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报科学杂志创刊人是什么

据悉，日前三联书店创办《新知》杂志并发行试刊，同时这也是三联书店创办的第三部本杂志 。新杂志主编苗炜谈到，现在办杂志太难，他自己也不确定人们是否还需要这样一本杂志。苗炜：希望撰稿者对写下的每个字都有把握办《新知》杂志是三联人很早以前就有的想法，这一次是去年10月提出的，前日开会时他才知道自己将担任新杂志的主编工作。目前杂志的很多具体工作苗炜也还在思考中，他说现在一本杂志印刷成本就要5块钱，发行成本要一两块，还没有开始编，已经有六七块钱的成本了。定价目前还没确定，可能在15元到20元之间。“我就想到底印什么东西才值得花那么多钱去做它，现在新媒体也很发达了，人们想得到什么信息他努力的话就能得到。”目前苗炜给《新知》的定位是一本智识生活杂志，文章的特点首先要有智识生活的意味。“我的智识生活和精神生活未必和现实世界有太多的联系，就以往的书本，艺术，某些科学的进步，可能和这些有关，而未必和新闻事件有关。办的侧重点就在智识生活这一块。”《新知》杂志内容的划分目前暂定为，科学的内容占20%，其他还包括了艺术、电影、戏剧、人物报道等，苗炜说里面翻译的内容会比较多，他也希望为这个杂志写稿子的人，能对自己写下的每个字都有把握。董秀玉：办新知杂志是我的梦想，早在她还没退休前，三联就有意做新知杂志，“我退休的时候首长说，你有什么要求嘛？我说那就先把新知刊号给我吧。他说你都退休了还想要办新知？我说是啊是啊，这是我的一个梦想”。“如今《新知》真的要办起来了，董秀玉很高兴，她说三联书店就是读书、生活和新知，所以她只希望办三个刊物，可以和出版互动起来。”新知在这个时代也是很重要，这是一个心情，是我很久的愿望。但是现在说实在话，这个时代，纯粹的刊物创刊已经不太容易了，难度比以前更大，我希望他们有一些创新的思路来办，可能会更有效果。“以前董秀玉就和三联同仁构筑过理性中新知杂志的模样，他们认为这本杂志应该是带有人文和科学的性质，但范围应该放得更宽，适合中等程度的读者来阅读。“我觉得三联从来不是高高在上地做学术，学术是我们的品牌和基础，但是我们还是要考虑大众层次和中等文化程度的读者，新知就是大众的读物，但三联的大众和一般的不一样，我们还是有文化大众概念。”时代的变迁让董秀玉也认为这本新杂志对主编的要求更高，因为这个时代不能只讲人文，还必须有科学，包含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而这种丰富性，对主编的挑战比较大，会要求主编的知识面、兴趣、资源都要更丰富。谈到杂志主编苗炜，董秀玉说：“我觉得苗炜会做出一本不一样的杂志来，可能和我想的完全不一样，我也会很高兴。”对话苗炜“就是希望它能活下去”新京报：你觉得《新知》和市面上其他综合性杂志的区别在哪儿？苗炜：不太知道，我没那么强的自信。现在媒体在办杂志的时候，我总疑惑那些信心满满的事。杂志的风格就是一直在找，试刊就是磨合寻找最好的呈现方式。新京报：杂志的出刊形式是什么？试刊大概会持续多长时间？苗炜：月刊。也没定，几个月吧。新京报：试刊第一期的内容是什么？封面构想是什么？苗炜：可能和学习有关，继续学习，网上的开放课程。新京报：对读者或市场有什么期待吗？苗炜：说不上来，我觉得就是希望它能活下去呗。新京报：那你觉得让一个杂志能活下去的环境是什么样的？苗炜：最好是有钱。新京报:这本杂志的资金来源是？苗炜：就是三联。新京报：你怎么理解智识生活？苗炜：我自己的感觉是一个人到了40岁左右，可能就对每天都在发生变化的事关心不过来，他可能更在意一些长久不变的事情，比如关于理性的进步，人们总是要寻找一种安全感和认同感，我觉得新知可能是这么一个东西，让人们看到知识和理性的力量。新京报：春节后试刊的具体日期定了吗？苗炜：三月初。看来，这份《新知》杂志很快就可以和读者朋友们见面了。

不论是西方国家，还是中国，情报学的形成与发展是同它们的情报活动、情报工作和情报事业的发展紧密相联的。现代情报学理论与活动主要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是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产物。CE香农的“信息论”、N维纳的“控制论”、电子计算机的诞生分别为情报学奠定了理论和物质基础。情报学的发展历史可分为4个阶段：孕育与形成阶段(40年代中至40年代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西方工业国家的科学技术发展使情报学有了诞生的社会需求和基础。以德国、英国、美国和苏联为主的一些国家积累了大量需要处理和利用的科技文献资料和科研成果；西方国家对研究与开发的投入大大增加；计算机问世并被利用于文献加工领域；新的学术思想活跃以及新的学科不断诞生。这些因素成了孕育与形成情报学的强大力量。情报学最初阶段的理论基础是美国和英国的科学家V布什和SC布拉德福奠定的。前者于1945年发表了“诚若所思”一文，首次提出了机械化检索文献缩微品的设想；后者于1948年发表了“文献工作内容的改进和扩展”一文，强调了自19世纪90年代以来蓬勃发展的文献工作到20世纪40年代所面临的必须革新的局面。二者的结合铸成了文献工作向情报学的历史性转移。这一时期，情报学发展的最重要国际活动是1948年英国皇家学会召开了国际科学情报会议。 在这一阶段情报学已初步形成了研究体系和内容：情报组织，情报贮存与检索设备，机器翻译和情报需求。美国人M陶伯、CN莫尔斯、A肯特、HP卢恩等人相继研究出单元词索引、叙词索引、组配索引、题内关键词索引以及定题情报服务的原理或装置，给情报检索技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英国人布拉德福和BC维克里于50年代前后分别对文献分布理论、RA费尔桑对分类检索理论、CW克莱弗登对检索系统性能的评价问题分别作了研究。1957年是这一阶段中具有转折性意义的一年。美国科学家C柴瑞宣布在美国把各种各样的交流研究与活动统一于情报学。同年，在美国，情报手工检索开始越来越多地转为计算机检索系统。情报学作为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的性质自此开始越来越有力地显露出来。中国情报学起步稍晚，始于50年代。1956年中国科学院建立了科学情报研究所，标志着中国科技情报事业的开始。1957年出版了《科学情报工作 》杂志( 后改名“科技情报工作”) 介绍国内外情报工作现状与发展，引起学者们探讨情报工作理论的兴趣，是中国情报学研究的开端。1958年，该所归国家科委领导，改名为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既为领导决策提供参谋服务，又面向全国各研究单位、高等院校及厂矿企业。同年，丁柯等人为了整理情报资料的需要，研究、引进并编译了国际十进分类法，这是情报部门研究情报理论的早期活动。1958年召开了全国科技情报工作会议，首次提出了科技情报工作的“广、快、精、准”指导方针。1958年中国已开始出现情报述评和分析，在此基础上，逐渐发展成为具有中国特点的情报研究工作，其成果具有综合性、战略性和及时性的特点。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还于1958年创办了中国科技情报大学，后并入中国科技大学，设立了情报专业。发展与壮大阶段(60～70年代中期)就国外先进工业化社会而言，情报学在这一时期已成为一门成熟的而且仍然在不断发展的独立学科。它的研究对象、 内容、体系、研究方法和手段、系统与网络实体、 同其他学科和工程技术的交叉程度都变得更为广泛、严格和复杂。1979年由英国、美国、联邦德国、法国、日本和苏联6国情报学家所举行的亚特兰大“情报科学研究计划圆桌会议”称这一阶段为情报学的实用研究阶段，重点在于发展适用性情报技术，支持国家情报系统的建立，支持和加强专业化情报服务系统，解决情报用户与情报系统之间相互作用和关系问题。例如1961年美国化学文摘社用电子计算机实现了“化学题录”的自动编排。1962年美国国家航空与航天局建立了计算机化的RECON情报检索系统。1964 年美国国立医学图书馆建成了MEDLARS 医学文献分析与检索系统，并于1971 年将该系统联机化。1972年洛克希德公司的DIALOG、系统发展公司的ORBIT、1976年书目检索服务社(BRS) 的联机检索系统相继投入使用。它们在用户与数据库之间架设桥梁，促使联机系统广泛应用。与此同时，在理论上也出现了相应的发展，如美国的E加菲尔德发明引文索引并于1961年试编成了《科学引文索引》。D S普赖斯侧重从历史与社会学观点来研究科学情报，于1961、1963年分别出版了《巴比伦以来的科学》与《小科学、大科学》两书，为文献计量学的发展作了奠基性工作，并提出了科学文献指数增长定律与衡量科学文献老化的普赖斯指数。米哈依洛夫等人于1965、1968、1976年分别出版了《科学情报原理》、《情报学基础》、《科学交流与情报学》3本书，大大丰富了情报学理论。1970年美国T萨拉塞维克编出了《情报科学导论》，用文集形式系统介绍了美英学者对于情报交流与情报技术的一些观点。G索尔顿在美国康乃尔大学进行了用加权词方法的自动标引方案试验。上述研究与实践标志着情报学在60～70年代已进入了它的发展与壮大时期。它是以情报技术的发展与联机情报系统的建立为特征的。在西方国家的情报学发展和壮大的这一时期，中国的情报学只在60年代初期经历了短暂的发展。1962年袁翰青与曹昌等10多位学者编写了“科技情报工作讲义”，为创立中国的情报学理论作了可贵的尝试。60年代初期有关文摘的大讨论和分类法还是主题法的大讨论，经过争鸣，肯定了自编文摘的方向，加深了对两种方法优缺点与应用范围的认识，活跃了学术研究气氛。同期，还建立健全了中国情报刊物体系，提出了3大类，9小类的理论。1963年，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成立了情报方法研究室，购置了布尔检索机，进行机械检索与计算机自动翻译等的试验与研究。这是中国有计划地研究情报学的开始。在情报交流方面，在全国范围内兴起了情报网站，通过召集会议，出版刊物，举办培训班等开展情报交流，在某种意义上起到发达国家情报系统的作用。因受“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和影响，1966年至70年代初，中国情报学研究陷于停顿。提高与充实阶段(70年代末期至80年代)随着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和高密度信息存储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情报学的研究范围和深度大大拓宽和提高。情报学及其研究成果已被国际社会视为人类信息化社会的理论和物质基础的一部分。在这一阶段，情报学重点面向国家和国际联机情报检索系统及网络的“设计与开发”，情报学基础理论，情报学与信息化社会。 在基础理论方面，英国BC布鲁克斯发表了《情报科学基础》连载论文，提出情报学要研究主观精神世界与客观精神世界相互作用的观点。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情报科学技术处制订了加强情报科学的理论基础和情报技术与系统的计划。肯特开始研究情报传递的经济学。FW兰开斯特“无纸社会”的观点，F马克卢普开始研究“以科学/学术交流为基础的综合数据库”，为未来的情报系统与技术提供必需的理论结构。与此同时，跨越国界的情报联机检索系统发展迅速；CD-ROM技术、光盘技术、电子出版物、电子邮政在信息存取和传播中广泛应用。情报科学面临着信息革命和信息化社会到来的挑战，从而进入了全面提高与充实的发展阶段。1978年以后，中国迎来了科学的春天，情报学也进入了繁荣的局面。1978 年中国科学技术情报学会成立，1982年《情报学报》创刊。到1990年底该学会共举办学术讨论会59次，收到论文4904篇。各省市区、各部委科技情报学会(分会)先后相继成立。《情报科学》、《情报学刊》、《情报理论与实践》等杂志陆续出版，使情报学研究十分活跃。1978 年后，武汉大学、北京大学、吉林工业大学等数十所高等院校开设了情报学方面的专业，并编出了“情报学”、“情报学概论”与“科技情报工作概论”等有一定学术水平的教材或专著，培养了不少毕业生与研究生。不少科技情报所与大专院校已设立情报学专门研究机构，它们在情报政策、情报需求、情报产业、情报教育等课题研究中获得了一定成果。中国情报学从一开始发展就注意与国外的交流与合作，吸取先进经验，推动国内情报学研究和科技情报事业的发展。1978年第一次翻译出版了西方国家的情报学图书《情报学浅说》；1979年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与联合国教育、科学和文化组织合作举办了中国第一个计算机情报检索培训班；1984年国际联机情报检索终端首先在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建立。已在近50个城市中配备终端110余台，检索课题已超过3万个。各级情报机构已配备大中小型计算机70余台，微型机1000多台，从事情报检索系统与数据库开发应用服务与维护的人员达4000人以上。中国科技情报系统已自建各类数据库300多个；引进国外文献数据库达到50多种，累计已提供3万余个课题的检索服务。随着中国科技情报事业的发展，情报学在中国已逐渐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并已开始跟上国际情报学发展的步伐。其标志是：确立了自己的研究对象与基本概念；研究内容不断拓展与加深；研究方法开始定量化;有了近千人的研究队伍和一批有影响的代表人物；有了专门的学术机构、专著和刊物，在高等院校设置了相应的科系或专业，培养了自己的研究生。1991年开始招收博士生。情报学作为一个新兴的、生命力很强的交叉学科正在中国学术界赢得越来越重要的地位。