策略：地缘制衡与武力征讨

（三）教师能力不足。对于传统文化素养的培育不可能一蹴而就，这是一个漫长且潜移默化的过程。高中生的高中生涯只有有限的三年，如何在三年内让学生有所沉淀，是值得每一位语文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思考的。其他科目教师本身受到自身所学专业及工作模式的限制，对于传统文化的了解程度不同，有时会产生“心有余而力不足”的问题；语文课教师又受到教学压力的影响，在针对相关内容讲述时，往往选择只讲“重点、难点、考点”，而忽略了对相关内容的延伸讲解。以上原因使得教师们不能很好的投入到对学生的传统文化素养培育工作中。

贞观十六年（642），高句丽发生政变，其权臣泉盖苏文专擅国柄，联合百济，进攻新罗；新罗遣使向唐求援，唐朝派遣使臣劝告高句丽与百济“各宜戢兵”，但未获听从。十九年（645）四月，唐太宗在西域取得开拓胜利的形势下，以“今天下大定，唯辽东未宾（臣服）”④《新唐书》卷220《东夷·高丽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190页。为名义，发兵10余万，水陆并进，亲征高句丽。但遭遇高句丽军民据城死守，战事迁延，严冬来临，粮草将尽，被迫班师。二十二年（648），唐太宗积极准备再征高句丽，但未及成行，于次年五月驾崩。

唐太宗的“未竟事业”后继有人。唐高宗显庆五年（660）与新罗联合灭百济；总章元年（668）灭高句丽，以其都城平壤（今朝鲜平壤）为安东都护府，以大将军薛仁贵统兵2万镇守。此是后话。

5.偃武修文，羁縻“四夷”

唐太宗在位（627—649）是经历“天下大乱”之后的经济社会休养恢复时期，以政治清明而获“贞观之治”美誉。其奉行的基本国策为“偃武修文”，在开疆拓土的同时，推行“羁縻政策”（类今民族区域自治），① 唐朝的“羁縻”制度，是基于边疆地带的自然地理环境特征，诸多游牧族类的部落社会结构、特殊的文化风习传统等因素，进行“综合考量”之后采取的统治方式，与中原内地的正州、县政区（农耕经济、“编户齐民”、中央任命“流官”治理等），有着明显的不同。参见刘统《唐代羁縻府州研究》，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8年。形成疆域辽阔、统一的多民族的强大帝国。据《新唐书》卷43下《地理志七下》：

索他洛尔是一种β-受体阻滞剂，常用于治疗心房扑动、心房纤颤等心律失常，可缓解急症快速心律失常症状，降低死亡率，但其伴随着多种并发症，如呼吸困难、头痛、眩晕、发热、低血压等，给患者带来不适[3]，容易使患者产生焦躁、抑郁等负面情绪，不利于预后。胺碘酮属于Ⅲ类抗心律失常药物，具有Ⅰ类与Ⅳ类抗心律失常类药物的性质，其作用机理为与血浆中的白蛋白、β脂蛋白结合，抑制心房或者心肌传导纤维中快钠离子的内流，使传导速度减慢，同时降低窦房结的自律性，实现心率的调节作用。静脉注射盐酸胺碘酮，对负性肌力产生轻度作用，对左室功能无抑制，实现冠状动脉与周围血管的扩张[4]。

唐兴，初未暇于四夷，自太宗平突厥，西北诸蕃及蛮夷稍稍内属，即其部落列置州县。其大者为都督府，以其首领为都督、刺史，皆得世袭。虽贡赋版籍，多不上户部，然声教所暨，皆边州都督、都护所领，著于令式（国家制度）。……其后或臣或叛，经制不一，不能详见。……大凡府州八百五十六，号为羁縻云。

羁縻地区的类型有三：（1）羁縻属国（藩属国，基本具备国家政权机构的政治实体）；（2）羁縻政区（羁縻都护府、都督府、州、县）；（3）羁縻部落。② 郭声波：《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唐代卷》（下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049页。在王朝国家领土主权与政治隶属关系上，凡羁縻地区皆“奉唐正朔（国家历法）”，为大唐帝国之“天下”。早在隋文帝开皇三年（583）夏秋，兵分八路，“东极沧海，西尽流沙”，③《隋书》卷84《北狄·突厥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867页。对突厥进行全面大反击，大获全胜。这是东亚地缘政治形势巨变的分水岭，以中国为中心（“霸主”）的“天下秩序”开始形成。但因遭遇隋末天下大乱，形势又发生逆转。直到唐太宗重新经略开拓，遂使“前王不辟之土，悉请衣冠；前史不载之乡，并为州县。”④（宋）宋敏求：《唐大诏令集》卷11《太宗遗诏》，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67页。⑤

发电厂电气设备检修是一项比较复杂的系统工程，它其中所涉及的因素比较多。随着我国特高压、超大容量电网的快速发展，电气设备的安全运行越来越重要。要做好检修这项工作，不仅需要电厂的各个部门及科室积极配合，而且需要通过严格的监督管理体系和管理制度来制约相关人员，同时加强电力检修人员的培训。只有这样，才能提高设备检修的可靠性，促进电力企业更好的发展。

四、贞观“十部乐”的地缘政治考量

（一）存于太常的“四方之乐”

（3）贞观十六年时的中国疆域版图，据《旧唐书》卷38《地理志一》：

表3 “四方之乐”

“四方之乐”名称东夷乐北狄乐西戎乐南蛮乐高丽、百济、新罗、倭国突厥、鲜卑、吐谷浑、部落稽高昌、龟兹、疏勒、康国、安国扶南、天竺、（南诏、骠国）著为“十部乐”/地理方位高丽皆无皆入“十部乐”天竺东北北、西西域西域

仅从上表可见，“四方之乐”的地域来源偏重在北方，尤其是西域。再从隋朝和初唐的边疆战争历程来看，事关国家安危的“重头戏舞台”也在北方和西部。但唐太宗著令“十部乐”时，（1）《文康乐》已被“黜去之”；（2）东突厥、吐谷浑已经宾服，其乐“落选”；（3）高昌刚被平定，经营西域之战略宏图方兴未艾，其乐“上榜”。这一切显然不能简单地解读为“巧合”或“偶然”。

（二）“悦近来远”的地缘政治考量

1.《䜩乐》歌颂唐太宗，宣扬国威

协商民主主体的广泛性和多层次充分践行了人民主体性目标。“协商主体是协商民主过程的基本要素，协商民主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各种不同利益倾向、不同偏好的政治主体参与政治生活的过程。”［10］从运行实践看，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参与主体涵盖从中央到基层、从组织到个人多个层面、多种形式，其具体主体包括各党派、政府机构、人民团体、社会组织和普通群众等。换言之，凡是利益相关方都能够参与协商过程，而不论其组织性质、个人身份。协商主体的广泛性有效地保障了各阶层群众对国家和社会层面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社会生活、文化生活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

贞观十四年（640）春，太常协律郎张文收创作《景云河清歌》，并进而编成以四部小型乐舞构成的《䜩乐》乐部（《破阵乐》与《庆善乐》皆由同名“䜩乐歌舞大曲”改编而来），歌颂唐太宗的文武功绩和“天下太平”。而小型乐舞适合在“堂上”（殿堂）演奏，更利于宣扬唐太宗的“光辉艺术形象”。

3.开拓西域，平定高昌、焉耆和龟兹

表4 《䜩乐》乐部

《景云乐》《庆善乐》《破阵乐》《承天乐》舞者8人舞者4人舞者4人舞者4人歌颂国家之“祥瑞”和天下太平景象舞容姿态娴雅，象征文德普及而天下安乐舞容发扬蹈厉，“以象武事”，歌颂唐太宗武功颂扬唐太宗“承天登极”的神圣与威权

（1）《破阵乐》（又名《七德舞》）。贞观元年（627）正月三日，大宴群臣，奏《秦王破阵》乐曲之后，唐太宗激动喜悦，满怀豪情对侍臣“感言”道：

朕昔在藩邸，屡有征伐，世间遂有此歌，岂意今日登于雅乐。然其发扬蹈厉，虽异文容，功业由之，致有今日（登基称帝）。所以被于乐章，示不忘本也。①（宋）王溥：《唐会要》卷33《破阵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714-715页。

膀胱癌常见且治愈困难、死亡率高，一旦发生转移更是会威胁到人的生命健康[1]。近些年膀胱癌发病率一直居高不下[2]。手术治疗在早期患者的治疗中具有较好的疗效；但晚期以及术后复发的膀胱癌患者，常采用化疗，但所使用的药物昂贵、毒副作用大，患者身体痛苦程度高、心理压力大，治疗效果并不显著[3]。近期研究发现，雷帕霉素(rapamycin，RPM)又名西罗莫司(sirolimus)在膀胱癌的治疗具有明确疗效[4]。而本研究引入超声微泡造影技术，进一步分析RPM对膀胱癌的治疗机制以及超声微泡造影技术应用在膀胱癌的治疗当中的意义，为临床应用提供依据。

2.隋朝设立“七∕九部乐”

十五日，奏之于庭，观者睹其抑扬蹈厉，莫不扼腕踊跃，懔然震悚。武臣列将咸上寿云：“此舞皆陛下百战百胜之形容。”于是皆称万岁。②《唐会要》卷33《破阵乐》，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第715页；《通典》卷146《乐典六·坐立部伎》，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3718-3719页。蛮夷十余种自请率舞，诏许之，久而乃罢。③《旧唐书》卷28《音乐志一》，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046页。

（2）《庆善乐》（又名《九功舞》）。据《唐会要》卷33《庆善乐》：贞观六年（632）九月二十九日，唐太宗驾幸其出生地庆善宫（今陕西武功县南渭水之滨），遂设宴会，与随行大臣同饮，并赏赐闾里父老金帛、诏免租赋。宴会气氛热烈欢愉，唐太宗乘兴赋诗十韵，以示左右臣下。在这首诗中，唐太宗高瞻远瞩，将他此行此宴与西汉高祖刘邦相比。④（1）其诗云：“寿丘唯旧迹，酆邑乃前基。粤余承累圣，悬弧亦在兹。弱龄逢运改，提剑郁匡时。指麾八荒定，怀柔万国夷。梯山咸入款，驾海亦来思。单于陪武帐，日遂卫文螭。端扆朝四岳，无为任百司。霜节明秋景，轻冰结水湄。芸黄遍原隰，禾颖即京坻。共乐还乡宴，歌此《大风》诗。”（2）据《史记·高祖本纪》：刘邦称帝后讨伐英布回师，经过故乡沛地（今江苏沛县），宾礼老幼，酒酣，击筑吟唱《大风歌》（楚声古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表达了怀思故土的成功豪情，需要猛将勇士保卫国家、安定天下的渴望。时任起居郎的吕才，精通音律，遂将此御撰之诗谱成乐曲，被之管弦，名曰《功成庆善乐》，编为歌舞大曲。其表演用舞童64人（“天子八佾”规格），戴进德冠，穿紫色大袖衣裤；其舞容为广袖曳履，进蹈安徐，姿态娴雅，象征文德普及而天下安乐。后改名《九功舞》，凡冬至燕享及国有大典，与《七德舞》一同演奏。

唐太宗登基称帝不久，曾表达其“治国理念”曰：“朕虽武功定天下，终当以文德绥海内。文武之道，各随其时。”①《唐会要》卷33《破阵乐》，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第714-715页；《通典》卷146《乐典六·坐立部伎》，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718-3719页。而《功成庆善乐》）正是其政治艺术之象征。

2.“四方之乐”：悦近来远，招附殊俗

众所周知，“中国”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形成，历史悠久，极为曲折复杂。其疆域版图历经反复的开拓盈缩；民族共同体亦历经反复的分裂与融合，但发展演变的主流趋势是以“华夏―汉族”为主体并融合四方诸多族类而不断壮大。② 参见翁独健主编《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绪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而早在先秦时代，中原华夏王朝对待“四方蛮夷”就有不尚武力，以文德感化来获得成功的政治策略。据《战国策》卷六《赵策·武灵王平昼闲居》：

昔舜舞有苗，而禹袒入裸国，非以养欲而乐志也，欲以论德而要（徼）功也。……中国者，聪明睿智之所居也，万物财货之所聚也，圣贤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艺（精妙技术）之所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义行（学习效法）也。

而这种注重“礼乐教化”（人文化成）的政治理念，需要有刚性的制度性保障，才能使其统绪绵延不辍，其物质载体就是国家礼乐机构。据《周礼·春官》：在“大司乐”之下有专掌“四夷之乐”（东方曰韎，南方曰任，西方曰株离，北方曰禁）的职官。

韎氏：掌教韎乐。祭祀，则率其属而舞之。大飨亦如之。旄人：掌教舞散乐（杂乐）、舞夷乐（四方之乐）。凡四方之以舞仕者属焉。凡祭祀、宾客，舞其燕乐。鞮鞻氏：掌四夷之乐与其声歌。祭祀，则吹而歌之。䜩（宴饮）亦如之。

自秦汉（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华帝国）以降，历代中原王朝太常寺收存“四方之乐”，用于嘉礼、宾礼等仪式，渊源于先秦华夏王朝“礼乐”制度建设的一贯传统和体系架构。述论至此，隋唐两代“七∕九∕十部乐”具有鲜明的政治礼仪性质和功能，就不言而喻了；而“礼乐”制度建设必然具有“与时俱进”（沿革损益）的现实政治考量，也是题中应有之义。唐太宗改定隋“九部乐”，重新著令为“十部乐”，与当时“天下”的地缘政治形势和战略性考量有着直接关系，亦可昭然矣。

3.唐太宗黜去《文康乐》的原因

从隋文帝将《文康乐》立为“七部乐”之一，到唐太宗贞观十一年（637）将其“黜去之”，历时将近半个世纪。其何以能立为太常“乐部”？又缘何被黜去？据《隋书》卷15《音乐志下》：

《礼毕》者，本出自（东）晋太尉庾亮家。亮卒，其[乐]伎追思亮，因假为其面（化妆），执翳（羽毛华盖）以舞，象其容，取其谥（“文康”）以号之，谓之为《文康乐》。每奏《九部乐》终则陈之，故以《礼毕》为名。其行曲有《单交路》，舞曲有《散花》。乐器有笛、笙、箫、篪、铃槃、鞞、腰鼓等七种，三悬为一部。[乐]工二十二人。

任半塘先生指出：《文康乐》实为“歌舞戏”，所谓“假为其面”指女伎涂面化妆，“象其容”是扮演庾亮生前情貌和事迹，必有简单的故事情节；“其行曲有《单交路》”指演唱歌曲（“徐步入场行歌”），与舞曲不同；隋“九部乐”仅《文康乐》有“行曲”，正说明它是表演故事的“歌舞戏”。① 任半塘：《唐戏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233-235页。

在音乐种类与性质功能上，“歌舞戏”乃是“俗乐”（散乐百戏）。但因《文康乐》的主题为寄托“追思”之情，故隋文帝容纳之；而隋炀帝酷爱散乐百戏，唐高祖亦喜好之，故一仍其旧。

然比较而言，1.“九部乐”的其他八部，用在“宾嘉燕享”典礼场合，政治礼仪性与娱乐性兼具，

皆不失冠冕堂皇。2.《文康乐》作为“礼毕”之乐，排在“九部乐”末尾，以娱乐宾主，实属“礼外之乐”。所以，到了“圣君贤主”唐太宗，每以端正视听，肃雍殿庭为务，遂“命削去之”。3.杜佑将《文康乐》归入“前代杂乐”，②《通典》卷146《乐典六·前代杂乐》，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3731-3732页。就是认为其内容旨意不符合“时代主旋律”——颂扬“时主”（当朝皇帝）和本朝功德，不能与几年后“著于乐令”的“十部乐”相提并论。

结 论

据《论语·季氏》：“天下有道（王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由此可见，历代中原王朝“国家乐舞”担负的政治礼仪职能，可谓“任重道远”矣。因此，需要承前启后的“礼乐”制度建设：设立专人专业的“乐部”，教习传承；制定规范的仪制规程，以便“操作”；广泛搜集“四方乐舞”，整理分类、编定保存，并创作本朝“新声”，等等。

贞观“十部乐”正是在数百年间中华民族融合、“胡汉”艺术交流土壤上，荟萃精华，集结“乐部”。遥想当年“十部乐”演于长安殿庭之盛况：君臣咸集，“四夷”为宾；“十部乐”声作而入，各就座，以次作如式，其华声夷音，载歌载舞，声容并茂——宣扬“天可汗”的伟大功绩和崇高权威，显示中华帝国“礼乐”之繁盛多彩和包容胸怀。换言之：显示国力，宣扬功德；悦近来远，招附殊俗。其地缘政治战略考量之长策，恢宏八方；其政治礼仪功能和艺术象征意义之深远，贯通千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