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理学的唯心主义和道德本体

理学是诞生于宋明两代的理论体系，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中较为完备和精致的，它吸收了儒、道、释三家的因子而更为接近儒家，故被称为新儒学。理学的发展史非常漫长，长期占据了宋代以后的官方正统思想地位，涉足理学的士人众多，不乏开山之人、巩固之人、继承之人和另辟新径之人，可以说，理学对中国封建后期的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凡谈及宋代以后的思想、学术、生活等方面都不可绕开理学这个对象。笔者在深度阅读宋明理学家的著述后，发现了宋明理学的两大显著特征，即唯心的倾向和道德的本体。这绝非空想得来，下面的行文中也会立足理学家的论说并且着重从历史发展脉络的角度来佐证笔者的观点。并且会就宋明理学及其特征发展演进中的变异点和兴趣点展开进一步的思考，以加强本文的思想深度。笔者认为，就宋明理学对古代中国的影响来看，其较为本质的特征对中华民族的成长进程必然存在巨大作用，也许在无形地塑造着我们日常的方方面面，那么，以此作为研究对象应该是有很大益处的，希望本文提出的这一方面的“问题意识”能产生更多学者的共鸣和反思。

一、从宋明理学发展脉络史上看其唯心主义

宋明理学史是漫长的，而其中不管出现过多少开山立派的理学家，提出过多少新颖卓著的学说，唯心始终是主旋律。北宋理学的开山人物周敦颐，其《太极图·易说》中提出的“宇宙生成论”，“是以‘无极’为根源的，是主张宇宙从无而为有的唯心论”[1]61。周敦颐一方面看到了宇宙的永恒运动，另一方面却认为其归宿是“寂然不动”的“诚”，这其中虽然存在着矛盾，但是可以看出其学说客观唯心主义的真面目。程颢和程颐（以下简称“二程”)不认同从宇宙生成上出发，主张从人生经历上去修炼，并且明确指出，“道”是第一性的，“气”是第二性的，这里的“道”是有关于人生的道理，二程的学说也属于客观唯心主义的范畴。值得注意的是，“理”或“天理”并不是一开始就存在于理学家的理学思想体系中。北宋的理学先驱们如周敦颐、张载等，都是从宇宙发生论的角度入手，试图通过独特的方式将自然律和道德律相结合，去解决“性与天道”的问题。一直到集大成的朱熹，提出“理是不依赖于天地万物而永恒存在的，又是不依赖于天地万物而独立存在的”[1]382，即是把“理”作为一个代表世界唯一本源和主宰的绝对精神。到此，理学最根本的问题，便完美解决了，宋代理学的客观唯心主义也达到顶峰。随之而来的便是陆九渊的“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1]558所引领的主观唯心思潮，使“心”在理学发展中的色彩愈发浓厚，虽然在一定时期陆学是受到朱子学压制的，但不得不承认陆学尤其是“心”的影响之深远，以致于“心”在后来的理学史上成为了一个最为顽固的游魂。到了明代，经过宋濂、吴与弼、陈献章等人的过渡，迎来了阳明心学的诞生，这代表着主观唯心主义的集大成，影响了整个明中后期的思潮，可以说，后面的思想理论家都或多或少地沾溉了阳明心学的精神。王阳明说“心不是一块血肉，凡知觉处便是心”[2]106，认为“心”统领着人的一切思想和行为，有“心”做事才可从容自在，“如舟之有舵，一提便醒”[2]26。“此心纯乎天理”，“心”就是最大的“理”，这里就象征着宋明理学主观唯心主义的辉光。再到后面的泰州学派等等，都是延续着唯心的这一传统。

二、宋明理学唯心史中的道德本体

《中庸》一开头就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1]9，提出了性、道、教三个命题，而理学家们各自的学说建构都围绕着这三个命题展开。可以说，理学就是哲学化的儒学，它的本体是儒家所贯彻的道德伦理。

汉代，男子二十岁时举行冠礼，代表已经成人，所以古人将冠作为男子成人的标志。冠是衣服中一个重要的部分，被称为“首服”或“元服”，冠的式样、颜色等依人的身份有所不同，一般只有官员或者上层社会男子可以戴冠，冠上装饰不同象征着身份也有所不同；而平民百姓们一般只能戴巾，庶民男子以布帕裹头，主要有黑、青两种颜色，除了保暖和防护头部以外，还可以在劳作的时候用来擦拭汗。除了冠、巾还有帻，帻产生于商周时期，但是在秦汉时期才逐渐普及和完善，在西汉时只有庶民才戴帻，到了东汉时期 贵族也戴帻，不同的地方是贵族戴帻的时候会在上面戴冠，而庶民只是包着帻，所以冠在古代也是礼制的一个表现。

周敦颐在《太极图·易说》中提出了圣人主静论作为他的人性学说，他指出，人在万物之变化中而得其形和神，因性感于外物而有了善与恶，这是理学家道德论的最早表述。张载所坚持的“气”是物质性的，前面提及宋明理学所具有的唯心性质在此不会被丢弃。张载在提出“气”后指明其属性带有伦理道德因素，这就在为唯心主义开辟道路的同时延续了传统的天道观，道德修养的进程未曾中断。“二程”在人生哲学中提出“安于义命”，并要“固其守”。这虽然没有披荆斩棘、奋勇前进的活力，但是能够让人体会出他们对坚持伦理道德的决心。到了朱熹这里，他理学体系的最高范畴“理”，前面说过是一种绝对精神，这是以道德为本体的绝对精神。伦理道德是朱熹的本质和大纲，如果把这点舍弃，便无法理解其中真正的奥秘。朱熹最重要的方法论“格物致知”在很多情况下被单纯地理解为去“格”外在具体事物而后明“理”，连王阳明也想去“格竹”明道，朱子学因格局广大而囊括万物，然而这样理解却只得皮毛。朱熹说过：“物格知至，则知所止矣。”[1]399“格物”的目的是“知所止”，可以看出其本意在明德。朱熹所说的“物”，更多的是指一些道德范畴的东西。相应地，他提出了读书信古、论古今人物、评判应接事物这三条穷理途径，和科学求真没什么关系，而是与自身的道德修养密切相关。正因为精髓在道德伦理，朱子学说才渐渐为官方正统所标榜。到了阳明心学这里，道德本体显现得愈发强烈。“人伦”在阳明思想的形成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说“良知”的核心就是“人伦道德”。王阳明早年经历了沉沦的“五溺”时期，曾崇拜渴望一种逍遥游于世间、无拘无束的境界。然而，家人对自己的养育和付出使阳明心中永远都能感受到一股来自人间的温暖，这份情谊无法割舍、无法忘却，没了它，生命便暗淡无光。他终于觉悟到：“此孝弟一念，生于孩提。此念若可去，断灭种性矣。此吾儒所以辟二氏。”[3]143悟出佛教老庄的不足，转而笃信儒学。王阳明在晚年时提出“致良知”，这可以说是他学说的精髓之处。王阳明的“良知”是与“心”紧密相关的。良知是“心”的根本属性。良知无善恶之分，因为其善恶自辨，大概从根本上说也就是个“是非之心”。于是见到父亲便知道孝顺，看见小孩掉入井中便有恻隐之心。王阳明还说无论圣人愚人，心中的良知毫无差别，并且鼓励大家自信起来，不要把胸中的圣人给埋倒了。我们可以很容易地从“良知”这个道德凝缩物中体会出阳明心学道德本体的显著存在。结合王阳明早年提出的“心即理”“此心纯乎天理”，我们可以大胆引申来看良知即是天理，至善即是天理，而天理就是做人的准则，是做圣贤的道理，是遵循道德伦理的路径。在“格物”这个理学传统词汇的解释上更可以看出阳明学说的道德本体。王守仁早年循朱子格物之说，想通过格“竹”悟道，发现难求圣贤之路，后发明本心，主张先尽力把本心弄透彻通明。圣人只是能够尽心知性的，而不是无所不知的，世界的名物度数太多，不可能也没必要全部知晓，专注于外容易“玩物丧志”。王阳明遂把“格”阐释为“正”，把“物”阐释为“事”，就要求人们以良知之心去正自己的言行，不断地祛除心上的遮蔽。简单来说，就是先明道德，然后以之行事，不断修正。连启蒙运动领军人伏尔泰都认为伦理学是中国值得骄傲的学科，伦理道德在中国思想学术史上的不可或缺性可见一斑。

三、面对宋明理学两大特征的思考和升华

（二）本文第二节讲到宋明理学具有道德本体的特征，理论家们从宇宙生成等角度出发，相当努力地构建一套以“理”这一绝对精神为核心的体系，而笔者认为“理”的基本内涵就是伦理道德。宋明理学家所做的事情就是为了给道德披上一层合理的外衣，向人们传递真善美的观念，这也是学界经常称宋明理学为新儒学的原因。中国经历了很长时间的封建社会，其间虽然有很多现在看来禁锢本性的纲常糟粕，可是也不乏优秀且值得继承的美好道德，许多是延续了千年而在当今社会还时常被提起的。中华民族是极其重视道德的民族，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习惯用道德而非法律来评价事件。道德是隐形的，没有一板一眼的条款，其实我们也不会受到系统性的道德教育，可是中国人都会在潜移默化中沾染道德的元素，拥有道德的头脑，努力做符合道德的事情。这是很神奇的，仿佛中华民族就被这种无形的东西支撑着挺过了那么多艰难险阻，然而当别人问起道德的组成等类似问题时，我们却无法给出准确答案，只能用“真善美”的方向术语来搪塞，但心中对道德的的确确是有真实感知的。这里就涉及一个道德标准的问题，如果说没有官方成体系的道德准则来遵守，那么就有可能产生伪道德的现象，这是在钻道德自身的漏洞，有极大可能迷惑人心。这样看来似乎没有针对伪道德的解决方法，其实不然。笔者认为道德是生于人心的，即使以朱熹为首的理学家极力去树立一个“理”来作为伦理道德的象征，仿佛那一套纲常伦理就是独立于人类社会之外的绝对存在，可是笔者认为这都是为了维护统治和增强学说信服力的需要。发展到阳明心学那里，提出良知在人心，人人有良知，这才回归了本原。伦理道德不是游离于人类社会之外的存在，也不能说它是先于人类而存在，笔者认为道德是人的产物，是人性之光。阳明心学是对人类本体的自信，是对道德的自信，是对人心的自信。既然道德对中国人来说如此重要，如此难割舍，那么我们就应该有一种能辨别善恶的自信，这可以说是我们与生俱来的能力，是我们赖以生存的根本，公道自在人心。道德无形却强大，无声无息而无穷无尽。在中华大地上它永不过时，每代人都有责任去变局限为进步，今日的“中国梦”也需要道德的支撑来凝聚人心、共同奋斗。

笔者无法判定唯心中主理和主情二者孰优孰劣，只能说它们在自己的时代里都有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后面的学说因为受到前面学说的局限而会得到更多的进步，从人类发展的历史上看，个性解放的方向是不可逆的，人越来越有作为“人”的意识，会有更多适应自身独特的需求，毋庸置疑，这是每个个体所欣然看到的。不过也会因为新的视野盲区而产生弊端，比如明代公安派提出性灵后固然解放了思想，冲破了许多封建禁锢，但是“性灵”在衍变过程中愈发地倾向于欲望和世俗，导致许多优秀的传统没法得到有效的继承，人的思想混乱而没有追求，这显然背离了“三袁”的初衷。于是后面出现了纠正公安派之流弊的竟陵派，也有了明代最后一次由复社兴起的复古运动。兴久必衰，物极必反，任何事物的流变都是遵循这样的规律。人类的发展史是螺旋上升的，我们无法期待当下达成最为十全十美的境界，那样的话人类的生生不息、无穷无尽就没有了可能。每一种思想（尤其是影响广泛深远的）都有其存在的意义，不过都只能是相对的价值。笔者认为思想研究工作者们应该抱着实现更好的目标对待古代的各种学说，在思想史中找到变革的因子，发现前后的关联和各自的优劣，从而吸取进步的成分，得到有效的借鉴。

顺着精神思维方式这一点可以发现中华民族习惯性地拥有一股来源于内部的生存支撑，这种内力是关乎道德、关乎伦理的，道德伦理在中国人的内心中分量很重，上至帝王，下到百姓，影响着生活进程的各个方面，塑造着历史的社会形态，这在上一点已经提过，这里就不赘言。在困境和绝境面前才能看出一个人的本色，这时他的求解路径会看出最根本的支撑来源。中华民族在每一次大的艰难险阻来临之时，都是靠着强有力的精神支撑攻坚克难。例如近代在面临日本侵略者欲使中国亡族灭种的企图时，国人奋起反抗，发动声势浩大的抗日战争，坚持毛泽东主席的正确斗争路线，凭借着“小米加步枪”战胜了装备优良的日军。这一场以弱胜强的战斗震惊世界，再一次展现了中华民族团结一心、众志成城的强大精神力量。同时也证明外在的物质一经动荡便容易支离破碎，精神力量是永恒的，是牢固的纽带，这使得中华文明在日新月异的外部世界里绵延不绝，成为当今世界仅存的古老文明之一。如何有效地继承这种传统思维模式并得到有效的精神支撑，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是我们应该慎重思考的问题。

（一）笔者在文中谈及的客观唯心和主观唯心的范畴都是后来从西方传来的概念，在古代中国是没有的，大体而言笔者可以将二者归入精神这一层面。不过有趣的是，在陆九渊的心学出现之后，这股异样的火苗非但没有被掐灭，在后来朱陆合流中成燎原之势，直到出现阳明心学，“精神”的意味就有点变化了，没那么绝对，没那么客观，反而有点情感因素，有点个性成分了。在文中的第一节提到，陆学之后，“心”的发展势头猛烈，成为挥之不去的存在，这大概是以朱熹为首的“主理派”没有想到的。因为文学离理学很近，受其影响很深，所以笔者以明代文学思潮来阐释这一演变。明代文学思潮发展史上存在许多流派，大方向上有三次复古运动和在“后七子”之后以“三袁”为首发起的性灵风潮。笔者在研究了解各个流派的思想著述和活动后，惊奇地发现，他们的学说中都或多或少地含有“情感”的因素。即使是呆板木讷的台阁体文人，其中也有较为积极的如宋濂等人在其著作中提出听从内心、抒发真情等主张。而且从整个明代思潮中出现的交替复古现象上可以看出，明代文人经历着情与理的纠结，他们在士人崇古的心理传统下渴望从学古中得到革新的因子，振兴文坛，可是经历了“前后七子”的挣扎后，复古的脚步还是渐行渐缓，甚至他们自身的思想都不能完全被古之“理”掌控。终于在公安派的带领下，性灵战胜了拟古，表达真情打败了遵守古法，在古典审美结构解体的轰然声中，人们的个性和情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解放。这时，我们回头看，当时理学的先驱们如周敦颐、张载等以及集大成的朱子，其初衷是通过哲学化理论化的阐释构建一套成体系的学说，核心是绝对精神，从而用来解释这个世界的种种，来使天下太平、百姓安定、封建统治牢固。在他们之后的很长时期里士人和文人的思想受到了理学的严格禁锢，可是反道学的暗流却从未中断。这个过程有趣而耐人寻味，难解释却不乏合理之处。影响的因素很多，总的来说我们可以看做是思想演变规律在起作用。同时，笔者想要强调的是，虽然理学的开端和后面思想的发展大相径庭，可是，理学使得人们开始了对自身主体价值和地位的思考，并且上升到了哲学理论化的高度，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打开了人们的思维之门，进而发展到了后来的抒发真情、张扬至情。

（四）笔者认为宋明理学学说中的“理”可以追溯到道家提出的“道”，“道”高于天，万物皆因其生。这里的“道”，是一种主宰，是规律的象征。庄子认为“道”是实际存在却不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实在物体，是抽象层面上的，却非主观臆造的，是与宇宙世界有着密切关联的。宋明理学接受了道家的元素，其所提出的“理”与道家的“道”有很多相似性，他们都可以看作是一种绝对精神，是由人创造发现的，它们都代表着各自学说体系中的最高范畴，其地位是威严而不可撼动的，它们都是从人与自然的角度出发而得到的，都符合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对之后的社会都产生了相当久远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道”和“理”看似不着实际，其实不然，它们是关乎这个世界的，是贴近人类和其他一切物体的，是抽象而不虚幻的。老庄鄙弃世俗不堪却不是厌弃现实人世，宋明理学家执着于哲学探求却非不顾现世人生。他们的学说理论是基于现实、高于现实、归于现实的。肉眼不及，靠渐渐宁静的内心去洞察那些潜藏的光明。

内陆河，也叫内流河，是指由内陆山区降雨或高山融雪产生的，不能流入海洋，只能流入内陆湖泊或在内陆消失的河流。新疆的塔里木河是我国第一大内陆河，也是世界第五大内陆河。世界第一大内陆河是俄罗斯的伏尔加河。

（三）在宋明理学早期的发展中，先辈们从宇宙发生论出发来建构学说，最后都默契地步入唯心的路数。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张载已经提出“气”作为现实存在的物质的第一性，而又把“‘气’所具有的运动变化功能‘神’冠上神秘主义的色彩”，[1]104从而赋予源于“神”的“天道”双重性质，为唯心主义打开了突破口。明明研究过现实物质状态的规律，却最终都归入精神类的东西，其根本原因是这些学说代表的是地主和士大夫的正统思想，这些人都或多或少与封建政治相关联，他们建构学说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不是探索客观物质世界的神秘和规律，而是通过对义理的阐释寻求一种高高在上的绝对精神，以此来稳固现实的秩序规范，这是中国古代文化人群体的共同点，宋明理学所不同的是将其上升到了抽象的哲理层面，其学说更具有系统性和逻辑性。我们不能证明这些理学家对现实客观世界的完全忽略，“格物致知”的解释尽管多样，但都无法回避“物”，信奉“心外无理”的阳明心学也得顶着“知行合一”的头衔在世上磨炼。“精神世界”是这些理学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他们学说的血液，那么外在的东西就只能成为微不足道的附庸。解读宋明理学史上的观点主“内”弃“外”才能得其精髓。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在理学史的演进中，人格化的天帝渐渐被抛弃，代替他的是一种更为抽象的绝对精神，这和西方的形象思维大有不同，如此将精神世界放在首要突出位置，体现出中华民族独特的思维方式。我们的先祖们不着眼于一草一木去探求真知，而是上升到抽象的层面，追求本质的东西，擅长抓住“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这样的极点，从头挖掘，归入无穷。这就印证了我国古代即使出现了四大发明也没有利用在技术生产和科技钻研上，以致在近代没有出现工业革命，落后于世界的发展，可是我们的先祖在对“天”“人”“性”“理”等涉及人与自然的总体词汇上完成了细致精密的阐释，对人在这个世界上的存在有着独特的见解，虽然今天我们还有绝大部分没有搞明白，可是其内涵的博大精深始终吸引着有志于此的人才去努力解读。这样的思维方式有其强大的优势，完成总体上的认知再面对其他事情就如“舟之有舵，一提便醒”，挂上云帆，才能横渡沧海！而反过来从细枝末节处出发，就如井底之蛙，不见广阔蓝天，心胸狭隘，寸步难行。中华儿女应该对属于本民族的思维方式有强大的信心，这对我们处理日常生活琐事和实现理想起到积极作用。

“不能等了，同志们。现在，唯一能做的是破开北坝泄洪，阻止洪水漫坝，保住南坝、东坝不溃，这两个坝下面住着成千上万的人，北坝下游是山地，没住人，最坏的结果，破坝后砂流冲进十里开外的河里，造成严重污染。现在是凌晨5点，我已通知了县委林书记，告诉他决定由我做出，我负一切责任。很可能现在，林书记在赶来的路上。现在布置排险，所有人马上撤离，我负责破坝。”

然而，宋明理学绝非道家学说，应该指出的是，“理”和“道”有着很大的差异。“道”更倾向于上升到天地自然的层面，独立于人世，而“理”则想落实世间，给人们带来可靠的行为准则；“道”是不愿多谈及道德伦理的，因为它认为道德是人间的条条框框，约束得多了就没法逍遥游行，而通过上面的论述可以得出“理”是具有永恒道德本体这一结论的，等等。二者作为中华民族优秀的精神财富，对二者的比较研究也是日后学界可以进行的工作。

结语

在宋明理学的漫长发展长河中，我们很容易地捕捉到其唯心主义的特征，并能看到道德本体的辉光。这些不仅是属于宋明理学的，更是中华民族思维模式的重要元素，渗透在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对此我们应该辩证对待，唯心意味着感性大于理性，伦理道德也会有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性，但是究其精髓本质，无疑是具有正向价值的，这些老祖宗的智慧结晶是需要今人去理性继承的。

2017年，我国卫生和社会工作行业固定资产投资额达到7327亿元，比上年增长18.1%。在固定资产投资的促进下，健康旅游产业项目正在加快建设。如浙江舟山，健康旅游项目已开工19个、签约19个、在谈35个，涉及特色医疗服务、高端康体养生、海洋生物医药等领域，已投资755.6亿元。海南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已通过评估项目39个、开工27个，涉及高端医疗、健康管理、医学科研等，开工项目用地面积1948亩，总投资额210亿元[7]。以项目建设为载体，以资本运作为纽带，健康旅游产业的发展潜力日益显现。

参考文献:

[1]侯外庐,邱汉生,张岂之.宋明理学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

[2]王守仁.王阳明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3]（日）冈田武彦.王阳明大传[M].重庆:重庆出版社,2015:143.

[4]钱穆.阳明学述要[M].台湾:九州出版社,2015.

[5]钱穆.宋明理学概述[M].台湾:九州出版社,2010.

[6]张立文.宋明理学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7]蒋维乔.宋明理学纲要[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7.

[8]廖可斌.明代文学思潮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

[9]罗宗强.明代文学思想史[M].北京:中华书局,2013.

[10]陈来.宋明理学[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11]吕思勉.从宋明理学到阳明心学[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7.

[12]杨立华.宋明理学十五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13]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M].上海:三联书店,2008.

[14]朱熹.近思录[M].北京:中华书局,2011.

[15]程颢,程颐.二程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4.

[16]钱穆.宋代理学三书随札[M].台湾:九州出版社,2011.

[17]陈来.朱子哲学研究[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18]黄宗羲.明儒学案[M].北京:中华书局,2008.

[19]方尔如.王阳明心学研究[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89.

[20]陈来.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

[21]钱明.阳明学新探[M].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